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的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学派论文,学中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历史方法：起源与争论
经济学方法的争论，起源于哲学领域关于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的争论。这场争论延续了几个世纪，直到19世纪30年代才初见分晓。而在经济学界，关于方法论的第一次大论战，发生在19世纪末奥国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之间。
历史方法起源于归纳法，其本质也是归纳法。而在经济思想史上归纳法起源也很早，旧历史学派的奠基人罗雪尔认为，历史方法“早在亚里斯多德和孟德斯鸠的著作中就已萌芽”（注：[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1页。）。重商主义采用的是归纳法，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威廉·配第，甚至在归纳法的基础上发展了计算方法，也就是最早的统计计量方法。归纳方法的特点，就是对各种现象包括历史现象进行收集、整理、归类和比较，归纳出一般性认识。所以，在采用归纳方法的地方，大致都可以发现历史方法的运用。同时，历史学作为一门古老的科学，不可能不对经济学产生影响。所以说，经济学一开始就运用历史方法。但古典经济学的另一创始人魁奈，受法国启蒙主义即唯理主义影响，主要采用抽象法。亚当·斯密继承配第和魁奈的方法论传统，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他的方法表现出二元特征，即科学抽象法和现象描述法并存。
不过，古典经济学这种理论与历史结合的传统，到李嘉图就中断了。李嘉图抛弃了斯密在方法论上的二元论，继承和发展了科学抽象法，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然而李嘉图的方法是一种“非历史”的方法。李嘉图的抽象，不仅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外部或偶然的因素，而且也抽象掉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在联系的本质的具体内容，从而将抽象性和历史性对立起来，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一般规律，把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和经济关系看作永恒的范畴和一般关系。所以，马克思指出，李嘉图的抽象“是形式的，本身是虚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分册，第112页。）。熊彼特将李嘉图的“强制”抽象法和“非历史”方法称为“李嘉图恶习”（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147页。）。正是这种“恶习”导致李嘉图理论的解体，使古典经济学走上庸俗化道路。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背离了科学抽象法，沿着斯密的现象描述法逐渐走上实证主义的道路。例如，萨伊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中提出一个所谓“以哲理推究的良好方法”，并指出“这个方法的优点在于，只承认经过仔细观察的事实，以及根据这些事实所作的精确推论”（注：[法]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页。）。但事实上，这时的庸俗经济学家，已经不像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是从观察开始，而是从原有的结论开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在李嘉图那里，新的和重要的东西是在矛盾的“肥料”中，从矛盾的现象中强行推论出来。作为他的理论基础本身，证明理论借以曲折发展起来的活生生的根基是深厚的。而在穆勒那里，情况就不一样，“他所加工的已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经老师提炼后变成的新的理论形式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分册，第87页。）。关于这一点，萨伊自己也说，“政治经济学是由几个基本原则和由这几个基本原则所演绎出来的许多系论和结论组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三分册，第26页。）
由于古典经济学走上庸俗化道路，19世纪30～40年代的经济学就进入一个不结果实的时代。正是在这个时代，在远未受英法经济学传统影响的德国，出现历史学派及其历史方法。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论是李嘉图还是萨伊或是穆靳父子，都是以自己特殊国家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却总是要把自己的结论说成是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适用于所有历史时期。德国历史学派强调对特殊国度经济状况的历史研究方法，可以说是另外开辟了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对于纠正古典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方法论中的片面性，因而对于经济学发展是很有助益的。
历史学派在发展的早期，并没有引起后古典经济学派的注意。直到19世纪后半期，德国历史学派一时出现了鼎盛局面，同时，新古典主义革命正通过边际效用理论的提出而处在酝酿之中，门格尔认为有必要清除历史学派的影响。于是，1883年他出版了《经济学与社会学方法论研究》一书，“为理论分析的权利辩护”（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95页。）。而新历史学派的代表施穆勒则在他主编的《德国立法、行政和经济学年鉴》上发表《统计学和社会科学方法的研究》，反驳门格尔的观点，而门格尔又发表《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一书，回击施穆勒。由此开始了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战。
