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谈国企改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著名经济学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日前，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在北京市委讲师团组织的一个报告会上围绕国有企业改革的热点问题作了精彩报告。报告中阐发的“木桶原理”、“自行车假设”、“靓女可以先嫁”等，观点新颖独特，生动风趣，博得听众热烈掌声。现本刊将其录音整理成文，并送厉以宁教授审阅修正后发表于下，以飨读者。
——编者
厉以宁教授围绕国有企业改革一共谈了十一个问题。
1.转型和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中国不是一个一般的发展中国家，而是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到市场经济体制，从不发达状态转入发达状态，这两个任务集中到一起，因此中国现在遇到的问题要比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复杂得多。
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都会遇到两大难题，一个是通货膨胀，一个是失业。为什么会有通货膨胀呢？主要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在经济发展开始阶段投资规模过大引起通货膨胀；二是经济发展之初产业结构处在失调状态，产业结构失调情况下加快经济发展，某些短缺就更短缺，某些瓶颈约束就更突出了，这样就造成了一般的物价上涨，这叫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两个原因对中国来说同样存在，但中国作为一个转型发展中国家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还有另外三个原因：一是隐蔽的通货膨胀公开化。隐蔽的通货膨胀下，表面上物价没有上涨，但有钱买不到东西，凭票供应，严格的价格管制，改革后，价格管制逐步取消，物价当然会上涨；二是和国际市场接轨。在计划体制下，我们的价格体制是封闭的体制，初级产品价格低于世界市场价格，加工制成品价格高于世界市场价格。这种情况能够维持，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而在同国际市场接轨后，初级产品价格会上升，但加工制成品价格短期内不会下来，因为劳动生产率没有增长，这样，市场价格水平就上升了；三是投资体制没有改革。投资主体不承担风险，无效益投资、盲目建设、重复建设大量存在，这种情况下造成的通货膨胀是带有体制性因素的。这个原因在一般发展中国家是没有的，因为在它们那里，投资主体要承担风险，企业要自负盈亏。
由此可见，我们的通货膨胀原因是复杂的。对中国的通货膨胀应该采取综合治理的办法。要改革体制，让企业自负盈亏，让企业增加有效供给。只有这样，通货膨胀才能逐步得到解决。
发展中国家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失业问题。为什么会遇到失业问题呢？现代化的标准之一是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比重的下降，一般要下降到30%以下，因此在现代化过程中，必然有大量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城市中没有足够的工作岗位，于是造成失业。发展中国家主要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失业。这个原因中国也有，但中国还有第二个原因造成的失业：国有企业单位分离出一部分劳动力出来。要知道，在计划体制下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国家下硬性指标，往国有企业单位派劳动力，国有企业单位变成人浮于事。改革之后遇到两种情况：假定企业改革了，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就会分离出一部分劳动力出来；假定企业不改革，就会在市场竞争中垮掉，停产或破产以后，劳动力也要分流出来。因此，从国有企业单位分离出来的部分劳动力进入市场，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我国的失业是两个原因造成的：既有从农村中多余出来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又有从国有企业单位分离出的劳动力。而一般发展中国家只有前面的原因，而没有后面的原因，因此在它们的经济生活中没有出现计划体制阶段，不存在国家大量向企业派劳动力的情况，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国营企业。因此我们遇到的失业问题也要比他们复杂。
