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治与清末商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清末论文,唐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文治(1865—1954)，字蔚芝，号茹经先生，江苏太仓人，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在其平生事业中，除主持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前身)和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的校政外，还有一大人生亮点即是在清末“新政”时期供职于商部。本文根据唐氏在商部暨农工商部任事期间的所作所为，掀开清末商政变革之一角，并揭示出在一个腐朽没落的政权下，某些身怀伊尹之志意欲有所作为的人物的诸多无奈，以供处社会转型时期的今人借鉴。
一
自1903年秋八月入商部，至1906年冬因母丧辞去农工商部一切职事，唐文治在商部任职不过三年稍余，然而数年间他却一迁再迁，由商部右丞而至跻身署理尚书之显位，一切皆因他勤慎趋公而任事精干。而他能在新的事业领域一层高手，用实际政绩证明自己能堪大用，又皆归因于两次出洋阅历之所获所得。
先是，唐文治于第二次出使归国后，利用“公务之暇”，即代“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的“固山贝子”载振编撰成《英轺日记》十二卷，“进呈御览”（注：据载振之子溥铨先生所撰《晚清宫廷生活见闻》记：“我父只是粗通文墨。不擅写作，……《英轺日记》一书，闻系由随行参赞唐文治整理。”(转见黄汉文《记唐文治先生》，《江苏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第85—9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由于该书于欧美日诸国风物政教“详载靡遗”，对列强各国致富强国之道颇多“择善讽行”“尤具深意”，其中诸多见解颇合其时正行“新政”的清廷最高统治者的心意，故而唐文治日益受到朝廷的注意，而他有关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的议论和主张也颇为当政者所重视。自1903年正月起他被指令每八日进大内一次，不久又连续得到“引见”，并委以协助伍廷芳编订《商律》和筹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诸公司的大任。其时，清王朝已公开表示，“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值国家国计民生积贫积弱之际，“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故而在推行“新政”时确定“商务实富国之基”[1] (p5013，5388)，意欲通过制订《商律》作为则例，创设路矿诸公司作为起点，借以实现“保利权而兴商务”的经济改革之目的。
就在唐文治着手《商律》编订之时，受“通商惠工”上谕的鼓励和“兴商富国”时尚的感染，广东籍华侨富商张振勋根据时务向清廷呈上议论商务利弊的条陈，提请朝廷允准招商承办农工路矿实业等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同时“报效”一笔“巨款”。清廷随之赏赐张氏“候补三品京堂”，并著令载振对其所上条陈“议复”。这位天潢贵胄接旨后再次借力于唐文治，将议复之事转交唐拟稿奏复。唐文治借代载振拟《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将自己早在出洋期间就有所构思的兴商理财方略，尽情向最高当政者展示出来。在近二万言计议十二事的奏折中，他明确地请求朝廷开设“商部”以利振兴实业、发展经济：“窃维近世之言理财者，莫不以振兴商务为急。而不知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又在农。何者？盖商必有其为商之品物，无工则无以为商也；工必有其为工之质料，无农则无以为工也。故欲求商务之兴盛，在先求工业之精进，欲求工业之精进，在先求农事之振新。汉司马迁论货殖之源流，尝曰中国人民待农而食、待工而成、待商而通，此其先后缓急之序昭然明矣。臣等……窃尝欲本此意，创设农务、工艺、铁路、矿务各公司，在直隶一省先行试办，以为振兴商务之权与。只以商部尚未开办，凡事无所统属。”现在张振勋所上条陈，其大意亦在阐明“农工商三者并重，而握其枢于商部，其言原原本本颇多可采”，可见开设商部已是众望所归且时不可缓，故特请“先行特简大员开办商部，俾大纲既立条目秩如，庶几应办诸事可以次第举行”。同时，他在折中还提议，“《商律》俟一二年后考验周详再行编订”，其目的即在于“不至有扞格鲜通之弊”[2] (p93—95)。此折奏上，当即“奉旨俞允”。随之于当月十六日(即1903年9月7日)，清廷设立商部，并令载振为尚书。