这场论战一直延续了近30年，不少经济学家都参与了这场论战，而这场论战的主题却极为简单，仍是一个老问题，即经济学究竟应采用历史归纳法还是抽象演绎法。门格尔的继承人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中比较了两种方法。他认为他自己所采用的方法就是抽象法，虽然历史方法重视经济史和统计资料，但历史学派却“甚至没有人尝试用历史方法来解决利息这个大问题，虽然这个问题一向在经济讨论中占着首要的地位”（注：[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6页。）。就是说，历史学派对利息等大的问题是无能为力的，而且历史方法只是利用“繁琐材料”来“诡辩”。而他本人的方法，则“是最适合于资本理论问题的特殊性质——形式是抽象的，但实质是经验的”，而且实际上，是“较之历史学派对同一个问题的研究方法更富有经验性的”（注：[奥]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8页。）。
关于这场论战的意义，熊彼特的评价是“不得要领”，“尽管在澄清逻辑背景方面多少有点贡献，然而那么一大堆文献的历史实质上是浪费精力的历史，本来是应该更好地加以利用的。”“战场上战士的炮火大都朝着他们想象中的敌方堡垒纷飞，而过后一看，所击中的只不过是好端端的风车而已。”（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96页。）不过，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这场论战还是有重要意义的。这场论战不仅是新古典经济学派先驱者对古典传统的捍卫，更是新学派创立的宣言。这场论战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就衰落下去了，而以奥国学派为早期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则成为经济学发展的主流。
二、历史主义、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
在19世纪30～40年代，哲学领域兴起实证主义思潮，经济学首当其冲受到影响，所以，古典经济学的庸俗化，实质上是走向实证主义。但德国历史学派并不是实证主义的产物，而是德国历史主义思潮的一部分。熊彼特指出，在施穆勒的著述中不仅找不到任何受孔德主义影响的迹象，正相反，施穆勒认为孔德主义者的历史规律都是捏造，事实上，历史学派“所依据的纲领的根源完全在于德国过去的传统：史料的高水平，对历史事实的普遍尊重，理论经济学的低水平，对理论经济学的价值缺乏尊重，把国家置于最崇高的地位，……这些方面，无论就其优点来说还是就其弱点来说，都是德国型的。”（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97页。）
历史主义起源于德国，是对法国启蒙主义批判的产物。历史主义认为，人类历史及其各种表现是一个自然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具有不可重复性；各个时代、民族、国家以至个人，都根据历史的条件或其自身属性，表现自己的独特性和价值，代表一种个别的精神，因而没有共同历史可言，更不存在共同规律。由于他们强调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历史事物的单一性和相对性，因而反对用普遍规律或模式进行推理研究，主张采用历史归纳方法。例如，历史主义的代表，历史学家兰克，十分重视史料的分析和批判，提倡“如实直书”的历史方法，曾影响了几代历史学家。在德国的思想界，历史主义不仅在史学和历史哲学领域占据统治地位，还对法学和经济学产生深刻影响，于是产生出法学历史学派和经济学历史学派。
德国历史学派承袭历史主义传统，强调对特殊国度经济状况的历史研究方法，即对历史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分类、归纳和比较，强调将历史研究方法与生理解剖方法、生物进化观念、比较分析方法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学。另一方面，历史学派极力反对古典经济学的演绎法，认为演绎法过于抽象。罗雪尔指出：“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找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学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注：[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页。）通过这种历史方法的研究，历史学派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是独特的，因而不可能存在所谓“自然法则”，经济学家只能证明不同经济的共同发展的形式，而不能找到普遍适用的规律。
19世纪70～80年代，以施穆勒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发展到顶峰，他们反抽象的历史方法也走向了极端。施穆勒认为，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利用历史法，抽象演绎法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他指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时代是从历史和统计材料的研究中出现的，而绝不是从已经经过100次蒸馏的旧教条中再行蒸馏而产生的。所以，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努力收集历史的和当前的资料，只有在大量的资料收集之后，经济学家才有可能应用归纳方法得出若干结论。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一部分历史学派学者，专心于经济史研究，写出不少经济史著作，对经济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新历史学派在将历史方法强调到极端的同时，也大大发展了历史方法。例如，施穆勒将历史方法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历史归纳法”、“历史统计法”和“历史生理法”。尽管历史学派对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不大，但历史学派发展的历史研究方法，却成为经济学工具箱中的重要工具之一。
