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卫东[1]2001年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联邦高等教育战略分析》文中指出近年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增强。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社会其他领域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全球化趋势。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全球化成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显着特征。 全球化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科技革命、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区域集团化、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在全球范围内的活动、诸多全球问题的存在等都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全球化进程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了多方面影响。全球化对高等教育的多种影响，使高等教育面临一种新的环境。这种环境上的变化，给高等教育以巨大的压力，迫使高等教育作出反应，进行战略上的重组。 作为发达国家，美国是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和受益者。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对高等教育战略进行了重组。这种战略上的调整，体现了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高等教育战略重组的基本思路。即：本着“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的原则，以终身教育和全民教育为指导，充分开发各类人力资源，增强国家的全球竞争力，进一步扩展高等教育的功能，以适应经济知识化的需要。 中国即将加入WTO，全球化进程势必对我国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影响。要迎接全球化的挑战，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进行战略上的调整。在构建我国面向全球化的高等教育战略时，应注重以下几个问题：高等教育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的信息化、高等教育的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国际化、高等教育的产业化和高等教育功能的拓展。
李艳红[2]2015年在《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战略演变》文中认为美国关键语言是指由政府认可的,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科学研究和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的语言和方言。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美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末冷战正酣时期开始支持关键语言教育。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外语能力危机,促使美国政府展开新一轮的关键语言人才培养战略。本研究依据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分析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和实施体系,重点关注以下几点：(1)为什么说关键语言教育政策是以国家安全为导向的?(2)以这种导向为核心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是如何发生和演变的?(3)经过多年的发展,关键语言战略构建了怎样的实施体系?(4)如何评价关键语言战略?(5)美国的做法对中国外语教育规划有何借鉴?研究采用历史分析法、例证法、对比法、文献分析法等,从国家安全、战略学、语言政策和美国政治视角对相关问题进行阐述和论证。研究认为,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是全局性的、自上而下的、国家安全为导向的、受语言危机驱动的、以提升国家语言能力为目标的外语人才培养战略,其本质是维护美国的世界领导者地位。在关键语言战略的实施轨迹上,当美国的安全战略呈现扩张态势时,关键语言的战略地位上升,反之,战略地位下降。此外,关键语言战略还会伴随国家安全战略重心的转移做出适时调整。研究还发现：(1)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包含四点安全诉求——语言能力是核心战斗力、语言能力提升国家竞争力、语言资源是价值观传播工具、语言能力关乎美国全球领导力；(2)关键语言战略的演变可分为叁个时期——冷战时期的发展期、冷战后的扩展期、21世纪早期的重塑期：(3)美国关键语言教育已经形成了多部门联合实施的战略体系,实施方式是政府与高校建立合作关系开展关键语言教育项目；(4)战略的实施提升了国家的语言能力,但成效和挑战并存;(5)除了国家安全战略外,关键语言战略实施还受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等因素的影响。研究最后建议,中国应该提高语言战略意识,采取措施提高国家语言能力。人才培养模式上,“语言”加“区域知识”应该是未来外语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方向。此外,制定中国的关键语言列表是未来之举。
刘美兰[3]2014年在《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研究》文中指出“9.11”恐怖袭击事件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斯波尼特”,美国再一次深刻感受到恐怖袭击、文明冲突对美国未来发展的影响,国家安全成为新世纪美国必须重点关注的大事。为消除文明冲突、保证国家安全、维护霸权地位,美国推出安全语言战略,即“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语言的安全功能凸显,语言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语言已成为美国全球博弈的重要工具。在美国,“关键语言”就是关键外语,是美国紧缺急需的、对国家安全有着重要影响的一些小语种。“关键语言”直接关系着美国的政治稳定、军事强势、外交通畅、信息安全、经济发展、民族团结、文化交流、教育合作。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推出美国“国家安全语言计划”(NSLI)中列出的主要“关键语言”有8种:阿拉伯语、汉语、朝鲜语、俄语、印地语、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本研究从“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思想来源、发展历程、产生背景、社会现状入手,聚焦“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的目标、内容规划体系的构建、战略实施与相关保障策略、战略的成效与影响的分析。