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与道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教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本土文化的道教，精深博大，容纳百川。它的最根本特点是把深奥的哲理与炼养的实践活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种有体有用，在世出世之学。
道教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既在于其深奥的教理，还在于它和民间文化息息相关，几千年来受其滋养，又反过来深深影响各种民间文化，包括民间宗教。明、清时代，各种民间教派几乎没有一支不受到道教的启迪和助力，特别是受到内丹道炼养思想的影响。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包含着丰富而庞杂的炼养思想，成为道教影响下层民众的中介物之一。
1 关于“宝卷”
中国传统宗教的经典浩如烟海，除佛经、道藏外，还有数量种类繁多的“宝卷”。据统计，现存的“宝卷”不下千余种，而内容相近的不同版本又多出此数。其中包括了相当种类的劝善书，但作为民间宗教教义的宝卷亦有二三百种。合而辑之，或可成为一部“宝卷藏”。
宝卷之始，主要是由唐、五代变文以及讲经文孕育产生的一种传播宗教思想的艺术形式。它多由韵文、散文相间组成，有些卷子可讲可唱，引人视听。据我们掌握的史料来看，最初的宝卷是佛教向世人说法的通俗经文或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世俗故事的蓝本。僧侣借这类宝卷，宣扬因果轮回，以弘扬佛法。元版《佛说杨氏鬼绣红罗化仙哥宝卷》及郑振铎藏书《目莲宝卷》的发现是个证明。宝卷形成过程中，还受到道教的影响，南宋理宗为指陈善恶之报，“扶助正道，启发良心”，广泛推广劝善书《太上感应篇》，为以后《阴骘文》《功过格》的大力普及及宝卷类劝善书的兴起，开了先河。
至少到了明初，宝卷已经开始为民间宗教利用，作为教义的载体形式。现存大陆学者路工先生处的古本卷子《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刻于明宣德五年（1430年）孟春吉日。这部宝卷比无为教主罗梦鸿的《苦功悟道卷》等5部宝卷早80年刊行问世。笔者翻阅郑振铎先生藏书，于明版的《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太山深根结果宝卷》中，发现“圆觉宝卷作证”、“金刚宝卷作证”、“弥陀宝卷作证”、“圆觉宝卷云”、“圆通宝卷云”等内容，这有力地说明在罗氏五部宝卷问世的正德四年（1509年）以前曾有一批宝卷问世。其中《佛说圆觉宝卷》《销释圆通宝卷》都属于民间宗教的经典。
明代中末叶，是民间宗教兴起的时期，也是宝卷大量撰写刊行的时期。作为弥陀净土宗和天台宗影响下产生的白莲教，已不占据统治地位。而禅宗和道教内丹派影响的新型民间宗教大批涌现，成为那一时代民间宗教的特点。仅据明末清初刊行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记载，就出现了老子教、涅槃教、无为教、黄天教、弘阳教等18支大的教派。这还远未能概括那个时期民间教派之盛。据《明实录》等资料记录，当时的状况是“有一教名，便有一教主”，“此在天下处处盛行，而畿辅为甚”（《明神宗实录》，卷五三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视聚听”（《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游食僧道十百成群，名为炼魔，踪迹诡秘，莫可究诘。……白莲、红封等教名各立新奇名色，妖言惑众，实繁有徒”（《明神宗实录》，卷五八零，万历四十七年三月）。而几乎所有有实力的民间教派都以宝卷为名，撰写刊刻自己的经书。清代黄育楩说：“每立一会，必刊一经。”（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其实每立一会，便会刊印多种经卷。少则数部，多则数十部。现在能见到的明刊本民间宗教宝卷不下百部，多为大字折装本，印制精美，“经皮卷套，锦缎装饰”，与正统佛经无异（黄育楩：《破邪详辩序》）。
