近东危机期间奥匈帝国的巴尔干政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东论文,巴尔干论文,帝国论文,危机论文,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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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5～1878年的近东危机，是由奥斯曼帝国西北边陲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两省的基 督徒农民先后爆发反土民族起义引发的。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对起义给予热烈的同情和支持，起义在奥匈境内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伏伊伏丁那引起巨大反响，为此， 奥匈一度宣布边境进入特别戒严状态。
巴尔干局势引起奥匈的不安，就在黑塞哥维那起义之初，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曾向土耳其政府声明：他把这些骚乱看作是土耳其的内政[3](P104)。他希望土耳其军队镇 压起义，决不愿看到斯拉夫人获得成功。但是，安德拉西的立场在1875年是不现实的。 其一，土耳其无法控制事态发展，起义呈蔓延扩大趋势；其二，奥匈帝国的军界、教权派和封建集团希望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其三，俄国作为奥匈争夺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自彼得大帝以来，一直把夺取两海峡控制巴尔干做为在近东扩张的目标，在列强之中野心最大。近东危机期间，俄国把自己打扮成斯拉夫人的“解放者和保护者”，希望借此实现在巴尔干的优势。奥匈特别担心俄国确立在巴尔干的优势，那将危及奥匈的南侧安全。
鉴于1866年战败后，奥匈实力严重削弱，要想在近东与俄国竞争，无论在外交上或军事上都不能单独行动的这种状况，安德拉西认为可在三皇同盟的框架下与俄国合作，以掌握巴尔干事务的主导权，防止俄国采取单独行动，保证奥匈的巴尔干利益。
俄政府也不想因巴尔干事务与奥匈发生严重冲突，认为两国之间可以保持这种合作。奥俄协调外交得到三皇同盟的另一成员德国的支持，19世纪70年代，德国在巴尔干虽没有直接利益，但近东危机有可能使奥俄矛盾激化，那将危及三皇同盟。三皇同盟之间的关系，对德国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俾斯麦积极支持奥俄在巴尔干合作，以保持三皇同盟的巩固。
奥俄协调外交的基调是维持巴尔干现状，和平调停巴尔干问题，其途径是建议土耳其政府在巴尔干进行改革，以此平息起义，避免这次危机。于是，奥匈外交大臣安德拉西拟定了1875年12月30日的照会，列举了在波黑实行改革的方案，内容包括宣布宗教自由 ，放松税收限制等。照会经《巴黎和约》签字国政府同意后要求土耳其政府实施这些改 革，土耳其政府同意在波黑两省实行改革，但起义者要求列强对改革付诸实施作出保证 ，否则拒绝接受，安德拉西的努力受阻。为此，1876年5月13日，安德拉西、俾斯麦和 俄国外交大臣哥尔查科夫联合拟定《柏林备忘录》，备忘录基本上反映了奥匈的思想， 重申了安德拉西照会的改革内容，还暗示要以“一个已经改善的现状”[3](P111)为条 件，否则三国将采取“制裁”措施。备忘录得到了法国和意大利的同意，但受到英国的 抵制。英国不愿看到三皇同盟左右近东局势，更不能容忍俄国在巴尔干争夺中处于优势 地位，危及英国的海峡利益，因而坚决拒绝备忘录，并怂恿土耳其反对三皇的要求，结 果土耳其政府不接受备忘录。这场外交周旋亦未成功。随着塞土战争的临近，奥俄和平 解决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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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土战争爆发后，从奥俄莱希斯塔特口头协议到布达佩斯专约的签订，标志着奥匈维持巴尔干领土现状政策的结束，预示着奥匈巴尔干政策的转折。
1876年6月30日，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对土宣战，其官方目标是“解放基督教民，而 近期的和直接的目标是解放处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塞尔维亚人民”[4](P453)。塞土战 争使近东危机扩大。奥匈很想对塞尔维亚进行干涉，以阻止塞尔维亚支援土耳其境内起 义的斯拉夫人，但是又不想同俄国发生冲突。
