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遇春[1]2003年在《21世纪初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民问题愈来愈受到理论界的关注和研究。本文以 21 世纪初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为背景，针对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以农民教育为着眼点，以农民职业教育为研究对象，通过深入调查，研究现阶段农民的基本状况、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特点、政府及社会的农民职业教育供给，以此把握和分析农民职业教育的供求矛盾；充分运用教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方法，探索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依据和教学过程基本规律，提出农民职业教育的概念、目标，并着力进行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的创新，构建出政府、社会、民间全面参与，以促进农民致富、农业经济繁荣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新框架；继而对农民职业教育施教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提出了 5 种行之有效的施教模式；研究了农民职业教育制度保障系统，并重点分析了投资保障的现状，提出了加强和完善投资保障的建议。全文共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立题背景和依据、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了国内外有关农民职业教育研究状况，说明了论文的创新之处。开宗明义，表达研究的基本思路。第二章：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调研数据，论述了现阶段中国国民经济的基本状况和发展目标，重点阐述了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基本特征，以及对农民职业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对农民的经济状况、文化素质、职业变化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弄清了农民职业教育研究主体的基本特征。第叁章：以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基本理论为指导，系统阐述了农民概念的演化、发展，阐释了农民概念的内涵、农民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目标，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人力资本学说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学说等农民职业教育的理论基<WP=5>II 21 世纪初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研究础，并针对农民职业教育的过程的特殊性，探讨了教学过程的基本要素、特点和规律。本章从多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创新性地论述了农民、农民职业教育的基本概念，提出了农民职业教育就是对具备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农民施行的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各类相关职业需要的专门知识、技能以及相应职业道德的教育，提出了农民职业教育的目标和内容是包括生产教育、生活教育、生态教育在内的大职业教育观点，并由此构建了农民职业教育创新的理论基础和目标框架。第四章：以大量、丰富而可靠的调研资料为基础，梳理了我国农民对职业教育的需求倾向和特征，包括需求的类型结构、层次结构和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等，总结归纳了现阶段国家、社会组织的教育供给状况，理清了教育供需矛盾，明确了教育改革的重点和目标。本章把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研究运用到教育现状实证研究中，准确、有效地把握了农民职业教育的供求矛盾。第五章：站在理论研究和现实研究的基础上，以农民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目标为出发点，系统论述了新阶段农民职业教育的构成体系、体系创新的原则和基本思路、各子体系的基本要素和创新途径；提出了政府、社会、民间全面参与，以促进农民致富、农业经济繁荣和农村社会全面进步为目标的多形式、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第六章：提出了农民职业教育的施教模式的概念，对其构成要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农民职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提出了 5 种典型的农民职业教育施教模式。第七章：简要论述了农民职业教育制度保障系统的主要因素及其改进思路，重点分析了投资保障的成效、存在问题，提出了改善农民职业教育的投资保障的建议。
储诚炜[2]2010年在《新中国农民教育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民是社会发展进程中存在的特定群体,弱质性农业特点和历史传承积淀下来的身份定位,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向相比较,其滞后性显现无疑,也正因为如此,对其进行教育乃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社会变革和历史发展的目标指向而言,其教育的正当性毋庸置疑,而时处“叁农”问题破解和社会改革发展的关键节点,在“人的发展才是社会根本发展”命题的逻辑框架下,其教育的迫切性又理所当然。古人云“叁十年仁政乃成”,也就是说,治理国家者施行仁政,解决民生问题,叁十年是一个可以显示出效果的时间区段。而中国传统的“六十花甲子”更是一个标志成熟的时间,所以在改革开放叁十周年和建国六十周年纪念之际,回顾新中国六十年农民教育发展历史,系统整理和分析农民教育发展所取得的成就和积累的经验,总结其教训,揭示其内在的发展规律和演进路径,从理论角度对之加以深入研究,这对如何持续发展农民教育,推进农村改革步伐,具有重要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遵循纵向梳理的历史范式,以新中国农民教育发展的衍进为线索,在对史料的分解和综合之中,提取农民教育事件中的教育因素和显着特征,并努力通过对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对比,划分新中国农民教育发展的阶段性和总结阶段性特征,形成前后一致且自成逻辑的农民教育发展历史。试图立足于客观立场以思辨性方式评价各阶段农民教育得失,且在系统分析梳理的基础上对新中国六十年农民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做理性分析。本研究分为八章。第一章:主要阐述了论文的立题背景、研究的目的与意义,综述了国内外农民教育研究状况,说明了论文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并界定农民教育相关概念。开宗明义,表达研究的基本思路。第二章立足于近代社会奠定的农民教育基础以及农民教育概念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民教育体现在职业教育方面所占比例不高,而在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方面则更多的是在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实行道德教化。20世纪30年代,受西方农民教育思潮兴起的影响,在中国农村大地上掀起一场以改良农村、建设农村为宗旨的乡村建设运动。作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他们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从致力于农民现代化和农村社会民主化的角度从事农民教育培训,开展乡村建设运动。