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研究·
[摘要] 就本质言，人与人、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之间本然的构成为“共同体”的关系，但因人智能创造性的失范发挥，道德危机、生态危机、价值危机、文明危机等诸多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人类向何处去，再次成为时下人类文明不断追问的问题。中国领导人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世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力求建立平等对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谋求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的生态体系，是对实践和认知主体“公”德的价值诉求；呼吁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是中国传统“尚和合”精神的创造转化。中国领导人为应对世界格局演变、解决世界问题和处理世界关系，提出并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中国智慧和天下情怀，彰显了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所培育的新时代理想人格至少应包含至公精神、和合理念和自信心态等三方面特质。
[关键词]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人格;自信人格;和合人格;至公人格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族人民对美好人际关系、人物关系和国际关系的向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领导人积极应对世界格局演变和解决世界文化文明危机而提出的智慧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58页。因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语境，为培育新时代的理想人格提供了新思路、新要求和新面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培育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必然逻辑
人是什么？自从人类产生以来，人就从未停止这样的思考。中国的智者普遍认为，人是天地间最灵最秀者，人是万物中最有智慧者。如：《孝经·圣治》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荀子·王制》言：“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董仲舒《春秋繁露·人副天数》言：“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人受命乎天也，故超然有以倚”；王充《论衡·辨祟》也说：“人，物也，万物之中有智慧者也”；等等。中国的智者不仅明确了人在宇宙天地中的重要地位，还明确指出了人的以“仁义礼智”为基本特质的共同属性。
在经销商业绩评估管理方面，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预防风险。在2019年，B公司需强化对于业务人员的风险管理意识培训，潜移默化，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水平。当经销商经济出现危机时，肯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征兆，市场业务人员如果意识提升了，便会在日常办公中容易发现经销商存在的问题，防患于未然。
西方的智者普遍从理性角度解答人的本质和人的价值属性问题，也认同人在宇宙间最具智能创造性。如：亚里士多德指出：“操修理性而运用思想正是人生至高的目的”；*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95页。斯宾诺莎强调：“人是一个理性存在物，理性是人的本性”；*转引自罗国杰、宋希仁：《西方伦理思想史》(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69页。黑格尔说：“人类自身既有目的，就是因为他自身中具有‘神圣’的东西——那便是我们从开始就称作‘理性’的东西，又从它的活动和自觉的力量称作‘自由’”；[注]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73页。等等。正是因为有理性，人是自然界中最为有智慧和创造性的存在者。不过，马克思反对把理性视为人的本质属性，强调人的精神需要、精神能力和精神生活，人的精神不仅包括人的理性，还包括人的情感、意志、直觉等非理性因素，只是，理性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注]袁贵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6页。因为人的精神活动，使得人超越于动物群体：“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而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7页。人的创新、创造精神使得人与其他生物相区别，也开显了人的独特性。
人的创造性有多大，人的欲望就有多大；人的理性有多强大，人的情感就有多么不理智，不可避免的产生各种危机。如，现实中的人会因自我价值理念、信仰体验的不同而崇尚拜金主义、个体至上主义，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危机；人会因欲望的无限扩张和创造性的无限发挥而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平衡，导致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危机；因人与人之间、民族地域之间甚至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观念差异和文化模式的不认同，导致宗派冲突、文明对抗，人文危机、价值危机接踵而至。人本来是世界万物中最灵最智者，但因高扬主体智能创造性，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人类究竟应该往何处去？未来人类生存之路何在？这是当下人们不断追问的事情。
