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主义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7835(2005)02-0016-07
本书的目的不是论述苏维埃时期的历史或随后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历史，如果在这里我仍然冒昧探讨“毛主义”的基本特征，那是因为我确信这些特征不存在于理论范围而存在于战略范围；确信这个战略的基本要素，在毛泽东获得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领导地位时就已形成。虽然这个战略的确对马列主义学说具有深远的含义，但它们在理论上从未被明确化，相反在理论范围内竭尽全力掩盖这些含义。
“毛主义”战略
“毛主义”战略本质上是将一个按照列宁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由于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若干基本准则而充满活力的政党，建立在一个完全农民的群众基础之上。
虽然这是“毛主义”战略的中心，但在经历1926～1927年期间在湖南以及经历“秋收起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独特的特征。然而，“毛主义”战略的基本特征早在1928年毛泽东写的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在《井冈山前敌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1]，毛泽东列举了保持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的必要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一个强大的群众基础”的存在，尽管报告没有指明，但是群众基础当然是一个农民的群众基础。将通过实行旨在消除苏区的大部分农民阶级的基本不满情绪的土地改革大纲而赢得这些农民群众；第二个条件是一个强大党的存在，即按照列宁指示的路线组织起来的党的领导的存在；第三个条件是一支强大的红军的存在，因为在一个军事力量决定一切的环境中，一个苏维埃政权只有具备自己的军队才能生存；第四个条件是控制一片具有战略地位的根据地；第五个条件是该区域充分自给自足以保持其人口。回想起在“秋收起义”中的经历，毛泽东特别强调占有一个“中心的稳固的根据地”，并且否认了中央委员会所强调的保持这样的一个根据地是一种“保守主义”表现的指责[1]。
在报告中提到的“毛主义”战略的另一个独特特征是优先选择“边界地区”作为根据地，即可能“影响两个省”的根据地[1]。“红军必须在边界这等地方，下斗争的决心，有耐战的勇气，才能增加武器，练出好兵。边界的红旗子，业已打了一年，虽然一方面引起了湘鄂赣三省乃至全国豪绅阶级的痛恨，另一方面却渐渐引起了附近省份工农士兵群众的希望。边界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在全国政治上有重大的意义。”[1]
由此我们看到，“毛主义”战略不仅建立在对农民阶级革命潜能深入了解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中央集权已经遭到破坏，只剩下一个不稳定的重建政权的国家了，国家权力在广大的沼泽一样的农村、在那些最远离行政和军事权力中心的地区因而是最微弱的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之上。
毛泽东在会见埃德加·斯诺时，对在这个战略背景下红军的主要任务作了简明的概述，他说：“红军的主要任务是招募新的队伍，扩大苏区范围，尤其重要的是，在完全苏维埃政权下使红军已经控制的这些地区得到巩固。”[2]
我认为，这些就是与有利的外部环境结合在一起的最终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引向胜利的“毛主义”战略的思想概要。
那么，这一战略对马列主义准则来说有什么含义呢？
“毛主义”战略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准则
当然，整个苏维埃时期，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1月16日来信（注：作者认为，共产国际始终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理论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对于中国革命在执行共产国际路线过程中的屡屡遭受失败，共产国际并不认为是其路线存在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没有把握好革命的时机，为此共产国际不断更换中共领导人。从瞿秋白到李立三再到王明，他们既是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国的坚决执行者，同时又是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国遭受失败的责任承担者。继1927.12广州起义失败，又一次以无产阶级武装夺取城市的计划攻打长沙也于1930.8.5宣告失败之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30.11.16致信中共中央，指出李立三的错误，坚持共产国际路线的正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1月16日来信直接导致了李立三的下台，共产国际支持的新左派，以王明为首的“留学生派”获得了中共中央领导权。——译者注）以及第四次全体会议决议中规定的共产国际路线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路线之间，的确没有正式决裂。然而，权力转移到苏区标志了中国共产党与它假定的城市无产阶级基础几乎完全分离。这一情况是从未在理论上明确化的行动上异端的开始。中国共产主义中“毛主义”的发展证明，一个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的，对马列主义若干基本准则充满真诚信仰的共产党，可以完全不与工人阶级有任何组织联系而存在。由此，中国共产主义的经历对党与阶级关系的完整的概念体系提出了质疑。
