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的年代：为什么有今天的世界遗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遗产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9838(2016)01-005-06 世界遗产不是修复和保护的简单技术问题，世界遗产制度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社会变革。原来非常简朴没有什么名气的废墟，被列为世界遗产后，一夜之间迎来了众多的参观者。富冈制丝厂及其相关场所的四个区域中的三个，在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之前鲜为人知，现在也动员当地居民作为志愿者欢迎外来游客。成为世界遗产后，当地居民不得不重新考虑他们家乡的历史与文化。 吴哥窟的例子更具代表性，原因是它于1992年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与内战后柬埔寨的重建在时间上的一致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它的入选正是为了重建内战所破坏的柬埔寨社会。事实上，在过去20年间，当地的游客数量迅猛增加(从118183人增加到目前的4210165人)，许多当地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有机会接待游客。在莫高窟附近的暹粒市，有许多专为外国游客建造的宾馆，还有一条酒吧街，给人以身处伦敦的印象，来这儿参观的主要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外国游客，外国游客流失的风险大大减少，当地居民训练有素地接待外国游客。因此，世界遗产是一种可以用于社会重建的制度。 然而，如果世界遗产的保护成为重中之重的话，那么就出现一种矛盾的局面：即有时遗产保护比人类生命显得更为重要。在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之后，英国广播公司官方网站报道说，周六的地震不仅丧失了许多生命，而且尼泊尔人和世界各国也失去了部分独特的文化遗产。有一篇题为《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宝藏：地震前后》的报道，其中载有地震前和地震后这里各种世界遗产的图片，展示了这次地震对加德满都谷地的世界级纪念物的破坏情况。该文隐含了某种价值取向，即文化遗产跟人类生命同等重要。至少，这些世界遗产纪念物的坍塌对“整个世界”是重大损失。英国广播公司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有权力为加德满都谷地纪念物的破坏表示忧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表现得更加焦虑，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发表了如下言论：“在这一困难时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为尼泊尔动员了专家和国际支持力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准备派遣国际专家代表团赶赴现场，以深度评估地震造成的损失，并据此向尼泊尔当局和当地社区提出旨在重建的保护和修复的建议”。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够提出世界遗产恢复重建的建议并提供支持，这当然是有益的。然而，对于这次灾难的受害者来说，这却不是他们最为关注的。他们更关注未来的生计、关注住房的重建，而非世界遗产场所的修复。即使他们想到要修复纪念物，也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些加德满都谷地寺院的宗教意义，而非它们的文化价值。 事实上，根据米尔恰·伊利亚德的观点，人们首先关注神灵、寺院和宫殿所占据的山脉。[1]在麦加和梵蒂冈这样的宗教中心，整个城市都成为朝拜者持续参拜的“中心”，而之所以像山脉、寺院和宫殿这样的场所能够被认可为神圣的中心，原因是它们位于天、地和未知世界的交界处，而这一地带正是祖先和神灵居住的空间。在这些场所，活着的人可以与神灵和祖先的灵魂象征性地交流。加德满都谷地正是为中心符号论所主宰的场所之一。从这一角度看，寺院不再被认为具有美学或历史价值，这次灾难中受损寺院的重建正是为了具体体现对那些受害者的记忆。在这个意义上，重建是悼念死者的一种行为。因此，只要有关各方存在，它就有助于为丧失亲人者减轻痛苦和象征性地克服困难。这些受损寺院的重建就使得中心即生者和逝者的交界点的创建成为可能。 但是，世界遗产的哲学则将寺院看做是纯文化意义上的纪念物。