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认知论文,情结论文,话语论文,模式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2)03-0011-07
五四运动有广狭义之分，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和“六三”“三罢”运动，而广义的五四运动还要包括此前此后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时间跨度大致从1917年至1921年。如不特别说明，本文所指称的五四运动或“五四”乃取广义。
五四运动是各种力量推动的结果，随着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此后身份角色的转变和时代风云的几经转进，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回忆、解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形成各具党派、学派、家派及时代特征的“五四”观。其中，以马克思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的“五四”解释模式（即“五四”话语系统）影响最大。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系统在李大钊、陈独秀那里即已发萌，中经瞿秋白的奠基，最后由毛泽东完成。瞿秋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者，是他最早阐述中国革命的民主主义性质以及中国革命的世界背景，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作了多方面的理论铺垫。瞿秋白思想对中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而这一贡献的逻辑起点，是对“五四”精神的继承和对五四运动缺点的批判与超越。他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一、世界革命视野中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内因，也有外因。内因是以日本为首的帝国主义长期欺压，尤其是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努力的失败，给国人以绝大的刺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起来，而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又促进了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的觉醒。外因是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所引起的世界革命的潮流风起云涌，对中国人民特别是进步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两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五四运动的爆发，并迅速催生了中国社会主义思潮。
瞿秋白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两年来到北京，很快便接触到了新文化运动先驱者的思想。他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名骁将，杰出的战士，其人生观和社会观也因五四运动的洗礼而迅速左倾。据郑振铎的回忆，瞿秋白1920年时即已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倾向，议论“过激”，喜把“一切社会问题，当作一个整体来看”。[1](p.110-111)此年秋季，他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新苏俄采访报道，直接了解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23归国时，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作为五四运动的身与其事者，瞿秋白以其亲身的经历和感受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思考，分析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原因：“当时爱国运动的意义，绝不能望文生意的去解释他。中华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学生运动的引子，山东问题，本来就包括在这里。工业先进国的现代问题是资本主义，在殖民地上就是帝国主义，所以学生运动倏然一变而倾向社会主义，就是这个原因。”[2](p.26)他认为五四运动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刺激：“在殖民地上，如中国的五四运动，事实上思想上都是受世界革命潮流的冲动——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九年，中国新思想的勃兴，谁又能否认俄国革命、德国革命、英美大罢工、劳动问题的世界化等等的影响呢？那时的青年和学生，差不多个个人都注意报上世界革命运动的消息，个个人都想谈几句劳动问题、社会主义。”[3](p.459-460)显然，兼有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双重倾向的早期共产党人，在诠释五四运动成因时，喜欢凸现其反帝的色彩和世界革命的背景。作为这一取向的始作俑者，瞿秋白似乎不太注意前期新文化运动及其对“五四”事件的影响，而是侧重于后“五四”时期中国政治运动的发展，他“五四”期间的思想历程和亲身实践，为他日后确立世界革命视野中的“五四”观奠定了基础。
瞿秋白的“五四”观中有着浓重的政治情结，当他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后，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来解剖五四运动，认为五四运动的产生是中外资产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的主干，表面上虽则是学生，实际上上海商人的罢市要求及各地国货商人的努力参加，很明显的表示这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觉悟之第一步。抵制日货和提倡国货的宜传，普遍于穷乡僻壤，这是五四运动的主要的实质；那外抗强权内除国贼的政纲，如果没有这一经济基础，是决不会变成群众运动的”。正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产生了扫除思想上社会上种种障碍的要求，“社会意识也就开始从宗法礼教等的学术思想进于科学的自由的思想。”