然而，这是一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和克里姆林宫都不能容忍的质疑，因为它是一个切中列宁主义体系权力合法化真正实质的质疑。共产党之所以认为它所获得的特别、全部的权力以及自认为的绝对正确性是完全合理的，是因为共产党是一个已历史地注定要主宰世界和掌握终极绝对真理的阶级——无产阶级为躯体的社会组织的大脑。用匈牙利共产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的话说，共产党的活动“不是代表阶级活动，而是阶级本身活动的集中体现。”(George Lukacs,Lenin,a Study of the Structure of his Thought,P.23)他还说共产党员是“明显化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同上，P.24）但是，无论如何，在某种具体情况下代表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无产阶级，通常被认为是共产党保证其特性的最低限度。否则，它可能容易失去其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特性。事实上大多数共产党的文献认为，共产党是一个即使在其无产阶级基础牢固时，也非常容易受到非无产阶级影响的特别敏感的组织。脱离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必定失去它的真正特性，这个含义是清楚的。
如果共产党与它的无产阶级基础之间的关系不牢固，那么党的首要的也是最高的职责就是加强这些关系以免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在列宁的全部著作中，我们没有发现一处暗示共产党可以没有它的无产阶级基础而作为一个实体存在。
由此，我们发现，1931年之后，利用每一个可能的策略掩盖中国共产党与其无产阶级基础的实际分离就成了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共产党一项首要关注的事情。
策划这种掩盖策略的过程实际上在毛泽东最终胜利之前就开始了。当共产国际和中国领导人尽一切努力，重新赢得城市工人阶级时，城市运动与农村运动之间的“反差”，当然已经在毛泽东最终胜利很久之前就是事实了。在第三次全体大会的报告中，周恩来不得不承认党只有不到20000的无产阶级党员（可能是一个夸张的数字）[3]，抓住这个事实——无视共产国际的意向——托洛茨基早在1928年就开始为据称的共产主义分子没有城市工人阶级的完全农民的环境中进行活动这种异常现象指责共产国际（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P158）。在中国，陈独秀继续附和。我们已经看到，共产国际和中国领导人对这种事态多么不快。无论如何，他们不能对托洛茨基的谴责听之任之。由此，我们看到曼若伊斯基(Manuilsky)在苏共十六大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三个特性是，中国革命在工人阶级最终胜利之前掌握了一支红军，占有了相当大的区域。正是这个时候，它在这个区域内建立了以共产主义者为主体的工农苏维埃政权。这种状况使工人阶级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政府中实现了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注：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V ol.X,no.51,P.1063（1930年11月13日））这段话在随后的中国共产主义文献中被一再重复作为对指责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缺乏无产阶级基础的一种辩护。
这段话本质上是什么意思？它仅意味着，由于苏区的领导人是令人信任的共产党员：由于苏区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因此，那本身就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保证。托洛茨基从坚定的正统主义立场出发极其尖刻地答复了这个说法。他问：“当工人阶级还没有掌握国家权力时，它以什么方式在政府中实现对农民阶级的领导权，这是绝对不可能理解的。孤立的共产主义者群体在农民战争中的领导作用并不决定权力问题，是阶级而非政党决定。”（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P239）这是问题的症结，曼若伊斯基认为：以共同信仰聚集在一起的、组织成为一个共产党的政治团体，能够开始根本性的历史转变。这个主张切中即使最“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实质。这不是区分马克思与乌邦托社会主义者的问题之一吗？不仅是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在客观条件不成熟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而且是他们相信具有仁爱主张的小的团体在实际上只有居经济主导地位的阶级能够充当历史的工具的情况下也可以实现这些主张。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理所当然地都不能否认，非无产阶级出身的善意的人，能够与工人阶级密切结合，但是马、列都极力否认他们能够仅仅通过一种与工人阶级没有任何实际关系的信仰行为就可以密切结合，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身后的主力部队也可以存在，是承认了马、列主义所不可能承认的人类历史中政治权力的作用。
