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几个问题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域外论文,中国古代论文,几个问题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634(2007)05-0031-(09)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化交流现象，它以中国古代小说文本的直接传播为中心，又涉及了周边国家的汉文小说创作、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各种改造性利用与发挥、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评论与研究，乃至传教士对古代小说的仿作，等等。上述课题，特别是中国古代小说在日本、韩国的传播，已有不少学者做过专门的研究。本文并非对具体小说作品传播的考察，而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中出现的一些普遍性问题进行综合性分析。由于古代小说在传统文化格局中特殊的地位与特点，它的传播与经史及诗文集的传播有所不同，更带有自发的、偶然的性质，这种情形即使不能代表中华文明如水银泻地般的渗透力，至少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在域外传播的程度，特别是由于小说在域外被选择与被改造的情形远较经典文化来得普遍，从某种意义上说，小说传播又可能是不同文化交流、碰撞最有代表性的标本。
一、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与本土传播的异同
从总体情况来看，中国小说史上的主要作品在域外都有程度不同的传播，而名著可以说是传播的主流。
中国典籍东传日本历史久远，其中日本江户时代出现了一个高潮，而这时期也正是明清小说的兴盛期，一些商船就成为小说传播的载体。日本宽政三年(1791)大阪书林所编《小说字汇》的“援引书目”，共征引了流传日本的中国小说150余种，反映了当时古代小说传播的盛况。除了通俗小说，大量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也先后传播到日本。②与此同时，日译中国古代小说也陆续出现，如早在1689年～1692年间，就有湖南文山翻译《三国演义》的《通俗三国志》五十卷问世。此后，各种《三国演义》的译本不断出现。《水浒传》的译本也很多，还产生了《俳谐水浒传》、《忠臣水浒传》等仿改之作。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也很广泛，14世纪朝鲜的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中，就节录了《西游记平话》的片断。18世纪初尹德熙《小说经览者》著录了127种书，是目前所知著录中国古代小说作品最多的书目。俞晚柱的读书日记《钦英》也提到了许多中国古代小说。在这些书目中，既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等名著，也有《国色天香》、《灯月缘》、《桃花影》、《杏花天》、《一片情》、《人中画》、《云仙啸》、《美人书》等不太有名的小说。③据说，在韩国最受欢迎的10部中国古代小说是《世说新语》、《太平广记》、《剪灯新话》、《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今古奇观》、《红楼梦》。[1](P367)
在东南亚，越南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重要地区之一，据统计，20世纪60年代前，中国古代小说的译本就有300余种。[2][P208～236)而在译介到泰国的中国古代小说中，历史题材的作品格外突出。《三国演义》之外，《封神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东汉通俗演义》、《西晋演义》、《东晋演义》、《隋唐演义》、《五代演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南北宋演义》、《万花楼》、《五虎平西演义》、《说岳》、《英烈传》等先后译成泰文。[3](P84-88)
至于西方各国，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虽然不能与东亚诸国相比，但也有较长的历史。如法国的昂特尔科尔神父(1662～1741)从《今古奇观》中选取了《庄子休鼓盆成大道》、《吕大郎还金完骨肉》和《怀私怨狠仆告主》3篇作品，以概述故事情节的形式，编译成法文，发表于1735年的《中国通志》第三卷，这也是第一次介绍到欧洲的中国小说。而法国第一位汉学教授阿贝尔·雷弥萨也于1 826年译完了《玉娇梨》并在巴黎正式出版，他还为法译本写了长篇序言，对中国小说作了详细的介绍。不过，西方对中国古代小说名著的系统译介，却是从20世纪开始的。明清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都出现了各种语种的节译或全译本。