19世纪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论战以后，德国历史学派走向衰落，但它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却没有就此消失。一方面，作为主流学派以外的异端学说，历史学派在制度经济学中获得新生；另一方面，历史学派强调的历史方法，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作用，特别是战后，新经济史学派主张在经济理论指导下从事经济史研究，并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不少理论经济学家也对历史资料的分析和经济史研究结果产生越来越大的兴趣，并采用历史方法，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经济学理论与历史结合的传统。总的说来，历史方法对经济学研究发挥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历史方法作为实证工具，对经济学理论进行经验验证，推进了经济理论的创新和发展。英国经济学家布劳格指出：“现代经济学的主要弱点在于不愿使它所产生的一些理论包含一种可以明显地被驳倒的结论，随后又普遍地不愿把这种结论同事实相对照。”（注：[英]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50页。）美国经济学家艾克纳，也批评新古典经济学从一开始就养成“一种几乎是不可更改的演绎推理的偏好”，“过分强调完全公式化理论体系的发展，而缺乏足够的行为假设和前提条件等的经验基础”（注：[美]艾克纳：《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页。）。而历史方法就是用历史经验对经济学理论进行实证性检验，包括证实性检验和证伪性检验。例如，根据新古典模型，在技术等要素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实现经济增长。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通过16～18世纪国际贸易史的研究考察，证明在这个期间，航海技术并没有发生变化，但世界贸易量却大大增长了，其主要原因在于国际贸易体制更为合理，运输航线更加安全，从而降低了海洋运输成本，最终使得海洋运输生产率大大提高。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通过1870～1913年世界经济史的考察，对自己提出的“二元经济”和“增长发动机”理论进行了经验证实，并在历史经验基础上，就工业化向发展中国家扩展问题提出“核心”与“外围”理论假说。他的《增长与波动》一书，是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结合的典范（注：[美]刘易斯：《增长与波动》，华厦出版社1987年版。）。
第二，历史方法可以使经济理论增加历史感，并促进经济学从静态向动态的发展。美国经济史学家诺思从两个方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批评：一方面，新古典经济理论没有时间概念，它所研究的是某一时点的资源配置（注：（美）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页。）；另一方面，没有交易费用概念，没有制度分析。究其根源，就在于缺乏历史感。关于这个问题，熊彼特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面的欠缺倒是次要的。”（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92页。）战后，经济学出现的进展中，特别是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进展，不少都与历史方法有关。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认为，整理知识最重要的目的是用过去一代人的经验来丰富当今一代人的直接经验，用其他民族的经验来开阔本民族的经验见识。所以他始终致力于收集各国的统计资料，进行整理、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体系。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利用历史分析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提出经济成长的阶段理论、经济起飞理论、从起飞到持续增长等理论假说。这些假说对于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历史方法引导经济学走向多因素分析。历史学派认为，人的动机要受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罗雪尔指出，历史学派经济学同样要研究如何才能增进国家富强这个问题，但“国民经济学并非单纯的货殖学或单纯的致富术，而归根结底是一种认识人类的政治科学。我们的目的在于记述各个国民在经济方面想了些什么，发现了些什么；他们做了些什么努力，有了什么成就以及他们为什么要努力，又为什么获得成功。这样的记述只有同有关国民生活的其他科学，特别是同法制史、政治史以及文化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做到。”（注：[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施穆勒则强调心理、道德和法律因素对经济的决定作用，认为他的学派是历史——伦理性的。他反对古典经济学将利己心作为分析社会经济生活的唯一适当基础，认为伦理道德才是普遍存在的因素，生产、分配、分工和交换等经济问题不仅是技术范畴，而且是道德范畴。所以，经济研究不能忽视伦理道德因素。在历史学派多因素分析方法的影响下，马科斯·韦伯发展了经济社会学；美国制度经济学继承历史学派的多因素分析传统，强调经济的制度方面；康芒斯则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的作用，成为法律经济学的先驱。战后，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思，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即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出发，从产权制度、国家制度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考察美国经济的历史，提出制度变迁理论。这些都可以看作多因素分析结出的果实。