载振领旨筹组商部，考虑的部员人选首在唐文治。这不仅因为唐文治曾随自己出使欧美诸国，自己对其为人处事颇有了解，更重要的是唐文治其时对学习外洋振兴经济已形成了超乎一般朝臣的明见，载氏欲倚重唐为其擘划。故尚书委任一下，他即借助其父庆亲王之口，保奏唐文治为商部右丞，担负商部人事调配和文件起草诸事宜。唐文治于当年八月中旬离开外务部，前往商部走马上任后，“诸务草创，忙碌殊甚”。为了使万般事务做到有头有绪，他在商部所下的第一着棋，即是依据“通下情”、“定官制”、“立课程”、“严赏罚”的“要旨”拟订出《商部章程》。在上奏《拟商部章程折》中，他“仿照英美各国之商务部与日本之农商务省，又因从前路矿总局划归并入，故兼日本递信省事宜”而立定“规则”，于商部分设四司：一为保惠司，专司商务、局所、学堂、招商一切保护事宜；一为平均司，专司开垦、农务、蚕桑、山利、水利、树艺、畜牧一切生殖之事；一为通艺司，专司工艺、机器、制造、铁路、街道、行轮、设电、开采矿务、聘请矿务师、招工诸事；一为会计司，专司税务、银行、货币、各业赛会禁令、会审词讼、考取律师、校正权度量衡等事宜。此外还设有专司收发文件、缮译电报的司务厅。可见其时商部所辖事务极繁，远非流通领域之一端，几乎囊括了晚清以来所谓“洋务”事业之全部，实则为农、工、商及交通、金融等领域“实业”建设之总枢，故而其权限亦非他部可比。正因有此，时人视进入商部就职为“肥缺”，以致于出现有人苞苴求差之事[3] (p50)。
在拟奏《商部章程》时，唐文治又参考东西各国例制，拟定《声明商部办事权限折》，严明规定商部及其属下各员司当为及不当为之事及其权限，以利各职“不相侵越”，“以专责任而免分歧”，“用能秩然有序，是以定体制而饬纪纲”[2] (p159—162)。随之明定商政宗旨，“以保护商民，开通商智，厚结商力，体恤商艰，培植商家元气，减轻担负，不苛扰、不干涉为主要”[3] (p50)。在此基础上，他比照外务部定额，确定商部官制，并受权组织考取司员48名，其中绝大多数为思想新进精明能干之人，故而其时舆论以为商部人才“极一时之选”。出于杜绝晚清官场腐败气息过早地侵蚀新生商部机体的目的，在明定宗旨时，他还作出严格规定，要求堂司各官宜束身自爱，不得自营商业借以图谋个人利益。为了整肃商部风纪，他身正为范，针对上述苞苴求差现象立言，“倘有纳贿求差者，当予严参”，借此将不正之风灭息于初起之时。
在完善商部机构及组织建设后，唐文治开始着手振兴商务发展经济的措施，在1904年间，先后拟上《订立商勋折》和《请设立商会折》。关于前者，其目的是通过奖劝创新而振兴实业。对此，唐文治指出，自英国首定《创新法》规定“制新器者”国家即优予奖励以来，各国无不“踵行”，自是人人“争自濯磨讲求艺术”，每年所出“新器”多至千数百种，由是奠定了欧美实业兴盛之“本原”。而中国自通商以来，数十年间虽对西洋机器能次第仿造，但因政府不予奖劝，“惟咸拘守成法，莫能改良标异、推陈出新”，终至坐使“利源外溢渐成漏卮”。因此，对国人创新发明“亟宜因势利导设法提倡”。为此他拟订出“奖给商勋章程五条”，借以促进工艺发明、经济发展而“挽回利权”[2] (p166—169)。关于后者，其目的是通过组织商会而厚结商力。在唐文治看来，西方各国向重商学，列为专门，故值今日，诸国交通互市，始莫不以商战角胜，驯至富强，“而揆厥由来，皆得力于商会”。所谓商会者，“所以通商情、保商利，有联络而无倾轧，有信义而无诈虞”。然则中国历来于商务从不认真讲求，官商之间、商商之间，互不相闻，隔阂甚深，尤值海禁开弛之后，当各国群趋争利时，“而华商势涣力微，相形见绌，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卮”。所以“今日当务之急，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因而谨拟商会简明章程二十六条，借以“剔除内弊”、“考察外情”，“使各商有整齐划一之规”，而后即可“尽保护之力”[2] (p163—166)。
