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松历史教育目的观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目的论文,探析论文,历史论文,何炳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历史教育教学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它对历史教科书的编撰以及历史教学活动的开展也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历史教育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一直是广大历史教育工作者所不懈追问的一个问题。我国民国时期的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何炳松先生对于历史教育的目的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笔者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梳理后发现，何炳松关于历史教育的目的观由紧密联系的三个方面组成，即帮助学生“明白现状”、培养学生的“智慧”和“推进民族复兴”。何炳松的历史教育目的观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对我们当前的历史新课程改革来说也具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一、帮助学生“明白现状”
何炳松强调，历史的功用在于帮助人们明白现状。在其1925年发表的《历史教授法》中，何炳松写道：“历史是我们对于人类过去的知识，他的功用在于帮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现状。”[1](p.368)他还指出：“我们明白了历史的功用，就可以明白历史的目的。”[1](p.368)在何炳松看来，对学生进行历史教育的目的与历史的功用是相通的，历史自身的功用决定了进行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的目的。因此，他主张编撰或讲授历史也“应以说明历史社会状况之进化，使学生明白现代状况如何而来为标准”[2](p.685)。这样，他就明确指出了历史教育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明白现状，即使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来了解和理解现实的状况。1928年秋，何炳松参与制订了当时我国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草案》。该《草案》中的“课程目标”包括：“研求世界重要各国政治经济之变迁的概况，推明今日国际形势之由来”；“研求中国政治经济变迁之概况，说明近世中国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之经过”；“研求世界主要民族学术文化演进之概况与中国学术文化演进之经过，使学生略知现代人类生活与现代文化之由来”等[3]。这些显然都是对何炳松帮助学生“明白现状”这一历史教育目的观的阐发和具体化。
何炳松的这一观点主要是由于他受到了当时美国“新史学派”鲁滨逊等人的影响。鲁滨逊在其《新史学》中就指出，史学的功用在于说明人类逐步进化的事实，以让人们明白现存各种制度的历史渊源。为此，史家应该改变专事猎奇搜佚的陋习，应帮助学习者领会人类进化的某个时代的意义或某种制度的性质，从而使之有利于解决社会现实中的问题[4](p.61)。对于在历史教育中如何帮助学生明白现状，何炳松有着自己较为具体的构思：第一，应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来研究历史和教授历史。如在学习中国帝国时代的历史时，就应该多知道一点关于帝国兴亡与其君主的好恶等方面的史实。作为民主制度下的国民，还不能不对立宪精神的发展与民主思想的萌芽加以精深的研究，这样才能明白民国的由来和发展的方向。第二，应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分析历史。历史教学的内容不仅包括政治和战争，还包括相应时代的美术、文学、科学、宗教和哲学等，对这些方面进行学习和了解能使学习者更容易理解现在的由来[4](p.202～203)。人类的活动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史和军事史只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且它与普通人的生活往往是相脱节的，因此只有让学生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了解历史与分析历史，才能使他们真正理解历史，进而也明白现在。何炳松提出的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明白现状”的观点，有力地批驳了当时我国历史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
第一，当时有人认为，学习和研究历史只是为了了解和掌握历史知识，即“为历史而历史”。何炳松指出：“历史为研究人类事实之学，故研究历史者往往为历史而研究历史，殊不知博古所以通今，现代之种种习俗和制度无一不可以历史解释之”[5](p.38)。他还指出：“此非为历史而研究历史，实因研究过去方可以了然于现在耳。”[5](p.381)这样，他就强调了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不应该只拘囿于对历史的学术性的探讨和对历史知识的吸收，而应该面向社会，将历史与现实紧密地结合起来。
第二，当时的史学界和政治界都有人打着“殷鉴”的旗号而行着复古倒退的主张，从而导致“一班青年读了中国史以后，反而增加了他们崇古的习惯”[1](p.369)。对此，何炳松强烈地予以反对。他认为，我们研究历史并不是因为过去可以给我们种种教训，实在因为“我们可以根据历史的知识，来明白现在的问题”[1](p.52)。他继而呼吁：“‘古今一辙’的观念同‘盲从古人’的习惯统应该打破的，因为古今的状况，断不是相同的。”[1](p.62～63)这就有力地批驳了所谓的历史循环论，对于人们盲目地崇古也是一个极好的说服和劝告。但何炳松以历史的不断变化为由而推断出的“历史无因果”的结论及由此完全否定历史的借鉴作用的认识却是不科学的。