第叁章:农民文化扫盲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以扫盲识字运动为切入点,分析该运动中的农民教育成效;立足于社会主义叁大改造的历史背景,从“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的论断中分析毛泽东农民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和内在价值,力求探讨在大的社会变革之中社会改造、人的改造与农民教育的相互关系,并在农民利益、土地制度变迁与文化逻辑视野下去研究农民心理和农民教育。第四章分析社会主义建设和探索时期的农民政治教育。在人民公社组织体制下农民教育面临着教育与被教育、理想追寻与现实困境的冲突,农民教育经历了“毛泽东思想”学习运动、“四清运动”、知识青年下乡运动等历史阶段;“农业学大寨”时期大寨精神中蕴含着集体主义的理想寄托,科技要素、农民力量和合作逻辑是其明显的特点;这一时期农民教育的制度惯性和教育困境是探索过程中的深层次考量要素。第五章涉及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技能培训教育和职业教育。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为历史起点,在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农民教育工作在改革初期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从农民技能培训的各种类型入手,着重分析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系统在农民教育工作中的地位、功能和作用,对电视媒体在农民教育工作中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估和审视。立足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历史背景之下,分析计划经济、市场导向和农民利益诱致之间的关系,阐述市场导向下农民经营管理素质培育的历史必然性;与此同时,农民工进城务工的客观状况也敦促在理论上必须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教育、职业转换和身份更替的关系做出回答。在借鉴国外职业教育体系建构的基础上上,对目前农民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做系统的概括。第六章论述新时期农民素质教育新的发展。“叁农问题”是个由来已久的历史问题,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因素,农民教育无疑是解决其现实困境的有效方法之一;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论证剩余劳动力转移、新型农民培育和农民市民化的内在逻辑关系,并探讨新型农民的“现代性”价值取向和农民素质结构的内在要素;从社会和谐角度出发,讨论农民教育与农村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公民社会视野中的农民教育更多的是一个在民生问题有效解决基础上的文化问题,农民民生问题、农村社会稳定和农民教育叁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第七章在前六章的基础上,系统回顾新中国的农民教育发展历程,在各个历史阶段的对比和总结中试图总结新中国农民教育发展的基本特点、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基本特点是教育内容不断变化,教育理念循序衍进,教育手段趋向多样,教育对象范围扩大。从国民特性视角、发展路径视角和教育本质视角分别总结农民教育发展的基本经验。新中国六十年农民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主要从四个角度进行:从职业教育、全面教育到国民教育是一个目标递进的演化过程;农民教育是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命题博弈中施教主体的角色调整和定位的历史,农民教育的过程就是各种施教主体参与、赋权与退出的博弈过程;立足于利益逻辑的角度,着重探讨农民教育历史中内在诉求、外部推动和历史契机叁者之间的关系;从比较视野中分析后发劣势、后发优势和农民教育发展的路径选择。第八章分析目前农民教育过程中的体制性障碍和结构性问题,并从现实角度分析了农民教育工作目前存在的挑战,并从层次、模式、内容和方法四个维度分析农民教育的创新路径。立足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和改革历史的角度,从现代化路径、改革模式的角度来认识“叁农”问题和农民教育问题,进行农民教育体制改革和综合治理,健全合理的农民教育制度,从根本上确保农民教育改革顺利推进。
李君甫[3]2004年在《贫困地区农民非农就业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文中指出中国面临的最大难题是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农民就业的根本出路是进入非农产业领域就业。农民非农就业的主要障碍之一是农民缺乏适当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既缺少参加现代非农职业所需要的社会文化、社会技能，也缺少参加现代非农职业所需要的劳动知识和技能。因而，促进农民非农就业的有效手段就是对农民进行职业教育和培训，并通过劳动力市场或者适当的劳动中介服务使他们顺利就业。本文通过对陕西省等地农民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中的相关问题的研究，为提高农民思想文化素质、知识技能素质，扫除农民自身非农就业障碍，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帮助农民脱贫、致富以至转化为市民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农民就业的大趋势是由第一产业为主向以第二叁产业为主。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民非农就业主要是在当地就业，而中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民的非农就业主要是到东部发达地区和城镇就业。贫困地区的农民在非农就业中有更多的障碍。首先是贫困地区非农产业的发展的约束。贫困地区除了人力资源以外，其它资源都很有限，第二叁产业发展缓慢，乡镇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数量少规模小，吸收不了多少劳动力。第二是城市劳动力市场的约束。城市劳动力市场对初级劳动力的需求很有限，因而农民在城市就业的空间是有限的。另外，城市农民工劳动力市场机制还在逐步形成之中，具有自发性、原始性、灵活性、季节性、过渡性、边缘性，因而具有很大的局限性。第叁，农民的社会资本的约束。农民的社会资本主要是传统的亲缘地缘关系网络，这决定了他们获取非农就业信息渠道的单调性；进入城市的民工，由于制度分割、社会歧视、居住环境等使他们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因而社会资本相对贫乏，被排除在非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之外。第四，农民的非农社会化约束。农民的非农社会化包括农民的城市社会化和非农劳动社会化两个方面，是农民为了在城市生活、工作，学习城市生活、工作所需要的文化、技能，接受城市社会观念和行为规范的过程。没有较为充分的非农社会化，农民要在城市生活并从事非农工作将会困难重重。第五，贫困农民自身素质的约束。贫困地区的农民观念保守，同时也缺少非农就业的知识和技能。因而，要促进贫困农民的非农就业，就必须加强对他们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增加他们的社会资本，促进他们的非农社会化，<WP=6>提高他们的素质，增加他们的人力资本。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和培训是针对农民进入第二、叁产业就业和创业的需要，对农民进行的相应的职业知识、职业技能、职业道德以及社会知识和社会能力的教育和培训，是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既不同于农民的农业职业教育，也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职业教育。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农民的继续社会化过程，农民的非农职业教育是农民的学习非农社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非农社会化过程，是农民增加其个人社会资本的过程，同时也是社会建构公共社会资本的过程。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农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农民增加人力资本的过程。