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社会心理变异与文学兴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初论文,社会心理论文,清末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7)04-0097-07
社会心态，通俗地讲是指民风和大众心理。这种民风和大众心理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存在并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使人认同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或不自觉地受到这种观念、态度和意志的控制。在每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理都是必须重视的研究领域。故此，杜亚泉在民国初年就特别关注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心理问题。他认为，“个人心理分为智情意三大端，社会心理亦分为智情意三大端，即社会知识、社会感情、社会意志是也。二者为一浑圆体，复杂混合，不能为显然之区画，亦如个人心理参互错综，不能为判然之界限。略言之，则知识者，所以开浚社会之精神；感情者，所以推动社会之精神；意志者，所以表示社会之精神。而社会之智情意，既出个人之智情意集合而成，则必个人之智情意，先立于精确正当稳健之地，然后社会之智情意，乃得臻于精确正当稳健之域。此则社会心理之纲要也”①。一般说来，社会心态的内容包括心理取向、社会理智和文化精神，在本质上.它是社会存在的变化规律在社会主体中的精神内化，是社会实践者和精神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动机和驱动力，它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社会活动和行为选择。俄国哲学家普列汉诺夫指出：“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学科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② 中国古代就有过“采诗以观民风”的采风制度，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民意调查和舆论监督系统。进入近代之后，大众对于历史的影响越来越大，甚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对大众心理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大众心理的集中体现，代表着众多社会个体的较为一致的思想情感。这样，要理解一个时代，就不能不了解那个时代的文学。如此从文学来进入历史，就可以使历史研究中树立起一个“人心”的维度；而从历史来反观文学，也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历史”的维度，不致使文学成为一种超然于社会的象牙塔之物。
1921年，梁启超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特别强调把握一个时代的社会心态对于理解历史的重要性。他说道：
(人类)活动必有成绩，然后可记.不待言也。然成绩云者，非一个人一事业成功失败之谓，实乃簿录全社会之作业而计其总和。质言之，即算总账也。是故成绩有彰显而易见者，譬犹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木摧；历史之大圣哲大英雄之出现，大战争大革命之经过，是其类也。亦有微细而难见者，譬犹退潮刷江岸而成淤滩，宿茶浸陶壶而留陈渍；虽聪察者，犹不之觉，然其所演生之迹，乃不可磨灭。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不能确指其为何时何人所造，而匹夫匹妇日用饮食之活动皆与有力焉，是其类也。吾所谓总成绩者，即指此两类之总和也。夫成绩者，今所现之果也，然必有昔之成绩以为之因；而今之成绩又自为因，以孕产将来之果；因果相续，如环无端必寻出其因果关系，然后活动之继续性，可得而悬解也。然因果关系，至复颐而难理；一果或出数因，一因或产数果；或潜伏而易代乃显，或反动而别证始明；故史家以为难焉。③
梁启超的这段话，既强调了理清历史的因果关系的困难，也指出了解决这种困难的途径，那就是不但要关注历史上大圣哲、大英雄的作为，还要关注普通人匹夫、匹妇的日常生活对于历史的影响；由这两者交互作用所产生的“一社会一时代之共同心理，共同习惯”，是揭示历史因果关系的关键。因此，探求时代的社会心理状况的蕴积、发动和变化，就成为“史家最要之职务”：“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史家最要之职务，在觑出此社会心理之实体，观其若何而蕴积，若何而变动，若何而变化，而更精察夫个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于此，则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④ 梁启超之所以如此重视人的心理和社会变化的探讨，自然与他信奉的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心力论”有关。过分强调心理因素，会导致一种主观主义的唯意志倾向；然而，人的社会心理动机对于历史变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不可忽视的。因此，对于社会心理的研究自然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并为人们理解历史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进入方式。
