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与苏轼和陶诗的宋代注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坡论文,诗话论文,宋代论文,苏轼论文,补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苏轼创作的和陶诗不但强化了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而且也开创了一种新文类，自此之后，和陶诗的创作连绵不绝，成为中国文学、文化史上的独特景致。东坡和陶诗在宋代就已单独成集并刊行于世，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载东坡语云：“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①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又载：“公诗本似李、杜，晚喜陶渊明，追和之者几遍，凡四卷。”②此集现仍存，即宋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集》四卷，③保存了宋代东坡和陶诗的原貌。千百年来，对东坡和陶诗的评论与研究蔚为大观，但鲜有学者论及宋代的东坡和陶诗注本，这可能缘于资料的缺失。但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推进，这一点目前得到了解决。 南宋施元之、顾禧、施宿所著《注东坡先生诗》(下简称施顾注)卷四十一、四十二所载东坡和陶诗注，是目前存世最完整的宋代和陶诗注。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也一直以为这可能是惟一保存至今的宋人和陶诗注本。不过，最近由宋元之际遗民蔡正孙所编的《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下简称《诗话》)，在韩国被发现，这极大地改变了学界对宋代和陶诗注本的认知。这部书保存了三种宋人的和陶诗注本，即傅共《东坡和陶诗解》、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以及蔡正孙本人的评注。现在可见的宋人所编的和陶诗注本达到了四种。这四部注本，除施顾注文本比较完整外，其余三部皆为残本，但蕴含着极大的学术与文献价值。同时，这四部注本都是所谓的宋人注宋诗，体现出本朝人对苏轼和陶诗的见解与研究。 二、施元之、顾禧、施宿《注东坡先生诗》中的和陶诗注 宋黄州刊本《东坡和陶诗》共收和陶诗109首，书前所载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引苏轼语亦云：“吾前后和其诗，凡一百有九篇。”可见苏轼本人编定的和陶集有109首，而施顾注收和陶诗107首，较宋刊《东坡和陶诗》少2首。施顾注和陶诗采用了与宋代苏轼和陶诗单行本(施顾注中称为“集本”)不同的底本，大量利用了当时所存的东坡诗的石刻文献，④保存了和陶诗的诸多异文，如卷四十一《和归园田居六首》题下注云：“东坡曾孙叔子名岘，刻所藏真迹于泉南舶司，间与集本不同。所作类多晚岁，当是集本有误，今从石本。”在注文中，也不时见到施顾用石本与集本校勘的文字，如卷四十一《和咏贫士》其四“典衣作重九”，注云：“石刻作九，集本作阳”；“徂岁惨将寒”注云：“石刻作岁，集本作暑”，“石刻作将，集本作夕”。 施顾注苏诗包括题下注与诗句注两部分。题下注主要是对诗题中牵涉到的人物生平进行考证，已有学者考证清楚，题下注为施宿所作。⑤因为是宋人所作，其史料价值也特别大，如卷四十一《和岁暮作和张常侍》，东坡自序中有“时吴远游、陆道士皆客于余”，施宿有一段比较长的注释： 吴远游，名复古，字子野，事见三十八卷《次韵子由赠吴子野先生》诗注。陆道士，名惟忠，字子厚，眉山人，始见东坡于黄州。惟忠作诗，论内外丹，自以为决不死。坡告之曰：子神清而骨寒，其清可以仙，其寒亦足以死。后十五年，复见于惠，曰：吾真坐寒而死矣。绍圣四年，卒。坡为铭其墓。坡尝以文祭张安道云：某于天下未尝志墓，独铭五人，此盛德故。如惟忠、吴远游辈于公困厄流离之中，追随不舍，如惟忠不幸而死，故独得公为铭以垂千载，是亦可谓知所托矣。这段对诗序中出现的两个人物—吴远游与陆道士—进行了扼要介绍，并对其人格也有所表彰，强调他们在东坡在“困厄流离之中，追随不舍”。通过这段注文，我们再读东坡的原诗，在诗意理解上才会更深一层，才能体会到东坡诗中所言的“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⑥的涵义。 