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与商州小说_贾平凹论文

贾平凹与商州小说_贾平凹论文

论贾平凹和他的“商州小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说论文,贾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题要 本文以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为切入点,主要论述了四个方面。1.在乡土文学上,作家是以一种被称为“农裔城籍”心态进入的;2.贾平凹爱善、爱美,饱含真挚的情爱,去叙写每一个女性,歌颂她们的爱情;3.他的小说语言简洁质朴,别具一格;4.在小说中,他追求一种宏阔、厚重、朴拙的艺术风格,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古典美学传统。文学应来源于生活,只有真正是民族性的东西才会属于世界,贾平凹由此而成为贾平凹,他笔下的商州也因此称其为“商州”。

贾平凹生于1952年,祖籍陕南商州,从出生到19岁以前,他一直生活在商州那块陋僻、朴拙的土地上。童年和少年的他一直过得很苦。在他家的门第里,祖祖辈辈没有一个舞文弄墨的人。也许,正是因为少时的孤独和抑郁,便反向产生了一种表现的欲望。神经质似的敏感,悟性极强的他,面对蜂涌而来的灵感,急切地拿起了笔。最初,他并没有为自己的作品想得更多,只是想到什么写什么,用哪种体裁方便就用哪种体裁。

一个偶然的机会,贾平凹进了大学。“1972年4月28日,汽车将一个十九岁的孩子拉进西大校内。这孩子和他的那只绿皮破箱就被搁置在了陌生的地方。”①也正是在去省城西安上大学穿过秦岭的途中,他第一次萌发了写商州的念头:商州,一块既属于北中国中原文化地带又吮了长江风脉的特殊土地;研究了商州,岂不等于兼顾了中国南北吗?然而,这个念头只是当时的一种瞬时意念,并没有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很深的烙印。

在大学里,他生活得很简朴,“这是一个十分孱弱的生命,梦幻般的机遇并没有使他发狂,巨大的忧郁和孤独,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睁眼看世界。”“他是一个没有上过高中的乡下人,知识的自卑使他敬畏一切人,悄无声息地坐在阅览室一角;……但是,旁人的议论和嘲笑并没有使他慌恐和消沉。”②苦行僧般的大学生活并没有让他放弃自己的爱好。在创作上,他更加勤奋,散文、小说都写,时有作品发表于校内外报刊。

参加工作后,慢慢地,他感到了一种不满足,一种空虚:创作上始终只是原地踏步,尤其是小说,怎么也上不了一个新的台阶。苦闷烦燥的他经过大量地读书和苦苦地思索,终于灵感顿生:回到商州!那儿才是自己创作的根据地!于是他几下商州,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怀着对这块土地的钟爱,以他那颇为敏感的心境叙写了一部部独具特色的“商州系列小说”,由短篇,中篇到中长篇,长篇。其中,以中篇小说最为突出,象《小月前车》、《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天狗》、《远山野情》、《人极》、《西北口》、《冰炭》、《黑氏》、《古堡》等,都是“商州系列小说”代表作。

商州,严格地说,它是陕南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区,距曾有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古城西安四五百里,它的文化属中原文化。商州人的心理素质从整体来看是和别的地方的人们同在一个水平线上,历史的投影,时代的印迹,对世界的感知,因袭的重负,与别的地方大致相同。因此,改革开放对商州的影响、商州人的精神变化是与别的地方大致相近的。然而,商州之所以是商州,正因为它偏僻、贫困,而又正好是距曾有十三个封建王朝建都的西安四五百里远,属于古老的中原文化,这就形成了它自身的特点。表现在贾平凹的笔下,便是一个古峰林立,栖居着谈古论今的老道,流唱着神秘的乞月歌,野物出没,村人崇尚神明,追求古老的爱情方式的“世外桃源”。商州人有古风,善良、质朴,然而,商州人也有一种自发的商品意识的鼓噪。贾平凹写商州,正如他说的那样:“作家的任务不仅仅是写出当前农村形势是好是坏这样一个主题,重要的是写出这个大背景下的人的变化,面对着这个大千世界和大千世界上人的心声,一个作家应该要整个地加以把握。如何整体地把握而不沦于就事论事,我觉得应该从历史上甚至世界的角度加以俯视。而落笔下来,又要落到最本质性的也是最真实、最能引起当今农民关注的问题上。”③贾平凹写商州,就是以满腔的激情及时地反映了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物事人情。

