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子群论文,洋务运动论文,中国论文,时期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的产生和形成是中国古老的知识界在经过巨大的震裂以后急骤转变的结果。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欧风美雨的冲击，一大批封建文人、学者官僚在洋务运动的浪潮中，挺身冲出封建营垒，接受洋务新式教育或直接投身于近代的工商业、近代的政治、军事和科技文化事业中，由此产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洋务派官僚、洋务派知识分子、洋务学堂培养的生员和早期的维新思想家等各类人物。本文旨在通过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环境和条件的研究，阐述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在形成过程中的历史特征和地位，力求揭示近代历史转折关头新式知识分子群产生的必然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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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强烈地震撼了清朝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官僚士绅和社会中已经开始警醒觉悟了的知识分子。1861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刚刚结束，资本主义列强纷纷进驻了北京，清政府被迫开放天津、南京、九江、汉口等11处沿海城市作为新的通商口岸。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阵营中一部分官僚和社会上一些有识士绅纷纷提出了应变主张。李鸿章提出，“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外患之乘，变幻如斯，我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疾，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①]薛福成说：“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飙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恃其作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彼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之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②]他认为，自古“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环大地九万里，罔不通使互市，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③]如何抵御西方列强对中华民族生存的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开明官僚、有识士绅和督抚大员们启动了使中国走向近代步入世界文明的历史车轮。自“道咸以来，中国再败于泰西，使节四出，交聘于外，士大夫之好时务者，观其号令约束之明，百工杂艺之巧，水陆武备之精，贸易转输之盛，反顾赧然，自以为贫且弱也，于是西学大兴，人人争言其书，习其法，欲用以变俗”。[④]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一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艰难而曲折地开展起来。
为了造就精通西学的洋务人材，1862年7月，清政府在京师设立同文馆，开始只设英文馆，招学生10名，以后陆续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算学馆、格致馆等，学生也由初期的10人增加到100余人，开设的课程由最初的外语和汉文经学两门，又增开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地理、天文格致等。这是近代第一所培养洋务知识分子的综合性学校。此后，各式各样的洋务学堂在全国纷纷设立。1863年上海成立广州方言馆，1864年设立广州同文馆，1865年上海江南制造总局设立机械学堂，1866年福州船政局设立船政学堂，1881年天津开设北洋水师学堂。到1894年，在整个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共设立26所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大多数以西学为主，对学生进行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方面的培养教育，直接为近代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输送人材。洋务运动时期，各类洋务学堂究竟培养了多少生员，目前尚无确切统计，但从洋务运动后期军事、外交、工矿企业的技术骨干力量的出身分析，从洋务学堂毕业的生员占了相当的比重。
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清政府还不断地派遣官费留学生到英法美等国留学。1872年，清政府派陈兰彬、容闳率首批30名幼童赴美留学，1873年、1874年、1875年每年又派30名学生赴美，这是中国官派留学生的发端。1876年至1877年，清政府又从福州船政学堂挑选优秀生徒33人分赴英法两国学习，时间3年。1876年，李鸿章派武弁7人赴德国学习军事技术。1881年，李鸿章又奏派船政学堂的学生10人分赴美德学习。在办洋务的三十年中，清政府对外派留学生虽然人数不多，但这些人在欧美接受了近代科学技术知识，受到西方文明的影响，回国以后，倡导西学，加入了新式知识分子的行列。