失业问题归根到底仍然是一个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问题和发展经济问题，只有深化了国有企业改革，经济才能发展，经济发展以后，才有新的工作岗位。由此可见，通货膨胀问题的解决要依靠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改革投资体制，改革企业体制，要让企业增加有效供给，让企业提高效益。要解决失业问题，同样要深化改革，让经济生活中出现更多的新的工作岗位。我经常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叫做自行车假设：自行车骑得太快，它会翻车，但自行车必须骑得快，骑得快才稳，骑得慢就晃，不骑就倒。我们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发展中求稳定，是真正的稳定。运动中求平衡，才能保持平衡。中国的问题还是邓小平同志讲的，发展是个硬道理。只有发展了，问题才能解决，包括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
2.经济发展速度
按照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讲，每年有一千多万人年满18岁，他们要就业；现在下岗工人有这么多， 他们要再就业， 因此我们的增长率低于10%恐怕是不行的，必须保持在10%左右，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但在经济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说过去可以高速增长，现在不行了，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小的时候，经济发展快是比较容易的，经济基础大了以后，经济发展快就很难，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展速度不可能快。这种观点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忽略了经济发展的结构分析。假定我们采取经济发展结构分析的办法来看，将得出另一种结论。
可以把经济分作三大产业（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把经济的发展分作四个阶段。当经济发展处在第一阶段的时候，农业占的比重很大，工业的比重很小，第三产业几乎没有。这时经济基础很小，但经济不可能快速发展，因为农业本身带动不了整个经济的高速增长。当经济发展处于第二阶段的时候，农业的比重下降，工业的比重增大，工业能够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在这个阶段，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还比较小，第三产业继续落后会阻碍整个经济的发展，因此经济要转入第三阶段。在第三阶段，农业的比重继续下降，工业的比重增大，而第三产业以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因此第三阶段中经济完全有可能高速发展。当经济发展处于第四阶段时，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都达到相当大的规模，这时经济增长率也就自然而然减慢了。今天的发达国家已处在第四阶段，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要想快，是不可能的。中国到现在为止，仍处在第二阶段，或者说刚开始向第三阶段转变，因此完全有可能在今后二、三十年内我们的经济以比较高的速度发展，因为我们所处的阶段是第二阶段并正在向第三阶段转变。那种所谓经济基础大了，经济增长就不可能快，是没有根据的。
有人说，要经济发展快，投资就要增加，投资增加以后，通货膨胀又不能避免了。这话对一半，因为投资带来的是两个结果：投资既增加了社会总需求，又增加了社会的总供给。总需求和总供给都增大了，供求可以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重新保持平衡。问题在于，假定国有企业不改革，投资体制不改革，总需求在投资后增大了，总供给能否增大呢？如果总供给中有一部分是无效供给，这样，总需求必然大于总供给。由此可见，问题不仅在投资规模本身，更重要的是投资体制的改革，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假定不改革，总供给中很多是无效供给，那么投资必然带来通货膨胀。假定改革后，企业承担风险、自负盈亏，在经营中能把效益放在首位，有效供给将增加，投资带来的结果是双重的。这样，投资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