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思想的根源主要是文明冲突、霸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发展经历了“美苏争霸”引发的第一阶段、“经济竞争”引发的第二阶段和“反恐防华”引发的第叁阶段;语言规划理论和社会语言需求理论是“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的理论依据。美国海内外利益面临的挑战及美国急需的“关键语言”人才的危机使得安全语言战略势在必行。在安全语言战略思想指引下,美国展开国防和国民“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规划和实施,在国防“关键语言”战略体系中,教育部、国务院、国防部、情报部门先后提出法案、出台文件来进行“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并配有大量经费资助的众多语言项目集群;在国民关键语言战略体系中,教育领域、私人领域、社会公共领域、家族语社区等也都响应联邦政府的号召,积极参与到“关键语言”教育项目中去。同时,本研究对“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实施举措及相关的保障战略也作了探究。本文对美国的“关键语言”之一----汉语教育战略展开了个案分析。通过梳理汉语教育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追溯美国把汉语列为“关键语言”的原因,出台的相关政策、法案和文件,相应汉语教育战略规划、相关针对汉语这一“关键语言”的教育项目,以及实施的措施和保障策略。美国的“关键语言”教育战略是以联邦政府为主导,采用顶层设计的战略规划,强调联邦政府各机构间的密切合作,同时保障联邦层面和州层面语言战略的同步展开和实施,强调国防和国民“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相辅相成,国防“关键语言”教育是先锋,国民“关键语言”教育是储备。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已取得了一些成效,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教育发展都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本研究主要采取了文献法、比较法、个案法来进行分析研究,同时这也是一个跨教育政策学和社会语言学两个学科的研究,本研究既有一定的教育政策研究高度,也有一定的语言规划研究的深度。本文在阐述和评析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的基础上提出了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规划对中国外语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规划的启示。文章提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中国安全语言教育的重要性和相应的措施,同时针对美国把汉语教育定为“关键语言”教育并采取了一些战略举措,提出了完善我国的汉语海外推广政策的方略,为汉语教育在美国,乃至世界的推广提供战略参考。
尹德先[4]2012年在《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文中指出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潮流,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世界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经济强国必须是对外直接投资大国。中国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转变,必须顺应潮流,加快对外直接投资。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已将加快实施“走出去”列为国家战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中国“走出去”的最主要部分。近些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总体上还有待于深化,且“战略”一词在研究中也有被泛化之嫌。因此,吸取国内外研究的优秀成果,借鉴对外直接投资先行国的先进经验,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的理论基础,制定切合实际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对于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健康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运用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导论”。介绍选题背景与意义,界定了论文涉及的主要概念,综述国内外!学者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成果,说明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主要研究方法,提出主要创新点和研究展望。第二章“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在梳理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新成果的基础,提出动态环境下中国企业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并以此构建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宗旨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目标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措施抉择。第叁章“对外直接投资的国际经验与启示”：中国作为国际直接投资历史上的后起者,为了学习先行者的经验,重点解剖了具有代表性的美口韩叁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从中引出规范性的启示第四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和决定因素”：战略是对历史的总结、现实的把握、未米的抉择。为了研究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在这里总结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历史;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通过实证分析,判断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并从中发掘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加快’的紧迫性;最后,再次通过实证分析,从推动力和吸引力两方面找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为战略环境分析、战略宗旨确立、战略目标确定和战略各措施抉择提供了依据。第五章“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环境分析”：根据第二章设计的“战略分析框架”、第叁章的“启示”和第四章分析的“决定因素”,综合运用SWOT、PEST这两个战略管理工具,对后危机时期我国复杂多变的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并形成了相应的决策方案。第六章“加快实施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综合前几章的分析,确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宗旨是“互利共赢”。