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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常识之中，历代传述的“大历诗”，基本上是开元、天宝所谓“盛唐诗”的“陪衬人”的角色①。又被塑造为“盛唐诗”与“元和诗”两座所谓文学史“高峰”之间的“低谷”。总之，大历诗似乎是辉煌的唐代文学史上的一个相对“黯淡”的时段。似乎从来如此。
从当代的学术前沿来看，三十多年来，唐代文学研究取得了很多成就。回顾刚刚走过来的这段学术的路程，又可见，其最初的突破反而多与大历文学有关。以1980年初版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版)这部具有开风气意义的著作为例，全书收录二十七篇考证文章，考证大历诗人的就有十六篇，占比例约60％。这当然不是大历诗在唐诗以及大历诗人在唐代诗人当中的比重，即使将范围放到尽可能大的程度来看，四十来年的大历诗，在近三百年唐代文学史上只占七分之一的比例。以此为例，当代学者对大历诗的研究热情是显而易见的。目前活跃在唐代文学研究前沿的学者，由研究大历诗而起步的数量就比较多，某种程度上当代的“大历学者共同体”也引领起唐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与潮流。三四十年前“大历诗”这块生荒之地，已经开垦成熟田了。
笔者致力于疏证唐代人的当代文学史观、研寻唐诗史上“八世纪诗风”②二十余年，发现对于大历诗，唐人的自我认识与后人的传述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与严重的隔膜。今人丰硕的大历诗研究成果，对于这些距离与隔膜，亦尚有一间未达。这里，截取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进行论述，以期对唐人视野中的大历诗的面貌有所揭发、对唐诗史的相关真相有所澄清。
一 《中兴间气集》与“大历诗”的断限与规模
大历诗作为一个文学史的概念，是宋人“诗话”以下历代论说、约定俗成的结果。唐人论唐诗史并没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概念。可称为“大历诗”的文学史对象，其最足依据的唐人论断，可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下文或省称《间气集》)为例。
大历、建中之际，高仲武编撰当代诗选《中兴间气集》，选录钱起等二十六位诗人作品一百三十四首为一集。就选集的体例看，完全依仿的是殷璠《河岳英灵集》之编撰开元、天宝当代诗选。这两本当代人选当代诗的集子，看在晚唐某些诗人眼里，见识明显有高下之别。郑谷诗曰：
殷璠裁鉴《英灵集》，颇觉同才得契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读前集二首》其一，《全唐诗》卷六七五)
郑谷的本意表扬《河岳英灵集》很高明，而批评《间气集》不公正。不过，我们从另一角度看，可知晚唐时这两部诗选是并传的，所以，才引发郑氏的上述评论。编撰过唐诗全集《唐音统签》的明人胡震亨针对这一论断也发表过见解，似乎更为平情。曰：
唐人自选一代诗，其鉴裁亦往往不同。殷璠酷以声病为拘，独取风骨。高渤海(仲武)历诋《英华》、《玉台》、《珠英》三选，并訾(殷)璠《丹阳》之狭于收，似又专主韵调。……详诸家每出新撰，未有不矫前撰为之说者，然亦非其好为异若此。诗自萧氏《选》后，艳藻日富，律体因开，非专重风骨裁甄，将何净涤余疵，肇成一代雅体？逮乎肄习既壹，多乃征贱，自复华硕谢旺，闲婉代兴，不得不移风骨之赏于情致，衡韵调为去取，此《间气》……视《英灵》所载，各一选法，虽体气斤两，大难相追，亦时运为之，非高氏过也。(《唐音癸签》卷三一)
胡氏的论述，大要是讲选家个人的趣味并非兴之所至，多么自由的，必须与诗歌史发展的背景即所谓“时运”联系起来考察，选家的趣味皆受其所处时代文学风气的制约而已。
《间气集》的价值与功过，这里姑且不作深论。编者高仲武基本上就是站立在大历年间的末端回首看望着他的时代，这一点对于我们就是很有意义的。大历人总结大历诗，他没有创造出一个概括的文学史名称，选集书名上的“中兴”二字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安史之乱”令唐帝国大厦将倾，唐肃宗、代宗二代君主，当时扮演了“中兴”之主的角色。《间气集·序》曰：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援，戎事纷纭，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仲武不揆菲陋，辄罄
闻，博访词林，采察谣俗。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述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四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略叙品汇人伦，命曰《中兴间气集》。
序称唐肃宗为先帝、代宗为“皇帝”，又曰诗选“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则序文写作在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去世至八月上“代宗”庙号之间的两三个月之内。整本诗选的编选与修订，范围不出大历、建中之际。
以《间气集》通选一代的体例，仲武序文明确选集选诗覆盖的范围为肃宗至德元年至代宗大历十四年(756—779)，首尾二十四年。以此为依据，后人传述的“大历诗”，质诸唐人的认识，其文学史上的断限与范围，应以上述二十四年的时段为核心范围。考虑到文学风气一般有渐起与余响，范围适当扩大一些也是可以的。
下面就“大历诗”的称名与文学史范围续作斟酌。历史上称呼皇帝，有以他的主要年号为名的，如开元皇帝、元和皇帝之例，前揭《间气集》的二十四年选诗范围之中，属于代宗大历年的有十四年，大历年之前尚有代宗宝应③、广德、永泰计三年多，加在一起，属于代宗的时代近十八年，肃宗至德、乾元、上元、宝应共计六年多。所以，依循旧史称述年号之例，这段文学史称为“大历诗”还是比较合适的。所需注意者，“大历诗”只是一个权宜的名称而已④，与史实参差的方面尤其要尽量照顾到，文学史上的“大历诗”不能完全等同于大历年间的诗风；在大历年间之前十来年的文学历程不能被忽略掉。
《间气集》在通选一代的体例之下，这方面的考虑还是比较周到的。序曰：“但使体格风雅，理致清新……则朝野通载，格律兼收。”《间气集》孟云卿评语曰：“余感孟君好古，著《格律异门论》及谱三篇，以摄其体统。”《间气集》的话语中，“格”指古诗、“律”指今诗，著《格律异门论》及谱，证明高氏也关注到当代古、今诗的对立态势。《间气集》在高度赞赏当代律诗成就时，对于复古诗人的成就也有所反映，集中选录的孟云卿、苏涣、窦参、刘湾都是复古诗人，比之后世有关大历诗的多数论述，视野反而更为开阔。
即使在以律诗为主要成就的方面，《间气集》的规模也有比之后人更为完整的例子。《间气集》选诗最多(十三首)的诗人皇甫冉，在集中享有的几乎是无冕之王的待遇。独孤及《皇甫冉集序》也称许皇甫冉的文学成就在“当代”“数人”之列⑤。今人论大历诗反而多将皇甫冉、皇甫曾兄弟排除在外⑥，这一做法值得斟酌。
总之，以《间气集》为例，稽考唐人视野中的文学史，绵历8世纪50、60、70年代的唐肃宗、代宗时代的文学，称为“大历诗”是不妨的。这个“大历诗”规模上有几个要点：一者，该时期存在着以钱起、郎士元、韩翃、皇甫冉、刘长卿、李嘉祐等为代表的主流诗风，历代论诗者论“大历”，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为多。二者，该时期诗风，不完全是大历年间的诗风，也应包含大历年之前十来年诗风在内。三者，该时期的文学，古、今(或曰格、律)对立的态势是存在的。历代诗话主导的论述传统，对于后两方面的情况关注较少。受传统诗话论述引导的今人的前沿研究对此也突破不多。比较而言，唐人亲历并看得到的文学史上的这个时段，明显的更为完整与丰富。