有人说，投资增加后，总需求增加在前，总供给增加在后，比如修一个发电厂，五年之后才投产，修一条铁路也许十年之后才通车，那么需求增加与供给增加之间的时间差是存在的，从而投资引起通货膨胀是不能避免的，能回避这个问题吗？这种反驳是毫无道理的，为什么？因为偷换了我们讨论的主题。我们这里所讨论的，是社会的投资，不是个别项目的投资，个别项目的投资当然有几年之后才投产的事实，但社会投资是苦干项投资的总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就是说，今年，当我们有若干项目上马的时候，以前几年的投资在今年开花结果了，明年又有若干项投资上马，又有若干投资项目在明年形成生产能力。由此可见，从社会投资的角度来看，时间差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关键还在于投资体制的改革，在于国有企业的改革。这样，我们才能在投资中避免通货膨胀。
投资是需要钱的，现在单纯说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那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必须和技术改造结合在一起，而技术改造需要有资金的投入。没有资金投入，没有技术改革，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没有效果。资金的来源无非是三个：一个是中外合资，从外面引进资金；二是社会集资，股份制企业可以从社会取得资金；三是国家投资。多年以来，我们有两句话是争论不休的，一句叫做“大河有水小河满”，一句叫“小河有水大河满”。争论了几十年，没有结果，这样的争论是不会有结果的，我们能不能换一个提法：把国家财政比作为一个水库，“上游有水水库满，水库有水水渠满”。要水库有水，上游必须有水；上游是企业。企业要搞活。企业不活，水库就没有水。水库有水，才能灌入水渠、田地，文教、卫生、公共福利、扶贫才有钱。今天的问题何在呢？上游没有水，企业不行了，水库就没水。第二个问题是上游有水，能否流入水库？水库有水能否灌入水渠？水渠有水能否流入田地？跑、冒、滴、漏现象严重。不制止这些现象，上游有水也进入不了水库，水库有水也灌入不了水渠。因此，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应该把企业搞活。企业搞活了，水库才有水，同样要加强税收的征管，防止跑冒滴漏。这样，国家投资就可以增加了。
3.产权转让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很普通的原理，叫做“木桶原理”。木桶是由许多块木板条组成的，假定这些木板条长短不一，这个桶能装多少水呢？不取决于最长的那块板，也不取决于各块板子的平均长度，而唯一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子。这就叫“木桶原理”或“短线决定原则”。解决的办法之一是把长板子锯一块下来把它拼在短板子之上，这叫生产要素的替代；办法之二是把桶拆掉，把板子往地下一放，利用这些板子去重新组装一个桶，这叫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现在的问题是替代难，重组也难。问题在于长板条、短板条，各个不同的板条分属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部门，把长板条锯一块下来补在短板条上是很难的。重组就更难了。把桶拆掉，板子往地下一放，各人就把板子领回家了。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通过产权转让来解决，即通过产权交易市场，用有偿转让的办法来解决。
国有资产的转让要把好两个关，一是：国有资产的转让要经过合理的评估；一是卖得的钱要专款专用，不能被拿去私分。国有企业产权转让只不过是把财产的实物形态变为货币形态，而货币形态只是暂时的形态，再投资时，新的工厂又建立了，生产资料还是公有的。何况新的实物形态（新的工厂，新的机器设备）的效率一定比原来的高。
产权转让需要一个前提，这就是：产权转让之前，必须先界定产权归谁。产权是和投资主体联系在一起的。投资主体不明确，产权无法转让。产权转让之后，投资主体也就变了，所以产权转让问题是跟产权界定问题不能分开的。国企改革中，无论通过产权转让也好，通过资产重组也好，都离不开产权界定的问题，也就是明确投资主体的问题。界定产权，使产权清晰，根本扯不上什么私有化。公有经济中，界定产权是必不可少的。
4.中外合资
在报纸上曾看到一篇文章，内容是反对“靓女先嫁”。什么叫“靓女”？指效益好的企业，“靓女”不能先嫁的理由是：把效益好的企业都合资了，剩下效益差的企业怎么办？所以说，“靓女”不能先嫁；要嫁，先把效益差的企业中外合资。这话对吗？我们先不去具体评论这句话。先问一下，“出嫁”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假定“出嫁”是一件坏事，是把良家女子推入火坑，那么，无论“靓女”还是“丑女”，都不该“嫁”。嫁谁，就把谁毁了。假定出嫁是一件好事，有利于企业发展壮大，有利于社会增加就业，有利于国家增加税收，那么，出嫁是一件好事，“靓女”可以嫁，“丑女”也可以嫁。问题在哪里？不是想嫁谁就嫁得出去，对方还要挑选呢？他不要“丑女”怎么办呢？