早在19世纪末，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就开创了社会心态的研究，他的《乌合之众》(1895年)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经典。该书的重要性在于他不仅仅局限于社会心态研究自身，他还力图通过社会群体心态的研究为未来的历史趋向发出某种警示。勒庞认为，发生在文明变革之前的大动荡，从表面看上去，似乎是由政治变化、外敌入侵或王朝的倾覆决定的；但是深入来看，在于人们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的变化。因此，“真正的历史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其宏大而暴烈的场面让我们吃惊的事情。造成文明洗心革面的唯一重要的变化，是影响到思想、观念和信仰的变化。令人难忘的历史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不露痕迹的变化所造成的可见后果而已”。⑤ 从这一观念出发，勒庞认为近代以来的欧洲面临的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型过程的关键时期。其转型基础缘于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的毁灭，既往人类文明的所有要素都根植于这些信仰之中。这种毁灭，意味着传统社会存在的根基的动摇。二是现代科学和工业的各种发现，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存和思想条件。人们认为，靠着这些现代的知识和技术成就，可以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合理的社会。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代，自然就会呈现为一种群龙无首的过渡状态。勒庞在这个过渡时代中发现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的崛起，那就是群体的力量。他强调，如果对这种群体的力量熟视无睹，那么你就根本无从理解这个时代。正是因为群体的崛起成为现代区别于古代的重大事件，所以，对于近代以来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心态的研究是我们进入现代的一个重要途径。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四民社会。士、农、工、商这四大阶级，形成了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社会分层。“士为四民之首”，是这个社会中最活跃的阶层。作为社会中心的士大夫阶级，通过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社会中选拔精英，既保证了精英来源的开放性和竞争性，也维持了社会文化秩序的稳定和再生。近代社会心理的变化也首先是从士大夫阶层开始的。
近代文学研究者往往强调“鸦片战争”的起点意义，但1840年的“鸦片战争”的冲击力并没有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崩溃，传统文化信仰尚未招致根本性的怀疑，中国社会仍然保持着国家政权与基层社会组织双重统治的格局。因此，社会心态与“传统”相比尚无大的变化，像洋务运动的社会动员的规模和深度还是比较有限的，此段时期也没有产生足以引发社会心态大改变的社会思潮。过于强调外部的刺激，往往是突出了一种中国社会“现代性”转换由西方主宰的被动性，忽视了中国文化自身的“主动求变”精神在“现代性”转换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鸦片战争虽然给中国带来前所未有的来自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但影响毕竟有限，正如雷过雨住，并没有真正撼动中国人牢固的文化自信，人们仍然坚信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的文明，而西方只是船坚炮利的蛮夷之邦，中国社会遇到的一切挑战都可以凭借中国文化自身来得到完满地解决。即使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魏源也认为：“以《周易》决疑，以《洪范》占变，以《春秋》断事，以《礼》《乐》服制兴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贡》行河，以《三百五篇》当谏书，以出使专对，为之以经术为治术。曾有以通经致用为垢厉者乎？”⑥ 尽管面对西方强势文化的全面冲击，仅靠这些老家底——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显然已无济于事。甚至到1876年，郭嵩焘出使西洋，并出版了他的《使西纪程》，其中说英国“政教修明”、“环海归心”，从而在士大夫心中引起轩然大波，朝中士林赠给他这么一副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梁启超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仍感慨万千：“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⑦ 但此时的郭嵩焘已经意识到，“虽使尧舜生于今日，必取泰西之法推而行之，不能一日缓也”⑧。
从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两广总督叶名琛与英使巴夏礼的交手，很可以看出一般守旧中国士大夫以不变应万变的典型心态。在引发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亚罗号”事件中，两广总督叶名琛以强硬姿态登场，但最后却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海上苏武”的方式结束。《清史稿》中对叶名琛有这样的评述：说他“性木讷，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于前事，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叶名琛被俘之后，英人将他“挟至印度孟加拉，居之镇海楼上。犹时作书画，自署曰‘海上苏武’，赋诗见志，日诵吕祖经不辍。九年，卒，乃归其尸。粤人憾其误国，为之语曰：‘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之罕有。’”⑨ 平心而论，叶名琛尚不失为一个有气节、有操守的传统士大夫，他的悲剧结局与他个人品质无关，而主要是两种文化隔膜、错位造成的结果。