二 杜甫与天宝、大历间诗风
有关杜甫(712—770)文学时代的归属问题。自从经典化“四唐”说唐诗史观建立并流行起来之后，“盛唐”成为遥不可及的最伟大的文学时代，杜甫这位常常被定评为最伟大诗人之一的自然非开元、天宝时代的“盛唐”莫属。可是，唐人并不知道文学史上有一个神话般的“盛唐”，在他们的眼中，将杜甫归类为大历诗人的也颇有其例。
晚唐五代人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曰：“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⑦至德后、大历前(756—765)的十年间，确实是杜甫文学生涯的巅峰时期。他的传世名作中的大部分，包括五古的大诗如《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北征》，即事名篇的“新乐府”五古叙事诗如“三吏”、“三别”，《前出塞》、《后出塞》等其他五古，若干长篇七言歌行以及五律的名作，都是在此一时期创作的⑧。按照前节论述的《中兴间气集》的选诗范围，杜甫的巅峰期，就包括在《间气集》的范围之中。杜甫自然可以属于大历诗。
质诸文学史的实际，将杜甫看作一位活跃的“天宝诗人”也有一定理由。他与有诗入选开天诗选《河岳英灵集》的李白、高适、岑参等人密切交往，有真挚的友谊。以与杜甫齐名的李白为例，他卒于宝应元年(762)，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归属于“大历诗”的时代的。唐人论李杜齐名，也称二位为“天宝诗人”⑨。
杜甫开元、天宝年间的创作方面。尽管如上所述，杜甫出类拔萃的成就是在“后天宝”时期取得的，然而，在天宝末年之前，或者按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的天宝十二载，甚至再推前一年至天宝十一载之前，钱谦益《少陵先生年谱》开列的诗歌共计十一首：《冬日洛城被谒玄元皇帝庙》、《南曹小司寇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陪李北海宴历下亭》、《同李北海登历下古城新亭》、《赠李白》、《奉寄河南韦尹丈人》、《上韦左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醉时歌赠广文馆博士郑虔》、《兵车行》、《杜位宅守岁》。这一数字极端保守，不足算数。今以杜集编年较精的《杜诗镜铨》为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作于天宝十一载)之前共计有三十八题四十首。以浦起龙《少陵编年诗目谱》为例，《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之前的有五十题六十二首。尽管在杜诗全集中不足二十分之一的分量，但是，如《登兖州城楼》、《望岳》、《房兵曹胡马》、《画鹰》、《兵车行》等，名诗、好诗也颇有一些。起码是称得上一家的。
如果杜甫有诗入选《河岳英灵集》，他之归属为天宝诗人，就毫无疑义了。按照笔者本人对《河岳英灵集》编撰问题的新研究⑩，杜甫若与王昌龄系列的诗人早有交往，他的诗有条件早一点、多一点被殷璠读到，杜甫如岑参一样，得以文坛后进身份而入选《河岳英灵集》，应该是有资格的。他之不得入选，固然有偶然因素。另一方面，天宝十二年之前的诗人杜甫的成就与名声，当然也没有到了不容回避、非入选不可的地位。总之，《河岳英灵集》不选杜诗，有遗憾，也还是情有可原的。
杜甫之归属“大历诗”的时代，还有可说。杜甫除了与《河岳英灵集》诗人李白等有友谊之外，他与《中兴间气集》诗人孟云卿、苏涣也有交往。特别是，他与8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天宝年间之后、大历年间之前(756—765)那个时期活跃的以《箧中集》为标志的复古诗人群体的联系最多。如上所述，这一时期是杜甫文学生涯的巅峰期，又是他古诗创作的丰收季节。杜甫与元结、《箧中》诗人王季友、张彪、孟云卿均为友人。总之，乱后的杜甫流落西南，长期处于诗坛的边缘，以他的交往与突出的文学成就之取得论，视为天宝及天宝后文学复古思潮的“同路人”比较合适。杜甫之无缘入选大历诗选《中兴间气集》，最大的可能是杜诗尚未广泛流传(特别是在中原地区)，编选者高仲武获读杜诗的机会不大；另外，以高氏偏保守的选诗眼光，即使读到杜诗，也未必能像《河岳英灵集》对待李白诗那样对待杜甫诗。更不用说像樊晃编《杜工部小集》那样推崇杜诗了。
总之，诗人杜甫活跃的时期以天宝年间以至大历前期为主；以《河岳英灵集》、《中兴间气集》为例看待唐诗史的时段划分，杜甫文学光辉灿烂的时段属于“大历诗”的时代。称杜甫为“天宝诗人”，或者以杜甫(代表大历时期的古体文学)、钱起(代表大历时期的近体文学)的文学成就作比较论列(11)，都反映了文学史的实际情况。每一位活跃在跨时代时期的诗人，在分配他们的时代归属时，遇到类似问题还算正常。
上述杜甫交往的李白等、孟云卿等两拨诗人，都倾向复古，则反映了天宝至大历前期，文学复古思潮成为时代的最强音的实际。这也是杜甫文学成就的一个重要背景。
三 大历诗坛左、右翼之对立竞争
《中兴间气集》将肃宗、代宗时期文学合而为一“集”，高氏在该书序言中已经揭示了“格、律”(即古、今)(12)的问题，又在孟云卿评语中倡“格、律异门”。则大历时期，文学的古、今对立已经表面化。大历当时人对此有所认识。笔者受王运熙先生将大历文论分为三种倾向的论述的启示(13)，觉得对于整个的大历时期诗风，作左、右翼分别论述，似乎稍能得其实。大历才子代表的“大历主流诗风”步趋今体诗的规范，属主流也是保守的右翼；延续天宝复古潮流的方向，对今体诗风持激进批评态度者为左翼；在文学理论倡导方面，分别对左翼、右翼诗风持温和批评态度者为中间派，即“中道”的声音。观察大历诗风，古、今对立的态势，某种意义上具有一定的结构性。
大历诗的古、今对立，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又略呈此起彼伏、高潮继起之状。这也解决了大历诗的分期问题。唐人论文学史，有所谓“大抵文体十年一更”的观点(14)，二十来年的“大历诗”的风气演变，在大历年间之前，以《箧中集》为标志的激进复古思潮比较流行，那也是乱中的近十年间。而近体唱和为主的大历主流诗风，于大历年间达致高潮。所以，大历诗史的高潮，大体上先“左”后“右”。当然，两翼的实力并不对等，势力雄厚、地位稳固的，始终是主流的今体诗风(15)，这也是毋庸置疑的。所谓“十年一更”之“更”(变)，只是引领风骚的主导者地位的相对变换而已。
大历左翼诗风突出代表者，是乾元三年(上元元年，760)(16)元结之编撰《箧中集》，倡导文学复古，掀起了天宝年间之后、大历年间之前8世纪50年代中至60年代中十来年文学史的一个高潮。
乾元三年，时任监察御史的元结，于理兵山南东道唐州泌阳之暇，编撰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七人之诗，凡二十四首，为《箧中集》(17)。集前自《序》称，“已长逝者，遗文散失；方阻绝者，不见近作。尽箧中所有，总编次之，名曰‘箧中集’。”命名与编集之由，都说明得很清楚。《序》署“乾元三年”，选集自然是本年闰四月改元之前所编。
《箧中集》所选诗歌与后人习见的唐诗风格大相径庭，《箧中集·序》是元结对所选诗歌的理论概括，更是对他所倡导的不同时俗的文学观念的标榜，曰：
风雅不兴，几及千岁，溺于时者，世无人哉。……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彼则指咏时物，会谐丝竹，与歌儿舞女，生污惑之声于私室可矣。若令方直之士、大雅君子，听而诵之，则未见其可矣。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18)
