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建设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科建设论文,中国论文,外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公共外交在国内外方兴未艾，受到了广泛重视。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史，也是一部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和学科成长史。相比国外特别是美国理论界，尽管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基础薄弱，但中外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差距不像外交学和国际关系理论那么大，且中国的公共外交发展势头强劲，大有后来居上的态势。
事实上，中国具有公共外交的丰富资源。自1949年后，中国历代领导人高度重视人民外交事业，在民间友好、对外传播、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方面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人民外交实践，为中国公共外交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储备了大量的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一切都是中国公共外交发展弥足珍贵的学科资源。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的任务，为未来十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妥善保护和积极开发公共外交的学科资源，不断拓展公共外交的学科空间，为党和国家的公共外交事业提供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是中国理论界的光荣使命。
一、公共外交的历史机遇
公共外交是一种古老的现象、年轻的学问。尽管公共外交的活动可以追溯久远，早在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就有公共外交现象的萌芽，但真正作为一门系统化的学问却是晚近以来的事情。特别是“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公共外交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政府、媒体、思想库和学界的重新关注。特别是在美国公共外交热的推动下，对公共外交的系统化研究才得以展开。在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强大冲击下，现代外交的内涵和范围都在扩大，公共外交发展面临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
1.外交转型的机遇
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浪潮推动外交转型，外交民主化、外交社会化和外交虚拟化，都为公共外交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一是外交民主化。美国学者玛格丽特·E.凯克和凯瑟琳·辛金克提出了公民社会部门的外交活动的民主化问题，并提出了所谓的“回飞镖效应”理论：如果国家与其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交流渠道被堵塞，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绕过他们的政府，直接寻求国际盟友的帮助，力求从外部对其国家施加压力。这种情况在人权运动中最为明显。①外交民主化趋势，为公众参与外交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二是外交社会化。在国际学术界，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约瑟夫·奈等是较早关注全球公民社会对现代外交影响的学者。②在国内，王逸舟教授是国内对此问题从国际关系意义上最早展开研究的学者。③1992年，美国学者约翰·麦克唐纳和路易丝·戴蒙德(Louise Diamond and John McDonald)提出了“多轨外交”的思想，他们所著的《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一书将外交分为九个轨道，除了将政府外交为第一轨之外，作者把早先的第二轨道外交扩展为非官方性质的八个轨道，包括非政府/专业人士的第二轨道、商业第三轨道、平民第四轨道、研究及培训和教育第五轨道、社会行动第六轨道、宗教第七轨道、资助第八轨道、传播和媒体第九轨道。④社会行为体在外交中日益活跃，为公共外交创造了新的生力军。
三是外交虚拟化。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外交虚拟化成为各国外交的新趋势。美国和平研究所自1995年以来设立的一个由赛瑞·J.布朗女士主导的虚拟外交(virtual diplomacy)课题组提出了虚拟外交体制改革的问题，认为在外交决策、协调、交流和国际关系实践中必须渗透信息和传播技术，鼓励建设虚拟外交体制。⑤随后，美国著名的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在1998年发表的《再造信息时代的美国外交》报告中，系统评估了全球化、信息技术革命、新媒体以及非国家行为体等因素对现代外交体系的冲击，提出了一项变革外交事务的战略。⑥这一战略设计及其更具体的改造美国国务院系统的行动计划在学术界和政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史汀生研究中心、《外交事务季刊》、《外交政策》、《世界政治》等主流学术刊物先后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关于“无外交官外交”(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电子外交、网络外交、虚拟外交的思想大量涌现，外交虚拟化成为外交思想转型的一个方向。⑦2001年，英国外交部出台了长达57页的《e－外交：英国外交与英联邦事务部的电子商务战略》，旨在“使外交部从一个有许多分支机构的总指挥部转变成一个单一的、全球性的网上机构”。⑧该战略显示了英国政府使其外交部信息化、网络化的决心和长远规划，使英外交部在办公的电子化、网络化方面走在了世界各国外交部的前列，扩大了英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保护了英国的国家利益。2002年，加拿大学者埃温·波特编辑出版了《网络外交：管理21世纪的外交政策》，收录了一批关于外交虚拟化的高质量论文，认为从21世纪外交政策实施的需要出发，外交虚拟化已经成为必要的选择。⑨外交的虚拟化，使得外交公众化和公众外交化找到了新的载体。
2.学科交汇的机遇
在公共外交兴起的过程中，适逢多学科融汇的历史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科学界跨学科研究不胫而走。围绕某一明确的问题打破学科限制，开展跨学科、多学科的研究，挖掘多学科的资源优势，共同致力于某一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的主流。公共外交的兴起，也是来自国际关系学、外交学、传播学、公共关系、跨文化交流学等众多学科交汇的结果。最典型的例子是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创建，就是国际关系学院和新闻传播学院交汇的产物，该中心涵盖了来自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的资深学者，也有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著名教授，还有来自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的专家，众多不同学科专业背景的学者聚集在一起，为公共外交的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⑩南希·斯诺等人在2009年出版的《罗德里奇公共外交手册》是众多学科背景的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被视为公共外交研究的“百科全书”。(11)