虽然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从根本上说是以中国古代小说在本土的传播为基础的，但也存在一些不尽相同的地方。比较明显的一个事实是，有的小说名著的传播与其地位并不相称，名著在不同国家传播的情况也不尽相同，而一些在本土并不著名的作品其域外影响却可能超过了在本土。
就名著而言，尽管相关作品大多都有所传播，却也有些例外，如《儒林外史》在明清小说中属于上乘之作，早期就较少在域外传播。即使是《红楼梦》，其实际传播也不如一些历史、神魔小说更广。例如它最初传入日本是在宽政五年(1793)，时间并不算太晚，可是初期影响却不大。明治时代以后，陆续出现了一些摘译本。昭和时期，才有全译本问世。
中国古代小说在传播上的不一致甚至在一部小说集中也可能发生，话本小说在日本的传播就是一个例证。1743年，冈田白驹选编刊行《小说精言》四卷；1753年，他又选编刊行《小说奇言》五卷；1755年，一斋选编刊行《小说粹言》。这三部小说集主要是从“三言二拍”选编的。在日本的“三言”中包括《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唐解元玩世出奇》、《王安石三难苏学士》、《转运汉遇巧洞庭红》、《怀私怨狠仆告主》等，这些作品有的在中国评价较高，有的则并不著名。相反，还有一些在中国享有盛名的作品并没有列入其中，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等。有趣的是，“三言”中某些作品传到西方时，也有类似现象，例如，最早译为西方文字的“三言”中的作品有《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而这篇作品以《鳏夫哲学家》、《忍不住的寡妇》、《不坚定的庄夫人》等名称屡次翻译，在“三言”的作品中，受注目的程度格外突出。[4](P170～201)
值得注意的是，名著在各个国家传播的具体情况似乎也不太一样，有学者曾指出日本更重《水浒传》，④韩国更重《三国演义》。⑤另外，有的小说类型似乎也受到某些国家的青睐，在传入朝鲜的神魔小说中，《封神演义》最多，其次是《西游记》，都属于神怪小说。[5](P505)而越南则似乎对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更感兴趣。
与名著传播中的不协调相对应，一些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只能算二三流的作品却在域外广为流传，并产生巨大影响。例如人们在谈到中国古代小说域外的传播时，都喜欢提到德国诗人歌德对《好逑传》的好评，当爱克曼问歌德，《好逑传》是不是中国最好的小说时，他又回答：“绝对不是，中国有成千上万这类作品，而且在我们的远祖还生活在野森林的时代就有这类作品了。”[6](P113)这种二三流的作品在域外得到比本土更广泛的注意和更高的评价，也许可以称之为“歌德现象”。而这种现象是相当普遍的。如明代文言小说《剪灯新话》在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就产生了超过在中国本土的影响。在这些国家，《剪灯新话》不仅本身有很多传本，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改作、仿作，如日本的《伽婢子》、越南的《传奇漫录》等。又如清初青心才人的小说《金云翘传》，在中国很长时间一直湮没无闻，在越南却因改编为《翘传》，广为人知，传向世界。《花笺记》也是如此，这一原本默默无闻的明末清初广东弹词木鱼歌作品，18世纪上半叶在越南地区流传起来。取材于《花笺记》的喃字《花笺传》，是现今越南喃字文学最优秀的作品之一。19世纪它又传入欧洲，先后译成英文、德文、俄文、法文、荷兰文、丹麦文等，远在同期中国小说名著之上。其他小说如《二度梅》、《玉娇梨》本来也不是什么名著，但在东亚的传播却很广泛。
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由于小说地位在本土文化中的低下，对小说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接受国缺乏相应的引导；而接受国、特别是东亚诸国在文化观念上受儒家思想影响，同样对小说持歧视的态度，对小说的输入也不是一个有意识的、系统的工程，因而小说的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有随意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实质上是主动性小，被动性大；说得再清楚一些，就是中国文学并没有能够把自身的精品主动地奉献给世界，而是不由自主地任凭别人来挑挑拣拣。”[7](P80)只不过，所谓别人的“挑挑拣拣”同样也带有被动的特点。