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这些纪念物有着尼瓦尔人杰出的文化传统，表现为独一无二的城市居住地、带有复杂装饰的建筑物和结构，在砖砌、石器、木质和铜器中表现出杰出的工艺，这些是世界上屈指可数、高度发达的建筑物”。像“独一无二的城市居住地”、“杰出的工艺”等只是体现了它们的艺术和建筑价值，本身需要被永久保存。世界遗产的理念包含了一种新的逻辑，这种逻辑促使我们积极和不遗余力地将不同民族和文化创造的各种经验作为世界遗产来保护。 关于加德满都谷地的寺院，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态度和观点。其一是人们将这些寺院看做是宗教机构，其二是将他们看做是文化遗产。这两种认识和态度有着不同的逻辑。那么这些逻辑是什么呢？ 记忆的秩序 第一种逻辑与加德满都谷地所获取的宗教意义有关，这种维护秩序的机制称为“记忆的秩序”。[2](59-61)记忆的秩序是人类的最大关注即如何对待亲人的死亡这一问题所带来的结果。在记忆秩序中，那些逝去的和活着的家庭成员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分割，这种秩序是靠对那些居住在神圣场所的逝者(他们的祖先)的回忆来维持的，据认为逝者在保护着生者，祖先可以不时地与生者进行象征性地交流。例如在日本的佛教传统中，鬼神们会在盂兰盆节回到人世，生者举行仪式供祭先人们，如每日向佛坛供奉食物等。 记忆的秩序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例如，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认为，对先人的回忆是通过礼拜或崇拜而发挥效用的，对祖先的崇拜被制度化了，原因是活着的人试图保持住对他们的记忆。祖先的确在维持社会秩序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哈布瓦赫的同代人马塞尔·莫斯也对这一问题非常敏感。他指出，“人类一定曾经与那些神灵和逝者们的灵魂有过联系，生者与诸神、逝者的灵魂之间的交流是一种原始的交流。”[3](13)在莫斯之前，弗里德里希·尼采曾在《论道德的谱系》中做过类似的论述： “活着的人总是承认对祖先尤其是最早建立部族的先人有着法定的义务……当下流行的信仰是，正因为祖先们的牺牲和事迹，才使得部落得以存在，而这些需要通过牺牲和事迹得以偿还。[4](65) 对祖先以及我们本身的“义务”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就成为控制的源泉；控制的手段是表明某人拥有与诸神和逝者的灵魂沟通的特异力量。因此，通过生者与祖先灵魂之间永不停息的交流，基于对死者回忆的秩序才得以建立。 在记忆秩序中，人们试图通过达成对于危机起因的理解而恢复秩序并克服危机，办法是与诸神和祖先灵魂发生联系。这种危机可能是像洪灾等自然灾害，或是偷盗等罪行引发的社会秩序的退化或堕落。 在因民族学者柳田国男的《澄能传奇》而著称日本北部城市澄能市的郊区树林中，有500幅刻成自然石头形状的佛家和尚像，目的是为纪念恶劣收成造成的受害者。失去亲人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克服痛苦。《澄能传奇》及其《补遗》中发现的轶事，描绘了澄能地区及其居民的记忆，更好地表明了群落如何通过启动记忆秩序来理解一场危机。下面一则例子是关于一个盗窃案的。 “当出现灾难比如盗窃时，村民们会请求一个叫做三峰神的帮助来辨别作恶者。当有人从佐佐木家里偷走他的礼服时，他请求三峰神的帮助，这时家里所有的灯都关掉，神的躯体御神体被放置在家中最靠里的房间，然后每个曾经到过这家的人都要进入这个房间向三峰神祈祷。然而，有个妇女备受惊吓，拒绝进入这个房间。当村民们试图强迫她进入时，她口吐鲜血失去知觉。村民们由此得出结论说，她正是偷走礼服的小偷，当晚，这位妇女向村民们交出偷走的物品。”[5](101-102) 上述轶事表明，村民们相信是三峰神而非他们自己的力量解决了盗窃的问题，为此他们要准备一系列的仪式。仪式一开始，村民们欢迎御神体。通常在“当已经有几个嫌疑人选”并且村民们大致了解谁是罪犯的情况下，才会举行这样的仪式。[5](101)事实上，即使不举行这样的仪式，也很有可能辨认出谁是肇事者。但是通过辨别肇事者的仪式来再次确认记忆秩序的功能，对于村民们来说，其意义远不只是为佐佐木一家找出肇事者并将礼服归还。因此，在这样一个事件中，村民们必须要求助于祖先灵魂的力量。 在这场盗窃案中，暴力的执行是通过仪式中的行为迫使女嫌疑人吐血来实现的。群落直接或间接地对认为引起秩序败坏的人执行了暴力。现实的理解是，在每种情况下，这种暴力是由三峰神等神或是有能力与诸神交流沟通的女祭司来执行的，因为有居住在村落边界范围之外某个空间的神的存在，暴力的执行被合法化了。 村民们相信女祭司的神谕是正确的，因为她是能够与诸神或先人的灵魂沟通的中保。这意味着，村民们已经将他们居住的世界，包括通过让非凡的人或神可以接近而使得所有人都可以接近的任何空间，看成一种等级森严的体系。表明有能力与诸神沟通，就成为控制的源泉。从以上可以看出，暴力不是秩序建立的触发器，而启动这一装置的记忆秩序才使得针对某种危机的暴力实施或执行成为可能。 