法国著名文学评论家莫洛亚说:“在所有的艺术家身上,人们都可以看到一种永不满足的复合声。一个谐振的主题,一旦将其唤醒,这个复合声便发生振动,也只有它才能产生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正是因为这一独特的音乐我们才热爱这个作者。同样,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某些作家总在重复地写着同一本书……”④贾平凹从农村写到城市,又从城市写到农村,写生他养他的商州,是由于一种浓烈的乡土恋情迫使他“唱出这种独特的音乐”,迫使它“重复写着同一本书”。他曾这样说过:“我愈来愈爱着生我养我的山地了。就象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就活了。我甚至觉得,我的生命、我的笔命,就是那山溪哩!”⑤又说:“但真正要写出这个地方,似乎中国的三千个方块字拼成的形容词是太少了,太少了。我只能这么说:这个地方是多么好啊!”⑥可见,贾平凹是怎样地深恋着商山商水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深深地打动着他,在他眼中都是有灵有魂之物。

文学是离不开传统的,作家也不可能脱离生他养他的那块原土地。任何文学如果不在他自己所耕耘的那片土地上洒下汗水,他就永远不会繁茂,贾平凹深感到了这一点,经过一度痛苦徘徊,意识到“流寇主义”终成不了大气之后,最终回到自己的家乡——商州。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作家都要回其故土,写其老家,或者说贾平凹就只有写商州才有大出路。在这里,仅仅是就吸收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而言的,具体到贾平凹身上,他就很理智地选择了自己的那“几亩地”。不难理解,每一个中国作家对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有所吸收的。长在中国,生在中国,中国文化的因子积淀渗透于中国的物物事事、边边角角,作家们不可能不接触并吸收其中的一些。但是,象贾平凹这样自觉地、有目的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汲取,不断丰富自己并取得成就,成自身气候,写独家文章,在当代中国文坛却不多见。

商州是一个山乡农村地区,贾平凹的“商州小说”描写对象几乎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山村农民,是世世代代生活在商州那块贫瘠而神秘土地上的一群穷了还不知道为什么穷的农民。

中国的农民,从来就是具备了双重身份的:一方面,他们是新的社会、先进的生产力的热切追求者,并不惜付出牺牲,他们的斗争决心也是最坚决的;另一方面,他们却又不可避免地充当起了落后、愚昧、保守的代名词,小农经济思想使他们自身可悲地成为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当然,农民的心理、气质并不是凝固不变的石化物,它毕竟同样置于时代改革风浪的激荡下。但必须指出:由于思想、行为方式上的习惯性,它总如一只无形的镣铐,桎梏着改革的步履。禾禾、老大、王才、天狗等都是在商品社会的感召下自发地萌动一些经济意识的,他们懂得货币交换,懂得如何出卖劳动力,而且大都有着一股热情,然而,他们取得成果却从来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他们办成一件事往往要付出更多的血和汗。《古堡》中的老大有经济头脑、眼光长远、心地纯厚,总想带动全村人致富,然而总是辱没。究其原因,并不是哪一个人的错,哪一个人落后,而是一群人的原因。他们中也许有先知先觉者,但大部分还是严重地承载着愚昧和落后的小生产者,毕竟,象禾禾、老大、王才、回回等人只是能够数得清楚的少数啊!

贾平凹写商州,把小生产者的农民纳入文化视野中观照,尽管写的是新中国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的农民,其形象的基本面貌,仍只能是沉重地承载着传统文化的精神个体。农民的追求先进、着力反抗值得作家用心去开掘,给予肯定和颂扬,他们的悲剧性失败也无疑必须寄以同情和关注。而要把这两点揉合到一起,一种极强烈的认同感和回归意识使得作家对农民问题采取了一种不拘泥于事物真实性的写法。作家对传统的臧否取舍,对农民的批判接受态度常常表现得含混暧昧,这种态度被人称为“农裔城籍”心态。可以想见:一个在商州地面上苦苦难难、是是非非生活了二十年的农家子弟,生性敏感而胆怯的他,面对新的城市生活,面对日益加速的现代化,虽说没有洪水猛兽的感觉,至少当富有人情味的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可兼得时,作者采取的往往是前者。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他是惶恐不安,拒绝多于接受、批判多于认同。他所关心的是爱和真,他所希望的是人心向善。家乡的一草一木,一人一事,正因为太爱,乡土观念也更浓,其作品也写得更深刻。