有的题下注也对诗歌背景加以介绍，如《和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注云： 元祐七年五月，先生守扬州，上奏曰：“今大姓富家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其余小民大率皆有积欠。守令督吏，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白奎、猗顿，亦化为荜门圭窦矣。近者诏旨，凡积欠皆分为十料催纳，通计五年而足。而有司以谓有旨，倚阁者方指挥。臣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本州于理合放，而于条未有明文者，且令权住催理，听候指挥。伏望特留圣意，深诏左右大臣，早赐果决行下。”六月十六日又上奏曰：“今夏田一熟，民于百死之中，微有生意，而监司争言催欠。臣敢昧死请内降手诏，应淮南东西、浙西诸般欠负，不问新旧，特与权住催理一年。”此诗所述，盖是得请故也。原诗中出现了“积欠”一词，施顾注引用了苏轼在扬州太守任上向哲宗上的两封札子，即《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四事一处行下状》、《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来解释此诗写作的背景。读完施顾注后，不只对此诗产生的语境有所了解，亦可以看到东坡仁民济世之心，正如清人温汝能所云：“观其忠君爱民之心，蔼然溢出于言表，虽古之大臣，亦无以过也。”⑦ 诗句注采取的是李善注《文选》的方式，即注重对出典的勾稽。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施顾注的一个特点就是引用东坡本人的作品来证其诗，再如《和己酉岁九月九日》“今日我重九”，就引东坡《杂说》中“海南气候不常，有月即中秋，有菊即重阳”来注之。施顾的诗句注有时将苏诗与当时的政治联系在一起，如《和羊长史》末句“稍欲懲荆舒”，注云：“王安石初封荆国公，后封舒王。”关于“荆舒”到底指谁，清人冯应榴认为“荆舒”指海南人，并认为施顾注“似非诗意”。⑧不过宋人施德操早已指出：“介甫既封荆公，后遂进封舒王，合之乃荆舒。故东坡诗曰：‘犹当距杨墨，稍欲懲荆舒。’”⑨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二亦云：“结指半山。”如果结合此句上文“犹当距杨墨”，即可看出施顾注是准确的。 施顾注不但注解详赡，学理性强，而且还能揭示苏诗创作的背景与诗句的内涵。⑩施顾注苏轼和陶诗与其注坡诗的整体风格是一致的，清人对施顾注评价甚高，顾嗣立言其“尤得知人论世之学”，又张榕端特别表彰了题下注：“又于题下务阐诗旨，引事征诗，因诗存人，使读者得以考见当日之情事。”(11)以此来评论其注和陶诗亦不为过。 三、傅共《东坡和陶诗解》的解诗特色 傅共著《东坡和陶诗解》(下简称《诗解》)可能是最早的一部宋人所著的东坡和陶诗注本。傅共，字洪甫，号竹溪散人，仙溪(今福建仙游)人，约为两宋之际人，主要活动于南宋初年。福建仙溪傅氏家族是宋代一个专门研究苏轼的世家，同是仙溪傅氏的傅藻著有东坡的年谱《东坡纪年录》，以及傅共族子傅斡著有《注坡词》。(12)《诗解》在宋代就已刊刻并流传，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和陶集》十卷，苏氏兄弟追和，傅共注。”又李俊甫《莆阳比事》卷三：“傅共注释《东坡和陶诗解》。”全书虽已亡佚，但蔡正孙《诗话》大量援引了傅共的《诗解》，(13)可以从中一窥《诗解》的原貌与特色。 从蔡正孙的引录来看，《诗解》原书可能是在东坡的和陶集基础上校注而成的，不仅有二苏的和陶诗，还附有陶诗原文，甚至还有傅共对陶诗的校勘。《诗解》的主体部分是对和陶诗的注释。傅共《诗解》中的和陶诗文本可能异于当时的传本，《诗话》卷二东坡《和连雨独饮》中有“误入无何乡”一句，蔡正孙云：“傅仙溪本作‘无功乡’，注云：‘唐王绩，字无功，有《醉乡赋》。’”这些异文，保留了南宋初年东坡和陶集某个版本的面貌。 比较有特色的是，《诗解》记载了傅共本人实地考查东坡故居的行迹。《诗话》卷一《和时运》，傅共注云：“予尝游白鹤峰，公之故居旧基依然，峰颠乔木数本参天，其北下瞰长江之潭，岸傍巨石可容数人布坐。”东坡于绍圣元年(1094)十月贬谪到惠州，先住在合江楼，不久迁入嘉祐寺；绍圣三年三月，又迁于合江楼，同时开始营造白鹤峰新居，次年三月建成。但入住不久，东坡就被贬到儋州。东坡白鹤峰故居在两宋之际的战乱中并没有遭到损坏，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六引洪迈《夷坚志》云：“绍兴二年，虔寇谢达陷惠州，民居官舍，焚荡无遗。