“和合”是不同因素和要素之间既冲突又融合且生生不已的“生生”状态，具有四方面特征：第一，和合是新生事物或新质事物产生的原因。和合认为天下万物都是异质因素、要素和合而生的，因为不同质，甚至是完全相对峙的因素、要素，才会交感、交合，才能产生新质事物。和合是方法与原因、根据与动力相统一的和合体。第二，和合是诸多优质因素、要素的融合。和合会按照和合体自身的需要，选择、扬弃曾经的矛盾系统中的优质成分，排除其不需要的部分。和合是符合特定条件的要素、元素被实践选择、合理运用，从而达致和谐合作、融合新生的状态。第三，和合是事物的存在方式。天地万物存在的环境、条件、内容、结构以及系统等形式，无不是经由矛盾要素的和合而转化产生，表现在政治方面是各种不同社会交往与政见的和合，表现在经济方面是不同劳动方式、消费结构、生活方式、生产资料占有方式的和合，表现在意识方面是各种不同学术观点、价值观点、审美观点以及各种思想观点的和合。和合是万物共处的本质显现。第四，和合是动态、开放的过程。宇宙间无无冲突的自然、社会和人生，惟有冲突才有融合，融合是冲突的成果，亦是冲突的表现形式。因为不同事物之间有个性的差异，所以事物之间有“冲突”，有冲突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因为不同事物之间有共生共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事物之间又必须“融合”，有融合才有发展的现实性；无论是冲突还是融合，都是相异事物的共生、并存状态，只有事物之间的“和实生物”，才能创生出含蕴不同事物优秀基因的“新事物”。
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10页。由中国领导人倡导、推动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正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对人类全体命运的科学判断和写照，是解决人类问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超越了冷战思维、霸权思维、单边思维、封闭思维、保守思维等，施之以天下和平思维、相互平等思维、通达发展思维、开放包容的诚信合作思维、互利共赢思维，是一个关于思维形式和规则的科学理念。[注]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8页。因此，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与内涵，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为培育新时代的理想人格提出新要求、树立新面向。
当然，就集体、集团的人类整体而言，亦当秉具至公人格理想。公私关乎政治道德，“公私之交，存亡之本”；“公私之分明，则小人不疾贤，而不肖者不妒功”(《商君书·修权》)。以尧舜为代表的贤君能明公私，不以一己之利理天下，而以天下之公义治天下，举贤不避亲，惟其能而已；禅位让贤而不传子，因选贤举能而平天下、定民心。西晋时期的傅玄有言：“能通天下之志，莫大乎至公；能行至公者，莫要乎无忌心”，行至公之义可通顺天下、治国安民：“近者安，远者归，枉直取正，天下信之”；“无忌心”是行公义的核心要义，因无妒忌、忌恨、猜忌之心，从而“进者自尽，退不怀疑，其道泰，然后浸润之谮不敢干”。[注][唐]魏征等编：《群书治要》，吕效祖点校，鹭江出版社2004年版，第807页。不仅有“人君之公”，为人臣者辅政亦当以公，刘向即指出：“治官事则不营私家，在公门则不言货利，当公法则不阿亲戚，奉公举贤则不避仇雠，忠于事君，仁于利下，推之以恕道，行之以不党”[注][汉]刘向著：《说苑校证》，向宗鲁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3页。。是故，君臣属僚培育公德、挺立公心，其治国理政之举必令人心悦诚服、天下太平。
现代建筑行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其施工技术水平和管理理念模式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过仍然存在部分建筑企业施工技术水平较低，管理模式落后，对于工程项目的模型数据共享工作不到位，最终影响到项目成本管理的准确性。
学生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发现、研究和探索得到答案，但是在传统教学模式中，教师往往都将问题及其解决方式提前准备好，直接提供给学生，这并不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机械式的解决问题，会使所有探索行为变得毫无意义。因此，教师应当结合新课改的三维教学目标，将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学生在获取数学知识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利用这些知识，全面提升小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和数学综合素质。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至公人格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它所期求的公道正义、包容互惠、尊崇自然，表现的正是对人之“公”德的诉求。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站在“价值共识”的制高点，提出了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注]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253-254页。也就是说，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无论是作为个体主体的人，还是作为地域、民族、国家的集体主体，抑或人类整体的类主体，都应当遵从公平、公正、公开、公心、公义法则，人人要培育“公”德，不仅处理个体主体之间、集体主体之间的关系要秉承公德公道，而且处理人类主体与自然物体之间的关系更应秉承公德公道。宋儒周敦颐曾言：“圣人之道，至公而矣”[注][宋]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0页。；程颢也说：“至公无私，大同无我，虽眇然一身，在天地之间，而与天地无以异”[注][宋]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172页。，“公”是人间正道、人格理想。因此，新时代的理想人格是一种至公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世界发展大势，以其卓越智慧和智能创新，在新世纪、新纪元创造性的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感世运之变化、立时代之潮头、发时代之先声，凸显了中华文化的智慧禀赋、精神品格、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精髓和天下情怀，彰显了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注]张立文：《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序》，第11页。当下，中国已从站起来、富起来走向强起来，中国的“自强”给予了中国人民偌大的“自信”；中国因为“自信”，所以在世界发声，而且世界人民对中国声音给予重点关注和价值认同。国家如此，个人亦如此。因此，基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当培育新时代的自信人格。这个“自信人格”是自尊、自信、自强精神的和合，一个人只有正确树立了自尊心，方能建立自信心，从而激发自强精神，奋发有为。
