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伦理论文,实质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2X（2006）06—0104—09
全球化时代，安全越来越成为人们的稀缺资源与全球的“公共产品”。冷战结束以来，人们对安全问题的关注日益从原有的以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为核心的传统安全，转向以生态安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为内容的非传统安全。从国际关系伦理学的角度探讨非传统安全的实质及其伦理向度，对认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区别、把握非传统安全研究的走向、建构非传统安全维护的范式与有效途径，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本质区别
有关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的本质性区别，目前在学术界还是一个争议中的问题。这或许和安全问题的复杂性以及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两者间的交叉重叠性不无关系。
认为两者间无本质区别的观点认为，传统安全是一种狭义上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是一种广义的安全，但它们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传统安全是指以军事和政治为核心，以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为主要内容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则是传统安全的延伸与扩大，囊括了以军事和政治为核心的传统安全在内的其他所有危及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的安全问题，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原先尚未暴露出来或尚未引起人们关注的一系列多元、复杂而又不为人们所熟悉或重点关注的安全议题。在这种认为两者本质无区别的观点看来，诸如国内动乱、民族冲突、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跨国恐怖主义等所涉及的安全问题，实质上并非是“新生的”问题，而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这些问题被提升到同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同等重要甚至被认为已是危及人类安全的主要因素而已。因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唯一有差异的是：两者各自所关注的安全问题的成因、重点、范围、安全主体及其特性的侧重点不同。显然，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观点只是将非传统安全看作是从传统安全中演化而成，甚至（如美国等）仍把恐怖主义这样的非传统安全的问题看成是传统安全问题，看成是一种新的“战争”。
本文不同意上述两者间无本质区别的观点。事实上，虽然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许多安全领域之间难以有明确而严格的界限划分，或者说两者有时交织在一起，并在特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随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日益凸现，它们之间的本质区别正在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恰如美国非传统安全专家乔治·费达斯（George Fidas）所指出的，冷战时代的威胁是有“威胁者”的威胁， 而后冷战时代的威胁是“没有威胁者的威胁”（threats without threateners），这两种类型的威胁实质上就是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本质性区别的一种很有说服力的划分。
对传统安全来说，“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战争现象。相应地，安全研究可被定义为对军事力量的威胁性实际使用和控制的研究”[1]。与此相应， 传统安全突出的是以技术来应对安全挑战的模式，形成的是“战争——和平——不可持续安全——新的战争”的循环式路径。为此，传统安全观所要面对的始终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国家也就必须通过不断地发展军事实力，力图在保持强大的军事压力基础上达到一种对峙性与暂时性的和平与安全，或者是国家主动地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获取和平与安全。这样必然会引起世界各国永无休止的军备竞赛，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二战后的两极对峙的冷战状态，便是这种传统安全观的悲惨体现。如果纯粹地、过分地强调和坚持传统安全观，就算是在冷战结束后的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同样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危态对抗”式的“没有安全感”的尴尬的“安全困境”之中。
对非传统安全来说，安全研究的主要焦点是“非战争”现象，或者说面对的是“非军事武力”的“和谐与发展”的安全问题。与此相应，非传统安全突显的是以价值来应对安全挑战的模式，形成的是“发展——和谐——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的上升式路径。20世纪90年代以后，“非传统安全”一词已较多地出现在美国、加拿大、英国以及东盟主要国家关于国际安全问题的战略报告等文献中。泰瑞·特里夫（Terry Terriff）在《当代安全研究》（Security Studies Today ）一书中指出，种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如环境恶化、金融危机、跨国犯罪、大规模移民、难民等）表现出的共同特点有：大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不以国家为中心，但具有跨国家或次国家的特征，因而不能简单地以国家中心的安全理论去分析；大部分非传统安全问题没有明确的地域界线，而是扩散的、多维度和多方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不能以传统的防范政策去应对，尽管涉及暴力冲突方面军事防御仍起着作用，但更多的是需要通过非军事的途径去解决[2]117—118。
