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豫南音乐文化区划的背景依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区划论文,背景论文,文化论文,音乐论文,论豫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化是人类独创的意义体系，是客观的超个体的集体规范，它相对稳定，可以积累、传递，是人们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所依附的“实体”。当下，在全球大文化背景面前，不同领域的社科学者总是从本学科的学术趋向出发，对文化形态作各种各样的分析，并试图有突破性的探索和解释。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上已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和深度。
“区划”即区域划分。“文化区域”的划分是依文化的异同而区分的地域。文化区域的划分往往依照其物质文化或精神文化的“实物”为“标本”。它依地域而自相“集成”。一个区域的文化实际就是思想与行为的“集体”。作为古老而又传承不断的豫南音乐文化，经过长期的交流、融合，在文化选择上表现出一系列共同的趋向，由此形成了豫南音乐文化的特质和传统。豫南文化所赖以形成的时空条件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它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文化传承、历史沿革、语音系统等比较复杂，为形成其内部区域性文化提供了先决条件，使其在统一的传承下作多样化的选择。二是它的历史悠久，即音乐文化的“纵向”传承的时间长，仅有史可查和考古发现的长台关和候古堆古墓中挖出的编钟等古乐器和《诗经》、《楚辞》中记载的流传在豫南地区的民歌等就有数千年的历史。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除相互交流外，也给豫南内部各个区域积累自身的音乐传统、强化自身的地域风格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在这个时空条件的相互作用下，一方面是源渊流长、底蕴深厚的豫南文化；另一方面是在大一统文化的关照下，在相异的自然环境、地域传统、语言因素下酝酿成五彩缤纷的区域性文化。由此形成了豫南音乐文化分布、发展的既统一多样，又和而不同的鲜明特征。
一、豫南音乐文化区划依据之一——历史沿革
豫南历史悠久，沿革纷繁，原始社会时期，这里的人民就创造出了裴李岗文化、龙山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等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聚居着炎黄族和苗蛮族等众多的氏族部落。进入奴隶社会后，氏族小部落日异扩大逐步形成了较大的诸侯方国。夏代、陶的后裔受封豫南东部，建立了蓼国。商代、豫南中部的淮河南岸建立了息国。西周时豫南地区又先后建立了蒋、江、申、赖等诸侯方国。东周以后又建立了弦、黄、曾等诸侯方国。其中江、黄两国大量引进北方农业生产方式和文化、农业经济规模最大，故能结交中原齐、郑，同日趋强盛的荆楚相抗衡，而蓼、蒋则联合吴、越与江、黄及荆楚对峙。随着中原部族南迁，与当地土著族融合，将北方文化带入了江淮之间，出现了负函、白邑、云娄、鸡父等文化中心和城市。文化中心与城市的产生标志着豫南地区已经进入了文化区划的萌芽时期，即大别山区、淮河流域、桐柏山区、史灌河流域。并以这些中心与城市为中心，影响着各自区域文化的发展趋向。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奴隶制逐步向封建制转化，日益强盛的楚国兼并了豫南的部分方国，并将楚荆文化带入了豫南。与此同时，豫南东部的蓼、蒋等方国长期受吴越的控制，故吴越文化在这一带得以传播。1978年3月河南固始城关砖瓦厂发掘一古墓——候古堆， 据考古专家鉴定为吴王夫差夫人墓，说明了这一事实。
自公元前688年楚灭申到公元前224年秦灭楚的四百年间，是豫南文化的形成阶段。在这几百年时间里，由于地理位置所致，豫南始终处于各诸侯国的争夺之中，战事不断，所以，无论任何一种文化都很难在这块土地占主导地位。俞伟超先生曾在《楚文化的研究与文化因素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某一文化只要和其它文化发生一定的接触，就会相互影响，内部就会出现来自其它文化的因素”（注：《楚人文化研究论集》荆楚书社，杨立新《江淮地区楚文化初论》1987年第5。）。因此， 在周末秦初，豫南逐步形成了多方位多层次的文化形态，它既有中原文化的特征，又有荆楚文化的色彩，还有吴会文化的影子，同时淮夷文化还在这里继续发展，形成了非常鲜明的豫南内部的区域性特征。这种特点在豫南的音乐文化中反映的尤为突出，如《诗经》中的《召南》收入了豫南西部的民歌十四首，《楚辞》中收有豫南南部的一些民歌，而《陈风》则收入了豫南北部的民歌。上述事实本身已说明了豫南音乐文化区划的成立。