第一是网络。物流最容易被感知到的就是网络体系。一个物流公司好不好，关键看网络体系如何。截止2017年底，新邦加盟网点近1700家，在国内零担竞争力中排在前20名，市场认可度高。夏辉、DHL这样在国际都具有很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更不必说。
至公人格必是以“公”黜“私”。荀子指出：“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不苟》)，此“偏”即私。程颐说：“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将公便唤作仁。公而以仁体之，故为仁。只为公，则物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也”。[注][宋]程颢、程颐：《二程集》，第153页。人之仁性的理据为“公”，因有公义，仁人故能爱、能恕；反言之，爱人、恕人表现的正是“公”义，公而无私，故能“兼照”万物人我。实际上，在中国的道德传统中，公私与道德善恶密切关联，早在唐代，独孤及即已一针见血地指出：“善恶生于公私”[注]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卷)，第133页。。到宋明理学，公私、义利、理欲、善恶诸范畴交融一起，以公为义、为理、为善，以私为欲、为利、为恶，如明末大儒刘宗周言：“天理人欲，本无定名，在公私之间而已”[注][明]刘宗周：《学言》，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2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页。。就人之德性言，公是美德之善之源，私是道德之恶之源，要做堂堂正正之人，须公字当头、义以为上。个体主体之人，倘若仅围绕自我利益、一时利益、眼前利益展开，而不能放眼他人的利益，自然是私心盛、公义暗，于己或许暂时受益，于人或许暂时受害，但倘若他人施以报复，最终双方必皆受伤害。故当转换思维，人人皆思公义、皆育公心，互相包容忍让，才能共处共赢。
所谓理想人格，是作为类主体的人应该要达致的做人目标；从理论而言，它是人性本然状态、理想状态的思想结晶、修养境界；从实践而言，它是社会道德规范、职业操守、生产技能、生活方式的道德化身，是真、善、美的和谐统一，也是知、信、行的融会贯通。因为有不同个体主体人格的差异，在面对共同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和人生问题时，必然要探寻可能世界里的合理、恰当、完善的人格理想。人格理想的群体化就是特定时代、语境下的理想人格。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语境，今日之时代新人应树立至公理想，培育“至公人格”，突破安居一隅之偏私，在一己的得失之外安放更具超越性的理想与志向，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建设打造坚实的信念之源；应彰显和合精神，培育“和合人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国方案奠定更为包容、更为开放的文化心态，寻求自我前进与合作共赢的共同实现；而且，应始终保有文化自信态度，培育“自信人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提供持续且饱满的精神滋养，以昂然姿态接续中国传统、拥抱更好的未来。
古代虽是君主统治某国，而国治与否与君主本身的政德密切关联，在君国一体的时代，国君的治国理念即是整体的国家理念，国君治国以公、人臣辅政以公，自然国治家齐，反之，必是政息国亡。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家、集团、个体要高扬“秉德无私，参天地兮”的人道、博爱、奉献、大公精神，消解各集团党派、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的差异，凝聚人类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意愿、共同理想。培育至公人格，推动人与人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营造开放、包容、普惠、共赢的人文社会环境，从而构建世界命运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各国共同分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合人格
作为人文精神和哲学智慧的和合思想，以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诸理则涵养和合人格。和合人格就是基于和合思想的道德修养新境界，内涵了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天人合一”之真、道德知识和道德实践融合的“知行合一”之善以及作为情感再现天地造化之工的“情景合一”之美。[注]张立文：《新人学导论——中国传统人学的省察》，职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依凭和合思维，培育和合人格，期求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共享共赢。
和合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核心理念和首要价值之一，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和道德精髓，习近平总书记即以“尚和合”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之一。[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3页。从字源看，“和”“合”互训、义同，“和”就是“谐”、“合”，是和谐、和平、和睦、和乐、祥和，“合”是结合、联合、融合、合作。作为术语和体现特殊意涵的“和合”，最早出现在《国语·郑语》：“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契能蓄养臣民，融合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创造和合秩序，以保家园。《国语·郑语》还言：“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同”就是单一性、一元性，排斥差异性、多元性，唯有阴阳“和”、多元事物交融，万物才会生发，“和实生物”体现的正是天与人和、物与人和、人与人和的三合之境。管子亦言和合：“畜之以道，养之以德。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幼官图》)通过修养道德实现民和、民偕，也就是和谐团结凝聚，而道德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和合。故，就本质言，“和合”是指自然、社会、人际、心灵、文明中诸多形相和无形相相互冲突、融合，与在冲突、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各形相和无形相和合为新结构方式、新事物、新生命的总和，表明人与自然、社会、人际、民族、种族、国家、宗教、心灵、文明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协调、谐和与共生。[注]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自古及今，中国的智者以“尚和合”作为生存智慧，以之为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文化理念、理想信念和人格境界。
