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新变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新变化论文,当代论文,人文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论述当代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变化，是想为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一个学术 背景。因为当代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是与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的变化分不开的。为了更准确 、清晰地了解和把握西方史学的发展脉胳及其变化的性质，就必须把它放到其发展所 处的整个学术大语境之下进行考察，必须对西方人文学术思潮，特别是哲学和历史哲学 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探讨。
一、西方哲学的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由于接触西方学术的机会多了，我们越来越 感觉到，不仅在历史学领域，而且在整个人文学术领域，乃至其他如建筑、艺术等领域 ，西方的变化是惊人的。许多新的名词术语、理论公式，层出不穷，扑面而来，与过去 习惯的、熟悉的很不一样。对这种现象自然不能再采取像过去那样一概简单批判排斥的 态度，而是应该潜下心来认真地加以研究。
在西方人文学术思潮中，应该主要关注哲学。虽然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 orty)认为，哲学在启蒙运动后取代神学成为“文化之王”的地位在他所谓的“后哲学 文化”中已消失，而只能成为文化的一个部门①(注：参见理查德·罗蒂：《后哲学文 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但这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作为在理论层面上对自 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对人文学术思潮(包括历史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容 忽视的。
关于20世纪西方哲学和历史哲学的发展，我们通常运用英国哲学家沃尔什(W.H.Walsh) 的提法，把它说成是从思辩的到分析的(或批判的)的转变。简言之，思辩派的研究重点 是解释历史事实的性质，“试图在一大堆貌似杂乱无章的历史事实背后，寻求出理性的 原则，规律或意义来”，分析派则着重“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②(注：参见何兆武、 陈启能主编：《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这 种说法虽然从一个角度反映了西方哲学在20世纪的发展，但并没有涉及更根本、更重要 的特征，从而也就没有把问题说清楚。
从众多对20世纪西方哲学的分析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张世英教授的说法。他在《进入 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③(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 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一书中对西方哲学发展提出的分析，似乎更能说明西方哲学变 化的实质，把问题说得更为清楚。下面，主要根据张世英的看法，结合笔者的理解，对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作些分析。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得不多引证一些张世英的原文 。
张世英的主要观点是，西方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都可归为传统的形而上学，或用德 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说法“在场形而上学”(metaphysis of prcacncc)。这种旧 形而上学“就是要从感性中直接出现的东西按照纵深方向上升到理解中的东西[“逻各 斯”]，以理解中的东西为当前事物的根底。”④(注：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 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页。)也就是说，它认识事物的方法是从 感性中的东西到理解中的东西，从表及里，由浅到深。其方向可以概括为“由现象到本 质、由个别到普遍、由差异到同一、由变化到永恒、由具体到抽象……由形而下到形而 上，最终是以形而上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或普遍性、同一性为根底，或者说得简单 一点，是以‘常在’(constant prcscncc，‘永恒的在场’)为根底。”⑤(注：张世英 ：《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7、8页。)张世英强 调，旧形而上学之所以奉理性、思维至上，是和它以认识同一性(相同性)作为它的最高 任务分不开的。这种旧形而上学表现出它鲜明的抽象性和纯理论性。这也正是它的局限 性的表现。