除美国之外，西方其他国家对公共外交的研究也都有所升温，都具有多学科交汇发展的特征。英国、法国、德国、荷兰、挪威及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学术界、外交机构及其思想库都提出了开展本国公共外交的政策建议。其中，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公共外交》和《分裂时代的英国公共外交》，是两本比较全面地论述英国公共外交，尤其是冷战后英国公共外交理论与实践的著作，着重点在于为冷战后英国的公共外交实践提供理论的支撑和策略指导，国别性明显。(12)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外交研究项目主任简·梅利森编著的《新公共外交》一书从冷战后外交实践变化的角度出发，考察公共外交在新的国际关系环境中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把公共外交看作国际政治机制本身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认为公共外交的兴起与发展表明现代外交代表的演变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并提出了如何提高和运用公共外交的方法和途径。(13)日本学者金子将史和北野冲主编的《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一书对公共外交的内涵、各国实践特别是日本对公共外交的思考做了很好的总结和整理。(14)不难看出，没有来自国际关系、新闻传播学、工商管理、公共关系等众多领域专家学者的加盟，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不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重大的突破。
3.中国崛起的机遇
中国公共外交学科化还面临着中国崛起带来的历史机遇。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全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在与日俱增，直接刺激了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公共外交的高度关注，一大批论文和学位论文开始关注中国公共外交的问题。比如约舒阿·科兰兹克的《魅力攻势：中国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CSIS发布的《中美关系中的巧实力》、理查德·鲁加的《中美关系中的公共外交赤字》、高英丽的《中国在欧洲的软实力限制：公共外交的困惑》、卡罗拉·迈克基弗等人的《中国巧实力对美国的影响》、青山瑠妙的《中国公共外交》、王义桅的《公共外交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杨洁篪的《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赵可金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和《软战时代的中美公共外交》、韩方明等的《公共外交概论》、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仵胜奇的《布什政府中东公共外交》等。(15)不难看出，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已经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受到各国的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学正在蓬勃发展。2010年，被称为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的元年，全国政协外委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创刊、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相关公共外交研讨会的召开，使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步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
二、公共外交的学科挑战
作为一门学科，公共外交迄今为止还处于起步阶段。学科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16)一般来说，一门独立学科由三个要素组成：(1)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研究对象；(2)形成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理论知识系统；(3)确立先进的方法论。(17)从严格学科意义上来说，世界各国的公共外交学科化程度仍然比较低，尽管有许多智库和研究机构，比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等对公共外交展开了大规模的研究，但令人失望的是，很少有关于公共外交理论视角和卓越公共外交管理的扛鼎之作，公共外交的发展依然面临许多挑战。
1.研究对象的挑战
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对象，有两种观点的争论。第一种观点是以美国古利恩和曼海姆等人为代表的政府主体论，认为公共外交的研究对象是一国政府告知、接触和理解海外公众的活动，强调一国政府对另一国民众开展的着眼于塑造良好国家形象的交流和传播活动，所使用的手段不仅仅是文化手段，也包括经济手段、政治手段和其他社会交往手段。(18)第二种观点是以简·梅利森等欧洲学者为代表的公众主体论，比如英国和法国最初把公共外交称为文化外交，指国家仅仅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推进其对外政策的实施，是一种强调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活动，梅利森将民众与民众、非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交往称之为“新公共外交”，以区别于“政府—民众”的“老公共外交”。(19)
此种争论也影响到了中国学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以外交部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是政府主导的公众外交，是外交部对本国公众开展的外交沟通活动。公共外交作为对传统外交的继承和发展，通常由一国政府主导，借助各种传播和交流手段，向国外公众介绍本国国情和政策理念，向国内公众介绍本国外交方针政策及相关举措，旨在获取国内外公众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争取民心民意，树立国家和政府的良好形象，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维护和促进国家根本利益。(20)第二种看法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陈昊苏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就是人民外交或民间外交，民间外交开启了公共外交的先河，因为民间外交的目的就是代表中国人民到国际舞台上广泛交友，这种交友的活动也需要说明中国的形象，也需要向世界各国的朋友传递友谊、表达善意，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中国外交的一种延伸，而中国的民间外交也是要向这个方向发展。(21)第三种看法以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为代表的官民复合论，认为公共外交的实质是公众参与的信息和观点的流通，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包括政府、社会精英和普通公众三个方面，其中政府是主导，社会精英是中坚，普通公众是基础。简言之，中国公共外交的基本任务是向世界说明中国，帮助国外公众理解真实的中国。(22)如何统一思想，对研究对象进行明确界定，将是公共外交学科发展的首要挑战。
2.理论研究的挑战
迄今为之，关于公共外交的研究缺乏系统化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理论逻辑，大多数研究是服务于传播效应研究和政府提升公共外交活动的实用性研究，没有从理论上确立公共外交的分析框架，在理论抽象和逻辑实证方面还很不够。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
从中国学界的研究来看，公共外交理论研究基本上形成三种范式。第一种范式是外交范式，以赵可金、庞中英、张志洲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理论的根本逻辑是软实力和“心灵政治”，围绕的理论核心是角逐“话语权”，是外交转型后的新外交范式，是“非传统外交的实现形式”。第二种范式为“战略范式”，以王义桅、唐小松、柯银斌、檀有志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是信息时代的“国家战略工具”，不同国家有“进攻性公共外交战略”和“防御性公共外交战略”的区别，有领导者战略、挑战者战略、追随者战略和补缺者战略等，决定公共外交的关键是战略管理。第三种范式是传播范式，以李希光、周庆安、刘康、胡泳等为代表，他们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传播国家形象，公共外交取决于传播机制和传播管理。不同范式的学科基础不同，研究方法各异，分析工具多样，如何推动多学科有机互动，实现基础理论的创新和体系化，是公共外交学科化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
3.研究方法的挑战
