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肇磊[1]2003年在《光绪时期湖北资源勘查活动初探》文中指出光绪时期湖北利用西方科技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一系列的资源勘查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资源的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从而开启了湖北近代资源开发的大门，促进了本地近代工矿业、农业、水利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影响了周边省份类似活动。此外，它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湖北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演进。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了时代背景。主要体现在叁个方面：一是外国经济势力侵略日益加强；二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客观要求；叁是社会各阶层“求富求强”的呼声日益高涨。正是这叁个因素促使清政府逐渐改变其经济政策，从而促成了湖北资源勘查活动的展开。 第二部分介绍了矿产资源勘查活动展开的情况。文章叙述了矿产勘查机构的设置情况、勘查的过程和取得的成果，分析了矿产资源勘查活动的特征，论述了勘查活动对湖北近代工矿业发展的正、负面影响。 第叁部分介绍了湖北农业资源调查活动情况。文章论述了农业资源调查机构的设置、湖北地方和其聘用洋教习所组织的数次调查活动以及取得的成果，着重分析了调查活动对湖北近代农业发展的推动作用。 第四部分介绍了湖北水利资源勘查活动的情况。文章论述了晚清时期湖北的水利特征、勘查情形和成果，涉及治水、航运等几个方面，同时探讨了勘查活动产生的积极作用。 结语部分在总结湖北资源勘查活动的历史意义之后，说明了资源勘查活动的非均衡性特征，分析了存在的历史局限性，着重强调资源开发必须高度重视资源勘查活动。 本文的学术创新点主要有：1．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挖掘出了一部分新史料，例如《农学报》、《汉冶萍公司》，使这一研究资料更加充实。2．对勘查的背景、特征和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取得了一定进展。3．最重要的是，第一次将光绪时期湖北资源勘查活动，包括矿产、农业和水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合分析，使人们对这一活动有了一个完整的认识。
刘薇[2]2010年在《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兵工企业》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作为洋务运动后期的殿军人物,建立近代兵工企业是张之洞洋务成就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由其一手创办的汉阳兵工厂因体系完备、技术先进、生产能力强,在当时赢得了“巨龙之爪”、“东方克虏伯”的美誉。抗日战争时期,“汉阳造”步枪成为中国军队抵御日寇的重要武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实际上,除了建立着名的汉阳兵工厂外,张之洞的兵工活动还远不止于此。早在担任两广总督期间,他便采取一系列措施对广东原有的兵工局厂进行整顿扩建,促进了广东近代兵器工业的兴起。两次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又多次对江南制造局进行整顿,并统筹该厂的迁建工作,为晚清乃至民国时期该厂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张之洞在两广、湖广、两江任上进行的兵工活动是一个整体的过程,对中国近代兵工企业的崛起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文按照时间推移和地点变化,以张之洞在广东、湖北、江南叁地整顿或兴办兵工企业的活动为主要线索,重点考察与之相关的各主要兵工局厂的建立、财政经费、军火生产、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局厂管理等问题,理清张之洞兵工思想及活动的主要脉络,并对其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在史料运用方面,力求以第一手资料为主,包括张之洞本人及其他相关人员的奏折、电稿、书信、批札等等,同时广泛搜索各种相关的档案史料以及晚清的报刊杂志,以严谨的态度对史料进行整理和辨伪,力图真实、详尽的还原史实。