其次，直接促成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往往是接受国来华的商人、使臣，这些人不熟悉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发展，不具备小说批评的专业眼光，这也导致他们对小说作品的选择不可避免地带有偶然性。
当然，各国使臣的情况不完全一样，明朝与李朝之间外交使节往来十分频繁，每年都有数次之多。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韩国藏中国珍本稀见小说》一书《前言》中引：“朝鲜人爱书，凡使臣入贡，限五、六十人，或旧典，或新书，或稗官小说，在彼所缺者，日出市中，各写书目，逢人便问，不惜重金购回，故彼国反有异书藏本。”在朝使臣所撰的《燕行录》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小说传播与影响的记载。⑥中国之行往往令使臣对小说所描写的故事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加深了他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了解。[8]越南使臣也很热衷搜集图书，明代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及其黎氏诸王，自奉天朝正朔，本国递年差使臣往来，常有文学之人，则往习学艺，遍买经传诸书……将回本国。”其中就包括《剪灯新话》等小说。[9]清嘉庆十七年(1812)，越南诗人阮攸作为越南的岁贡正使来到中国，次年回国，即将青心才人的《金云翘传》移植为喃字名著《金云翘传》。
尽管如此，使臣们更关心的可能还是经、史、集之类的图书，对小说的搜集多少是兴之所至的。至于商人的搜集，数量可能很大，但除了市场行情的左右，恐怕也是没有多大的抉择，所以，泷泽马琴的友人之一木村墨老曾批评说：“《玉娇梨》、《二度梅》、《疗妒传》诸书，为描写才子佳人奇遇只有四五册布套的作品。它们是唐山书肆之徒，只以买卖为目的杜撰的冗长之作。”[10]问题是，这样的批评往往不是出现在传播之初，而是在传播之后，因而不太可能为书商所接受。
第三，中国古代小说名著文化含量高，传播难度大，一些思想内涵深刻复杂的作品就不如才子佳人小说等相对单纯的可在域外传播广泛，如上文提到的《儒林外史》，作为一部优秀的清代小说，小说的描写涉及到了知识阶层的精神世界，是很难为域外的一般读者所理解的。泰国学者吴琼在介绍中国古代小说在泰国的传播时，提到四大名著中，“唯独《红楼梦》没有全文翻译”，因为很难让一个泰国人来欣赏林黛玉“葬花词”。[11]而从正面来说，历史小说依托正统史书的强势传播，在东亚诸国有较好的接受基础，所以才得以深入人心。
与此相关，接受国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也是以本国文化为本位的。如上所述，歌德曾对《好逑传》有好评。但由于《好逑传》突出了礼教的严肃性，在日本开始没有流传开来，时至昭和，日本受《好逑传》在西欧被翻译一事的影响，才把它翻译成了日文。据说译者佐藤春夫(1892～1964)并不特别欣赏这部小说，他翻译的动机是出于对西欧的憧憬。至于才子佳人小说在越南的流传，也有学者指出《二度梅》在越南获得众多读者的原因，与小说中所写的女性被迫远嫁异国及渔家女等描写与越南人的生活相近有关。[10][12]韩国学者也曾指出，《金瓶梅》在韩国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原因是韩国人过分崇尚伦理道德与传统社会观念所致。[1](P366)
第四，无论是中国，还是东亚诸国，都曾经采取了一些针对小说的禁毁措施，这也不利于小说的正常传播。例如朝鲜官方曾严格控制由中国输入小说，而社会舆论对通俗小说、特别是所谓“淫词小说”批评尤多，涉及了《剪灯新话》、《三国演义》、《金瓶梅》等作品。[13]相反，上层社会的提倡，也会强化某些小说的流行，如泰国王室就曾专门组织翻译过中国历史小说，使得中国历史小说在泰国的传播最为突出。[14](P83～88)这种社会舆论与政治上的偏向，与中国古代小说创作的规律是不相符合的，因而也必然改变小说传播与接受的态势。
第五，中国古代小说还以戏曲、说唱文学等为中介向外传播，而在戏曲和说唱文学中，婚恋、历史也是重点题材，有利于相关小说的流传。我们在《燕行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朝鲜使臣对观看戏曲演出也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中国文学中戏曲、小说的同源异流，也必然加深他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理解。而在越南，说唱文学很可能也是中国古代小说传播的一种方式或渠道。