为了使上述措施得到贯彻落实，唐文治利用在商部的职责和权限，于其时实业振兴商务发展，作出了诸多积极而有效的实践推进工作。早在代载振议复张振勋所上《振兴商务事宜十二条》时，唐文治即在实际上开始了保护和促进民族资本主义实业兴办和发展的直接行动。张氏在其所上文字中，表达了其时民族资产阶级兴创实业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要求朝廷放开手脚，允准包括山利、水利、种植、工艺、铁路、矿务等农工路矿实业“招商承办”。根据张氏所请，唐文治提出设立商部的本意，其要即在于“保护开通，决不与商民争利，必痛除隔阂因循之习，始克尽整齐利导之方”[4] (p141—144)。正是依循这一思路，他入部之后所拟定的前述“商政宗旨”，无不归集在保护商民培植商力发展民族经济这一目的上。为了树起劝促民族自营实业发展之风，他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尤其注意其时对国家经济实力增长影响最大的农、工、路、矿等项实业建设。因此，他从三个方面实践着发展实业振兴经济的工作。
一是通过拟上奏折，借助朝廷推力加强各地对实业兴办的筹划和管理。仅就推动经济发展而言，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除了上述种种奏议外，他还先后拟就并奏上《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请设立勘矿公司以保主权折》、《请筹拨勘矿总公司官股片》、《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等，向朝廷阐明个人关于促进各项实业的见解，并拟出相应的保障措施。如在《请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片》中，他考虑到商部虽握“管辖之权”，然农工路矿诸务“无一非地方大吏之责成”，故而恳求朝廷谕令地方官员于此等实业务须“会同筹划赞助维持”，并严饬各道府州县“尽力保护毋稍漠视”，同时建议商部派员随时考查，借此上下呼应灵通，“广为董劝”而“力杜弊端”[2] (p172—174)。再如在《请设各省农工商务监督以兴要政折》中，他考虑到各地主政人物对诸般实业兴办难免“纷骛不遑”而“敷衍因遁”，奏请朝廷依照欧美日各国为收“群策群力之效”而“多设专官”以利“调查劝办各有专司”的举措，于各省“特设农工商务监督一员”，并附设“提举一员、委员若干”，借以“灵通”商部“耳目”，监督各地对诸般实业“实力研求悉心办理”[4] (p206—209)。
二是通过促设商会，借助民间结社厚聚推动民族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早在宣布商政宗旨时，唐文治就主张要“厚结商力”以培植商家元气。及至上书奏立商会时，他更进一步指出，列强诸国正是得力于商会，故而“其商务之兴如操左券”，所以中国要想发展实业振兴经济，“非设立商会不为功”！征诸其时国情，这种思想认识具有极大的现时代表性。如在此稍前，盛宣怀即指出，“中国商业之不振，大率由于商学不讲、商律不谙、商会不举，而三者之中，尤以创设商会为入手要端”[5] (p220)。然而传统的重本抑末的贱商习俗和历代厉禁民间集会结社的统治方式，使设立商会之举受到了相当的阻抑。为此，在面对慈禧太后问以利弊时，唐文治条分缕析地提出设立商会对于实业进步的重要性。其合情合理的剖析，使“意极游移”的慈禧终至“释然”，“遂邀俞允通行”[3] (p52)。得此“恩准”，唐文治抓紧机会，随即奏请在北京首设京师商会以动全国视听，并亲自莅会演说，号召商人互相团结，共同担当振兴国家经济命脉之责；同时又以商部名义向各省颁发劝办商会谕帖，阐明商会之设“不特可以去商与商隔膜之弊，且可以去官与商隔膜之弊”，从而使全国“上下一心，官商一气，实力整顿，广辟利源”[6]。得此倡导，各地商会应时而兴，到1906年时，全国即有30个商务总会和147个商务分会，会员总数近6万人。至民国成立时，总、分会则增至900余所，会员则达20万人之众[7] (p54—60)。由此可见，其时商会在聚结发展民族经济主体力量的重大作用。