所谓“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表明元结认为《诗经》诗教传统以后的时代，文学上的成就距离“风雅”的标准，都不足够。而“近世作者”以下，更是对当下文学风尚的具体批评，概括其宗旨，则是反对声病、反对形似、反对流易为辞。另一方面，与歌儿舞女为伍，以图娱乐，也是大雅方正之士所不许的。声病、形似、流易之辞，这是永明新体文学以迄律体的总体上的特征，全面否定这几点，就是全盘否定律诗所属的文学传统。而“歌儿舞女”云云，批评的是唐代诗歌入俗乐，服务于娱乐的现象。大而言之，这些具体的批评，也否决了《楚辞》、汉赋以下的文学的基本原则。从而与“风雅不兴，几及千岁”的大论断相呼应。这一套论述的话语，其实就是天宝年间在元德秀、萧颖士等人旗帜下兴起的复古思潮绪论之再次重申(19)。
《箧中集》与唐中期的文学复古思潮(20)，前贤未及论述到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即元融(季川)与《箧中集》的关系以及元氏兄弟一家之学的问题。清何焯手校《箧中集》时，曾经从汲古阁的旧钞本中辑存了原书的后序，这是他本所无的(21)。序曰：
漫士(按：元结自号)昔在高山，藏山近五千卷。及经进乱，全家瀼滨，存者不过筐箧。中有季川所遗沈公等杂诗一卷，不忍遗之，遂编次为《箧中集》。其遗散七十余首，采奇篇四章，存于集中。为斯集已，盖欲显季川之志尚所存，亦寄季川于诸公下，致之箧中，此而已矣。(22)
看来沈千运等人的诗，是元融送给元结保存着的。乱中不忍舍弃，元结就将之编为一集，并附元融之诗数首于末，顺便也表扬一下族弟元融论诗的“志尚”。《箧中集》七位作者当中，为何只有元季川特别称字而不称名(融)，前人尝有疑惑(23)。据《后序》所述这节情形，就比较好理解了。当然，对于《箧中集》诗风，元结本人作《序》有更为提纲挈领的宣示。沿着元结、元融兄弟二人与该集之特殊因缘，应当注意到，元融既是元结族弟，又是元结的学生(24)，元融师从元结，就像元结师从元德秀一样，元氏家族兄弟群从之间兼为师友，元德秀、元结、元融一脉相承，元氏文学的“一家之学”是客观存在的。《箧中集》可以作为元氏诗学的“代言者”看待。而德秀又是天宝复古思潮的精神领袖，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亲缘以至历史的联络中来理解，《箧中集》之问世，宛如元德秀诗学的新一章“续编”罢了。
《箧中集》代表的复古思潮的反响，由《中兴间气集》的例子看，窦参评语曰“祖述沈千运”，孟云卿评语曰“祖述沈千运”。大历十四年(779)去乾元三年(760)，相距不足二十年，沈千运已经成为与陈子昂并列的文学复古的旗帜般的人物，这是《箧中集》影响当时文坛话语的最好证明。而大历、贞元之际韦应物，贞元、元和之际孟郊的诗学渊源，无疑都要接续上此思潮。
至于大历年间达致高潮的主流的今体诗风，历代论者以及今人的前沿研究众矣，这里扼要辨析一下如何权衡大历主流诗风的价值的问题。大历主流诗风与它所继承的开天主流诗风携手，代表律诗诗艺不断开拓的进程，这主要是就诗歌艺术方面的成就而言的。从道德正义性的角度，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才子诗人们奔走游谒于长安、洛阳两京的贵戚、达官之门，他们的诗歌艺术，主要充当着奉承、献艺、交际之具。这可能也是宋代以下“理学武装头脑”的广大士大夫群体，不容易积极、正面、同情地理解大历诗的一个重要原因。
如何掂量评估文学与文学家的成就，本来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唐人论文学，主流的方式，是不以道德政教的价值标准裁量一切的。古代历史环境之下，文人作为游士清客(唐代又有不少文人拥有官吏的身份)，由贵族供养，而文人文学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奢侈品”，多数在“贵游”的场合产生并享用。我们从研究文学史的角度，应该将“贵游”场合看成是个“舞台”，一种展示新诗艺、推广新诗风的舞台；而不必要盯着文人趋炎附势的庸俗的一面。本来，唐代文学的“门户”律诗，就完全是在宫廷贵游的文学唱和中锻炼出来的，其成就至今还为华夏子孙所享用。一味纠缠着诗人的道德不放，对于探讨诗歌艺术的历史，没有多大意义。大历诗的价值、甚至整个唐诗的遗产，都主要是以诗歌艺术方面的成就为基础的。
两京贵游文学代表人物是所谓的“大历十才子”，唐李肇《国史补》卷上有一段对京师才子诗人贵游活动的具体记载：
郭暧，升平公主驸马也。盛集文士，即席赋诗，公主帷而观之。李端中宴诗成，有“荀令”、“何郎”之句，众称妙绝，或谓宿构。端曰：“愿赋一韵。”钱起曰：“请以起姓为韵。”复有“金埒”、“铜山”之句，暧大出名马金帛遗之。是会也，端擅场。送王相公之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刘相之巡江淮，钱起擅场。(25)
郭暧是平定“安史之乱”的最大元勋郭子仪之子，升平公主是当今皇上唐代宗之女。文士盛集于他们家的府上，即席赋诗比赛，李端马上写成一首，大家称善。但是，有人怀疑这是预先准备好了的诗，李端说再赋一韵，钱起建议以“钱”为韵字，李端又获得优胜，最终评为本次集会“擅场”(第一)。类似的唱和，送宰相王缙出镇幽朔，韩翃擅场；送宰相刘晏巡江淮，钱起擅场。
下面略按时间次序，看看《国史补》记载的这三场具有典型意义的长安贵游文场较量。
所谓“送刘相之巡江淮”，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兼转运等使刘晏巡江淮，据《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事在宝应二年(763)，由钱起送别诗看，时节在秋季。送行诗会上钱起“擅场”的《奉送刘相公江淮催转运》是一首五言近体六韵诗：
国用资戎事，臣劳为主忧。
将征任土贡，更发济川舟。
拥传星还去，过池凤不留。
唯高饮水节，稍浅别家愁。
落叶淮边雨，孤山海上秋。
遥知谢公兴，微月上江楼。(《全唐诗》卷二三八)
刘晏是肃宗、代宗之际的名臣，对唐朝财政制度有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与天宝、大历之际的许多诗人(如王昌龄、李颀、岑参、刘长卿等)都有友谊。钱起该作，既然评为擅场，则在当时就是一首名诗，亦入选了《中兴间气集》，且列全集之首。钱起享重名于当时(26)，该诗可以作为当初饯送诗的一个模型来看待。这种试帖诗式的六韵诗，主要考验的是诗人即兴而作时修辞使事、为文造情的技巧。第一联“资戎事”、“为主忧”大义堂皇，在国难当头、战事未息之际，作为全诗总冒，歌颂刘晏勇于为国任事。第二联，接着具体叙述刘晏水路出使江淮，是前往征赋税，以解国家财政困难。“济川舟”一语双关，既可看作眼前使节将发的舟船，又可以比方刘晏此行是为国家渡财政难关而发的“济川舟”。第三联堪称该诗的第一处诗眼，古代帝王使者称为星使，乘传而行；唐人又以凤凰池比喻宰相职位。“拥传星还去，过池凤不留”二句字面上写天帝的星使拥传奔走、凤凰过池不留，隐喻宰相不安尊位、为国辛劳。天星、凤凰，那么的高贵、珍奇，用来奉承宰相出使，极为贴切、得体。这里，用典与写实融为一体，显示出高度的创作才华。乔亿评为“典切”(27)。第四联上句“唯高饮水节”通过用典写清廉(28)，宰相此行是征财赋，尤显贴切；“稍浅别家愁”，写离愁，表面故意淡化(“浅”)，反而有加强的效果。以上四联，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层面来阅读，只是第四联的对句(一般的五律尾联不用对句)，悄然安排了下一个后续的层次。第五、第六两联，可以视作该诗的一个附加的层次，“落叶淮边雨，孤山海上秋”是唐人作律诗的当行技巧的显示，刻画刘晏将要出使的江淮地区的特别景致，又巧妙地接上了第四联的情绪，继续渲染。成为钱起诗的名联之一。末联，又接着上联的景致，安排了一个诗人太守月夜登楼吟咏的典故与画面，作为全诗的结尾。风流儒雅，同样切合刘晏的身份。这样的一首六韵饯送诗，被推为擅场之作，诚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所谓的“送王相公之镇幽朔”，《旧唐书·代宗本纪》载：“(大历三年闰六月)庚申，宰臣充河南副元师王缙兼幽州节度使。……(七月)乙亥，王缙赴镇州。”大历三年秋七月送王缙赴幽州诗会可考的作品尚有钱起《送王相公赴范阳》(《全唐诗》卷二三八)、皇甫冉《送王相公赴幽州》(《全唐诗》卷二五○)、皇甫曾《送王相公赴幽州》(《全唐诗》卷二一○)等，韩翃“擅场”的《奉送王相公缙赴幽州巡边》也是近体五言六韵诗一首：
