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纷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纷争论文,中国农民论文,理性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5.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34(2001)03-0022-08
当前，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运行的微观机制——农民经济行为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点课题，研究农民经济行为能否用规范的微观经济分析模型，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对待这一问题的回答理论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试图梳理有关农民经济理性讨论的各种观点。
一、有关“经济理性”的争论
其实不仅农民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是发展经济学讨论的热点问题，而且其他阶层是否具有经济理性，换句话说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假定，“经济人”本身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简要介绍这些诘问的内容及角度有助于我们对农民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讨论。所谓“理性”一词起源于希腊文（IOGOS－逻各斯），具有规律、思想等含义，柏拉图进一步明确为理念，到近代欧洲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那里理性是指对真善美的人生理想的追求。有趣的是，经济学界最早使用理性一词，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人性自私论，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他们明确提出，人这种有理性的生物必然有天然的美德以约束其自利的本性。然而，伴随着启蒙运动的推动，经济学首先接受了私恶即公德的哲学告诫，而后又随着个人利益构成社会基础的观念被普遍接受，经济理性就转化为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取最大利益的涵义。经济学抛开“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1](P8)而专门以人是理性的，即决策者能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会按照自己利益最大化行动构建自己的科学大厦。这一行为假定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最基本的分析方法。
遗憾的是，“理性经济人”这一行为假定从产生到现在一直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就理性本身的诘问有，理性分为目的理性和工具理性，经济理性追逐那一种？人类活动有多种动因，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只是其中之一，大量现象表明个人经济活动不仅受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约束，而且受伦理、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强有力的道德观念约束可能使个人放弃看起来收益非常大的行为。就能否实现利益最大化问题上的诘问有，在预期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充分的影响下个人理性能力有限，最多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目的；个人理性行为的分析是建立在充分竞争的基础上的，而现实中充分竞争的外部环境是不存在的，自然会出现即使你认识到的能够获得利益最大化的行业，也会由于垄断等其他原因无法进入。在这些攻击面前，主流经济学派不得不不断地修正他们的理性目标，如马歇尔的效用最大化和萨谬尔森的显示偏好论，就是这样，仍然难以自圆其说，还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理论是一种规范性（规定性）理论，而不是实证性（描述性）理论。它说明利益主体为了有效地促进他自身的利益应该怎样做，而不是事实上他将怎样做。”[2](P73)
二、有关“农民理性”的争议
从上述分析可知，所谓的经济理性无非是一种经济假说，严格地说，现实中的任何经济主体的行为都不可能完全符合经济理性，农民自然也不例外，当然农民由于处于特殊的外在环境，使得农民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理性，特别是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前提下的西方经济学分析框架是否能够用来分析农民行为的争论更为激烈。在理论界最早研究的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而且一般是从文化和政治的角度分析和认识农民的，他们认为，农民是自私、偏颇、保守、落后、缺乏理性的代名词。如世纪之初，马克斯·韦伯就认为农民具有不求利益最大化，只求代价最小化的传统主义劳动特征。荷兰学者J.H.波耶克认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一旦生活达到某一水平时，就会出现反常的“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波尔丁把农民经济称为“爱与怕的经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特在1976年以20世纪初东南亚小农特征为背景，对这类观点作了较为完整的阐述，提出“小农道德经济”说。他认为“研究小农道德经济，虽然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必须以对小农的社会、文化研究来完成。”他在考察东南亚地区特有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的基础上，认为农民不仅有强烈的互惠观，他们的经济行为是基于道德而不是理性；而且奉行“生计第一”和“安全第一”的原则，他们以获取可能的较为稳定的产出为其进行生产抉择的标准，即使这种抉择以平均收益减少为代价，但只要能使家庭生计有所保障也在所不惜。同时，处于边际生计的小农，具有追求安全高于利益的偏好，当任何一项新生产技术既具有较高收益的期望值，又存在收益的不确定时，小农总是选择风险小的生产技术，哪怕它的收益低很多。[3]