农民对职业教育有相当大的需求，政府每年都对农民职业教育不断增加投入，然而农民职业教育却一直处于徘徊不前的状态甚至出现倒退。根本的原因是多年来农民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供给主体单一，政府依赖福利最大化倾向和衙门作风严重的公办职业学校。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供给主体主要有叁类：公办职业学校、民营职业学校和非营利职业学校。公办学校有福利最大化倾向，民营学校有利润最大化倾向，非营利学校以服务农民为宗旨、以就业扶贫为目标，学校就业指导到位，学生就业率高，但是非营利职业学校数量少，规模小，力量有限。实践证明民营职业学校和非营利职业学校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要，更适应农民的职业教育需求，因而政府对职业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应忽视民营职业学校和非营利职业学校，应该通过适当的方式允许、鼓励民营和非营利职业学校竞争政府的职业教育资源。贫困农民的职业教育资金投入主要有两个渠道，农民个人投入和政府公共财政投入，这两个渠道都是有限的，而且政府和农民个人的资金投入没有得到有效利用。要使农民职业教育事业有效地为农民就业和脱贫服务，在资金方面既要开拓投资渠道，也要加强资金的管理利用效率。在资金投入方面应改变以县级财政投入为主的现状，应该为以省市财政为主，中央和县级财政为辅的格局；采用职业教育券和小额贷款的方式，激励农民投资非农职业教育。在资金的管理方面，对农民的职业教育实施社会项目委托管理，公开招标，促进各类职业学校的竞争，从而降低费用，提高质量。加强对职业培训项目和学校的监测和评估，监测评估应采用参与式监测评估方法，发挥贫困农民 和职业教育参与各方的作用。在评估中注重结果评估而不仅仅是职业教育过程评估。
赵晓林[4]2011年在《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文中指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即“叁农”问题,始终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关系全局的根本性问题。农民是农业生产和农村社会的主体,“叁农”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素质的高低是影响农业发展、农村进步的关键,农民的现代化是农业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因此,加强农民教育,深化农民教育改革,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与实践,对于进一步推进当前农民教育的理论研究,指导解决农民教育实践存在的诸多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论文主要从教育学、历史学的视角研究和把握近代农民教育问题,使用的基本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在此基础上还借鉴运用管理学等学科的概念和范畴。作者期望通过对近代农民教育的研究达到以下两个目的:一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以专题形式比较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当今学术界对农民教育特别是“近代农民教育”研究重视不够的缺憾;二是在为现实服务的层面上,通过总结近代农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对当今农民教育改革和发展有所裨益的借鉴和启示。论文力图寻求一个系统的逻辑与思维体系,以“近代农民教育”的内涵为本体,以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演进为经,以对近代农民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分析评述为纬。全文共分为五部分由七章组成。第一部分是导论,主要提出研究近代农民教育的背景、目的、思路与方法,对“近代农民教育”及其相关的几个概念进行阐释和界定,是本研究的出发点。第二部分是时代背景和发展阶段分析,由第二章与第叁章构成。主要分析了中国近代农民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并对近代农民教育从萌芽、发展到艰难推进的历史进程进行梳理和阶段划分,提出近代农民教育发展“叁阶段说”。第叁部分是思想层面与实践层面的分析,由第四章、第五章构成。首先,在思想层面对以黄炎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俞庆棠和雷沛鸿等为代表的近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的六种农民教育思想进行归纳、阐述和比较;进而,在实践层面对蓬勃发展期近代农民教育的实施情况从举办主体、经费来源、师资力量、教育内容、教育形式和教学方法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考察、阐述和分析。第四部分是宏观评价,由第六章组成。主要从宏观的视角对近代农民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了较为全面和符合历史实际的评价,既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近代农民教育中的重要而特殊的作用,近代农民教育取得的实际效果以及重大的历史意义,同时也从“理念缺陷”、“制度缺陷”、“策略缺陷”叁个方面分析了近代农民教育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第五部分是启示和借鉴,由第七章组成。主要以分析近代农民教育的经验和教训为切入点,总结出近代农民教育对当代农民教育以及新农村建设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作者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的研究中做出了以下新的探索:第一,对“近代农民教育”的概念及其性质进行了界说。认为:“近代农民教育”是指1898年至1949年这一历史时期内,由各种民间力量和政府组织的,以西方农业科学知识与职业教育、文化教育、公民教育以及卫生健康教育等为主要内容,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为主要教育形式,以农村成年农民为教育对象的新型的农民教育。从性质上看,“近代农民教育”不仅向农民传播先进的农业科技知识以及科学的生活观念、生活方式,同时还向农民宣传民主的思想观念,激发农民的爱国热情,是较早在中国乡村和农民中比较系统传播科学、民主和爱国思想的文化启蒙活动。第二,对近代农民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了动态的描述和分析,提出近代农民教育发展“叁阶段说”。认为:近代农民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以西方农业科技推广为标志的“萌芽发轫期”、以乡村建设为主要目的的“蓬勃发展期”和以抗日救国为特色的“艰难推进期”叁个阶段。第叁,对近代中国六位教育家散见于各种论述中的关于农民教育的思考和主张,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梳理和研究,总结出各具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认为:黄炎培以“职业教育”为特点、陶行知以“生活教育”为特点、晏阳初以“平民教育”为特点、梁漱溟以“文化教育”为特点、雷沛鸿以“国民教育”为特点、俞庆棠以“公民教育”为特点的农民教育思想,是我国农民教育思想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后来者不断从中汲取智慧和营养。第四,作者对近代农民教育体现出的农民教育主体性价值观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指出了它对当代农民教育所具有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认为:解决农民教育问题的关键,是把农民作为教育的价值主体,使农民教育从工具性教育转变为主体性教育。