何炳松强调历史教育在于帮助学生“明白现状”的思想，可以使学生走出“为历史而历史”和“崇古”的误区，从而进入一个联系现实和服务现实的天地，让学生的历史学习更加具有现实针对性。学生从现实出发来学习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思考现实，了解现实社会问题的来龙去脉，理解这些问题的发生发展，有助于相应对策的发现和现实问题的解决，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由于个人的兴趣各异和社会舆论在不同时期的着重点不一，所以人们所认为的“社会现实问题”就往往难以覆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样，如果历史教育过分地强调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就必将使某些历史问题被忽视，甚至被歪曲，学生也将因此很难全面而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历史。因此，在落实这一历史教育目的的过程中，一方面历史教育工作者要紧密地联系人们关注的现实问题，以社会为导向来展开历史的教育；另一方面，也要注意防止或克服纯粹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将那些看上去与社会生活“毫无关联”但却对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作用的历史内容呈现于对学生的历史教育之中。
二、培养学生的“智慧”
在《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何炳松指出，历史的最大效用是其“培养智慧”之功。“智慧”主要包括如下几点：首先，“辄能遇事怀疑，悉心考证；轻信陋习，藉以革除”[2](p.73)。这意即研究历史可以消除人的盲从心理，可以培养学生的质疑精神和批判性思维的品质。确实，历史本身就充满着可疑性和不确定性，所以研究历史也就意味着人们必须具有批判意识，意味着对于某些历史问题，人们不能盲目地相信，而应进行认真的考证。其次，“史上所有之社会，文明高下，至为不齐。学者研究之余，深知人类习俗不同，其来有自。对于现代人类殊异之风尚，每能深表同情”[2](p.73)。这也就是说，研究历史可以使人抛开陈见，从而用宽容的心理来看待世界各国各个地区的历史，培养国际同情心。各国的历史是千差万别的，不同的民族均有其不同的历史，研究历史的人若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以更平等的眼光来理解世界上的各民族和各国家。再次，“历史所述，为古今社会之变迁，及人事之演化。吾人藉此得以恍然于人类社会之消长盈虚，势所必至，革新改善，理有固然”[1](p.74)。这即是说，研究历史有助于人们明白社会不断进步的必然性，从而也理解锐意改革和除旧布新的合理性。
根据何炳松的关于历史的功用决定着历史教育的目的这一思路，培养人的智慧也自然是历史教育的目的。这在何炳松参与制订的《初中历史课程标准草案》中也明显地体现了出来。该《草案》的“目标”中有这样的规定：“以灌输学生国际的常识，并养成其适当的国际同情心”，“激起继承先业与世界人类共谋进步之精神”，“由历史实例的启示，培养高尚的情操，服务人群与精进不息的精神，并助成其观察事实、判断事实与解决问题的能力”[3]。这里的“国际同情心”、“共谋进步之精神”和“判断事实”、“解决问题”的能力，显然都属于何炳松所说的“智慧”的范畴。该处提到的“国际同情心”、“与世界人类共谋进步之精神”，即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际理解意识”，这在我国还是近些年才重被重视的，由此可见何炳松的远见卓识。而在那个列强四起、我们民族危亡的时期，何炳松能够倡导进行国际理解的教育，足见其胸怀的宽广和爱国主义精神之理性的一面。
培养学生的“智慧”这一目的的确定，直接影响着何炳松对历史教学问题的主张。他强调，在历史教学中应该教授学生史学研究的方法，这样可以“建设一个赏识历史的根基”，至少“可以保护学生，使之不致受人之愚”。又如他指出，仅就历史一科而言，考试的方面有两个：“一是测验记忆力，一是应用知识的能力。”而所谓应用知识的能力，“就是解释地图同图画，解剖文字，搜集材料，解决问题，认明真确的程度，断定史事的性质……”[1](p.378)显然，这里面也包含着“智慧”中应有的批判性思维的能力。
传统的历史教育主要是“垂训”与“资鉴”，即只重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而何炳松提出历史教育的目的之一则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智慧”，从而就使历史教育开始关注人自身，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与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等人所提倡的“立人”有相通之处。培养人的“智慧”中的“智慧”包括学生的质疑意识、批判性思维能力、除旧布新的精神、解决问题的能力、国际同情心、高尚的情操和精进不息的精神等多个方面，体现出何炳松对“智慧”的内涵有着深刻的理解。由此也可见，他认为的这些“智慧”实际上就是学生的素质。何炳松对培养学生“智慧”的探索可以为当前我国历史教育的改革提供如下的启示：历史教育也应该关注学生素质的提高，应该摆脱“应试教育”的束缚，高度重视学生各种“智慧”的培养。
三、“推进民族复兴”
历史可以用来救国，这是何炳松对历史教育功能的又一定位。在《现代西洋国家主义运动史略》一文中，何炳松指出：“吾人又鉴于欧洲国家主义之兴起，以本国学者提倡之功居多，而民族史之研究尤为重要。吾国时至今日，史学运动宜乘机而起以从事于救亡之举矣。”[2](p.219～220)这样，他就提出了“以史救国”的主张。