黄阁开帷幄，丹墀侍冕旒。
位高汤左相，权总汉诸侯。
不改周南化，仍分赵北忧。
双旌过易水，千骑入幽州。
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秋。
无因随远道，结束佩吴钩。(《全唐诗》卷二四五)
本诗第一联、第二联分别写宰相处所之崇、位置之重，第三联由歌颂其治绩(“不改周南化”)过渡至为边镇担忧(“仍分赵北忧”)，自然转到出镇。第四联叙述出镇，第五联写边塞风物，末联表达无由随镇，但是心怀追随之意。诗中的警句，要推第四、第五两联“双旌过易水，千骑入幽州。塞草连天暮，边风动地秋”，气象宏大。该诗作为大历名作，入选了《中兴间气集》。后人评价也一直较高，《唐诗别裁集》选入卷一八。乔亿评此诗：“层层写到，笔行精神，极简重，又极展拓，无愧擅场之目。”(29)
关于郭驸马府上集会诗。李端《赠郭驸马诗》二首，题下小注：“郭令公子暧尚升平公主。令于席上成此诗。”(30)郭子仪子郭暧尚升平公主，事在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七月(31)，但是，照《旧唐书》的有关记载，钱起会上称李端“李校书”，则前述诗会举行的时间大约不是在永泰或大历初郭驸马新婚之时，而是在大历五年(770)稍后的时期，李端大历五年进士及第之后，方可能授校书郎。李端“擅场”诗会的二首七律：
青年都尉最风流，二十功成便拜侯。
金距斗鸡过上苑，玉鞭骑马出长楸。
熏香荀令偏怜少，傅粉何郎不解愁。
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凰楼。
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
新开金埒看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
杨柳入楼吹玉笛，芙蓉出水妒花钿。
今朝都尉如相顾，愿脱长裾学少年。(《全唐诗》卷二八六)
先看第一首，第一联、第二联写郭驸马衣马轻肥、富贵风流，“金距”“玉鞭”、“上苑”“长楸”，写法上中规中矩。第三联“熏香荀令偏怜少，傅粉何郎不解愁”是一篇警策，巧妙点出郭暧是郭令公之小儿子以及驸马的身份，又奉承郭驸马白皙帅气、阳光快乐的风度与气质。用典上“熏香”、“傅粉”配对在一起，用得奇妙。末联之精彩，不亚于第三联，“日暮吹箫杨柳陌，路人遥指凤凰楼”，箫声、凤楼本来就是有所连结的，出自《列仙传》箫史故事，“凤凰楼”暗喻驸马尚主，箫声仙郎，人人企羡，充满神奇与超越的意味。综观全诗，兼有建安游宴诗之轻快与齐梁宫体诗之清丽。从其语言、意象的构造与风格来看，接近完美。难怪与会的诗人疑为“宿构”。
李端的第二首诗，诗句精彩的次序略有变化，全诗的秀句是第一联、第二联。“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以两个比方为主，进行风景的素描，皎皎夜色，极其明快，不费体会。“新开金埒看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金埒调马”出自《世说新语·汰侈》篇中王济的典故，“铜山铸钱”是西汉邓通的故事，本联写郭驸马爱骑马射击，又极其富贵风流。第三联委婉地奉承驸马、公主之飘然出俗、秀丽绝伦，对仗也设计得很妙。末联抒发愿得驸马的提携之意。
纵观以上钱起、韩翃、李端诸例，从诗歌艺术较量的角度看，“擅场”诗人的桂冠，得来也不容易。除了上揭《国史补》记载的三场典型案例之外，当时两京文人集会唱和的活动应该还有无数场，所谓的“钱郎”、“大历十才子”，都是当时活动中所产生的品题。现在按诸各家诗集可以稽考的就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如大历元年送徐浩赴广州、大历三年宰相杜鸿渐移居长兴里等。两京(以长安为主)贵游文学，就这样领起了一代诗风。
四 大历主流诗风的两个中心与诗人群体的前、后辈分
前节论述到以京城为中心的大历贵游文学的几个典型例子。至于大历江东地区出现的“文坛第二中心”，那是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关于“大历中”江东(江南，或江外)诗人的活动具有文学史高度的意义，论端首发于大历、贞元间著名诗僧皎然的《诗式》，曰：
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32)
今人傅璇琮、贾晋华等对此续有疏证与发挥(33)。按之皎然上述“点名”诸诗人的实际，所谓的“大历中”或许是就皎然观察到的比较高潮时期的状况而言的，事实上，诗人云集江东(“词人多在江外”)，与“安史之乱”的推动直接相关。所以，时间范围而言，天宝乱后以至大历年间，正是本文据《间气集》厘定的“大历时期”。
“安史之乱”自东北而中原，席卷之势，促成了全国许多人才蜂拥向江东地区的又一次的历史性的大转移，史载：“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34)或曰：“天宝末，安禄山反，天子去蜀，多士奔吴为人海。”(35)某种意义上，这就重新划分了“唐诗版图”。江东地区成为文学人才的“集散地”，一段时间之内，文学活动频密热闹，堪比京师。大历的重要诗人，许多都在江东地区有活动。
广义大历时期的文学人才转移，断断续续，延续的期限大约起自乱起的天宝十四载前后，至乱定的广德元年，约八九年(755—763)。而广德、永泰以迄大历之末(763—779)，十六七年大体上相对安定(地区内也时有暴动骚扰)。论此一时期的江东文学的条件，不脱两大要点。一是如上所述的人才密集移动与集散。二是地区内的地方官继承传统的诸侯养士传统，接待文人游士，组织、主持文学活动，终于酿成了文学史格局上的一个变动，即江东文学中心的形成。江东大员主持文事，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宝应元年至大历五年(762—770)鲍防、大历八年至十二年(773—777)颜真卿分别在浙东越州、浙西湖州召集方内、方外文士的唱和活动。今人的论述也比较多了。至于文人间络绎不绝的民间唱和，则更为密集。
对于大历诗人在江东所取得的成就，《间气集》其实也是有反映的。如皇甫冉评语曰：“补阙自擢桂礼闱，遂为高格。往以世道艰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36)皇甫冉避处“江外”，新诗传至京师，当代作者失色，是说皇甫冉在江外的作品传至京师，文坛震动。李嘉祐评语曰：“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也。”所谓“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指嘉祐诗坛重名之起，时间点落在他大历前期在朝为官之时。质诸嘉祐生平事迹，他的诗誉之起固然是大历年间前期在朝为官时所享，而他成就的基础，却是与江东诗风有关的，永泰年间(约765)嘉祐自江阴令从江东入朝，遂成名人。而高氏评语固曰嘉祐诗风“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吴均、何逊之敌也。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又‘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华之冠冕也”。而高氏评语的“涉于齐梁”正好与皎然“诗道初丧……何得推过齐梁”的批评互相印证。由此可见，江东文事之重要、江东文风之别具一格，是大历一时公论，不仅皎然一人之意见也。