一个学科的独立和成熟程度，与方法论的成熟程度直接相关。公共外交的跨学科特征，使得公共外交的研究方法参差不齐，有传播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也有人文学科的方法，等等不一。总体来看，公共外交的研究方法受到不同学科的影响，呈现为部落化的结构。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各自专业领域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习惯于本学科共享的研究方法，分割形成了国际关系学社群、传播学社群、外交政策和实践社群、人文社群等部落，不同的研究社群锁定各自研究主题，运用各自的学科方法进行研究。比如传播学更多锁定国家形象及其传播等主题，采用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焦点访谈、实证定量等研究方法。国际关系学社群则更多锁定首脑外交、政府公共外交、外交活动等主题，采取定性分析、历史—比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系统论、新制度主义等研究方法，如韩召颍的《输出美国》、赵可金的《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檀有志的《美国对华公共外交战略》。人文社群则更多锁定跨国人文交流、文化外交、跨语际实践等主题，采用话语分析、哲学思辨、文本解读等方法，比如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和《帝国的话语政治》等，就是典型代表。
总体来看，关于公共外交的历史研究、意识形态研究和描述性研究是研究方法的主流，定量研究、多元回归分析、调查问卷还没有成为公共外交研究的主导方法。从选题视角上来看，学者们往往习惯于把公共外交作为自变量，集中于争论为什么公共外交是重要的、何谓公共外交以及怎样提升公共外交之类的问题。很少有学者把公共外交作为因变量，考察什么因素影响了公共外交，现有公共外交活动的效果如何以及公共外交遵循哪些基本规律等更具严密逻辑化的理论问题。(23)特别是学界关于中国公共外交的研究更多是一种回溯性的总结研究，更多论证中国公共外交如何重要，或者关注中国公共外交对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影响，在方法论上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科学性有待加强。从公共外交学科化的要求来看，如何整合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实现文献研究和走访调查相结合，引入模拟演算技术和定量分析方法，不断检验研究成果的准确度和可行性，将是公共外交学科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
三、公共外交的十大论争
近年来，作为一个热点话题，学界对公共外交的讨论一直非常热烈。透过学界热烈的讨论，不难发现学界对公共外交抱有强烈的“救世”和“资政”的实用目的，折射出学界对公共外交抱有的经世致用的情怀。通常的情况是，学者在观察外交实践的过程中，发现开展公共外交的意义所在，然后从公共外交的概念、理论和规律入手，寻求解决和优化外交事务的战略、政策和策略，最后评估一些公共外交的可能效果。相比之下，对公共外交现象背后的纯学理研究、对不同国家公共外交实践的比较研究以及对典型案例的科学定量研究非常薄弱，具有历史厚度的基础研究还有待加强。
争论之一：公共外交的缘起
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大多数现实主义者普遍不看好公共外交，认为开展公共外交并无助于解决国家之间的复杂问题，公共外交最终还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公共外交很可能将是跟风，很快就会过去”。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认为，即使公共外交是重要的，也需要明确找到公共外交的边界，不应滥用和无限扩大公共外交的范围，将一切都纳入公共外交的范畴。(24)尽管，也有部分现实主义学者对公共外交做出了自己的理论回答，比如以威廉姆·恩格尔的《霸权背后：美国全方位主导战略》、兰德公司的约翰·阿奎拉和戴维·隆菲尔特的《心灵政治的兴起》为代表的学者将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国家适应信息时代的“软战略”、“心灵政治战略”(Noopolitik)，是对权力政治(Realpolitik)的发展和补充。(25)Ben D.Mor甚至认为公共外交是大战略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将武力、外交和传播整合在一起的大战略。(26)但他们的理论回答仅仅是把公共外交看作为巩固权力政治的补充，而没有对权力政治本身进行修正以适应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信息社会的背景下不可能走出权力竞争的轨道，注定其不能摆脱历史循环的悲剧前景，也决定了不可能在信息社会中发现公共外交的真谛。
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比现实主义者强调公共外交是为了应对来自全球公民社会领域中的“软制衡”(soft Balancing)。软制衡理论是自由主义对公共外交的重要贡献。罗伯特·佩普、约翰·艾肯伯瑞、江忆恩等将公共外交视作一国应对国际社会的“软制衡”，是一种新的外交手段。“软制衡”的内涵是：当“硬制衡”无能为力时，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寻求强与弱的机会均衡，不必与超级大国的强大实力“直接对抗”，而是采取其他措施让超级大国“难以使用”其强大实力。(27)事实上，软制衡可能更多来自跨国公司、全球公民社会、信息革命以及全民外交(citizen diplomacy)兴起后产生的反制力量，这一变化使得美国在1990年通过谈判有效动员起几乎囊括了世界所有国家的联盟支持的情况在2003年不敷为用。
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强调软战略和软制衡的目的相比，反思主义理论更强调“软崛起”和“知识权力”的理论，认为公共外交的兴起是基于对社会群体和边缘群体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权力和影响力上升的一个必然结果。尽管反思主义是一个松散的理论家族，但均强调解放外交中长期被忽视的社会领域，为外交把公众和社会因素作为工作对象打开了一扇窗口。“观念、文字和语言不是实证主义所认为的是复制‘真实’或者‘客观’世界的镜子，而是我们用以对付‘我们的’世界的工具”。(28)因此，世界不是固定不变的，世界的秩序包括国家、权力关系和国际制度都是社会建构的，是社会力量的产物，就像其他社会结构一样。(29)因此，在讨论权力的时候，必须看到现实的权力关系对知识领域的渗透和干预性影响，要澄清历史，揭示出知识领域、行为领域和其他主体构成中历史本身的各个方面。于是，后现代主义特别重视揭示“权力政治背后的文本相互作用”，(30)认为权力政治的“现实”始终是由文本和一定的再现方式所构成的。特别是建构主义为公共外交提供了身份认同研究的理论支持，其主要特点是把国际关系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人和社会的互相构建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进程，国际关系的物质结构是社会结构建构起来的：观念建构认同，认同建构利益、利益建构权力、谋求权力的施动者和结构相互建构，进而形成不同国际结构文化的国际政治。(31)显然，建构主义的兴起，为种族、宗教、性和性别等社会因素参与外交提供了理论解释。
争论之二：公共外交的内涵
公共外交是美国人最早提出的，但在不同国家学者的理解各异。美国学者的主流看法是将公共外交看作是政府主导的影响国外公众的传播和交流活动，目的在于提高国家形象。在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法国，公共外交更多被理解为文化外交，指国家仅仅运用各种文化手段推进其对外政策的实施，是一种强调政府之间的文化合作活动。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的简·梅利森甚至将纯民间的跨国交往活动归结为“新公共外交”，强调关系构建的领域。(32)日本学者则把公共外交归结为在国际社会提高本国的存在感和国家形象，加深外界对本国的理解，以对象国国民和非政府为对象的外交活动，涵盖了政策发布、文化交流和对外广播活动。(33)中国的赵启正将公共外交拓展得更宽，将政府、民间组织、社会团体、社会精英和广大公众等都纳入公共外交的范围，认为这一切构成了全球对话网络，并认为政府是主导，民间组织、社会团体和社会精英是中坚，广大公众是基础。(34)
在关于公共外交内涵的争论中，最主要的分歧在于究竟要不要把非政府的涉外活动纳入公共外交的范围。传统公共外交论者坚持认为外交是代表国家的行为，没有政府参与就不能称之为外交，非政府的涉外活动可以称之为“国际民间交流”，不能称之为公共外交。相反，新公共外交论者则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外交和内政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外交的范围必须拓宽，仅靠政府开展公共外交回答不了国家间交往面临的大量新问题，不把非政府的国际交往活动纳入公共外交，公共外交便失去了时代意义。事实上，争论双方的焦点在于对外交的理解不一样，传统公共外交论者坚持认为外交等于职业外交，新公共外交论者则认为外交内涵和外延在全球化时代已经拓展，此种关于外交之时代内涵的讨论还将长期持续下去。
争论之三：公共外交的理论核心
作为一个系统化的理论家族，任何学科都会有自己捍卫的理论核心。比如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资源配置，政治学的核心是权力角逐，社会学的核心是社会秩序等，公共外交作为一门学科，也必然有自己统摄全局的理论核心。从学界的讨论来看，主要存在几种基本看法：