独留东坡白鹤峰故居，并率其徒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但到傅共时代，就已经只剩下“旧基”了。南宋时的宋人注唐诗或注宋诗中，开始出现注者踏访实地，以本人亲自经历注释诗文的现象，如李壁《王荆公诗注》利用出使金朝以及被贬至王安石故乡临川的经历来注释王安石诗，谢枋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唐诗选》也多次以“余”的口吻，穿插其本人实际考察的见闻来注唐诗。(14)这是宋人集部注释的一种创新，也体现了宋人的求实精神。(15) 傅共《诗解》文字训诂的内容比较少，但也有一部分对和陶诗的语意解释或背景介绍，如《诗话》卷四《和胡西本曹示顾贼曹》中有“长春如稚女”一句，傅共注云：“长春，一名月季花，晕红如人饮酒颊。此花盛冬亦开，不畏霜雪。”按苏诗宋注，如王十朋的《集注》以及施顾注皆未解释“长春”，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二云：“长春，按《本草》，金盏草，一名长春花，言耐久也。但金盏花色深黄，今诗云‘卯酒晕玉颊，红绡卷生衣’，乃是红色，当另是一种。”此花，清人已不详，作为宋人傅共的此注，颇有参考价值。又《诗话》卷一苏辙和《劝农》，傅共注云：“海康之俗既不耕稼，而闽人多以舟载田器，寓居广南，耕田不为长久之谋，但为二三岁之计。”苏辙诗历来无注，傅共之注对苏辙之诗的背景揭示尤为重要。 《诗解》中最多的内容是对和陶诗诗意的阐释。《诗话》卷五东坡《和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渊明堕诗酒，遂与功名疏”，傅共注云：“汉末天下三分，而吴有江左。及晋室永嘉南迁，其后刘裕擅命。晋遂微弱，而裕乃兴宋，故曰‘强臣擅天衢’。渊明以刘裕移晋祚，遂不复仕，故曰‘与功名疏’。”此解深得陶苏二人之心曲。傅注和陶诗并不以旁征博引见长，其注简洁明了，但对诗意理解作用颇大。 四、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的苏轼和陶诗阐释 蔡梦弼，字傅卿，号三峰真逸、三峰樵隐，建安(今福建建瓯)人。据俞成《校正草堂诗笺跋》称，梦弼“生平高尚，不求闻达，潜心大学，识见超拔，尝注韩退之、柳子厚之文，了无留隐。至于少陵之诗，尤极精妙。”蔡氏著有《东坡和陶诗集注》(下简称《集注》)及《杜工部草堂诗笺》四十卷。《集注》未见著录，南宋史铸等编《百菊集谱》卷四《历代文章》注中提到“近年蔡梦弼有《注和陶诗》”，元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引到“蔡注”，旧题王霆震《古文集成前集》卷七十一前癸集二录苏轼《和渊明归去来辞并引》，也提到“三峰蔡梦弼注”。引用《集注》较多的是蔡正孙的《诗话》，凡有12则。(16) 蔡梦弼生平不详，但从《集注》的注文中隐约可见其思想倾向。《诗话》卷八苏轼《和拟古九首》其二云：“有酒从孟公，慎勿从扬雄。”蔡氏注云： 此诗言隐遁之士不以名宦为贵，如竹林诸贤不数山、王二公，以其宦达故也。故我宁从孟公而不从扬雄，虽二公俱好饮者，然孟公放达，恬于势利；子云逼仄于篡逆之朝，既为之臣，又颂美之，其事皆君子所羞道，如元规之尘污人也。盖人生所贵大节，大节一丧，则其余无足观。子云之俯仰可怜，岂亦未能忘情于穷通丰约之间乎？不然，何其甘于豢养而不知退也?南宋之前，古人对扬雄基本上持正面的评价，虽然扬雄写过《剧秦美新》，投靠过王莽，但古人多能持一种同情之了解的态度。《汉书·扬雄传》载其自序云：“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后人对扬雄贫而好学，雅咏不辍，如左思《咏史》：“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17)北宋人对扬雄亦多称赞，如张咏《送张及三人赴举》：“才雄扬子云，古称蜀川秀。”(18)刘攽《寄王深甫》：“昔有扬子云，著书恬势利。”(19)苏颂《七言二首奉答签判学士》：“屈指当时文学士，谁知扬子思湛深。”(20)苏轼这首和陶诗虽然对扬雄有点微词，但对其批判并未上升到道德或气节的层面，苏轼其实对扬雄并无恶感，其《复次韵谢赵景贶陈履常见和兼简欧阳叔弼兄弟》曾云：“能诗李长吉，识字扬子云。”(21)苏辙《次韵答张耒》也说：“欲学扬子云，避世天禄阁。”(22)但到南宋之后，宋人尤其是理学家对扬雄开始有了非议。朱熹在《资治通鉴纲目》卷八上特书一条“莽大夫扬雄死”。这是一种“春秋笔法”，也代表一种道德立场，从此也影响到宋人在道德层面对扬雄的判定。如刘克庄《汉儒》其一云：“执戟浮沉亦未迂，无端著颂美新都。白头所得能多少，枉被人书莽大夫。”(23)此诗亦见于于济、蔡正孙编《唐宋千家联珠诗格》卷十七，蔡正孙评此诗云：“雄作《剧秦美新》一篇以谀王莽”(24)，同时也引用到朱熹《通鉴纲目》中的话。