大历时期代表诗人群体分为前辈、后辈的状况，论者措意似不多。我们如果注意比较《间气集》选集与“十才子”品题，也可以发现其中的蹊跷。“《间气集》作者群”与“‘十才子’主力”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次群体来观察。
入选《间气集》的主要诗人，钱起、郎士元、韩翃、皇甫冉、刘长卿、李嘉祐等人，尽管多数生年不可考，但是，质诸他们的生平事迹，约略可见这是一个出生于8世纪10年代至20年代的群体。以他们进士及第的年代看，李嘉祐天宝七载，刘长卿七或八载，钱起九或十载，韩翃十三载，皇甫冉、郎士元十五载，都是“安史之乱”之前天宝年间的进士。他们与杜甫(天宝十载献赋)、岑参(天宝三载进士)、元结(天宝十三载进士)等同处一个时代，所接受的实是开天文学的哺育，承担着将王维、崔颢代表的开天诗风继承并引导至大历新时代的责任。所以，《间气集》诗人群体，也可以称为天宝、大历间诗人。
而“十才子”品题所及的诗人，《新唐书·文艺·卢纶传》开列如下：“(卢)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
、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钱起、韩翃是两位前辈，崔峒的年辈可能也稍高。吉中孚等其余七位诗人，基本上是兄弟行。“十才子”活跃在8世纪60、70年代的大历年间，地点则长安贵游场合。李端、司空曙、耿、卢纶等诗人，由其交游事迹观察，主要出生于40年代前后，在乱中、乱后逐步走上社会与文坛。这批后进的“才子”诗人一方面与钱起等前辈诗人游处，继承开天主流诗风；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大历诗风向贞元诗风过渡的“跨时代”的文学主导者群体。所以，这是一批可称为大历、贞元间诗人的群体。
总之，观察大历才子诗风，如果注意到主流诗人群体的辈分差异，我们就会发现，前辈、晚辈诗人的成就各有千秋，两代诗人的历史角色也是各有承担的。钱起等诗人继承王维时代诗风的踪迹已经较多为论者注目，李端等诗人的创作则有更多“新变”、与贞元诗风有联系的因素。比如，李端之于五言古诗、耿之于乐府诗，以及整个的后进才子诗人群体比较普遍的偏于现实、通俗、叙事的倾向，都在某种程度上开辟了文学史上的大历诗风通向贞元、元和诗歌革新的道路。而卢纶、李益，作为大历才子文学的“遗才”，因缘际会，最终充当了贞元诗风的重要领导人物。
五 大历诗坛“中道”的声音
所谓“中道”的声音，共同的特征就是不走极端。大历诗坛古、今竞争的态势，却引发了各自阵营的自我批评，这不能不称为文学意识的成熟与稳健的标志之一。
在唐代文论史上，杜甫《戏为六绝句》、皎然《诗式》，二者各臻一极的理论成就，都与大历时期文学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文学思想家的深沉反思有关系。
对于杜甫《戏为六绝句》，这里主要考察它的立场与发声的问题。“安史之乱”前后，杜甫取得了他文学上的决定性成就，他的传世名作中的大部分，都是在此一时期创作的(37)。杜甫的诗学趋向尽管是兼综古、今体，然而，若按他的创作生涯前后次序而言，乾元二年(759)入蜀之前的阶段，他古诗方面的成就更大。论乱中与乱后阶段的文学复古思潮，完全可以将杜甫视作为“同路人”。唐人区分文学古、今阵营，杜甫通常也被列入复古派。
《戏为六绝句》组诗，旧注或从杜诗旧编次，系于上元二年(761)的成都(38)，浦起龙系于宝应元年(762)“春晚至夏”时期(39)。当时漂泊西南、身处成都的杜甫，在全国的文学舞台上还是比较边缘的。他所面对的没有什么瞬息万变的文坛形势，所以，上元二年或宝应元年，写作时间的异说，对于理解作品影响不大。杜甫出生在开元建元的前一年，上元、宝应之际的杜甫已经年届五十，“五十而知天命”。钱笺曾经提及“惜时人之是古非今，不知别裁”的话。近人马茂元在探讨《戏为六绝句》时则发问：为什么古往今来的大量作家当中，杜甫选择庾信、“初唐四杰”来专门论述，措词有所辩护，“如项庄舞剑，意有所指呢？”(40)下面研读《戏为六绝句》。组诗如次：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
今日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其一)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
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二)
以上二章，是正面“立论”，为庾信、“四杰”辩诬。如果连贯起来，我们就要看庾信、“四杰”又联合成一个什么共同体，由此接近诗人的本意。庾信是南北朝后期新体文学重要代表者之一，“初唐四杰”虽然曾经对过于绮靡的“上官体”有所批评，但是，他们主要的贡献，也是对六朝诗歌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近体诗的建立与巩固所作的贡献。这一方面，可以先看一件当事人自我认识的材料。唐律的代表诗人宋之问为他的文友同志(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作祭文，中曰：“后复有王、杨、卢、骆，继之以子跃云衢。”(41)宋之问既然以杜审言与“四杰”并列，就证明“四杰”、杜、宋是处于文学史的共同道路上的。还可以举李商隐《漫成五章》(其一)的论述作为旁证：“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即今唯观属对能。”(42)“王杨”(即初唐四杰)与“沈宋”并举，是“四杰”之业绩重在近体诗的建设与创立也。而初唐诗人之创制律体，又上承齐梁文学之传统。由此可以看到，庾信、“四杰”代表着的是齐梁周隋至初唐时代新体文学的历史序列与文学阵营，而讥讽抨击这一阵营者，杜甫当世，是颇有其人的，他们的言论为杜甫所不满。天宝以降的复古思潮的影子隐约显现出来。
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
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其三)
才力应难跨数公，凡今谁是出群雄。
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其四)
以上二章，上承前两章所论庾信诸人，可以视为最初二章“立论”之“申论”。方式是指出了“四杰”劣于汉魏的不足，也指出了“翡翠兰苕”一味秀丽的不足。批评的同时，又点出了杜甫本人所崇尚的“鲸鱼碧海”的壮丽风格。在整个组诗的结构中，可以视为中间过渡。
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
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其五)
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先谁。
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其六。《钱注杜诗》卷一二)