张世英认为，现当代西方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与旧形而上学的相比是一种明显的转向 。这股思潮从尼采开始⑥(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 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 版，第8-11页。)，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德里达等学者。他们不满足于传统西方 哲学的“在场形而上学”，强调“把在场的具体的东西与不在场的然而同样具体的东西 结合为一个无尽整体，认为这才是人们实际生活于其中、实践于其中的活生生的世界” ⑦(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 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1-12、14、15 、144页。)。这样，现当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潮用现实性取代了旧形而上学的抽 象性，用实践性取代了纯理论性。这就是说，他们不满足于旧形而上学的本体世界，对 抽象的、永恒的本质的追求，而要求回到具体的、变化的现实世界。他们也注重当前在 场的东西，但不主张停留于此，而是更强调构成事物背后的隐蔽方面。与旧形而上学要 求超越当前在场的东西到抽象的永恒的世界不同，他们要求从当前在场的东西超越到其 背后的不在场的东西。这些不在场的东西，并不是抽象的永恒的概念或本质，而同样是 现实的事物，只是不出场或尚未出场而已。张世英把旧形而上学的超越叫作“纵向的超 越”，而把现当代哲学的超越叫作“横向的超越”。因此，20世纪西方哲学的转向被概 括成从“纵向的超越”到“横向的超越”的转向。张世英指出：“哲学在‘横向’转向 以后，它所追求的是隐蔽于在场的当前事物背后的不在场的，然而又是现实的事物，它 要求把在场的东西与不在场的东西、显现的东西与隐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哲学的最高 任务不只是达到同一性或相同性，而是要达到各种不相同的东西相互融合的整体，亦即 达到天地万物之相通、相融。”⑧(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 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2、11-12、14、15、144页。)
张世英指出，西方哲学的这种“横向”转向对历史观有重大的影响。下面就结合历史 观，也即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的问题来具体阐述这种转向。按照旧形而上学的看法，当 前在场的事物与隐藏着的昨天的事物和明天的事物是相互对立的，彼此孤立的。“研究 历史就是把古的、过去的东西当作外在的客体、对象来对待，研究的最高目的就是寻找 ‘原本’以恢复过去的原貌。”⑨(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 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2、11-12、14、15、144页。)至于有关过去的史料(不论是文字的还是实 物)，虽然也可以是当前在场的，但它并不是过去的“原本”，更不是过去的原貌，只 是提供历史学家进行抽象，提炼以寻找“原本”的原料。相反，哲学的“横向”转向强 调的是，古与今、过去与未来彼此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通融的。因为，历史的每一瞬 间，既隐藏着(负载着，沉积着)过去，又隐藏着(孕育着，蕴涵着)未来。“今天在场的 事物背后隐藏着昨天的不在场的事物；昨天在场的事物背后隐蔽着尚未出场的后来的事 物。”⑩(注：张世英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 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1-12、 14、15、144页。)这里，在场的和不在场的关系是“横向”的，并不像旧形而上学强调 的那样，只是由时间流逝决定的“纵向”关系。
这里反映出认识论(或历史认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即主客体关系问题。旧的形而 上学把主客体的关系割裂开来，看成是彼此外在、相互对立的关系。这就认定，研究历 史只是把历史上的东西看成是外在的客体、对象。它是现成的、固定的、孤立的，从事 研究的人对它的解释与它没有内在关系，解释者不参与历史的东西的运动。
相反，哲学的“横向”强调的是主客体融合，把过去和现在看成是一体的，既没有孤 立的过去，也没有孤立的现在。这就认为，研究历史的最高兴趣不是只去恢复原本，而 是要“从古往今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中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11)(注：张世英认 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是西方旧形而上学现当代哲学的过渡，参见张世英：《进入澄明之 境——哲学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1-12、14、15、144页。)。在现 当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特别是伽德默尔(Hans Georg Gadame r)在突破西方传统哲学这方面的局限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海德格尔认为，历史的运动和 研究者对它的解释的运动，两者间有着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伽德默尔发展了这一思想 。伽德默尔不仅明确指出，恢复历史原本是不可能的，而且强调可以把过去和现在沟通 和融合起来。这种沟通和融合是在历史的具体现实中实现的。历史研究的最高兴趣就是 这种沟通和融合。现当代西方史学强调，历史研究中应进行今人和古人的对话。主客相 融、古今相通的主张正是这种对话得以展开的理论基础。