蔡梦弼生活于南宋中后期，他所言“人生所贵大节，大节一丧，则其余无足观”之语明显受到朱子学的影响，这应是《集注》特色之一。 与此相关的是，《集注》解诗亦特别注重从东坡的人格角度来阐发诗意。《诗话》卷八苏轼《和拟古九首》其八“城南有荒池，琐细谁复采。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欲为中州信，浩荡绝云海。遥知玉井莲，落蕊不相待。攀跻及少壮，已失那容悔”，蔡氏注云： 此诗因芙蕖以起兴，言海峤之外，荒僻之邦，人士所不到，而乃有此华，可以为中州之信。公盖自喻抱负芳洁，求忠于君，而隔绝云海，无路以自通也……公少年筮仕即有尘外之趣，其见于诗文者，未尝不欲归休求道，而不幸罹于世故，不早自拔，自伤迟暮，不获遂所求。纪昀《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二评此诗云：“此首纯乎古音，绝无本色。”其意指，东坡此诗不用典实，不以学问为诗，全然用《诗经》的比兴手法，“幽姿小芙蕖，香色独未改”，分明是在自喻。蔡梦弼对此诗的解释非常准确，既看到了东坡以芙蕖“起兴”，又看到东坡以此“自喻抱负芳洁”。对照清人的解释皆执著于诗艺，而蔡氏的评释则能透过纸背，阐发东坡诗中的隐喻。这种阐释方式与他阐释杜诗非常相似，《杜工部草堂诗笺》卷一注《望岳》“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云：“登临山之绝顶，俯视众山，其培欤?众山知尊乎？泰岳众流知宗乎？沧海当安史之乱，僣称尊号，天子蒙尘，其朝宗之义为如何？甫望岳之作末章之意，固知安史之徒乃培之细者，又何足以上抗岩岩之大者哉？”这里，蔡氏认为培是安史叛军之喻，俯视众山则隐喻着天下朝宗的忠义之心。可见蔡氏解诗比较注意揭示诗歌意象后的隐喻之意。 又《诗话》卷九苏轼《和杂诗十一首》其五“孟德黠老狐，奸言嗾鸿豫。哀哉丧乱世，枭鸾各腾翥。逝者知几人，文举独不去。天方斫汉室，岂计一郗虑。昆虫正相啮，乃比蔺相如。我知公所坐，大名难久住。细德方险微，岂有容公处。既往不可悔，庶为来者惧”，蔡氏注云： 此诗言(孔)融之遇祸，直以资性刚直，负其高气，而又有海内重名，故不容于奸雄之朝……公平生慷慨大节与其刚大不屈之气，大略似融，故每喜称道之。而一时遭罹口语，为小人怨疾构陷，以至得罪窜斥，流离岭海，其遇祸亦大略相似，故作此以自警云。这段评论亦是从东坡的性格来论诗，观察也非常准确。纪昀《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三亦云此诗“以孔融自比”，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卷四十三同样认为“此以孔融自慨”，蔡氏的论断则在清人之先。 蔡梦弼的注解以诗意阐发为主，文字一般都比较长，如《和陶咏荆轲》一诗的注文长约六百字，仿佛一篇小型的史论： 此诗言秦之事无异于晋，自不韦货楚、牛金生睿，统绪固已中绝，而国非其国矣。但天欲厚其毒而盈其恶，故必待其穷凶极暴而殄灭之。使始皇能早定扶苏之位，则无后日之事矣。然天欲亡人之国，其事盖有出乎意料之外者。以李斯之才，始皇用之以一天下。沙丘之崩，受遗托孤，疑若可以保子孙万世帝王之业矣。死未旋踵，乃与阉宦舍谋矫诏，杀扶苏而立胡亥，卒以亡秦，此岂人力也哉!盖天假手于斯以灭之耳。使燕丹能以一朝之忿而听其傅鞠武之方，招合贤俊，修明政事，分遣说客，阴定六国之从，如韩、魏之裂智伯，则秦可亡，燕可复，孰与驰一介之使，入不测之秦，挟尺六匕首，而欲以强燕而弱奏哉?此愚夫愚妇之所不为，而丹易行之，所以可为悲恨也。荆轲之事，固无足言。以田光之老且贤，而乃始创此谋，然则古称燕、赵多奇士，则亦徒有虚名而已，奇安在哉？夫以秦政之凶暴，杀所生父吕不韦而迁其母于雍，此岂天道之所可容?使丹能保其国家，徐以待之，则秦室覆亡之祸，不待沛公入咸阳、项羽杀子婴，而固已见其兆矣，何必信狂生之谋，捐一旦之命，而轻以社稷尝试，一掷于艰难不可必成之事也哉!且以三户之楚，尚足以亡秦，况我列城数十，岂不能有所为邪？然荆、高虽死，犹足以动秦政之惧心，而加以警卫。使后世读其书者，莫不为燕叹惋，而惜二子之无成，亦可以见天理之所在，而秦之无道，虽去之千载，而人心犹未忘也。苏轼此诗的艺术手法，宋人多有好评：“诗人咏史最难，须要在作史者不到处别生眼目，正如断案不为胥吏所欺，一两语中须能说出本情，使后人看之便是一篇史赞，此非具眼者不能。自唐以来本朝诗人最工为之，如张安道《题歌风台》，荆公咏范增、张良、扬雄，东坡《题醉眠亭》、《雪溪乘兴》、《四明狂客》、《荆轲》等诗皆其见处高远，以大议论发之于诗。”(25)也就是说，苏轼此诗之妙即在于别具只眼，“别生眼目”，立论与前人不同，甚至可以说采用了翻案手法。