博物馆和现代社会 只要记忆秩序依然有效，就没有必要建立新的价值。但是如果记忆秩序陷入危机，社会就需要对此进行恢复或是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法国大革命就是表明记忆秩序遭受破坏的一个典型例子。通过完全否认天主教价值和确立世俗国家的合法性，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天主教所保障的记忆秩序。维克多·雨果所著的著名的《悲惨世界》的第一章，就通过一个主教的日常生活描述了天主教权威的衰落。 然而，在今天世俗主义理念占主导地位的法国，这一记忆秩序总是有效的。例如，圣小德兰教堂的牧师雷蒙德·赞贝利提到逝者是存在的，但不为我们的感官所感知。他进一步论述到，逝者依然是活跃着的，但有着它们自己的活跃方式。根据赞贝利的论述，逝者在积极但隐秘地对生者发挥着作用和影响，生者和逝者之间总是存在象征性的交流。但在今天，这一观点总是被边缘化。 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之后，这个新生的国家试图建立世俗的机构。博物馆正是这样的机构之一，并且是最重要的一种。曾经的王宫变成今天的罗浮宫，这个博物馆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的理想。教堂也被改造成博物馆。在此过程中，曾经属于王宫贵族的建筑物开始对外开放，其中的物品也对公众展出。[6] 在坚持博物馆的功用性和必要性的话语中，至少有三个原因表明博物馆在共和国中发挥了关键作用。首先，博物馆有助于纪念大革命的荣耀和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其次，博物馆可以让游客通过展出的物品来了解这段历史和艺术，而在此之前共和国只对少数人开放这些物品。最后，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物品和建筑物，这个国家将它们作为文化遗产来管理和保护。因此国家的遗产管理结束了大革命所引起的冲突，并开启新的太平盛世。在这个意义上，共和国不仅充当了对过去而且也充当了对未来的保证人的角色。 与我们曾经的期待相反，法国社会并没有恢复社会秩序。为了克服这一困难，共和国拓展了它的遗产政策，正如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所言，现代社会正在丧失记忆感，需要积极地建立一些机构以便让社会能够保持记忆。他将这些机构命名为法语中的记忆场所或载体(lieux de memoire)，这一表达难以翻译为其他语言。现代社会中发展起来的某些机构在重建集体记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19世纪以来，建立起越来越多的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公共机构，纪念某些重要的事件，为这些事件设立周年纪念日和建造纪念物，自传也成为历史学家探索的记忆场所。 对他者的表征 法国大革命后，法国社会需要创造一种民族文化，博物馆应运而生。但是民族国家也是基于对他者的文化表征而建立起来的。罗浮宫不仅收藏了从法兰西王国(旧制度)那儿继承下来的物品，而且也收藏来自其他社会的物品。作为大革命的哲学推动者，启蒙运动提到“高贵的野蛮人”或“原始社会”以表明人类所处的初始状态。无论是文明还是原始，他们都有着同样的“人类”特性。这就是法国和英国博物馆收藏了来自世界各地文化产品的原因。 要使世界范围内的收藏成为可能，来自他者的产品的重大价值必须得到认可。这种价值的平衡稳定是与殖民化的发展相一致的。新型的殖民化理念在新加坡的殖民者托马斯·斯坦福·拉弗尔斯的思想中表现突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其描述为“恶意的使者”。在他的理念中，殖民不是简单的支配与征服。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他认为建立殖民地就是要将其变成一个自由贸易区，贸易应与教育的发展相协调。殖民者不仅要学习和深刻理解“土著居民”，后者也应当反过来在学校学习和理解他们的文化。拉弗尔斯曾写过一本关于爪哇的著作，他在1811年访问马六甲时，就产生过在将来创立马来学校的想法。 拉弗尔斯等的殖民政策的独特性在于它需要对他者的表征。殖民化不是简单的武力征服，殖民者需要了解和领会他们计划殖民的民族的文化。而且在殖民计划中，被殖民民族也要学习他们的文化。这种由殖民者建立起的“文化”，爱德华·赛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将通过教育系统为被殖民者所认可和分享。 博物馆和文化遗产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机构。安德森指出：宏伟的婆罗浮屠、吴哥窟、帕甘岛以及其他场所被断断续续地挖掘、梳理、测量、拍摄、重建、保护、分析和展示出来。