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新证 南齐秀才策题中之法家论调考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齐论文,法家论文,论调论文,秀才论文,文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 本文对南齐永明十一年的一首秀才策题加以考察，指出它深受法家学说的影响：斥责“文儒”，呼吁“农战”，并有明显“王霸兼综”倾向。作者的考察显示，这首策题同时反映了齐武帝和王融的意见，与二人的北伐意向有关，是针对南朝浮华靡丽的文化风气而发的，体现了专制官僚政治对士族政治的抵制。南朝的如上法术论调，可补魏晋南北朝法术之学的缺环。结合其他材料，这一策题显示尽管南北朝秀才考试主要重视的是文采辞藻，但也时有与实际政治相关的对策和答策。
关键词 秀才 策试 法术 南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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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昭明太子萧统编辑的《文选》卷三六中，收有南朝齐梁时期的策秀才文三篇。这为我们了解当时察举对策制度与帝国政治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这些策题的文字，全都骈四骊六，典雅精巧，是典型的南朝时尚的文体。不过，透过其雕琢的辞藻而细绎其思想内容，人们依然可以发现一些颇有意义、值得深究的东西。
南朝君主，常常亲临朝堂策试秀才、孝廉。在这个时候，策题由文士们拟制，而以君主的名义下达于秀孝。三篇策文之中，《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是著名文士王融为齐武帝所作；其中有这样一首策题，我们准备专门探讨：
又问：闻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岂非疗饥不期于鼎食，拯溺无待于规行？是以三王异道而共昌，五霸殊风而并列。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汉主比文章于郑卫，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其道奚若，尔无面从！
策题之末“其道奚若，尔无面从”一语，是要求对策的秀才们必须直言不讳，不必顾虑与君主的意见抵牾不合。当然也可以把此语看成是例行的套话，不过就这首策题所问，就不完全是如此了。因为，这一策题竟公然采用法家说法，这是相当引人注目的。
“上智利民，不述于礼；大贤强国，罔图惟旧”，对这一论点人们毫不陌生，它本是来自法家巨擘商鞅。李善注引述曰：“《史记》，商君说秦孝公曰：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这显然正是策题中上述语句之所本。我们也记得《商君书·更法》的如下论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那么，策题中“三王异道，五霸殊风”一句，原来也是商鞅之旧旨，而且明明有王霸兼综之意，辞旨非常鲜明。
这样一点，在王融为齐武帝拟制的《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亦见《文选》同卷）中，也同样有所表露。这篇《策文》的第三首策题，首以“议狱缓死，大《易》深规；敬法恤刑，《虞书》茂典”一语，揭出德刑关系之论题，并随即在文中作如下议论：“访游禽于绝涧，作霸秦基；歌鸡鸣于阙下，称仁汉牍。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语中先用战国赵国（秦赵同祖，“秦”谓赵也）；董阏于治上地事，他认为应该使法制如绝涧之陡峭；次句用典出自汉文帝废肉刑事，这项改革的契机是缇萦救父之举，据说她曾在阙下作《鸡鸣》之歌。这两句话，一以明严刑峻法之“霸道”，一以明宽仁慎刑之“王道”。这王霸二道的关系，在齐武帝看来，是“二途如爽，即用兼通”，其意正如李善所注：“轻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用也，彼此兼通，言俱济时。”将齐武帝的态度宗旨，诠释得极为明晰。将永明九年及十一年两篇《策秀才文》相互印证，其中所共同体现的“王霸兼综”思想，就更为显豁了。在佛理玄谈、经术文辞弥漫于时的南朝，突然有帝王在朝堂之上公开发出法家论调，确实给人以突兀醒目之感。