前四章多少都与为庾信、“四杰”辩诬相关，这两章转到正面地谈论文学。涉及的大体上是两个原则或标准的问题，也可以理解为大、小原则，或高、低标准。前章讲“清丽”，后章讲“风雅”。与二者相纠结的，仍是有关文学史的历史认识的问题。杜甫承认“清丽”，表明他认同齐梁陈隋以迄初唐文学的基本价值，同时，“恐与……后尘”又明确表示对于齐梁末流的警觉与批评，而“清丽”的名目所揭示的乃是导源于屈原、宋玉的文章文学修辞传统的本原，故言“窃攀……方驾”。按之杜甫组诗的观点，文学殿堂的大门要由“清丽”的原则或标准把守，或可称之为文学的小原则或低标准。而在宗经崇圣的意识与话语环境当中，作为大的原则与高的标准，那就是古圣人开辟的“风雅”的传统，这个基于理性与文明所建立的人间秩序，当然是个更为开放的境界；在“转益多师”的方法论旁边，可以说已经预留了“变化创新”的文学理论的余地(43)。
综观以上对《戏为六绝句》六首诗分为三个段落的解释，在古、今争论已经揭开序幕的文学史语境之中，该组诗主要是对复古阵营论者发声，主张调和古、今。一方面，杜甫支持文学革新并身体力行，同时又留有余地，“清词丽句必为邻”者，是必以清丽为标准；“历代各清规”(《偶题》，《钱注杜诗》卷一五)是反对轻易抹杀历代文学的成就。另一方面，杜甫对于今体文学之赞成，也留有余地，“恐与齐梁作后尘”，明确宣示对齐梁文学末流的摒弃。总之，杜甫“历代清规”、“转益多师”的“中道”的文学理论不是相对主义，而是对古、今对立态势的一种超越。堪称廊庑广大，平正通达。
皎然《诗式》最终成书在贞元五年(789)，但是，据《诗式》卷一《中序》相关记述，贞元二年时，皎然的手边已经放着《诗式》的草稿。可见《诗式》之初创作，大致是大历、建中之际。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是时代相当的作品。视之为对大历诗风的总结与反思，应是合适的。
皎然(约720—约793)(44)比杜甫年辈稍晚，在大历文坛，他在颜真卿湖州幕府非常活跃，论其文学上的派别或阵营，还有唐人的故事流传。赵璘《因话录》卷四：“吴兴僧昼，字皎然，工律诗。尝谒韦苏州(按：韦应物)，恐诗体不合，乃于舟中抒思，作古体十数篇为贽，韦公全不称赏。昼极失望，明日写其旧制献之。韦公吟讽，大加叹咏，因语昼云：‘师几失声名。何不但以所工见投，而猥希老夫之意。人各有所得，非卒能致。’昼大伏其鉴别之精。”今人对此或不以为然(45)，但是，故事的细节或可商榷，皎然诗的成就或许比较多方面，就通性事实方面而言，以古、今对照的文学阵营之分别，皎然属于今诗阵营似难置疑。皎然集中五律居多数，重视其诗的唐人诗选《极玄集》(46)也是以今诗成就为主要取向的；皎然的诗弟子刘禹锡的诗风也偏向今体。
今通观《诗式》全书，多以8世纪居于主导地位的近体诗的诗歌观念诸原则作为对话者。分析言之。
一者，近体诗尚修辞，目标是清词丽句，属于“美文”系列。而《诗式》的理想是“自然”，皎然推崇苏、李诗，推崇曹植诗，他的远祖谢灵运的作品更被他推崇为“诗中之日月”：“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以他所推崇的谢诗为例，其奥秘在于：“为文真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惠休所评‘谢诗如出水芙蓉’，斯言颇近矣。”(47)那么，“真于情性”、“风流自然”的谢诗与崇尚华美的近体诗之间有无任何交接呢？以皎然所引用的比方“出水芙蓉”为例，“出水芙蓉”既自然又美丽。而崇尚自然，却不废苦吟，足为《诗式》与律诗写作方法交集的另一处。详下。
二者，就近体诗最重要的特征声律方面而言，《诗式》卷一《明四声》一条叙述较为全面：“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近自周颙、刘绘流出，宫商畅于诗体，轻重低昂之节，韵合情高，此未损文格。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声，故风雅殆尽。后之才子，天机不高，为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随流，溺而不返。”即四声的发明对文学是有功的，而“八病”弊病太多，害人不浅。《诗式》卷二另有《律诗》节对沈佺期、宋之问的成就极力推崇。按诸皎然本人的诗歌写作成就，亦以擅长律诗出名。
三者，对于律诗重要特征的对偶(俪词)、用事等方面，皎然认为“对”是“天地自然之数”(卷一《对句不对句》)，当然要重视，《文镜秘府论》东卷引皎然《诗议》尚保留了他所提出的“八种对”。同时，皎然论述的对偶同样要求与“自然”原则相协调，他认为要以意运词，不可太拘束，可以“变通”(48)。对于用事，虽然《诗式》是标榜“不用事”为第一格的，但是，卷一《用事》等材料中皎然将许多征用古人古事的方式算作比喻，“实际也就是为诗歌的大量用典开了绿灯”(49)。
四者，皎然《诗式》有关“取象”、“取境”的论述，对于律诗发展到大历时期所建构出的“意境”这一核心观念，他思想的触须锋芒所及，堪称“预流”。《诗式》卷一《取境》曰：“评曰：或云，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又云，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此亦不然，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有时意静神王，佳句纵横，若不可遏，宛如神助。不然，盖由先积精思，因神王而得乎！”这里，皎然的理论也有所综合，“不假修饰”不是“自然”，诗之“有容有德”非文彩而何；“自然之质”之获得必经“苦思”，尽管获得之后，其气貌“有似等闲”。《辩体有一十九字》曰：“静：非如松风不动、林狖未鸣，乃谓意中之静。”“远：非如渺渺望水、杳杳看山，乃谓意中之远。”此等以物色景象作为心灵“意”之显现的观念，非“意境”而何？
总之，细按皎然的理论，看起来他表扬前代汉魏六朝作家为多，但是，他对律诗的地位非常肯定，他对律诗的诗歌观念诸原则有自己独特的、深刻的理解。他所抨击的乃是大历诗坛诗歌创作当中的“异化”即“对象化”的问题，玩弄词藻与景物过了头的诗道末流，实质上对诗歌、对律诗都没有真正理解，因而随波逐流。皎然倡导的虽是“自然”的目标，最真的性情、自然的流露，却必经“苦吟”之路而到达。对于近体诗诸原则有赞有弹，诚然是大历诗风的“诤友”。这与李白《古风》(三五)所标榜的“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那种以为文饰与自然势不两立的观念、那种反对文饰的文学趋向，是有区别的。因此，可以说，他不是要颠覆律诗为代表的今诗，而是要对末流的偏颇作“纠正”。这正是大历诗坛来自右翼内部的“中道”的声音(50)。
综上所述，同样是“中道”的理论，杜甫是左翼的右翼，皎然是右翼的左翼。杜甫、皎然的年辈相差十来年，《戏为六绝句》、《诗式》发表的年代相差近二十年，而大历时期的古、今诗风的高潮分别之到来也大约先后有个十来年的差距。在大历时期古、今对立竞争的诗风环境当中，杜甫、皎然各自“中道”的主张、平正的倡导，也最终成为唐人留下的宝贵的理论财富，给后人以无穷的启迪。
六 大历诗的成就与地位
如何观察、评估大历诗的成就与地位，唐人本来大致就是有两副“眼镜”的。
一方面，就当时主导的、基本的观点而言，大历诗的成就，唐人着意的首先是以律诗为本位的今体文学方面，《中兴间气集》推崇钱起、郎士元、皇甫冉等，是个典型例子。又如独孤及《皇甫冉集序》(全名《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集序》(51))曰：
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李苏，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沈、宋既殁，而崔司勋颢、王右丞维复崛起于开元、天宝之间。得其门而入者，当代不过数人，补阙(按：皇甫冉)其人也。