一是国家利益论。以美国国际关系学者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是传统外交的补充和发展，从根本上仍然是服务于国家利益，执行国家安全战略与对外政策。韩方明主编的《公共外交概论》基本上坚持国家利益论，认为执行国际战略和对外政策依然是公共外交的主旨，但同时认为国家形象也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是一体两面，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的复合，是一个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推动因素。公共外交不仅要服务国家利益，也要致力于塑造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35)
二是国家形象论。该看法以美国的新闻传播学者为代表，认为公共外交的核心是改善一个国家的海外形象，特别是通过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媒体传播和关系构建等方式，澄清事实，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国家形象论存在的语境是美国近年来海外形象受损，解决办法是拓展传播和公共关系。中国新闻传播学界比如清华大学的李希光、上海交通大学的刘康、上海外国语大学的郭可等也认为国家形象是公共外交的核心，更多从新闻传播学理论中寻求改善国家形象的对策。(36)
三是软实力论。该看法认为公共外交是为软实力助跑，服从于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构建。1990年，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理论”，认为“信息正在变成实力”，“对新的信息及时作出反应的能力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实力手段”。(37)后来，约瑟夫·奈、威廉·欧文斯、罗伯特·基欧汉等人不断撰文论证“软权力理论”，批评现实主义者过分强调“硬权力”，忽视“软权力”。“软权力”是一种合作型的权力，依靠吸引力而非强制力，通过让他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来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依靠分享文化、观念和信息来获得权力。他们进而认为，谁能领导信息革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通过别人并在未来世界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奈提出，软实力与硬实力均是通过控制他国行为实现其目的的不同能力，二者之间的区别，不过是行为性质、权力有形性的程度之差。软力量在硬力量的作用背景下，显得愈发强大。而二者的结合，在2004年被美国学者命名为巧实力(smart power)。奈也在软力量的理论中，将公共外交视为软力量的一个重要体现。奈在《软力量——世界政坛成功之道》之中详细论述了公共外交作为软力量的构成方式和作用途径。他认为公共外交实际上是软力量的一种运用办法。他详细列举了1883年法国尝试建立法语联盟、一战中各国设立宣传办公室以及冷战中国际广播的作用，来显示公共外交在软力量使用方面拥有的悠久历史。
四是话语权论。此种看法以欧洲学者为代表，该理论认为，公共外交围绕的核心是提升一个国家的话语权，话语权理论主要来自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权力越来越取决于话语创新，话语与权力之间具有相互构成性的关系，话语往往由说什么、怎么说、谁在说的对象所控制，知识既是权力的创造者也为权力所创造。在权力关系的作用下，话语影响并创造着知识客体，它规定着什么是真理。(38)与福柯类似，法国思想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提出了“符号权力”的概念，认为话语的权力特征不能单从语言本身去理解，而应该把它“放在行使权力者和那些接受权力者的特定关系”中加以理解。(39)此外，欧洲学者还十分强调规范权力，认为公共外交在于捍卫特定规范的权力。冷战结束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政治权力斗争不仅围绕军事实力、经济实力等传统硬实力资源展开，而且围绕价值观、社会制度、社会文化等软实力资源展开。
争论之四：公共外交的普世性与特殊性
作为一种外交形态，公共外交究竟是普世的，还是特殊的，在学界也一直存在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普世的，作为一种公共资源，公共外交可以为所有国家所适用，公共外交的目标都是要赢得全球民众的人心，寻求不同文化、不同国别民众的共通情感和价值，折射出普遍人性。(40)尤其是西方学界在论及公共外交时，都普遍强调西方自由民主话语体系的普世性，依靠自己的发展阶段优势、技术和资金优势、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势，以及公民社会优势，谋求掌控全球化时代的国际话语权。西方所孜孜以求的是将原本属于西方特殊模式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塑造成普世价值，认为公共外交就是推行普世价值的重要战略工具。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特殊的，尽管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更具有国家性和时代性。(41)一国立国之道直接塑造其公共外交形态。法国以文化立国，美国以价值观立国，故法国公共外交强调语言、文化，而美国公共外交重视价值观输出。所谓弱国无外交，基本上也适用于公共外交。弱国的公共外交主要表明“我存在”，旨在不被遗忘；次弱国家的公共外交则告诉世界“我是谁”，希望增进了解、引起注意、避免误解；强国则展示“我拥有”，一方面是引以为豪，另一方面可与人分享；而领导性国家则以“我行你也行”的理念引领他国人民去探索梦想、激发羡慕和追随。还有学者明确提出，要敢于向西方普世价值叫板，大胆确立自己的一整套话语。(42)有学者进一步认为，国际话语权体现的是一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政治操作能力主要体现为议题设定和规则制定能力，以及国际动员能力；理念贡献能力主要体现为提出并推广新思想和新观念的能力；要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就必须大力提高中国的政治操作能力和理念贡献能力。(43)在特殊论看来，公共外交因国而异，因时而异，不存在普遍的公共外交。
争论之五：公共外交是科学还是艺术
公共外交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活动，学理和技巧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一门科学，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内在客观规律，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科学研究掌握其一般规律，任何国家在实施公共外交时，都必须遵循一般的运作规律。比如从内涵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公众取向的双向交流过程；从目标上来说，公共外交具有知名度、美誉度和认同度的不同层次追求；从战略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目标细分的针对性极强的外交作业；从组织上来说，公共外交是一种具有协同性的政治支援体系。(44)任何一个国家在开展公共外交的时候，都必须把握公共外交的内在规律，并与本国的外交实际结合起来，开创具有本国特点的公共外交。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一门艺术，是“一门用于创建并拓展信任的艺术”，具有公共外交经验的人才具有的特殊技巧，在外交实践中基本上没有任何规律可循，只能根据形势的变化和国家目标的需要随机应变。此外，坚持“公共外交无学”的人还认为研究方法的薄弱也是外交并非一门科学的证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贝克尔指出，一门学科之所以成为一门学科，其原因不在于它的研究对象，而在于它的分析方法。现有的公共外交作品都具有外交的“指南”、“手册”之嫌，重点明显放在了“外交官的业务与技术”方面，强化了外交的操作层面，限制了外交的学理化。迄今为止，相比国际关系、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国别政治等学科，外交学的确显得理论发育不足，这为艺术的外交观提供了口实。
事实上，在实践中，公共外交科学和外交艺术是密不可分的。不讲公共外交学理而只重视外交技巧，或者只谈公共外交学理而忽略外交技巧，都无助于公共外交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共外交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在外交学研究中，科学的态度是既要注重外交理论研究，又要注重外交实务研究。