明中末叶，民间宗教诸教派能刊刻印行大量精美的宝卷，与其庞大的实力分不开。如东大乘教，教主王森有信仰者二百万众，十数处庄园，多处设有讲经房。而且通过贿赂的办法与王皇后之兄王伟结为同宗，依为靠山。弘阳教则投靠宦官，经卷多出自皇家内经厂，由信教太监监制而成。当时刻印宝卷最有名的京城党家庵书铺亦有极具势力者为其奥援。无怪乎明代宝卷刊印之精美，数量之庞大。举明、清数百年间，曾经专营宝卷刊刻的书行、书铺不下130余家。有些宝卷一刻再刻，如无为教的5部宝卷，据我们粗略统计，不同版本不下20种。仅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无为教徒在南京的刻板即达966块。因信仰者夤缘有关人氏，希图将经混入大藏，为当局发现，“令掌印僧官当堂查毁”并发布《毁无为教告示》，这是当局查禁宝卷较早的记录（《南宫署牍》卷四）。
清代，专制统治更加酷烈，在当局眼中，宝卷成为“妖书”、“邪说”的同义语。清顺治二年（1645年），当局在陕西发现《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清雍正间更发现大批宝卷流传。从此，就把搜缴宝卷作为镇压民间宗教的重要手段。每次破获“邪教”，都把收缴的宝卷送往军机处，或呈御览后，加以禁毁，“以涤邪业”。直到今天我们还能从浩如烟海的清代档案堆中发现少许历劫未毁的宝卷。即便在清代高压统治之下，历朝仍有书局私刻宝卷。明代有名的党家庵书铺至少到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仍在私刻印卖宝卷（《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一年七月山东巡抚陈预奏折）。江南苏州则有六家书铺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起到乾隆三十九年（1768年）为当局查获止，刻卖宝卷达66年之久（《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江苏巡抚萨载奏折）。而嘉庆间，江西、湖北大乘教徒亦私刻无为教5部经及《龙牌宝卷》《天缘结经录》等多部（《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十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太保大学士董浩奏折）。私刻私卖宝卷的现象贯穿着整个清代的历史。道光年以后，内忧外患加剧，当局已无暇顾及如火如荼的民间宗教活动，宝卷刊印流传更如野火春风，一发不可收拾。以至直隶官僚黄育楩竟专门著书，以攻宝卷为己任。清亡前后，各类劝善书局如雨后春笋，遍及大江南北，宝卷的刊行或重印，又出现了一个高潮。
2 宝卷包含的道教炼养思想
宝卷包融的思想极为庞杂，兼杂儒、释、道等传统文化，又有历代积淀的各类民间宗教的思想资料，乃至民间神话、风俗、礼仪、道德规范等内容。就道教而言，影响也是多方面的。道教的哲学、炼养、斋醮、神话传说都深深渗透到多种宝卷之中。其中道教的内丹术及斋醮仪范对宝卷的影响最大。