由于不同学者对非传统安全特点的认识各不相同，不同国家面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有轻重缓急的现实差异，因此很难给非传统安全作一全面完整的定义。应当说非传统安全是一个动态性的概念，它体现了安全现实的变化和安全理论的拓展，是对应于全球化时代世界格局转变，在军事、政治领域之外产生大量严重危及到国家与人类社会整体的威胁和危险而形成的区别于传统安全的理论观照与现实关注。非传统安全是相对于“传统安全”而言的，传统安全以权力、军事、武力、战争为核心内容，保障的是免于由战争所造成的威胁的自由，因此，我们认为非传统安全所指的是：一切免于非由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
需要指出的是，非传统安全范畴的界定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对国家和人类的生存威胁大都来自战争和军事领域之外，用传统安全很难涵盖这些新的变化；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之间又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它们往往交织在一起。传统安全问题会直接带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例如美国在越南战争中使用橙色剂（落叶剂）等化学武器后，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灾害与人体灾难，并且其严重后果一直延续到现在①。同样，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恶化也会直接导致国家间的冲突，甚至诉诸武力和战争。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例如巴以间的水资源争夺，以及当下的能源争夺战、生态危机等。因此，战争和其他军事手段与非传统安全威胁有高度相关性。传统安全的价值目标是领土安全与主权安全，非传统安全的价值目标是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这样，以使用还是没有使用“军事武力”为标志，以安全的主体仅为国家行为体还是包括了非国家行为体为界线，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之间的区别就比较清晰。
冷战结束后国际安全的发展趋势表明，非传统安全作为非军事武力的安全，一方面使安全的领域拓展了，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被纳入范围；另一方面使安全的层次多元化了，全球安全、地区安全、团体安全、公民安全都成为安全的重要方面而被考虑。非传统安全观所要关注的是“和谐与发展”的问题，国家最终所要关注的是如何实现与维护“人的安全”与“社会安全”。因此，如果以整个人类社会的持续和平与良性发展作为安全的根本出发点与归宿，那么人类社会就能够最终达到“优态共存”式的具有真正安全意味的和谐状态。
二、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
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表现为较强的国家中心主义。
国家中心主义源起于古希腊时期城邦重要于个人的观点。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在本性上而非偶然地脱离城邦的人，他要么是一位超人，要么是一个恶人。”[3]6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人必须通过两性结合组建成家庭，由家庭组成村落，再由村落组成城邦（国家），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过上完全自足的至善生活。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城邦（国家）在整个人类德性生活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城邦是人类过上德性生活的根本保证。
实质上，真正主张国家中心主义的要数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让·布丹、托马斯·霍布斯和黑格尔等，正是他们奠定了近现代国家中心主义伦理观的理论基础。在他们看来，国家是有理性的，它有自己独自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是至上的利益，为了追求和维护国家的利益，可以牺牲其他个体的利益，甚至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和任何形式。而在这些人当中，黑格尔可以称得上是对国家中心主义伦理观进行系统论证的主要代表。
黑格尔认为，“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因为它是实体性意志的现实，它在被提升到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中具有这种现实性。这个实体性的统一是绝对的不受推动的自身目的，在这个自身目的中自由达到它的最高权力，正如这个最终目的对单个人具有最高权力一样，成为国家成员是单个人的最高义务”[4]253。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独立自存、永恒的、绝对合理”的理性存在物，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绝对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或者说国家本身就是目的，其他的组织或个人是为国家而存在的，它们的自由、权利、利益等所有一切，只有符合实现国家这一最高目的时，才具有真正的地位和实际意义，“由于国家是客观精神，所以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国家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而人是被规定着过普遍生活的；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其出发点和结果”[4]254。这样，黑格尔就完成了其国家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论证：国家的存在是具有绝对的永恒性与合理性，国家是其他组织和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基础和目的，其他组织和个人只有成为国家中的一员，接受国家的统治并绝对服从国家，才能拥有种种的自由和权利，才能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显然，在黑格尔这里，国家已不仅仅是一切权威和利益的中心，而且还是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本质与生存意义之所在。