在研究方法上,以历史学为基础,借鉴国防经济学等学科的知识和研究方法,希望能够拓宽本文的研究层面。全文主体分为六章。第一章《中国近代兵工企业概况》主要介绍晚清以来中国近代兵工企业的发端以及中法战争前近代兵工企业的概况,找出这一时期兵工企业的特点与不足,揭示张之洞创办兵工事业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第二章《张之洞与广东近代兵器工业》主要记述张之洞担任两广总督期间进行的兵工活动,这是张氏兴办兵工企业的正式开端。张之洞督粤之前,广东的兵工基础相当薄弱,在中法战争的直接刺激下,张之洞整顿旧厂、建立新厂,为广东近代兵器工业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同时,建立近代大型兵工企业——广东枪炮厂的计划也在酝酿之中,随着张之洞的迁任,枪炮厂最终落地湖北。第叁章《张之洞与湖北兵工厂》主要论述张之洞兴建湖北兵工厂的经过以及晚清时期该厂的发展沿革。重点考察叁个问题：第一,财政状况,包括该厂的经费收支和财政管理状况,说明其经费困难的根本原因。第二,军火生产情况,包括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产品的质量与性能、分拨与营销、制式划一的努力等等,揭示其生产运作的特点。第叁,兵工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包括军官及技术人才培养和基层官兵培训,指出张之洞培养兵工人才和进行技术创新的成绩与缺陷。第四章《张之洞与江南制造局的迁建风波》主要论述张之洞提出的江南制造局迁建计划及其结局。江南制造局因选址失误多次计划迁建,但均未成功。1903年,张之洞提出了新的迁建计划,却在执行中遇到了阻力,虽经适时修改,清政府仍对其可行性存有疑虑。1905年铁良提出建立南、北、中叁厂,张之洞的迁建计划宣告失败。本章重点分析江南制造局迁建风波中复杂的政治因素,指出张之洞迁建计划的失败是其相互作用的结果。第五章《张之洞、李鸿章兵工事业比较研究》主要以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兵工企业——湖北兵工厂和江南制造局为中心进行比较研究。作为晚清洋务运动不同阶段的两大兵工巨头,两厂的建立时间、创办者、所处的历史环境均不相同。本章重点对两厂的设备引进、经费来源、军火生产、译书和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比较,揭示以两厂为代表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共性特征和发展规律。第六章《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兵工企业的历史地位》主要对张之洞建立近代兵工企业的活动进行梳理和评价。重点讨论四个问题：第一,张之洞兵工思想的形成过程,这与历史潮流的推进和张氏兵工实践的展开密不可分。第二,张之洞兴办兵工企业的历史环境,揭示政治因素和政府态度对其兵工活动产生的影响。第叁,对张之洞兴建近代兵工企业的历史地位作出客观评价。第四,揭示张之洞兴办近代兵工企业的缺陷和不足。结语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分析张之洞与近代兵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瓶颈,说明中国现代化起步之艰难。
李海涛[3]2010年在《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研究（1840～1927）》文中提出钢铁工业是一个特殊的经济部门。对于近代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历程,学界尚未进行深入细致的整体研究。本文以1840-1927年间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历程为考察对象,通过研究,力图揭示其发展轨迹,并就该时期为什么中国钢铁工业始终发展不起来、各阶段钢铁工业建设的总体特征及其不足等问题展开论述。本文考察的是中国钢铁工业的第一个建设周期,是全面认识中国钢铁工业百年发展历程的起点。中国工业化启动后不久,钢铁作为不可或缺的基础工业原料,其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引起朝野的关注。传统冶铁业无法适应时代发展需求,急遽萎缩。在此背景下,中国出现了发展钢铁工业的呼声。从1870年代初开始,中国钢铁工业建设开始了探索旅程。1871年建成的福州船政局所属铁厂成为近代中国第一家钢铁企业,标志着中国钢铁工业的诞生。然而,它只具备钢铁加工能力,囿于市场、资金等因素的掣肘,冶炼钢铁计划自始至终未能实现。其它一些洋务企业的炼铁计划也相继流产。作为洋务运动前期推动钢铁工业建设的代表性人物,李鸿章在1880年代亦趋向消极。