确定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目标是：培育具有动态国际竞争力的中国跨国公司；促进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促进东道国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确定加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抉择是：产业抉择、区位抉择、方式抉择、主体培育和政府服务。本文的主要创新点：1.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基础——动态广义优势理论”。2.试图将动态环境下的战略管理理论运用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中,提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分析框架”,并用此框架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3.在国际经验的研究中,以动态环境战略管理的视角归纳出规范性启示。4.用SWOT-PEST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战略环境。
李俊义[5]2006年在《我国西部研究型大学的战略规划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研究型大学是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不断推动科技和社会进步过程中,自然发展形成的一种大学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形成对美国演变成为最发达国家起到的作用给我们提供了经验。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无论是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还是从经济大国发展成科技大国,从高等教育大国发展成高等教育强国,都需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1998年国家启动了“985”工程,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些学者和专家提出了建设我国研究型大学的主张,并参照其他国家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和经验,就我国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提出了不少设想。 在西部大开发中,西部研究型大学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在我国,由于区位的不同,西部地区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与中东部地区相比,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要推动西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就必须研究其战略规划。本论文就是探讨研究型大学的发展历程和高校战略规划的理论,在此基础上探讨西部研究型大学的战略制定和实施保障。 本文在体系上分为4个部分。通过运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对研究型大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总结和探讨,对中外研究型大学的分类标准,研究型大学的特征,研究型大学的作用以及研究型大学的定义做了较为系统和全面的论述。从战略规划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入手,对我国高校目前的战略规划进行了分析。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了西部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的重要性;提出了在相对区位劣势下研究型大学战略规划必须重视的环节和采取的措施。
赵衍[6]2011年在《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互联网因素》文中指出肇始于20世纪中叶的信息和网络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同时也给“国家安全”这个古老的话题注入了新的变量。在当今“无网不在”的世界里,互联网一方面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价值剩余,变革了整个社会的运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互联网本身的缺陷和人为的滥用,互联网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也与日俱增,“网络信息安全”被提上议程,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也日益凸显。“网络信息”成为当前政治家和国际政治研究学者无法回避的国家安全变量。本文聚焦于互联网环境下的信息安全问题。在序言部分对信息、互联网、国家安全和国家信息安全等概念作了分析和界定;第一章对互联网与国家军事安全、国家政治安全和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作了分析;第二章总结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并分析了这些安全观在信息社会背景下的局限;第叁章将系统论与建构主义安全观相结合,构造了基于“结构—过程”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框架;第四章详细分析了信息技术革命以来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建立和调整过程,特别是“9.11事件”以后,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从“战术防御”向“战略进攻”的演化过程,验证了本文的理论分析,并对美国信息安全战略调整的效果作了评述。本文批判性地继承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关于“实力”和“国际制度”的相关观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将系统论与建构主义理论进行有机融合,创立了基于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形成及演化过程的分析框架,并以美国的国家信息安全政策转变为例,验证了本文的论述。本文的创新点在于:(1)本文聚焦于互联网环境下的国家信息安全问题,将互联网作为自变量,国家信息安全作为因变量,重点研究由于互联网的发展对国家信息安全的影响,而先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笼统的“信息安全”研究,有不少研究还将“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等同。(2)本文将系统论和建构主义思想进行有机融合,开发了新型的基于“结构—过程”的分析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国家信息安全研究。该框架将国际社会视为一个大系统,其中包含“国家内部系统”和“国家外部系统”两个子系统,研究系统内及各系统间在互动的过程中建构国家信息安全战略的规律。(3)本文从国家信息安全战略制定的国内政治结构和战略演进过程的角度,将美国的信息安全政策分为“战术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并分别从互联网在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政策中的政策高度和政策的行为取向两个角度,来分析美国国家信息安全政策的演进过程。