今天的问题在于，靓女还能靓多久？它今天效益好，可是世界技术发展这么快，市场竞争这么激烈，难道三年以后还能像今天这么“靓”吗？唐诗里有两句：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靓女”今天有机会出嫁却不嫁，而“丑女”又嫁不掉，难道“靓女”非要等到老了丑了再嫁？那时就嫁不出去了。中国还有句老话，如果家里的女孩子相貌平平，那就多给点嫁妆吧。也就是说，效益差的企业，合资时条件优惠一点；效益好的企业，要价高一点，主动权不是在我们吗！
那么，中外合资企业多了，对我们的国企是不是一个冲击呢？这个问题是需要注意的，但有一个原则必须坚持，这就是我们要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办事。国家制定了产业政策，某些行业是属于特殊的行业，是不能搞中外合资的；某些行业处在发展初期，国家是要保护的。但任何保护都不应该是永久性的保护。保护必须根据产业政策，而且必须是有期限的。永久保护就变成保护落后了。
在遵守产业政策这个前提之下，多一些中外合资企业没有问题。假定某种产品国内是不够的，这时候要从国外进口。国外进口的产品，我们把它们叫做“真洋货”。现在建立中外合资企业了，某些产品不进口了，可以购买中外合资企业的产品，我们把它们叫做“土洋货”。买“真洋货”的时候，增加的就业，是外国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外国政府的税收。买“土洋货”的时候，增加的就业，是中国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中国的税收。中国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还能学到技术，而赚得的利润中，中方还有一半呢。所以中外合资企业的发展实际上对我们是有利的。那么，同国内企业有竞争，怎么办？假定国内企业是处在新兴阶段，国家需要保护，在一定期限之内有优惠政策给国内企业。假定不是这种情况，就放手竞争，在竞争中提高国企产品的质量。假定国内市场已经饱和，外资就不会来合资；如果办中外合资企业，可以把市场瞄准在国外，那也会增加中国的就业和税收。
5.国企的股份制改革
股份制改革指的是国有大型企业的改革。大型企业的改革，根据这几年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了除了某些特殊行业以外，应该走股份制的道路。股份制有两种形式，一种形式是有限责任公司，一种是股份制有限公司。它们的共同点在于：都是政企分开、产权明确、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投资者负有限责任。它们的区别主要有四个：（一）股东人数不一样。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是有严格规定的，两人以上五十人以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人数没有明确规定，只是说，如果股票上市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人数必须在1000人以上。（二）最低资本额是不一样的。有限责任公司，根据行业的不同，如工业企业50万元以上，技术咨询服务企业10万元以上， 就可以成立了。 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应在1000万元以上，如是股票上市的，要5000万元以上。（三）股份形式不一样。有限责任公司不发股票，用内部认股协议的方式来解决，比如咱们仨人办一个有限责任公司，我占40%，你们俩各占30%，有个协议就行了，不发股票。而股份有限公司是要发股票的。以上三个区别是技术性区别，关键的区别是第四点。（四）股份转让方式不同。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转让必须经过其他股东多数人的同意，因此有限责任公司是资本的结合加人的结合；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转让不需要经过其他股东同意，因此股份有限公司是单纯的资本的结合。这一点非常重要。
