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科困惑与课程标准缺陷--论新课程标准给教师带来的困惑_新课标论文

学科困惑与课程标准缺陷--论新课程标准给教师带来的困惑_新课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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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的迷惘

1.内涵的不定和外延的膨胀。

语文是什么?是语言文字,还是语言文学,还是有人所谓的语言文化,甚或是语言文章?历来未曾有权威定性。新课标在“前言”部分阐释“课程性质与地位”时,也仅仅是用“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语文学科的功能和外延作了说明,仍未对其属性进行定位。这样,语文学科的属性就有了其模糊性和多义性,易于被人们心到意随,“见仁见智”,“乐山乐水”。

当然,美国教育家华特·B·科勒涅斯曾经说过“语文学习的外延与生活的外延相等”,新课标也指出语文“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语文课程资源包括课堂教学资源和课外学习资源,例如:教科书、教学挂图、工具书、其他图书、报刊,电影、电视、广播、网络,报告会、演讲会、辩论会、研讨会、戏剧表演,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布告栏、报廊、各种标牌广告”,“自然风光、文物古迹、风俗民情,国内外的重要事件,学生的家庭生活,以及日常生活话题”。但是我们知道,外延的无限扩大,就等于失去了外延,而一个失去了外延的概念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可以说语文课程由于其内涵的不定性和外延的延展性以及功能的多翼性,正在逐渐消弭其独立课程的意义。也有专家认为,语文学科本该承载着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几乎所有外延,但是对语文及其素养的过分演绎,将使得语文教学承载着不该承载的重任,以致被肢解和异化。

2.“工具”的失落和“人文”的升腾。

新课标颁布之前,几乎所有版本的语文教材以及语文教学过程都将语文学科的工具性功能作了过分的夸大。“字、词、句、章、语 (法)、逻(辑)、修(辞)、常(识)”成了发现教材、编辑教材的“八字方针”,以及学习教材、掌握教材的“八股式”套路。新课标颁布以后,语文课程的人文性功能得到了最明确的昭示。我们认为,新课标这样定位的初衷是矫正过去偏颇于“工具性”的做法,从而将“人文性”提到与“工具性”对等并重的地位;而且,由于历史的积淀和科学的考虑,新课标还将这对并列短语表述为“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在前,“人文性”在后,旨在绝不因为强调“人文性”而弱化“工具性”。也许由于长期以来“人文性”在语文课程中的压抑和缺失,也许是人们为了在一片新天地里彰显人文精神,也或者是由于中国人长期形成的“矫枉过正”的思维方式,“人文性”似乎一下子由“婴儿”变成了“十世单传”“失而复得”的“宠儿”,备受宠爱和张扬,甚至被扩展到了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地步,几乎世间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的事物都被拉进了人文的怀抱,或被贴上“人文”标签;而“工具性”似乎成了后现代主义必须扫除的泛科学主义的残渣余孽。应该说,事物的发展都有它的限度,如果我们过分演绎“人文”观念,那么,“人文”必将由清晰、亲切而演变得模糊、陌生。我们绝不能将“人文”主义升腾到虚无缥缈的境地;否则,最直接的后果将是语文学科人文功能的架空以及语文教育效度和信度的泯灭。

至于语文“工具性”的问题,我们认为,“工具性”本来就是语文课程不可缺少的功能。然而现在的情况是,语文的“工具性”正受到冷遇和排挤,在新课改的浪潮中,如果有人还突出语文的工具性,则将会被视为固守落后、保守的传统教学观念和方式。其实,语文学科的“工具性”有着狭义、广义两种理解。“狭义”仅从一般定义理解,“广义”则拥有广泛的后现代主义内涵:语文,完全可以作为打开人文体验和人文关怀大门的钥匙。汉字是世界上最富有文化底蕴的语言意义物质外壳,语法、句法、修辞等则是构成和修饰这些意义材料的规则和技巧,离开了这个载体和支撑,“人文”将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永远只能是可企盼和描摹而不可触及和享用的空中楼阁。