杨红[7]2015年在《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文中认为纵观当代经济，以服务业、服务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服务经济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的显着特征。能否拥有富有竞争力的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已经成为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舞台上竞争成为胜利者的决定因素之一。中国服务业的发展起步较晚，服务贸易的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传统运输、旅游等服务贸易虽具一些规模，但体现国家竞争优势的现代服务贸易却发展极为落后。因此，借鉴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的先进经验、发挥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后发优势是我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实现快速发展的捷径。二战以后，美国意识到服务业的发展将超越制造业成为国内最大的产业，并大力推进服务贸易。1994年在美国的极力安排下，《服务贸易总协定》得以通过，迅速地打开了美国服务出口的世界市场之门，有力地保障了美国服务业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鼓励下，美国已成为当今世界服务贸易最发达的国家，这对于填补货物贸易产生的巨额逆差、促进国内经济的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根据迈克尔波特的竞争力模型的理论框架出发，把美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作为研究切入点，对影响美国服务贸易的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产业、企业战略和组织结构、机遇和政府因素这六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探究美国培育服务业、服务贸易竞争优势的方法途径，借鉴成熟有效的做法，以期对优化我国产业结构，促进服务贸易出口，提升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及国际分工的地位，发挥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后发优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论文共分为九章，具体内容安排如下：第一章导论。导论部分包括论文选题的背景、意义；服务贸易竞争力的相关文献综述；论文的主要内容及采用的研究方法；论文的创新和不足。第二章服务贸易概述及相关理论基础。本章首先对服务贸易的内涵做了界定，对服务贸易的分类进行了介绍和选择，对服务贸易的两套统计体系BOPS和GATS做出了比较。其次，梳理和归纳了包括比较优势理论、新贸易理论、对外投资理论、新要素理论及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内的，服务贸易竞争力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发展脉络。第叁章美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与国际竞争力的评价。本章首先从跨境服务贸易总体及分行业规模、在国际收支中的角色以及服务贸易结构叁个角度分析了美国服务贸易的现状，显示出美国的服务贸易在世界服务经济舞台上的突出地位，及对美国国际收支的重要作用。其次，再对美国服务贸易总体及分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予以评价。除了采用常用的MOR、RCA和TC指标对跨境服务出口评价外，本文还采用了近年来衡量产品“质量”或者说“技术含量”的一个指标—出口复杂度，从服务产品“质量”角度评价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及其变化。第四章生产要素对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服务贸易的生产要素在本章被界定为科学与技术要素和人力资本要素。美国在科学技术上的投入是美国拥有强大竞争实力的源泉，是专利与版权服务出口巨大顺差的直接反映。而人力资本对服务创新的贡献最大，服务产品的创新、服务理念的创新、服务流程等所有的创新流程都依赖于人力资本的贡献。美国凭借丰富的人力资本，在知识技术密集型服务贸易领域拥有较大的优势。第五章需求条件对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本章从服务总需求的叁个方面—消费者服务需求、生产者服务需求和政府服务需求，来分析服务需求对美国服务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拉动作用。其中，消费者服务需求集中于教育、医疗、旅游、文娱、保险等；生产者服务需求集中于金融、专利技术、运输、建筑等；政府服务需求更加集中于国防、教育、保险等。根据对美国服务业与服务贸易相关性指数的测算，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围绕服务业增长速度波动，并略高于服务业增长速度，表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拉动了美国服务贸易的同步增长。第六章相关支撑对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首先，本章采用实证分析方法对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美国服务贸易的顺差与货物贸易的逆差有明显的相关性。其次，信息和通信技术不断向传统产业渗透，改变了服务竞争的方式，降低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使后者形成新的服务方式和服务能力，以崭新的面貌迅速发展。可以说，美国出口贸易的盈余要归功于服务贸易，而服务贸易的盈余要归功于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服务贸易。本章还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动因和进程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打开了一部分国家的服务业市场，为美国服务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最后，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和不可运输性，服务业FDI是美国服务出口的重要渠道，本章根据邓宁的叁优势理论对美国服务业FDI具备的优势进行了分析。第七章企业因素对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企业是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企业因素被认为是构成国家竞争力的重要要素条件之一。本文从企业的发展战略、组织结构和同业竞争状态叁个角度，分析企业因素对竞争力形成的重要作用。第八章机遇与政府因素对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分析。本章从经济全球化促进了美国服务产业的竞争与重组，并促进了美国的离岸服务外包、调整了利益分配这两个角度，分析了美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历史机遇，并从提高要素优势、维护市场秩序和促进出口战略等方面探讨了政府在培育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竞争力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第九章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培育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本章首先归纳了美国服务贸易培育竞争力的六个方面经验，然后对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进行了梳理，总结了服务贸易存在的主要问题。最后结合美国的启示和经验，对我国服务业及服务贸易的发展提出了九点建议。