还应指出，“横向”转向前后的西方哲学不仅在研究方向和目标上是不同的，而且在 达到目标的途径上也是不同的。旧的形而上学把认识同一性作为最高任务，把抽象的永 恒的本体世界作为世前事物之底。因此，要达到这一目标，它就不能停留在感性认识， 而必须以思维作为把握事物的途径。这样，它之崇尚理性，思维至上的特征就是由它的 目标决定的。相反，哲学在“横向”转向之后，把最高任务不只限于达到同一性，而是 强调达到各种不同东西相互融合的整体，这就不能只靠思维，而是要靠想像。
以上，我们简要地概述了张世英教授关于20世纪西方哲学转向的分析。这一分析可以 帮助我们从总体上，从一个更深的层面上了解西方哲学的转变。这对我们了解当代西方 人文学术思潮，包括历史学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很有帮助。但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张 世英的分析的优点是，抓住了比较重要的和实质性的问题进行剖析，可以帮助我们从总 体上更深地了解和把握西方哲学转变的特点和性质，从而可以触类旁通地加深对西方人 文学术思潮(包括历史学)当代的变化及有关问题的理解。但可能正由于张世英着重从总 体上分析西方哲学的转向，因而在一些比较具体的局部的问题上还存在着阐释不够清楚 之处。他的著作问世后，国内已有学者提出一些疑问(12)(注：参见梁志学：《读<进 入澄明之境>的几点疑惑》，《光明日报》1999年8月27日。)。第二，张世英对战后西 方哲学和人文学术思潮的变化，特别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及其影响，没有作专门的论述。 这或许不属于他这部著作所要写作的计划。但西方哲学和人文学术思潮的这些最新的明 显的变化，对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实践的变化是十分重要的。否则许多问题和现象 依然说不清楚。因而我们在下面试图作些分析。
二、“语言学的转向”
20世纪西方哲学的变化还有一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对语言发生很大的兴趣。这是一 个重要的变化。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ur)指出：“如果我们企图涉及过去 五六十年间哲学家对语言发生兴趣的研究，就不得不涉及我们时代的几乎全部哲学成果 。因为这种对语言的兴趣，是今日哲学最主要的特征之一。”(13)(注：保罗·利科主 编：《哲学主要趋向》，李幼蒸，徐奕春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37页。)从上述 哲学的“横向”转向的角度看，这种“语言的转向”正是其需要的。按照张世英的看法 ，过去的传统形而上学总是把主体和客体、思想和对象隔裂开来。这种“主体性哲学” 把人看成认识主体，客观世界是被动地等待着人去认识的。也就是以人为主体，人通过 认识以征服客体、征服自然。而“横向”转向以后的哲学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人 正是有了语言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沟通和形成共同生活。这样“横向”转向后的哲学也 就转向了同相互理解紧密相联的语言哲学。(14)(注：参见，张世英，前引著作，第16 页。)
谈到语言哲学，也就谈到“语言的转向”。这里首先要弄清楚其涵义。严格来说，“ 语言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虽有联系，却有区别。这是需要注意的。先说“语言 的转向”。
“语言的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15)(注：“语言学的转向”，英文也是the l inguistic turn。把它分别译成“语言的转向”和“语言学的转向”是为了表示其区别 。)主要是指哲学研究的方向转向语言逻辑问题。这种转向并不是简单的兴趣转移，而 是对传统形而上学，特别是19世纪黑格尔唯心主义不满，对思辩哲学构筑宇宙总图景的 宏图大略不满，并力图重建哲学的一种反映。
“语言的转向”这一术语最早是由早期维也纳学派的英国哲学家伯格曼(Gustay Bergm ann)提出的。他指的主要是分析哲学把它探索方向转向了语言逻辑。伯格曼把这一转向 的意义看作是研究哲学的方法的根本转变，但这是不够的，因此，更能代表和推动“语 言的转向”的是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他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对 当代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语言的转向”是由牛津日常语言学派最终完成的。而这 一学派又深受维特根斯坦的后期著作《哲学研究》的影响。可见，维特根斯坦对“语言 的转向”所起的重要作用。