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又谓：“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这个批评可谓是深中时弊。南朝文义大盛，士族文人驰骋词采蔚成时风。钟嵘《诗品序》所谓“膏粱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南史·文学传序》：“或克荷门业，或夙怀慕尚，虽位有穷通，而名不可灭。然则立身之道，可无务乎！”士族以雄厚的家族文化为精神寄托、“立身之道”，甚至作为政治评价标准——史称魏晋取人尚玄言，而南朝取人以文史。这种文化习尚，极大地销蚀了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政治精神，构成了江左政治萎靡的重要因素。值此之时，帝王利用秀才策试之机，公然强调“农战”为本而斥“文儒”为末，应该说是个很不平常的事情了。
尚“农战”而鄙“文儒”这种态度，也是渊源有自。李善注：“《商君书》曰：国待农战而安，君待农战而尊。”策题的这一论调，原本也是来自商鞅。商鞅曾以礼乐为“六虱”，又韩非曾以儒士列“五蠹”，而这篇策题，也正有“以礼乐为残贼”、“比文章于郑卫”之说。对“昔宋臣以礼乐为残贼”一句，李善注：“宋臣，墨翟也。”查《墨子·非儒》：“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汉主比文章于郑卫”，“汉主”指汉宣帝，其论辞赋“辟如女工有绮彀，音乐之有郑卫”之说，见《汉书》卷64《王褒传》。五臣注：“今田农及兵战之事并不理，文儒之人皆向驰竞。”这正是齐武帝为之痛心疾首者，而且众所周知，这也正是南朝政治之最大弊端所在。这篇策题的矛头所向极为鲜明，且“残贼”、“郑卫”这种比拟，在措辞上也是异乎寻常地峻厉峭刻。
下文又曰“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对“既道而权”四字，李善引《公羊传》为注：“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其文原出《公羊传》桓公十一年。张铣注：“贱礼乐文章，岂欲废先王之道，而以为无法乎？以穷道而权时之宜。既犹穷也。”这大致说清了文句之旨。不过释“既”为“穷”则未必妥当。《公羊传》桓公十一年：“行权有道，自贬损以行权，不害人以行权。”“行权有道”谓“行权”终不离“道”；而“既道而权”，则是“道”、“权”兼综之意。对策题所谓“道”、“权”究竟何指，后文还将有所讨论。对《公羊》“反经合道”的“行权”主张，论者或以为是今文家兼采法家之证。那么，下文中公然提倡“耕战”，就不奇怪了：“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说是将令士女全力务于耕桑弓骑，先行搁置了庠序、文学之事；待收复失地、民富国安之后，再务于文艺不妨。这种主张在当时之必不能行，是没有疑问的；然而南朝士族以文化为立身之本，在社会名流普遍地耽迷辞藻、鄙薄农战之时，齐武帝策问秀才作如是议论，确实是惊世骇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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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策题是王融起草的，那么它所体现的法术精神，有可能是王融的思想，齐武帝仅仅是例行公事地加以认可采用；同时也可能直接就是齐武帝的意见，王融不过是一位执笔传达者而已；此外还有第三种可能，就是它同时地反映了王融、齐武帝的思想。我以为，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是最大的。
《南史》卷77《恩幸传》：“（刘）系宗久在朝省，闲于吏事。（齐）武帝尝云：‘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系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其重吏事如此。”将齐武帝的这段议论，与其策问时的论调联系起来加以观察，显然就能发现内在的一致性。说沈约、王融这类“唯大读书”的学士“不堪经国”的，岂不正是因为，就是这些舞文弄墨的学士造成了“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吗？[①]齐武帝在励精图治、注重农战上，确有可资称道处。《南齐书》卷3《武帝纪》：“上刚毅有断，为治总大体，以富国为先。……御衮垂旒，深存政典，文武授任，不革旧章，明罚厚恩，皆由上出，义兼长远，莫不肃然。”他曾令刺史案部“严课农桑，相土揆时，必穷地利”，这与《策秀才文》“欲专士女于耕桑”之旨，想必是出于同一考虑。