“以史救国”是何炳松一贯坚持的主张，这一主张体现在他的各种言行中。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何炳松就曾发表了他的《课余杂录（甲寅）》一文。文中略曰：租借地一日不归还，国耻就一日不能洗尽。近日日本屡侵我国中立，足见“弱国无公理”。当时，日本战胜俄国后，时时企图瓜分中国，所以他要人们警惕日本对我国的觊觎之心[2](p.452)。1929年1月，何炳松在其《中华民族起源之神话》一文中指出，那种谈中国的文化源于西方的种种新神话，完全是西方学者的自大使然，要解决中华民族起源的问题，必须依赖于考古发掘，从而就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2](p.549)。在《通史新义》自序中，何炳松还指出，“至于章学诚通史观念之明确，固远驾西洋史之上”[4](p.9)。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由上观之，何炳松将爱国与历史紧密相连，从历史中寻求民族的自豪感，以历史来警醒国人，以历史来捍卫民族的尊严，以历史来救国，何炳松的爱国救国与其对历史的教学与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何炳松也将爱国救国与教育联系了起来。在其写于1933年4月的《国民教育与制宪》一文中，何炳松指出，制宪固然是重要工作，但避免亡国的基本条件是普及国民教育，“所以愚见始终以为要救中国，岂但制宪，必从急起直追，普及国民教育入手”[1](p.445)。这就是说，在何炳松看来，救国要重视教育，教育要为救国服务。1934年9月，《教育杂志》复刊，何炳松打算将刊物办成教育方面一流的杂志，“以为推进民族复兴之一助”（《何炳松致刘英士函》）。1936年7月，何炳松为中国中学题词：“读书是救国的手段，救国是读书的目标。我们要为救国而读书，以读书去救国，故曰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可以看出，何炳松所主张的教育就是为了救国，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何炳松主张以史救国，以教育救国，这种思想自然会表现在他的历史教育中。《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草案》（1928年制订）目标的第一条就要求，要“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变迁之概况，说明近世中华民族受到列强侵略之经过，以激发学生之民族精神，并唤醒其在中国民族运动上责任之自觉”[3]。这就是说，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民族精神（近代爱国主义精神），在于培养学生复兴民族的责任感。20世纪30年代他所编撰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被称之为是《复兴高级中学外国史》、《复兴初级中学外国史》，“复兴”二字表明了编者编写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在这些历史教科书中，何炳松还多次提到黄种民族曾经有的兴盛，这实际上是他希望人们能从我们民族过去的辉煌中找回我们早已失落的民族自信，进而找回国家的自信。《复兴初级中学外国史》的最后一章是“总论”。虽然该书写的是外国史，但其“总论”所含的三节中有两节却分别是“中外文化的比较”和“中国民族的责任”，主要讲的是中国对于世界文化的巨大贡献以及中华民族当时正在遭遇的危险，并指出中国只有自强才能生存。由此可见，在何炳松看来，即使是对外国史的学习，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服务于救国，为了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
历史教育的目的在于推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它由一定的时代背景所决定，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鸦片战争后，中国一步步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样，谋求国家富强和民族解放便成为近代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目标，爱国救亡便成为时代的最强音。何炳松所生活的年代是中国最黑暗的年代，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日本迫使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等，让人目不忍睹的历史事件一件又一件地接踵而至，深深地烙在何炳松的心头，强烈地激发了何炳松的爱国情感。爱国是何炳松奋斗的动力，救国是何炳松努力的方向。因此，在对历史教育的探索中，何炳松一直将“推进民族复兴”作为历史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当前，虽然我国早已摆脱了列强的压迫和奴役，并正在走向繁荣和富强，但我国的综合国力还不是很强，人均收入还较低，国民的自信心也有待提高，一些西方国家依然在采取种种手段企图遏止我国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继续将“推进民族复兴”作为历史教育的重要目的，何炳松在历史教育中落实爱国主义情感教育的种种做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何炳松的历史教育目的观是三个方面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帮助学生“明白现状”和培养学生的“智慧”都是为了“推进民族复兴”。帮助学生“明白现状”是基于历史教育自身的功能提出来的，也是历史教育的直接目的，它可以让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来了解现在社会的由来。当时，中国的国势日衰，民族危亡是最大的社会现状。学生通过对历史的学习来了解中国和世界的现状及其由来，可以从历史中找回早已失落的对我们民族的自信，发现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真正原因，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寻求心理动力和解决方案，所以帮助学生“明白现状”最终就落在了“推进民族复兴”上。在“立人以救国”的时代背景下，培养学生的“智慧”也是为了“推进民族复兴”，因为民族的兴旺依赖中华民族中每一个人的努力。
“智慧”的提高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明白我们社会发展的现状，而在帮助学生“明白现状”的过程中，学生的“智慧”也得到了培养。因而，帮助学生“明白现状”和培养学生的“智慧”之间是相互促进的，两者都统一于“推进民族复兴”这一根本目的。当然，反过来讲，中华民族的复兴也要求我们必须重视学生“智慧”的培养，必须帮助学生“明白现状”。由此可见，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它们融合为一个整体，共同构成了何炳松的历史教育目的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