从维特根斯坦的论述可以看出，“语言的转向”并不只是研究方法的转变，而是哲学 观的根本转变。之前的哲学关注的是认识的内容及其与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之后的哲学 则关心思想与语言表达之间的关系。哲学的任务不再是研究认识与世界的关系，而是探 索我们的语言是否正确表达了认识。也就是说，哲学家要探索的不是如何使认识成为可 能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语言表达成为有意义的问题，如何使哲学语言符合逻辑句法和日 常用法的问题。这样，一切哲学问题都成了语言问题，或如维特根斯坦所说，“全部哲 学就是语言批判”(16)(注：转引自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1990 年第2版，第395页。)。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因为，当这种哲学 认识论把自己研究的重心由“经验”转向“描述”，由“世界”转向“语言”时，它就 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提出了挑战，甚至加以否定。
需要指出，完成“语言转向”的，主要是英美的分析哲学，也被称为“语言哲学”(li nguistic philosophy)，以区别于过去的“思辩哲学”。自然，“语言的转向”的影响 并不限于英美分析哲学。欧洲大陆的哲学家也同时关注和研究语言问题，如解释学，存 在主义的现象学。这就使得研究语言成为当代西方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并形成了一门 新的哲学学科“语言的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与主要指英美分析哲学的 “语言哲学”是有区别的。(17)(注：参见江怡：《世纪之交的“语言的转向”问题透 视》，载李惠国、黄长著主编：《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135页。)
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转向”虽然有很大影响，但它对传统的哲学问题的摒弃，不是 通过分析它们的错误，而是通过逻辑分析，说明这些问题违反了逻辑句法，因而是无意 义的假问题。换言之，这只是简单的摒弃和否定，并没有提出新的认知范型，更没有用 这种新的认知范型对过去的传统哲学问题进行重新的审视和批判。后面这项更重要的工 作是由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语言学的转向”完成的。总的来说，19/20世纪之交的“ 语言的转向”可以看作是整个“语言学的转向”的前一阶段，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 语言学的转向”才是更重要的，“真正意义上的”(18)(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 ——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70页。)。
这次“语言学的转向”就是把语言学的理论模式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型，并用来对过 去传统的哲学问题和认识进行重新审视。这次“转向”的标志是20世纪60年代后西方结 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有意思的是，结构主义语言学虽然兴起于60年代初，但其奠基人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理论成型于20世纪初，与维特根斯坦基本同期。在6 0年代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以后，它的概念和理论原则，作为一种新的认知范型和方法 论渗入西方整个人文科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语言学的转向”。这里没有必要 来较详细地阐释结构主义语言学，但需要对其中对西方人文思潮日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的索绪尔等人的若干思想作个简要的说明。
简言之，“语言学的转向”首先是使语言学和对与语言有关的种种问题的认识发生了 根本性的转折。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语言观与传统的形而上学认识论有关。后者强 调认知主体在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中的决定作用。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语言就被作为 一种“再现”的工具，为认知主体再现客体和再现主体的思想。按照这种语言观，没有 语言，不论是客观世界，还是认知主体的主观的意义的世界都无法再现出来。这是一。 其次，关于“意义”，传统的语言观认为，人既然使用语言来表示自己的意思，他就是 “意义”的主宰。人透过语言，就能弄清它背后的意义，因为语言是意义的载体。在语 言符号与语言的意义之间是一种对应的天然的关系。再次，传统的语言观肯定传统意义 上的客观存在和客观历史。这种客观存在的事物有一种内在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 ”。这一“本质”正是哲学要去寻找，并通过语言“再现”出来的。
结构主义语言学颠覆了这些传统的观点。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由两部分组成：物质 部分，指口语中的声音和笔语中的书面记号，他称之为“能指”；观念部分，指发音或 书写时，语言使用者头脑中对某个声音记号或书面记号所表示的物的观念，他称之为“ 所指”。更重要的是，他强调，“能指”和“所指”的对应关系是随意的，人为的，而 语言意义则由语言符号之间的差异所决定。这就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语言观完全不同了。 它不把事物的“意义”看成是事物所固有的，不把语言符号看作是实在意义的替代物。 语言的意义被说成是由语言符号的差异(概指“能指”的差异，也指“所指”的差异)决 定的。这样，意义只有依靠“阐释”才能获得，而阐释总是多样的，因而意义也会是多 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进而，事物存在一种内在的、永恒的、抽象的“本质”的传 统看法也被推倒，而只强调存在一种在特定历史框架中的建构。