在策题中，齐武帝还声称将“习乡闾以弓骑”。齐武帝对军务戎政的重视，可以找到事实作为旁证：在齐武帝时，我们恰好就看到了频繁的“讲武”之举。对南朝“讲武”之礼，陈戍国先生《魏晋南北朝礼制研究》有考[②]，希读者参看。在此，我们则准备对其时君主“讲武”的频度进一步加以比较。据《南齐书》卷3《武帝纪》：
永明二年八月，“车驾幸玄武湖讲武”；
永明四年春闰月，“车驾幸宣武堂讲武”；
永明六年九月，“车驾幸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
永明九年九月，“车驾幸琅邪城讲武，观者倾都，普颁酒肉”；
永明十年冬十月，“车驾幸玄武湖讲武。”
《南史》卷4《齐本纪上》所记略同，惟少永明十年冬十月一次。我们发现，在永明时代的短短十余年中，齐武帝就有多达五次的“讲武”之事。
只有通过对比，才能显示齐武帝之频繁“讲武”是突出现象。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江左五朝的类似事件。《宋书》卷14《礼仪志》一，“晋武帝泰始四年、九年、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自临宣武观，大习水军。”看来西晋武帝时，是个讲武阅兵较为频繁的时期。不过“自惠帝以后，其礼遂废”，世入东晋，除了两次小规模的“教习”、“戏兵”之举以外，“朝廷无事焉”。宋文帝再兴其事：“太祖在位，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后以时讲武于宣武堂。元嘉二十五年，大搜于宣武场。”据《宋书》卷5《文帝纪》，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曾“车驾临玄武馆阅武”、元嘉二十年二月曾“车驾于白下阅武。”这三次阅武活动，与宋文帝北代意向，应该是相关的。又据同书卷6《孝武帝本纪》，孝武帝曾于孝建二年九月“车驾于宣武场阅武”，大明五年二月“车驾阅武”，及大明七年春“于玄武湖大阅水师”，十一月再次“习水军于梁山”。《纪》称“孝武帝雄决爱武，长于骑射”，这或许与其四次阅武有关。
在齐武帝之后，其事亦见于梁陈。《隋书·礼仪志三》：“梁陈时，依宋元嘉二十五年搜宣武场。”不过据《梁书·武帝纪》，在梁武帝近50余年的统治期间，郊祀明堂藉田之礼不废，更时时登座讲经，舍身佛寺，讲武之事却只有大同四年九月的一次“阅武于乐游苑”。仍据《梁书》本纪之载，梁武帝曾于天监六年九月“改阅武堂为德阳堂”。按儒家思想，仁德为“阳”而兵刑为“阴”，梁武此举，似在申明偃武修文之意，借齐武帝的说法，是要“弃本殉末”了。至于陈朝，据《陈书》本纪，陈文帝天嘉元年八月、陈宣帝太建十一年八月及陈后主至德四年九月，各有一次“阅武”活动。
这就是说，就史料所见比较，除南齐武帝外，刘宋文帝时的三次阅武及宋孝武帝时的四次阅武，在南朝可算是频率较高的；而齐武帝十年左右之五次“讲武”活动，则显然更胜一筹，其密度在江左诸朝，毫无疑问是首屈一指。如果据此断言齐武帝对战阵弓骑之事格外经心留意，似无大谬。将此与《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的“农战”精神联系起来，应该说很有意义的。
就有关史料考求，还可进一步发现相关线索。《南齐书》卷47《王融传》：“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画《汉武北伐图》。”按，齐武帝卒于永明十一年秋七月，而《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正产生在“永明末”，应当为永明十一年年初的作品。而且永明九年、十年引人注目的连续两次“讲武”，也都在“永明末”。那么我们就可作进一步推测：策题中的“今欲专士女于耕桑，习乡闾以弓骑；五都复而事庠序，四民富而归文学”之言，并不是泛泛之谈；我们将之与“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一事联系起来，是有足够理由的。《策秀才文》“农战”的思想，与齐武帝北伐五胡收复失地的雄心，看来是一致的、相关的。当然不必把这“北伐”看得太实，它未必有具体的战略安排；我们只是说，齐武帝为朝廷树立的这个政治目标，对吏民至少有激励、振作和号召之功，这就足够了。正是为此，他才有频繁的“讲武”之举；也正是因为齐武帝怀有追踪汉武而“复五都”的抱负，才在秀才策题之中，发出了“农战”呼吁。