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塞土战争开始后，1876年7月，奥皇弗兰茨·约瑟夫偕同安德拉西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哥尔查科夫在波希米亚的莱希斯塔特进行会谈，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根据协议，双方约定“当前”应当遵循“不干涉原则”。如果土耳其人获胜，两国“将要求恢复塞尔维亚战前的现状”，并在波黑实行改革。如果塞尔维亚人获胜，“两大国对成立大斯拉夫国家一事将不予以协助”[3](P117)，俄国得到巴统和比萨拉比亚西南部。关于波黑两省，奥俄两国的口授记录存在很大歧异，奥匈文本将波黑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划归了自己，塞门两国只取得一小部分；俄方文本将波黑两省的大部分地区 分给了塞门两国，奥匈只得到波斯尼亚的小块领土。虽然两国的解释存在分歧，但通过 这个妥协，奥匈排除了因塞门两国胜利而在波黑地区产生一个大斯拉夫国家的可能性， 俄方也得到了奥匈在塞门两国战败时仍旧维持其领土现状的承诺，更值得注意的是，双 方在巴尔干现状破坏时，就各自取得补偿达成了初步谅解。
然而，塞尔维亚对土战争出师不利，随着塞尔维亚战局的日益恶化，俄国可能进行军事干涉，以捍卫其在巴尔干的利益。这就使莱希斯塔特会谈时奥俄约定的不干涉原则失去意义。面对俄国可能进行对土战争的前景，安德拉西派明希男爵前去探询俾斯麦对奥俄分歧的态度。俾斯麦暗示，德国不会为了奥匈的巴尔干利益而跟俄国发生冲突，他极力主张奥俄就瓜分巴尔干达成协议，以维持三皇同盟。
就奥匈而言，因其实力较弱，没有德国的支持，无力同俄国较量。而且，出于对斯拉夫人的敌视，奥匈也不能接受和俄国合作对土进行军事干涉的立场。因此，安德拉西愿意讨价还价，同意在莱希斯塔特协议的基础上与俄国达成妥协。俄国为避免孤立和重蹈克里木战争的覆辙，也试图弄清楚，一旦发生对奥战争，德国是否保持中立。俾斯麦指出，“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保持两大君主国之间的友谊”，如果“俄国和奥地利之间不能维持和平，那么尽管我们可以容忍我们的朋友在相互敌对的战争中有胜有负，但是我们不能容忍两者之一受到如此严重的损伤和祸害，以致使其独立的、在欧洲具有同样发言权的大国地位受到威胁”[5](P165)。俾斯麦的保留态度暗示，德国不支持俄国反对奥匈，也不允许俄国击败奥匈。因此，俄国必须与奥匈就已经改变的巴尔干形势达成妥协。
1877年1月15日两国终于在布达佩斯签订了密约，即所谓布达佩斯专约。专约规定，在俄国对土耳其作战时，奥匈帝国保持中立。其交换条件是：奥匈帝国军队有权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同时，奥匈帝国担保不向罗马尼亚、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门的内哥罗方面扩大军事行动，而俄国也不得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方面扩大军事行动。在3月18日的补充专约中规定，俄国收回比萨拉比亚西南部，并确认了莱希斯塔特协议关于不许在巴尔干建立斯拉夫民族大国的条件[3](P138—139)。
通过布达佩斯专约，奥俄达成了避免冲突的妥协，奥匈为自己的中立获得补偿，并力图限制俄国所获得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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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4月，俄国向土耳其宣战。从俄土战争爆发直到柏林会议，安德拉西履行了保持中立的诺言。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后，俄国单方面违约，奥匈展开多轨外交，以加强自己在未来近东事务安排中的地位。
俄土战争爆发后，奥匈遵守了在布达佩斯专约中对俄国的承诺，德国也保证善意中立 。唯英国予以谴责，并宣布有条件中立，为保证英国在君士坦丁堡和海峡的利益，英国 建议英奥合作，共同阻止俄国势力的推进。安德拉西认为，在未来的近东事务安排中， 奥匈需要英国的支持，因此愿意与英国谋求谅解，但不反对“俄国用武力解决它与土耳 其的争端”[6](P32)。原因如下：其一，君士坦丁堡和海峡对奥匈来说并不怎么重要， 奥匈所希望的是确立西巴尔干的优势，两国利益的侧重点不同；其二，只要俄国遵守布 达佩斯专约，奥匈就没有理由干预俄土战争；其三，奥匈军队虽可袭击俄国多瑙河军队 后方，并易取得胜利，但之后奥匈就要冒与俄国发生一场大战的风险，奥匈无意与俄国 进行一场“生死搏斗”[6](P32)。因此，安德拉西既愿意与英国合作，但又保持独立。 双方在抵制俄国势力扩张方面达成了有限谅解，这为此后奥英合作留下了回旋余地。
1878年3月3日，土耳其在败局已定、俄军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情况下，被迫同俄国签订圣斯特法诺条约。该条约的核心部分是建立一个由俄国保护的“大保加利亚”，其领土北起多瑙河南至爱琴海，东起黑海西至阿尔巴尼亚的奥赫里德湖，该公国由俄国军队占领两年；另外条约规定在波黑实行改革。奥匈认为，一个自治的大保加利亚违背了奥俄两国关于不建立大斯拉夫国家的谅解，波黑问题的处理也与布达佩斯专约相抵触。奥匈对此不能容忍，奥俄矛盾激化。