如果说索绪尔主要关心和论述的还只是语言学的问题，那么当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被 当作一种新的认知范型去重新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并对原有的认识和认知范型加以重新 整合时，它对整个人文思潮的影响就是极其巨大的。当然，这里有西方许多当代学者、 思想家对索绪尔语言学的发展和引申。如利奥塔的“叙述危机论”，认为“宏大叙述” 已分裂成无数的各式各样的“小叙述”；罗蒂认为，传统形而上学把语言看作是反映自 然的一面镜子，现在这面镜子已经彻底破碎了；德里达创造的“延异”(differance)概 念，等等。
总之，“语言学的转向”不只是语言学本身的转向，而是涉及整个西方人文社会科学 的学术转向。“话语意识”的明显增加，对语言的自觉和重视，都是其标志，这里还包 括“认知范型的更迭，视角的转换，对于各种已知的再思索”，以及“新的跨学科的综 合，边缘学科的开拓和新学科的建构”(19)(注：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 现代主义思潮批判》，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41、70页。)。这个转向常被看成就是后 现代的到来，至少在时间上它们是同步的。
三、后现代主义及其对历史学的挑战
说起后现代主义，至少应该简略地谈一下，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对它应该如何理解?后 现代主义是一个十分不确定的、模糊的、有争议的概念，在国内外的学者中意见甚是分 歧，很难给它下一个统一的、简单明了的定义。下面略举几种看法。 关于后现代主义，一般常把它说成是一种思潮，一种学术思潮，文化思潮，或者文化 运动。如俄罗斯学者尤里.别斯斯梅尔内写道：“后现代主义是在60年代末，在文学批 评、艺术和哲学中形成的一种思潮。它的形成与一系列法国的和美国的作家和学者(雅 克·德里达、米歇尔·福柯、罗兰·巴尔特，保罗·德·曼，海登·怀特，西利斯·米 勒尔)的活动有关。从70年代末起，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开始在民族学、史学理论中显现 出来，后来也在历史学中显现出来。”(20)(注：尤里·别斯斯梅特内：《关于研究权 力现象和关于后现代主义和微观史学概念的若干思考》，载《奥德修斯，1995年》，莫 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俄文版，第6页。)我国学者刘放桐也认为：“‘后现代主义 ’原仅指称一种以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设计风格为特征的建筑学倾向，后来被移用于 指称文学、艺术、美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中具有类似倾 向的思潮。”(21)(注：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走向》，载《流变与 走向——当代西方学术主流》，第2页。)刘放桐进而指出，19世纪中期以来反传统的哲 学家，如尼采、狄尔泰(有人甚至还追溯到帕斯卡尔、维科和卢梭)也可称为后现代主义 者。如果这样，就需要把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后现代主义称为当代后现代主义。它不仅 批评笛卡尔以来西方的近代哲学，而且批评19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自尼采以来西方的 现代哲学。当代后现代主义代表了西方哲学发展中的一个最新阶段(22)(注：参见刘放 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走向》，载《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术主流》 ，第4-5、17页。)。总的来说，它比“现代西方哲学家在某些方面更为彻底并揭示了后 者的许多缺陷，但同时又往往更加走向极端，因而可能具有更大的片面性”(23)(注： 参见刘放桐：《后现代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代走向》，载《流变与走向——当代西方学 术主流》，第4-5、17页。)。这种说法，与前面引述的张世英关于尼采以后的西方哲学 的转折有所不同。
把后现代主义说成是一种思潮，自然是没有错，但也似乎太过笼统。究竟这种思潮有 什么特点，与其他思潮有什么区别等，并没有说清楚。然而，鉴于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 性、多义性、多倾向性和多争议，要把这个问题三言两语说清楚是很难的。好在，国内 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书已出了不少。读者如有兴趣，不妨找来读读。