农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农民自身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这不仅表现为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物质生活的改善,更重要的还表现为农民自身素质的提高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同时,开展农民教育必须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最大限度地、真正地把握和满足农民的教育需要,激发农民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赵红丽[5]2014年在《建国以来我国农民教育价值取向嬗变研究》文中指出农民是中国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其素质对我国现代化的建设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国家要实现现代化,首先要提高农民的素质。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都非常重视农民教育问题,在不同的时期随着国家发展的重点,党对农民教育的价值取向都显示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改革开放进入到新时期,农民教育的内容和农民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有了新的变化,通过对农民教育价值取向问题的研究,让我们更好的认识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历程,同时也帮助我们更好的确立新时期我国农民教育价值取向,以提高农民教育的有效性,使其更好的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本文通过文献研究法,以时间为线索,查阅了建国以来一些重要的关于农民教育的资料,梳理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对农民教育的政策和文件,分别从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视角来分析了农民教育的价值,以期找到农民教育合理的价值取向。本研究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第一章主要论述了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意义,综述了农民教育的相关研究状况,概述了该论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及该研究的难点和可能的创新之处,并对农民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关概念进行界定,为后面的研究奠定基础。第二章主要分析我国农民教育的意义及成就。总结了农民教育的政治意义：巩固了社会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社会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国家经济的发展；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科学的生活观念,农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转变,促使了农民的民主意识的觉醒,农民积极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项民主活动中。经济意义：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市的繁荣和城乡统筹发展。文化意义：弘扬了社会主义文化；祛除了残留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封建迷信思想,提倡了新时代的民俗风俗,促使农村社会风尚得到改善；最后对建国以来农民教育取得的成就进行了简要陈述。第叁章的内容是关于农民教育价值取向的理论探讨。本章主要从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关内容进行论述,首先论述了教育价值观的内容,之后引出对教育价值取向的论述,基于对它们的研究指出农民教育价值取向就是指农民教育的主体根据自身的需要对农民教育某些价值的选取与选择、追求与向往,是指向农民教育的未来发展的趋势。最后从政治视角、经济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对农民教育价值取向进行分析。第四章是在第叁章的基础上对建国以来我国的农民教育的价值取向的嬗变进行分析阐述。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进行的扫盲运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农民思想运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农民思想教育可以看出当时的农民教育是凸显政治价值取向的。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末进行的农科教结合示范区、绿色证书工程和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工程等都是彰显出了农民教育的经济价值。到了21世纪以来,在新时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个大的背景下,为了满足农民对教育和社会生活的多样化需求,强调政治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共存的农民教育价值观。第五章是本研究的结论部分,基于对第四部分的分析指出促进新时期我国农民教育发展的要求：明确政府的责任；为农民提供多层次多类型的教育；重视农民的自我教育；在学习型社会的影响下打造学习型的农民。
刘云喜[6]2012年在《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城市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城市化的本质来看,城市化是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转变、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的过程。无论是生产方式的转变,还是生活方式的转变,其主体是农民,因此城市化是农民的城市化。农民可以通过进入城市,融入城市而实现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也可以就地实现生产方式的工业化和生活方式的城市化转变。在“民工荒”、农民“被上楼"、传统进城城市化引发严重“城市病”和“农村病"的现实背景下,以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为视角展开对农民发展问题的研究,为中国农民的发展探索出新的路径恰恰是本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农村经济转型本质在于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统一,中国农村经济转型现实具有特殊性,但其本质并不例外。本文在对中国农村及其局限分析的基础上,对农村经济转型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梳理。得出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主体在于农民,农村经济转型发展要以工业化、城市化为内在根据,以及中国农村经济转型必须改变小农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结论。并以农村经济转过程即农民生产方式工业化和生活方式城市化的过程为基点,首先对作为农民城市化基础的农村工业化之内涵、特征、必要性以及中国农村工业化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展开分析,进而对反作用于农村工业化的农民城市化之内涵、本质、规律、中国农民城市化历程及其经验教训进行研究,并从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关系的论证中再次验证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是农村工业化和农民城市化的内在统一这一命题。同时也从中国传统城市化进程经验教训的分析中得出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农民城市化必然选择的结论。在中国现实背景下,农民就地城市化是重要且必要的,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中国农村经济社会转型的必要途径。所谓农民就地城市化,就是农民不向城市迁移,而是在现有的居住地,通过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实现与城市人(市民)一样的生产和生活的过程。