三是通过创办实业，借助经济实体的样板作用以开全国风气之先。当商部成立之时，唐文治认识到中国商情涣散，非尽力提倡断难振兴，但提倡之事莫过于创立样板以供借鉴。于是他利用自己的职权之便，先后于工、农、路、矿诸方面作出了实验性的创建。其中于工务方面，先是将顺天府开办的分有纺织、瓷器、玻璃、木工等科的京师工艺局收归商部管理，借以收养贫民安排一些劳动力就业，继之又奏请在北京正阳门外设立劝工场，从事有关物品制造，不久又为奖劝工艺开办了劝工陈列所。于农务方面，他于1905年冬奏请将西直门外三贝子废园(今北京动物园)改设农事试验场，计划购置美国棉子、印度茶苗等外国农产品良种进行试验，借此对中国农作物品种进行改良。在矿务方面，他继1904年奏设农工路矿各项公司后，又于1905年夏为“保主权而收矿利”，奏请设立勘矿总公司，并恳请朝廷允准招商承办。在路务方面，他极力反对借外债修铁路，率先推行商办铁路政策，并在粤商张弼士提出筹建三(水)佛(山)铁路和张煜南提出筹建潮(州)汕(头)铁路请求时，积极支持并亲手批准立案。除此而外，他如粤商张弼士请创山东葡萄酒公司，闽商林尔嘉请开福州银行，沪商夏瑞芳请立商务印书馆，沪商虞辉祖请设上海科学仪器馆等等，无不由他极力保奏而得以兴办。所有这些实业建设项目的开办，既增强了民族经济建设实力，更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兴办创树了可资借鉴的样板。
经过上述种种努力，唐文治使新立的商部在促进其时民族经济进步和实业发展上切实地起到了“总枢”的作用，故而多次受到清最高统治者“召见”而“迭蒙温奖”，也正是这些事业成绩的取得，使他在工作实践中进一步认识到，要振兴商务发展实业，关键在于做好“财”、“才”二字的文章，于是他又于1906年三四月间，先后奏上《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和《请调用人员设立储才馆折》。在《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中，唐文治指出，整理商业必以银行为基础。“银行者，所以汇聚资本酌盈剂虚，握商界交通之机关”。遍观列强各国，银行日众，商业日益发达，而国势即日益强盛，故观察一国经济实力之强弱，往往先考察该国银行之多少。然则中国商务涣散，母财缺乏，以致兴办农工路矿各项实业每苦于集款为难，而转以遍布中国各都市的外国银行为筹集资本之所在。为了“挽回利权竞立于商战之场”，中国必须创办起“关系商务命脉”之“商业银行”。为此他还作出如下计划：“以提倡商务筹集资本以振兴农工路矿各项实业为主义”，先于京师筹拨官款并招集商款创设“籍资模范”的“总行”，再在奉天、上海、香港、新加坡等地开办“树之风声”之“分行”，“俾商人有所取法以后渐次推行”。只有办好这种积财振商的商业银行，才能使中国的经济立下发展之基，“商界懋迁自必益臻便捷”，而“交通既便”必然带来国家经济发展“利益日宏”[4] (p175—178)。比较设立商业模范银行在于为发展实业筹集资财，《请调用人员设立储才馆折》所奏明之事，则旨在为国际交易储蓄经济外交人才。在该折中，唐文治考虑到对外商务之交涉文件“应从主国之制”，建议朝廷为储养这类人才，准允商部特设储才馆一所，“凡有调用人员及凡与有关涉之事，均由该馆经办”。为此应于京外现任候补候选各官及国内各学堂卒业或出洋留学卒业的学生中，择其“品端学优事理通达或娴习各国语言文字或研究中外政法条约者”，随时咨调到商部，一边实习一边进修。数月之后，选留那些才堪造就名实相副者“即时拔擢”，然后对其“专任用”、“严考察”、“优廪饩”，以其养成“真才”，使国家“隐受无穷之利益”[4] (p190—203)。
二
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数年间，唐文治依据自身从列强诸国“见习”到的兴实业振商务的“经验”，结合其时“新政”变革的实际需求，在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上均作出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建树，并以一个转型时期封建政府官员难得的“应变”能力，对其时中国实业的推进和利权的保护，在行政操作上作出了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成长的杰出贡献。联系后来中国包括农工路矿诸般实业在内的经济变化和发展，其时他的所作所为，无疑具有开拓道路和奠定基础的时代意义。
唐文治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之一，就是有助于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沿袭数千年的封建政治制度一贯执行着重士农轻工商的方针政策，既使进入近代社会之后，中国传统的贱商习俗在国人的思想观念中仍然没有任何褪色。所以商部成立和“通商惠工”上谕的颁行，无疑表明清政府已在为应对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摒除重本抑末传统观念的行动。正是在这样带有历史转折性的时代背景下，唐文治借鉴列强各国“商战角胜驯至富强”的治国经验，就职商部伊始，就继《议复张振勋条陈商务折》之后，连续拟就并奏上《商部章程折》、《订立商勋折》等等一系列关系整个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政策法令性文件。