争论之六：公共外交战略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是实现国家利益和执行外交政策的手段之一，它服从和服务于一个国家的目标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全局，波及的领域和涉及的相关行为体非常多，需要统筹国内与国际、官方和民间、高层和草根等众多方面的资源，才能形成公共外交的强大合力。因此，开展公共外交必须从全局的视野和战略的高度，为一个国家在较长一段时期内的各方面共同参与公共外交确立统筹全局的大战略，将各方面的积极性整合成为强大的合力，从而在纵横捭阖的国际博弈棋局中居于主动。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重在公众，人人都是外交官，如果制定统一的公共外交战略，将公众纳入政府体系和框架内，就失去了公共外交本身的内在活力。(45)还有的反对意见认为，公共外交事务非常复杂，规模庞大，形式多样，要想通过制定一份战略统一起来，是不可能做到的。有的学者则担心如果把公众的外交积极性套上政府命令的紧箍咒，很可能就转变为政府外交了，从而扼杀了公众参与外交的积极性。
上述两种观点分歧的焦点在于如何把握政府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活动范围问题。战略论认为要把公共外交的一切活动都纳入政府的战略框架中，使之形成为有效的公共外交力量。公众论则认为不能给公众戴上“战略紧箍咒”，还是鼓励不拘一格开展公共外交。显然，在实践中完全抛弃政府战略统筹和完全纳入政府战略都是不切实际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两者，使之最大限度地释放公众外交的活力，规避公众参与外交的消极影响。
争论之七：公共外交的比较
公共外交的兴起是一个全球性现象，不管是实力强大的大国比如美国、法国、俄罗斯、日本、德国、印度等，还是实力不济的小国比如挪威、新加坡、泰国等，都在重视和加强公共外交。然而，对于大国和中小国家开展公共外交，学界也存在一些分歧。
一种观点认为，只有大国才可能开展公共外交，“弱国小国无外交”，公共外交首先是信息化时代大国外交的重要产物。一些大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信息革命感觉灵敏，在公共外交上起步较早，发展比较迅速。从20世纪上半叶就着手推进公共外交的变革，逐步建立了健全的公共外交体制，具有相对独立的公共外交人才储备和经费来源，并且挟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价值标准、综合实力等要素优势，对其他国家展开了全面的公共外交攻势。这一点是中小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无法比拟的。相反，那些小国即便如何努力，也无法达到大国的水平。
另一种观点认为，大国有大国的公共外交，小国也有小国的公共外交。加拿大和挪威虽然属于西方发达国家行列，但却都是“国微言轻”的中小力量国家，受制于经济实力、军事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以及国土疆界大小的制约，它们所开展的公共外交与英美法等大国所开展的公共外交必然存在差异。约泽夫·巴托拉认为，大国与小国的公共外交差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开展公众外交的目标方面，作为“硬权力”的辅助手段，大国公众外交主要致力于改变形象或“重树品牌”(re-branding)，以获得拥护和追随，而小国公众外交主要是为了引起世界传媒和民众的注意(capture attention)，促进他国对本国的了解；二是在开展公众外交的范围和程度上，西方大国强调“广”(volume and breadth of message and image)，而中小国家突出“精”(niche areas)；三是在合法性方面，相对来说，大国获取的合法性要比小国低，大国注重起始合法性(outset legitimacy)，小国重视吸引力(attractive causes)。(46)
当然，尽管大国与中小国家公共外交存在差异，但在一些具体策略方面的差异不大，都是采取现代公关、营销、传播的手段从事具有政治意义的外交事务，之所以存在具体技术方法的差异，完全取决于特定的外交对象和外交情境需要，并不是本质上的差异。总之，在信息化时代，现代国家要消除国际上非利己的舆论，塑造国家形象的品牌，赢得其他国家公众的同情和支持，就必须更加重视公众外交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将公众外交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共外交必将随着信息化的深入逐步加强。
争论之八：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
关于公共外交的效果评估问题，各国仍然存在争论。公共外交评估的对象是影响力、形象、理解等抽象的东西，尽管各国有不少提议要求重新界定效果评估的方法，但就如何具体执行的问题，各国仍在艰苦探索之中。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外交可以用投入—产出方法来评估。比如有的学者强调通过投入来评价公共外交事业的数量、投入预算和发布的信息数量。有的强调从产出层次考察参与者、报道数量和公众的好感程度等。还有的强调综合投入层次和产出层次可能是对公共外交进行评价的理想方式。另一种观点主张用民调数据来评估。借鉴选战学中对选民行为影响的研究，对不同公众区隔进行不同效果的精细化研究。通过比较公共外交活动促发的民调数据变化来评估公共外交的效果。还有的用公众态度曲线分布来观察一个国家公共外交的效果。(47)
迄今为止，对公共外交效果的评价仍然影响着各国对公共外交的投入。公共外交效果评估的困难，主要来自于效果评估的复杂性，比如海外公众对一国民意的改变往往与特定环境因素、一国变化、公众心理变化等众多因素相关，未必一定是公共外交活动的产物。因此，对公共外交寄希望越大，到头来的失望可能也就越大。事实上，公共外交的效果往往与公共外交过程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因为公共外交本身就存在着普遍化营销、区隔化营销和一点锁定营销等，效果评估也就分外困难了。追求的效果越直接，政治性越强，越不大可能看出公共外交活动的独立效果。
争论之九：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位
自公共外交进入学界视野以来，关于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位就一直处于不同学科的争论之中。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学科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外交领域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多强调公共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公众向度”。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学者则把公共外交集中于对外宣传/传播、媒体外交和公共关系上，将公共外交等同于对外宣传，等同于媒体外交，等同于国际公共关系，视作操纵舆论的外交行为，更多强调外交与媒体、舆论、公共关系之间的关系上，讨论的范围更多是对外传播领域。事实上，公共外交的学科定位很可能是跨学科，有学者认为公共外交是国际关系、外交、传播、行为学、管理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工商管理学等十多门学科交汇的结果。
公共外交在中国的兴起，更是多学科、多领域和多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最早从事中国公共外交基础理论探索的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一批年轻学者，包括苏长和、陈玉刚、赵可金、王义桅、唐小松、蔡翠红、沈逸、沈国麟等博士，他们通过学术沙龙和读书会的形式，砥砺思想，碰撞智慧，紧跟西方公共外交的潮流，从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转型的角度考察公共外交，成为我国公共外交理论探索的先行者。与此同时，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的李希光、史安斌、董关鹏、周庆安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郭可等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切入，围绕国家软实力、国家形象、公共外交、政府传播、危机管理等话题展开深入的研讨，确立了公共外交研究的“传播范式”。
争论之十：公共外交专业建设
在公共外交发展过程中，关于究竟应不应该设立公共外交专业的问题，在学界也引起了争论。察哈尔学会主席韩方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戴长征等人倾向于设立公共外交专业。韩方明认为，设立公共外交专业是适应公共外交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客观要求。为此，身为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的韩方明在全国政协提交了提案，推动高等院校设立公共外交专业，提升公共外交学科化水平。戴长征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设立公共外交专业，但他所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却最先设立了公共外交方向，在2011年招收了第一批国际政治专业(公共外交方向)的本科生，受到了广大考生的欢迎。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胡伟教授也认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化是当前外交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切实得到加强。