这是一节8世纪70年代初的文学史的“当代论述”，出自大历七年当时的一代文宗笔下，独孤及应邀为故世不久的当代著名诗人皇甫冉作集序(52)。序文揭发的大历文学的成就与地位，可作如下复述：缘情绮靡的五言诗，渊源于《国风》、《离骚》，初期代表则苏李、曹刘。可谓源远流长！……千年之下，只有到了唐朝沈佺期、宋之问的时代，声律、色彩均有规律，五言诗的艺术始堪称完备。继沈、宋而后起接力者，开元、天宝间有崔颢、王维为代表，而大历当代也有几位传人，皇甫冉是其中之一。这段论述描绘了以律诗为基础的唐中期文学的一场“接力赛”：第一棒是沈佺期、宋之问代表的律诗的奠基者群体，第二棒则开天间崔颢、王维代表的诗人群体，大历当代诗人群体是第三棒，皇甫冉为其中的重要代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百年律诗高潮时代的大历诗的成就与地位所在。值得注意的是，独孤及是天宝、大历间文学复古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前揭的这段论述当中，他对近体诗风也没有一味奉承(53)，尽管如此，他对沈、宋以降三代诗人群体的历史功绩的记载，尤可见唐人不以个人趣味任意漠视、臧否史实的态度。复古运动的后进领袖者之一的李观，贞元六年(790)在长安作《与右司赵员外书》(54)批评当时诗风曰：“今之人学文一变讹俗，始于宋员外而下及严秘书、皇甫拾遗。世人不以为经，呀呷盛称，可叹乎！”(55)他从批评的角度立论，所谓“讹俗”之文风，照他说，“始于宋员外而下及严秘书、皇甫拾遗”，宋员外宋之问，严秘书严维、皇甫拾遗皇甫冉，又曰“世人……呀呷盛称”，证明时至贞元年间，占世俗主导地位的仍是景龙(56)以迄大历的文风系列。
分析律诗本位文学史上大历诗的成就，体制上突出表现为五律体裁的完全成熟与七律的重要发展。而文学观念方面，唐人概括的“理致清新”(《间气集·序》)，后人总结的“意境”观念，都是其成就的标志。大历诗是精金美玉，几乎达到了“美的文学”的极致。清人乔亿编《大历诗略》，可称为大历诗的专家，该书卷首《论诗》引用陈白沙语曰：“完养心气，臻极和平，勿为豪放所夺；造诣深后(疑为“厚”误)，自然如良金美玉，无瑕类(疑为“颣”误)可指摘。若恣意横为，词气间便一切飞沙走石，无老成典雅，规矩荡然。识者笑之矣。”(57)“元和诗变”之后的晚唐诗史上“清奇雅正”(58)一脉，其实仍然是诗坛的重要主导者。近代诗人评论家闻一多对唐诗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对大历诗有赞有弹，就其总结方面的论述而言，如：“就纯粹诗的立场说，这批人(按：指大历诗人)最可敬，贡献也最大。”“总括来说，大历诗人在数量方面为唐代第一，水准也高，但无大家和大的变化。”(59)可供参考。
大历诗的明显的不足，古人或曰边幅稍狭，或曰豪放不足、才思不足。前揭乔亿引陈白沙语也已涉及到此。大致可以归类为“蓝田日暖，良玉生烟——鲸鱼碧海”、“平和雅正——豪放雄壮”的较量。与世俗所叹的环肥燕瘦一样，这根源于审美规范的类型差异，与齐梁以降的新体文学传统，甚至也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根深蒂固的文学传统观念有关(60)。
另一方面，对于大历诗成就与地位的观察与评估，唐人实际使用过的“另一副眼镜”，那是从批评或挑战的观点而言的。前揭李观的论述是个例子。南北朝隋唐人论文学，大的框架就是古、今对照。律体的创制代表今体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复古则是针对唐代主流文学所发出的批判的声音。大中十年(856)，杜牧、李商隐同时代人顾陶《唐诗类选·序》有一段比较完整的古、今对照的论述，曰：
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挺生于时，群才莫得而并。其亚则昌龄、伯玉、云卿、千运、应物、益、适、建、况、鹄、当、光羲、郊、愈、籍合十数子，挺然颓波间。得苏、李、刘、谢之风骨，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宜矣！
爰有律体，祖尚清巧，以切语对为工，以绝声病为能。则有沈、宋、燕公、九龄、严、刘、钱、孟、司空曙、李端、二皇甫之流，实繁其数，皆妙于新韵，播名当时，亦可谓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者矣。(《全唐文》卷七六五)
顾氏列入“古”阵营的诗人有杜甫、李白、王昌龄、陈子昂(伯玉)、孟云卿、沈千运、韦应物、李益、高适、常建、顾况、于鹄、畅当、储光羲、孟郊、韩愈、张籍。列入“律体”阵营者沈佺期、宋之问、张说(燕公)、张九龄、严维、刘长卿、钱起、孟浩然、司空曙、李端、皇甫冉、皇甫曾，顾氏又曰“实繁其数”，则省略的太多，不一一列举之意甚明。对照顾氏的这两节论述，对于复古的诗人系列，曰“多为清德之所讽览”、“乃能抑退浮伪流艳之辞”；而律体一派的诗人，曰“妙于新韵，播名当时”。“清德”云云，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意思就是不是俗流所拥戴的，除了表示作者的表彰之意之外，也有世俗之人尚未高度认同之隐含的意思。与之比较，律体系列的诗人“妙于新韵，播名当时”，明白表示当时更享盛名的仍是主攻今体的诗人群体。顾氏表彰复古，对于律体的态度也比较温和，曰“守章句之范，不失其正”，同样表达了价值上的肯定之意。
总之，即使同情、支持复古的论者，也都不抹煞今体诗风在大历诗坛的主流地位，毕竟唐代强势、流行的是律体。
观察唐代古、今对立的诗风，还有一个现象需要注意。古、今两个阵营的状态有所不同。复古的声音虽然比较多，但是嘈杂，主张形形色色，像个“联合国”。即使李华著名的《三贤论》所论的“三贤”元德秀、刘迅、萧颖士，在复古的大方向之下，具体的主张都有很大差异。而今体诗因为有个律诗体制的基础，沈宋、王崔、钱郎一线相承，则宛如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某种意义上，这可能也是律体的主导地位不容易被撼动的一个原因。
以上主要论述大历主流文学的成就与地位。若论稍微广义一点的大历诗，以作家成就论，包括了杜甫、元结、钱起、刘长卿、皇甫冉、韩翃、顾况、韦应物、李端、卢纶、李益等在内活跃在文学史的大历时代的诗人群体，他们的成就足以颉颃包括开天、元和在内的唐诗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当然，不容否认，就大历主流文学而言，演绎的是“登峰造极，物极必反”，贞元、元和时期逐渐兴起的文学革新运动，其锋芒所向，主要正是大历主流文学所代表的方面。
注释：
①明王世懋《艺圃撷余》批评明人的陋习，曰：“今世五尺之童，才拈声律，便能薄弃晚唐，自傅(附)初盛唐，有称大历以下，色便赧然。”(《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9页)由此可见一斑。
②大历诗是“八世纪诗风”的主体之一。“八世纪诗风”名词是笔者新创的，所指称的是唐人心目中起自唐中宗神龙初、迄于德宗贞元末的唐中期文学史的完整性。参见拙著《八世纪诗风——探索唐诗史上“沈宋的世纪”(705—805)》(待刊)。
③“宝应”是肃宗年号，但肃宗以是年四月去世，代宗遂于是月即位。
④更为完整的称名，应是“肃宗、代宗时期的文学”。
⑤《全唐文》卷三八八。
⑥例如：“皇甫冉的生卒年只不过比杜甫晚几年，他是不应列入大历时期的诗人的。”(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第422页)又如：“皇甫冉这位诗人，是天宝年间的社会环境和艺术氛围所造就的。……他其实是诗坛上的‘天宝遗民’。”(储仲君《皇甫冉考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综合版)》1991年总第7期)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华书局1995年版)通论一代诗人，皇甫兄弟也被遗漏。
⑦《全唐文》卷八六五。