一个企业，究竟是转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转为股份有限公司，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股份有限公司比有限责任公司的好处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好处是它融资的渠道广。虽然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找一些人来融资，但股份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招募，因此融资渠道广。第二个好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知名度高，企业的知名度是企业的无形资产。有限责任公司比股份有限公司的好处有以下几点：（一）股份有限公司所经受的股东要求分红的压力太大。股份有限公司跟社会上的股民，只能“共安乐”，而不能“共患难”。有限责任公司就不同。股东们是捆在一起的，想走也不行，它就避免了这一压力。（二）股份有限公司股民在市场行情不好的时候要求分现金，这个压力也很大。股份有限公司的分红有三种方式：一是配股，二是送股，三是分现金。假定市场行情好，股市上升，大家对前景看好，股东愿意配股，花点钱也值得；送股也可以。如果行情不好，股票下跌，股东要求分现金的压力会增大。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人数少，问题较简单，大家协商着办。（三）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假定由某一大股东控股，当然有好处，但向社会广泛筹资的优越性就减少了。如果不控股，也有麻烦。你说你效益好，别人的效益比你还好。你说你规模大，别人比你规模还大。别人看准了你的地点、商标、牌子、潜力，在市场上收购你的股票，转而控股了，于是董事长换人，总经理换掉，为谁辛苦为谁忙？而社会上的股民则是欢迎收购的，因为行情看好。因此，股份有限公司处在两难之间，控股有控股的不好，不控股又有不控股的不好。有限责任公司没有这个问题。它不发股票，谁想进入，先谈判，条件好，允许你进来，条件不好，吹了，所以说，这又是股份有限公司不如有限责任公司的地方。
在中国的国企改革中，大部分企业将改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是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企业集团。企业集团是以资本为纽带的，用层层控股的方式，形成伞形结构。建立母子公司体系大型企业集团将在股份制的基础上形成。国有资产的管理怎么办呢？对大型企业集团，要采取国家授权，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的方式，我们的国有大企业的改革无疑将走这样一条路。
6.小企业改革
国有小企业怎么改革？首先应该谈一谈有关小企业改革的理论问题。社会主义国家中，决定方向是国民经济命脉部门，是基础产业、支柱产业中的骨干企业。因此，特殊行业是国家独资的，支柱产业、基础产业中的骨干企业是国家控股的。至于大量的国有小企业，应该根据市场情况，采取多种多样的形式来选择各自的经营方式。
中央的方针是“抓大放小”。这是对的。但下面有些人有错误的理解。一是：既然中央说要“抓大放小”，于是在一个县里也要“抓大放小”，县里没有大企业，抓什么大呀，没大的就从小的里挑一个大的抓。这就错了。“抓大放小”是就全国情况来说的。全国要组成若干个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说每个县都要“抓大放小”。还有一种说法“放小”就是卖掉。这也不对。卖是其中一个方式。卖是可以的，但卖不是唯一的方式。唯一的方式是不存在的。究竟“放小”该怎么做呢？现在有三种做法。一是，“放小”，就是先放到基层再说。某一个市，它“放小”首先先放到区，区里根据情况，放到街道，因为只有基层才了解情况，基层最了解某个企业适合以什么方式搞。二是，先化后放，先化成小的。有些行业中的企业本来就是当初合并来的，勉强组成了一个企业，实际上是由很多小单位组成，干脆全化成小企业，然后该放到哪一层就放到哪一层。三是，先联再放。这种做法主要是把“放”看做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可以把国有企业改成混合经济的或者是多种经济成分的，能够组合的就组合起来，然后以非国营的方式组成一个公司。
在这里，有必要提出一个观点：过去谈分配谈得比较简单，只把分配分成两种，一种叫按劳分配，另一种叫按资分配。实际上分配不仅限于这两种。按资分配至少可以再分成两类：第一类按资分配和第二类按资分配。什么叫第一类按资分配？就是跟本人劳动有关系的按资分配，比如职工入股后的分红，股份合作制形式下的分红，都跟本人劳动有一定关系的。第二类按资分配跟本人劳动没有关系的，是纯粹的投资收入。在目前情况下，应当发展第一类的按资分配。很多地方的经验已经证明，贫困地区的农民要脱贫，光靠按劳分配是不够的，必须把按劳分配跟第一类的按资分配结合在一起，这样农民们既有劳动方面取得的收入，又有通过股份合作制，通过职工入股，取得一部分按资收入，两者结合在一起，就可以较快脱贫。所以说股份合作制、职工入股制等等，都是按劳分配加第一类按资分配。这种企业今后将大量存在。
股份合作是集体经济新的形式，集体经济是公有制的一种。尽管对股份合作制这个名词，现在有不同的解释，而且各地的做法也不一样，但不要紧，容许试验，将来再总结经验。