即农民通过由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工业生产方式,由农村生活方式转变为城市生活方式,而实现市民身份和待遇的过程。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本质在于农民身份的转变,以及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依据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以及作为农民素质技能表现的农村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城市功能逐步在农村得以建立和健全的过程。农民问题的紧迫性,农民进城城市化的局限及其引发“城市病”和“农村病”的严重性,城乡经济社会二元结构引发问题的严峻性,农村经济转型和城市化本质的内在要求等都成为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重要性和必要性的佐证。当然,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其可行性主要体现于：农民这一城市化主体,素质技能的不断提升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根据；农村工业化已经取得的成就,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现实依据；现代交通和通讯等基础设施的高度发展,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先决条件；现有中心城镇的辐射作用,是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外在动力；农民收入的不断增长和国家对农民发展问题的重视及投入,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直接动力；农业机械化和产业化是农民就地城市化的内在驱动力；建设新农村战略的实施,为农民就地城市化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实践的成功范例也证明农民就地城市化不仅不是空想,也不是一般的鼓舞人心的口号,而是具有国际性理论和实践基础的有效的发展道路。在我国,农民就地城市化顺应城乡关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要,符合占全国总人口50%以上的农村人口的普遍愿望,其实施已是势所必然。因此可以说农民就地城市化是不可阻档的历史潮流。中国农民就地城市化是必要的、可行的,但其发展也需要各种必要条件的积累,因此,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农民素质技能提升,促进农村工业化发展,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工商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同时在现有条件和状况下,发展股份合作制和现在资本农场,是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当然,上述措施的实现不应,也不能脱离农民就地城市化的政策制度保障。在农民就地城市化实现和发展的过程中,应当进一步创新产业政策,改革土地制度,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并建立和完善适合农民就地城市化发展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
张亮[7]2010年在《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农民培训是农村人力资本形成的重要途径,在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培训尤显重要。通过培训使农民成为文化素质高、科技素质高、懂得科技种田、能够进行产业化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时代的需要。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进行研究,通过大力开展农民科技培训,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培养一大批觉悟高、懂科技、善经营的新型农民,对于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和国际竞争力,推进现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新型农民培训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以相关理论为基础,通过在全国3404份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培训问卷调查,运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农民培训的现状和特征进行系统剖析,总结提炼出我国农民培训工作中存在的诸多影响培训效率的问题。在对我国农民培训现有模式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农民培训成功模式,结合我国新型农民培训要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背景,通过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供需均衡分析和影响因素的Logistic模型研究,指出了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选择原则,并进行了制度设计,进一步从我国农民培训投资机制、管理机制和运行效率叁个方面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新型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提出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培训目标进行选择。最后提出我国开展新型农民培训工作的对策建议。本文得到了以下研究结果与结论。(1)通过对我国现有农民培训模式的归纳和分类,将我国农民培训模式分为政府主导类、政企配合类和市场运作类共叁类模式。通过对我国农民培训模式的实践与探索,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实践中涌现出的典型模式进行了有效性分析。江苏姜堰模式属于政府工程型模式,带有政府强制性,在全国推广的范围最广。河北定兴模式通过主导产业的发展,实现对农民的培训,反过来农民通过培训,促使其整体素质和技能提高,又进一步推进主导产业的发展。陕西宝鸡模式要求的条件较高,要以科技示范基地为依托,且距离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专家较多的地方较近。河北农大模式符合高等农林教育改革的发展要求,为各地和当地学校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科教兴农的创新之路。北京京郊模式结合京郊实际,为经济发达地区进行新型农民培训探索出了一条成功之路。(2)对国外具有较好借鉴意义的西欧模式、北美模式、东亚模式和新兴经济体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西欧模式适应以家庭农场为主要农业经营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特点；东亚模式适应于人均耕地面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很难形成较大的土地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特点；北美模式适应以机械化耕作和规模经营为主要特点的农业生产；新兴经济体模式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人口众多,人口素质相对较低,需要通过培训实现由农村向城市化的转变,与我国情况相类似。通过对主要因素的比较,总结出国外农民培训模式具有法制化、主体多元化、投入规范化、体系科学化、形式多样化的共同特征,这对于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选择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有益的经验与方法借鉴。(3)借助在全国3404份具有代表性的农民培训问卷调查数据,对我国农民培训的现状和特征做一总结,并进一步发现我国农民培训仍存在专门立法空缺、管理制度缺失、经费投入不足、思想观念陈旧和监督评价落后的问题。从需求变化看我国新型农民培训趋向于现代农业,具体表现为种植业趋向标准化,养殖业趋向于规模化,并向非农化和系统化发展。