明初《佛说皇极结果宝卷》是现存最早的民间宗教经卷，现在尚难判定是哪门教派或教门。这部宝卷的特点是佛、道兼融，外佛而内道，又夹杂着三教应劫救世思想。但观其内核则是追求修炼成真，以求出世之良方。所谓“收圆圣金丹，离天初下凡，有缘同归去，无分混人间。”经卷中暗示了修炼艰难和修成的结果：修行者十步之法，要过步步关口，“有七山关，天元祖，地花母提调；六合神，三十六位守把。逢阳月一五，阴月三七开关。各所真兑，方许过关。到此地终躲的三灾八难。”此经讲究天地人合参，所谓“人修天地天养人，凡圣相接人不明，天地原是人根本，人禀天地要出身，修行内里藏时度，圣摄凡提炼两轮。十步修行不知道，胡修千年只是空。”这部经的发现，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至少在明代初叶，内丹道已开始影响着民间宗教的教义。《佛说皇极结果宝卷》内容多晦涩难解，名词术语与道教颇有不同，但修炼内容明显受着内丹道的启示。
《佛说皇极结果宝卷》问世后120年，北直隶有一黄天道问世。颜元在《四存编》中说：“自万历末年添出个黄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乃至穷乡山僻都有。”颜元记载有误，黄天道并非万历末年问世，它是由明嘉靖间直隶怀安县人李宾创立于桑干河一带。李宾，道号普明，人称普祖，或普明虎眼禅师。据日藏本《虎眼禅师遗留唱经》载：
普祖乃北鄙农人，参师访友，明修暗炼，悟道成真，性入紫府。蒙玉清敕赐，号曰普明虎眼禅师，设立黄天圣道，顿起渡世婆心，燃慧灯于二十四处，驾宝筏于膳地宣云，遗留了义宝卷，清净真经。（日本泽田瑞穗：《增补宝卷的研究》，第349页）
颜元在解释黄天道教义时，颇为不解。他说，该教“以仙家吐纳采炼之术，却又说受胎为目莲僧，口中念佛”（颜元：《四存编·存人编》卷二）。这正点出黄天道看似崇佛，实则修道的特点。创始人李宾年轻时代曾充任守备军人，后弃军学道，数十年间走访明师于山西、直隶北部。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在顺圣川得遇“明人”，说破玄关卯酉之功。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吐经《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晚年依于万全卫碧天寺，修道传徒。所谓“怀胎九载，锻炼真心，三关九窍，一气相同，躲离尘世，逍遥自在行”，正是李宾夫妇在碧天寺修道时的写照。李宾死后，其妻女及李氏家族相继传道。李氏家族败亡后，信仰者继续传教，直至20世纪中期止，传播整整4个世纪。
黄天道根本宗旨是要给人类指明长生久视之途，一种天无圆缺、人无生死、无饥无寒、无染无污、来去纵横如意，“寿活八万一千岁，十八童颜不老年”的境界。而达到这境界的唯一办法即修炼内丹。
黄天道流传有“九经八书”，现存中国、日本、俄罗斯通计6部，内含忏仪经文1部。除仟仪1部外，5部宝卷都以修炼内丹为宗旨。创教经典《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开宗明义，告诫信徒：
修行人，要知你，生来死去，依时取，合四相，昼夜功行，运周天，转真经，无有障碍，功圆满，心花放，朗耀无穷。坎离交，性命合，同为一体，古天真，本无二，一性圆明。（《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一分。此经藏俄罗斯彼得格勒东方研究所）
这种“性命兼修”、“昼夜功行”的目的是为了结丹：“三心聚，五气朝，辉天现地。采诸精，合一粒，昼夜长明。”“性命合，同一粒，黄婆守定。结金丹，九转后，自有神通。”（《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一分、第二分）在黄天道看来，兼修性命是逆生命之旅行进的一个过程，是对衰老、死亡的一种抗争，是对生命本源——天真之性的不懈追求，这种追求的结果是结金丹。他们认为一旦金丹炼就，就打破凡与圣，生与死的界限，所谓“还丹一粒，神鬼难知，超凡入圣机，包裹天地”，“牟尼宝辊上昆仑”，“赴蟠桃承续长生”。