在《古堡》中,本来是愚昧无知的被迫换亲事件,作者不惜用了大量的笔墨,着力叙述了小梅对孙家老大——一个比她大了十五六岁的光棍汉由无言反抗到感激、怜悯,最后生爱的过程,使这一野蛮、可悲的山村怪事蒙上了一层理性的光彩。而贯穿于整个“商州小说”系列中的神秘魔幻活动,色彩浓郁的民俗,因人迹罕至而保持着原始形态的山山水水,叫人猜不透的古老家教意识等等,在贾平凹的笔下也得到了艺术的体现。

贾平凹是农民的儿子,在二十岁之前,他甚至还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也把自己看成是山里人的作家,要表现他们的喜怒哀乐,“为生我养我的商州尽些力量”以“对得起这块美丽富饶而充满野情野味的神秘地方,和这块地方的勤劳、勇敢而多情善感的父老兄弟”⑦。商州是个闭塞的地区,然而,正是这种闭塞使商州农民很少甚至没有受到外界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丑恶习气和风气的影响,仍旧较大程度地保持了中国传统农民自身所固有的优秀品质。在“商州小说”中,贾平凹既实实在在地叙写父老兄弟的愚昧与落后,同时又满怀激情地去歌颂他们的纯朴厚道,赞美他们的善良可敬。从人性的一个层面真实地反映着一群人的落后,同时从另一个层面热情地讴歌他们的可敬可爱之处,既不谄媚,也不流俗,清尘浊水,作为一个有使命感的青年作家,在乡土文学中的农民问题上贾平凹做出了应有的也是有益的探索,探索着一条中国千百年来的农民走出自我,战胜自我的道路。

他在《〈腊月·正月〉后记》中说:“历史的进步是否会带来人们道德标准的下降,浮虚之风的繁衍呢?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呢?社会朝现代的推移是否会导致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些问题使我十分苦恼,同时也使我产生了莫大的兴趣。”作家耿耿于心的是美好伦理观念与日益现代化的社会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两者之间,带着很大成分的先入为主的思想因素,贾平凹更多地靠近前者,且为之颂扬。

贾平凹在记述大群商州农民的同时,着力表现了象老大、王才、禾禾等几个新型农民形象。这种表现,是有益的,给他那充满自然之美的“商州系列小说”更增加了一份感性的神秘之光。只要是美的,是上进的,我们便没有理由反对,甚至拒绝。

贾平凹善于从爱情、婚姻、家庭方面切入小说主题。其中,对爱情的描写尤其成功。

贾平凹生性孤僻、敏感、爱善、爱美,他说:“我太爱这个世界了,太爱这个民族了,因为爱得太深,我神经质似的敏感,容不得眼里有一粒沙子,见不得生活里有一点污秽,而变态成炽热的冷静,惊喜的慌恐,迫切地嫉恨,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和忧郁。”⑧在他眼中,人之初,性本善本美,面对莽苍的世界,作家往往是饱含真挚的情爱,他的气质沉郁,呈一种阴柔的美,女性在他心目中是美的化身,爱的神灵。

不仅如此,作家还喜爱一切柔美的物事,小桥、流水、草木、月儿等等。他的这一爱好,还体现在他的小说中的女性的名字上,如:亮亮、小月、白香、白银、麦绒、烟峰等等。作家爱月,几乎到了痴迷的地步,他在一篇散文《月迹》中这样写道:“我常想,我们这个时代,该是一个月亮的时代呢!”“美丽的月亮照着我们所有的人,也给了我们所有人最多的情绪和最多的幻想。”正因为他这种多愁善感的心理,所以他总是以饱含全身心的爱去叙写每一个女性,歌颂她们的爱情与生活。