胡仁友[8]2014年在《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研究》文中指出20世纪末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目前已成为最为重要的、充满活力的经济中心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崛起受到全世界瞩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显着提高，从而引发全球“汉语热”，使我国的汉语言和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世界范围的“汉语热”令很多国家纷纷开设汉语课程来推广汉语言和中国文化，而各国在推广汉语的过程中又有不同的做法和不同的态度。我国在汉语国际推广与受纳国的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等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本研究在研究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运用文献分析法、态势分析法（SWOT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等研究方法探究我国现行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局限和不足，从而提出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宏观战略和整体布局以及所应采取的具体措施。本研究的基本框架主要包括：第一部分：汉语国际推广的观念转型。从呈现背景入手，简要回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的历史脉络，对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概念提出的背景、内涵和推广模式进行较详细的阐述，在此基础上描述了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推广的现状并对成绩加以肯定，并对汉语国际推广曾运用的策略加以阐述。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对我国的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史进行详细地理论解释。第二部分：以我国现行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核心价值透视为出发点，以典型国家语言推广的策略作为参照。分析出汉语国际推广的指标体系，便于进行战略定位和规划有标准有依据。第叁部分：重点是基于SWOT模型，对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进行分析。用Inghenia的网络SWOT工具用分值来衡量我国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的内部资源的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环境的机会与威胁。同样是基于SWOT模型，分别对美国、韩国、日本、泰国等四个国家的汉语教育政策进行分析，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这四个语言推广受纳国的汉语教育需求。第四部分：在分析汉语国际推广的评估指标体系为前提，分析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面临的形势以及四个受纳国汉语教育的需求，在此基础上，阐述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思路和主要任务，并对当前国际形势下影响语言国际推广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等叁大要素进行分析，从而提出我国汉语国际推广的发展战略。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现行汉语国际推广定位、布局及发展战略进行有效规划。在研究中以对语言推广经验丰富国家的分析为参照，尝试建立汉语国际推广的评估指标。利用Inghenia的网络SWOT工具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五国汉语推广及教育战略、政策的内部资源与外部环境的各个因素进行逐条的定性分析，并基于受纳国汉语教育政策的解析结论，分析该国汉语教育的需求。本研究打破了以往的对汉语国际推广相关研究的建议性结论，以影响国际竞争的影响因素为环境依据，提出详实的政策、经济及文明文化战略。
李理[9]2009年在《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文中认为从生产力角度划分,人类社会形态可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演进是从技术革命开始的,是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产业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社会由漫长的农业社会快速进入了工业社会。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也是如此,是以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技术革命带动了人类社会由工业社会迅速地向信息社会演进。在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动态过程中,人类社会的劳动工具、生产方式、交易方式、产业结构、生活方式、聚居特点乃至组织结构等都发生了显着变化。这种社会形态的演进本身不仅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而且意味着深刻、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并最终决定国际秩序。作为人类社会的一个社会形态,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本身,应该是一个世界性现象,但是,正如世界各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演进步伐不一致,各国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步调也是不一致的,存在着快慢之分,存在着竞争。哪个国家的信息获取、处理、传播的能力越强,信息社会建设的步伐也就越快,水平就越高,就越能保证“制信息权”,甚至如美国着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所预言的那样,通过掌握信息、控制网络来拥有整个世界。在这场社会形态的演进竞争中,有两个国家的表现非常突出：一是作为信息技术革命发源地的美国,其不仅是最早开展信息社会相关研究的国家,最早向信息社会演进的国家,还是迄今为止世界上信息社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二是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提出信息社会概念的日本,虽然其在上世纪于实践上演进显着落后于美国,但是,由于日本政府已经清醒认识到了差距所导致的后果,于新世纪出台了一系列战略措施来加快信息社会建设,在短时期内跃居为当前信息社会较发达国家。