要想走上长生之路，首要条件是排欲去私，长保心身清净。《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告诫修行人要保持12个时辰的常清净。它说：灵台无物谓之清，一念不起谓之净。神是气之宅，心是神之舍。意念专一则神专一，神若专一则体内原气聚集。机至，则由静至动，神如风转。通三关九窍，发生一种与天地同运的功效。人是宇宙的一个缩小，宇宙是人的放大，两者本为一体，因此取天地精气，以补内用，是修行的有机部分。甚至认为人体这只鼎炉要以日月星三光之精气为药物：“采取日精月华，天地真宝”，“昼夜家，采取它，诸般精气。原不离，日月光，诸佛之根”（《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十九分），“采先天混源一气，炼三光玄妙消息”（《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第十八分）。清初问世的《太阳开天立极亿化诸神宝卷》把上述内容更加夸张，认为“太阳乃天之阳魂，太阴乃地之阴魂也。天地为鸡卵，乾坤日月乃玄黄大道”。太阳、太阴“乃为灵父圣母，产群星如蛾布子”。“人自生之前，原来佛性，始乃太阳真火”。因此凡夫俗子欲成大道，需要“投圣接引太阳光中，才得长生”。黄天教内由是奉普明为太阳，其妻普光为太阴。普明夫妇死后葬地立塔13层，号日月塔或明光塔。随着日久年深，一种修炼的内容，逐渐演化成修炼兼崇拜教主的仪式。据颜元讲，从明代起，黄天道就“唤日光叫爷爷，月亮叫奶奶”，“每日三次参拜”（颜元：《四存编·存人编》卷二）。到清中叶，直隶总督史贻直的奏折中记载，黄天道“以每日三次朝日叩头，名三时香；又越五日，将行道之事默祷天地，谓之五后愿”（《军机处录副奏折》乾隆八年四月初九日署直隶总督史贻直奏折）。其实，这类修行内容在道教中亦可找出根据。早期道教便主张服气、宝精，炼养精气神。由服气，逐渐导引出服太阳、太阴、中和之气，以增寿考。故《太平经》云：“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三气凝而形成三光，“凡物与三光相通，并力同心，共照明天地”。从哲学上讲，这是道教早期的天人合一思想；从内修上讲，则开了吸日精月华、天地三宝之先声。此后，《黄庭经》则有了在修炼时存思日月、服气引导的系统理论。唐代司马承祯《服气精义论》就以存思日月，存思脏腑，引导、运气，以治疗各类疾病。到了宋元时代，净明道、崇拜日月之风日盛，甚至认为太上受制于日月之君，传忠孝之道。道经中亦出现《高上月宫太阴元君孝道仙王灵宝净明黄素书》等经文，这类经文很可能是黄天道《太阴生光了义宝卷》等教义思想的直接来源之一。道教由于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究天地万物生成之理，比附人体的各种生命现象，必然导致其对天地日月崇拜并成为炼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黄天道亦不出此规矩。当然，崇拜天地日月是许多宗教的共通内容，如在中国流行了近千年的摩尼教，崇拜日月，崇尚光明，对中国本土的民间宗教亦产生过影响，但摩尼教毕竟没有深奥的炼养内容，这是其难于中土扎根的关键因素之一。与黄天教可能有直接授受关系的还有一种叫玄鼓教的教派。这个教派子时朝北，午时朝南，卯时朝西，酉时朝东，四时朝拜烧香。这种教派存于明中叶，无为教5部6册经卷中曾斥为邪说。
黄天教问世后，不仅在京畿、直隶、山西一带教势颇盛，而且传至江、浙一带，改名长生教，长生教创始人汪长生，被教内奉为黄天教十祖。据《三祖行脚因由宝卷》记载，汪长生曾“往龙虎山与天师会道”，“天师以显法十二部，付与长生”。这段记载是否可靠，尚需佐证。从清代档案的记录，我们可以得知长生教的某些特征：
子孙教，又名长生道。男曰斋公，女曰斋娘。尊弥勒佛为师，倡言入道之人身后俱归西天，以今世功德之浅深，定来生功名富贵之大小……又令人闭目暝心，号为清净。更有诡称身到西天目睹佛菩萨及种神奇异佳境，即为来生享受之地也。（《朱批奏折》乾隆十三年三月初八日浙巡抚顾琮奏折）