在民族危难的刺激下，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或背叛了科举道路，投身于西学，逐渐转化成新式知识分子。江西无锡人徐寿与同乡华蘅芳在西方侵略者刚刚冲开中国大门，士大夫们睡眼未开，“徒知侈张中华，未睹瀛环之大”，依然迷恋于科举俗事而“皆耻言西学，有谈者诋为汉奸，不齿不类”[⑤]的时候，放弃举业，“专究格物致知之学”，“积岁勤搜，几数学、律吕、几何、重学、化学、矿产、汽机、医学、光学、电学，靡不究原委而制器尤精”。[⑥]咸丰初年，为了进一步学习西方传入的科技知识，徐寿和华蘅芳来到上海，师从于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后来学有所成，成为我国近代著名的科学家。郑观应、王韬、马建忠等人也是在国难当头之际放弃科举旧业投身于西学而转变成为新式知识分子的。在西学渐兴，中国传统的儒家经学面对旷古未有之变局无以应对之时，科举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了。彭玉麟在《盛世危言》的序言中说郑观应“少倜傥有奇志，尚气节，庚申之变，目击时限，遂弃举业，学西人语言文字，隐于商，日与西人游，足迹半天下，考究各国政治得失利病”[⑦]。郑观应在撰述自己的生平时写道：“应虽不敏，幼猎书史，长业贸迁，愤彼族人之要求，惜中朝之失策，于是学西文，涉重洋，日与彼郡人士交接，察其习尚，访其政教，考其风俗利病得失盛衰之由，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⑧]这两段史料记载了郑观应从一个追求科举的旧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化的历史轨迹。王韬出身于传统的儒学世家，他家世代“读书习儒业，有声痒序间”，他的父亲“著藉学官，邃于经学”，他本人18岁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县学，世人称其“文有奇气”。但是他“自少性情旷逸，不乐仕进，又不喜帖括”。他在自述其放弃科举道路时说：“时西人久通市，我国文士渐与往还，老民欲窥其象纬，舆图诸学，遂往适馆授书焉”，“荏苒至一十有三年”[⑨]。在同西人长时期接触交往过程中，王韬逐渐地放弃了科举道路，成为当时精通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马建忠在自述其转变时说，“外患方兴，内讧洊至，东南沦陷，考试无由，于汉文之外，乃肆意于拉丁文字”，“少长又复旁涉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与夫水光声电，以及昆虫草木金石之学，如是者五六年，进读彼所谓性理格致之书，又一二年，而后于彼国一切书籍，庶几贯穿融洽，怡然理顺，涣然冰释，遂于汉文无异”。[⑩]1876年他随同郭嵩焘出使英法两国，详细考察了各国的“公法和律例”，后来又考得了法国语言学、“格致”、“律师”、“政治”、“出使”诸科学位，成为当时通晓西学的先进的中国人。
在外侮日烈，民族濒临危亡的年代，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旧式的官僚文人向新式的知识分子转化也不乏其人。吴汝纶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他早年接受正统的儒学教育，具有相当深厚的旧学基础。同治七年（1868年），吴终于通过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先后出任深州知州、翼州知州等职。他的成长和入仕正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时代，与洋务派官员的广泛接触，他的思想深处开始了缓慢的转化。他与戊戍变法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严复有较多的交往，严复曾经评价吴为“平生风义兼师友，天下英雄惟使君”。[11]吴汝纶则对严复推崇备至，认为严“独执事博涉，兼能文章，学问奄有东西数万里之长，子云笔札之功，充国四夷之学，美见难并，钟于一身，求之古往，殆邈焉罕俦”。[12]吴还为严复的著名译作《天演论》、《富国策》、《原富论》作序予以肯定，足见他对西学的认同和接受。当后来的戊戍变法运动真正开展起来以后，他对“朝政焕然一新”感到十分惊喜，表示要采取实际行动跟上变法的步伐。他写信给家乡绅士李光仙等说，“风气大变，吾皖尚沾沾守旧，不能作新人才，此大患也”，并主张“智者谋事当先机独断，若至众同见，则已措手不及，今天下汲汲谋新，岂可默守故见”。[13]当维新变法运动夭折以后，京师尽复旧政如初，教育制又恢复原样，吴写信给李鸿章，斥责“时文最为虐政……谁为国家画此计者，其将不得善终乎？”[14]表达了他对旧的教育制度的愤慨和对新事物的惋惜。作为一个觉醒了的旧式文人他是力图摆脱传统成规的束缚，接受西式新学。1902年，他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同年出使日本考察日本中小学教育制度。回国以后，他即辞去总教习一职，返回故乡在桐城创办新式学堂，实现了一个旧式文人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新式知识分子的产生是在新旧两种教育制度的交替过渡状态中实现的。一方面，科举制度仍是清朝政府选拔和使用人才的重要制度，八股制文、小楷贴括仍是读书士人必修的学业，舍此别无进身之途。另一方面，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洋务急需大量的新学人才，清朝政府和各地方相继创办了各类新式学堂，对外派遣留学生，大量翻译西学书籍，为新式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创造了适宜的环境和条件。在两种教育制度并行的情况下，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必然要打上深深的时代烙印：他们一方面希望接受西学，投身于洋务事业，另一方面又受到传统科举之道的束缚；他们一方面想通过西学拯救中国于危难，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参加科举考试，以改善或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读书士人进身的途径除科举别无选择，一些洋务学堂培养出来的生员或留学回国人员，也必须重新参加科举考试才能取得入仕的资格。