第六，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传播还被赋予了很强的实用化目的，在日、朝等国，篇幅适中的白话小说较容易被选作汉语教材加以翻译。除了上文提到的朝鲜的《朴通事谚解》外，很多日本人也是通过小说学习汉语的，特别是通过白话小说如《水浒传》、《今古奇观》等学习汉语会话的。⑦在西方，同样也有以古代小说作为学习汉语教科书的情况，如《好逑传》、《玉娇梨》都曾发挥过这样的作用。[15](P148～149)越南属于另一种情况，在拉丁化国语采用的初期，可读物奇缺，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中国古代小说被翻译出版，以填补一时之缺。至于将《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小说用作企业管理的教科书之类，是近几十年的事，客观上也促进了某些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
第七，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还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关，例如《三国演义》传入朝鲜时，正逢所谓“壬辰之乱”，明朝援军大量进入朝鲜，大大促进了《三国演义》的流行。[16]而由于满族入主中原以来，朝鲜、日本对中国人已失去了原有的尊重，这可能也是相比之下一些清代小说流传不广的原因。[17]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传播与本土传播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前者一定比后者水平低，关键在于，各国的传播从本质上是为了满足本国的文化需要。因此，中国古代小说的接受国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即使从小说史的角度看，中国古代小说在异域的传播，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本土传播的不足，如在日本流传很广的《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反而在我国很早就没有文本流传，直到1917年，董康搜集了日本庆长年间(1596～1614)的活字本《剪灯新话》和元和年间(1615～1631)版的《剪灯余话》加以翻刻，才使中国人又重睹两书的芳容。类似的还有《游仙窟》、《型世言》、《姑妄言》等，都曾在中国人的视野中迷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小说的回流，使中国小说史的原貌有可能得到更完整的展现。
不过，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看，并非我们认为最优质的中华文明在域外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传播，这却是一个我们无法回避的事实。
二、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接受国改造
中国古代小说传播到域外，对接受国的文学产生过很大的影响，这也是研究者普遍注意的事实。
影响的层面与程度各不相同。从形式上，在东亚汉字文化圈诸国，都出现了一批汉文小说，这些汉文小说虽然从文学疆域划分的角度上属于各自国家，但无论其语言风格、文体形式，还是小说旨趣等等，又的确深受中国小说的影响，甚至是自觉模仿。⑧同时，一些小说类型，也与中国古代小说有关，如“三言二拍”等就直接促使了日本“读本”小说的形成；[18]个人创作方面，上田秋成受到“当时流行的怪谈小说、中国白话小说的影响”，对“志怪题材作了独特的改造”。[19](P136～137)而朝鲜18世纪“军谈小说”的形式，也深受《三国演义》的影响。
从内容方面看，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传播时，被改编以适应接受国的文化传统可能是一个更突出的现象。不言而喻，这种改造在各接受国表现出来的特点并不完全相同。一般来说，朝鲜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改造幅度相对来说不是很大。以《啖蔗》为例，此书是朝鲜李朝时期文人据抱瓮老人所编《今古奇观》改编而成的，它基本上忠实于原作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关系，所作的修改虽然也间有涉及小说思想内容的，如其中的《金玉娘传》系据《金玉奴棒打薄情郎》改编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写：
莫生年至五十余，先玉娘而死，其将死数日前，梦见神人来告曰：“汝寿本不止此，昔日无故杀妻灭伦戕义，上干神怒，减寿一纪，减禄三秩。汝妻之不死再合，亦是神明曲佑，一救无辜。”莫稽梦觉，嗟叹，对家人说梦，遂得病不起。⑨