长生教与黄天道大同小异，外崇佛而内修道。教徒平时诵念《普静如来检教宝卷》《佛说利生了义宝卷》。清乾隆中叶有信徒无云子撰《皇极开玄出谷西林宝卷》，经内有“广载万众，名是长生大道”，“传教你，皇天道，仁义礼智；还教你，正身心，孝悌忠信”等内容，通篇以修炼内丹为宗旨。追求长生境界，明显是黄天道修炼宗旨的继承与延续。
黄天道影响当然不止长生教。江南斋教系统诸教派，从传承上讲是无为教即罗祖教一系，从大乘教或圆顿教在创立和传播过程中一改无为教传教宗旨，从禅宗转向内丹道，这其中明显带有黄天道的影响。东大乘教即著名的闻香教的传教经书中已有《元亨利贞钥匙经》，似为《普静如来钥匙宝卷》的翻版。而《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和《佛说都斗立天后会收圆宝卷》乃至《大成经》等都明显地摆脱了无为教《苦功悟道卷》等经卷的影响，从一种单纯精神上的体悟走上了带有宗教实践的性命之学。如果说东大乘教的《皇极经》还带有禅净与内丹道相兼的特点，带有转型时期的种种痕迹，那么圆顿教的《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则纯粹是一部内丹书了。《龙华经》第一品讲得分明：其传教目的在于“找化天人，总收九十六亿皇胎子女，归家认祖，达本还源，永续长生”。因此“二十四品，品品谈玄说妙，分分兴圣合真”。《龙华经》玄妙在哪里？就在于“先天真气凝结，结成仙丹一粒，点化群盲”，这是对内丹道最概括的提示。《龙华经》有所谓“出细功夫”，据云是无生老母传的“真言口诀”：“芦伯点杖，钥匙开通，这分点杖，白海底点上昆仑，共记三十二处，三关九窍，各有步位，这便是后天出细功夫。”所谓先天功夫和后天出细功夫，反映了无为教系统由禅入道的演化过程。这种演化过程，只有分析不同时期、不同宝卷的具体内容才能有一个明确的了解。《龙华经》还有所谓十步功：一步：恰定玉诀，开闭存守。二步：先天一气，气透中官。三步：卷起竹帘，回光返照。四步：西牛望月，海底捞明。五步：泥牛翻海，直上昆仑。六步：圆明殿内，性命交官。七步：响亮一声，开关展窍。八步：都斗宫中，显现缘神。九步：空王殿里，转天法轮。十步：放去收来，亲到家乡。这十步功是《龙华经》作者对内丹功具体过程和自我体验的描写，并未超出内丹道逆炼归元的窠臼。其哲学本体论在说法上虽与道家不同，但无非是把回归家乡这个带有净土宗的内容替代了道家无极本元。这种作法，并非圆顿教一家如此，在民间世界自有其吸引力。圆顿教产生于明末，兴盛于清代，创于北直隶，兴于江南乃至西北诸省，流布颇广。晚清之先天道、一贯道都是大乘教、圆顿教一脉流出，但从两教的修持，明显带有黄天道的影子。
斋教系统分布在江南乃至台湾，被分成先天派、龙华派、金幢派。金幢派由王森东大乘教直接分出，龙华派是由斋教姚文宇一脉分出，先天教则是大乘圆顿教遗脉。总的体系不脱罗祖无为教，但在数百年的传承过程中，演化成不同系统的宗教。但演变再大，亦有一致之处，即都以道家炼样为修持的核心内容。如金幢教有经卷十几种，《悬华宝忏》《多罗经》等。故此《台湾佛教篇》作者云：“综合佛道儒三教之思想，对于神仙道炼精、气、神特为提倡”（《中国佛教史论集（八）台湾佛教篇》的附录《台湾的斋教由来》）是有见地的。
明代是民间宗教教理系统创造成熟的时代，诸大宗教几乎都创于京畿所在的北直隶及山东、河南。清代踵明代遗风，虽于专制政体的压迫之下，更呈秘密状态，但信仰内容变化不大。清代华北地区有最大的两个教系：八卦教、一贯道。
八卦教依据八卦九宫的理论，形成相对严密的组织体系，这种体系于清初康熙年间就由创教人刘佐臣创立，其活动多于农村、市镇。刘氏的创教经书有《五圣传道》即《五女传道宝卷》《禀圣如来书》《锦囊神仙论》《八卦图》等。其中《五圣传道》影响最大。从现存中、日两国不同版本的《五圣传道》可知，这是一部修炼内丹，追求长生不死的经书。经书中将观音、普贤、白衣、鱼蓝、文殊五位菩萨幻化成农村织布的妇女，并借用织布的道理，说出一番道教内丹派的玄妙道理来。其中一个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远人，人自远矣。盖大道现在目前，何须外求，只知率性而矣。”怎样才能修身呢？《五圣传道》云：