至于说《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也能够反映王融的思想，我们同样有案可稽。王融其人，被齐武帝以“不堪经国”之目；在《南齐书》中他与“直以雕虫薄伎，见齿衣冠”的谢朓同卷，也许有人会以为他属白面书生一流。但缺乏治国的吏才，不等于说他没有治国的志向。据《南齐书·王融传》，齐武欲北伐，使人画《汉武北伐图》，使王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在其中抒发了自己“执殳先迈，式道中原”，“系单于之颈，屈左贤之膝，习呼韩之旧仪，拜銮舆之巡幸”的宏愿。这篇疏文，严可均《全齐文》卷12题作《画汉武北伐图上疏》，而《艺文类聚》卷59题作《答敕撰汉武北伐图赋启》[③]。据《类聚》的这个命题推断，当时王融还曾经应齐武帝之命，另外撰有《汉武北伐图赋》一文。再查《类聚》同卷，还载有王融《劝高帝北伐启》一篇。那么，早在齐高帝之时，王融就已经有北伐主张了。这个久已有之的抱负，与齐武帝的北伐意向，大约是一拍即合。
那么我们循此推测：这君臣二人的北伐意向以及相应的事功精神，显然就同时体现在《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之中了。《南齐书·王融传》：“王融生遇永明，军国宁息，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经略心旨，殷勤表奏。若使宫车未晏，有事边关，融之报效，或不易限。”就是说，王融的素怀心旨，本在于经略军国、报效边关；他“以文敏才华，不足进取”，这与《策秀才文》中“今农战不修，文儒是竞，弃本殉末，厥弊兹多”一语，岂不正是异曲同工么？本传还记载到，王融曾向皇帝请求私集部曲以待北伐，后来“召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看来他为北伐事，确曾从事过实际准备工作。尽管王融可能实际上是志大才疏，但《王融传》评价王融“夫体国经远，许久为难，而立功立事，信居物右。其贾谊、终军之流亚乎！”看起来并不全是无根之谈。
更可注意的是，王融在《画汉武北伐图上疏》中，是这样叙述自己的素所习尚的：
窃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申、商、韩、墨之权，伊、周、孔、孟之道。
将此与王融拟制的《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中上引策题联系起来，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了。在那篇策题之中，充斥着商鞅、韩非的论调；而在此《上疏》中我们又看到，王融自称其素来究心研习者，恰恰就有申不害、商鞅、韩非之术。《策秀才文》那一策题还有“宋臣以礼乐为残贼”一句，如前所述，其引据的乃是墨家之说；而据王融疏文所称，他恰好就研读过墨子之书。王融疏文中把“申、商、韩、墨”之学视之为“权”，而把“伊、周、孔、孟”之学称之为“道”，那么《策秀才文》中“岂欲非圣无法，将以既道而权”一句，其所指涉的“道”、“权”二字到底为何物，也都有了具体的着落；并且我们对《策文》“王霸兼综”的倾向，由此也就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那就是欲以“申、商、韩、墨”，济“伊、周、孔、孟”之穷。最后，《策秀才文》中欲使士女习农战、弓骑之语，与王融的如上标榜——他自己曾习“战阵攻守之术，农桑牧艺之书”，似乎也应有内在的关联。另据《南齐书·王融传》，他曾经在另一份上疏中自称“早习军旅”；《传》又记其“晚节大习骑马”，也反映了他因为有志北伐立功，而对“弓骑”之事尤其热衷。也就是说，《策秀才》文的措辞立意，与王融《画汉武北伐图上疏》，居然是可以一一对应、丝丝入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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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考察说明，《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代表了齐武帝和王融共同意见，体现了浓厚的事功精神，具有纠矫靡风和针砭时弊之意，是一篇具有鲜明法家色彩的文献。确实不能过分夸大这篇小文的功效和意义，但就魏晋南北朝时的法术之学而言，它还是能够提示某些有价值的线索。
战国变法的成就，不能不归功于法术之学的指导。汉政以“霸王道杂之”为本，“霸道”代表了帝国政治中依赖法制、崇尚事功、重用法吏的方面。章太炎：“东京之末，刑赏无章也。儒不可任，而发愤者变之以法家。……名法之教，任贤考功，期于九列皆得其人，人有其第，官有其位。”[④]其人如王符、崔实、仲长统等。魏晋以下玄风大畅，儒法冲突一变而为儒道冲突。不过强调“循名责实”的法术之学仍与儒术一起，构成了维系官僚政治的因素之一。