《天狗》表面上看起来仿佛讲的是一个道德与金钱的问题,实际上写的是一个至尚的恋情故事。这种恋情没有少男少女花前月下的浪漫。作品颂扬的是人类的文明与理性、真和爱、善与美。自幼失去双亲、“穷途末路之人”天狗三十六岁拜师学艺,学打水井。由于师徒关系,自然对师父家里的人和事接触得多一些。而仅比天狗大三岁的师娘出于一种女性的怜悯,对他有了一些格外的照顾,相处多了,说话做事,便产生了一种隐隐的爱。然而,这种爱却是单纯圣洁的,天狗爱师娘,甘愿为她做一切事情,这是一种对待姐姐般的圣爱;而师娘对天狗,完完全全是由同情而生爱,这种爱,本质上是一种母亲对儿子般的神慈,姐姐对弟弟般的爱抚。当师父经变故残废之后,生活的残酷性逼迫师父作出了一个“招夫养夫”的决定,善良、质朴的天狗痛苦地蒙头昏睡三天后,打算逃离到省城。然而,正是由于爱而不是别的什么感情逼退了他逃避的念头,挑起了师父师娘家生活的重担,却并没有过过一次夫妻生活。直至文尾,作者笔下的男主人公一直充满了理性和爱,没有过多的压抑,合情合理,不事雕琢。

《远山野情》中描写的是一种滋生于野蛮、麻木、缺少文化的生活之中的由衷之爱。香香,一个女人家,伴着一个跛腿的孱头丈夫,生活在一群黑脸黑脖、利欲熏心的偷矿男人当中,为生活计,把笑脸向着别人,把苦泪咽到肚里。她生性坚强,口头上从不饶人,却被迫卖身换取偷矿、背矿、卖矿的方便。吴三大的出场,本是一个极其尴尬的局面,但正是那种处于生命困境的时候所自然表露出来的正直与善良打动了香香。住进了香香家后吴三大的勇敢无私、重情义、守信用在日常生活的琐碎小事以及与香香一起去偷矿背矿之中进一步表现了出来,同时也呼唤着香香身上固藏着的文明理性因素的复苏,使得香香发现了真爱。“认得了你,才使我知道这世上正经的男人还是有!和你在一起,我就感到我这个女人活得太肮脏,发誓要刚刚强强活下去。”这也同时使得她陷入极大的内心痛苦,可除了吴三大,在别的人面前,她从来不表现出来。最后,帐还完了,新房也盖成了,香香灵魂深处那不灭的火花,自然而然地促成她去追求新的生活。小说结尾香香随意中人的出走,完全不是我们在一般通俗文学中常见的私奔,而是一种不屈的人格在烈火中的升华。

在《冰炭》中,作者叙写的是一个乡下女人白香对秦腔名演员的眷顾与倾心的帮助,一种比男女之爱更为宽大的正义感和同情心。对女主人美好情操和深明大义的劳动者传统美德的发现和赞美,体现了贾平凹在改革所出现的某些逆流面前对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的自信。《小月前本》中的少女小月对未婚夫的选择也从未带有势利的色镜。《黑氏》中描写黑氏与来顺的往来也不是司空见惯的男女偷情。在所有这些作品中,女性是贾平凹着墨最多的,作家多数是使她们成为理想个性与理想人格的化身。他们虽然生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但生存空间却是古老闭塞的。时空氛围的不和谐决定了她们既具有传统女性的温柔、勤劳、忍让等,同时,在时代大潮的冲击下,她们觉醒、自立,对生活、对爱情执着甚至是狂热地追求。

一个作家最基本的素质就在于写人的本领。贾平凹经历过复杂多磨的人生道路,极富悟性和洞察力,使他能站到一个历史文化的高度来看人,同时,又在实际生活中实实在在接触人。金圣叹说:“世间妙文,原是天下万世人人心里公共之宝”。⑨他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内秀而不外媚,看似神秘、古朴,小说人物恍若世外,却又实在在生活在我们周围,甚至读者自己也在扮演着其中的一个角色。

应当指出,读“商州系列小说”,我们在为小说中青年男女的纯真恋情所感动的同时,隐隐约约的,有着一丝的遗憾。一种深深的“爱恋情结”束缚了贾平凹,使他的小说缺乏一种震撼人的力度。应该对我们的作家提出更高的要求。爱情,这种人类至尚至高的感情,无处不有,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又该是一种什么样子呢?能给人以愉悦,当然是美,但是,真正的美,或者说大度,应该是能给人以启迪,给人以诱发,能使人怦然心动的东西。真正的作家所要做的是真的文学、美的文学、促使人道德向上的文学。而要真正做到这点,那需要作家具有高尚的人品,需要作家更深的艺术磨炼。