修身如同去纺棉，莫把功夫当等闲。未访先寻清净地，要把六门紧闭关。纺车放在方寸地，巍巍不动把脚盘。知止而后方能定，定而后静而后安。
当修行人完全入静后，静中生动，体内一股气流如同“拨动风车法轮转”一样“靠尾闾，透三关，透出云门天外天”，“当顶一线透三关”。达到小周天修炼步骤。内丹家十分讲究火候即修炼的动静与进退抽添功夫。刘佐臣认为，这也和纺线添棉是一样的道理。纺纱要掌握纱的粗细、快慢，使纱线均匀，“接接续续不减断”。修炼内丹也是一个过程，要使体内阴阳合和、水火既济、动静得宜，达到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步骤，使精、气、神结成“丹芽”。这种结果也像纺纱“结出蟠龙穗”一样，都是半成品。纱要纺成线，织成布，而丹芽则要温养于丹田，元神默运，谨为护持。心火之急缓，运乎自然，以至大药纯乾，阴精退尽。此时如同线已纺成布。机停，而处无为之境，达到炼神还虚，“透出元神”，“透出昆仑”。这就是《五圣传道》所云“等纺到心花现，功也圆来果也圆”。此景即道家所云“三花聚顶”，“五气朝元”。
刘佐臣在《五圣传道》中还用织布的机子、弹花的弓子、轧花的天平架、拐磨的磨盘的运动比喻人体原气的运动与变化，以及结丹的过程，认为“天动地静周流转，配合人身都一般”，修炼内丹是天造地设的大道，求得了大道也就求得了长生。
八卦教内丹理论在华北地区影响的深巨很难估量。两百多年间，信奉者多不胜计，教派传承之细之广、教名变幻之多之杂，非一言两语可以说清。但无一教派不修内丹之术。多少代的教徒，都是每日三次朝拜太阳，口诵八字真言，运气作功。八卦教的修行，已超出个人修炼的意义，成为团结信仰者的粘合剂，一个群体在生死路上的共同追求。内丹术成为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一座桥梁，一种终生意义上的追求，一种祖祖辈辈不懈的努力目标。而类似八卦教的其他民间教派，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比比皆是；反映这类宗教教义的宝卷，几乎经经皆讲修真养性，卷卷都是谈玄说妙。正是这些宗教及其宣讲的教义内涵，构成了民众的主要信仰，形成了一种渗透到底层世界的宗教文化现象，这种现象持续至今，不仅在中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历史上亦不多见，值得研究者深入探讨。
当然，道教对民间宗教的影响还不止炼养一途。道教的斋醺忏仪亦对这类宗教有启迪之功。例如，对黄天教、弘阳教、江南斋教诸教的忏仪都是如此。
弘阳教，又称混元门，由直隶广平府人氏韩太湖创于明万历中叶。该教现存经卷及经目40余种，居明清诸大民间宗教之首。其中忏仪类居多，与《道藏》威仪类经忏两相对照，则知其多取自道教。如果说黄天道主要接受内丹道的理论与实践，弘阳教则多受符录派影响。由于晚唐、两宋，内丹道亦影响及符录派，由此产生神霄、清微两大新教，形成了“以道为体，以法为用”，或“内炼成丹，外用成法”的特点（《冲虚通妙侍宸王先生家话》页二。《道法会元》卷七《玄珠歌注》）。弘阳教大体不出此窠臼，黄天教忏仪《普静如来钥匙宝忏》亦循此路。
弘阳教历明清两朝，始终保持着自身的特点。教徒多活动在农村、集镇，被老百姓称为弘阳道人或红阳道人。他们部分人生活在道观，而其宗教活动则是“筑坛”、“设道场”，为人斋醮，祈福驱祸。据清档案记录：“京东一带，向有红阳教为人治病，及民间丧葬，念经发送。”大凡“偶有丧葬之家，无力延请僧道”者大都延请弘阳道人，以其收资较少的缘故。清当局亦认为该教“打醮觅食，经卷虽多，尚无悖逆语句”（《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四日山东按察使温承惠奏折）。
与弘阳教相类的教派还有一烛香教，虽无成套经卷，但多有口口相授的类似道情的歌词。教徒多云游四方，“说唱好话”。或于农闲之时，带着干粮及道场乐器，集于一村。这类道场仪式简单，没有正规道场的森严肃穆的气氛。所歌唱内容多为《父母恩理应赞念》之类世俗化味道极浓的歌词，在木鱼、鼓板的击打声中，和而歌之，气氛轻松和谐。这类道场，带有抒发宗教感情，调节紧张生活，以及会同教友的目的。至今，此教仍在河北、山东流行，为百姓喜闻乐道。