不久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合伙企业法。合伙企业是讲两人以上个人投资所组成的企业。这是中国到现在为止第一部关于保护私人投资的立法。外商的投资有外商投资保护法，台湾同胞的投资有台胞投资保护法，国内私人投资有没有保护法？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人的合法权益与财产要受到法律保护。当然，合伙起码要两人以上，将来，还要搞独资企业法，就是一个人投资办企业，也要进行保护。小企业中的合伙企业将会大量存在，这是活跃城乡经济，解决当前就业问题很重要的一种方式。中国的合伙企业法非常有意思，它没有规定最低资本额，是多少算多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物出物。
小企业形式很多，包括个体的、私营的、乡镇中的一些小企业。我到南方一个县考察，这个县委书记讲的几句话很有意思，第一句话叫“无小不活”：县里没有小企业是没法活的；第二句话叫“无小不富”：没有小企业，地方财政没有收入；第三句话叫“无小不快”：上面要抓经济增长率，要靠大量发展小企业；第四句话更有意思，“无小不稳”：没有小企业，考不上大学的中学生怎么办？下岗工人怎么办？因此，大量小企业的存在，是经济走向繁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我们要实行体制的根本转变，实行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从粗放型转换成集约型，是指提高劳动生产率，挖潜力，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绝不意味着今后我们不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而仅仅发展高精尖技术，这种理解就偏了。在中国，不在发展高精尖的同时去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问题将无法解决。所以说，大量小企业存在是非常必要的。
7.地区收入差别
东西部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是近两三年来人们关心的热点问题之一。究竟东部跟西部，沿海和内地收入差别扩大的原因何在呢？有人说，这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沿海经济一百多年发展的结果。这话有一定道理，但解决不了我们所提的问题。有人说，这是沿海18年改革开放以来政策上得到优惠的结果，这话也有一定道理，但也解决不了我们所提的问题。为什么近两三年以来收入差别会扩大呢？我们说，这是银根抽紧的副产品，银根抽紧有它的效果，比如，压低了通货膨胀率，但任何一项政策，在实行中，都会带来副产品。银根抽紧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扩大了沿海跟内地的收入差别。为什么这么讲呢？沿海跟内地收入差别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内地国有经济比重大，非国有经济的比重小，而沿海，非国有经济占有较大的比重，在银根抽紧后，银行把闸门关紧了，国有经济的融资靠银行。银行把闸门关紧以后，国有经济日子就不好过了。沿海虽然也有国有企业，但沿海的非国有企业占较大的比重，非国有企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它们不完全靠银行，它们有另外的融资渠道。比如中外合资企业有外商的融资渠道，股份制企业有证券市场的融资，私营、个体企业还有民间的融资渠道，因此它们的日子相对要好一点。于是可以看出，越是内地，国有经济占的比重越大，日子就越难过。沿海，尽管国有经济的日子也不好过，但非国有经济占有较大比重，这样，沿海和内地的收入差别就扩大了。第二，内地是生产资源的省份，沿海是加工制造的省份。为了压低通货膨胀率，对资源产品的价格，国家控制比较严，因为它们属于上游产品，上游产品价格一放松，就层层影响了，连锁反应，整个物价水平就难以控制了。因此，内地这些生产资源产品的省份受的控制就严。加工制造品是下游产品，另一方面，对它们的价格也不容易控制，所以沿海跟内地收入差别的扩大就反映为初级产品和加工制造品价格的剪刀差的扩大。
内地和沿海收入差别扩大，是合理的呢，还是不合理的？我们说，其中有合理的部分，也有不合理的部分。合理的部分反映的是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经济效益的差别。不合理的部分主要反映在资源产品价格和加工制造品价格的比价不合理。这种不合理的情况只能逐步解决。假定把资源价格再往上提，很可能连锁反应，物价上涨不容易被控制住。另一方面，加工制造品的价格不是短期内能够降下来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没有上去。所以不合理的差别还得再维持一段时间。这个问题，只有在将来经济发展中，通过国企改革，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源产品价格与加工制成品价格的比价才能逐步合理化。