中国钢铁工业迟迟未能全面起步,有诸多制约因素,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不佳,资金缺乏,制度缺陷,以及市场需求空间有限等方面。中法战争后,以军事工业的进步和铁路建设的兴起为标志,中国工业化向纵深发展,导致国内钢铁市场需求的增加,为钢铁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劲的推动力,一批具备冶炼能力的钢铁企业陆续兴建。贵州青溪铁厂是近代中国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以其规模和历史影响,成为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全面起步的标志。然而,所有这些企业均先天不足,存在不同的缺憾。甲午战争后,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谙熟经营之道的盛宣怀将钢铁、铁路、银行、煤炭等事业协同发展,顺应了钢铁工业建设的高度关联性特征。同时,他着手改良扩张汉阳铁厂,并推动组建汉冶萍公司,取得较为显着的成效。清末汉冶萍公司的迅速发展,开创了中国钢铁工业建设的汉冶萍时代。该局面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主要包括:清政府的大力扶植,铁路建设造就的市场空间,日本资金的较好利用,以及盛宣怀个人的历史作用。但是,辛亥革命中断了汉冶萍公司良好的发展势头。民国成立后,借鉴世界经济发展经验,钢铁工业被北京政府确立为基础工业,钢铁工业政策形成。同时,受有利的国际市场环境影响,北京政府强势介入钢铁工业建设,采取一系列整顿措施,但收效甚微。中国社会各界也积极参与钢铁建设,钢铁工业建设出现一股规模扩张的热潮,但扩张的实际结果是中国钢铁工业的畸形发展。进入1920年代,中国社会动荡,钢铁企业发展环境极为恶劣,以汉冶萍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钢铁企业相继停产。在外部,日本长期以来采取种种手段,处心积虑地掠夺中国钢铁资源,到此时,基本确立了对中国钢铁企业的控制地位。中国钢铁工业迅速衰落,走完了它的第一个建设周期。
孙轶[4]2014年在《近代鄂东南煤炭的开发与运销（1875-1937）》文中提出企业是市场活动的主体,而中小型企业构成了这一主体的大多数,它们具有活跃市场的作用。中小型企业普遍具有投资少、规模小的特点,它们如何应对市场竞争,如何生存,近代的中小企业同样要面对这些问题。在本文中,笔者试图以鄂东南区域的煤矿企业为例,展现近代中小型企业的生产、管理和运销状况,为现代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近代鄂东南区域,以大冶为中心,形成了规模化的柴煤生产企业。本文围绕下面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1.煤炭开发的背景。鄂东南区域煤炭储量少、煤质一般,但滨临长江的区位优势、汉口较早开埠的机遇,弥补了煤矿企业可能遇到的运输和销售方面的问题,加之洋务运动的鼓舞和“湖北新政”的刺激,鄂东南区域较早地出现了近代化的煤矿。2.煤矿企业的生产。笔者首先从煤矿区域、煤炭储量、开采资金叁个方面分析了该区域煤矿普遍规模小的特点。之后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依次叙述了煤矿的工人管理、生产技术的两重性等问题。总结了该区域煤矿的产量和在全国的地位,以指明众煤矿企业虽小,但依然在近代有不俗的发展成就。3.煤矿企业的经营形态。笔者从矿主的身份背景入手,分析了各煤矿的资本来源问题,并重点探讨了利华煤矿与裕大华资本集团的关系。此外,又以广济煤矿用人问题为例,指出官办煤矿的衙门作风和制度失范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4.煤矿企业的运销。此章内容是本文的重点。笔者指出与煤号联营是此类中小型煤矿的独特销售方式。同时又分析了各煤矿参与市场竞争的情况,本帮煤以低价将湖南煤赶出了武汉市场,而各煤矿之间由低价竞争走向分产合销,避免了同业间的严重倾轧。此外,外煤倾销又是各煤矿需要应对的棘手问题,然而在中法越南专约的影响下,各煤矿始终竞争不过鸿基煤。5.煤矿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矿税偏高和各类苛捐杂税,是煤矿企业普遍面临的问题。近代军阀混战和社会动荡,加剧了煤炭生产的难度。各煤矿规模小,无力购买自己的船只,运输上出现过一定的困难。此外,近代煤矿企业虽然在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但仍然遭遇了影响生产的矿难。在分析了以上各方面后,笔者以为中小企业的发展,一要靠自身的生产进步,二要政府提供优越的发展环境,并合理引导,避免同业间的无谓竞争。