苏轼《和咏荆轲》与陶渊明《咏荆轲》在思想意识上明显不同，陶渊明对荆轲基本上是礼赞的态度，而苏轼则认为荆轲是“狂生”，“不足说”，持否定性意见。(26)同时，好的咏史诗亦如一篇“史赞”，寓“大议论”于诗，东坡《和咏荆轲》可谓这方面的杰作。蔡梦弼此段评论是对东坡此诗的详细阐释，将东坡要表达的意思比较透彻地表达了出来。其贯穿的逻辑是：秦之灭亡是必然的，所以必须彻底暴露其罪恶，最后天假李斯之手灭亡秦朝。燕太子丹任用“狂生”荆轲，而不是“招合贤俊，修明政事，分遣说客，阴定六国之从”，故其失败亦“天理”之必然。东坡此诗对燕赵“奇士”太子丹、荆轲进行了解构，其立论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或“天理”的价值判断在其中，而蔡梦弼的解说则可能受到理学的影响，一直在强调“天”或“天理”的作用。 总之，蔡梦弼的和陶诗阐释受到理学影响比较大，同时又能以意逆志，从东坡的人格性格来阐发诗意。 五、蔡正孙《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对和陶诗的研究 蔡正孙(1239～？)，字粹然，号蒙斋野逸，又号方寸翁，福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他是宋元之际一位非常有特色的诗学批评家，著有《诗林广记》、《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诗林广记》在中国流传甚广；《联珠诗格》则在中国失传，然有朝鲜及日本的翻刻本及注本；唯《诗话》仅流传于韩国。《诗话》凡十三卷，目前仅存部分目录、卷一至卷五(其中卷五亦有残缺)、卷八(残)、卷九至卷十三(卷十三缺《联句》诗及注)。卷一至卷十二皆是对陶诗及苏轼、苏辙和陶诗的注释及评论，卷十三是对苏氏昆仲未和的陶诗的评注。虽然《诗话》已非完本，但此书作为目前存世最早的和陶诗注释与评论专书，很值得研究。目前已有学者对此书的内容与文献价值作了研究，而关于蔡正孙对和陶诗的研究则未见探讨。蔡氏对和陶诗的研究略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对和陶诗创作背景的介绍。 苏轼最早于扬州太守任上开始创作和陶诗，后于贬谪惠州与儋州时进行大规模创作。宋人所编的苏轼年谱已对东坡诗作初步编年，如傅藻《东坡纪年录》对部分苏轼和陶诗进行了系年，施宿所编《东坡年谱》分为纪年、时事、出处、诗四栏，最后一栏“诗”的部分即有对若干首和陶诗的系年。蔡正孙《诗话》也尽量根据诗意揭示每首诗的创作背景。施宿《东坡年谱》未系年或佚失的部分可以参考《诗话》补足，对照清人及今人的研究成果，《东坡诗话》的系年基本无误。如《和乞食》一诗，施宿《年谱》未系年，《诗话》谓“此诗在儋耳作”。按：查慎行《苏诗补注》卷四十二编此诗于元符元年、二年卷中，并谓此诗作于儋州。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系年表》(27)定在元符元年十月前后。东坡居儋时间为绍圣四年七月至元符三年六月，可见《诗话》系年是准确的。两者系年结论不同之处，参考其他文献，则可以确定《诗话》的判断是准确的，如《和九日闲居》，施宿定在绍圣三年，而《诗话》谓“此诗在儋耳作”。按：傅藻《东坡纪年录》系此诗于元符元年。查慎行《苏诗补注》云：“诗中有‘登高望云海’之句，故知此诗为海外作。”并将此诗系于绍圣四年。孔凡礼《苏轼年谱》则系于元符元年，亦作于儋州。施宿定为作于惠州，则不确。 (二)对和陶诗典故的补注。 傅共《诗解》及蔡梦弼《集注》皆有对和陶诗典故的注释，但仍有大量未注之处，《诗话》皆予以补注。施顾注和陶诗最为详尽，《诗话》多有可补施顾注之处。如《和劝农》“云举雨决”，施顾无注，《诗话》注云：“汉武帝时，赵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泾水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饶，歌之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韩人)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又《和形影神·影答形》“我依月灯出”，施顾无注，《诗话》注云：“按《庄子》，影答魍魉曰：‘火与日，吾屯也；阴与夜，吾代也。’‘月灯’之语，盖本诸此。” 有些施顾注比较简略，而《诗话》则非常详尽，如《和归园田居》其五“行歌《紫芝曲》”，施顾注云：“杜子美诗：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怅望聊歌《紫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诗话》则云：“《高士传》云：四皓见秦政虐，乃逃入蓝田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安归。