再进一步分析，在沿海跟内地的收入差别中，从个人收入来讲，主要反映的是农民收入的差别。沿海的农民，收入上万元的都有，而内地有的二三百元一年。为什么收入差别这么大？主要是三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原因：沿海乡镇企业发达，农民从乡镇企业中取得一部分收入，而内地乡镇企业不发达，或者虽有乡镇企业，但赚不了钱。从自然原因讲，沿海条件好，可以发展乡镇企业，内地资金、人才、地理位置都不行。另外从历史条件讲，沿海先走一步，因此它能先发展起来，内地晚了，错过了不少机会。第二个原因：沿海的农民靠多种经营取得收入，如养殖业，种植业，果树、花卉，而内地农民很单一，就种粮食。第三个原因，就以种植业来讲，沿海的自然条件好，内地自然条件差。现在该怎么办？针对第一个原因，可以想想办法，发展乡镇企业，使农民除按劳分配外，还可从按资分配中取得一部分收入。但发展乡镇企业的条件要选择，现在不要去搞那些已经多的、重复建设的产品，而应该放在农产品深加工方面，让农民增加收入。针对第二点可以从多种经营方面着手。靠山吃山，不行；应当养山吃山，搞多种经营。针对第三点内地自然条件差，农业收成不好，那就支持科技下乡，帮助改良品种，改良土壤，兴修水利，以取得稳产高产。总之，对于地区收入差别，要多想办法。
8.对“民工潮”的看法
“民工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这是管理中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民工潮”的第一个好处在于：没有广大民工的参与，沿海经济不可能发展这么快，沿海经济的迅速发展，使整个中国经济得到了新的支撑。第二个好处：民工出来做工，要把钱寄回家。现在中国出来多少民工呢？大概出来8000万人，平均每人每月寄100元钱回家，一年是1200元，一年一共有1000 亿元人民币流回农村，这笔钱帮助了农村的经济建设，改善了当地生活，繁荣了当地市场。第三个好处是：民工出来以后，他们的观念就发生了变化，今天出来的民工，是第二代民工，已区别于80年代出来的第一代民工。八十年代初，第一代民工出来，我的学生到广东去问他们：“你们出来干嘛”？当时很多人不好意思回答，个别人悄悄地说：“赚点钱回去讨老婆”。这是当时的想法。今天就不一样了。你再去问他们干嘛出来，他们会理直气壮地回答你：“学本事来了。你们懂技术，会经商，会管理，都得学。”这是巨大的人力投资。8000万民工，自己花钱培养自己，国家没有花一分钱。叶落要归根，这些民工哪怕回去1／3，家乡面貌就要起变化。昨天的打工仔，就是今天的创业者，今天的打工仔，将是明天的创业者。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如果没有广大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第四，我们谈妇女解放谈了这么多年了，有点用处，但自从打工妹出来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什么地方打工妹出来多了，风气开得早；什么地方最闭塞，肯定没有打工妹出来。今天，中国的社会正在悄悄起变化，市场经济建设要跟传统的社会结构决裂，而民工潮的出现实际上是在冲击传统的农村社会结构。
有人说，打工仔都出去了，农村的田谁种啊。我在南方做了调查，发现农民不愿意种田，但并不是因为农村没有劳动力，而是农业的比较利益低，种田划不来。工业品在涨价，工农业产品价格比例不合理。粮食价格已经跟国际价格接近了，但劳动生产率没有上去，工业品价格下不来，所以农民不愿意种田。对民工有引导与管理的问题。但民工潮的出现，势不可挡。我们应站在经济发展的高度来看，这是一个新现象。
9.社会最终需求
经济发展速度要快一点。要保持较快的速度，需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环境和资源的保护。环境破坏了，资源枯竭了，经济持续增长就困难了。所以我们要搞可持续发展。第二个条件是，要有旺盛的最终需求。什么叫最终需求？它跟中间需求是不一样的。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靠的是最终需求。假定撇开出口不谈，那就靠消费者的购买。但是中国经济有一个特点：中国经济好比一辆汽车，这辆汽车是刹车容易启动难，宏观一紧缩，刹车是很灵的，可启动很难。两次降低利率，起不来；取消保值储蓄，起不来。今天的问题在于最终需求是不是旺？为什么刹车容易启动难呢？因为宏观调控政策松紧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宏观紧，主动权在政府：提高利率，减少信贷，缩减财政支出。宏观紧了，马上见效。但要宏观经济松动，要经济活跃，主动权不在政府，主动权在消费者，看他们买不买东西。预期收入好，市场前景好，结果是“可买可不买的买”；市场前景不好，未来收入没有把握，于是“可买可不买的不买”。一字之差，对市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经济启动不了，主要是对新的经济增长点还没有大力扶植。在中国，城市住宅建设是一个增长点，它涉及到银行政策的问题。长期以来，银行只贷款给房地产商，房地产商的房子卖不掉，房子积压，就还不起欠银行的钱，形成不良债务，经济就转不起来。国外是银行主要贷款给居民，分期付款，让居民购房。居民没有还清债款之前，房产证抵押在银行。但尽管如此，居民有房子住了，这时整个经济就活了。住宅建设带动许多行业的发展。住房郊区化以后，中国经济将发生显著变化，小汽车将进入家庭。住宅业一活，小汽车业一活，经济持续增长就没有问题。