严复早年投身西学，他留学归国后长期在北洋水师学堂工作，只因职微言轻，“且不由科举出身，故所言每不见听”，转而又决心通过参加科举考试以改变自己的状况。在咸丰同治年间，“仕由异途进者，乡里耻之”；“乡人嫁女，必予秀才”，“新翰林乞假南归，所至鼓吹欢迎，敛材帛相赆，千里不赉粮；左宗棠“以举人参楚南戎幕，叙功至郎中，加卿衔，曾国藩、胡林翼、宗稷辰交章论荐，坚就不官，乃欲请咨会试”。[15]可见，在当时的读书人和一般社会观念中，科举之道仍被视为正途，有无尚尊崇的地位和荣誉。新式知识分子要冲破这种传统势力的束缚显得十分艰难，他们的成长道路必然充满了曲折和险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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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期中国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前进过程中从新到旧、从封建到近代过渡的产物。洋务时代新式知识分子群在其初生形态下就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二次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性结局，无情地打破了中国知识阶层常规的“夷夏之防”的中央帝国的迷梦及华夏文明高于藩属的优越感，旧式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华文明熏陶下形成的骄傲自大心理开始旁落，人们开始怀疑这种文化的有用性，即用一种比较客观的眼光审视中西文明的价值，传统的价值尺度在知识分子中发生了改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取向始终循着读经——科举——入仕的运作模式前行。古老的书院制度使他们养成了“重理义、轻易事”的价值观念。在治学上，“惟有笃信敏求如昔贤所云，穷理必极其精，居敬必极其至，喜怒哀乐必求中节，视听言动必求合礼，子臣弟友必求尽分”。[16]其主旨是潜心钻研儒家经书，加强自身修养，使自己的思想言行不超越礼法，不违背仁义道德之教。在做人上，也要遵循圣人仁义礼智教导，义理在旧知识分子中具有无尚的价值。他们认为治人之道，“抑末利而开仁义，然而义化可兴，风俗可移”，若“兴利废义，则人各私己，争夺风起，患不胜言”。[17]洋务运动兴起以后，出于“师夷之长技”的需要，大批青年涌入国内的新式学堂，甚至出洋留学。特别是洋务运动以来，近代工业在中国的发展，使得生产内容和生产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在沿海地区尤其是诸条约口岸，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新的生活选择的可能性，这对中国知识阶层传统的义利观、价值观是一种强烈的冲击。一些知识分子突破了传统的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的圉限，纷纷言商人之利，他们公开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为民族国家争利权，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如七十年代的郑观应、李璠、郭嵩焘都提出了“商战”说，认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通商二字尽之，“各国兼并，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兵之并吞，祸人易党，商之掊克，敝国无形”。[18]他们主张发展民族商业，提出中国只有以商敌商，发展商务，才能振兴国势，富强民生。洋务时期的部分知识分子不仅放弃了重义轻利的观念，而且开始重视工商业的经济利益，有些人还亲身参加了商业谋利活动。郑观应是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从事近代工商业的典型代表。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19]最终成为近代著名的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家。一大批知识分子被卷入洋务运动，从事近代工矿企业，他们在新的经济环境中，不断地涉取全新的经济生活技能和知识，也实现着自身从旧到新的转变。如贵州创办清溪铁矿局的过程中，候选通判徐庆沅、三品衔补用道候补知府曾彦铨、补用府湖北候补同知陈世卿、同治衔浙江候补知县王叔蕃、江苏补用从九品严润章、五品衔监生王庆禄等都以帮办、会办、文案等身份参与了近代企业的经营管理。洋务时期新式知识分子价值观念的转变反映了中国知识界在步入近代过程中一种进步的价值取向，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是在强烈的中西两种文明的碰撞中实现的。在中西科学技术、中西物质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对比反差中，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向近代转化，在知识结构上还体现了中本西末、中体西用的特征。1861年，冯桂芬在《采西学议》一文中提出，国人须“以经史等学兼也”，主张学习应以中国的经、史等学为主，兼学西学，“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20]他还提出学习西学的顺序和内容：“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今欲采西学，自不可不学算。”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对西学与中学的关系有过明确的表述。他在1864年致函总理衙门称：“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将中学的“明理”和西学的“精艺”加以区分，并且认为对西学只是“师其法”，以维护“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的中国文武制度这个根本。