驷马高盖，其忧甚大。富贵之畏人，不如贫贱之肆志。’且共入商洛山，以待天下定。杜甫《洗兵马行》云：隐士休歌《紫芝曲》。”《诗话》引用的文献更为原始。 还有一些地方，《诗话》所引文献比施顾注更准确，如《和胡西曹示顾贼曹》中的“卯酒晕玉颜”，施顾注仅引用了白居易诗以明“卯酒”二字，未解释“晕玉颜”，而《诗话》引用的《太真外传》则应是东坡此诗所本，故而更为准确。再如《和移居》“暮与牛羊夕”，施顾注引用了柳宗元的《朝日说》，《诗话》则引用了《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出处更早，更契合诗意。 (三)对和陶诗诗意的阐发。 施顾注和陶诗基本上是释事，而《诗话》可能受到《集注》的影响，除了释事之外，还有释意，有时以“愚谓”形式发表个人对诗歌的认识。如《诗话》卷一《和答庞参军》“功名在子，何异我躬”，蔡注云：“愚谓：此诗末语，亦相勉励之切也。”此诗前有东坡之序云：“周循州彦质，在郡二年，书问无虚日。罢归过惠，为余留半月。既别，和此诗追送之。”东坡寓惠期间，多得友人周彦质的照拂，此诗即分别之后送给周彦质的，对周彦质表示了感激。但从诗中看出，东坡的感戴给人的感觉也是一种君子之交，所以在诗的末尾才会相勉励。纪昀评《苏文忠公诗集》卷四十称此诗：“友朋之谊，君子之言。”所言甚是。其他没有用“愚谓”形式出现的诗意阐释也值得重视，如《诗话》卷三《和示周掾祖谢》“今此复何国，岂与陈蔡邻”，蔡注云：“孔子厄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公在儋耳，极海陋邦，忍饥谈道。谓此地岂亦近陈蔡邪？言如夫子之厄穷也。”此处大意的串讲，皆能将坡诗的意蕴解读出来，也很准确。特别是“陈蔡”之典，东坡这里并没有用两处地名，而是用了孔子之典，则知此诗将东坡在儋州生活之困厄与孔子于陈蔡之厄相类比。 与蔡梦弼长篇的诗意阐释相比，蔡正孙的阐释更为平实，以疏理大意为主，对理解东坡的诗意也多有帮助。 六、结语 在蔡正孙《诗话》发现之前，人们一直以清代温汝能《和陶合笺》为惟一的和陶诗注本，现在看来此说不准确。在宋人注宋诗之中，苏诗的注本最多，而其中独有和陶诗在宋代至少有四种注本，可见其在宋代受到的重视与欢迎。何以出现这种现象？笔者揣测可能有以下原因：其一，和陶诗是宋代的“新生事物”。苏轼自己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28)在苏轼之前或同时，也有一些诗人创作过追和古人的作品，如唐代皮日休、陆龟蒙作有《追和虎丘寺清远道士诗》及《追和幽独君诗次韵》，但诗题中的“清远道士”及“幽独君”的身份成谜；李贺亦写过《追和柳恽》，但并非次韵诗。这些追和古人的作品，一方面数量少，另一方面影响力有限，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苏轼开创了次韵古人诗歌的传统，亦不为过。其二，与次韵诗的发展有关。宋代是次韵诗发展的高峰期，即如东坡本人二千多首诗歌中，大约三分之一是次韵诗。(29)虽然次韵诗不无文字游戏的性质，但对于以学问见长的宋代诗人来说，次韵诗可能更符合生活在书斋中、喜欢读书的宋人的口味。(30)次韵诗中，和陶诗可以作为学习的范本。蔡正孙本人就非常喜欢创作次韵诗，如他所编《联珠诗格》中收录了他本人的58首，其中标明和刘克庄《梅花百咏》的就有七八首。通过揣摩苏轼和陶诗的艺术成就，对于自己写作次韵诗亦有帮助。其三，与陶渊明在宋元之际隐士、诗人与遗民综合形象的形成有很大关系。在六朝仅以隐士形象示人的陶渊明，在宋代一跃而为六朝最伟大的作家，《逐斋闲览》云：“渊明趋向不群，词彩精拔，晋、宋之间，一人而已。”(31)曾纮亦称渊明“真诗人之冠冕”。(32)宋人甚至认为苏、黄都不如渊明：“东坡豪，山谷奇，二者有余，而于渊明则为不足，所以皆慕之。”(33)蔡正孙之所以特别倾心于陶渊明，与其本人的遗民身份也有很大的关系。(34)将陶、苏这两位文学史上最伟大诗人的诗歌加以合编并注释，具有极大的规范意义与文化意义，这可能是蔡正孙编纂《诗话》的心理动因之一。 本朝人给本朝诗人的某类诗编纂了至少四种注本，这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罕见的现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这正可见苏轼和陶诗的魅力。在宋代文学注释史上，出现了多位同一注者同时注释杜甫、苏轼诗的现象，如赵次公著有《新定杜工部古诗近体诗先后解》，同时也有东坡诗注；本文讨论的蔡梦弼，也同时著有《杜工部草堂诗笺》及《东坡和陶集注》。