曹操“搴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王夫之评曰：“曹孟德惩汉末之缓弛，而以申韩为法，臣民皆重足以立；……故纲纪粗立，垂及于篡，而女谒宵小不得流毒于朝廷，则其效也。”[⑤]魏明帝“特留意于法理”，这种政治作风，显然也承于曹操。其时法术之学，又如刘廙主“先刑后礼”之论，出自颍川法律世家的钟会曾作《道论》二十篇，实为刑名家言。刘劭所作《人物志》，为名理学代表作。《隋书》卷34《经籍志》二“法家类”，对此期记有刘劭《法论》、刘廙《政论》、阮武《正论》、桓范《世要论》等。
刘备、诸葛亮也富有法术倾向。刘备曾遗诏后主阅读《六韬》、《商君书》，并提到诸葛亮曾为后主抄写《申》、《韩》、《管子》、《六韬》之事。故王夫之谓诸葛“与先主皆染申、韩之习”[⑥]。宋儒朱熹论诸葛亮曰：“若其规模，并写《申子》之类，则其学只是伯。”[⑦]吴国统治者孙权，科法严峻。其臣下张纮有“人君承奕世之基，据自然之势，操八柄之威”等语，所言多法家精义。又南阳谢景，善刘廙“先刑后礼”之论。吕思勉因云：“然三国开创之君臣，实皆用此（法术）以致治。”[⑧]时至晋初，仍有一些“详辨刑名，该核政体”的优秀法学家，如刘颂、杜预、张斐等。又鲁胜治墨辩实以刑名为主，采诸众杂集为《刑》《名》二篇，服务于“政化”。
钱穆先生曾论曰：“西汉初年，由黄、老清净变而为申、韩刑法。再由申、韩刑法变而为经学儒术。一步踏实一步，亦是一步积极一步。现在是从儒术转而为法家，再由法家转而为道家，正是一番倒卷，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为正比。”[⑨]此论极有见地，不过还是有些简单化了。对于是谁“转而为法家”，又是谁“转而为道家”，仍然需要进一步分疏。据田余庆先生对汉晋士族发展历程的细微考察，魏晋士族门阀都有一个“由儒入玄”的过程。士族名士的文化形态构成了其精神寄托、保障了其社会地位，却对专制官僚政治赖以正常运作的文化秩序，造成了消解和腐蚀。曹魏统治者曾求助法术以制“浮华”之弊。儒学大族司马氏转崇儒术、尚礼法，虽已意味着治术之趋于迂缓，但面对玄虚放诞之风，这毕竟仍有矫俗励世之意。对于那些玄学名士们，“论经礼者，谓之俗生；说法理者，名为俗吏”[⑩]，儒术、法术，均为其所不屑者。反过来说，此期的儒术与法术，对于维系专制官僚政治，在某种意义、某种程度上，是构成了盟友和联军。
至东晋以下，专制君主及事功派官僚所能保守的残余思想阵地，主要就是儒术了。但刑名法术之学并未全然消声匿迹。晋元帝曾有强化君权、压抑权臣意图，这时他就对申韩之学流露出了特殊的兴趣。《晋书》卷49《阮孚传》：“时帝（元帝）既用申韩以救世。”同书卷73《庾亮传》：“时帝（元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
葛洪《抱朴子》之《内篇》皆道家之言，然而其书《外篇·用刑》，却是这样强调“刑”之重要性的：“世人薄申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辽落迂阔。”当其立足法治视角之时，“申韩”所务明明是“实事”，老庄道论就成了“辽落迂阔”的“诞谈”了。其书《审举》篇对“今在职之人，官无大小，悉不知法令”提出批评，主张察举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试之如试经，高者随才品叙用”，也显示了葛洪对法制的重视。
又东晋李充“幼好刑名之学，沈抑虚浮之士”；王坦之“有风格，尤非时俗放荡，不敦儒教，颇尚刑名学，著《废庄论》”。唐长孺先生认为，李充、王坦之等抑虚浮的主张，仍不出玄学窠臼。[11]唐先生所指出的这一点，确实不能忽略；不过这仍如叶适的看法：“然当时能如此者，便已自立于流俗，士安可不振尘濯缨，加于人一等哉！”[12]尽管李、王等人未能摆脱玄学影响，仍是自觉不自觉地借助了玄学式的论证，但他们公然崇尚“刑名”，揭举“抑虚浮之士”、“非时俗放荡”之旨，这明明是个更重要的方面，仍可称是唐中佼佼。
北朝情况颇不同于江左。军功贵族崇尚武功吏治，军国大政不甚受制于士人之政治文化论说，他们的强化君权法制之举，往往更多地来自局势和实践的推动，不一定借助于学者的一家之言，包括法家著述。不过，在此我们仍然看到了法术的踪影。《魏书》卷33《公孙表传》：“初，太祖（道武帝拓跋圭）以慕容垂诸子分据势要，权柄推移，遂至灭亡；且国俗敦朴，嗜欲寡少，不可启其机心而导其利巧，深非之。表承指上《韩非书》二十卷，太祖称善。”《资治通鉴》系其事于晋安帝隆安四年：“博士公孙表希旨，上《韩非》书，劝以法制御下。”陈寅恪推测说：“其事固出于迎合时主意旨，或者法家之学本公孙氏家世相承者，亦未可知也。”[13]正在率领鲜卑族迈入官僚帝国体制的拓跋圭，对以“尊君卑臣”为尚的韩非著作，看来是一见倾心。