从供需均衡角度对我国新型农民培训进行综合分析,指出我国农民培训总体表现为供需失衡,不仅表现在总量上,而且也反映在结构上。具体表现形式是农民参与培训的积极性较高但实际参与率较低,政府在培训中的行为与农民期望有所差距,培训内容及形式供求错位不能满足农民需求。(4)采取规范分析方法系统构建农民参与培训行为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农民培训调查数据通过引入多元统计分析中的二项式Logistic回归模型,得出结论：对于新型农民培训对象首先从青年农民且以务农为主的愿意参加培训的农民中进行选择。政府部门在组织培训时应合理安排培训时间的长短,多安排一些系统性的培训并与农业生产环节紧密结合。培训内容要切合农民实际,对农民有一定帮助,必要时可先征求农民意见。增强为农民着想的意识,提高农民对培训的满意度,从而形成良性循环。(5)对于新型农民培训提出了“一部法律、两个部门、多种机构、几类模式”的制度安排。在机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构建我国新型农民培训的长效机制。当前我国的新型农民培训模式以政府主导类为主,说明我国农民培训良性循环机制尚未完全形成,还需要政府部门的大力推动。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的选择应根据不同经济区域、不同的产业领域和不同的培训目标由政府主导类模式向政企配合类模式转变,条件成熟的可以逐步过渡到市场运作类模式。
窦鹏辉[8]2005年在《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文中认为15—35 岁年龄段的农村青年,是农村人口的主体和中坚力量,是农村人力资源的核心。本研究的目标在于,理清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人力资源所面临的形势、背景及客观需求,认识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涵义及其理论基础,通过分析新时期中国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揭示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最终从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各个层面,提出其开发的方向、重点、途径和模式,然后进一步提出与这种开发方略最适宜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以及与这些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相适应的长效保障机制。作为一项管理学领域的战略研究,基于围绕本研究所做的社会问卷调查,本着针对性、可操作性、可预见性和可持续性的原则,本研究从理论的角度进行明理分析,从应用的角度大胆破旧创新,提出一些可供各界决策、研究所需要的思路、判断和结论。本研究运用问卷调查、实地调查等社会调查方法,结合理论分析的方法、比较的方法、个案研究和共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辨证地参考同行专家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大胆地进行模式设计和理论创新。在研究过程中,大量运用经济学(包括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教育经济学等)、社会学、管理学、人力资源开发学、人口学、教育学、心理学、统计学、历史学等学科理论与知识,立足于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理论、农业研究资源配置理论、投入产出比理论等等,通过与历史比较、与现状比较、与国外比较,提出切实可行的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途径及其运行机制和实施模式。同时,结合“外地进京务工青年状况调查”(2004 年3 月)和“中国农村青年状况调查(2004)”两次社会问卷调查,同时亲赴陕西铜川、甘肃定西、北京昌平、陕西咸阳等四地进行实地调研,获得大量第一手的资料和信息,并运用SPSS 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为上述结论提供了详实可靠的支撑。 本研究通过分析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形势下、全面建设农村小康社会背景下、加入WTO 后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农村青年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提出这种大背景、新形势对农村青年的客观需求,进而提出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的涵义、特点与开发的现状和内容。结合问卷调查和官方统计数据,通过对农村青年人力资源人口数量、受教育程度、职业分化、处世心态与置身状态、对待生活、家庭及亲友的态度、对待事关“叁农”大事的态度及其生命与健康状况的分析,提出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的内容。在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组织农村青年在职职业技能培训和转岗前职业技能培训、
张力跃[9]2008年在《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困境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我国的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数与在校生数持续下滑,办学陷入了困境。从整个职业教育来看,又以农村职业教育(主要指县域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最为跌宕起伏,困境也最为深重,极具代表性。背后一个不容回避的矛盾是,一方面产业界亟需大量的技术人才,“十万元年薪聘不到一个高级钳工”,政府也连续几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提出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以农民子女为主的中等职业教育潜在生源反应低迷,与政府的积极倡导和产业界的紧迫需求形成强烈反差,耐人寻味。农村职业教育遭遇的困境在全国大范围存在,并且持续时间长,属于一种重大的教育现象。陆学艺先生说过:“50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一种经济——社会问题,一旦不是某一乡、某一县、某一省特有的,而是普遍化的,不是一年、两年,而是较长时间解决不了的,这就不是一般的工作问题,也不是某个领导的问题,”要破解农村职教的深层次症结,理论界亟需进行深入的探究,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度解析,为农村职教遭遇的时代难题提供深刻诠释。一种重大教育现象的形成和演变,常常是“教育外的事情比教育内的事情更重要”,本研究主要从社会结构对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规制视角出发,以农民微观的个人选择行为作为研究的起点,以宏观的农村社会流动和社会变迁为研究背景,以合理化来说明农民从改革初期热衷到九十年代后逐渐不愿意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这一目的性行动的动因。科尔曼曾经非常自信地指出,以方法论个体主义和微观层次为基础的理性选择完全可以用来解释宏观层次的社会现象。为此,本研究分析的重点是着力在微观层次上分析农民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过程中的根本考量。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中国农民如此大规模、长时间的疏离职业教育?其对子女的职业教育选择行为主要受何种因素的制约?在这种结构性的限制中,农民又是如何选择行动方式的?为什么在九十年代前农民那么踊跃地为子女选择职业教育?农村职业教育在转型期前后与农民的教育期待有着什么样的重合与落差?为解答这些问题,研究者通过对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与农村职业教育兴衰起伏的历史考察,以农民的理性选择为主线,用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究当代中国农民对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根本诉求,为当前农村职业教育的困境寻找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本研究的逻辑结构是,以阶层结构的划分及流动揭示农民对接受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深层欲望,以职业结构及其在农村具备的声望探明农民希望的流动方向(应然),以劳动力市场特征及就业模式考察农村职业教育毕业生在实际的社会就业结构中的流动过程(实然),在流动欲望、流动愿望、流动过程的各个阶段中农村职业教育何为?