此外，主张国家中心主义伦理观的还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爱德华·卡尔、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尼古拉斯·斯巴克曼、汉斯·摩根索等。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实质上是一种处于霍布斯式的“非安全”的无政府状态，即处于“霍布斯疑惧”的局面。在这种状态之中，每个主权国家的利益都是至上的，每个国家都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维护自身的安全，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追求国家权力的最大化以及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是主权国家的最终目的和根本任务，这符合道德上和政治正义上的要求，除此之外，其他的道义、法律与道德规范都显得无关紧要。无怪乎爱德华·卡尔曾尖锐地指出：“现代国际危机实际意味着，建立在利益一致概念上的理想主义大厦已经土崩瓦解。”[5]37 持这种观点的还有新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承认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的发展使得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在不断地日益增强，但是，又认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状况仍是全球的无政府状态，各个主权国家为获取本国的利益而进行互相的竞争与博弈，国家利益实质上是最核心的利益，各主权国家按照各自实力的强弱在国际社会中占有不同的地位，享有不同的权力与利益，维护本国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是国家的中心任务，也是道德与正义的重要体现。
由此可见，国家中心主义伦理观，其本质上是以是否有利于或有损于国家的利益、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作为判断道德上的善与恶的根本标准，至于国家利益之外的其他的法律、道德规范与国际关系准则等则可以置之不顾，甚至公然践踏，这点在推行霸权主义的国家行径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美国拒绝签署关乎全球环境问题的《京都协议书》等）。这种强调国家的相对获益性，以实力作为获取在国际上更多的利益以及更大的发言权，以获利性作为国家的价值取向，以维护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安全作为最终目的的伦理向度的传统安全观，势必影响到国与国之间所拥有的信任度与安全感，进而使得每一个主权国家都将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护其特殊的利益，最终促使国际关系陷入“危态对抗”式的“安全困境”。
三、非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分析
非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表现为较强的全球中心主义。
古希腊的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存在着一种支配万物的普遍法则，即“自然法”，亦称“逻各斯”或“世界理性”。在斯多葛派看来，自然法赋予每个人的理性是相同的，因此，所有人均具有相同的理性，都是平等的主体。由于宇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人、社会与国家等只不过是宇宙整体的一部分，所以应该消除社会等级之间的差异，废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界限，组建成一个人类社会共同体即“世界国家”。显然，斯多葛派所推崇的整体主义的世界国家观虽是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假设的基础之上，但他们却开创了全球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先河。
此后的但丁、卢梭、康德等都从不同的视角论证了世界主义伦理观（世界国家观），为现代全球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而20世纪之初的威尔逊在他的“十四点原则”中所提出的“自由”、“自决”和“民主”等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则是将全球中心主义的伦理精神与集体安全观紧密结合起来并付诸实践，从而对当代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产生深刻的影响。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无疑对全球中心主义伦理观的形成有着重要贡献。在马克思看来，自18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交往方式的迅猛发展，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统一整体与格局的历史。“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生产也是如此。”[6]254—255 这种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交往与联系，使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狭隘的地域性”生产实践活动被纳入到全球性的大生产实践体系之中来，世界也就成为在时间与空间、生产力与交往发展的特定水平、线性历史观与普世价值论等上的有机统一，世界历史的发展也必将由异化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向人类理想的共产主义世界历史迈进。质言之，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一个标志着人类社会发展具有“共同性”、“统一性”和“全球性”的理论体系，它最终所关注的就是以全球为中心的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所体现的就是一种全球中心主义伦理观。
实质上，全球中心主义伦理观的日益普及，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以及社会的不断进步所促使的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全球性扩张以及人类社会文明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全球一体化的发展势必使人们的视野从民族、国家、地区转向全球，形成一种“全球认同”。全球化浪潮的到来使人们深深地意识到他们所面临的安全的挑战不再仅仅限于民族、国家和地区之内的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而是来自全球的、对全人类所形成的全方位的安全挑战，而对所有安全问题的关注最终都归结到对人类自身安全的关注以及对人类自身的伦理关怀上来。