为阻止俄国确立巴尔干优势，保卫奥匈的利益，奥匈政府采取了较为明确的措施。第一，安德拉西建议召开国际会议讨论圣斯特法诺条约的修改问题，并就该条约的修改与俄国谈判。谈判中，奥匈政府坚决主张削减大保加利亚版图，不仅想占领波黑两省，而且包括占领新帕扎尔，企图把西巴尔干划为奥匈的势力范围。俄政府认为奥匈要价太高，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第二，与英国合作。大保加利亚的建立将使君士坦丁堡和两海峡处于俄国的控制之下，这严重损害了英国的利益，英国也要求修改条约。奥匈政府利用英俄矛盾的加深，与英国联手反对俄国，两国甚至不惜以战争相威胁。6月6日，奥英两国就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采取共同行动达成了协议，两国政府约定不允许把保加利亚领 土扩大到巴尔干山脉以南，并且规定俄国占领保加利亚的期限为6个月。英国则保证支持奥匈对波斯尼亚的要求[3](P162)。第三，俾斯麦的态度对奥匈外交来说也是一个重 要因素。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后，奥俄矛盾激化，三皇同盟濒临崩溃。俾斯麦认为保留 奥匈的独立与大国地位是牵制法俄、维护欧洲秩序的重要环节。因此，他一改积极支持 俄国发动对土战争的立场，声称在东方问题上他只是一个坐收渔利的调停人，实际上却 站在奥匈一边，支持奥匈对波黑的要求。因此，圣斯特法诺条约签订后，安德拉西在英 俄之间的外交斡旋，加强了奥匈在即将召开的柏林会议上的外交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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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年6月13日～7月13日，国际会议在柏林召开，俾斯麦主持会议。会议签署了柏林条约。柏林会议以国际条约的形式确认了奥、英、俄三大国对土耳其的瓜分，它标志着近东危机的结束，却并没有解决东方问题。
在柏林会议上，奥匈赢得了“体面的和平”。其一，大保加利亚被取消，并把它肢解为三部分：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公国；东鲁米利亚成为一个半自治省(实行行政自治，苏丹有驻军权)；马其顿仍归土耳其统治[2](P51)。其二，奥匈在英德支持下获得了占领波黑两省的权利。持续三年的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对奥匈内政和外交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奥匈在巴尔干的势力大为增强。柏林会议后，根据1879年4月签订的奥土协议，奥匈出兵占领了从法律上说主权仍属于土耳其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占领当局残酷镇压了穆斯林和部分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建立了行之有效的行政机构，以及效率很高的宪兵队。新政权在波黑得到了巩固，并在波斯尼亚修建了窄轨铁路网，其目的是想控制从波斯尼亚到萨洛尼卡的通道，为奥匈贸易打开“东进”之门，这暴露了奥匈向萨洛尼卡扩张的意图。另外，柏林会议后，奥匈加强了同塞尔维亚的关系，力图通过贸易政策 控制塞尔维亚，塞尔维亚暂时落入了奥匈的势力范围。因此，近东危机和柏林会议加强 了奥匈在巴尔干的经济和外交影响，有助于奥匈的南侧安全及对巴尔干其他地区的渗透 。同时，奥匈在巴尔干势力的加强“使南斯拉夫西部和东部之间加深了社会、社会结构 以及社会思想上的差别”[4](P456)，加深了巴尔干各民族间的分裂状态，对巴尔干民 族解放运动起了不少阻碍作用。
其次，在内政上，激化了奥匈帝国的民族矛盾。受二元制度影响，奥匈巴尔干政策本身存在着不和的音符。马扎尔贵族地主主张联德反俄，敌视斯拉夫人，他们并不想直接兼并巴尔干某地区，而把阻止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当成主要任务；奥地利资产者既希望向巴尔干扩张，又担心斯拉夫人的增加会危及他们的地位；军界、教权派和封建集团则主张占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到柏林会议召开时，就是否占领波黑问题，奥匈国内展开了公开而激烈的政治斗争，因为波黑境内有100多万斯拉夫人，所以造成了这样的局势：奥地利德意志人本应支持巴尔干扩张政策，但担心“斯拉夫人泛滥的危险”[7](P798)，会危及他们岌岌可危的地位而反对占领；对斯拉夫人大量涌入具有同样恐惧心 理的匈牙利保守势力和独立党也反对政府的对外政策；恰恰与此相反，斯拉夫各民族， 特别是捷克人却赞成占领，因为斯拉夫人数量的增加会巩固他们在奥匈帝国内的地位。 由于奥皇掌握着对外政策大权，他本人支持占领政策，所以促成柏林条约在奥地利和匈 牙利都获得了批准。但是，为了不打乱君主国内二元制度所确立的政治均势，波黑行政 机构被置于奥匈联合财政部管辖之下。这场政治斗争的结果是奥地利德意志自由派丧失 政权和安德拉西的辞职。
最后，在外交上，奥德正式走上结盟道路。柏林会议使奥俄、德俄关系交恶，三皇同盟实际上土崩瓦解。然而，1878年对波黑的占领已再次说明奥匈的利益在巴尔干，面对在这一地区与俄国发生冲突的可能，奥匈寻求结盟，其结果是在1879年奥匈与德意志帝国结成奥德同盟[8](P529)。该同盟主要是针对俄国的防卫同盟，盟约规定：如遇到俄国进攻缔约双方中的一方时，则彼此有互相援助的义务；如果遇到第三国进攻时，人们应保守善意的中立，一旦这个侵略者得到俄国的支持，善意的中立就变为积极的援助[9](P534)。奥德同盟以5年为期，后被一再延长至1918年。该同盟成为奥匈帝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奥皇从未对此提出疑问[2](P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