从本质言，人类从产生伊始就是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存在。这样的存在形式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性，最终也必然体现为“共同体”的存在。马克思曾指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人作为社会性存在不同于动物的社会存在，因为人能够从事社会实践活动和智能创造，人一生下来就是属于社会的人，而且人也不断通过后天的成长，完善作为社会性存在的诸种元素。正是由于此种特性，人便有了合作性，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在社会交往中相互合作：“人的力量来自于人的合作”，合作使人取长补短，合作后的整体力量大于单个的力量总和。[注]袁贵仁：《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61页。人作为社会性存在、合作性存在，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就必然打造成为“共同体”关系，诚如滕尼斯所言：“人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互关系之中；任何这种关系都是一种相互作用……通过这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族群，只要被理解为统一地对内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它就叫作一种结合。关系本身即结合，或者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同体的本质”，“人们在共同体里与同伙一起，从出生之时起，就休戚与共，同甘共苦。”[注]转引自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52页。在滕尼斯的视界里，共同体的本质就是特定的合作关系，共同体的特质就是进入共同体的人“休戚与共，同甘共苦”。超越于民族、种族、国家、文明的所有人都致力的最大“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已指出：“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注]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版，第254-256页。。而要实现这个共同体，就要奉行双赢、多赢、共赢的新理念，做到相互尊重、合作共处、平等相待。
和合智慧最集中的体现于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和爱五大原理，[注]参见张立文：《和合学——21世纪文化战略的构想》(上)，第477-481页。可转生为时代新人的处世方略和工作思路。其一，“和生”。“和生”既不否定，又不回避矛盾冲突，而是主张对话和交流，“以对话解决争端、以协商化解分歧”，在开放、开明、开朗的和平交流中解决问题。和合智慧循“和实生物”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共生、和生理则，平等对待他人、他物，期求人、自然、社会、文明之间的和生共生。其二，“和处”。自然界是一个“大生命”，人类当与自然和睦相处，没有青山绿水就没有金山银山。人与自然和处，人与人、集体与集体更应和处，每个人都应学会欣赏和赞扬，学会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做到“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同舟共济”、“坚持环境友好”。和合智慧循“和而不同”、“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共处、和处理则，包容他人、他物。其三，“和立”。个性品质的涵育培养，主体事业的成功，一旦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色，就要保持修养，不可一日松懈。诚如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还需强起来；而且，自己富起来、强起来，还需积极帮助他人、他集体、他民族也立起来、富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即指出，中国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称霸”。[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59页。面对不同的社会制度、道路选择、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合智慧循“已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共立、和立理则，与他人、他物共建共享、共商共治。其四，“和达”。立足脚跟，深入发展，而且，当自己发达之时，也要使别人发达。单“立”不“达”则不稳，单“己达”而人不“达”则不能形成良性循环，习近平总书记即指出，中国积极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援助力度。[注]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第60页。和合智慧循“己欲达而达人”的共达、和达理则，期求与他人、他物的互利共赢、兼善天下。其五，“和爱”。人有恻隐之仁心、爱心，因“爱”而“懂”得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体会各生命体存在的本真意义，从而与他人、他物和生共存；因“爱”而包容忍让，世间万物都在秉持个性特色中和处共存；因“爱”而关爱、关心、关照更多的人、事、物成长，人之饥寒即我之饥寒，从而与他人他物和立、和达。和合智慧循“泛爱众”“兼相爱”“以他平他谓之和”的和爱精神，真诚、真心待人、待物。