这一段因果报应的描写就是原作所没有的，改编者显然希望通过这一描写，增强作品对莫稽的批判色彩。但从总体上看，《啖蔗》的修改是字句上的删减以及文体上由话本小说向传奇小说的靠拢。
比较起来，日本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改造性接受最为普遍，改造的力度也最大，其基本特点是将中国古代小说中的时代、地域、人物等，置换成日本的时代、地域、人物。如都贺庭钟的《英草纸》第五话《纪任重阴司断滞狱》是据中国古代小说《闹阴司司马貌断狱》改编的，原作所写司马貌审定三国历史格局，在前者中完全变成了日本历史事实。[20](P25～34)
如果说上述时代、地域、人物的改变还是外在的，思想观念、审美趣味导致的变化也所在皆是。比如芝屋芝叟的《长话卖油郎》是根据《醒世恒言》中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改编的，除了人物、地点日本化了以外，作品还增加了许多原作所没有的日本妓院的情形与风趣，主人公滑稽化行为，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作严肃认真的叙述风格。[18](P126～127)又如都贺庭钟的《繁野话》第八话《江口侠妓愤薄情怒沉珠宝》是据《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改编的，情节故事与人物关系虽没有大的变化，但结尾在写白妙(即原作中的杜十娘)沉江后，有这样一段描写：
再说小太郎在船中羞愧万状，十分难过，但忽然省悟，被背弃女人之深情虽然可惜，然而她乃烟花之女，我是因年轻一时无知而轻浮放荡。她已侠死，我该回儇，一时糊涂岂只我一人。今便遁世出家会更被人耻笑，还是该回家给父亲赔罪使他息怒。……(其父)见儿子在上国学得彬彬有礼，已去掉乡下俗气，十分高兴，便将家业让给他，执掌了郡司之职。[20(P108)
这样的结局，与原作的精神是有较大出入的。
日本小说家对《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改编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也构成了中国文学交流中的一道独特景观，许多改编作品都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特点，如吉川英治《三国志》“桃园结义”以下的情节，基本上都是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但在叙述完诸葛亮预伏锦囊计斩魏延、灵柩运抵成都安葬定军山后，删去其后15回左右的内容。这一处理与日本的《平家物语》对源、平两大家族争霸天下历史的把握如出一辙。也就是说，日本物语文学注重“个人”的叙述角度，使吉川在复现三国历史时，也从原著的以“事”为中心，更突出地转向了以“人”为中心。因此，诸葛亮死后的故事也就变得不再重要了。[21]事实上，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重构反映了日本人巧妙利用他国文化作为资源，根据本国的传统与需要创造新文化的追求，这样的改编至今仍充满活力地延续着。⑩
越南阮攸对《金云翘传》的改编也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由于他采用了六八体的形式，作品的抒情性明显增强，人物也更加纯美，如卷一描写翠翘与金重初次见面的情景，首先就描写金重“簪缨垂后光前，聪明天性圣贤儒风。外豪侠内谦恭，堂堂才貌姿容出群”，这是原文所没有的赞美之词，而“一国色一天才，中心已许外来未形”，对两人一见钟情的刻画也较原著强烈，特别是翠翘的心理，表现得极富诗意：
青青溪水潆回，桥边柳暗已催日斜。
翠翘返步归家，西山日落银河星辉。
半弓月射窗扉，光笼花影白垂水纹。
海棠倾向东邻，春枝霜点纷纷重垂。
月光之下身依，事情多少乱其心思。
人而至此何为，繁华身世一时虚空。
人于偶尔相逢，百年缘福天从人耶。
嗟乎心乱如麻，吟成绝句寓他性情。[22](P215)
这种抒情性的描写较原著有明显强化，相对于改编中对原著总体的简化来说，这种强化尤其突出。重要的是，阮攸的改编不只是保留了原著对主人公命运的同情，还突出了对她的赞美，折射出越南与中国同中有异的社会文化心理。
这种改造性接受在西方国家也存在。例如法国作家伏尔泰的哲理小说《查第格》第二章，就采用了《警世通言》中《庄子休鼓盆成大道》的故事作为依据。在原著中，通过女性在丈夫故去后，迫不及待改嫁，说明情不可恃，只有清心寡欲，道念滋生，才能获得精神上的解放。伏尔泰对这一故事作了细节上的改造，将煽坟、取脑改为引溪、割鼻，思想旨趣则从所谓因“人心莫测”而主张遁世，转变为对理性的追求，小说描写当查第格发现爱人已经变心，当即将她退婚。他想，一个人要求幸福，还不如去研究自然界。“上帝在我们眼前摆着一部大书，能够读这部大书的才是天下最快乐的人。他发现的真理，别人是拿不走的；他培养自己的心灵，修身进德；他能安心度日，既不用提防人家，也没有娇妻来割他的鼻子。”有了这个念头，他便决定离开城市，往幼发拉底河边走去。[23](P227-229)