反对设立公共外交学科的人认为，公共外交尽管非常重要，但也要明确公共外交的学科边界，不能把一切都纳入公共外交范畴。在公共外交边界尚不清楚，学科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对公共外交一哄而上，反而不利于公共外交的发展。还有的学者认为，公共外交不过是外交学的一个分支，如果单独设立公共外交专业，肯定会导致与外交学专业的冲突，不利于外交学学科发展。此外，专业与学科不同，专业除了学科支撑之外，还需要完整的课程体系和师资体系，在学科发展还不充分的情况下，即便设立公共外交专业，也不过是新瓶装旧酒，公共外交专业还需长远考虑，不能急于一时。
四、公共外交发展前景
公共外交是一个新生事物，是全球化时代外交转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制定中国公共外交学科规划时，需要坚持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一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全面推进公共外交学科体系建设。同时，公共外交学科发展规划，要充分考虑公共外交的多学科和跨学科性质，注重与其他学科的衔接，重视公共外交学科发展与实践需要的结合，夯实公共外交学科发展的基础。为此，我们建议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确立“三位一体”的指导方针，在宏观上把握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从跨学科和多学科的视野推动公共外交的学科建设，努力推进公共外交理论体系、培养体系和服务体系的建设。
1.学科布局
从公共外交的多学科和跨学科属性出发，公共外交的学科布局要在学科交汇上下工夫，在夯实基础学科的同时，不断拓展公共外交研究的学科空间。
第一，夯实外交学学科基础。作为一种外交形式，公共外交首先属于外交学的范畴。传统上，外交学特指职业外交官和外交机构之间沟通交往的学问，公共外交将外交空间拓展到公众与职业外交机构和外交官以及公众与公众之间的交往活动。公共外交学科成长必须首先立足于外交学的学科基础，从“以和平手段处理国际关系”的外交涵义出发，探索公共外交的新规律。特别是如何处理传统职业外交和非传统的公共外交之间的关系问题、公共外交本身的学科空间问题、公共外交的一般规律和实践模式等问题，都是公共外交必须首先厘清的问题。同时，要特别注意公共外交的学科边界问题，那种完全不考虑外交涵义，将公共外交泛化为一切公众跨国交往行为的做法，不仅无助于公共外交的学科成长，反而将问题搞得繁芜不清，失去了公共外交的学科根基和生命力。
第二，夯实传播学学科基础。作为一种跨国交往形式，公共外交也必然意味着信息沟通和传播，也是一种独特的传播形式。特别是信息化时代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强势地位，决定了传播学也是公共外交学科建设体系中的重要基础学科。公共外交学科成长离不开新闻传播学的支持，运用传播学特别是国际传播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工具，研究一国政府与另一国公众特别是大众传媒之间的互动规律，推动传播学向外交和国际关系领域拓展，也推动国际关系和外交学向传播领域拓展，搭建公共外交的跨学科平台。
第三，夯实心理学学科基础。公共外交的落脚点是政府和公众、公众与公众的跨国交流，说到底是一种复杂的认知心理活动，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的学科资源完全可以运用到公共外交研究中去。特别是随着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的发展，跨文化交流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公共外交学科的重要增长点。心理学的学科资源和方法工具对于准确把握公众心理变化，理解政府与公众、公众与公众跨国交往中的行为规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第四，拓展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空间。除了上述与公共外交学科紧密联系的基础学科之外，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法学、行为学、哲学、历史、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都对公共外交学科发展具有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一门跨学科和多学科的学问，公共外交的成长离不开众多学科的参与和支持。作为公共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跨国人文交流研究必然依赖于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公共外交不仅要对人文交流的形式和机制进行研究，而且更要重视人文交流内容本身的研究，两者结合起来才能提升跨国人文交流的公共外交效果。
2.理论体系
公共外交理论体系规划要致力于解决下面三个问题：
第一，牢牢确立公共外交本体论。公共外交的本体论是国家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一个国家在处理对外事务时，不仅需要处理好与他国政府的关系，也要处理好与他国民众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一个国家必须要处理好与他国公众的关系问题？这一互动关系的理想范式是什么？以及一个国家怎样处理好与全球公众的关系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公共外交必须回答的本体论问题。
第二，积极拓展公共外交认识论。从不同的理论立场出发，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对公共外交研究得出的理论成果不同。比如从不同理论立场上考察，有现实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自由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反思主义的公共外交理论。从不同角度观察，有大国公共外交理论、中小国家公共外交理论、企业公共外交理论、媒体公共外交理论、宗教公共外交理论等。公共外交学科发展需要不断变化理论立场和认识视角，全面透视和考察公共外交。
第三，充实发展公共外交方法论。从研究方法论来看，公共外交要推动宏大理论方法、微观理论方法和中层理论方法共同前进，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比翼齐飞。特别是如何借鉴自然科学、心理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公共外交研究的科学性和预测性，这是今后公共外交学科发展的基石。同时，公共外交学科还必须探索自成一体的独特研究方法，最大限度地凝聚学科方法的共识，这是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
3.培养体系
公共外交学科发展，不仅需要理论体系的成熟，而且体现在培养体系的成熟上，而且培养体系的完善反过来也构成理论创新的强大动力。公共外交的重要落脚点是培养公共外交人才，使得学科发展步入推陈出新的持续发展轨道。从公共外交培养体系规划来看，需要解决四个问题：
第一，课程设置。公共外交的课程体系应该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基础理论课，包括外交学原理、公共外交概论、比较公共外交、世界公共外交史。二是研究方向课，包括政府公共外交、企业公共外交、媒体公共外交、人文公共外交、危机公共外交、战略公共外交、国别公共外交等。三是研究方法课，包括公共外交方法论、公共外交调查与统计、定量研究方法、公共外交实战与模拟等。
第二，师资队伍。作为一门跨学科学问，公共外交的师资队伍要体现多学科互动的特点。公共外交师资不仅有来自政治学、国际关系和外交学专业背景的教师，也要有来自传播学、心理学、公共关系、文化研究、工商管理、社会学等学科背景的教师。同时，体现跨国界的特点，公共外交的师资队伍还必须体现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宗教、不同种族、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背景等特点，只有最大限度地体现师资背景的多样性，才能真正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提供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第三，培养方案。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科学图纸，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和学科教育规律。一般来说，分三步走：第一步是打基础阶段，主要对学生进行公共外交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教育，为此后的成长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步是提高素质阶段，主要围绕某一专题进行素质和潜能开发，引导学生对某一专题探索新思路，提升素质，开发潜能。第三步是长才干阶段，主要是培养学生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从事公共外交工作开辟广阔的发展空间。