荷兰文学理论家佛克马(Douwe W.Fokkema)认为“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35)，故宋人同时注杜、苏，或陶、苏，也正是为了给宋人诗歌创作提供一个经典性的标的。 目前可见的四种宋人和陶诗注本的注者皆为闽浙之地人，施元之、施宿为吴兴(今浙江湖州)人，顾禧为吴郡(今江苏苏州，在宋代亦属于浙江)，傅共为仙溪(今福建仙游)人，蔡梦弼为建安(今福建建瓯)人，蔡正孙亦为建安人。和陶诗注在闽浙产生，除了与两地在南宋时期文化发达，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之外，亦与福建是南宋朱子学的重镇有很大的关系。南宋福建建阳蔡氏，四世九儒，是著名的理学世家，尽管不能确知蔡梦弼、蔡正孙是否与“蔡氏九儒”源出同族，但他们受到理学影响则是不争的事实。《诗话》不但保存了已经失传的傅共《东坡和陶诗解》及蔡梦弼《东坡和陶诗集注》，具有极大的文献价值；而且是文学史上最早的东坡和陶诗专门注本，其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释： ①②苏辙：《栾城后集》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402、1422页。 ③参见刘尚荣：《宋刊本(东坡和陶诗)考》，载《苏轼著作版本论丛》，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 ④施宿本人也精通金石碑帖之学，曾撰《大观法帖》二卷(《宋史·艺文志》著录)，因此他在注坡诗的过程中，留心石刻文献，并以之为校勘之用，也是其学术兴趣使然。 ⑤参见郑骞：《宋刊施顾注苏东坡诗提要》，载《增补足本施顾注苏诗》前，台北：艺文印书馆，1980年。又刘尚荣：《宋刊(施顾注苏诗)考》，载《苏轼著作版本论丛》。 ⑥元好问对此二句比较欣赏，《遗山先生文集》卷四十《跋东坡和渊明饮酒诗后》云：“另一诗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为佳。” ⑦温汝能：《和陶合笺》卷三，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0年，第65页。 ⑧冯应榴辑注：《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2179页。 ⑨《北窗炙輠录》卷上，《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第3303～3304页。又苏轼《仇池笔记》卷上载：“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识者曰：‘宰相不学之过也。’”引《诗》出于《鲁颂·閟宫》，“稍欲懲荆舒”即用此典，可见此句指王安石无疑。唯王安石元丰元年封舒国公，元丰三年改封荆国公，当以苏轼所记为是，施顾注有误。 ⑩参见何泽棠：《施宿与“以史证诗”》，载《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 (11)以上所引见《苏轼诗集合注》，第2707、2723页。 (12)关于福建仙溪傅氏对苏轼的研究，笔者《宋代的东坡热：福建仙溪傅氏家族与宋代的苏轼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有详细考论。 (13)杨焄已将《和陶诗话》残本所录的《东坡和陶话解》全部辑出，参见其《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载《中国诗学》第十七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年。 (14)参见卞东波：《谢枋得〈注解章泉涧泉二先生唐诗选〉与唐宋诗学》，载《南宋诗选与宋代诗学考论》第五章，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15)这可能与宋人“亲证其事然后知其义”(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的风气有关，参见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第五章《两宋文人谈禅说诗》六《亲证：存在还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16)今有杨焄辑本，见《宋人(东坡和陶集)注本二种辑考》。杨焄认为蔡氏《东坡和陶诗集注》“从所辑佚文来看，其主体内容与傅共之注类似，主要是对陶、苏诗作内容的串讲。在此过程中，蔡氏既能联系作者生平抉发其创作初衷，又能由文本引申出相关的议论或感慨;除此之外，蔡氏注本还包括作者考辨、异文校勘、字词注音释义、征引其他文献等多项内容。”