恩格斯有言：“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副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页。。作为相对独立的“个体”，任何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世界之网上的“结”，其存在都对其他事物的存在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物与物之间定然通过共生互融构成为有机联系的世界整体，事物与世界之间自然而然地体现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国与国之间、人与物之间必然联系交织，习近平总书记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即指出：“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注]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5页。基于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世界多样、注重国家平等、主张文明互鉴、提倡包容发展、遵守互利互惠，[注]韩庆祥：《为解决人类发展问题贡献“中国理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东岳论丛》2017年第11期。以其美好的关于人类命运航向蓝图的设计，呼吁人们共商共治、共建共享、共达共赢、合作互鉴、绿色低碳，共创真善美的美好的价值理想世界。[注]张立文：《中华传统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光明日报》2017年11月6日。人类命运共同体所畅想的“共”、“合”、“和”、“互”等价值理想，正是中国传统“尚和合”精神的展开。因此，新时代的理想人格应该是一种和合人格。
水平在6、12h与C组比较显著升高（P＜0．05），仅在12h与D组比较显著升高（P＜0．05）；C组与D
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自信人格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为解决世界问题和处理世界关系贡献的中国智慧。早在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国外专家代表座谈时首次提出了“命运共同体”概念：“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并系统阐述“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尤其是2017年1月18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引起世界各国政要的普遍关注：“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演讲引发现场约800名国际组织负责人、各国使节和政要的强烈共鸣，全场响起30多次热烈掌声，第七十一届联合国大会总书记彼得·汤姆森更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视为“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的唯一未来”。因此，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协商一致通过“非洲发展新伙伴关系的社会层面”决议，呼吁国际社会本着“合作共赢”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加强对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持，这是联合国决议首次写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治国理念，并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3月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高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关于对外政策与交往部分增加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容，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确立为全党、全国人民的集体意志和奋斗目标。
就逻辑起点言，至公人格以“天下为公”为理念。吕不韦言：“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吕氏春秋·贵公》)圣王治理天下要“公”字当头，要把“公正无私”置之政治管理、社会治理的首位，天下安定的源头就是公正无私，得天下者是因公正无私，失天下者则是由于偏颇有私，而且，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某人之天下。这里，“公治天下”之“公”正是与“偏私”相对的“公平”，是统治者、君主应该具有的道德性。[注][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郑静译、孙歌校，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9页。虽然吕不韦强调的是“君主”的“公”，但由此延伸，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公心、公正、公平、公开应该是新时代理想人格的基本面向。《礼记·礼运》关于天下大同的描述，尤为突出地体现出“公”义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虽说是对原始社会氏族公有制、无等级差别的怀念，但更是对现实社会不公的抗议，是对未来社会的美好憧憬，是中国古代先圣先贤的价值理想和价值目标。“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是人类对美好社会的普遍意愿，包括了货财“不必藏于己”的经济制度、“力恶其不出于身也”的劳动工作制度、“男有分，女有归”的分工制度、“选贤与能”的官吏选拔制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泛爱众、兼相爱的原则、“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的劳保养老制度、“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福利制度、“讲信修睦”的人际、社会、国家、国际关系原则，等，皆体现为诚实无欺、真实无伪、互诚互鉴、合作共赢、和睦相处。后来，康有为作《大同书》，以“人人如一”界定“公”之内涵，主张“无贵贱之分，无贫富之等，无人种之殊，无男女之异”，大同之道就是“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注]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理论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3页。。这种公义、公正、公道、公平，已然不再是政治上的力量关系，“公”从作为“共同体”内的“平分”状态，衍生为“公——平分——公平”的公正道义，作为共同体存在逻辑起点的“公”转生为政治上的君、国、官对臣、家、民的“公”，在政治、社会和道德场域，“公”便具有了普遍性意义。[注][日]沟口雄三：《中国的公与私·公私》，第44—88页。因此，公义、公正、公平不仅仅是政治正当性的理据根基，还是社会合理性、人际恰当性和人性本然性的理据根据，成为至公人格的基本内涵。