公元前221年，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帝国——秦朝建立后，全国施行了新的行政区划制度——郡县制。豫南分属陈郡、南阳郡、九江郡、衡山郡。以后，历代王朝在此基础上随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但这种区划基本延续到宋、元时期。也就是这一时期，豫南文化随着经济的发展而逐步走向成熟，并涌现出如费伟、陈元光、马祖常等一大批杰出人才，为造福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其文化的区域特征也以定型。
元代中期以后豫南上述区划虽被打破，但长期的文化积淀和地理、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语言等方面的因素，其文化形态已基本确立。所以，这一文化形态格局始终没有重大变化。这是由于豫南各个区域内部人们在文化传播中，逐步形成的适应性、保守性和认识事物的主观性所决定的。
“文化是历史的范畴，不是一种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注：赵世瑜，周尚意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125页。）。如果说豫南地区早期的历史沿革对民歌的区划风格有重大的影响。那么，元、明以后戏曲艺术的勃兴，同样显现出它的区域特征，如京剧自安徽、江西传入后只在豫南东部流传；而豫剧传入豫南后只在豫南北部流传；曲剧只流传于豫南西部和北部的部分区域；花鼓戏在豫南只流行于大别山区（豫南南部）和东部的少数区域。上述各剧种在相应的区域流传，是建立在该区域的文化型式的基础上的，是溶于该区域生活样式或思想与行为的“集体”之中的，是其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豫南音乐文化区划依据之二——地形地貌
“特定的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注：苗晶、乔建中著《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第9页。）。正是如此， 文化学家或文化地理学家在证明某种文化的历史面貌时，总是把地理因素放在首位，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他们活动、发展、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注：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5页。 ）在豫南文化区划的形成过程中，地形地貌对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豫南地处江淮河汉之间，在经历了原始地壳形成与四次旋回时期的“锤炼”，又经历了泥盆纪、侏罗纪和白垩纪等多次的地壳运动，逐步形成了现今这种以山、丘陵和平原为主体的地理形态。
一般说来，山脉是文化传播的天然屏障、许多民族音乐学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在一些个案中、自然区域显然与音乐相符合。天然的障碍影响到音乐的界限”（注：奈特尔著《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台湾版。）。奈特尔在此所说的“天然障碍”就是指山脉对音乐传播所产生的影响。豫南地区分布着大别山和桐柏山两条山脉三百多公里，占豫南总面积的39%。它们起到了分割长江、淮河及楚、吴、中原文化的作用，其地理差异十分明显。可以说，这两条山脉不仅影响了古代文化区的分布，也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音乐文化区的形成。
横亘在黄淮平原与江汉平原之间的大别山和桐柏山由于受西北——南东向大断裂的控制，以及多条河流横切山体的影响、形成了一系列侵蚀谷地。靠江汉平原一侧的山势较为平缓，而靠黄淮一侧的山体完整、呈锯齿状狭窄而陡峭，这种地形地貌的形成直接影响着豫南南部和西部山区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指向性。地理形态提供的条件，使这两个区域文化更多地与南方交流，很容易与南方文化融合，更多地吸收来自江汉文化的影响，与之相反，这种地形地貌制约着这一区域与中原文化的交流。必须说明的是，桐柏山西起南阳盆地东端，其东西走向也将豫西南地区的文化带入了豫南西部的桐柏山区。
与山脉相反，江河水流往往是文化传播的通道。地处豫南北部的淮河虽是我国气候与农作物生产的分界线。但它周围的地貌物候，人情世故，民间艺术及其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文化过渡带”的特色，不象大别山与桐柏山南北两侧反差那么大。一方面，淮河平原是华北平原的组成部分，它以淮河为襟带，舒展于淮汝之间，成为江北山区进入华北大平原的前沿走廊。这种地理形态对淮河流域吸收中原文化并促进其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另一方面，淮河是中原与华东贸易的主要通道之一，经济贸易成为豫南北部淮河流域与中原文化乃至华东文化（吴齐文化）的“中介”，这个“中介”使其文化广泛交流、吸收和融合有了更深入的可能，使淮河流域的文化逐步与中原文化趋同。