(《中国诗学》第十七辑，第9页)所论甚是。 (17)《文选》卷二十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89页。 (18)《乖崖集》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6页。 (19)《彭城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苏魏公文集》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06页。 (21)《苏轼诗集》卷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92页。 (22)《栾城集》卷九，第205页。 (2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三，《四部丛刊初编》本。 (24)卞东波：《唐宋千家联珠诗格校证》，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789页。 (25)费衮：《梁溪漫志》卷七，《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三册，第3406～3407页。 (26)关于这一点，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三章《苏轼“和陶诗”的内容》有很好的讨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34～136页。 (27)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系年表》，载《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一章，第57～58页。更详细的参见金甫暻：《宋刊〈东坡和陶诗〉编次》上下，载《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一章，第34～56页。 (28)苏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栾城后集》卷二十一，第1402页。 (29)王若虚《滹南诗话》卷二：“集中次韵者几三分之一。”参见内山精也：《苏轼次韵诗考》，载《传媒与真相—苏轼及其周围士大夫的文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0)关于东坡和陶诗与次韵诗的关系，参见金甫暻《苏轼“和陶诗”考论》第二章《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第一节《苏轼的次韵诗创作》。另外王宇根认为，次韵诗与北宋时期一种新的诗学风尚相关，即诗人的创作更多地与诗人或其他作者创作的既成文本联系在一起，见其所著《万卷：黄庭坚与北宋晚期诗学中的读与写》(Ten Thousand.Scrolls:Reading and Writing in the Poetics of.Huang Tingjian and the Late Northern So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的导论部分。 (31)蔡正孙：《诗林广记》卷一引，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4页。 (32)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四引，《续修四库全书》集部130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999年，第191页。 (33)吴可：《藏海诗话》，《历代诗话续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339页。 (34)参见卞东波：《韩国所藏孤本诗话〈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考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五辑，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35)佛克马、蚁布思著，俞国强译：《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