其中《商部章程》的拟订、商部办事权限的确定，以及《商勋章程》和《商会简明章程》的奏行，不仅保护了商人的经营行为，维护了商人的经济利益，而且厚结了商人的社会力量和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注：据与唐文治同时进入商部任商部右参议的王清穆所言，1905年秋王奉命前往苏、鄂、闽、广等地考察商务时，有华侨商人陈某前来谒见，王“立即延见”，陈某竟“放声号哭”，王莫名其妙，“大骇”之下“急询其故”，陈谓从前“迭次求见商务总办而不可得，今遇商部堂官毫无阻隔”，由是“大喜过望而思及往事悲从中来”(参见王清穆《〈茹经堂奏疏〉序》，《茹经堂奏疏》第2页)。仅此可见商部设立及《商律》颁行前后商人地位的改变及商部官员的处事作风之一斑。）。如在《订立商勋折》奏上并奉旨允行后，状元出身的著名实业家张謇等人，即被朝廷依据五等优奖条件而奖聘为商部一等顾问官，从而开启了国人不以言商为耻反以行商为荣的风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商部成立之前就开始筹拟的《商律》，在唐文治等人的努力下，经过两年多的“考验周详”，终于在1905年夏奏上并颁行，更加使商人的社会行为、身家财产和政治地位，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护。这部参照英国公司法和日本商法制定的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经济大法，以法律形式宣布民间可以自由经商和集资创办各种公司，而且与官办、官商合办企业“享一体保护之利益”，从而为商人的正常经营活动，提供了一件行事防身的“武器”，使民族资本的执有者取得了与官资企业的平等地位和权益。
唐文治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之二，就是有助于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欧风美雨的侵蚀下，中国以农业为主体以手工业为辅助的传统经济日益萎缩瓦解，以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近代工商业经济开始应时而生，但是这种新型民族经济的产生和发展却经历着一条艰难而曲折的路径。遑论列强各国强行输入的殖民资本主义经济对其欺压和掠夺，仅就中国自身的专制封建主义政体对其的压抑和摧残，就使得它有如磐石底下的幼苗承受了巨大的重负。此种情形，既往种种有关中国近代历史的著述多有阐述，既使到了19世纪末清政府设立商务局之时，中国所谓的“商务”，依然处在一种“官有隔绝之势，商无呼吁之门”的“声气不通”“振兴无术”的境况之中。然而商部成立之后，在唐文治等人的积极努力之下，清政府依据前述“商政宗旨”，向各直省将军督抚迭发诏令，要求“恤商持平”，切实做到“官商联络一气”“以信相孚”，“内外合力维持”“振兴商务”[8] (p9)。尤其前述种种出自唐文治之手的保护和奖劝商务的政策文件，诸如《商会简明章程》、《奖给商勋章程》和《商律》等等的奏允颁行，有如拔除了阻塞通道的芭茅，搬开了堵遏溪流的顽石，使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坎坷颠沛之中的民族经济获得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从而进入了自身“初步发展”时期的最佳阶段。据有关史料反映，自商部设立之后，中国的商业股份公司即在各地纷纷诞生并申请登记，到民国成立时，全国注册公司数计达977家[9]。为了说明其时民族经济得到促进发展的大致情形，限于本文主旨及篇幅，现仅就农工矿路诸般实业发展情形摘取数条史料罗列以示：在工矿方面，人们认定的中国民族经济的初步发展时期即1895年至1913年间设立的厂矿，其时资本在1万元以上者计有549家，总计资本额为120288千元，比较近代以来即1894年以前历年设立的厂矿，无论家数和资本数都增大了6倍，然而其中在1905—1908年间，新设的厂矿却占有238家，资本额达61219千元，超过了“初步发展时期”总资本额的一半以上[10] (p657)。在路务方面，据统计1903年至1907年间，全国计有15个省开设了铁路公司，着手集股修路。仅就其中集股成效较大的四川川汉铁路公司、广东粤路公司、浙江铁路公司而言，它们所集股额到1911年时，分别达到1645万元、1513万元和925万元[11] (p1147—1149)。与之相应，轮船航运业也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到1911年时，南起香港，北迄黑龙江，资本在5万元以上的商办轮船公司已达20家以上[12] (p223—225)。他如农务，在这一历史时段中，一些集股商办的农牧垦殖公司相继出现在苏、浙、皖、赣、闽、粤、桂等省，它们一般都标榜着讲求新法，购置外国农机具进行垦荒、放牧、造林，以及发展棉、蚕、桑、茶等经济种植[13] (p694—698)。