3 宝卷炼养思想与道教之异同
首先，民间宗教中出现炼养思想，是内丹道成为道教主流以后的事，道教炼养思想萌于先秦，成形于南北朝。唐末五代两宋内丹道大兴，体系完备，炉火纯青。唐末五代的汉钟离、吕纯阳承前代丹法，开南北两宋，著书立说；张伯端《悟真篇》、石杏林《还源篇》、薛道光《复命篇》、陈泥丸《翠虚篇》；全真七子大量著述，张三丰《玄谭集》，乃至明中叶尹真人弟子所为之《性命圭旨》等等，数百年间造成中国丹道思想的鼎盛。没有道教内丹炼养术大兴，就没有民间宗教诸新型教派出现的历史机运。宋元时代白莲教、白云宗、摩尼教是那一时期民间宗教的主体，其后衰落的因素固多，重要的因素是以内丹道炼养思想为主体的新型民间教派大量出现，取而代之的结果，也是广大民众在信仰主义领域择优汰劣的必然趋势。
新型民间教派及大量宝卷的出现，与正统道教修行特点也不无关系。历代高道，大都特立独行，专意修持。在授受关系上，单传秘授，或依教派辈分，传于嫡派或可靠之弟子。而活动场合则多依寺庙宫观，与尘世隔绝，可谓超凡脱俗。最初的民间宗教的创教者则一反此道，他们依托的是广大下层社会，面向的是求生惧死的千万民众，处处皆可参师访友，撰经写卷。宗教的炼养功夫，既服务于个人及教徒修行的需要，也是一种扩大教势，巩固教团，甚至传播教义的载体形式。在一些教派中，设有本教的印经厂、讲经房。对经卷的理解，往往决定了信徒在教中的地位。在明中末叶，聚坐谈经，成为一种风习。“四方各有教首，谬称佛祖，罗致门徒。甚至皇都重地，辄敢团坐谈经，十百成群，环视聚听”（《明神宗实录》卷五九四，万历四十八年五月）。而得有余钱，或修观以传道，或立祠以安身，以至“迩来淫祠日盛，细衣黄冠，所在如蚁”，官方不得不下令严禁：“今后敢有私创禅林道院，即行拆毁，仍惩首事之人，僧道无度牒者。系发原籍还俗”（《明光宗实录》卷三，泰昌元年八月）。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些僧、道之士或假称僧道者，遂自造经书、自创教门、自称祖师、自传道术，形成于有别正统佛、道的形形色色的宗教，以及上有救主及其家族，下有村村镇镇相网络、层层教团相依持的相对稳定的宗教组织。由此发展，则出现了千里呼吸相通，八方共为一域的大教派，无怪乎明清时代正统佛教衰落，民间宗教兴起，这种兴起自有其合理的意义。随之，宝卷的风行，则在下层社会形成一种特殊的宗教文化氛围。在这种氛围中，道教的生命力又以一种新的形式弘扬发达起来了。
其次，宝卷的炼养思想庞杂、丰富，既有合于道教炼养真精神者，也因鱼龙混杂，导致怪弊丛生的现象。
张伯端曾讲：“老氏以修炼为真，若得其枢要，则立跻圣位，如其未明本性，则犹滞于幻形”（张伯端：《悟真篇序》）。而丘处机则认为，修行者心地不纯，魔即随身，并点出“十魔君”之患。部分民间宗教“宝卷”的修炼内容，恰患此症，甚至非以为魔，反以为正。如影响颇大的圆顿教经典《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第八品即描写了得道者在元神出窍时所遇见的种种幻像，如见到“天宫幻境，四面街道，金绳界记，玻璃河中有金银、琉璃，楼台殿阁，珊瑚阶砌，无边圣景”，又如见到了无生母、古世尊、释迦佛、弥勒佛，在蟠桃会上证金身等等，都属于丘处机在《大丹直指》中所讲的富贵魔，圣贤魔之列。更有甚者，少数修炼者走火入魔，竟产生勃勃野心，以为世界受制于他的想像，他代表着天意，在幻想中成为世界的主宰。如果再将这类幻想付诸实际，则很容易走上“称王称帝”的草头王的道路。明、清乃至近现代，多出此辈，结局也多很悲惨。
道教以为，修行者只有不认外境，方可进道。当然，如张伯端、丘处机也主张“调神出壳”、“乘风履云”、“永却长生不死”。不过，他们和许多高道的“炼神还虚”无怪异之说，而是“合三才异宝而为自然道也”。这正是道家与某些民间宗教家在炼养上的根本不同之处。一个把落脚点放在贵清虚无为的自然之道上，一个则充满世俗欲望和追求。后者之所以如此，亦是社会使然。应当指出，相当多的民间宗教家亦有高尚的追求，而正统道士中亦有败类，不可一概而论。