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他认为小农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分析农民行为是不适用的。“农民与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人毫无共同之处，他们不是冷冰冰的理性动物而是代表着一种新的人类文化，一种新的人类自觉。”[4](P308)他从农民的本来的心理状态出发研究农民的经济行为，认为对农民行为的经济分析必须是在家庭一体化的基础上进行，因为“只有当农业生产的组织问题同作为整体的家庭的全部经济活动问题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它才能成为经济分析。”[5](P29)他认为农民起码在两个方面区别于资本家：(1)他依靠自身劳动力而不是雇佣劳动力，难以核算其工资。(2)他的产品主要满足家庭自身的消费而不是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无法衡量其利润。这两个方面的区别决定着农民的行为不能用单位生产成本和收益进行衡量，而应该用满足消费需要和劳动辛苦程度的平衡来衡量，只要这两个因素之间的均衡未达到，既满足基本消费的意义超过劳动亏损程度时，继续投入劳动是有利的，哪怕以降低劳动效率即资本主义意义上的亏损为代价；相反，一旦达到均衡点，即生活需要已基本满足，那么农民就不愿意进一步进行劳动投入。当然，这个均衡点因影响劳动辛苦程度的因素和影响家庭需求的各种条件不同而不同。与传统的观点不同，他认为在生产力未发生重大变革的条件下，农户家庭经营比大规模土地集中经营更具有优越性。
不少学者不同意对农民非理性的指责，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发表《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认为农民对价格的反映是和资本家一样的，尽管他们的资本只有几便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对农民经济行为是理性的论述最为成功，其观点也最具代表性，在其名著《改造传统农业》中，他根据社会学家对危地马拉和印度等地详细资料，认为过去人们所指责的传统农业中小农愚昧落后，经济行为缺乏理性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观点是一种幼稚的文化差别论。[6](P23)他进而指出全世界的农民，在考虑成本、利润及各种风险时，都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农民所种植的谷物的数量，耕种的次数和深度，播种、灌溉和收割的时间，手工工具、灌溉渠道、役畜与简单设备的配合等等，这一切都很好地考虑到边际成本的收益。农民在自己的小型、独立和需要筹划的领域里，把一切活动都安排得很有效率。也就是说，农民是在传统技术状态下有进取精神并已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图的生产机会和资源的人，是相当有效率的，是理性的经济人。他认为，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如农民不接受摆脱贫穷的粮种等非理性行为，是由于这种良种对温度、湿度、土质以及技术的要求高，超出小农的掌握范围，可能产出比传统品种还低；如果优良品种对自然条件的适应力同传统品种一样强，那么，小农接受新品种的能力和速度与资本家一样快。他还针对刘易斯用传统农业“零值要素”来对农民非理性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是没有考虑农业的季节性的特点而出现的估算错误。舒尔茨的观点得到许多人的响应，波普金进一步认为小农是一个在权衡了长短期利益及风险因素之后，为追求最大生产利益而作出合理选择的人，是“理性的小农”[7]。
号称经济学已发展到解释人类全部行为的贝克尔自然不会放弃对此问题的发言机会[8](P3)，他充分考虑了农民的理性行为是以家庭为整体表现出来的，因而最早主张以家庭为单位，将家庭中的生产、消费和劳动力供给等决策有机结合起来，建立农户生产模型。后来，Howard.N.Barnam和Lyn Squire合著的《农户模型——理论与实证》完成了把农民经济行为纳入数学化的经济学分析框架的任务。
他们假定农户的效用函数为：
其中U为农户总效用；X[,a]为农户所消费的自己生产的农产品；X[,m]为农户消费的购买商品；X[,l]为农户消费的闲暇。农户面临收入、时间和生产约束为：
其中P[,1]T为农户的全部劳务收入；P[,c]为农民所销售的农产品的价格；Q[,c]为销售的农产品的产量；P[,a]为农民供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价格；Q[,a]为供自己消费的农产品的产量；P[,l]为劳动的价格即工资率；L为劳动投入；P[,v]为可变投入的价格；V为可变投入；E为农户的其他收入。
实际上是农户的纯利润。
其中G为农户的生产函数；K为固定收入。假定在一个生产周期中不变，农户问题就可以归结如下：