孙高杰[5]2012年在《1902-1937年北京的妇女救济》文中指出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等都开启了现代化的步伐，妇女救济事业也随之逐渐步入了现代化的发展轨道。北京特殊的政治、文化地位，使其在妇女救济事业的近代转型过程中发挥了引导和示范作用，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在北京传统的社会救济机制中，除以节妇为救济对象的清节类善会善堂外，养济院、普济堂、粥厂、暖厂、栖流所等救济机构都具有妇女救济的功能。这些机构均以向被救助者提供物质援助为主要救济手段，救济的目标仅限于维持他们的生命，很少考虑使有劳动能力者通过救济最终可以自食其力。清节类善会善堂更是以帮助孀妇守节为目的，带有浓重的封建伦理道德色彩。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现代女性观念的传入，妇女命运与国家命运开始被联系起来。先进的国人逐渐认识到，中国要实现富强，就必须改变妇女的生活状况，由此揭开了近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序幕。在此背景下，娼妓、婢女、妾等女性群体的存在开始被看作是中国社会落后的表征，是社会发展进步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这些不幸妇女开始被视为“鳏寡孤独”之外需要特殊救济的群体。以妇女解放为契机，在晚清社会救济变革的过程中，妇女救济在救济对象上突破了只对老弱、废疾、贫妇及节妇实施救济的局限，将娼妓、婢女、童养媳等弱势群体纳入了救济范围，体现出社会救济的人性主义光辉。女养济院、贫民教养院、女工厂等机构的设置，则代表着“分类教养”、“教养兼施”等现代救济理念开始被付诸实践。妇女救济的这些革新不仅体现着社会救济理念、方式的现代化趋向，更意味着社会意识开始发生变化。向来被贱视的妓女开始得到社会舆论的同情，有了可以寻求救助的济良所；历来被认为应该“服于家事”的妇女也可以走出家门，进入工厂参与社会劳动。这些转变不仅仅是知识精英在提倡，还得到了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北洋政府时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幸妇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舆论关注，政府也开始正视这些舆论，担负起救济不幸妇女的责任。以京师警察厅为代表的官方力量,不仅在法令和政策上给不幸妇女以支持，还通过济良所和妇女习工厂两所官办妇女救济机构直接对不幸妇女实施救济，给她们提供容身之所，对她们进行文化和技能教育，为她们能够顺利回归家庭做准备。但受社会环境、政治腐败及管理人才缺乏等因素影响，这一时期的妇女救济政策较为被动、保守，妇女救济机构的救济措施仍旧以“养”为主，“教”的工作较为有限。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加强了对妇女救济机构的管理，进一步充实了救济妇女的政策法规，加大了对娼妓、婢女等不幸妇女的保护力度。妇女救济机构因为一批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专业人才的加入而展现出新的姿态。在管理上更加人性化、科学化；措施上真正地做到了养教结合，“教育救济”的特征明显；救济的目标则强调妇女能够作为一个独立人而存在。尽管救济经费的不足及行政管理上的严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救济工作的效果，但妇女救济事业正是在这种困境和探索中向着现代化迈进。总之，从尚贞崇节的敬节会，到拯救妓女的济良所，再到不幸妇女皆予收容的妇女救济院；从以施衣、舍粥、赠银等为主要救济手段，到教授技艺、培养独立意识的“教育救济”；从视虐待不幸妇女为自然之事，到对这种行为施以舆论谴责、政令禁止，1902—1937年，北京妇女救济事业所呈现出的发展脉络，不仅体现了妇女救济事业的进步，也意味着社会意识的演进，不仅体现了北京这个城市的发展进步，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整个中国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光绪时期湖北资源勘查活动初探[D]. 王肇磊.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2]. 张之洞与中国近代兵工企业[D]. 刘薇. 武汉大学. 2010
[3]. 近代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研究（1840～1927）[D]. 李海涛. 苏州大学. 2010
[4]. 近代鄂东南煤炭的开发与运销（1875-1937）[D]. 孙轶.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5]. 1902-1937年北京的妇女救济[D]. 孙高杰. 南开大学.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