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被改造的事实又表明，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又并非原汁原味、一成不变的。
三、中国古代小说域外传播的文化问题
如上所述，中国古代小说的域外传播从根本上说要受制于接受国的文化需要，因此，在传播中有不同本土传播及变异的情况都是很自然的现象。但是，也有一些文化方面的问题却不一定都是合理的或必然的。这里有一个需要强调的事实是，中国古代小说原刊本的传播终究是有限的，语言的障碍也妨碍了接受国大众的阅读。因此，即使在日本，也有人说：“民间小说传敝邦者甚少，《水浒传》、《三国志》、《金瓶梅》、《西游记》、《肉蒲团》数种而已。”而黄遵宪则感慨像《红楼梦》这样“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24](P8)而当古代小说被翻译时，一些问题自然会出现。
首先，在中国古代小说的翻译上，存在一些翻译文学方面普遍存在的语言问题，吴组缃在为他的小说英译本作序时就含蓄地说：“由于中国人民语言的巧妙、丰富与独特，一般外文译品是传达不出来的。”[25](P178)例如《西游记》第三十七回中有一段情节描写唐僧夜梦鬼王诉冤：
那冤魂叩头拜别，举步相送，不知怎么踢了脚，跌了一个筋斗，把三藏惊醒，却原来是南柯一梦，慌得对着那盏昏灯，连忙叫：“徒弟!徒弟!”八戒醒来道：“什么土地土地？当时我做好汉，专一吃人度日，受用腥膻，其实快活，偏你出家，教我们保护你跑路!原说只做和尚，如今拿做奴才，日间挑包袱牵马，夜间提尿瓶务脚!这早晚不睡，又叫徒弟作甚？”
当猪八戒被唤醒时，先说的是“什么土地土地？”抱怨了一通后，又说“又叫徒弟作甚？”，这里“土地”与“徒弟”的谐音极巧妙，显示出猪八戒由半睡半醒到渐渐清醒的过程，而“土地”作为西行路上屡屡出现的地方神祇，出现在猪八戒的口中，也极为自然。在詹纳尔翻译的《西游记》中，这一段对话是这样的：
In the dim lamplight he called：“ Disciples!” with alarm.“What’s he going on about ‘ trifles,trifles' for？” muttered Pig as he woke up.“……Why are you calling for me now？” [26] (P840 ～841)
应该说，詹纳尔选用“trifles”与“Disciples”配，是较好地传达出了原文谐音的问题，但从trifles的意思上看(小事、小物件、少量，一种甜食等)，则不如“土地”更贴切。类似这样的问题可以说举不胜举，对于这一问题，最简单的解决办法竟是略而不译。比如早期影响很大的《好逑传》威尔金逊译本，不仅有大量误译，而且删去了几乎所有的诗词、俗语和谚语。[27](P209)
但语言翻译的问题，除了文学翻译本身的限度，核心还是文化的问题，这在非汉字文化圈表现得可能更为明显。例如在《红楼梦》中，第五十四回有一段描写，叙及丫环们为宝玉准备的洗脸水凉了：
可巧见一个老婆子提着一壶滚水走来，小丫头便说：“好奶奶，过来给我倒上些。”那婆子道：“哥哥儿，这是老太太泡茶的，劝你走了舀去罢，那里就走大了脚？”
那婆子的后一句话在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中译为：
Fetch some for yourself ,lass,It won't hurt you to walk a few steps.[8] (P1105)
虽然意思大致不错，但是，在当时的语境下，对女性来说“走大了脚”其实还另有深意，并不是简单的“hurt”可以代替的。又如在《红楼梦》第二十回中，描写宝玉为麝月梳头时，晴雯冷笑道：“哦，交杯盏还没吃，倒上头了!”两种著名的《红楼梦》译本都将“上头”译为“doing her hair”，其中只能表达梳头之意，而“上头”本义中所指古代男方为女方改梳发髻的婚俗却无从传达，而这恰是这一句最有意味的地方。[29](P359)更为突出的是，在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红楼梦》时，为了符合西方文化传统，将原书中许多“红”字译为“绿”字，如将“怡红院”改译为“Court of Green Delight”、“怡红公子”改译为“Green Boy”等，这样的翻译虽然可能便于西方读者理解，却牵一发而动全身地影响了《红楼梦》的底蕴。译者并非不知道由此造成的损失，却认为不得不这样翻译，表明了中国古代小说翻译确实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11)
其次，由于文化传统与观念的不同，中国古代小说在域外的解读也产生了许多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歧见。需要说明的是，这里要讨论的不是域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而是就一般的阅读所可能产生的分歧展开讨论。