北周太祖与苏绰的君臣投契，法术也曾构成了其间纽带。《周书》卷23《苏绰传》：“遂留绰至夜，问以治道，太祖卧而听之。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兼述申韩之要。太祖乃起，整衣危坐，不觉膝之前席。语遂达曙不厌。诘朝，谓周惠达曰：‘苏绰真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即拜大行台左丞，参典机密。自是宠遇日隆。绰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计帐、户籍之法。”据《周书·儒林传》：“近代之政，先法令而后经术。”《隋书·儒林传序》亦追溯道：“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语中“左右”犹言“东西”，指北齐与北周。
对法术的重视，断断续续地延续到了隋帝国。《隋书·循吏传序》：“（隋）高祖，……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同书《刑法志》：“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这与隋代专制官僚政治的重振，显然具有内在的相关性。
由上可知，汉政“霸王道杂之”倾向，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依然不绝如缕。三国君主诉诸法治的意图，至东晋犹见余响；北朝从拓跋圭、苏绰、宇文泰至隋文帝，一脉相承。而南朝的草蛇灰线，亦不无可寻。我们引述于此的《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就进一步补上了南朝法术之学的缺环。
这首《策秀才文》中的上述策题显示，就是在南朝这个崇尚靡丽玄虚的政权之中，依然有君主与士人在读法家之书，作法家之谈；依然听见法治的呼吁，看得到法术的影踪。并且，它还不止是羞羞答答的窃窃私语，而是在王朝的“抡才大典”秀才策试上，毫无忌惮地公开向臣民们表达出来的。东晋元帝乞灵于法术，其直接意图是抑权臣、强君权；而宋齐以来“主威独运，权不外假”，皇权业已复振，齐武帝与王融的法术言论，遂转为以“耕战”抵制“文儒”。面对社会根深蒂固的浮华虚诞风气，《策秀才文》中的呼吁不过是杯水车薪，当然难收实效；但这种议论出现的本身，却不是毫无意义的。它显示，即使在南朝，君主对于官僚法制，依然有其本能的追求；其振兴官僚政治、革除士族政治之弊的欲望，并未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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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一书中，曾论定南北朝以来秀才策试惟重文采辞藻，已远离了对策制度初始具有的“求言吏民”、“对策陈政”之意；并曾以《文选》所载南朝三篇《策秀才文》中《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的第一首策题为例，说南朝对策较之汉晋已大为不同，“连君主问策，亦浮言满篇”。[14]但现在看来，我感到这个结论是过于片面了，应予修正。
按对策之制，始于西汉文帝之举贤良对策，其目的是求得“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汉武帝时董仲舒之“天人三策”，对汉代政治文化转向的重大推动作用，是读史者众所周知的。自后士人利用对策表达政见，就形成了传统，如西汉平帝时申屠刚利用对策攻击王莽；王莽失势就国，贤良们利用对策颂莽之德、为其申冤；东汉皇甫规利用对策讥刺权贵梁冀；等等。
西晋秀才科亦采用对策之法。晋武帝对贤良秀才对策的重视，颇引人瞩目。而且一策之后还有再策，为此马端临曾深加赞赏。在策题中，晋武帝表达了对自己“政道罔述”、不逮古人的忧虑，表示了对“获至论于谠言”的期待，告知对策者他“虚心思闻事实，勿饰华辞”。据《晋书》卷51《挚虞传》、卷52《阮种传》、《却诜传》、《华谭传》其时策题有“王道之本”、“刑政不宣、礼乐不立”、“戎蛮猾夏”、“咎征作见”、“经化之务”、“文质因革”等等。诸贤良秀才所答，虽仍难免泛泛之词，但也确实面向政务，提出了个人见解。诸如对戎蛮问题，主张怀柔政策；对民众患苦问题，要求“休役静人”，等等。尤其是晋武帝策吴人华谭时，以“吴人趑雎，屡作妖寇”为题。当时孙吴初亡不久，晋武所问之事，无疑是极为敏感；华谭则请“先筹其人士，使云翔阊阖，进其贤才，待以异礼；明选牧伯，致以威风；轻其赋敛，将顺咸悦，可以永保无穷，长为人臣者也。”这一番回答，也是相当的机警明智。这次策试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可以说是至为密切的。