“商州系列小说”,语言古朴,承唐传奇、元宋话本、明清小说之韵,惯用短句,尤其是四字句,在他的小说里几乎很难找出二十多字、三十多字的长句子。他的小说语句精到传神,多诙谐讽刺,却并不含有大贬大斥。在他的作品中,经常可以接触到动词的活用,陕南方言、文言词汇也偶有出现,而且不重复,恰到好处,常有新意。他的小说所具有的独特魅力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他那极富个性与创作性的语言。

除了写小说,贾平凹也写诗,他的小说语言自然而然地渗入了诗的韵味。他喜爱国画,平时也经常画一些,自然,他的小说语言又有了一种绘画风格。小说中的场景描写可以有不同的方式:从旁观者的角度作静态描写,这属于绘画风格;从参与者的角度作动态描写,这属于叙事风格。贾平凹的小说常常是两种描写方式互相掺合,孰重孰轻,或多或少,根据小说需要。金圣叹说:画咸阳宫殿易,画楚人一炬难;画舳舻千里易,画八月潮水难。⑩这意思是:描写事物的静态比较容易,描写事物的动态比较困难。其实都不容易,只是事物的动态不容易掌握罢了,除了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事物深入独特的观察了解外,还要具备很高的文字语言功底。贾平凹是具备这些素质的。而且,他从不回避难点,他这样描写月亮:“那屋门没有合住,月亮就闪进一个白三角。”(11)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崖畔上长着竹,皆瘦,死死地咬着崖缝繁衍绿。”(12)以动写静,描写对象更加鲜明,给人印象更深。

对动物神态动作的状写,是贾平凹的一大特长。看他是怎样写狼的:“狼常会支着身子坐在某一处,样子极尽温柔,以为是狗,‘哟、哟、哟’作唤狗的招呼,它就趋步而来;若立即看见那扫帚一般大的拖地长尾,喊一声‘是狼!’这野兽一经识破,即撒腿逃去。”(13)几十字,一个狡猾的狼便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狼的特征、孩子的稚气、作者的主观意想也在一种调侃中得以体现。看他是怎样描写狗麝之战的:“一天,它们到山下觅食,突然,草丛里一道黄浪闪动,冲出一只肥大的狗,迅雷不及掩耳地将雄麝扑倒。雄麝在地上发蔫不起,白麝和雌麝惊呆了,狗也惊呆了。四兽互相凝视了半晌,同时扑去撕咬;雄麝滚落到两丈外的坪子上。白麝吼叫了一声,凌空过去压在了狗的身上,两者登时交作了一团,黄白闪动,皆不出声,喘着粗气,各自听见了各自咬绒毛的嘶嘶声。猛地,白麝咬住了狗的脊梁,狗一声惨叫,被甩出去丈把远,翻身起来没命地跑下山去了。”(14)搏斗场面惊险奇特,三麝斗一狗,由惊呆到清醒而奋战,直到把狗战败,写得声色形貌俱全,如同实见。其中一系列动词,如“冲”“扑”“滚落”“压”“翻”等,用得恰到好处,有实感,有动感。

而贾平凹在运用语言的技巧方面,他最善于用白描手法。在《远山野性》中,那个无能、贪利、丑陋的跛腿丈夫,作者仅用三十来字便极其传神地勾画出了其面貌特征:“掌柜的是个跛子,额窄,眉与眼极近,脸上象土布袋摔过一样,蒙着一层黑昏。”在《鸡窝洼的人家》中,他是这样描写大雪天的:“鸡窝洼几乎被雪一抹成个斜坡了,消失了从坡上流下来的那条山溪,咕咕的细响才证明着它在雪下的行踪。本来立陡立陡的人字屋架,被雪连接了后檐头到地面的距离,形成一个一个隆起的雪堆。门前的竹丛,倒象是丰收后的麦秸积子。房子的门在哪里?窗在哪里?”寥寥数字,以山溪、屋架、竹丛作衬托,描绘出了一场铺天盖地,绵延厚积的罕见大雪。尤其是最后两句疑问,给读者宽阔的想象余地。