尼姆·威尔斯(Nym Wales)在她的《红色中国内幕》一书中讨论这个问题时，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似乎认为他们的党本身是直接由工人阶级构成的”（注：Nym Wales,lnside Red China,New York:1939,P.221.尼姆·威尔斯为斯诺前夫人，其著作《红色中国内幕》中译本译为《续西行漫记》，陶宜等译，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6月版。）。当然这是对曼若伊斯基表述的另一种说法。中国共产主义领导入主观相信他们是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者，就能充分证明其说法从马列主义学说角度讲是正确的吗？那么，共产主义者的主观信念如何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或工会主义者的信念比较呢？对于那些非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人来说，似乎它只是这样一个存在于共产主义者所有信仰中心的主观信念（或伪称）。然而，马列主义者不可能承认这个。理论上，他必须能够证明共产党与城市工人阶级之间至少最低程度存在的关系，必须始终竭尽全力加强这种关系。
然而，曼若伊斯基的话不是用于掩饰真实事态的唯一掩盖策略。另一个通用策略是将“乡村无产阶级”等同于真正无产阶级。已经指出虽然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出吸收“贫苦的农民”加入共产党，但他们只是在“贫苦的农民”与强大的以城市为基础的政党相联系的情况下才提出的。列宁强调“只有共产党所领导的城市工业无产阶级，才能使农村劳动群众摆脱资本的压迫。”[4]脱离城市无产阶级的“乡村无产阶级”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憎恨那些土地所有者，极其渴望获得自身的立锥之地。
在1931年11月中华全国苏维埃大会上草拟的苏维埃政府宪法给人印象深刻的是一系列劳动法，包括有关劳动时间、妇女儿童的劳动等等法令。很显然，这些法律多是为产业工人阶级设立的，在苏区环境下，它们只具有制造并不存在的无产阶级基础印象的宣传价值。
苏维埃政府的确作出了巨大努力建立直接以“乡村无产阶级”为基础的工人工会，1932年11月15日的《红旗》刊载的《总工会常务委员会文件》中，曾生动地描述了这些工会面临的特殊困难。文件基本上是攻击倾向于建立过于严格成员资格条件的地方工会组织者。这些组织者许多人曾经是产业工人的组织者，他们发现难以按照马列主义的箴言将大批“贫困的农民”归入真正的无产阶级。首先虽然按马克思主义定义无产阶级主要标志之一是他与生产方式相分离（《资本论》第1卷），但是许多这些“贫苦的农民”有自己的工具。此外，大多数“乡村无产阶级”的个人劳动受雇于不同雇主，在工会组织者看来“独立劳动者和沿门卖工的个人劳动者，都没有资格加入工会”（《红旗周报》第52期）。更为严重的是，由苏维埃政府实行的同一个土地改革使许多贫苦的农民“非无产阶级化”。文件本身承认在湖南、湖北90%的工人是拥有土地的农民，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当工人（同上）。
然而，总工会常务委员会并不想干脆放弃自己的理由，它抱怨说“各苏区工会曾提出以下的具体条件来限制和驱逐苏区的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的工人雇员于工会之外”（同上）。仅仅占有工具不应该失去会员资格，因为他们使用工具并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他人劳动（按马克思观点，劳动力受他人剥削的有工具生产者实际上是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他们的劳动是独立的分散于几个雇主之间，但他仍然受人剥削（按马克思观点，所有前社会主义的制度——当然除了原始共产主义之外——都是以剥削为特征）。最终工人不能因为有自己的一小块土地被排除在外，土地仅仅用来衡量他们对革命的忠诚（同上）。
那么，虽然工人工会形式是世界上并非马克思主义意义上严格的无产阶级行业所采用的形式，但是在中国共产主义文献中，苏区存在的工人工会经常被引用来作为这些地区存在真正无产阶级的证据。在这个“文件”中列举的事实材料非常清楚地证明，具有经济地位不稳定和不明确的“乡村工人”很少具有马克思主义体系中视为无产阶级革命潜能的那些品质。
在苏维埃时期另一个经常使用的掩盖策略是不断强调“苏维埃”是一个真正无产阶级的政治机构。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放弃苏维埃形式之后，这个对苏维埃的早期狂热证明是困窘的一个根源。然而，当时它被用作苏区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另一个证据。正是苏维埃政府是在苏维埃制度下运转这个事实便认为苏维埃是无产阶级政权的明显标志。因为，苏联的那个制度所发挥的作用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地域，证明它基本上是无产阶级性质。《中国的苏维埃》一书序言中写道“同一个苏维埃形式，对中国工人阶级来说是外来物”(Johanson I Taube,Soviet in China,P.92)。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集中在苏维埃机构上就有可能从一个著名的无产阶级创造的奇迹广州公社开始，然后缓慢地过渡到1931～1935年时期纯粹农民的苏维埃，由此给所发生的真正转变蒙上一层迷雾，由此我们在《中国的苏维埃》一书序言中看到：“1927年12月广州的苏维埃政权，海陆丰的苏维埃共和国，醴陵地区的苏维埃以及在南方和华中重要省份的苏维埃运动接连的胜利，都是由共产主义者组织和领导的。”(Johanson I Taube,Soviet in China,P.106)