有两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是马幼垣和刘绍铭曾合编一本《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Traditional Chinese Stories：Themes and Variations)，这部小说集受到了马文·马特力克(Marvin Mudrick)的批评，马文并非汉学家，因此他对中国古代小说的批评在刘绍铭看来完全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隔山”之论。刘绍铭特意举了《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的一段描写为例，在小说中，宋四公夜间去为富不仁的张员外家行窃，将一女子杀害。在他杀害此女子前，小说描写了她的容貌之美。马文认为作者既花了这么多笔墨形容其美丽，接下来应当有浪漫故事发生，然而不然。刘绍铭指出：“那是他看惯了西方英雄救美故事后所生的幻像。在宋四公的世界里，姐儿生了‘翠弯弯的眉儿，溜度度的眼儿’，不是做成浪漫史的资料，而是‘祸水’，是麻烦的根源。”“我们明白为什么宋四公这么邪恶，而马文只知其邪恶而不知其原因。”[30](p278)也许刘绍铭表现出来对异国读者接受中国古代小说时不可避免存在的误解过于悲观，但这种现象的普遍性、严重性却不应低估。
相反的例子是林语堂翻译的《中国传奇》，他在此书的英文本《导言》中说：“本书乃写与西洋人阅读，故选择与重编皆受限制。或因主题，或因材料，或因社会与时代基本之差异，致使甚多名作无法重编，故未选入。”[31](P1)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古代小说原著的改编。如《简帖和尚》中简帖僧原有卷逃的前科，又以匿名信的奸谋使皇甫休掉妻子以遂其心愿，最后则在案发后被“重杖处死”。而林语堂将其改为《无名信》，简帖僧变成了一个姓洪的绅士，不再有和尚的身份，从一开始就为他的追求异性提供了一种合理的前提，在皇甫的妻子春梅眼中，他“又有风趣，又慷慨，又殷勤”，而他写匿名信也是出于真正的爱慕之情，所以结婚后的春梅“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那么幸福”。以致结尾处，原著中简帖僧伏法，皇甫夫妇破镜重圆，改写成了三个人在相国寺邂逅相逢，皇甫痛心疾首地忏悔，春梅不为所动。当皇甫要春梅与他一起回家时，春梅厉声说：“我们把那件事情弄清楚。当时你不要我。我告诉你我是清白无辜的，你不相信。我死我活，你全不关心，你还说与你不相干。幸而我没有死，那么我现在不管干什么，总与你不相干了吧？”说着，与洪某携手而去。林语堂在题记中写道：“作者对原文细节有所增减，并力求读者同情洪某，使皇甫氏依恋洪某，不愿回顾前夫，尤使中国读者读之惬意。”所谓“中国读者”其实是当代的中国读者，更主要的可能还是他所熟悉的西方读者。对于宋元时期的小说读者来说，他们更容易接受的还是让“淫僧”受到惩处，让夫妻重归于好的结局，但这样的结局显然不能让当今的读者，特别是西方的读者对皇甫松粗暴的行为释怀。
文学翻译在语言文化上的问题表明，从中国古代小说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还存在有意无意的缺失、曲解或误解，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以上三节，我从中国古代小说的传播实际指出，并非我们认为的最优质的中华文明在域外都得到了恰如其分的传播；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又并非原汁原味的、一成不变的；中华文明在域外的传播还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这样的结论看起来有些令人沮丧，其实，这却是文明交往中的常态，对于在一种文化体系中处于下层地位的通俗性文学来说，可能更是必然的现象。它提醒我们，由于文明本身是丰富多彩的，文明的交流也是丰富多彩的；审视中华文明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必须充分考虑文明本身的多样性。同时，由于存在着上述表面看起来不尽人意的现象，我们更应该既提倡相互尊重，又不断加强彼此沟通。据说1939年伦敦出版的克莱门特·伊杰顿翻译的《金瓶梅》，因为得到了著名作家老舍的指导，所以翻译得比较好。今天，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做得更好。
注释：
①本文系为2006年“北京论坛”之“世界格局中的中华文明”分论坛所作，在论坛发表时，承上海师范大学孙逊教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李元瑾教授、英国牛津大学杜德桥教授指教，谨致谢忱!