10.证券市场
建立证券市场是必要的。证券市场对国家有好处，因为国家可以通过证券市场，加快资源的优化组合，调整产业结构，引导资金进入国家需要发展的行业。证券市场对企业有好处：企业可以通过证券市场筹到一笔资金，加速技术改造，扩大经营规模。现阶段我国证券市场上， A股是国内发行的，企业可以取得人民币；发行B股、H股，可以取得外汇。但根据最近两年的情况，可以清楚地看到，香港投资者买股票时有考虑。买B股，有顾虑，顾虑何在？因为发行B股的企业是在中国注册的企业，是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一套规章来发行股票的，香港投资者对它的信任度比较低。发行H股的公司也在中国注册， 也按照中国证监会公布的一套规章来发行，但它要受香港方面的审查，然后才能在香港上市，因此，香港投资者对它的信任度就高一点。香港投资者更欢迎的不是B股或是H股，而是红筹股。发行红筹股的公司是在香港注册的，它们是香港的公司，根据香港的规定发行股票上市，因此更受信任。最近，北京控股在香港上市，这种红筹股受到香港投资者欢迎。
证券市场对广大股民来说，是祸是福还很难讲，因为股市涨跌被认为是没有规律的。做长线一般说来会赚钱，做短线就不一定。炒股和赛马是不一样的，赛马，靠自己的判断，买最好的那匹马，但炒股却不能买你自己认为最好的那一种，买你自己认为最好的，它不一定涨，而要去琢磨别人认为最好的是哪一种，因为只有大家都认为是最好的，上涨的可能性最大。那就是说，股民都要想法打听别人认为最好的是哪一个，跟着别人走，这样就容易被人操纵。这次刑法修改中，增加了好些有关证券方面的条文，比如说：凡是散布内幕消息、小道消息、操纵股市的，内外勾结、买空卖空，做成圈套、引人上钩的，都要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恶劣的，判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是必要的，这就是为了保护小股民的利益。不久前，明令禁止银行资金违规流入股市，禁止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炒股票，这些也是保护小股民利益的。
由于股市风险莫测，所以下一步应该大力发展公共投资基金。公共投资基金对小股民的好处在于：小股民自己不必炒股了，你又不了解情况，你就加入公共投资基金，公共投资基金中有一批专家在里面运作，基金赚了钱，大家分享好处。公共投资基金是新的公有制形式，因为它把人们分散的资金集中在一起，参与企业经营。
11.企业家
谈到国企改革，一定要关心企业家的成长。没有企业家，国有企业改革最后也不可能取得好的成绩。什么叫企业家？企业家不是一种职务，而是一种素质。按照经济学的定义，企业家应具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有眼光，能够发现别人所不能发现的潜在利润，即赚钱的机会；第二个条件是有胆量，敢于冒风险，因为任何投资总要冒一定的风险；第三个条件是有组织能力，也就是组合生产要素的能力。生产要素要组合，有人组合后的效率低，有人组合后的效率高，谁能有效地组合生产要素，谁就符合企业家的条件。
我们知道，计划经济时期是没有真正的企业家的，改革开放以后企业家的产生有过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从1979年到八十年代前期，这是一些在体制外产生的企业家，主要是农村插队回来、兵团回来没有找到工作的青年，农村中出来的能人等。第二次浪潮是1984年以后，是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而产生的。当时有些机关工作人员和科技人员下海了，他们创办了民办企业。第三次浪潮，是在体制内形成的。主要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形成的一批企业家。
中国的企业家是特殊环境中生长的植物，不妨想想政府跟企业的关系、企业跟企业、企业跟职工的关系，都不正常，或者说所有这些关系都是很复杂的。但应该把这看成是一种磨练。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经历过这么复杂的环境，长了才干，增加了见识，也锻炼了意志。将来，市场秩序正常了，客观经济条件好了，企业家们必定有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余地。所以说，在加快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中国将涌现一大批企业家。
（录音整理 孔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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