真正使中国士大夫阶层产生心灵震撼的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如果说叶名琛的那种“以不变应万变”的心态在甲午战争前仍具有普遍性的话，那么，经历了甲午惨败之后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开始普遍意识到了改弦更张的必要性。虽然一般大众可能还在“酌茗听讨逆武功”，但士大夫阶层中的先觉者已意识到变法的不可避免，于是就产生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运动。康有为在《上清帝书(一)》中开头即这样写道：“天不能有阳而无阴，地不能有刚而无柔，人不能有常而无变。因此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梁启超在《变法通议》更说得明白：“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也，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这种要把“变之权操诸己”的主动求变的要求，在甲午至戊戌的士人心中已成为共识，并以康、梁为代表迅速形成了一个新型的政治精英群体，即讲求维新变法的“新党”。虽然新党之中尚有康梁派和其他渐进改革派之别，如陈寅恪在20世纪40年代还要坚持辨明其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变法与康梁托古言治式的变革路线的不同，但在需要变法这一点上两者并无区别。这种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精英群体，经过一系列的纷争演变，成为政坛上的主角，从舆论到行动都对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职业化的政治精英群体，以办报、讲学等社会政治动员活动为业。“运动员”这个词在晚清时指的主要是专职的以社会运动为业的人。
这些政治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与传统的读书应试的士大夫已大不相同。他们可以说是时代的弄潮儿，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文学的现代性变革也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他们率先把政治引入文学，并身体力行创作现代政治小说，使得消闲性的文学成为了具有相当重要的政治意义的一项严肃的事业。戊戌维新失败后，政治保守派有一个短暂的回潮时期，但终因“庚子之变”的大挫败而彻底垮台，其中载勋、毓贤等一百多名顽固派应洋人“惩办祸首”的要求而被处决。西太后在庚子之变后改弦更张，宣布变法，由此开始了由清廷推动的“咸与维新”的清末新政时期。维新此时具有了朝廷赋予的合法性，并在全国展开，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得到积极地回应。近代文学的第一次创作高潮“谴责小说”的兴起，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以往讲“谴责小说”，往往过多强调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的影响，即政治精英的引导作用，实则如果没有清末新政下“咸与维新”的社会氛围，“谴责小说”潮也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谴责小说”的作家群虽也受到梁启超等政治精英的影响，但其创作的倾向、旨趣与梁启超的期待并不完全相符，他们属于另外一个社会群体，即从传统士大夫阶层中分化出来的在大的通商口岸谋生从而融入市民阶层的传媒知识者群体。他们是在商品经济环境下产生的第一代靠办报和文学创作谋生的职业作家，其创作的首要原则是满足读者需要，而不是进行自我表现。所以，他们的创作多是围绕社会热点、焦点的写作，代表着一种贴近世俗生活的市民群体的思想情感和审美情趣。贬抑者将他们称为“文丐”，将他们拒之于大雅之堂之外，但他们在社会上的成功表明，正是他们适应了时代的生存环境，具有比政治文化精英推崇的“新小说”更强的生命力。
随着清末留学生的大量派出和科举废除后学堂教育的普及，一批以西学为背景的不同于传统的知识精英群体开始成长起来。这种新的知识精英群体与政治精英群体具有同源性，但也有偏重于文化和偏重于政治的区别。偏重于文化的知识精英，更为注重于从文化的角度来表达其现代性的理想，西方文学中的个人主义精神、审美意识、艺术情趣对他们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导致其文化心态的西化倾向。他们大都能直接阅读外文书籍，不再需要林纾式的中介来了解西方，他们从知识到情感都已倾向于西化。这种新一代的知识精英群体的产生，为“五四”新文学提供了接受基础。
以上三个知识群体政治精英群体、传媒知识者群体、西化知识精英群体的出现，为这个时期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政治精英文学、市民通俗文学和西化纯文学的产生提供了作者和读者群。士人阶层由读经史到嗜读小说的阅读兴趣的改变，也壮大了近代文学的读者群。