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信息社会的“先发国家”,而且不仅“先发”,还实现了“先至”,其演进路径本身可能就代表了一种最优演进路径；一个是相对而言的信息社会“后发国家”,虽然还没实现“先至”,但是发展速度惊人,其发展路径对广大信息社会后发国家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在当前还处于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作为人类社会演进的一个重要形态是不可跨越的,我国不可能跨过工业社会演进过程中的重化工业阶段直接进入信息社会。然而,由于信息社会的生产力要素本身就蕴含在工业社会之中,信息技术作为一种通用技术,可作用于传统产业,推动传统产业更新改造,带动产业结构高度化,因而,我国可通过发展信息社会生产力要素来加速推动工业社会发展,加速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演进,实现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所提出的“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社会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目标。由于信息社会是在信息化生产力的要求下,国民经济以信息技术作为主要技术力量和技术基础,产业结构以信息产业为支柱,生产、生活方式以信息技术的应用为依托,社会结构框架呈现出网络化和扁平化特点的社会,其演进本身不仅包括信息技术及信息产业的发展,而且包括信息技术在社会各领域中的应用,信息作为一种资源的管理、开发和利用,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网络建设、IT人才队伍建设和信息制度环境的完善,所涉及的层面非常之广,建设中需要支付大量的经济成本乃至社会成本,而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信息社会后发国家,如何以最小的成本、最快的速度实现这场宏大的社会形态演进,是我国学术界、产业界和政界都应深切关注的重大课题。对于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和发展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国在当前发展阶段,通过比较这两个在信息社会建设上先进及典型的国家信息社会发展的异同及造成差异的诱因,来摸索信息社会建设的一般规律,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充实、发展本国的信息理论体系,以此来指导信息社会建设实践,尽可能地选择一条社会成本最低的社会演进路径,低成本、高效率地推进信息社会建设。因此,笔者选择“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为题来展开系统研究。本文是遵循这样的研究思路展开的：在对信息社会内涵认识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主要方面展开系统分析,研究其共同遵循的规律,结合内外部制约因素,分析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不同及差距,明确这种差异性是否符合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内在要求,哪一种做法及模式才更接近信息社会演进的最优路径,从而得出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的启示。具体研究的展开是从整体观出发,采取从环状看因果的观察角度,采取演绎推理和经验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在广泛收集国内外研究成果与资料的基础上,将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具体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纵向分析与横向分析相结合,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进行系统和层层递进的分析,力求得出规律、理论方面的认识。全文共分为10章,各章的主要内容是：第1章讨论和分析了研究的背景和目的,对相关概念和研究范围进行了界定,对国内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确立了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第2章在分析美日两国信息基础技术、信息系统技术以及信息应用技术发展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技术发展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3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产业发展背景、历程及IT外包的发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日两国信息产业发展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第4章在分别对美日两国信息化的主要方面——企业信息化、电子商务、政府信息化、家庭和个人生活信息化、教育信息化以及农业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化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5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美日两国信息资源管理、开发和利用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展开研究；第6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网络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美日两国信息网络建设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诱因；第7章分别从信息技术教育与培训、IT人才引进、人才激励机制叁方面对美日两国IT人才队伍建设情况进行分析,总结出两国IT人才队伍建设的异同之处,并探讨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诱因；第8章在对美日两国信息制度环境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两国信息制度环境建设的异同之处及导致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做出探讨；第9章提出本文的研究结论,总结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得出了对我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启示；第10章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就信息社会的内涵与基本特征、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信息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区别、信息技术革命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展开理论思考。经过两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本文初步建立了信息社会比较研究的系统分析框架,率先对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进行了系统比较研究,并进行了系统和层层推进的分析,得出了若干规律和理论方面的认识,主要创新点包括：一是从信息技术革命、信息产业发展、信息化叁个方面,全面比较研究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体现了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体系的创新。