第四，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人才培养与外交工作之间的桥梁，寻求人才培养体系与外交实践之间的对接。从高等院校来说，要创造机会，完善制度，不拘一格地拓展学生成才的社会实践，建设若干社会实践基地。从外交部门来说，要开放渠道，规范角色，真正为学生创造经风雨、见世面、长才干的社会实践舞台。
4.服务体系
一个学科的发展，还离不开学科服务体系的配套运行。近年来，在公共外交学科成长过程中，相关社会服务体系也在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学术社群建设。以全国政协外委会主任赵启正、副主任韩方明为代表的一批政府官员成为中国公共外交的重要推手。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政治学暨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察哈尔学会等学术社群和智库也纷纷把公共外交作为重要问题，汇集学术力量，塑造学科优势。
第二，学术期刊建设。在全国政协外委会和察哈尔学会推动下，国内第一份公共外交期刊《公共外交季刊》创刊，成为汇集中国党、政、军、民、商、学、媒等众多领域专家争鸣切磋的平台，在国内迅速掀起了一波公共外交的热潮。此外，《世界经济与政治》、《外交评论》、《国际政治研究》、《国际问题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也纷纷发表与公共外交相关的论文，公共外交的学术阵地也日益拓展。
第三，学术平台建设。近年来，一大批专门以公共外交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召开，比如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软实力与公共外交”系列研讨会、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全国政协外委会和察哈尔学会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国际论坛”等。
第四，研究机构建设。国内一大批专门从事公共外交的研究机构纷纷设立，主要有外交学院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和教研室、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外交部成立公共外交咨询委员会、上海成立的上海公共外交协会等。特别是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的成立，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不仅承办了《公共外交季刊》，组织了众多学术讨论会，而且出版了第一部公共外交教材《公共外交概论》，出版了“察哈尔公共外交丛书”，资助全国博士生论坛，与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共同举办了第一届提升公共外交能力讲习班，有来自30多个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和政府部门的50多名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参加了培训，为公共外交的学科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五，研究经费支持。从官方资金支持来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设立了我国公共外交的专项课题，外交部、中联部、教育部、文化部、国新办等相关部委近年来也设立20多项公共外交的课题。从民间资金来看，察哈尔学会率先推出了公共外交博士论文资助计划，今后要在推动民间智库和基金会资助公共外交研发方面加大力度。
在今后5～10年，应沿着上述五个方面，继续大力推动公共外交服务体系建设，为公共外交的学科成长营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发展环境。特别是应在各国公共外交体制和制度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重点分析党、政、军、民、学、商、媒等众多力量之间的互动关系，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效率最高的公共外交制度和体制机制，为中国公共外交体制、机制和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总之，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扎实的学术研究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还需要高层次的学术交流平台和社会服务体系。因此，中国公共外交的学科发展，要在周密规划的基础上，立足于中国公共外交实践的需要，不断提升中国特色公共外交的学科实力和研发水平。
注释：
①它们通过信息政治、象征政治、杠杆政治以及责任政治等策略形成对政府对外事务的压力。参见玛格丽特·E.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韩昭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5页。
②参见James N.Rosenau,Turbulence in World Politics:A Theory of Change and Continuity,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p.3-5。
③参见王逸舟：《市民社会与中国外交》，《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28—38页。
④参见约翰·麦克唐纳和路易丝·戴蒙德：《多轨外交：通向和平的多体系途径》，李永辉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⑤参见Sheryl J.Brown and Margarita S.Studemeister,Virtual Diplomacy:Rethinking Foreign Policy Practi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Year of Issuance:2001,Information & Security,Volume 7,2001,pp.28-44。
⑥参见Richard Bun and Olin Robison eds.,Reinventing Diplomacy in the Information Age,CSIS Report,Washington,1998。
⑦参见Henry E.Mattox,Birth of a New Foreign Service,Foreign Service Journal,72,September,1995,pp.38-39; Keith Hamilton,and Richard Langhorne,eds.,The Practice of Diplomacy:Its Evolution,Theory and Administration,London:Routledge,1996; R.P.Barston,Modern Diplomacy,2d ed.,London:Longman,1997; Jim Anderson,The Future of Diplomacy,Foreign Service Journal,74,May 1997,pp.26-31; William C.Harrop,The Future of the Foreign Service,Foreign Service Journal,74,May,1997,pp.32-37; Strobe Talbott,Globalization and Diplomacy:A Practitioner's Perspective,Foreign Policy,No.108,Fall 1997,pp.69-83; George F.Kennan,Diplomacy without Diplomats? Foreign Affairs,76,September/October 1997,pp.198-212; Richard Lanhorne,and William Wallace,Diplomacy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n Foreign Ministries:Changes and Adaptation,ed.,Brian Hocking,New York:St.Martin's,1999,pp.16-22。
⑧参见www.fco.gov.uk,news July 6,2001。