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怎样来认识这种关系，往往会出现种种偏向。最易出现的偏向就是把两者之间的关系简单化、机械化，形成某种单一的决定论模式，其中较为典型的就是简约的经济决定论。它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出发，使社会意识简单地受制于其所处社会的经济状况，既忽视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关系的复杂性，也使人们看不到人的主观心理、意志、愿望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因而，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正是从对这种简约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而开始创立他的意识形态理论的。他认为，将经济作为社会最终的决定因素是外在和片面的，“必须考虑人类的意志和主动权”。与他同时代的克罗齐、拉布里奥拉也都提出过类似观点。像克罗齐强调历史中伦理—政治的层面，突出人意识上的能动性；拉布里奥拉则强调了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现实化的结果。葛兰西一方面继承了他们的思想，认识到意识形态和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清除他们的唯心主义立场，力图将意识形态还原到社会现实之中，强调社会心理之介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之间的中介、桥梁意义。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社会思潮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越来越大。所谓社会思潮，指的是一种大规模的观念形态的运动，它通常从知识分子群体发端，进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民众成为了社会思潮的主体。社会思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以社会理论形态表现出来的潮头，一是以社会心理形态表现出来的潮流。⑩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的开篇写道：“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化，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他还为“思潮”提出了两个规定性：“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时代主要求者也。”也就是说，并非一切思想都能成为潮流，而成为潮流则都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因此，社会思潮在近现代文学的演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中国古典文学与近现代文学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如果把文学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的话，遗传和变异是每个生命体的基本特征，古典的文学可以说是遗传占主导位置的文学，而近现代文学则可以说是变异占主导位置的文学。近现代的文学之变的根源还需从个人和社会心态的巨变入手，才能探明。
晚清时期，诗、文、小说三界都爆发了革命，可以说是全面刷新了中国文学的面貌。古典文学所崇尚的圆熟简练、静穆悠远等文风迅速为一种铺张扬厉、激昂慷慨的文风所取代。流风所及，也可能会生出“以叫嚣为气盛，以粗豪为雄骏，以新词为奥衍，以俚语为雅”(11) 的流弊，但它仍然是时代冲击下人的心性改变之后呈现出来的结果。具体来说，就是个人和社会的智、情、意三个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社会心理由以往的“幼稚静默”一变而为激越慷慨、亢奋纷扰。
清末民初文学所呈现出的由传统向现代文化范型的转换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政统和道统的脱离，表现出一种政治的非伦理化趋势。其二是道德与宗教和传统习俗的脱离，表现为一种建立在商品交换基础上的新的伦理的出现。其三是非道德的文学，即文学不再必然的承担道德责任，文学的自主性增强，文学与道德脱钩。这三种变化并不是源于一种人为的设计，似乎是在无意识中自然发生的。如“谴责小说”，彻底地打破了人们对“官府”、“政治”的神化和迷信，它的谴责对象远不止是清朝官员，也包括几乎所有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后期活跃于政坛和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新党”、“志士”和社会“运动员”。这种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的彻底祛魅，消除了传统政教合一的光环，使得对政治和政治人物的批评、监督、挑剔、指责、不信任成为了顺理成章、理所当然的事情。再如非宗教的道德，宗教性的道德源于礼俗社会，是在熟人圈里发挥作用的，而都市生活则是一种法理社会，是一种陌生人的聚合，显然需要一种新的伦理道德来有效地处理都市的人际关系。我们从清末洋场小说中可以看到太多的世道浇漓、人心不古的感叹，但结果仍然是无奈地顺应和接受。至于文学的自主性，则源于“自我”的发现、个人主体性的确立，表现自我自然就成为文学的要义，为道、为君、为父母立言显然不如为自我立言来得切实和自然。
世人大都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来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转换的标志，然而，“五四”并不是这种现代性转换的起点。追溯它的起点，大致可以说是由1894年“甲午之役”和1900年的“庚子之变”开启的。如果我们从社会思潮所引发的社会群体心态变异的角度来考察这个急剧变化过程的话，它可以分为三轮大的心理波动：一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维新与《天演论》所引发的新旧对峙，二是癸卯年(1903年)知识界的“新觉醒”与《民约论》所唤醒的个人和民族权利之争，三是1916年《新青年》的崛起、“五四”新文化秩序的确立以及苏联十月革命的回声。这三次大的心理波动都产生了与之相应的文学创作的高潮。