（3）有机硅褐煤SHY-2代替SMP-1和SPNH，在准噶尔盆地西北缘环玛湖和腹部区块钻井，钻井液性能基本能满足该地区钻井要求。但与钾钙基聚磺钻井液比较，该体系的稳定性不如钾钙基聚磺钻井液，主要表现为钻井液的热稳定性相对差一些，钻井液的粘切变化快，流变性控制难点大。
自尊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和对自我人格的尊重。首先，自尊者自贵自爱。前已指出，人因其自我的智能创造而为天地宇宙间最灵最秀者，“人为天下贵”，故人当“自贵”，诚如邵雍所言：“天以气为质而以神为神，地以质为质而以气为神，唯人兼乎万物而为万物之灵。……人之生真可谓之贵矣，天地与其贵而不自贵，是悖天地之理，不祥莫大焉”[注][宋]邵雍：《邵雍集》，郭彧整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1页。；人亦当“自爱”，诚如扬雄所言：“人必其自爱也，而后人爱诸；人必其自敬也，而后人敬诸。自爱，仁之至也；自敬，礼之至也。未有不自爱敬而人爱敬之者也”[注][汉]扬雄撰，汪荣宝注疏：《法言义疏》卷十八《君子卷第十二》，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515页。。人兼有天地之气与质、形与神，最能掌握天地之精义、天命之道义，最能随顺自然之道、通畅本真人性，人之“贵”乃拜天地所赐，若人不自贵自爱，自是有悖天地之理。其次，自尊者自主自得。孟子有言：“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孟子·告子上》)梁启超亦言：“真能自尊者，有皑皑白雪之志节，然后能显其落落云鹤之精神；有谡谡松风之德操，然后能载其岳岳千仞之气概。”自尊之人有志气、有气节、有操守、有德行，是道德完善、德行高远、品质正派之人，真能自尊，绝不模仿造作，是对生命意义和生活价值的自得自悟、自立自重：“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苍之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求先自立为第一义”。[注]梁启超：《新民说》，宋志明选注，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00页。凡随人言语的照着说、接着说，抑或跟跑他人的照着做、接着做，又谈何自尊？真正的自尊，是敢为天下先的气概和责任担当，如同中国提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样，是对世界问题的责任担当，是为人类苍生和谐共处、共享发展而尽心尽力、竭尽全力。
人因对自我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认定和肯定，自然便有对自我能力和未来可能的认知和预估。因而，自尊的必然体现就是自信。自信是对自己通过努力可以实现既定的奋斗目标的信任，是个体之人德业、学业和事业走向成功的必要条件，[注]罗国杰主编：《中国传统道德》(名言卷)，第243页。是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是对自身能力和价值作出客观、正向认知与评价的稳定性人格特征。[注]车丽萍：《自信的概念、心理机制与功能研究》，《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因此，自信之人首先相信自己是个善“人”。孟轲言“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人心中有仁义礼智“四端之心”，人当信“尧舜之道，孝弟而已”，人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自然可为尧舜。(《孟子·告子下》)强调人性本恶的荀子尽管与强调人性本善的孟子在论述人性善恶的理路上有不同，但从人最终的境界目标而言，他们都承认人内在的、可能的都是至善之人：“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唯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荀子·性恶》)。人是有智能创造、智能本性的，人天然禀具了成禹成圣的可能：“圣人与我同类，此心此理谁能异之”；[注][宋]陆九渊：《陆九渊集》，钟哲点校，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1页。“圣人非人耶？亦人也。使圣而非人也则可，圣亦人也，则人亦尽圣也”。[注][清]陈确：《陈确集》，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1页。人人皆可为圣，对此当信得及。而且，自信之人不甘暴弃。孟子言：“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朱熹释曰，自暴之人不知礼义为美而毁誉之，即便告知说仁心为人之安宅，他必拒之而不信；自弃之人，则虽知仁义之美，但溺沉于怠惰，自认为绝不可行，有正道大道导之，亦必不能化而成人。[注][宋]朱熹：《四书集注》，陈戌国标点，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33-314页。人人心中有成圣成贤的可能与潜质，人于此自信，必会悉心行动，若虽知之而不行之，已然坠入“自弃”异途。当然，自信不是自负，而是基于“自知”的自信：“君子自知自信，了然不惑”；[注][宋]张载：《张载集》，张锡琛点校，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94页。自信不是自大，而是“虚心”的自信：“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注][清]顾炎武著、[清]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花山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335-336页。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的主旨演讲中指出：“人类文明进步历程从来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人类就是在同困难的斗争中前进的。……不要指责他人，不要放弃信心，不要逃避责任，而是要一起来战胜困难。”[注]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413页。这是国家意识形态自信的体现，这是作为集体主体的自信力的展示，国家尚且如此，于个人尤需“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激水三千里”的自信精神。