由此可见，安全是一种信仰，是“第一伦理”。而非传统安全的伦理向度则是全球中心主义伦理观在现时代的体现，它植根于人类德性的向善性以及对人类和平与安全的祈求，它肯定了人类具有普遍的价值统一性以及人类的不可分割性与相互依存性，它力求使人们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代之以人类整体论和世界中心和谐论，进而凸显“类伦理”[7] 价值观。正如有识之士所认识的那样：“我们已进入了人类进化的全球性阶段，每个人显然有两个国家，一个是自己的祖国，另一个是地球这颗行星。”[8]17 “人类需要的一致性，要求有一个有效的多边系统。这一系统要尊重协商一致的民主原则，并承认，不仅地球只有一个，而且世界只有一个。”[9]49“怀着在各国、在各社会各个关键性阶层和在人民之间开辟新的合作层面，从而建立一种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目标，致力于达成既尊重所有各方面的利益，又保护全球环境与发展体系的国际协定，认识到我们的家乡地球的整体性和相互依存性。”[10]29 所有这些都表明：只有全人类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焦点与核心，只有共同建构一个“和谐世界”才是我们应该追寻的价值目标。
四、“非传统安全维护”的中国方式
一个国家从它的诞生与发展的过程看，必定有其文化与伦理的积淀，这种积淀所塑造的文化形象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国家形象”。中国历来重视“敬以直内，义以方外”，即专一于国内事务的认真处理，控制自己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加以抉择，同时使自己的行为皆符合国际社会的道德原则。
与西方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和对立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和合中庸、礼让为国”的传统特点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和而不同”、“兼容共存”的文化自觉的外交伦理原则。与西方“征服世界”的传统不同，中国是既要维护自己的民族独立，又不向外扩张，其民族关系的理想模式是通过道德教化去“亲仁善邻”、“协和万邦”。如周朝实行的“五服”制，根据各服的情况分别采取不同的治理方法。又如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地区农业民族面对西北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的袭扰和入侵，基本上采取了防御政策，长城即是这一政策的生动体现。中国在历史上虽然强大，也曾以军事的手段征服过周边弱小国家，但中国更多的是注重以结盟、和亲、赠礼、通商之法与周边国家保持睦邻关系，更看重具有象征意义的经济上的朝贡关系。再就安全领域来说，与西方人强调“威慑”与“征服”的安全思维不同，中国人多从“和合论”的视角理解安全，多主张用非军事手段来解决争端。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入21世纪，为了应对危及人类自身的环境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非传统安全的挑战，中国政府提出了解决安全问题的“新安全观”②。新安全观既是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延伸，也是我国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与各国的友好关系、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外交政策的新的发展。与此相应，我国对于非传统安全的维护形成了自身的理念、范式与特点。
首先，“顾全本土”是我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基础。新安全观的条件下，指导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性原则依然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顾全本土、优态共存”则是用以指导中国安全战略的新安全观的重要体现。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好方式，它是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以及民族、宗教信仰不同之上的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增进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根本性原则，也是我国今后处理国际关系的根本性准则。在当今，尽管非传统安全问题突显并日益受到重视，但是对传统安全的关注仍是我国安全观的核心之所在。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外势力染指下的台湾问题，我国东海、南海领海的争端问题以及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存在等，使得我国依然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的挑战，因而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为特性的传统安全仍是我国安全战略的核心；二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最终需要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信任与通力合作，因为“面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单个国家的行动往往难以奏效，国际合作才是最有力的手段”③。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顾全本土”，以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为前提条件，也就是必须以传统安全问题的协商解决为前提。