②例如《夷坚志》在日本就有较广泛的流传，参见周以量《〈夷坚志〉在古代日本的传播与接受》，《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2期。
③朴在渊编《韩国所见中国小说戏曲书目资料集》收录了《小说经览者》等12种书目，此书由鲜文大学校中韩翻译文献研究所2002年10月发行。
④大木靖、大塚秀高《中国通俗小说在日本江户时代》提到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和“三言二拍”最受日本人民喜爱。见《中国传统小说在亚洲》，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81页。中村幸彦《水浒传与近世文学》也指出：“在明治之前最深入广泛渗入我国民间的外国小说是《水浒传》。”见王勇、陆坚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68页。
⑤李庆善《军事小说及〈九云梦〉〈玉楼梦〉与〈三国演义〉之比较》中说：“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三国演义》对朝鲜文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见郑判龙主编《朝鲜学—韩国学与中国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81页。
⑥有关朝鲜使臣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熟悉情况，可参看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
⑦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曾引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雨森芳洲说：“或曰学唐话，须读小说可乎？曰可也。”又说：“我东人欲学唐话，除小说无下手处。”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⑧有关域外汉文小说的情况，参阅台湾古典文学研究会编《域外汉文小说论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9年。另外，单篇论文也时有发表，如杨彬、吴佳娜《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日本汉文小说》，《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第52页～第57页等。
⑨《啖蔗》，见《韩国藏中国稀见珍本小说》第一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1页。按，关于《啖蔗》的性质，有不同的看法。也有人认为此书是“三言二拍”的祖本，传入韩国后，依朝鲜人的手笔有所改动，参见闵宽东《中国古典小说在韩国之传播》，第299页。
⑩例如日本电视台曾在1978年、1993年和1994年3次以连续剧形式将《西游记》搬上荧屏，日本富士电视台2006年推出了新版《西游记》连续剧，据说创下了平均22.8％的收视率，制片人铃木吉弘在接受采访时说，与中国的同类作品相比，这部日本《西游记》最大的不同在于弱化了悟空的能力和三藏法师的性格，以便让他们更接近观众，让观众更容易感受人物的苦恼和奋斗精神。又如日本于2005年底出全北方谦三写的《水浒传》，作者说：“《水浒传》在我心中可能已经变质，我将塑造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在他的笔下，宋江变为革命理论家，鲁智深带着他的理论著作《替天行道》到处去宣讲“革命道理”；最使人匪夷所思的是竟将武松写成从小就偷偷单恋着嫂子潘金莲，而潘金莲则贞洁得可怜，为拒绝小叔子的强暴而毅然自尽……评委会对这部小说的评价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分析，加以解体并且重建，保持了长篇小说应有的紧张感。”参见黄霖《中国古代小说与当今世界文学》，载2006年8月27日《文汇报》。
(11)参见林以亮《〈红楼梦〉西游记——细评红楼梦新英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5页～第20页。另见刘士聪主编《红楼译评》第83、151页，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还将“阿弥陀佛”改译为“God bless my soul”，有关评论参见此书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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