二是作为本文研究的结果,得出六个方面的结论,比较全面地总结了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对推进我国信息社会的建设与发展提出了十条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叁是作为本文的理论思考,在信息社会的内涵、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基本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信息化与工业化的区别方面系统提出了新观点。信息社会是一个崭新的社会形态,其发展刚刚开始,人们对这种崭新社会形态的认识尚处于摸索之中,很多认识需要伴随信息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去伪存真。受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所限,本文的研究还只是一个开始,还不够全面,不够深入,理论思考也不够深刻,很不成熟。和卷而思,深感本文无论是对崭新的信息文明的丰富内涵,还是对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最优演进路径和高水平信息社会的定义,都还未能形成一个自成体系的明晰思路,有关论断也有待进一步推敲和完善。这既是本文的缺憾与不足之处,也是笔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努力的方向。
胡伶[10]2010年在《公共治理范式下的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公共治理理论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自90年代起开始盛行至今。今天,“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我国也不例外。在走向教育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转变教育行政职能是关键。然而,公共治理范式下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复杂过程,其中,教育行政组织需要合理定位自身职能,需要让渡“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职能。学校和教育社会组织作为职能的承接组织,需要通过自主发展承接起教育行政组织让渡出来的职能。只有这样,教育公共治理的格局才可能得以实现。在我国,县教育行政组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行政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功能,同时承担着最为繁杂的教育行政事务。其教育行政职能的定位与履行关系到整个教育的兴衰。因此,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工具,以县级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为研究对象,着力对研究中涉及到的几组核心概念进行澄清,通过PEST宏观环境分析工具,对当前我国教育行政环境进行剖析,构建出公共治理范式下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变量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之内,择取教育行政组织、教育社会组织和学校这叁大变量,通过文献研究法(包括文件编码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呈现当前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公共治理意识及其职能履行状况、学校与教育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现状等,描绘出我国教育公共治理的真实图景,从而较为系统地把握当前我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准备程度。并且在调查结论的基础上,运用SWOT战略分析方法,对公共治理范式下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这一教育变革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公共治理范式下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四种战略选择,即“优势+机遇”、“优势+威胁”、“劣势+机遇”和“劣势+威胁”,在每一个战略中,提供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路线图。此外,针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这一复杂变革,笔者进一步提出变革过程中必须要关注的叁大战略重点,即一是提高政府治教能力中,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二是构建教育公共治理,政府责任何在；叁是公共治理范式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需要处理的几组关系,如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顾客回应与行政责任之间的关系、国际教育变革与国内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统一与多元之间的关系等。
参考文献：
[1]. 全球化背景下的美国联邦高等教育战略分析[D]. 陈卫东. 首都师范大学. 2001
[2].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政策的战略演变[D]. 李艳红.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5
[3]. 美国“关键语言”教育战略研究[D]. 刘美兰. 浙江大学. 2014
[4]. 加快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战略研究[D]. 尹德先.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
[5]. 我国西部研究型大学的战略规划研究[D]. 李俊义. 兰州大学. 2006
[6]. 国家信息安全战略中的互联网因素[D]. 赵衍.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1
[7]. 美国服务贸易竞争力的影响因素研究[D]. 杨红. 吉林大学. 2015
[8]. 汉语国际推广战略研究[D]. 胡仁友. 东北师范大学. 2014
[9]. 美日两国信息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比较研究[D]. 李理. 东北财经大学. 2009
[10]. 公共治理范式下的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研究[D]. 胡伶.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标签：高等教育论文; 信息安全论文; 对外直接投资论文; 信息社会论文; 战略分析论文; 全球化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信息技术的发展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中国大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