东晋皇权低落，察举不兴，策试时有时无。时至南北朝皇权与察举同时重振，但在南朝，秀才策试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又成了士族名士显示词采才华的机会。沈约有评：“（今之）秀才自别是一种，任官非若汉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对五问可称，孝廉答一策能过，此乃雕虫小道，非关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虚语耳！”[15]北魏刘景安亦云：“朝廷贡秀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论章句，不及治道。”[16]刘勰《文心雕龙·议对》谓汉代贤良对策“辞以宣治，不为文作”，而“魏晋以来，稍为文丽，以文纪实，所失已多”。
不过，现在看来，至少就上述《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那道有关“农战”的策题而言，在有些时候，君主要求应试者加意回答的问题中，依然包含着统治者的深切政治关注，具有相当具体的现实意义。概以“雕虫小道”而一笔抹杀，并不公允。这又如同一《策文》中的第二首策题：“周官三百，汉位兼倍，历兹以降，游惰实繁。若闲冗毕弃，则横议无已；冕笏不澄，则坐谈弥积。何则可修，善详其对。”这一策题所涉及的官员冗多而“坐谈弥积”的情况，是因门阀特权膨胀而造成的；在西晋就有皇甫陶、傅咸、李重等事功派官僚对此加以指斥，而齐武帝再次表达了欲加更革蠲除的同样意向。恐怕不能说它“非关理功得失”吧？
此外《文选》同卷所载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的第二首策题，亦很可注意，它申说“农为政本”之旨，对“释耒佩牛，相沿莫反；兼贫擅富，浸以成俗”，即不事农耕、豪强兼并之事表示忧虑，随即以“若爰井开制，惧惊扰愚民；泻卤可腴，恐时无史、白”而向秀才发问。“爰井开制”一语，说是曾考虑实行一夫百亩的井田制，这在大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南朝，可称是个太过大胆的设想；它虽必不能行，却体现了君主重建编户齐民体制的内在愿望。上述两篇策文，加上梁代任昉的《天监三年策秀才文》，其中各首策题，涉及了劝农、议狱、货币、吏治、通使、富民、兴学、求谏等诸多事项。
而且利用对策机会有所讽喻或辩驳，在南朝也实未绝踪。《资治通鉴》宋纪孝武帝大明六年，记秀才顾法[17]对策之辞：“源清则流洁，神圣则刑全，躬化易于上风，体训速于草偃”，结果“上觉之，恶其谅也，投策于地。”胡注曰：“顾法对策之意，欲帝谨厥身于宫帏衽席之间，则可以化天下。”他在对策中婉讽孝武帝“帷薄不修”，无怪孝武帝为之大动肝火了。又《南齐书》卷29《刘善明传》：“仍举秀才，宋孝武帝见其对策强直，甚异之。”刘善明对策所论何事，不得而知；但亦必定是对朝政有所批评指斥，才可称“强直”二字。
五胡政权，大多数建立了察举秀孝制度，不过反映策试内容的材料并不算多。哈拉和卓91号墓出土《西凉建初四年秀才对策文》[18]，包含着三位秀才的对策片断，是至今所见最早的秀才对策文本实物，弥足珍贵。但就所见片断内容看来，西凉的秀才策试很像是那种刻板正规的经史知识考试。然而在有些时候，五胡政权的对策活动中居然也有“直言极谏”之事。《晋书》卷103《刘曜载记》，刘曜因“诸妖变不可胜记”，而举“博识直言之士”，台产得举，“曜亲临东堂，遣中黄门策问之。产极言其故，曜览而嘉之，引见东堂，访以政事。产流涕嘘唏，具陈灾变之祸、政化之阙，辞旨谅直。曜改容礼之，即拜博士祭酒、谏议大夫。”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北魏太和七年春正月，孝文帝曾因一次秀才策试而发出如下诏旨：“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休宽政。而明不烛远，实有缺焉。故具问守宰苛虐之状于州郡使者、秀孝、计掾。而对多不实，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按以大辟，明罔上必诛。然情犹未忍，可恕罪听归。申下天下，使知后犯无恕。”事见《魏书》卷7《孝文帝纪》。秀才有负殷殷“求言”之举，未能将“守宰苛虐之状”如实上达，孝文帝遂为之糯蟓，几乎将秀才们“按以大辟”。孝文帝欲利用策试服务国政的意图，表现得相当充分。
《北齐书》卷45《文苑樊逊传》录有北齐秀才樊逊对策五道。我在《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一书中，曾经引用其第四策以为参考，并曾作出如下推论：“几乎句句用典，极雕琢藻饰之能事。策题虽关乎政务，答策则全在显示文采。无论主考者还是应试者，显然都不是把它作为政论来看待的。”不过，现在我也打算修订这一看法。