下面着重谈一下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首先要指出，后现代主义这个复杂的思 潮在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德国、美国等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但若从总体来看，那 么西方的史学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和八九十年代是有明显的不同的。这主要是 表现在对史家与史料相互关系性质的理解上，对历史认识的对象和方法的理解上，对获 得的历史知识的内容和性质的理解上，对历史知识叙述形式和随后对历史文本的解释的 理解上(24)(注：参见劳·彼·列宾娜：《“新史学”和社会史》，莫斯科1998年俄文 版，第224页。)。这些不同与“语言学的转向”与“符号学的挑战”都有关系。实际上 反映了后现代主义的挑战。
概括地说，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挑战集中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历史现 实的概念提出怀疑，认为历史认识的客体不是独立于认识者之外的实体，而是由语言和 推论的实践构建的。第二，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工具，而是形成意义、决定思 维和行动的主要因素。因此，话语的形式在许多方面决定由它建立的文本的内容。这样 既对过去的历史文本和当代的历史叙述能否符合实际地构建过去提出怀疑，又向历史学 家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更深地理解历史，更多地考虑客观性标准和自己的史学创 作。因为，历史学家已不能满足于读懂史料，而要解读史料所用的语言背后的意义。第 三，由于抹杀了事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就对史料的可靠性提出了怀疑。第四，对历史 认识的信仰和对客观真理的追求提出怀疑。最终，对历史学家的职业意识和职业主权提 出怀疑。后现代主义的挑战迫使历史学家去重新思考有关自己的职业，有关历史学在人 文知识体系中的地位，有关历史学内部结构以及研究任务的传统观念。例如，史学与文 学的界限就有被磨灭之虞。 最集中、最突出地反映后现代主义历史观或史学理论的，当推美国史学家海登·怀特( Haydan White)。他于1973年发表的《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Tmagin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一书引发了广泛的争论 。所谓“元史学”，就是跳出具体历史事实的研究，而在历史话语的层面，探讨历史话 语的本质，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关系等史学理论问题。1978年，他又发表《话语转喻 论。文化评论文集》(Tropics of Discorse.Essays in Cultural Criticism)一书，进 一步阐发他的观点。海登·怀特对历史话语的重视，对文本的写作和阐释进行分析，这 些都反映出“后现代”氛围中“话语意识”勃兴的状况，也反映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影 响。因而，海登·怀特的书可以看作是“语言学的转向”在历史学中的表现。
简言之，海登·怀特认为把“历史”看作是“过去的事情”的看法是不恰当的。“历 史”就是历史话语，它的特点是“被写下来的”和“供人阅读的”。他分析了历史话语 的本质、它的叙述程式、它在进行自我解释时的具体策略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强 调，历史文本有一个“潜在的深层结构”。这个结构“本质上是诗性的”，意思是说： 历史从根本上离不开想象；这个结构也“具有语言的特性”，意思是说：历史在本质上 是一种语言的阐释，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可见，海登·怀特要强调的是，撰 述历史离不开想像，历史叙述和历史文本都带有虚构成分。在《话语转喻论》中，他更 明确认定，历史和文学是一样的。它们的话语形式，构成各自话语的技巧和手段大致一 样。
西方各国学者，包括历史学家，对后现代主义挑战的反响是不一样的。其中，有两种 极端的反响：一是完全赞同，甚至声称“语言之外的现实并不存在”；另一是完全否定 这种新倾向，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以来，寻求妥协的声音越来越多。这种介于两种极 端之间的所谓“中间立场”得到不少历史学家的青睐，从者逐渐增多。不少学者认为， 后现代主义以及它对历史学的挑战，虽然有其极端化表现的一面，但它的出现和产生影 响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它所提出的和涉及的许多问题，也是值得重视的。拿它对历史学 的挑战来说，并不是一场突如其来的“飞来横祸”。
美国历史学家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就曾明确表示，他持的是“中间”立场。他说：“ 我认为我个人的立场可能介于后现代主义者和相对而言较为保守的立场之间。”(25)( 注：《伊格尔斯访谈录》，引自台北《当代》第163期(复刊第45期)，2001年3月，第14 页。原载埃娃·多曼斯卡：《冲突：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wa Domanska,Enco 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a,1998)。)还说““我认为在兰克的信仰客观性和怀特 的相对主义之间，有可能开辟出一条中间路线。”(26)(注：《伊格尔斯访谈录》，引 自台北《当代》第163期(复刊第45期)，2001年3月，第17页。原载埃娃·多曼斯卡：《 冲突：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Ewa Domanska,Encounters:Philosophy of Histo ry after Postmodernism,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University Press of Vigini a,1998)。)