这样，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现代新型知识分子全力以求的新文化运动——白话文、反孔教、恋爱自由、德赛两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等等，自然成了“五四运动的副产物”。[4](p.152)应该说，瞿秋白的上述理论阐释是精湛的，代表了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水平。但他一味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忽视了社会意识对社会改造的先导作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的片面理解。这种认识，在中共早期领导人那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这样的“五四”认知模式中，作为经济斗争最高表现的政治运动，成了五四运动的核心，而“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之前和之后的思想文化革新运动的意义，必然遭到贬抑，中国共产党后来对五四运动所作的种种意识形态化解释，都可以在瞿秋白这里找到它的源头。
在瞿秋白之前，李大钊、陈独秀就已不满足于仅仅将五四运动理解成新文化运动或学生运动，而是希望将其提高到政治运动和社会革新运动的高度来认识，初步显露了马克思主义者把“五四”看作“革命运动”的萌芽。这一萌芽在稍后的瞿秋白那里破土而出。瞿秋白曾担任共产党机关报《新青年》的主编，努力将中国革命与列宁主义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理论结合起来，因而他对五四运动的理解与陈、李相比，明显更具有列宁主义的色彩。他在1925年指出：“社会上对于‘五四’有两种认识，或认他只是一个学生运动的纪念，或认他是中国新文化运动，所谓‘思想革命’的高潮时期”，而这种认识“未免减少了五四之政治上的意义”即“民族革命运动”的意义。这就是说，五四运动的意义，不限于“学生运动”这一狭小的范围，也不限于“思想革命”这一观念层次，五四运动是一场动态发展式的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政治革命，是“辛亥之后，中国社会里各阶级努力以行动干预政治，而且带着群众性质的第一次”，它已经超越了辛亥革命只限于排满的狭隘的民族主义，认为五四运动在中国民族运动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一点，是它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求得民族真正的独立自主，最终“把义和团失败后之‘尊洋主义’的天经地义打破了。”从这一意义来看，“五四运动的爆发，在世界史上实在是分划中国之政治经济思想等为前后两时期的运动。”[3](p.155-158)
现代中国革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是不争的事实。还在1922年，李大钊即已看到十月革命对被压迫民族的震憾力及其意义，虽还没有明确地将五四运动与十月革命联系在一起，但确然已包含着将中国革命置于十月革命影响之下来考察的朦胧意识。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劳苦民众，在二重乃至数重压迫之下，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5](p.577)应该说，瞿秋白是充分认识到十月革命之世界意义的一人，他深入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时代的特点，指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已经不是弧立的单独作战，而是互相联络和支持的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并且得到国际无产阶级的同情和援助。中国的五四运动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因而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无产阶级开始真正觉醒，他们迅速地由经济斗争而进于政治斗争，跃登政治舞台，中国的国民革命从此得着了新的生命，绝大的生力军，自然开辟出新的发展道路。所以，“中国革命虽是资产阶级性的，然而他与世界无产阶级联盟而反抗列强帝国主义。他的胜利的前途，不能不超出资产阶级性的范围，而过度于非资本主义的发展——直达社会主义。”就是说，中国革命虽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却不会是资产阶级的，而是属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如果说辛亥革命时期，中国革命的性质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革命，那么，“五四之后便不同了”，“中国革命到五四运动已经加入俄国的十月所开始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6](p.486、p.480)
对于瞿秋白来说，五四运动固然具有民族主义的意义，而当他用列宁主义世界革命的理论阐释“五四”的时候，发现五四运动已不仅仅是一场民族主义的运动，它同时也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这一特点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一“发现”本身预示着共产党人“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从1923年开始，他在一系列论著中，把五四运动置于世界革命的视野中来考察，初步确立了“五四”认知模式中的革命话语，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五四”观分庭抗礼，并逐渐把反传统的思想启蒙挤到了“五四”边缘的地位。后来毛泽东习惯于把五四运动说成是中国现代史分期上的一个分界线和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涯的发端，并赋予“五四”以明确的“革命”性质，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的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7](p.699)历史地看，毛泽东的这一表述，与瞿秋白“五四”观中的政治情结存在着明显的一脉相承的关系。至此，中国共产党牢牢地掌握住了“五四”解释的话语权力，对以后数十年的大陆“五四”评论与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二、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