第一轮心理波动源于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正如梁启超在《改革缘起》中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甲午一役始也。”随之而来的维新变法唤醒了中国人的广泛的社会参与意识，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天演论》终结了中国人的继嗣者心态，开启了一种进步、创造者心态，由此引发了社会的一种宠新风气和厚今薄古的心理，为文学的诗、文、小说三界革命提供了心理基础。
第二轮大的心理波动主要在辛亥革命前后发生。它集中表现于癸卯年(1903年)“革命排满”思潮的狂飙突起。这一年，相继发生了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留日学生风潮，“拒法抗俄”运动，邹容《革命军》、陈天华《猛回头》与《警世钟》的出版，《苏报》案，等等，使得“排满”、“革命”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据时人记载，当时大江以南的知识界“翘然于旧政治、旧学术、旧思想之非，人人争从事于新知识、新学术，迄今而自由民主之论飘沸宇内，莫能禁遏，固不得谓智育之无进步矣”(12)，卢梭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理论和“法国大革命”的理念开始在新型知识分子中得到普遍认同，新型知识群体与清政府的对立开始公开化、激烈化。
第三轮心理波动则表现为民国初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与民初的乱象、张勋复辟等直接相关，集中表现为对既往的一切变革主张、政治势力的极度失望，希望通过全然与传统断裂的“西化”的“新文化”、“新青年”来彻底的改造社会。“五四”新文化运动集中表现为一种文化秩序和政治权威的重建。由此发生的转变可以说带有根本性质，即由一种传统内的转化走到了一种传统外的“西体中用”式的道路，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优势开始得到全面的实现。
与这三轮大的心理波动相伴随，另一种社会心理变化也在悄然发生，这就是清末以来由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城市化的兴起所形成的都市市民心理。这种“洋场风气”主要表现为一种重物质、讲实用、趋新崇洋、世俗主义的文化倾向。在民国初年，这种都市文化更由于政治上的失望而具有了颓废、虚无、享乐主义色彩。它已经具有了某种超脱于政治之外的独立性意义。据时人记载：“光复之后，尝驱车至我国通都大邑……入其境、观其风，而饮酒狎妓自若也，观剧、豪赌自若也，变本加厉，有加无已。”(13) 这种市民心态的特征表现为其所信奉的传统道德与其生活的环境脱节，表现为一种生活的异化。都市化生活所产生空闲时间刺激了休闲文化的兴起，也为民国初年通俗文学的繁荣提供了生存条件。
从横的方面来考察，也可以见出几个重要社会群体之间的心态变化与文学兴替、转换的关系。第一类是政治精英群体的心态特征。政治精英对于社会的影响此消彼长，走马灯一样更迭迅速：第一代是“新党”，第二代是“革命党”，第三代是“新青年”。代与代之间形成了一种否定、取代的关系，不断趋于激进化。他们是文学变革的整体设计者、引导者，“严肃文学”的价值取向的倡导者、确立者。第二类是新型知识群体的心态特征。他们与第一类有交叉之处，但也有自己的独立性，那就是他们或是留学国外、或是清末以来学堂教育所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其知识结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行为方式已迥异于传统，而呈现出西化个人主义的现代特质。“五四”新文学的主要写作者、接受者都属于这个阶层。他们在关注文学的社会功用的同时，注重文学自身的独立自主性。他们心目中的“新文学”是以西方文学为标本的，所以其创作带有“纯文学”倾向和欧化色彩。第三类是都市市民心态特征。他们属于物质生活上的现代派，文化上的保守派。在政治变动迅速的时代，其对政治的兴趣却大大减弱，更关心时代的道德问题。其对于文学主要是一种消遣态度，但在社会动荡之时，他们也会重新关注政治，从而表现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和价值立场。第四类是乡土农民心态。由于社会财富向都市城镇转移，农村日趋贫困，科举制的废除使传统知识精英断绝，学堂教育培养出来的新型知识者又隔膜于乡村，由此导致的是村落文化的枯竭，农村与城市之间产生隔绝和敌意。农民是现代文学主要的言说对象，但他们自身基本上是沉默的，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诸社会群体心态之间相互隔绝缺乏有机的联系，就造成了社会的断裂，由此使近代社会成为了一个无中心的“断裂社会”。这种国家与社会的断裂以及社会各阶层的断裂对时代的文学格局有相当影响，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文学基本上呈现出三家鼎立的状态：即都市市民文学、纯文学(以现代知识精英为对象的西化的“新文学”)和严肃文学(政治精英倡导的政治文学)。三者之间相互排斥，界限分明，像市民文学被排斥于“新文学”之外，而市民文学也对“新文学”持一种调侃嘲讽态度；纯文学和政治文学在度过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也渐生嫌隙，关系阴晴不定。不同的社会心态产生出了不同的文学：相对于传统时代，纯文学作家大多是审美个人主义者，他们上升到半空中，呈现为一种超脱于社会现实之上的游离状态；市民化的作家则下落到城市中间阶层，写作首先要满足市民读者的需要；政治精英则是立足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要求文学配合政治，为政治活动做社会动员。这些群体之间可以实现暂时的联合，但深层的分歧还是依然存在的。