他在《幼童出洋肄业事宜折》专门论及学习西学问题时提出：“中学西学分别教导，将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异学。”[21]他的看法相当明确，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中表述的更为清楚，“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编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不可动摇，是本；而西学不能说就是“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犹如急病不得不用治标之方，是末。1862年，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以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即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本，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为末。郭松焘对待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也十分鲜明，提出“时之应有常有变，而功之施有本有末”。“本者何？正朝廷以正百官，大小吏择人而任之，则立本矣”。“敬绎六条之议，如练兵、制器、造船、理财数者，皆末也”。强调本末不能分割，而应循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说“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未遑而始务其末者”。郭松焘的主张是本末一体，不能截然分开，认为西洋立国也是有本有末的，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等。1865年，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写道：“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贴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则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他将政刑、法制、风俗、育才等列为体，火器、轮船等列为用。在他看来，体和用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体中也是有用的，这就指出了体与用的相互转化问题。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王韬认为：“西学西法，非不可用，但当与我相辅而行可已”，强调“明体达用，本末兼赅”。郑观应于1884年3月奉调广东，他在《南游日记》中写道：“余平日历查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育才于书院，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此其体；练兵、制器械、铁路、电线等事，此其用。中国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捍格，难臻富强”。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官僚文人中体西用、中本西末思想的倡导和主张，对当时新式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洋务时代各种关于科举制度改革的主张以及洋务学堂的办学思想也都接受了这一主张。如李鸿章说：“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即在传统的考试科目中，增设西学一科。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指出，新时代所需要的知识分子，不再是传统的儒生、士人，所需要的必须是“通天地人”的儒生。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学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他要求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在传统儒学基础上通天地人之学，传统儒学不是全部抛弃，而是弃其八股制文小楷帖括之术。传统儒学能使人“通古今识大体”，天地人之学，“皆有益于国计民生”。儒学知识加天地人之学，于是“体立用行”。[22]郑观应所提倡的实际上是中西学兼备的人才。洋务派创办的各类洋务学堂基本上贯彻着“中体西用”“中本西末”的原则，在课程设置上中学和西学并举。北洋水师学堂章程规定，生徒在入校前必须是“已经读数年书，读过两经，能作小讲半篇或全篇者”，入校以后，则只学习英国语言文字、地舆图说、算学、几何、代数、驾驶、重学、化学、格致等。京师同文馆生徒须学习各国语言，“讲各国地图，详各国史略”，讲求格物、数学、机器、天文、化学、万国公法等，也须讲习汉文经学，“初学者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23]福州船政学堂虽然功课主要为西学，中学未列入正课，但也不是全部弃之不问，学堂仍令学生“每日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兼学策论，以明义理”。[24]由于在办学方针上贯彻“中体西用”的思想，并把西学作为生徒学习的必备课程，使洋务学堂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知识结构上具有中西合璧的特征。严复幼年时曾入私塾读书，但在1866年进福州船政学堂接受完全的西方自然科学教育，学成之后又被选派去英国留学两年，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所以他的知识结构中既有传统的儒学内容，又有较为广博的西学知识。王韬“自九岁适成童，毕读群经，旁涉诸史，维说无不该贯，一生学业，悉基于此”，[25]可以看出王韬的旧学修养是相当深湛的。后来，他入英国传教士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学习西人象纬、舆图诸学，又得以遍游“域外诸国，览其山川之诡异，察其民俗之醇漓，识其国势之盛衰，稔其兵力之强弱”，在长期的与西人交往和考察西国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各方面的知识。洋务时代中国新式知识分子普遍的受到西学的影响，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学知识，使他们冲破传统儒学的一统天下，眼界为之大开。