“五四”激进革命话语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这不仅体现在对“五四”政治运动的认识上，而且渗透进了对文化运动的评价方面。上个世纪20年代中后期，包括瞿秋自在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普遍认为，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运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独立进行革命的阶段，作为政治运动一部分的文化运动，也相应地要对前一阶段的文化斗争的经验教训进行批判性审视。
现代中国任何一个有现代意识和历史观念的政治党派，要想彻底否定五四运动，都是不可想象的。因五四运动而改变人生航向的瞿秋白，自然知道利用“五四”文化资源，如1927年初，他在汇集自己所写“赤化漫谈——文艺杂著”等作品时，根据当时社会上的情况，强调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宝贵遗产，用马克思主义彻底反对封建宗法思想，反对外来的资产阶级反动文艺思想的重要性。但是，时代不同了，前一阶段起到革命作用的阶级，后一阶段或许是反革命的力量，资产阶级之与文学革命，正是这样一种情况。瞿秋白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作了历史主义的清理，指出中国现代经历了三次文学革命：第一次是梁启超式的白话小说，因其远离大众，很快流产了。第二次是“五四”文学革命，它明白的树起建设“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的旗帜，向传统礼教主义发起总的攻击，“是真正的要创造新的文学和新的言语。”但“五四”文学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包含着资产阶级性的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因而是不彻底的，又由于“五四”所开创的新文学和写得出看不懂、读得出听不懂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新式文言，被认为只适合上层阶级——欧化的知识阶级，并不普及下层平民，这使得“五四”的文学作品远离民众，对大众没有多大影响。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瞿秋白夸张性地得出结论说：“‘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众仿佛是白费了似的！”随着时代的变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已经结束，它的余绪也已趋于反动，国民党1927年后政治上的反动和思想文化上的日益保守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新的文学革命不能满足于“五四”，不能停留于“五四”，而要在批判“五四”的基础上超越“五四”。这便是第三次文学革命的使命，其旗帜是大众文学或大众文艺，即“要来一个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艺复兴运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无产阶级的‘五四’”。[8](p.13)不难看出，瞿秋白呼唤“无产阶级的‘五四’”，其实质是不但要同资产阶级争中国革命在政治上的领导权，而且要争中国革命在文化上的领导权，新的文艺运动所服务的对象，已不是少数上层知识阶级，而是全体劳动大众。
正是在瞿秋白的积极倡议下，茅盾、周扬、郑伯奇、鲁迅等人纷纷撰文加入讨论，形成了大众文艺问题的讨论热潮。在这一讨论中，瞿秋白先后写出了《论大众文艺》、《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欧化文艺》、《“我们”是谁？》等文章，形成了他关于文艺大众化运动较为系统、全面的理论主张。瞿秋白对大众文艺运动的热心倡导，是与他对“五四”以来文学发展的认识与要求分不开的。他认为文学发展的主张须服务于社会革命、政治斗争的需要。当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走向历史前台，领导劳动大众从事民族救亡运动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五四”新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难以满足时代发展的要求，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运动因此被提上议事日程。
30年代初，瞿秋白曾建议茅盾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及1928年以来的普洛文艺运动进行研究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以便推动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于是茅盾写了《“五四”运动的检讨》和《关于“创作”》两篇文艺论文。前文在肯定五四运动破除封建思想的意义后，笔锋一转，指出“五四”是资产阶级的文化运动，在无产阶级争取政权的现阶段，虽然同样面临着铲除封建势力的任务，但“‘五四’在现今却只能发生了反革命的”作用。[9](p.247)茅盾后来说，这两篇文章都有对五四运动和“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意义估计不足的缺点，不过鲁迅和瞿秋白当时都支持他的基本观点。[10]事实上，鲁迅、瞿秋白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针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发展进程中一再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宰一切、右翼文人向旧文学的步步妥协、文学形式上的严重欧化倾向等一系列问题，瞿秋白尖锐地批评了“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11](p.177)这种文学不可能担当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使命，是必须被抛弃的文学“过去式”。