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变迁中如何发生了从能到不能的变化?最终通过对农村个人职业教育选择受社会结构深层规制的分析,阐明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下,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农村职业教育遭遇困境的深层原因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变化,从而与国家的宏观发展需求错位。而要破解困境,需要尊重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增进个人职业教育选择的制度安排,增强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内驱力,追求社会理性和个人理性的协调同一。全文共分六个部分。导言从总体上交待本研究的缘起、思路及相关研究的概况,并且简要阐述了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困境背景和研究的意义。第一章根据选题的需要,提出了本研究的理论假设:第一,社会分层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结构规制着农民的行为选择;第二,农民具有理性,他们为子女进行职业教育选择的目的性行为是建立在有限理性的基础上,实现子女的阶层跃迁是其对子女接受教育的主要期待。基于理论假设进行了研究方法设计。第二章从分析我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入手,揭示了农民由于置身劣势阶层,他们期望子女通过教育向上层流动,但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功能发生了由“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的蜕化,选择农村职业教育与农民对子女向上流动的欲望有着很大差距。第叁章以我国近年来职业结构日趋高级化为出发点,阐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成为获得中高层职业的主要条件,农民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教育“逃离农民”、“尽量不做蓝领”,但农村职业教育受办学层次所限,所培养的学生在职业市场上难以与高等教育毕业生展开竞争,主要流向产业工人阶层,影响了农民子女选择的积极性。第四章着力分析和描述农村职业教育学生的实际流动状况。我国的毕业生就业体制已从国家统分统配转向市场配置下的双向选择和多元就业,农村职业教育学生大多在次级劳动力市场通过非正规就业谋取职业。加上农村职业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没有突出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学生难以受到市场青睐。由于不能实现稳定就业,农民对农村职业教育表现出较强的疏离。第五章对农村职业教育困境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澄明,即国家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宏观需求与农民个体利益诉求错位,我们需要从减少失业解决就业的新视角正确认识农村职业教育的价值,尊重农民的选择。在归因的基础上提出发展农村职业教育的策略,其核心是要张扬受教育者的个人利益,在此前提下增进个人教育选择的制度安排,提高农村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让农民真正感受到子女接受农村职业教育的利益所在,最终促进农村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
胡春娟[10]2010年在《中国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及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市场经济发展使得工业部门迅速扩张,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业转向工业和第叁产业,中国的传统农民内部出现了收入的分化,并发生了迅速和持久的职业分化。从原来单一的农业劳动者中分化出来的非农业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流动。有超过1亿的农民在城市工作和生活,还有一亿多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民,以工资收入作为生活主要来源。在过去的叁十多年里,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和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使得中国传统农民中不断分化出工人、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主等群体。但他们在向其他社会阶层转变的同时,还保留着农民身份,还保持着和土地、农业的联系。这种不彻底性是目前中国农民分化的本质特征。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对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道路都产生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在城乡之间流动,而非永久的人口迁移,数字上的城市化率与现实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进城农民就业与定居的分离造成人口大量涌入大城市,给城市管理带来诸多压力,并且加剧了农民进城定居的困难。本研究试图抓住目前中国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探讨其基本表现,探寻其内在原因,并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道路两方面对农民分化如何影响城市化进程进行讨论。最后指出应该通过强有力的措施科学引导农民分化过程,打破“两栖式”的状态,推进城市化进程,为最终实现我国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的协调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部分,包括一二两章。内容包括研究综述、核心概念和理论基础部分。第一章对农民分化的相关研究、中国农民分化的相关研究和农民分化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叁个专题进行了述评,并对农民、农民分化和城市化这叁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阐述。第二章运用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社会学等关于农民分化的相关理论,从农民分化的基本形式、原因和最终趋势叁个方面概括农民分化的模式,然后分别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分析农民分化影响城市化进程的机制,为整个研究打下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论文的主体部分,包括第叁章、第四章和第五章,首先进行农民分化的特征描述和原因分析,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化道路两个方面来论述目前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第叁章的内容是研究目前中国农民分化的现状和原因。我国的农民分化应该是从近代传统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之时开始。新中国建国后,国家通过计划体制进行自上而下的工业化。通过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与之相伴的一系列规定,将整个农民阶层强制约束为一个具有单一身份性的群体,有意识地抑制了农民的分化。直至改革开放以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带来乡镇企业的大发展,然后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沿海地区率先开放,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制造业发展繁荣。