樊逊这段答策，文字固然过于雕琢典丽，恐非鲜卑贵族们所能理解或有意阅读，但其中诸如“诏书挂壁，有善而莫遵；奸吏到门，无求而不可。皆由上失其道，民不见德，而议者守迷，不寻其本”一类斥责，对于北齐刑狱滥酷的现实，无疑仍是有相当的针对性。又其时第三题问以“释道二教”，这首策题的详细内容别见于《广弘明集》卷24“僧行篇”所收北齐文宣帝之《议沙汰释李诏》。《诏》中有言：“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所以国给为此不充，王用因兹取乏。”而樊逊则答曰：“帝乐王礼，尚有时而沿革；左道怪民，亦何疑于沙汰！”尽管如汤用彤先生所谓：“文宣帝颇信佛教，又狃于积习，未敢轻于沙汰”[19]，然而樊逊在对策中对“沙汰”的支持，显然具有不容忽略的重要意义，它与其时的其它排佛呼声一道，构成了后来周武帝灭佛的舆论先导。此外其第一策反对封禅，第二策倡言主张“循名责实，选众举能，朝无铜臭之公，世绝钱神之论”，都不无可资称道处。
看来，南北朝特别是南朝的察举对策，虽然深受当时浮华典丽的文风影响，主要成了一种文辞考试，其“陈政”、“求言”的方面不甚突出；但在另一方面，它也决不是与政务全然无涉。在其浮丽辞藻之下，仍有沉实的音符时或可闻。我们不可以偏代全，绝对化地论定它们与现实政治毫无干系。策题以及答策中当然免不了经常会有不少空泛之论，但即使是这些一般性的议论，也至少具有如下一种政治功效：通过不断重申着某些政治原则，如富国强兵、举贤任能、平政裕民等等，从而在一个帝国衰微而士族浮华虚诞之风弥漫于时的时代，传承着专制官僚政治传统，系一缕于不绝。魏晋南北朝是士族政治的盛期，帝国体制、专制皇权、官僚法纪和儒家意识形态，都呈现出明显的衰微低落。不过我们并不同意“门阀贵族合议政体”以及“六朝贵族论”等等论断。士族特权在此期固然大大地膨胀了，不过这最终仍未造就一种全新的政体。门阀与皇权的共治，如田余庆先生所论，不过是一种“皇权政治的变态”；以士族任官特权为核心的士族政治，在我们看来，也不过是官僚政治的一种“变态”。秦汉大帝国的专制官僚政治，依然构成了深厚的传统，时时显示着它的历史影响。就政治文化而论，通行于帝王诏敕、臣工奏议中的言论，依然时时申说着官僚政治的治国原则；而如本文所示，察举策试在维系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上，也在发挥着不宜忽视的作用。它们都构成了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桥梁。这，也便是本文写作的宗旨所在。
注释：
①当然，齐武帝“学士辈不堪经国”之言，《南齐书》卷56《幸臣传》作“明帝曰”，史称明帝也是注重吏事的。
②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三章第九节，“南朝的军礼搜狩礼以及射礼”。
③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上册第1074页。
④章太炎：《检论》卷3“学变”。
⑤王夫之：《读通鉴论》卷11，中华书局，中册，第350—351页。
⑥《读通鉴论》卷10，上册，第309页。
⑦《朱子语类》卷136，中华书局，1986年，第八册，第3235页。
⑧《吕思勉读史札记》，“魏晋法术之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860页。
⑨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上册，第十二章第四节，“新政权之黑暗”。
⑩《文选》卷49注引王隐《晋书》。
[11]唐长孺：《魏晋玄学之形成及其发展》，载《魏晋南北朝论丛》，三联书店，1955年，第336页。
[12]叶适：《学习记言》卷30，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68页。
[13]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第107页。
[14]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十三章第四节“武功、吏能与文学、经术”。
[15]《通典》卷16“选举四”。
[16]《魏书》卷66《崔亮传》。
[17]按，“顾法”当从《建康实录》卷12作“顾法秀”。
[18]《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一册，第113—119页。
[19]汤用彤：《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华书局，1983年，第3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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