研究贾平凹和他的“商州小说”,离不开对他的思想艺术风格的探讨。任何一部作品,都包蕴一定的思想内容,都体现一定的艺术风格。贾平凹以他深厚的文化功底和对道家、儒学、禅宗,尤其是老庄哲学的独到悟性,在其文学创作中形成了一种古雅而质朴的风格。中国古典美学最高极致是一个“拙”字。贾平凹追求的正是这种宏阔、厚重、朴拙的气象。在《〈腊月·正月〉后记》中,他有过这样一段话:“我常想到一个问题,即大度,也可以叫做力的问题,……这一点不仅仅是文章表面的事情,也应是内含的,正基于这一点上,我之所以说我推祟大江之风。去霍去病墓前看石雕,我觉得汉代艺术最了不起,竟能在原石之上,略凿细腻之线条,一个形象便凸现而出,这才是艺术的极致。”

“贾平凹自小在艰难的家境和生活磨难中铸成了沉静内向、敏感慎思的气质,对普通劳动者们的喜怒哀乐的烂熟于心,使他格外珍重劳动者之间甘苦同济的纯朴感情,这些极容易与儒家学说中某些富有人情味的和谐伦理观念,以及道家学说中某些尊崇自然、抱朴守真观念发生共鸣。”(15)还有,贾平凹从小生活在山乡农村,民间佛道儒的东西接触得多,耳濡目染,印象深刻,加上涉足文学之后他有意识地对这些方面作了更深了解,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他作品中独特的艺术个性。

他的作品中所蕴含的美学思想,还得力于中国文人画、民乐、书法、中国戏曲等。贾平凹对于绘画、音乐、书法、戏剧的爱好,热情并不比文学低,有些见解相比于对文学的见解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平时所看的书,有相当多的也是这方面的,尤其是中国画,他最热衷。道家认为个人要靠沉思才能受到启示而悟道,尤其是要在未受人影响的自然界中去沉思才能悟道。典型的中国山水画中,高山飞瀑,古木参天,画面的前景中独坐一人沉思默想,这样的画面是表现道家思想最完美的意境。贾平凹的“商州小说”中,商山、商水、古树、高岩,多多少少闪现着道家美学思想的光芒。

在《古堡》中,他借烛台峰道观中的老道长之口说:“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运动之中,阴阳相克、矛盾自制,质中有量、量中有质,其变化万端而又无穷无尽,这便是道。”在散文《品茶》中,他使用分身术,发表议论:“画家说:‘水是无色,色却最丰。’戏剧家说:‘静场便是高潮。’诗人说:‘不说出的地方,正是要说的地方。’小说家说:‘真正的艺术是忽视艺术的。’子兴说:‘无味而至味’”这些该是多么独到精辟的见解啊!

作为道家学说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道家是逃避现实的,它劝说个人通过沉思冥想以回归自然。贾平凹是一个艺术型的作家,他的小说,很注重艺术的韵味,但他在创作中并不逃避现实。贾平凹把握文学作品中的政治因素自有其独到的本领,他在《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我们的望远镜和显微镜,这是我们的依赖和自信,伐隐攻微,世界在我们的眼中,将要求我们从美和丑中去认识、去把握了。”他要达到的是站在历史文化的高度去俯察人生万物,使自己的作品不仅具备“观乎天地之间”的巨大社会人生容量,而且能够“物物而不物于物。”

除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汲取以外,贾平凹的那些描写商州那块神秘土地的小说,写人写事,隐隐地让人感觉到他那不安分的脉膊里至少还有两股暗流,一是19世纪法俄文学中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借助于这些,他在关于人的存在价值、人的心理和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透视等方面有了更宽广的视角和新的跨越。博采、广纳、而又不失其本。

读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还有两点应该值得关注和研究。

第一,读他任何一部“商州小说”,浮现在眼前的一定是一幅完整的商州物事人情画卷,而绝对不会是别的什么地方。贾平凹给你的将是一个实实在在既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部分存在而又有商州所独有的特色的活的商州。