豫南东部的史灌河流域与华东紧紧相连，也是豫南进入华东的咽喉，广阔而平坦的地理环境，为华东文化进入豫南提供了便利的渠道。相同与相似的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语言系统，共同构建起了这一区域文化与吴会文化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内涵反过来又影响着这一区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包括它的音乐文化及其音乐文化的发展方向，产生与豫南其它区域不同的音乐风格。
通过对豫南内部地形地貌特点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大别山与桐柏山的地貌复杂，而淮河流域与史灌河流域地势平坦，地貌单一。这样的地理格局不是人为的，而是在人类出现前就已存在，并保持着它们相对的稳定性，它对于豫南内部区域性的文化形成、流传、分布、发展有着或潜或显的影响，是与豫南内部区域的音乐文化相对应的。
三、豫南音乐文化区划的依据之三——语言因素
语言是“心理模式”传播之媒介，也是各种文化传播的媒介。“一方面它是传播文化的重要工具，另一方面它又保存和体现了特定文化”（注：赵世瑜、周尚意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2页。）。“人类所以会有文化……，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 其次便是语言的能力，故语言对于文化全体的关系极为重大。”（注：林惠祥著《文化人类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49页。 ）当一个人发现或发明的行为模式通过语言传播，被大众所接收，并成为一个团体的行为模式后，便成为文化的一部分。语言同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假如从总体上考察人类音乐的起源，那么，最早产生的音乐品种之一的歌曲，即是人类声音曲线与语言表达相结合的产物”（注：伍国栋著《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39页。）。“音乐语言系属关系往往可以反映出一个民族族源关系及其文化源渊”（注：伍国栋著《民族音乐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第41页。）。因为“音乐语言起先是从生活语言音调中提炼、美化，逐渐演变出来的。二者最早无法分割，音乐完全依附于语言，只是在以后的发展才渐渐显示出各自不同的个性来”（注：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286页。）。但是，“在汉族普通话和各地方言里， 调类的数目以及各类的调值都不一样”（注：江明惇著《汉族民歌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1982年第271页。）。因此， “音调作为语言和说话中的诉说音”（注：鲍里斯·阿萨菲耶夫（俄）著张洪耶译《音调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第68页。）便产生了不同的音乐音调风格。“没有音调就没有声音形象。”（注：鲍里斯·阿萨菲耶夫（俄）著张洪耶译《音调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5年第68页。）这便是我们借助语言因素区分音乐文化区划的理论依据。
关于豫南语言系属关系的问题，已有许多语言学界的专家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在此，将这些研究成果作为豫南音乐文化区划的依据，无异是很有力的证明。
豫南语言中的语法、语音等特点，它大致还可分为四小区，即豫南南部大别山区和桐柏山区南西侧属楚语带；豫南东部史灌河流域属江淮方言语音区；豫南北部淮河流域属中原官话“郑曹片”；豫南西部桐柏山区的语言受豫西南方言的影响，又显示了它自身的特点。从上述认识中可以看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豫南地区是多方言分布区，而每种方言又有相对稳定的区域界线。方言区的形成是一个非常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将其区域划分得十分清楚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象豫南地区这样一个文化过渡带，将语言系属关系搞清楚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好在我们的语言学家们不辞辛苦，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这为我们认定豫南音乐文化区划很有帮助。每当作曲家和音乐学家谈论起某地的音乐风格时，总是从语言开始，总是“以语言的地方变体——方言区为参照，”（注：乔建中著《土地与歌》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95页。 ）因此，产生了“音乐的类似语言的那些性质，指出音乐区有可能与语言使用人，某一语系或其它语言所决定的群体的所在地相符”（注：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74页。）的结论。