瞿秋白对大众文艺对于“社会变革”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是有明确认识的，30年代初期阶级斗争尖锐激烈、民族矛盾渐趋上升的社会发展态势，使这位左翼文艺运动的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革命队伍及其事业迫切需要大众的拥护与支持，迫切需要文艺运动上的宣传与配合，宣传的效果取决于新文艺满足群众需要的程度和群众对新文艺的理解接受程度。瞿秋白针对在深入讨论文艺大众化问题中出现的一些不同观点，鲜明地阐明了自己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观点。例如，当时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名发表的《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来，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观，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没有相当的准备。”作为施者的作家成了“我们”，作为受者的工农大众自然成了“他们”，“我们”与“他们”之间有一条鸿沟，难以沟通，其责任不在“我们”，而在“他们”知识水平太低，难以理解“我们”的意思。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瞿秋白适时地抓住了这个典型，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他们虽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实际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企图站在大众之外或站在大众之上去“教训大众。”[12](p.878)这与无产阶级文艺大众化的要求相去甚远。为此，瞿秋白号召革命作家“立刻回转脸来向着群众，向群众去学习，同着群众一块儿奋斗”，明确指出，文艺大众化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打倒反动的“中国旧式的文艺”，克服“新式的欧化”弊端，在思想意识上“去武装无产阶级和劳动民众”，从而旗帜鲜明地为文艺大众化运动指明了方向，对当时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构成“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到40年代毛泽东的工农兵文学的中介环节。为了使文艺大众化运动真正取得实绩，瞿秋白在关注新文艺写作内容和写作态度的同时，还特别注意把“用什么话来写”作为大众文艺的“先决问题”提出来。他认为“五四”白话文不是真正的现代白话，还夹杂着许多文言和欧化语言，仅只是写得出看不懂、读得出听不懂的半文半白的白话，是新式文言。他特别强调让群众“看得懂”和“听得懂”是大众文艺在语言上的基本要求，而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又代表着文艺“是不是要为大众服务”的原则问题。为此，他主张大众文艺“要用观代人的普通话来写”，“要用读出来可以懂得的话来写”，甚至“用某些地方的土话来写”。在1931～1933年间，瞿秋白认真吸取“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经验教训，撰写了一系列关于文字改革问题的论文，指出中国文字改革，不仅要推行普通话，而且要采用罗马字母和拼音制度。在我国文字史上，他是继赵元任之后运用现代语言学、文字学对中国的拼音文字作通盘考虑的一人。由于在世界文化格局中，中国民族属于弱势民族，中国文化属于弱势文化，汉语的转型离不开外国语言的影响。现代汉语应至少来源于以下三者：文言、外国语言和口头语言。瞿秋白仅仅将目光投向普洛大众的口头语言，忽略了另外的因素，且把语言现象与阶级关系挂搭在一起，这是不符合语言发展规律的，且带有明显的“左”的倾向，但作为“左联”领导者，瞿秋白的主张显然是积极热情的，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勃兴，无疑是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主张的充分验证和新的发展，我们今天能充分享受到现代汉语的便利，也不无瞿秋白的倡导之功。
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实质及评价
应该说，瞿秋白在提倡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主要地不是学理上的，也不是历史主义的，而是从发展的眼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出发来论定五四运动性质的。检讨历史，只是为了服务于当前的革命运动。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一直在争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中共认为，五四运动是在列宁的号召下，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发生的，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起到了核心的骨干的作用。国民党则对这种说法表示了十足的反感。瞿秋白20年代初较多地谈到五四运动中社会主义力量的突现，20年代末至30年代则把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拱手让给了资产阶级（并非让给国民党），而急于与前一阶段的“五四”划清界限，要在批判和否定“五四”的前提下，发起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由于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也由于中国共产党与五四运动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使得包括瞿秋白在内的共产党人，在处理和五四运动的关系向题时遇到了困难：放弃“五四”，则意味着失去了“五四”合法继承人的资格，也失去了利用“五四”资源进行新的文化革命的环境和动力，更要承担“五四”叛逆者的罪责；而不能与“五四”划清界限，又意味着历史的徘徊不前，无产阶级在新的文化运动中将无所作为。为此，共产党作家聪明地选择了对待“五四”的方式：继承、批判、超越“五四”。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民族团结至上的时代，该不该仍然坚持“五四精神”，瞿秋白陷入了两难境地。一方面，国民党自1927年起即已背弃“五四”，政治上日益反动，思想文化上也日趋保守。共产党在揭批国民党反动本性的同时，宣布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并以“五四”继承人自居，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另一方面，“五四”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其中既有科学、民主、反封建的内容，也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抽象的人道主义的内容。前者仍然是民族救亡的精神资源，而后者则被视作民族主义的消解力量，与无产阶级革命思想难以相容。瞿秋白认为，文化运动必须服从革命的需要，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或抽象的人道主义，是不利于反帝这一革命事业的，因此，他朗声宣布：“我们没有理由停留在‘五四’，……我们即将迈出的一步与‘五四’无关”，“五四”必须被超越。[13](p.171)鉴于这样的矛盾认识，瞿秋白择取“反封建”来处理自己与五四运动的关系。