稍稍看一看贾平凹当时的生活轨迹,我们就可以明白:他在19岁之前,是一直硬硬实实地生活在商州地面上,感悟着商人商事商风商雨的。离开商州到西安上大学直至后来毕业后留在西安工作的岁月里,他每年至少要回商州两三次。这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商山丹水永远是他魂牵梦系的主题,而且,往往是一回到商州,从来就是徒步跋山涉水,走州过县,穿乡串村,吃喝住行与商州老乡不无二致。贾平凹很重视各地的历史,每到一个地方,当地的史志他必定要先睹为快,然后再一个一个地方去印证、去感受。“商州系列小说”的产生与这些脚印和风尘是紧密相关联的。

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贾平凹在“商州系列小说”上的探索与成功再次给我们一个明证:文学艺术家,有出息的作家必须是在深入生活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粗糙自然的生活是美的,也是文学创作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源泉。对于文学艺术家而言,踏踏实实的生活,在生活中去体验、去思索、去发现,这是至关重要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明威为什么对着自己的脑袋举起猎枪?川端康成为什么最后含着煤气管而自尽?重要原因之一,是生活的来源尽了,作家的才华也就枯竭了。仅仅局限在表现自我或一个小圈子的人和事的文学创作之路是多么地狭窄!只有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文学创作才会有其勃勃生机。

第二,关于民族性的问题。贾平凹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切关注和在这类文学题材方面所做的大量探索:对中国古代近代小说语言的精华的继承与发扬并且获得成功;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美学思想有鉴别地吸收利用并且表现在文学形式上等等,这些都集中地说明一点:贾平凹在文学创作的民族性问题上作出了身体力行的努力。

只有真正属于民族的才是属于世界的,也才是属于久远的。文学艺术不在民族文学这一领域下功夫,将一事无成。

贾平凹,默默地奔波于陕南山野,默默地在那块原土地上耕耘,商州是他心灵的家园,是他文学生活的根据地。人们在理解他时往往自然而然地把他和商州联系在一起,如同理解孙犁便想到白洋淀,理解马尔克斯便想象南美那个叫马孔多的小镇一样。贾平凹是一个有“家”可归的人。

他的目光并不狭窄,他说:“我这一辈子不可能目光老盯在商州,老写商州,但不论以后再转移到别的什么地方,转移到别的什么题材,商州永远是在我心中的,它成为审视别的地方、别的题材的参照。”(16)

然而,他毕竟是一个居住在城市里时间并不短的人,对于家乡和家乡原始形态之美的迷恋甚至变成了心底里的膜拜,长期地沉醉于这仅仅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终究会对他后来关于别的题材的创作带去一些不利的因素。继“商州系列小说”之后,他又有不少的力作面世,有代表性的如仍以商州为大背景的长篇小说《浮躁》,还有大量的散文和小中篇。

贾平凹是一位虔诚的作家。应该说,没有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虔诚,也就永远写不出真正的好东西,然而,随着这种虔诚而来的却是他在情感方面的脆弱和对古代文化、外来文化某些糟粕的迷恋欣赏且不可自拔。自小而大的生活经历、家庭的变迁、婚姻生活的反复以及天性的善良敏感,造成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感性迷失。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他在某些城市题材小说中的失败,比如他在《废都》中对性行为的描写。

但,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和理由,期待着贾平凹在新的题材里的自省和再树丰碑。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上进、具备充分素质与潜能的人。

注释

①②贾平凹《闲人》,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19页、220页。

③贾平凹《关于〈九叶树〉的通信》,《钟山》1984年第6期。

④转引自江开勇《定势:起步的基石和超越的负累——对贾平凹创作整体的一种把握》,《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

⑤《贾平凹小说新作》,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第2页。

⑥⑦贾平凹《商州初录》,《钟山》1983年第5期。

⑧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钟山》1983年第5期。

⑨金圣叹《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页。

⑩转引自王先需《小说技巧探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11)(13)贾平凹《晚雨》,青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2页,164页。

(12)(14)贾平凹《天狗》,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第150页,201页。

(15)李振声《冗繁削尽留清瘦》,《钟山》1984年第2期。

(16)贾平凹《贾平凹答〈文学家〉问》,《文学家》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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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与商州小说_贾平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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