豫南地区的音乐文化区划也有上述特点，如大别山区的民歌一般音域都在八度内以及进构成围绕、同音反复、音程逐级扩大的上弧形，并在调式骨干音上四度内的跳进，使旋律更接近南方民歌委婉、细腻、柔美、恬静的特征，这种特征与豫南南部的“软语”同出一辙；淮河以北地区的语调变化较大，语速较慢，语音洪亮，反映在这一区域的民歌中时，则表现为曲调起伏较大，跳进的运用十分广泛，节奏以四分音符与八分音符为主体，明显地受北方文化的影响，其风格粗矿、奔放、热情、高昂的情调；史灌河流域的民歌大量运用同音反复与六、七、八度跳进相结合，这应该说是受豫南东部江淮语音区方言影响的结果；而桐柏山区的民歌则表现出这一区域语言风格的特点，产生了由级进构成的波浪式的进行为主，中间有少量的四、六度跳进，旋律则以细腻中蕴涵着奔放，恬美中透着热情等特点。以上所讲的音乐与方言特征关系正好与柯达伊所说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它固有的音色、速度、节奏和旋律，总之，有它自己的音乐”（注：佐尔丹·柯达伊（匈）转自萨波奇·本采（匈）著司徒幼文译《旋律史》页。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第221页。）相吻合。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不同方言区内，语言对音乐风格的渗透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语言的差异愈大，风格相距愈远，反之，风格则相对靠近。
豫南区域内历史、地理、语言等因素作为豫南音乐文化区划的背景依据，以基本现显出它的区域特征。这种区划所界定的区域在历史、地理、语言等方面正好重叠。这种重叠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人为的附会，而是几千年历史发展所形成的实事。当然，我们还可以从人类长期生存的环境中，用大量的实事罗列出依据四、依据五……。但是，无论罗列出多少依据，总是离不开文化构成的三个层面，既“表层是物质文化，称为技术系统；中层是社群文化，称为社会学系统；深层是精神文化，称为意识形态系统”（注：李炳海著《部族文化与先秦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页。）。 作为表层文化的技术系统主要指社会的经济结构，它包括生产方式与自然界所提供的自然环境等；处在中间层面上的社会学系统，则是人际关系中规范的社会制度以及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方式等；深层的精神文化，往往表现出在上述二个层面基础上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对文化区域内各种文化丛的引导与制约作用。这三种文化层面一旦形成，表现在外部形态的则是“文化景观”（注：赵世瑜、周尚意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文化景观”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原始景观，即在经过人类活动重大改变以前存在的景观；二是文化景观，即在原始景观之上由人类文化改变后的景观”（注：赵世瑜、周尚意著《中国文化地理概说》山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38页。）。 这里作为文化区划依据的地形地貌可以认为是原始景观，而由于历史沿革与语音系统影响下所产生的音乐文化可视为文化景观。当我们把这些“景观”摆在人们的面前以后就非常清晰的显现出它们自身的涵盖面。这个涵盖面其实就是文化区域。在这个涵盖面内，人们往往“不能采取个人的或个别的形式，而是吸取社会性来源并使自己适应现成的传统形式，它要经过若干世纪的时间才能改变这种形式，即便这样，它也只能作为集体力量的一部分去促成这个改变和只能在一定限定内加以改变；只有这样它才能成为活着的社会的习惯的统一的表情方式”（注：萨波奇·本采（匈）司徒幼文译《旋律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83年306页。）。 豫南音乐文化就是在这样一个“活着的社会的习惯的统一的表情方式”下形成着它音乐文化的区域划分。
（本文得到了陈家海先生的支持和帮助，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