因此,我们认为,语文新课标实施的基本阻碍就是对语文属性和外延的滥解以及对语文功能的曲解。

二、课标的缺憾

1.基本理念的非本土化。

新课标大量吸收了外来理念,它与本土理念的磨合融洽必然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因为,一种理念,在一种文化环境中,可能是一个真命题;但是,换一个文化环境,就可能成为一个伪命题。其实,任何课程的创立和发展都必须考虑本土的文化环境,因为课程的内涵绝不是什么“价值中立”或“文化无涉”的纯粹客观的知识活动,我们只有在全球文化与本土知识的互动过程中,才能寻找到一条具有自身文化特征、适合自我发展实践的创新途径,而且也只有这样,才可能具有持续创新和发展的可能性。课程变革的内在核心是知识变革,从文化角度看,知识变革的首要问题是价值取向问题,而后者又必须落实到一个民族文化自身的思维特点和生存方式。作为母语课程的语文课程更应该多从这方面考虑。当然,我们并不是去排斥外来的理念体系,恰恰应该是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两种理念体系背弃能量的消解,并最终实现相互融合。

看来,如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去伪存真”“洋为中用”,的确是今后实践中必须建设到位的工程;否则,本末倒置的借鉴取舍的代价将是遗失本土知识的历史文化和价值取向,进而迷失本土知识文化的优势,而这种文化优势恰恰就是国际教育对话中赖以立足并显示自身民族文化价值的根本。

2.操作指令的泛弹性化。

新课标凸显了这样的特点——理论性大于操作性,探索性大于实践性。其实,在这方面,美国的课程标准在某些方面的表述倒也值得我们借鉴。比如,“美国教师联合会”“太平洋研究所 (美国)”“收获公司(美国)”三家课程标准,分别有这样的描述:课程“标准必须清晰、具体,扎根于学科学术领域,以此建立共同的核心学科课程”,“标准必须精确说明年级不同水平学生应该在每个核心学科中学习的共同内容与技能”,“标准必须全面、详细,要求严格,渐次深化”,“强有力的标准必须为教师、课程和评价开发人员、教材出版商等人提供清晰的指导”,“要以清晰的、无误的、可测的字眼阐述标准。其次,标准不能太宽泛,过于宽泛的标准无法测量,让师生无法把握,以致不能给师生真正的指导。体现具体性这一目标,就是最后是否能采用有效的评价手段来检测学生是否达到了目标”。

然而,我国的初、高中新课标却常常用张力非常强的语言表述操作指令和达成标准,或用心理行为动词替代行为动词,致使部分目标缺乏可操作性、可观察性和可检测性。比如对“情感、态度、价值观”三个维度未作具体说明,使师生在实践中难以准确定位。初、高中新课标中都要求能“阅读”浅易的文言文,但对它们各自的层级并未作科学界定。要求学生对作品的思想情感倾向,能根据文化背景作出自己的评价;对作品中感人的情境和形象,能说出自己的体验等缺少定位或定量的细化、行为化要求。看来有关省市提出的“学会区分辨别社会上文学作品良莠不齐的现象,树立正确健康的阅读观”的修订要求并未得到落实。

3.总体目标的高度理想化。

新课标还带有明显的理想化色彩和隐约的精英化情结。理想化主要表现在部分目标定得过于高远,显得广大而空泛。比如要求“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殊不知,语文学科有它自身的文本属性,诸如识记基本常识和文言文的译释就难以“开放搞活”,难以开展“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性学习”。此外,师生不同的性格、体验、学识、胆识、技巧等因素也制约着课标实施的基础。

精英化主要包括两层含义:其一,尽管新课标以反精英化姿态出现,但是由于目标描述的高度超前,因此适应且完全达到此目标要求的学生在中国这个文化底蕴、教育水平严重不平衡的国家为数并不如理想所愿。何况,有研究表明,当中国的学生遇到矛盾时,其“从众”“居中”的文化心理也使他们难以脱颖而出。换一个角度说,能“鹤立鸡群”者仍必为佼佼之精英。其二,新课标的研制者本身,就其综合商值而言,当属精英一族。他们制定并描述某种目标或标准时也不免下意识地以与自己同层级的群体或类群体作为标的,从而居高临下,令芸芸众生望之而兴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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