在民族灾难日重，中华民族处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情势下，从传统儒学营垒冲出来的近代知识分子，历史赋予他们的共同使命就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在探索救亡振兴民族道路的过程中，他们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特征也表现得十分充分。清政府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一批洋务知识分子率先觉醒，在知识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救亡热潮。他们主张反抗西方列强的侵略，抵御外侮，强调中国要自强自立。他们当时多数人都把兴办洋务，“师夷长技”作为民族国家自强自立的途径和方式。洋务运动的宗师、许多洋务新式学堂的创办者李鸿章当时认为，中国面临着被“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联合侵略，“一国生事，诸国构煽”，中国若不自图富强，则“中国日弱，外人日骄”，“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26]他提出“欲自强则莫于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的这种主张当时固然有对付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一面。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商讨学习西夷求自强之术时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27]到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已被清政府剿灭时，李鸿章的洋务自强主张的爱国民族主义色彩就非常明显了。他认为“泰西各国，皆起于弹丸之地，创造各种利器未及百年而成就如此之精，规划如此之远，拓地如此之广，岂非其举国上下积虑殚精，人思自奋之效乎？中国在五大洲中，自古最称强大，今乃为小邦所轻视”。[28]中国也应举国上下积虑殚精，奋起直追泰西各国，“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冯桂芬、王韬、郑观应也是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下，主张向西方学习，以求得国家民族的自立自强。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是从事近代数学、物理、化学、机械制造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表达了鲜明的爱国民族主义思想。李善兰在为其《重学》一书作序时说：“今欧罗巴各国日益强盛，为中国边患，推原其故，制器之精，算学明也”，“异日人人习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国，令震慑，奉朝贡，则是书之刻，岂浅渺哉！”[29]徐寿是研究机械制造的，他致力于军械的研究，以欲图存自强。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儿子徐建寅勇敢地承担了研制无烟火药的重任，渴望中国从军事方面强大起来，终于于1901年3月为研制无烟火药贡献了一个爱国科学家的生命。
洋务运动时代，处于发韧时期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他们一般都主张学习西方，反抗侵略，抵御外侮，他们的思想发展轨迹经历了从学习西方技艺到学习西方政治制度的转变，在这一认识过程中，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思想也在不断地深化、丰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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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时代发生的中国新式知识分子，他们以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倡导并实践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学习西方的近代化运动。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工矿企业，启动了中国近代化的步伐，在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洋务运动时代新式知识分子对中国近代科技文化的发展曾作出过巨大贡献。据资料统计，三十年间，同文馆师生译著近200部，江南制造总局二十余年间译书达163种，另附刊32种，其影响很大的《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出了108期。西方近代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矿物学、古地质学知识就是在这时通过他们的译著传播到中国来的。西方近代的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也被他们翻译后介绍到中国来。如《公法便览》，汪凤藻译；《富国策》，汪凤藻译；《俄国史略》，俄文馆学生译；《各国史略》，杨枢、长秀译；《新加坡刑律》，汪凤藻译。这些译著在中国的刊出与传播，极大地丰富了近代中国文化的内容，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特别是科技文化的发展。