如此严密而规范的论证和理论模型也并没有使农民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农民摆脱“不经济”的行为，自然也就难以避免人们对农民经济行为符合经济理性命题的怀疑和批评，讨论仍在继续，批评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寻找理由：(1)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周期长，生产的中间环节和最终产量之间的联系受气候、土壤、温度等复杂的自然因素影响较大，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人类在农业中统治自然的程度降低。(2)农业社会由于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的静止性决定着农民非流动性，世代相袭，相互熟知，一般处在具有封闭性和自律性文化社会统合单位，他们的行为受制度和文化的制约更多。当地的习俗影响经济活动更多更重。正如哈耶克认为：“个人几乎像遗传的本能那样无意识地习惯于遵从习得的规则。”[9](P17)自然不可能所有经济行为都去斤斤计较，惟利是图。(3)如前所述，斯科特注意到的，由于农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贫穷，他们承受风险的能力较弱，因而他们都倾向于厌恶风险，即为了避免可能出现的重大短期损失而愿意牺牲某些长期利润。农民对利润与减少风险的利弊是在把资源投入集约生产中采用“安全余量”，以及对发现风险小的生产企业的重视大于对风险大、潜在利润也大的企业的重视。[10](4)大量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完善的市场体系，不是所有的“稀缺”都是从市场中能够购买到的，经济行为自然不得不根植于社会关系，如亲属和邻居的互惠，而非完全取决于市场和追求利润的动机。[11]
最后，应该提到马克思、恩格斯对农民行为的分析。实事求是地讲，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和他们所担负的使命，他们所分析的主要是古典小农和宗法小农，而且主要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他们认为农民由于受剥削的社会地位使得他们变的麻木和愚昧，他们行为是非理性的，是需要改造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小农“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12](P830)恩格斯也指出：“还有一些农民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进行经营。他们的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靠抵押借款来维持，因而，他们就像佃农依附土地所有者那样依附高利贷者。他们只有很少一点收入，而且这种收入由于收成的好坏不同而极不稳定。……但是，他们大部分都牢牢抱住自己的财产不放，虽然这个财产实际上不是属于他们，而是属于高利贷者的。”[13](P453)即使当时有的地方与外部世界也保持着频繁的“物的联系”，但是，由于当时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较弱，对自然界依附较强，农民的个性发展受到很大的束缚，不得不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个人是“狭隘人群的附属物”，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导致了共同体的一般成员对共同体人格化身的依附，而且还形成一种“以个人之间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14](P105)，即不同等级之间的不平等与同一等级内部的平均主义。客观条件的限制和主观思想的被抑制自然使农民的经济行为很难是理性的。当然，追寻人类解放的历史自然要求公民基本权利与竞争规则的平等，不过曲折的历史又经过了按资分配的不平等阶段。
三、有关“中国农民经济理性”的讨论
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是否是理性的回答，自然也不外乎上述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或者两种观点的折中，不过由于我国自然经济历程较长，传统文化影响较深，经济行为往往遵循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15](P21)；中国正在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迈进，包括广大的农村的市场经济主体正处于逐步成熟的过程中以及我国农村人口多，人口资源压力大等原因，使得这一问题的讨论更富有特点，争论也更加激烈，对此问题的回答也更有意义。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不仅吸引国内学者广为关注，而且国外学者也时有介入，介绍他们讨论问题的角度、方法与观点，有助于我们对中国农民深一层的认识。
国外学者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分析，以美籍学者黄宗智的研究最有影响，他在对明清时期我国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几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农民在人口土地的压力下不是遵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原则，而是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存而投入到哪怕是边际报酬递减的过密化农业生产活动中去。”[16](P58)另一方面表明他的这种观点决不是同意恰亚诺夫的理论而反对舒尔茨的观点，而是认为他们描述的任一理论模式都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在长江三角洲的商品经济中运行的农民实际上包含着这两套逻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宗智不同意一般人的研究方法，他认为满足家庭需要的小农农业生产会随着商品化过程为追求市场利润的经营式农业生产所取代。农民也会从恰亚诺夫的“非理性”而过渡到舒尔茨的“理性”。[17](P69)
利用1939—1943年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查机关对山东和河北的调查资料对中国农村进行研究的美国学者马若孟尽管承认他的观点受到恰亚诺夫农村经济理论的许多启发，但他却认为中国农村市场经济是高度竞争的，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格以及生产要素所带来的收入都是由市场上供求双方的竞争力决定的，生活在这种物资和经济的强制性环境中的农户的行为是理性的，特别是在利用土地方面，农户在决定粮食和现金作物之间如何分配土地问题上，“主要根据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现有的灌溉设施、市场发育的程度和不同作物之间的比较价格。”“农民选择最好的种子，……。他们尝试使用不同种类不同数量的肥料，了解最合适的播种时间和种子发芽时怎么样照料幼苗。”[18](P208-209)