实际上，列宁并没有始终认为苏维埃明显地是一个无产阶级机构。在1917年7月他甚至想放弃苏维埃，他断言：“此后，只有武装起义才能够攫取权力，在这样的行动中，我们明显地不要依靠被妥协分子搞坏的苏维埃，而要依靠工厂委员会”。只有在布尔什维克赢得了对苏维埃控制之后，苏维埃才展现出神圣的“无产阶级”特性。他感到苏维埃是一个形式，能够适应落后的农民阶层的心理。有些奇怪的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的辩论中使用了列宁这段话，试图相当巧辩地证明中国不需要建立苏维埃。斯大林说“列宁指的不是中国或印度，因为在这些国家里有一定数量的工人无产阶级——他指的是其他较落后的，例如波斯等国家”[5]。由此，清楚的是在共产主义者信仰中没有依据证明苏维埃形式本身就是“无产阶级政权”。当然，在放弃苏维埃形式之后，中国共产主义者自己极力证明苏维埃形式不是无产阶级政权的必要手段。
从诉诸情感的角度看，所有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是使用列宁进攻的而不是防御的辩论术。提出有关中国共产党缺少无产阶级基础的难题的托洛茨基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人这样做被认为只是为了将中国拱手交给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希望将世界工人阶级与中国工人阶级分裂开，他们希望欧洲无产阶级看不到中国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运动中为争取领导权而斗争的英勇历史。”(Johanson I Taube,Soviet in China,P.95)无论托洛茨基主义者和社会民主党人的动机多么险恶，他们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答复。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的偏僻地区，以及后来在西北地区极端不利条件下进行的真正英勇斗争，可以证明党的领导人的英勇品质，但它并没有证明党拥有城市无产阶级基础。
由此，我们发现，在中国共产党逐渐掌握政权期间，它与城市工人阶级脱离的铁的事实，毫无遮掩而且无法挽回地从所有掩盖策略背后显现出来。
当时，中国共产党当然能够再次声称拥有无产阶级基础，它再次与城市产业工人相联系。然而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的真实环境说明了城市工人阶级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没有关系，中国城市工人阶级——无论它的同情心是什么——消极地等待农民队伍占领城市，它当然比不上学生所起的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它存在的大约20年时间里与城市工人阶级没有任何重大联系，产业工人阶级在完成革命过程中并未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这个不争的事实已经证明一个共产党的存在可以完全不与城市工人阶级有任何事实上的联系。
如果克里姆林宫和中国共产党所使用的掩盖策略经不起仔细审查，那么，托洛茨基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发展的解释又作何评价呢？毫无疑问，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观点看，托洛茨基主义的立场是无可指责的。由于与城市无产阶级基础相分离而与农民相联系，中国共产党不再是一个工人阶级政党，因为一个政党不可能有它自己独立的生命。用Isaacs的话说，“共产党试图使工人阶级换作自己的阶级基础，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它转变成了一个农民党。”(Isaac,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404)然而，此断言多大程度上与事实相符合？从托洛茨基和陈独秀使用那个词的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真的成了一个农民政党了吗？我认为，这种观点对于事实的歪曲不亚于掩饰了官方路线。没有证据表明，共产党领导人的愿望和目标在任何时候受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认为是农民思想的那些东西的局限，或者他们随时渴望实现被认为是农民政党真正原型的俄国提出的“农民社会主义”。
我认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前提的狭窄框架内不可能完全理解中国共产主义中“毛主义”的形成，官方的和托洛茨基主义的解释模糊了而不是明确了从1931年开始的运动的性质。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而言，不是产业工人阶级的政党，也不是农民阶级的政党，更确切地说它是一个按照列宁主义路线组织起来，但从中国社会各阶层吸收人员到最高层的由政治上分明的领导者组成的精英集团。在对新民主主义时期70名中国共产党领导者背景的研究中，尼姆·威尔斯发现，只有17%的人是无产阶级。这个比例可能还是超出了马克思主义正统范围的“无产阶级”一词含皋才得出的。她还发现，70%是学生，或“来自小农场主、职员、商人家庭，甚至来自官僚权贵家庭的学生”[6]。在毛泽东领导下，这个精英集团不顾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开始认识到农民阶级本身能够成为一场革命性变革的群众基础和推动力量。这个认识可能很大部分是由于诸如毛泽东这样的领导人的农民出身。但是，认为一旦取得了权力，共产党领导人的愿望或目的必然取决于他们的农民出身或农民阶级的利益则是严重错误的。相反，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这些人即使环境迫使他们隐蔽在偏僻地区，也完全汲取了列宁主义对“落后性”的憎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工业化潜力的过分信仰。中国共产主义中“毛主义”的形成只有当——修改了托洛茨基的说法——我们认识到党和阶级共同决定权力时，才能够理解。我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既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意义上的“农民党”，而是一个使自己以农民不满情绪所产生的动力为依据，逐渐掌握权力的职业革命者的集团。