在洋务知识分子的积极倡导和推动下，向西方学习的思想和实践被一部分封建上层官僚士绅所接受，为后来的戊戌变法运动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光绪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公元1889年2月13日），翰林院掌院学士麟书奏呈翰林院编修丁立钧之管见里说：“伏惟近年以来，正学不明，人心思动，读书通籍之士，以立品为迂谈，以放言为晓事，以圣书为无所用，以礼教事为不必拘，以先王之政治为不可行，以祖宗之章程为奉行故事，由是一倡百和，浸成风气”；各地督抚大员，在上奏朝廷的文中，也多“欲弃中国数千年成法改从外国”，“曰中国近患在于贫弱，不如外国富强，故欲舍己从人，革积弊之政，求自强之效。夫此种议论，始特创之一二人，近今以来，几于人习其说，虽有守正之人，心知其非，亦皆迁就依违，无敢直斥其谬”。[30]虽然，丁立钧、麟书等顽固派已经注意到渐成习风的维新变法呼声，不完全是早期维新派的维新变法思潮，它包含了当时社会上各个阶层对封建政治的改革建议和主张。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经过洋务运动三十年，由于洋务知识分子的倡导和实践，维新变法弃旧图新思想在当时中国社会已形成蔚然可观的趋势，它不仅为维新变法运动创造了一定的客观环境，而且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其主张和实践还成为维新变法的先导。如早期维新派及部分洋务派官僚对科举制度改革的倡导，即直接冲击了传统的科学制度和教育制度，促进了新式学堂的出现和西学渗入科举，成为戊戍维新时期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和兴办大中小学堂的前奏曲。戊戍维新时期的维新志士、帝党和洋务派官僚正是在“批判继承洋务运动时期科举改革思想的基础上，把科举改革推向前进的”。[31]
洋务时代新式知识分子还以其亲身的社会实践活动，构建了新的人才理论，提出了一系列关于近代社会社会人才的观点，如：（1）体用兼备人才论。所谓的“体”即“道德之蕴，忠孝之怀，诗书之味，此其体也”；所谓“用”，即是求“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陆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薛福成说，“体用兼该，上也；体少用多，次也”。[32]（2）破格用人及专门人才论。他们认为，人才需各有不同特长，不可强求，“非但统将内善战者不必善守，习水者不必习陆，未可相强；即通筹计，筹饷有筹饷之能，治军有治军之略，其细思谋略，措置施为，亦各具专长，用之得宜，则世无弃才。用之不当，则立形竭蹶”。[33]他们主张根据个人所长，不论资格，不论言阶，破格用人。这些关于近代社会的人才理论，突破了封建的传统人才理论的域限，使人们对人才的认识步入了近代的层次。他们对传统人才资格论的抨击，对我们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发生、发展及形成，即中国传统知识界的近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于洋务时代近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在封建文化的土壤上发生，时代条件的局限，使他们本身还带有明显的封建性。主要表现在：其一，他们同封建时代的知识阶层还存在着相似的面孔，他们虽然绝大多数没有经过科举考试，但是他们大多都具有科举制度下科举及第士人一般的官位和品第；其二，他们的经济生活面貌同旧知识阶层相比，仍无多大变化。其三，他们的思想虽然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特征，虽然已有了重商盈利的观念，但并没有完全走出封建专制主义的桎梏。因此，在这一代知识分子群身上，既有浓郁的近代气息，也有相当的封建残留。
注释：
①《洋务运动》（一），48页。
②薛福成《庸庵内外编》文编卷一应诏陈言。
③《戊戌变法》（一），159页。
④《戊戌变法》（一），181页。
⑤沈谓滨主编《中国近代科学家》，153页。
⑥《洋务运动》（八），22页。
⑦《戊戌变法》（一），第39页。
⑧《戊戌变法》（一），第40页。
⑨《洋务运动》（八），第5—6页。
⑩《戊戌变法》（一），第169页。
[11]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癸卯条。
[12]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答严几道”1896年7月18日。
[13]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三函三册，第13页。
[14]吴汝纶《桐城吴先生全书》三函三册，第35页。
[15]《近代稗海》第一辑，252页。
[16]《倭文端公遗书》（二），第693页。
[17]《倭文端公遗书》（二），第393页。
[18]《戊戌变法》（一），第83页。
[19]《盛世危言后编》八卷，第43页。
[20]《戊戌变法》（一），第28页。
[21]《李文忠公全书》卷19，第9页。
[22]《戊戌变法》（一），第47—53页。
[23]《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第71页。
[24]同上，第442页。
[25]王韬：《韬园文录外编》，第319页。
[26]《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6，第30页。
[27]《李文忠公全书》奏章卷39，第28页。
[28]《洋务运动》（一），第54页。
[29]《碑传集补》43卷，第9页。
[30]《洋务运动》（一），第251—256页。
[31]苑书义《李鸿章传》，第227页。
[32]《洋务运动》（一），第259页。
[33]《洋务运动》（一），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