[7](179) 因此，“这些重建的纪念物周围建有精心设计的草坪、到处贴有解释性便笺，上面标注满了日期。而且，这些纪念物周围通常远离喧嚣的人群，除了漫不经心的游客之外(尽可能地没有宗教仪式或朝拜)”。[7](182) 因此，纪念物被博物馆化了。 博物馆似的愿望 建造和设立纪念物、文化遗产和博物馆被定义为对博物馆似的愿望的释放过程。 博物馆似的愿望突出了沃尔特·本杰明所称的展览价值。①本杰明指出，在现时代，展览价值变得越发重要了。同时，不同的产品也越来越多地认定为艺术品。即使像教堂一样的宗教纪念物，也首先被认可为艺术品，本身就向公众展示。因此展览成为博物馆愿望的首要构成部分。由于文化财产属于人民，国家会保障它的公共性质。在这个意义上，博物馆愿望是以“大众和民主”为目标的。 如上所述，博物馆愿望的第二个构成部分是保护的愿望。与展览相比，世界遗产机构更注重保护，原因是1972年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宣布，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不仅遭受传统腐变原因的威胁，而且变革中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带来的更可怕的破坏或毁灭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形势。②公约特别关注文化遗产公开展览前的保护和修复，因为公约致力于保护因社会和经济变革而遭受“破坏或毁灭”的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构想，某种遗产要获得保护，它要具备杰出的普遍价值，这一标准“指的是文化和自然意义如此重要以至于超越了国界，并对全人类的现在和未来都具有共同的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继续论述到，“据此，这一遗产的永久性保护对整个国际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③ 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要认定某一遗产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还必须要满足完整性和原真性的条件，并需要恰当的保护和管理体系以保障它的安全防护。 从上述操作指南不难看出，某个文化遗产要被列入世界遗产，必须至少满足“完整性”条件，而且还需要证明这一遗产的“原真性”。这两个条件都来自于博物馆似的愿望。首先，在完整性背后间接地存在着要永久保存的愿望。一旦某个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它总要被永久保护和保存。一般情况下，所有的产品都会变质、消失或失去用途。而一旦某个物品被列入文化遗产，就要对它定期养护并永不遭破坏。因此，与木乃伊相似，文化遗产也是博物馆的最爱。要永久保存，一定要规避可能对文化遗产造成损害的任何风险，世界遗产周边的环境要保持清洁、透明和安全，至少要清除疏散暴力的迹象和苗头，世界遗产地成了永恒的象征。 杰出普遍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原真性。原真性需要专家的认可、认定，这一标准在世界遗产的选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专家们在决策中逐渐获得了权利。原真性的标准是基于它的独特性，世界遗产地应该别无二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本身就构成参照，一个优秀的艺术品会持续不断地被复制和再造。 保护的年代 所有被判定具有杰出普遍价值的纪念物都需要受到永久的保护，这就标志着保护的年代到来。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杰出普遍价值只是保护的年代的第一步。越来越多地，得到抢救的不仅仅是被认定具有美学价值的文化遗产或是来自遥远过去的财产或物品(如古代埃及的木乃伊)，人们记忆犹新、某些民族希望尽快抹去的可恶记忆以及相关的物品，都在需要被保护之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原爆圆顶馆，就可以归入此类。 原爆圆顶馆的例子表明，即使是当代的、不一定具有重要艺术价值的纪念物也可能被认定为文化遗产。纪念物成为遗产所需要的时间正日益变短。对淡路岛下的引起一场地震的活跃断层的保护，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紧随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之后，掀起了一场将这儿的活跃断层列为自然纪念物的活动。这场灾难三年之后，教科省将这一断层批准为自然纪念物，并在此开放了博物馆。同时，一个毁坏的房子被命名为“纪念屋”并成为保护的对象。