非农部门的兴盛为农民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原来堆积在农业上的剩余劳动力得到释放。至此,农民的分化在规模和深度上才得到足够的注意。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农民分化程度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非农化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职业分化程度加深；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民生活方式逐步由传统向现代转变。尽管如此,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的各阶层还没有达到一个比较稳定、比较成熟的程度,表现出分化的不彻底性。文章从叁个方面进一步说明这种分化的不彻底性。然后在第二节中,探寻了农民分化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分化表现出不彻底性的原因。中国的农民分化过程既服从于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分化的一般规律,也受到中国所处具体历史阶段和具体国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多种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农民分化的程度和农民流动在规模和范围上扩大的过程是与整体经济改革的程度相适应的。第四章论述了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对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前,我国长期存在高工业化和低城市化并存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历了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最为迅速的阶段,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差距不断缩小,但城市化水平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2008年我国城镇化率达到45.68%。在6.07亿城镇人口中,有2亿左右的农民工、私营企业主、个体工商业者等刚刚从传统农民中分化出来,他们的大多数人在农业和非农产业、农村和城市之间仍然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第一节论述了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影响城市化水平的途径。一是分化中的农民生存状态“两栖化”不利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二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边缘状态直接阻碍了农民“市民化”的实现。这一作用途径又受到叁个因素的影响,分别是城市针对进城农民的制度设置、农村和农业发展状况和分化农民的阶层意识。第二节的内容对这叁个因素进行了讨论。最后在第叁节中得出结论,即目前我国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阻碍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使统计数字上的城市化率处在不稳定的状态。第五章论述了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对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影响。进城农民工就业和定居目的的分离、“两栖化”生存状态使得不同规模的城市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城市具有不同的职能特征。他们的进入和流动受到城市原有职能特征的影响,继而又改变了这些城市的职能特征,最终对整个城市职能结构产生影响。农民工跨区域的流动改变了城市在空间上的分布。我国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由此对城市化道路,包括城市规模结构、城市职能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表现在：进城农民就业与定居的分离造成大城市流动人口过多；“两栖化”生存状态导致小城镇难以健康发展,土地的城镇化快于人口的城镇化。这一过程又受到不同规模城市针对进城农民选择性的制度设置以及区域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第二节对这两个因素如何发挥作用进行了论述。第叁节为结论部分,由于发展的阶段性和制度性因素,农民分化表现出不彻底性,劳动力不能在产业间、地区间实现彻底转换,阻碍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均衡下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规模结构形成,城市地区现代产业的集聚效应得不到有效发挥。第叁部分为第六章,分为叁节,首先得出结论是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阻碍了城市化的顺利推进,然后论述应该引导农民的进一步分化,结束两栖化状态,推进城市化进程。第二节提出引导农民分化推进城市化的思路,一方面积极促进农民职业的彻底分化,渐进有序接纳城市的新移民；另一方面,建立农村人口退出机制,培育现代农民,发展现代农业。这两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实践上应将重点放在城市方面的拉力,同时辅以农村方面的推力。第叁节是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就业制度,建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构建平等受教育制度,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以及围绕公共服务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六个方面。最后第四部分是第七章结语,简单论述我国农民分化的发展趋势,并特别提出了几个问题。在一个国家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过程中,传统农民必然要发生分化,逐步向工人、经理、业主、社会管理者、现代农场主等其他社会阶层转变,这是他们的历史归宿。这是传统农民的消失,又是现代产业工人、工商业者等现代生产者的出现。这是传统农民的终结,又是现代农民的重生。
参考文献：
[1]. 21世纪初中国农民职业教育研究[D]. 陈遇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
[2]. 新中国农民教育发展研究[D]. 储诚炜.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0
[3]. 贫困地区农民非农就业中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研究[D]. 李君甫.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4
[4]. 中国近代农民教育研究[D]. 赵晓林.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1
[5]. 建国以来我国农民教育价值取向嬗变研究[D]. 赵红丽. 陕西师范大学. 2014
[6]. 中国农村经济转型条件下的农民就地城市化问题研究[D]. 刘云喜. 中央民族大学. 2012
[7]. 我国新型农民培训模式研究[D]. 张亮. 河北农业大学. 2010
[8]. 新时期农村青年人力资源开发研究[D]. 窦鹏辉.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5
[9]. 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困境研究[D]. 张力跃. 东北师范大学. 2008
[10]. 中国农民分化的不彻底性及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研究[D]. 胡春娟. 武汉大学.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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