三、历史方法的局限性以及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统一
罗雪尔指出：“历史学家的工作同生物学研究者的工作相似。这种历史方法，只要不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注：[德]罗雪尔：《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2页。）然而，历史学派恰恰是在使用历史方法时走入迷途。
关于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熊彼特曾给予比较恰当的描述，他指出：“历史学派方法论的基本的和独特的信条是：科学的经济学的致知方法应该重要地——原来说是完全地——在于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以及根据历史专题研究所作的概括。就经济学专业的科学部分而论，经济学家所应掌握的首先是历史技能。依靠这种技能——他所需要的一切学科装备均在于此——他应该扎入经济史的海洋，去调查研究各时各地的种种具体类型或过程的活生生的细节，并学会如何吟味这些资料。社会科学中所可以获致的一般知识，只有从这样的工作中才能缓慢产生出来。”（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29页。）在他们看来，“只消整理以下历史专题研究的成果，无需借助人们在专题研究之外还花费的思维活动，就可以把历史专题研究成果与‘普通经济学’熔焊在一起。”（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86页。）可见，历史学派在经济研究中排除了抽象演绎法，将经济史研究等同于了经济学研究。这就使他们不可能真正认识社会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的规律。
历史学派强调历史方法和多因素分析，本来是有助于经济学发展的。但历史学派没有一个科学的纲，没有科学的抽象，所以很难对这些材料进行科学的处理。熊彼特批评说：“这个学派宣称应研究经济现象的所有一切方面。因此应研究经济行为的所有一切方面，而不仅仅研究它的经济逻辑；因此应研究历史上展现出来的人类动机的总和，而对特有的经济动机的研究不应超过对其他动机的研究”。但是这种方法“表明了施穆勒式经济分析的限度，与此相适应的却是分析题材的几乎漫无边际的扩展。举凡社会治乱兴衰中的一切因素，在施穆勒的经济学中，都要加以处理。”（注：[美]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1994年版，第93页。）这种方法必然不能认识历史和现象的本质。所以说，经济研究既要重视历史，也离不开科学的抽象，历史学派所主张的那种走极端的历史方法是绝不可行的，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对历史进行科学抽象，即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是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史观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改造建立起来的。“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那么抽象和唯心，他的思想发展却总是与世界历史的发展平行着，而后者按他的本意只是前者的验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2、43页。）马克思将黑格尔的这种唯心史观进行彻底改造，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同时，通过对资产阶级经济学方法的批判，创立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方法。马克思认为，历史上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从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也是一样的，所以，批判和研究就可以按历史的顺序和采用历史方法。“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采用这个方法时，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因此这里插入了各种各样的例证，有的指出各个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现实历史进程，有的指出经济文献，以便从头追溯明确作出经济关系的各种规定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1995年版，第45页。）所以，科学的方法应该是从历史与现实到理论，再从理论到历史和现实，这样反复接触，反复检验，才能提出科学的理论。
四、几个简短的结论
通过经济学史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经济学方法应以抽象演绎法为主，但经济学不能没有“历史感”，采用历史方法的根本目的就是增加经济学的实证性；第二，与经济学抽象方法不同，经济学的历史方法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和特殊规律，而不是经济过程的普遍性和一般规律；第三，历史学派的历史方法本质上就是历史归纳法，通过这种方法难以认识社会经济过程的普遍规律，所以说，经济学的历史方法应该是历史抽象法，即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方法；第四，通过经济学历史学派和历史方法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提供一定借鉴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条件下建立的，这种制度不可能与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相同，这就决定中国的经济学理论也不可能与西方经济学完全相同。所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必须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出发，从这个角度上讲，历史方法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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