所谓“中间”立场，指既不同于科学客观主义的立场，又区别于极端语言学 的立场。它对后现代主义往往采取既有肯定又有否定的批判态度。伊格尔斯对后现代主 义就作了这样的分析。他指出，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包含有不少重要的，有价值的观点 。它说明，单一的历史是站不住脚的；历史不仅有连续性，而且有断裂。它指出，意识 形态已经渗入到职业历史学的主导话语中。它还对职业历史学的专家权威性语言提出挑 战。但另一方面，它在拨掉脏水时把小孩也倒掉了。它否定任何理性的历史话语的可能 性；质疑关于历史真理的概念。这样，它不仅抹杀了横在历史话语(它总带有虚构的成 分)和小说(它在多数情况下谋求解释现实)之间的变动的边界，而且抹杀了横在诚实的 学术和宣传之间的边界(27)(注：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观性 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1997)，第13页。)。
对后现代主义的主要批评是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在”(现实)的存在。海登·怀特的 立场就被批评为“语言决定论”。这种立场使他只能看到他的语言允许他加以概念化的 东西。他把历史归结为文本，只在文本的层面上讨论历史，而把实在发生的事件放逐了 。后现代主义这种否定事件，把历史只等同于文本的说法，在讨论和解释历史上的人类 灾难时，其矛盾就会暴露出来。伊格尔斯，作为一个11岁时由于德国纳粹迫害而随家迁 往美国的难童，很懂得“大屠杀”(Holocaust)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事件。他指 出，近年关于“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讨论使后现代主义的矛盾表现得更明显。海登·怀 特也承认，从道德的观点看，否定“大屠杀”的现实是不能接受的，尽管在历史叙述中 不可能客观地确定发生的事(28)(注：参见伊格尔斯：《20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客 观性到后现代主义的挑战》(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 ury.From Scientific Objectivity to the Postmodern Challenge,Wesleyan Univers ity Press,1997)，第13页。)。
的确，法西斯纳粹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无辜犹太人，日本军国主义 侵略军仅在南京就屠杀了30万无辜的中国同胞。这样的血淋淋的事实难道仅仅是文本吗 ?日本右翼分子矢口否认南京大屠杀，企图改写历史文本。他们的罪恶意图正好说明， 仅仅把历史归结为文本，不看历史事实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总起来说，“语言学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对历史学的理论研究是有启示的。7 0年代以来。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新思潮喷涌而出，其探索的中心转向新的领域：对历史 文本的话语结构分析。这种转向是由于历史著述的语言及其结构，历史叙述的修辞特征 ，本来就是反映历史学特征的认识形式，是过去被忽视的历史学的更深层次。如果说， 过去历史哲学探讨的主要是历史学家能够认识什么和怎样认识的问题，那么对认识过程 中的或认识到的东西如何表述出来却缺乏研究，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现在的转向是把 重点转到历史学家表述了什么和怎样表述的问题。历史写作的性质和形式、文本语言、 语境等，这些再现历史的形式不再被看作仅仅是一种解释的形式，而是本身也具有意义 。
此外，后现代主义接触到的是历史学和历史认识中的根本难题。如历史构建的可靠性 和限度，历史解释的性质，历史叙述和文学话语的作用和关系，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的 关系，文本和语言等等。对这些认识论难题，新史学家早已意识到，并展开了持续的讨 论。关于历史学科结构调整的必要性，也早在“语言学的转向”提出之前就已认识到了 。相继出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及其互相渗透反映了这种调整。此外，自70年代末80年代 初以来，西方新史学的变化，如社会结构研究向社会文化研究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 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语言学方法的广泛运用，研究兴趣向微观史学的倾斜，从超 个人的结构转向个人，所有这些都体现了新史学家对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探索和 思考。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把历史认识中的难题以十分尖锐 的方式提了出来。可以想见，这必然会使历史学家更积极地为探讨这些难题，在史学理 论领域和历史研究实践中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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