外国学者利用的毕竟是一些资料和他们本人短期的实地考察，生于斯长于斯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农民有着更深的感受和认识。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博士首先对经济理性给予具体解释，认为经济理性是效用最大化，而非物质利益最大化，个人效用的最大满足也并不完全针对自己，利他行为所带来的个人满足感大于为此付出的代价，理性的个人也会选择利他，从这个意义上说，小农的行为是理性的，可以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农民问题。当然，理性行为要受到外部经济条件、信息搜寻成本以及主观认识能力的多重制约，因而“许多被用来证明小农行为不是理性的典型事例，通常都是具有城市偏向的人在对小农所处的环境缺乏全面了解的情况下作出的论断。……，如果能设身处地从小农的角度考虑问题，则可以发现这些被认为是不理性的行为却恰恰是外部条件限制下的理性表现。”[19]
也许是抽象地讨论这一问题很难有一致的结论，更多的学者深入到利用调查统计资料或个案分析，实证性地研究农民某一具体的经济行为，得出理性的结论，如王跃生从环境保护中，[20]王韬从蚕桑契约下。[21]浙江大学的史清华以山西、浙江两省1986—1999年农村连续跟踪农户观察资料为基础，对两省农户家庭经济利用效率及其配置方向进行比较分析发现，农户家庭中最主要的两项资源劳动和资金的投向都是由家庭内部业别间的“资源利用势”差决定的，由于浙江农户的劳动和资金“资源利用势”都显著高于山西农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源利用势”差越来越大，结果农户家庭经营的非农化进程浙江明显快于山西。这表明，农户在进行家庭资源配置上，其行为完全是理性化的。[22]
贫苦农民一般被认为是最不理性的群体，傅晨等却通过构建贫困农户行为模型，认为贫苦农户既面临多样风险，又受制于收入的硬约束，同时，他们又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在别人看起来的非理性的败德行为，恰好是满足最大化条件的行为，因而贫困农户尽管贫苦，但他们的行为选择是在既定的约束条件下所作出的最优选择，是贫穷而有效率的。[23]
清华大学的秦晖教授则针对认为传统社会农民是非理性的观点，指出在自然经济成分很大的传统时代，农民对市场信号的反映就非常理性，《管子》中就有“谷贾十倍，农夫夜寝蚤起，不待见使；五谷什倍……农夫夜寝蚤起力作而无休止。”《韩非子》中也有“恿客致力而疾耘耕者，尽巧而正畦陌畦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的记载，现代农民的一些非理性表现恰恰是对“蛛网循环”的矫正，是农民理性的提升，是农民在市场风浪中心理渐趋成熟、盲目性弱化的体现。自然，这里也包含着对市场的不可琢磨性的无奈，但这与其说是农民的非理性，毋宁说是市场本身的非理性，即市场本身固有的，尤其是它在农业领域中特有的局限性。[24]
即使是如此多方面的严密论证也并没有阻挡人们对中国农民经济行为是理性的这一判断的质疑。有人从文化角度提出，认为农村的交换体系中到处存在着不等时、不等价的交换，而且这种交换还能产生经济资源，变为社会资本，“农民的经济理性得以完成的文化基础不是经济理性本身，而是文化意义很强的等意交换，更准确地讲，它是一种道德灵魂的交换。”[25]有人从农村微观经济主体的结构方面提出问题，指出“作为农民家庭一面的非经济动机必然要干扰作为企业一面的经济动机，从而导致家庭农场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弱化。”[26]而且认为，正是这种超经济的合理动机推动着农业的技术进步。有人从宏观体制的制约方面，指出农民理性条件不成熟，由于我国是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迈进的转规时期，农民还是相对独立的市场主体，自然很难成为“理性的经济人”。还有的人认为现阶段我国农民应分为不同类型，他们相对于他们各自的经济环境和各自的内部经济条件来说，都是理性的，但是，同样都是理性行为效益是不同的，当环境条件和经济条件已逐步具备从低效益向高效益转变时不转变也是非理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现阶段农民的行为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27]
四、结论
讨论虽然仍在继续，不过从上述讨论中我们已经可以至少得出以下结论或启示：
1.我们看到双方都对农民认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非理性论者也已经从那种把农民看作“由宁愿贫苦的人组成的亚文化群”的偏见中走出来，认为农民也是同样对未来富裕生活充满渴望，自觉意识不断提高的主体。
2.双方都汲取对方的可资借鉴的理论观点以不断完善和修正自己的观点，以至很多方面双方观点在深层上实际已经接近一致。如非理性论在认为传统文化或道德对农民行为的影响时，同时强调是由于这种文化或道德能够给农民带来实际利益，从这点来说是理性的。理性论承认理性视野会受到预期不确定性，信息不充分等客观因素和主观认识能力的制约，本身有一个不断提高的问题，由于农民受制约的因素更多，当然需要启蒙与教育不断提高他们的理性能力。同时，如前所述，理性论者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影响人行动的决不只是物质利益，即使是为了物质利益，人际关系、社会资本也都是影响物质利益的重要因素，都应该纳入经济学的分析范畴。
3.之所以仍然存在农民理性和非理性之争，从方法论来说，理性论者主要是想把农民的经济行为纳入规范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便于分析；非理性论者则想全面描述农民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从目的来说，理性论者强调要相信农民自己的创造能力，给农民充分的自主权；非理性论者则在尊重农民自主权的同时，强调要继续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引导。
收稿日期：2000-1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