⑧胡小石说：“自四十六岁至四十八岁(按：至德二载至乾元元年，757—758)，杜诗名篇，多出此三年中。”(《胡小石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16页)
⑨《旧唐书·文苑·杜甫传》：“天宝末诗人，(杜)甫与李白齐名。”
⑩拙文《〈河岳英灵集〉的地域性、派别性问题——兼及“开元十五年”新解》，《文学评论》2012年第2期。
(11)王赞《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
(12)曰：“格、律兼收。”
(13)王运熙、杨明《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皎然与元结、高仲武同是唐中叶前期的文学批评家，但他们三人的观点颇不相同，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倾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372页)
(14)顾况《陶翰集序》，《全唐文》卷五二八。
(15)这方面情况，也可以以《中兴间气集》为样本。
(16)按：《序》称“兵兴于今六岁”、“乾元三年”，从后元亦可称上元元年，则是书之编撰在该年闰四月乾元三年改上元元年之前。
(17)参见孙望《元次山年谱》该年下，《孙望选集》，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8)《全唐文》卷三八一。
(19)拙著《八世纪诗风》第二章《八世纪上半叶之开天“盛唐”诗风》“活跃于汝洛梁宋间的复古诗人群体”节有详细论述。
(20)参见王运熙《元结〈箧中集〉和唐代中期诗歌的复古潮流》，《汉魏六朝唐代文学论丛》(增补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今人整理《箧中集》也有遗漏，参见傅璇琮《唐人选唐诗新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22)引自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一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37页。
(23)《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曰：“季川即(元)结弟元融，独书其字，未详其故。或融之子孙所录，如《玉台新咏》之称徐孝穆欤？”
(24)参见元结《处规》、《订司乐氏》诸文，《全唐文》卷三八三。
(25)《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2页。
(26)参见《中兴间气集》郎士元评语。
(27)《大历诗略》卷二该篇评语曰：“三、四典切。”按：“三、四(句)”必是“五、六”之误。
(28)太守载米赴任，不受俸禄，只饮当地之水。“饮水”典出《晋书·良吏·邓攸传》。
(29)《大历诗略》卷三，该篇下。
(30)《全唐诗》卷二八六。《旧唐书·李虞仲传》曰：“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女升平公主，贤明有才思，尤喜诗人，而(李)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子曰：‘诗先成者赏。’时端先献，警句云：‘熏香荀令偏怜小，傅粉何郎不解愁。’主即以百缣赏之。钱起曰：‘李校书诚有才，此篇宿构也。愿赋一韵正之，请以起姓为韵。’端即襞笺而献曰：‘方塘似镜草芊芊，初月如钩未上弦。新开金埒教调马，旧赐铜山许铸钱。’暧曰：‘此愈工也。’起等始服。”按：唐书此节论述似本《国史补》，然内容稍溢出，或许传世《国史补》有删略。
(31)《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176页。
(32)《诗式》卷四“齐梁诗”条，引自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齐鲁书社1987年版。
(33)参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32页；贾晋华《皎然论大历江南诗人辨析》，《文学评论丛刊》第二十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4)《旧唐书》卷一四八《权德舆传》。
(35)顾况《送宣歙李衙推八郎使东都序》，《全唐文》卷五二九。
(36)按：宋本评语略有难解处，据《唐诗纪事》卷二七引文校改。
(37)参见上述第二节相关部分。
(38)《杜诗详注》卷一一：“姑依梁氏(梁权道)编在上元二年。”
(39)《读杜心解》卷前，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5页。《杜诗镜铨》卷九亦系于“宝应中”。
(40)马茂元《晚照楼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28页。
(41)《祭杜学士审言文》，《全唐文》卷二四一。
(42)《全唐诗》卷五四○。
(43)光兴按：“转益多师”的另一面其实就是“不拘一格”。近人胡小石赞“少陵(按：杜甫号少陵野老)正是诗国中一位狂热的革命家”，可谓深探杜甫之用心(《胡小石论文集》，第112页)。
(44)参见贾晋华《皎然年谱》，厦门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45)参见《皎然年谱》，第133—134页。
(46)《极玄集》选录皎然诗四首五律。
(47)皎然著、李壮鹰校注《诗式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48)王利器《文镜秘府论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1页。
(49)《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第343页。
(50)尽管《诗式》也对文学复古派的极端倾向有所针砭，比如，对于卢藏用《陈子昂集序》对陈子昂的高度评价不以为然，又指复古太过的诗人是得了“膏肓之疾”(卷五《复古通变体》)，总之，大体上有点不屑一顾，不是他所论述的重点。此不赘。
(51)独孤及《毗陵集》卷一三，《全唐文》卷三八八。
(52)皇甫冉卒于大历六年(771)，其弟皇甫曾于除兄丧之后，编其遗文成集，请序于独孤及。古制，兄弟服一年之丧，所以，《集序》应为独孤及大历七年在舒州刺史任上作(参见《唐才子传·皇甫冉传校笺》陶敏补正，《唐才子传校笺》第五册，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24页)。
(53)“虽去雅浸远，其丽有过于古者”，可见他对沈、宋所代表的文学成就并非毫无微词。
(54)笔者有《李观年谱稿》(未刊)。
(55)《全唐文》卷五三三。
(56)景龙(707—710)，唐中宗年号，文学史上律诗创制的关键时代。
(57)据雷恩海《大历诗略笺释辑评》(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引。
(58)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以李益为“清奇雅正主”，目下入室、升堂者包括贾岛、姚合等若干诗人在内。
(59)《闻一多选唐诗》，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518、525页。
(60)李商隐拈出的“绮靡”、“怨刺”二目，正是此意，不具论。拙著《八世纪诗风》就是据此观点撰述的。关于文学传统观念，笔者又有专著《中国文学观念的建构》(待刊)从事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