20年代后期，国民党为了实行其专制统治，加强与帝国主义的勾结，进行思想文化的箝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传统的“不良后果”多有指责。国民党文化上的保守和政治上的反动，自然遭到了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抨击。“五四”元老之一的胡适——一个自始至终的自由主义者，出于维护五四新文化运动成果、凸显自由价值的考虑，勇敢地在国民党头上动土，接连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系列文章，批判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与自由主义者胡适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批评国民党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实则捍卫民主权威与自由价值不同，共产党人则是站在超越“五四”的立场上来抨击国民党。当时中国共产党主管文化工作的领导人彭康认为，胡适对国民党的批评是纯思想文化的，并不涉及政治，未能触及国民党反动政策的实质，事实上，在新的文化运动中，“斗争的对象已不是旧文化的传统，而是维护这传统的政治组织”，从而划清五四文化运动与后五四时期新的文化运动的关系。[14](p.109)与彭康相类似，瞿秋白虽高举“反封建”的大旗，但显然不是向“五四”式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回归，在他那里，反封建与批判国民党是同义语，而与“五四”批判传统只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与其说是文化斗争，还不如说是政治斗争。明白了这一层，瞿秋白将反封建的矛头直指国民党之父孙中山这位“民族圣人”，也就不难理解了。他说：“五四是反对中国圣人的运动，现在的文化革命是在新的基础上反对新的中国圣人的运动。”[15](p.530)可见，瞿秋白所反对的正是国民党这一维护旧传统的“政治组织”，其实质是要与国民党争夺中国革命的合法领导权，以便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的抗日战争中，瞿秋白的观点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思想启蒙的价值再次被救亡的压力所遮蔽。在此后日益激进的革命话语中，“五四”的形象被扭曲了。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时代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启蒙”精神的呼唤，五四运动及中国共产党人的“五四”观，再次成为学术界反思的对象，“五四”文本才变得越来越清晰，长期为政治运动所压抑的思想文化革新的意义，才得到真正的彰显。
当瞿秋白批评“五四”文学为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五四”后的白话文为半文半白的文字，与大众无干时，他的观点难免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许多人认为，瞿秋白对“五四”评价过低，甚至认为他否定了五四运动的价值。诚然，瞿秋白如此激烈地批评“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显然失之公允，既与历史真实不符，也与其一贯以才情服人的文风不合。不过，我们在评价历史上的某项主张或观点时，不能离开当时特定的语境，更不能无视时代向知识分子或革命家提出的更高要求，否则，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就得不到恰当的认识和评价。事实上，其论述与其说是在为“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作评价，毋宁说是替现实中的文艺大众化运动鸣锣开道。瞿秋白的良苦用心，曾被茅盾一语道破：“他自己也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不应估价太低，不过为了要给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16]瞿秋白的研究者丁守和也指出：“显然，他提倡文化革命和文艺大众化，是同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意识去争取劳动群众，打击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的整个斗争相联系的，是服务于当时总的政治斗争的。”[17](p.467)当瞿秋白批评“五四”新文学为“骡子文学”而断然将“五四”新文学与未来新建的“革命的大众文艺”之间划出一条鸿沟时，他不可能看不到“五四”新文学与待建的大众文艺之间的联系。问题只是在于：他是一个文艺家，更是一个政治家；他是在倡导一种新的文学运动，而这个文学运动的目的恰是在配合新形势下的伟大的政治运动——中华民族的复兴和解放事业。
其实，即便在30年代倡导文艺大众化运动时期，瞿秋白也没有全盘否定五四运动，相反地，他是充分肯定“五四”光荣革命精神和历史价值的，也多次表示不能放弃“五四”的宝贵遗产，指出“从五四到现在，差不多十三四年了，这十三四年抵得上中国古代历史的几百年，甚至于整部的二十四史。”[15](p.578)但是他又用犀利的历史批判刀，直指五四运动致命的要害：第一，“五四”从内容到形式没有完成或没有达到文艺与大众结合的任务，这正是后人所要继续完成的事业；第二，五四运动的局限正是资产阶级领导的结果。既然1927年后“中国资产阶级早已投降了封建残余，做了帝国主义的新走狗，背叛了革命，实行着最残酷的反动政策”，不仅背离了“五四”革命精神，在文化运动方面成了“绝对的反革命力量”，而且已经没有能力来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新的文化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进行，“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15](p.522-523)由此看来，无产阶级不仅没有背离“五四”，而且恰恰相反，是继承并发展了“五四”，将“五四”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瞿秋白关于文艺大众化的理论与实践是先驱者的探索，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文艺理论的最终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对“五四”文学的处理方式或许有不够冷静之处，所用阶级分析法，也难免“左”的倾向，但大体上是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欲求的。
［收稿日期］2002-06-15
标签：瞿秋白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革命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大众文艺论文; 国民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