“毛主义”战略与党的路线
我们决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要的核心的假说与变化的党的路线暂时的表面的要素区分开来。已经提到了，“毛主义”战略意味着对于其中一个这样的重要假说行动上的异端。现在，我们想简要地考虑这个战略与1931年后变化了的党的路线之间的关系。
权力中心从上海转到瑞金，并没有伴随着克里姆林宫在党的路线上的任何变化；相反，克里姆林宫最关心遮掩所发生的变化，尽一切可能保持一种平稳持续的外观。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领导似乎非常满足于在第四次全体大会上表述的理论路线框架内持续它的战略。这个时候我们几乎没有发现毛泽东渴望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进行理论创新的任何迹象。
结果自然是理论和实践的完全脱离。也许，整个苏维埃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政治形式仍然是“工农民主专政”。我们已经注意到，早在1928年决定工人阶级——即共产党——在专政内行使全部的政治领导权，农民阶级将没有自己的政党代表他们时，这个形式就已经失去了它的大部分意义。随着苏维埃临时政府的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形式完全失去了意义。我们所知道的苏维埃共和国是一个农民阶级得不到自己的政治表达，工人阶级政党没有自己的群众基础的“工农民主专政”。
虽然，考察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路线将超出本书的范围，但仍然应该指出，向新民主主义路线的转变并不涉及上面概括的“毛主义”基本战略的变化。我认为，1935年实际的战略与其说是基本战略上的转变，不如说是类似“外交政策”上的转变。我们发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任何时候延安的领导都没有任何倾向放弃它的大片根据地、它对武装部队的实际控制或它向“边界地区”发展的趋向。土地政策上的变化与这个主张并不矛盾，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揭示一个固定的土地政策是“毛主义”战略的一个基本特征。从苏维埃到有其它党派参加的“代表大会”的变化，由于根本的政策决定既不是由“苏维埃”也不是由“代表大会”作出，而是由共产党本身作出的基本事实而被忽视。新民主主义时期以政治的眼光注意地方能动性，以及在使用武力作为实施政策手段上的明显下降的事实意味着战略上的改进而不是根本的改变。
虽然新民主主义阶段标志着“毛主义”基本战略没有变化，但是它的确增添了许多新的和重大的特点。由于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将民族主义情绪用于它自己的事业。这一时期还标志着可能本身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民族主义情绪的共产党领导人心理上的深刻变化。20世纪30年代在战略领域实现创新，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行使了实际的国家权力，并且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长征的沧桑之后，毛泽东当时有充分的自信在理论的表述上实现创新，他不再满足于按照莫斯科宣布的“联合阵线”的一般理论解释他的战略，而是热衷于证明中国的发展变化意味着人类历史进程中一个独特的创造性的发展。他本人是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路线的一个理论发明者。我认为，这里正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全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独特的重要意义。至少，在这里毛泽东也曾得到了莫斯科的默认。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永恒原理
以某种信仰为基础的历史运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偏离最初的基本前提而仍然保持其特性？这当然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复杂的问题之一，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一个语义学的问题，因为我们最终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运动开始时各种前提的相对重要性的评价。例如：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前提是什么？在多大程度上列宁仍然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多大程度上毛泽东曾经是一个忠实的斯大林主义者？我们对每个问题的回答当然取决于我们所关注的那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各自的重要原理。构成这个研究的总的观点是：列宁主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总的趋势是走向分裂，而不是象它的正统支持者使我们相信的那样是“丰富”和“深化”。由此，我们主张党与阶级关系问题上，“毛主义”在行动上的异端意味着这个分类过程中的另一个重大举措。然而，尽管这个趋势是朝向分裂，但是我们依然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其核心原理仍然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完整生动的原理。