唐文治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时代意义之三，就是有助于国家经济利权的保护。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列强各国殖民资本的不断侵略和掠夺下，中国的国家经济利权一直处于一种加速度丧失的困厄之中。到甲午战争爆发时，外资在华企业已达190多个，其总资本额已近2千万元[14] (p129—130)。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进一步面临着豆剖瓜分的危机，随着自身进入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列强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也进入了一个转变时期：一方面通过巨额赔款，加紧对中国的经济勒索，一方面攫取在中国开设工厂的权利，加强对中国的投资掠夺。到20世纪初，它们在华企业投资的总额已达15亿美元之多，其中英、德、俄、法四国即占有总额的86.6％，计约13亿[12] (p190)。此外，它们还通过贷款的形式掀起了抢夺中国铁路修建权的狂潮，仅1898年至1900年3年间，列强对中国的铁路贷款总额即超过了1亿多万元[15] (p185)。面对国家经济利源大量外流的现状，在商部暨农工商部任职期间，唐文治始终将堵塞这种国家权益的漏厄作为自己的首要工作责任。如上奏请设商会，即是因为开埠通商数十年来，在外资强大的攻势下，华商“势涣力微”，“坐使利权旁落浸成绝大漏厄”，故而借设立商会厚结商力来“挽回”外溢之“利源”[2] (p164—165)。又如请按五等优奖来订立商勋，是鉴于中国每办一事所需用的机器原料，“类须取给外洋”，而中国出口则“仅持生货”，且被洋人用之“一经制造”又贩运来华赚取“巨赢”，故而借奖给商勋激励国人“创制新法新器”，用以“挽回利权”[2] (p167)。再如奏办商业模范银行，是为了筹集资本振兴实业以利挽回利权时能“竞立于商战之场”[4] (p176—177)，请设勘矿总公司，同样是“藉保主权而收矿利”[4] (p178—179)……如此等等，无不可见唐文治的目光所向、立场所在。而前述商部成立后一个时期内中国民族经济的“初步发展”，又无不表明唐文治他们的种种努力，在保护国家经济利权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其中尤值一提的是作为国家交通命脉的铁路建设。就在帝国主义疯狂抢夺中国铁路干线的修筑权和借款权，实施借对路权的掠夺划定各自势力范围的狂妄计划之时，唐文治为了维护国家主权，率先极力反对借外债修铁路，积极地推行商办铁路政策。为了保护国家的交通利权，他利用“铁路划归商部管辖”这一责权条件（注：1903年9月26日(清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六日)，清政府命路矿事务归商部办理。），一方面频频上奏条规商办铁路诸般政策和措施，一方面积极扶持民族资本努力自筹资金修筑铁路。由于前者，清政府于1903年至1906年间，先后作出了批准农工路矿各公司的开办、《铁路简明章程》(二十四条)的制订、《路矿暂行章程》(三十八条)的颁行，以及与美国订下《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鉴订合同》等等有利于保护和挽回路权的积极行为。由于后者，以前述张煜南倡建的广东潮汕铁路为开端，各省商办铁路公司接踵而起，数年间，全国即有十多个省成立了集股、勘测、兴筑铁路等事务的铁路公司，使民族资本形成了“一股抵制帝国主义掠夺路权的势力”，并促成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办铁路的修建迅即在各省涌起热潮。正是这种收回路权的行动和力量，为后来促成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作好了充分的历史准备。