其三，在哲学观念上，宝卷与道教分殊异同，亦不可概论。道教和哲学，炼养于一炉，逆则归元，既体现出了人本身逆死求生的过程，其哲学的依据亦不出老子从人道向常道的复归。体现了人类、社会、自然的和谐，体现了从本体走向多元，再由多元归于本体的过程。部分民间宗教家及其撰写的宝卷，即循此思路。
但还有一部分民间宗教，有一种自成体系的天道观，这种天道观又与内丹炼养之术汇于一体，则演化成一种极有吸引力的社会政治观点、一种反传统的思潮，这就是“三教应劫”思想。主教应劫思想渊源于《弥勒下生经》等佛教经典，时在两晋、南北朝时代。后则有佛道交相影响，由民间宗教混而成之。但就现有资料来看，到了明代这种天道观才和民间宗教的炼养思想发生融合。
相对系统的三教应劫思想，较早见于黄天道诸经内。《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三十五品云：
三世古佛，立于三教法门，三世同体，万类一真，九转一性，乃为三周说法人间，譬喻过、现、未来，三极同生。
同经三十三分云：
三元了义，无极圣祖，一佛分于三教。三教者乃三佛之体，过去燃灯，混元初祖，安天治世，立下三元。
九十六刻内按九十六亿人缘。过去佛度了二亿，此是道尼；见在佛度了二亿，乃是僧尼；释子后留九十二亿，皇极古佛本是圣人转化，全真大道乃在家菩萨，悟道成真。
到了《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这种思想又有了更明确的表述：
无极化燃灯，九劫立世，三叶莲，四字经，丈二金身。太极化释迦佛，一十八劫立世，五叶金莲，六字经，丈六金身。皇极化弥勒佛，八十一劫，九叶莲，十字经，丈八金身。
燃灯佛，掌教是青阳宝会；释迦佛，掌红阳，发现乾坤；弥勒佛，掌白阳，安天立地。三极佛，化三世，佛法而僧。三世佛，掌乾坤，轮流转换。
最后体系的建立则是“三佛”之上，无生老母，或无生父母的出现。在这种体系中，人类是由无生父母或无生老母所创，“无生母”，创造了天地阴阳，孕育了“婴儿姹女”，繁衍了九十六亿“皇胎儿女”——人类。人类最初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彼岸世界。但因为罪愆，被老母打发到东土尘世，尽皆迷失了本性，且遭受了无尽的劫难。无生老母于是不忍，令使者下凡，“发灵符，救度人民”。她分别在青阳劫、红阳劫、白阳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下凡。在青阳、红阳期，各救度两亿。在红阳劫尽，白阳当兴之时，人类蒙受空前苦难，法力无边的弥勒佛下凡，救人类于覆灭，收度“残灵”九十二亿，重回彼岸。
人类怎样才能回归呢？要成为有缘人。而有缘人则要通过修炼内丹之术，把握“真道玄机”。这时只有名师指点，加入教门，才能“显真机，明大意”，被授予“诀点”。经过日夜精进，本性渐显，迷而复明，回归到天真之性，得了圆明之体，重新认识了“古家乡”和回归之路。这就是《皇极金丹九莲正信归真还乡宝卷》所讲的：“若有缘，遇亲传，金丹大道，点玄关，明开闭，养气存神。久久的，加精进，观空静坐，功夫到，心悟明，见性明心。神为性，气为命，本原无二；从无始，至如今，一气穿通。”最后炼到“真空出窍”，凡圣相接，打破生死，反本还源，回归家乡，恢复了下世临凡前的天真之性，本来面貌。三教应劫救世思想，就是如此与民间宗教修炼内丹之术接合起来了。这种教义成为黄天教、闻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等多类教门的基本教理，对下层受苦受难者无疑颇具吸引力，成为部分民间宗教反传统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与道教天人合一思想最具分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