首先，我们一定不要忽视中国共产主义者自身始终确信他们是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如列宁曾经认为自己是一个言行一致的马克思主义者一样，中国共产主义者也确信他们是言行一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样一个主观的信念不是反对行动上异端的保证，而是必须予以重视的一股历史力量，因为信仰休戚相关的感觉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然而，与此同时，这种信仰的休戚相关从长远来看是否与某些相反的因素一样重要是有待怀疑的。
其次，所有迹象表明，构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活力的黑格尔哲学的基本信仰完全被中国共产主义者所吸收。无论人们如何怀疑党作为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资格，中国共产党的文献中都真实地充满了这种信仰。无论他们如何置身于一个农民的环境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们是历史眷顾的负有使命的人，注定要领导中国走上工业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自从斯大林决定宣布苏联是社会主义以来，“社会主义”的概念经历了奇特的变化，虽然它在中国可能还会经历更奇特的变异，但是这个信仰确实排除了党成为“一个农民政党”的可能，并且使它执着于——无论什么样的——工业化强国的理想。它无疑还在黑暗年代里保持了党性。
第三，党是实现历史性拯救的力量，列宁主义党的组织的理论和实践是在变化中保持不变的坚实核心。列宁主义的组织严密的精英集团的基本形式，即：组织严密的精英集团通过自身与群众的不满情绪和迫切需要（注：东欧最近的历史表明，这个形式的后半部分不一定是一个基本的、不变的因素。共产党在这些国家已经表现出完全愿意通过诸如控制内政部的方式取得权力。然而，在中国，使用的完全是最初的形式。）所产生的动力密切结合而争取权力，毫无疑问，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成功。中国的经验完全证明了群众基础是农民阶级和其他社会阶层，产业工人阶级在这个形式中不需要发挥任何作用。
第四，极权主义是列宁主义党的概念中一种固有的倾向。作为一个同样的历史性进程的唯一力量，党必须在人们生活的每个领域成为最终决定者。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这一固有的倾向被苏联本身的具体实例强化到极点。我认为，毛泽东的著述表明，这个极权的倾向是中国共产主义重要核心的一部分，它只受外部环境力量的影响，直到新近由于党的慎重使用武力才有所减弱。尽管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宣布实现社会主义，但这已是事实。即使在这个前社会主义时代通过强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就能够使自己保持对人民活动的每个领域的最终决定权。由此，毛泽东本人的著作证明了在共产主义中国权威主义只受外部环境有限度的影响。
最后，在“五四运动”时期如此强烈吸引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的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学说，在中国共产主义中仍然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研究的开始，就已经提出了这个重要因素，并最先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自身所处形势紧密联系起来。除了列宁对帝国主义的解释的真假之外，他得到的帝国主义的理论（可以肯定，大部分来自于其他人），他将注意力转向由19和20世纪西方帝国主义引起的仇恨和不满，并且将他们纳入他考虑的一个因素，都使他与仍然自以为是地相信所有人类的重大问题都将在西方并由西方解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明显区分开来。这个政治洞察力本身，与其说归功于他的马克思主义背景，不如说归功于他的俄国出身。然而，无论事实如何，这个政治洞察力使他有可能与政治上分明的亚洲知识分子建立了密切关系。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由此成为了连接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亚洲怨恨情绪的纽带。例如，在中国列宁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即使在与共产党关系疏远的圈子里也被如此广泛地接受，以至于凡是讨论帝国主义的话题，列宁主义的理论就成为理所当然的解释。
活生生的经验是否将教会中国共产主义者质疑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一定阶段的特有现象的理论，是一个取决于未来以及他们自身利用的问题。
总之，虽然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确确定无疑地证明了，共产党与产业工人阶级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有机的联系，但是共产主义运动仍然保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信仰的某些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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