三
毋庸讳言，在列强各国对华侵略行动日益疯狂猖獗之时，而清王朝的政治统治日益鱼烂肉腐之际，诸如唐文治此等忠公体国之人，虽有匡扶社稷的伊尹之志，亦难以生发出回天之力。所以，作为一种历史的评断，前述种种有关唐文治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的积极时代意义，从总体上讲，不得不说只能是“在一定的程度上”。正是因为被时势所限、政局所制，唐文治能够在自己的政治事业如日中天之时，毅然于其42岁上借母故“丁艰”而买舟归去，与清朝廷作出了彻底的“买断”，并自此而后终其一生，对官场再也不作瞬间的恋顾！而清王朝一度轰轰烈烈的商政变革也就此而日薄西山。为了探明这位历史人物思想观念及其人生事业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历史成因，并借此了解清末商政变革和商务发展的艰难历程，笔者不得不借助下述文字将其第二次海外出使归来至最终离开清朝官场数年间所受“器重”的情形略作展现。
自第二次海外归来，唐文治日益受到清廷的器重：
1902年。九月初抵京，“载大臣因赴美劳绩，奏保文治以知府记名简放”。
1903年。正月，接任“(外务部)庶务主稿”后，“每八日须进大内一次”；四月，“引见，补和会司员外郎”；五月，“考试差”；六月“引见，补庶务司郎中”；“旋应试经济特科”，惜因“目疾已深”未能工小楷，以致二场“未录取”；七月，“代载大臣议复候补三品京堂张振勋条陈商务折”；八月，“设立商部”，中旬，简载振为尚书，伍廷芳、陈璧分任左、右侍郎，简文治为右丞并“召对一次”；十一月，商部左丞徐世昌改任练兵大臣，“奉旨简文治为商部左丞”。
1904年。六月中，“在颐和园召对一次”，“皇太后垂询商务甚详，并谕‘汝能廉洁办事，亦很好’”，“此后召见，迭蒙温奖清廉”；冬，草拟《设立商会折》“奏上”，“召见文治垂询”，“皇太后意极游移，文治对以‘商人均有资本，决无流弊”’，“太后始释然，遂邀俞允通行”。
1905年。六月，“奉旨以文治署理商部左侍郎”，是年，“皇太后寿辰，赏大寿字一副、玉如意一柄”；“自署侍郎后，每遇令节，必蒙恩赐，如绸缎、普洱茶、春条等”。
1906年。正月，“举行京察大典”，“以文治补授商部左侍郎，召对一次”；九月，“奉旨改商部为农工商部，简文治署理尚书”，“具折谢恩后，召对二次，皇太后益加勉励”；十月朔日，因劝工陈列所落成举行开幕礼，“奏明后，召对一次”；当月，因奉旨将工部归农工商部之事“办妥无误”，“奏明后，召对一次”[3] (p46—57)。
自1903年八月商部设立，唐文治任其右丞，至1906年九月商部改为农工商部，唐文治署理该部尚书，仅三年时间，唐文治一迁再迁，可见清廷对他的倚重。尽管唐文治受到的是如此“恩宠”，而且可说是“恩宠有加”，但在中国社会的官场里，不管何等忠公体国处事干练之人，其精力和心智首先要应对的不是本职应作的“政事”，而是自身周边的“人事”——人际之间的权益牵制、官场之内的斗角勾心！是故身处政坛者的每个举动，既使是人们明眼可见的于国于民有利有益的事情，往往最终也难以遂愿成功，其“坏”事的原因并不是事与人之间的隔阻，而是人与人之间的阻隔。即如唐文治在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所作所为，其心想之“事”大多难“成”，其中最不利的因素往往出自“人为”。从他与清末权臣袁世凯之间发生的两次摩擦，即可见其一斑：一是1905年三月间，时为商部左丞的唐文治接到浙江瑞安黄绍箕来函，内称当前外人正筹集巨款拟到中国广售图书仪器等，浙省商人资本有限，难以抵制此类外货侵入中国市场而保护经济利权，故望商部出面请求轮电两局拨官股予以接济。得知消息后，唐文治积极筹谋支持民族资本占领国内相关市场，随即咨商管理轮电大臣袁世凯咨复，谁知袁氏为了保护自身的“部门利益”竟拒不“照准”，致使黄、唐等人计划无着只能深叹“可惜”！二是1905年夏，唐文治鉴于国家负债修筑的京汉、京榆两路深受司事者侵渔蠹蚀积弊甚深，为了“佐商部耳目所未周”，“助各省疆吏之督察”，建议为监督和考察铁路建设设立路务议员，并为此事前赴天津往访袁世凯，征求这位手握大权且负管路之责的北洋大臣的“意见”。谁知袁世凯竟然“鳃鳃然”，以为此事乃商部侵越了他的“权限”而表示极力反对。及至次年六月商部奏上唐文治拟就的《路务议员办事章程》并奏设各省铁路议员时，袁世凯十分恼怒，当即会同政务处奏驳此事并掊击商部。当时“同朝失色”，以为袁氏“锋不可犯”，然而时为商部左侍郎的唐文治却据理力争，侃侃不挠，不少迁就，致使袁氏终觉理亏而“无以为难”[4] (p260)。然而，既经权倾当朝的袁世凯的一番搅和，设置路务议员一事终致未成，最后落下的只是“折上”“留中”的结局。由此两件事例，人们不难看出商部暨农工商部期间，要想有一番作为的唐文治处事何等的艰难，同时对其后来绝意官场的心理变化亦能窥见一二。不过，对于他后来终身隐退政坛的思想形成的决定性因素，人们切不可错归因于诸如此类的人际摩擦，而应看到是专制政治下中国官场的痼疾使之然。