自尊是自信的前提与基础，自信是自尊的必然结果和应然体现。自尊是“承认”自己的价值，自信是对“自我承认”的信得及、打得通、行得端、立得正。于人之贵性、灵性，人自然自尊、自爱；于人之智能潜质，人必然自信、自知。因此，人必须持守本性、把握命运，发挥主体主观能动性，做到自强不息、奋发有为。是故，自强之人，凡事皆求诸己。“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恃人不如自恃也，明于人之为己者不如己之自为也”(《韩非子·外储说右下》)。人生在世，自呱呱坠地至懂事、成人，无不时时与他人、他物交融，在这个相互联系的人际社会中，个体之人不能永远生活于对他人的依赖之下，即便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也不能永远享受他们对自己的关爱和帮助，“恃人不如自恃”，人终须要学会独立、自立、自强。自强是成就个体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推动力。因此，天下成功之事，皆由于自强。朱熹即指出：“闻道有蚤莫，行道有难易，然能自强不息，则其至一也”[注][宋]朱熹：《四书集注》，第34页。。人有生而知之，有学而知之，还有困而知之，但就“知之”而至于知言，本质相同；人有安而行之，有利而行之，还有勉强而行之，就“行之”而成功言，本质相同。人之秉性并无本质差别，但人之“知”、“行”可分等级次第：“闻道有先后，行道有难易”，但人若自强不息、持之以恒，终究也可以做成圣人：“学者自强不息，则积少成多；中道而止，则前功尽弃。其止其往，皆在我而不在人也。”[注][宋]朱熹：《四书集注》，第129—130页。刚健有为、自强自励是锻炼人格意志的必由之路，“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孔子就曾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述而》)自勉，孟子亦有“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性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的告诫。凡天下成就大业的英豪伟杰，莫不经受艰苦卓绝的人生苦难，于自强中获得新生：“昔西伯拘羡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积极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是中国社会和中华文化发展的巨大动力，培植了一代又一代堪称“中国的脊梁”的志士仁人，为民族和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中国精神！
哀莫大于心死，孟导现在眼里全然没有了桌上那堆‘乾隆通宝’，就像是看到不成器的大儿子一样视而不见。他一边用手把‘乾隆通宝’们拨到桌子的另一侧，一边把目光集中到“次子”——数量更多的一堆古钱币。
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的中国文化自信和话语自信，已然为培育新时代的自信人格提供了实证和例证。而且，从中国传统文化演进的角度言，自信是中国人人格的基本维度，早在孟子那里即已明白昭示：“有诸己之谓信”(《孟子·尽心下》)、“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离娄上》)，凡爱人不亲、治人不治、礼人不答，皆需“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即从“己”之本然中寻求爱人、治人、礼人的道理，此“反求诸己”、“有诸己”的过程就是“信”己亦即“自信”的体现。自信之人，必能尽心尽力、尽职尽责。
生存于地球上的不同民族、种族、国家之间以及人类世界与自然界之间，必然存在着差异和冲突，体现出文化、文明的独特性和人类主体的智能创造性；但不同的文化、文明主体的发展也必然遵循共同的普遍的价值和规律，而且人类自身的演进终究要与自然的演进规律相适应，或者说，人类天然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本身即体现着自然规律。所以，人、事、物“本然的”“应然的”应该是“共同体”的关系。当下，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在世界各种场合的宣讲和倡导，基于中国自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然成为热爱和平正义、崇尚合作共赢、主张包容并蓄、提倡和生共生的人民大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这是传统“共同体”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包容共处、和谐共生、共享共赢、公正平等、公道正义、公开互惠的美好发展前景，呼吁人、事、物之间共商共治、共建共达、合作互鉴、绿色低碳的美好价值世界，是以新时代中国人的人类意识和全球视野，为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贡献的智慧和方略。因而，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人文语境，所要培育的理想人格，首先是一种至公人格，即以天下为公为理念，以公心、公正、公平、公开的公义心态善待、包容、宽宥天下事事物物；还是一种和合人格，能够智能创造地推演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理则，达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文明与文明、身体与精神的和合共生；更是一种自信人格，是每个人对人作为宇宙最灵最秀价值特性的自尊自爱，对人之善性、德性、秉性智能创造特性的自得自信，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成就宏阔伟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贡献毕生力量。
收稿日期：2018-12-16
作者简介：张瑞涛(1977—)，中国石油大学(华东)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副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中国哲学史。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新时代大学生理想人格培育研究”(项目编号：18BKS185)的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9]03-0148-08
(责任编辑：刘要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