清末至民初的文学史发生了两次大的兴替：一是晚清小说革命所带来的“新小说”取代了古体诗而成为文坛的新宠；二是“五四”借新文化运动之势以“新文学”取代了晚清民初已失去了政治意义的“言情、黑幕小说”而成为文坛的主流，将后者边缘化。这些变化后面的社会动因、群体、个人心理以及文学与其他社会领域或隐或显的关联等等都是值得深入考察的。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指出：“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而这些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14) 艺术场域、宗教场域或经济场域都遵循它们各自特有的逻辑。要分析某个场域，则要从惯习、位置、文化资本、策略等入手进行具体地考察，而不能大而化之、陷于某种简单的决定论。布迪厄的这种社会学理论对于研究文学的变迁颇有启示意义。在文学研究中，往往存在着主观主义的作家中心论和客观主义的社会决定论，这两者都不足以揭示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学场域的规则往往不同于社会场域的规则，甚或是其的反面，由此暴露出文学与社会的歧途。所以，文学研究首先要重视的便是文学场域自身的特性，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力量对于貌似自主发展的文学场域的潜在的制约性。
研究社会群体心态对于文学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忽视个体心态对于文学的作用。能成为时代思潮进而影响到大众心理的社会思想是应该关注的对象，但置身于时代思潮之外甚而对时代流行思潮进行质疑抗辩的思想也同样值得重视。清末民初时期，是一个将一切都交给未来来判断的暧昧时期，人们普遍以一种“大雨”注定要下、然而“太阳”照样升起的旷达心态，来迎对时代的巨变。清末民初是一个由传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的关键期，中国这只大船在现代化先驱者的导引之下斩断了传统之锚，开始了它的充满理想精神的从“现代”至“大同”的不系之旅，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期待占据了他们的心灵，任何代价都在所不惜，任何风险都被弃置一边。这种走向现代的决绝，构成了时代精神的主流。但在此之外，仍有不同声音和边缘话语在质疑、对抗着这种决绝和浪漫，它表现为一种眷恋和固守、务实和世故、忧患和悲情。近现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学主要是在这两种力量、两种心态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我们要了解这个时期的文学兴替和演变，不可不注意到这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在这两种心态之间构成的对话和交流、发难与抗辩的张力关系中，正蕴藏着这个时代文化的真谛。
(该研究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博士点”基金项目：清末民初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文学转型，编码为：03JB750.11—44011和天津市“十五”社科规划项目：清末民初社会意识与文学思潮，编码为：TJ03—YW2005)
[同行专家评点]从社会心理变异探索中国文学的近代兴替是一个新的角度，该文对此作了有益的尝试。尤其是作者划分阶段，划分类型，从时间和阶层两方面对社会心理变异作了综合考察，值得一读。文章的缺憾在于，论述社会心理变异方面较多，而论述文学兴替着墨较少，因而略显不足。另外，近代文学在古今、中西、雅俗三个层面上发生对流，造成了文学的重大变化，在论述这一变化的复杂性时，也显得不足。例如，说到市民文学的颓废，其实当时有的市民文学倒是站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在批判城市对人的异化。
(评点人袁进，复旦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①杜亚泉：《杜亚泉文存》，第260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现在，一般将“智情意”解释为知识、情感和意志。
②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第2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③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2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④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卷73，第29、114—115、122页。
⑤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第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⑥⑧傅军龙：《晚清文化地图》，第44、176页，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
⑦梁启超：《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见《饮冰室文集》，卷39。
⑨柯劭忞等：《清史稿·叶名琛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⑩陈新汉：《民众评价论》，第27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11)汪辟疆：《光宣以来诗坛旁记》，第47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12)杜士珍：《论德育与中国传统之关系》，见《新世纪学报》，1903-07-15。
(13)朱英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第208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14)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第134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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