比照上述屡屡受到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召见”和“温奖”不断激发出的工作热情而言，唐文治所受的下文提及的另一种待遇，则无疑使他不断地冷却着自己立身政坛施展抱负的雄心。类同上述颇有见地的奏设路务议员办事章程的上书无端“留中”，自入商部后，唐文治所受到的此种“礼遇”时有发生。其如在1905年夏间，他针对其时官制窳败，事权不一，动多牵制，拟奏《请改定官制折》，建议朝廷“仿各国专任之例，将中央官制改弦而更张之”，以利“植新政之初基而自立于竞争之世”[4] (p220—222)，然而此折奏上换来的只是“留中”的回应。又如在同年八月间，他出于“力图振奋之策”“建自强不拔之基”的目的，奏上《请立宪折》，强烈要求朝廷应“因时”“济变”，仿东西各国改行“立宪政体”以求“治本”，从而收取“永固邦本”、“权集政府”、“固结民心”、“收回主权”、“因应外交”等等良益[4] (p228—239)，然而此折奏上同样是泥牛入海。再如在同年十月间，他为了“通商实边”保护东北利权，拟呈《兴办东三省要政奏稿》(即《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请求朝廷依据折中十项建议，先派员调查再筹划施行，然而此折为人代上之后，却“格于部议”，“其事遂寝”[3] (p54)。他如前已提及的《请办商业模范银行折》，其用意前文已述，即在于建立“商界交通之机关”，植下振兴商务挽回利权之“根本”，然而此折奏上奉旨转户部核议后，“遂为所沮”终于“未行”[3] (p56)……如此一次次振翅即被无端拔翎，开路即遭磊石绊足，终致唐文治对官宦生涯所抱负的伊尹之志，开始不断地向冰点冷却。
唐文治对清末政治日渐寒心，可说与他官阶日益升进相伴随。就在他署理商部左侍郎取得了直接上奏章的权利后，他在数月间即就设立勘矿公司、筹拨勘矿官股、改革现行官制、请行立宪政体、兴办东北要政诸事，连续递上奏疏阐发自己的见解，企求朝廷采纳而付诸实际，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然而事情的结局却令他一次次大失所望。如在《请立宪折》奏上后，他满以为“切实施行，可挽危局”，可是朝廷的“留中”处理，使他只能深叹“可痛”！不久，为了使“东三省不致为朝鲜、埃及之续”，他又奏上了《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而这次给他的打击更大。如众所知，东北地区资源丰富，日本帝国主义早就垂涎三尺，自甲午战争后即意欲独占，对此唐文治十分担心。为了经营东北通商实边，他在派人赴东三省考察各种实业的基础上，以递呈《请饬东三省速举要政折》的形式，“分晰利害，胪举办法”，向朝廷提出了整饬、经营东三省的十项建议，其中包括经营营口、疏治辽河、采掘抚顺煤矿、监理东清铁路、设置大连海关、收回辽东法权、预备十八口通商、赎回安奉和新奉铁路，以及勘视间岛与平靖匪患。在他看来，东北经营得好坏，事关整个中国的安危：“当自东三省迄西，至内外蒙古以达青海、西藏，以汽车、矿业两公司为根本，以他种商业为后盾”，“如此则北京一区，如背之有椅，可以高枕无忧”。是故当昏聩无能的清王廷对此计划弃如敝屣时，唐文治不仅深感“可痛”，而且这种痛憾一直在心，以至事隔20余年当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东北沦丧，他还每每言及当年清廷无视他的建议而“太息痛恨不置”[3] (p54)。可见此事对他带来的创痛何等之深！正是经过此等连续打击，唐文治不仅意识到自己的远大政治抱负在中国的政坛上绝无实现之可能，同时也对清政府如何“整理”“时局”丧失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心。是故自此以后每每得到“恩赐”和“温奖”，再也不是过去那种“皇恩浩荡”“闻之悚惕”的感受了，而是扪心私忖：“恩礼如此，使臣工仆仆亟拜，曷若信用臣言，改良政治为愈乎？”[3] (p55)然而，专制政治下“治理天下”所需要的是唯诺温驯的奴才，而不是特行有为的干才，所以最高统治者的所作所为与他孜孜追求的事业目标，早已是南辕北辙了。后来他能够献身于以天地正气培育人才的教育事业而终生不着仕途半步，应该说这就是最底层的思想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