其次，“优态共存”是我国非传统安全维护的前提。“非传统安全挑战比传统军事安全挑战具有更大的跨国性特点，有效地应对此类挑战，既需要各国努力，更需要广泛的国际合作。”[11]6 对于像环境恶化、能源危机、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跨国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是地区性的问题，也是全球性的问题，单凭传统安全的方式显然是无法解决的。因此，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把“顾全本土、优态共存”的新安全理念作为我国安全战略的基点，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优态共存”的安全理念所强调的是作为全人类的人的安全，所涉及的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安全体系，把安全的行为体拓展到个体、团体、国家、国际、全球的层面，突破了传统安全所关注的主权和领土安全的限定，丰富和扩大了安全研究的层次与视野，它所关注的是以人为本、以社会安全为基础的安全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将有利于我国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各国的合作，建立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安全互动关系，为我国的安全体系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进而达到“顾全本土”的目的，“国际安全概念的优点在于要求我们思考安全问题时，将注意力集中在国际相互依存和安全困境的问题上”[12]。非传统安全战略的价值定位只有确立在“共优范式”上，才有其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第三，“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原则是我国国家安全维护的必然途径。当今世界，人们所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复杂化与全球化，安全的范畴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军事和领土安全，而是日益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加上非传统安全既是全球性，又具有地区性，这在客观上也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强区域间的合作来确保安全的实现。如何通过地区性合作安全的方式来共同面对危及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是各国面临的新课题。事实上，我国正在通过地区性的安全合作方式来处理和解决非传统安全的问题。这主要表现在积极参与各种地区性的合作组织，诸如东盟地区论坛（ARF）、上海合作组织、 东亚“10＋3”、东北亚合作对话（IVEACD）、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和“亚太圆桌会议”等，并在其中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赢得了周边国家的信任与尊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上海合作组织。
上海合作组织是由中国发起，并且是第一个以中国地名命名的地区性合组织，也是一个成功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典范的组织。自1996年“上海五国”启动到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以来，中国与该组织各成员国先后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和《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等文件，并通过友好协商的方式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在世界范围内率先提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三股恶势力”的鲜明主张，积极参与地区和国际间的反恐合作，稳步推进区域间的经济合作，大力倡导和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全新安全合作模式。这不仅形成了“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为世界范围内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和形成“新型全球安全架构”[13] 提供了成功的范例，而且对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以及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此可见，中国对非传统安全维护的特色主要体现在：以维护本国的稳定为基点，以加强周边国家及区域性的安全合作为主要内容，以协商合作为基本方式，以维护全球的共同安全与建设一个“和谐世界”为最终目标。总之，“顾全本土、优态共存”的安全战略的价值设定，既保留了国家中心主义伦理向度在现实中的必要性，又突显了全球中心主义伦理向度在发展中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利于维护我国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良好形象和提升我国的“软实力”，而且也有利于“和谐世界”的共建，最终实现人类的共同安全与繁荣。
［收稿日期］2006—06—30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福特基金会课题（432126001—T20607）
注释：
① 从1961年至1971年，美军在越南实施“农场雇员行动”，向越南农村喷洒大量俗称为“橙色剂”的落叶剂（以及失能性毒剂BZ毒剂和CS刺激剂等），以能够发现隐藏在森林和草丛中的北越军队。落叶剂对人体的伤害不仅是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更延伸到他们的后代，他们的第三代，甚至还更长久。他们生育的子女，智力迟钝，身体畸形。记录表明，美国使用的橙色剂使约一百万越南人死亡或身患各种恶疾，包括癌症，特别在事发高潮时，越南医院里死婴增加了一倍。越南西贡儿童医院的医生们发现，病孩中患脊柱裂和腭裂的婴儿增加了两倍。参见黄波著《核生化武器》，军事谊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51—152页；越南橙剂受害者协会（VAVA-Vietnam Association for Victims of Agent Orange/Dioxio）网站，网址：http://www.vava.org.vn/。
② 2002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指出：“以对话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安全观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之一。”“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要求。”新安全观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
③ 参见2005年6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会长熊光楷在北京举行的“非传统安全；挑战与对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