在日本，将灾害或紧迫的社会问题视为保护和展示对象，已经成为一种标准的保护模式。 在保护的年代，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认识相反，纪念物并未远离人群。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建于1956到1960年间的巴西利亚。在建成27年之后，巴西利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座城市不是一个古迹，相反，它是未来主义的城市，是对现代都市主义罕见的忠实再现。巴西利亚的入选至少带来了两个变化。首先，纪念物建成后经历的时间已经不那么重要。在这儿，巴西利亚的价值重要性体现为它的现代性；其次，巴西利亚活跃地充当着巴西的首都，它不是那种只能从远处观望的老式文化财产。从这个意义上，巴西利亚作为世界遗产是在当下，而这座城市的当下和现在本身应当受到整体的保护。 现实化逻辑 巴西利亚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为一种新的观点的认同铺平了道路。世界遗产不再有着明确、固定不变的定义，相反它具有了一种变化的特性，因为里昂于1998年、阿姆斯特丹于2010年以及其他城市陆续入选为世界遗产。在里昂，人们在历史遗迹上过着正常的生活，这儿不仅有古罗马居住地，还有着现代主义建筑师托尼·加尼叶设计的建筑作品。这意味着支撑世界遗产机构的时间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一开始，世界遗产机构是以线性时间概念为基础的，过去就是过去，不可逆转。但自从巴西利亚入选世界遗产以来，时兴的观点是过去和现在和谐并存，正如里昂的情况一样。在里昂，历史遗产依旧存在，但它当下的某些特性正被转化为一种自我表达形式的遗产。这样，支撑世界遗产机构的时间逻辑，就接近于我们所谓的现实化逻辑。④ 现实化是在当前复兴曾经存在或据信曾经存在过的事物的努力。传统表演艺术如能剧和能乐等，即为“现实化逻辑”所支撑。戏剧表演在演员和表演者表演时才被赋予“形式”。如果没有有血有肉的表演者，那这些传统就不可能得到传承。就此而言，传统的意义不在于忠实地传承过去的遗产，而重在当前将某种特殊表演理解为传统。这与法国那种将过去存在的固有传统传到当前、再传到未来的方法有所不同。传统本身是不可见的，它仅是在当前通过重要的无形文化财产而得到生命。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当下受到保护也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消费的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历史时期很快遭到抛弃，此时此地才是唯一的兴趣中心。 过去与现在的并存，使得人们有了更多机会面对未知的世界和认识差异。前来参观世界遗产的游客们会面对一个复活了的过去。而且，这个过去可能与游客所属的社会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这种情况就造就了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在此状态下，人们似乎游移于当前环境与外在目的地之间。我们将这种状况称之为双重世界。 那些接待游客的人被迫几乎每天都生活在双重世界中，因为他们生活的地方也是旅游目的地或景点。居住在世界遗产地附近的居民开始与游客共享某些观点，而当他们回到自己生活的地方，却发现自己的家乡已经是某种外来的东西。他们还开始按照之前是外来的观点和愿望来行为举止。吴哥窟就是典型的一个例子。事实上许多人继续生活在世界遗产地，他们甚至不能自由地改造或新建他们的居所，必须遵守1996年1月25日颁布的自然和文化遗产保护法。对这些居民来说，自己的家也变成了游客聚集的过渡地带。因为他们除了接待游客之外别无选择，被迫从事旅游业，孩子们放学后兜售旅游纪念品。他们不得不适应在世界遗产地居住的双重世界。 因此，在某些过去与现在并存的世界遗产地，当地居民受到某些限制，有时不得不搬迁出去。在吴哥窟，许多居民继续生活在这个世界遗产地，但他们被要求搬到在遗产地缓冲区建造的新村落。为了完美地保护这个遗产地，当地居民的生活或多或少地受到牺牲。鉴于此，世界遗产问题又是一个很好的艺术人类学问题。 ①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subject/philosophy/Works/ge/benjamin.htm ②http://whc.unesco.org/en/conventiontext/ ③Operational Guideline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World Heritage Convention,http://whc.unesco.org/archive/opguide13-en.pdf ④同“注释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