⑨参见Evan H.Potter,Cyber-Diplomacy:Managing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Ithaca: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2002。
⑩参见http://annenberg.usc.edu/Prospective/Masters/PubD.aspx。
(11)参见Nancy Snow,Philip M.Taylor eds.,Routledge Handbook of Public Diplomacy,New York and London:Routledge Publishers,2009。
(12)参见Mark Leonard and Andrew Small,British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Schisms",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2005。
(13)参见Jan Melissen ed.,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
(14)参见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
(15)参见Joshua Kurlantzick,Offensive: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7; Peng Claire Bai,Arranged Marriage of the Willing:Public Diplomacy Prescriptions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Issues and Insights.Vol.6,No.17,2006; Another U.S.Deficit-China and America-Public Diplomacy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on February 15,2011; William S.Cohen and Maurice R.Greenberg,Smart Power in U.S.-China Relations,CSIS,2009。
(16)参见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古今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652页。
(17)参见谭荣波：《“源”与“流”：学科、专业及其关系的辨析》，《教育发展研究》2002年第11期。
(18)参见Jarol B.Manheim,Strategic Public Diplomac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The Evolution of Influ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19)参见Jan Melissen ed.,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7。
(20)参见杨洁篪：《努力开拓中国特色公共外交新局面》，《求是》2011年第4期。
(21)参见陈吴苏：《民间友好起先河公共外交创益多》，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lh/2011-03/05/c_121152560.htm。
(22)参见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23)参见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4)参见阎学通教授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第一届提升公共外交能力讲习班上的讲话，2011年7月4日。
(25)参见William Engdahl,The Hidden Hand of American Hegemony:Petrodollar Recycling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s,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The Emergence of Noopolitik:Toward an American Information Strategy,RAND Corporation,1999o
(26)参见Ben D.Mor,Public Diplomacy in Grand Strategy,Foreign Policy Analysis,2(2),April,2006,pp.157-176。
(27)参见约翰·伊肯伯尔主编：《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韩召颖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28)参见Cornel West,The American Evasion of Philosophy,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9,p.201。
(29)参见罗伯特·W.考克斯：《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社会力量在缔造历史中的作用》，林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
(30)参见James Der Derian,The Boundaries,of Knowledge and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James Der Derian and M.J.Shapiro eds.,International/Intertextual Relations:Postmodern Readings of World Politics,Lexington Books,1989,p.6。
(31)参见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
(32)参见Jan Melissen,The New Public Diplomacy: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New York:Palgrave Macmilian,2005。
(33)参见金子将史、北野充主编：《公共外交：“舆论时代”的外交战略》。
(34)参见赵启正：《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第4—5页。
(35)参见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
(36)参见张昆：《国家形象传播》，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刘康：《国家形象与政治传播》，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0年。
(37)参见Joseph S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
(38)参见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Vintage,1977,pp.3-8。
(39)参见Pierre Bourdieu,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John Thompson ed.Gino Raymond,Matthew Adamson trans.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1991。
(40)参见Eytan Gilboa,Searching for a Theory of Public Diplomacy,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March,2008,Vol.616,No.1。
(41)参见王义桅：《公共外交：美国之可学与中国之可为》，《公共外交季刊》2010年第3期。
(42)参见潘维：《敢与西方展开政治观念斗争》，《环球时报》2008年1月28日。
(43)参见徐进：《政治操作、理念贡献能力与国际话语权》，《绿叶》2009年第5期。
(44)参见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
(45)参见张丽玲：《人人都能成外交官》，中国新闻网2007年9月1日；张国庆：《提升国家形象人人都是外交官》，《每日新报》2011年1月19日。
(46)参见Jozef Bátora,Public Diplomacy in Middle-sized States:Norway and Canada,in Dominic Kelly ed.,Discussion Papers in Diplomacy,Netherlands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leagendael and Antwerp University,2005。
(47)参见韩方明主编：《公共外交概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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