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及其缓解路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路径论文,分配论文,财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undell-fleming Model)和蒙代尔“不可能三角”(见图1)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三元悖论”(The Impossible Trinity，亦可译为“不可能的三位一体”)原则：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汇率的稳定性、资本的完全流动性三大金融目标，而至多只能同时选择其中两个(见图2)。
资本自由流动 独立货币政策 固定汇率
图1 蒙代尔“不可能三角”
资本自由流动 浮动汇率 货币政策非独立
货币政策独立 资本管制 固定汇率
图2 克鲁格曼“三元悖论”
若以这种简明、直观的“三元悖论”形式，比照考察财政分配相关基本导向的内在制约关系，我们也可以得到“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为目标的财政分配的“不可能三角”，进而引出(限定条件下)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制约。本文提出并阐述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寻“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特点及缓解其制约的路径选择，以期循此逻辑路径更清晰地洞悉和揭示财政分配中的规律性与制约关系，从而提出合理可行的缓解制约的思路与方略。
一、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
比照蒙代尔、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与“三元悖论”的直观形式，考察财政分配的内在制约后，可以于常规限定条件下得出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即在财政经常性支出的管理水平、政府的行政成本水平和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既定情况下，财政分配中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三大目标，至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而不可能全部实现。
(一)三目标关系的一般考察。
图3直观地表明前述限定条件下，财政分配的“不可能三角”：任一特定时期，人们在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支出和控制政府债务及赤字水平这三个通常看来都“很有道理”的目标之中，其实只能进行以下三种选择：第一，若在财政分配中“减少税收”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那么必须以减少(而不可能是增加)公共福利支出为前提；第二，若在财政分配中“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福利”，那么必须通过提升(而不可能是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来实现；第三，若在财政分配中“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和“增加公共福利”，那么必须通过增加(而不可能是减少)以税收代表的政府非债收入来实现。由此有图4：财政分配“三元悖论”，三角形每一顶角上所标目标的实现，必然要求相连两条侧腰线上标出的事项配合，而必然在另外两个顶角上各自标出的目标中违反至少一项。
其实，这里面关键性的数量关系是十分明白的，因而相关的公众关切与分类取向所可能产生的内在悖谬这层“窗户纸”，也是很容易捅破的，即为：A.减税可减少企业、居民负担，因而会受到广泛欢迎；B.增加公共服务方面的福利性支出会增加社会成员的实惠，因而也会受到广泛欢迎；但这两者并行恰会扩大政府收支缺口，必带来C.增加赤字，从而提升为弥补赤字必须举借的政府债务的总水平——这便涉及“安全问题”——其实公众对这个问题也并不缺少“常识”。因为一说到“政府债台高筑”，又往往会引出公众广泛的忧虑与不满。所以可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常识，在财政分配中不过是说：税为收入，福利为支出，两者必须是顺向匹配的，一般情况下，加则同加，减则同减，如果一定要顺向增加福利而逆向削减税收，那就必须找到另一个收入项——举债，来顺向地提高它以支撑原来的匹配关系。前述A、B、C三者中，要同时保A、B，就必须放弃对C项的控制，但这又会遇到公共风险的客观制约。若想三全其美，则绝没有可能。这里体现的约束是客观规律，并一定会引申、联通到整个经济社会生活“可持续”概念下的终极约束。
图3 限定条件下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的图示
图4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图示
图5 福利增进的效应转变曲线
以上分析可归结出一个基本认识：虽然公众福利的增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但在一个经济体发展的任一特定阶段、具体条件下，公众福利的水平(可以用公共福利支出规模为代表)却并非越高越好，高过了一定点，对于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会迅速降低，甚至导致经济增长过程不可持续。福利支出水平带来的福利增进对于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及其转变，在直角坐标系上可简明表示为图5。
图中横轴表示公共福利水平(以公共福利支出水平为代表)，纵轴表示福利增进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面效应或支撑作用(亦可按一定数值单位量化)，在原点O，假设为无福利，其正面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其右方一旦有一定的公共福利，便会随其水平上升迅速表现为对经济成长的正面支撑效应的上升(现实生活中常被称为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因基于物质利益原则的激发与调动等措施而促成经济活力的上升)，一直可上升到对应于横轴上“O'”点的曲线上T这一最高点(最佳值)。但若还一味继续增进福利，其正面效应的下滑(现实生活中表现为经济体成长活力的迅速滑落)将迅速导致O"点上正面效应丧失殆尽而进入负值区间(可与拉美式“中等收入陷阱”案例比照)，而O'—O"的距离是相当短的。也就是说，公共福利水平一旦超出最佳值，其对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面支撑作用会很快转变为迅速下滑后的负面效应，所以从调控当局而言，必须精心、审慎地把状态控制在接近或达到峰值，但不超过临界点的区间内。
这一福利增进效应转变曲线与贾康于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国债规模正面效应变化曲线①十分相似，两者的内在逻辑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可认为是同一演变过程的不同角度表述而已。
(二)欧债危机案例分析及美国的特殊性。
近年世界经济最为重大的事件是“百年一遇”、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在重创美国经济后，更触发了严重的欧债危机。
循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关系的内在逻辑来看，缓解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基本要素在于减少税收以刺激经济、削减赤字及控制债务规模以降低违约风险——这两大财政分配目标需要以牺牲公共福利来实现，而这又必然与民众的直接利益、短期实惠相抵牾，处理起来十分棘手，极易“经济问题政治化”，业已引发了希腊等地屡见不鲜的多轮罢工风潮与社会震荡。欧债危机爆发后，除法、德等欧元区强势经济体外，希腊、意大利等受挫国家、执政层合乎逻辑地分别提出削减赤字及控制债务规模，却在“福利国家”的刚性框架制约之下久久不能达成尽量减税、尽量多福利支出的有效权衡点，鲜明地体现着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内在逻辑。这一案例可小结为：欧元区在应对危机不得不减少税收、削减赤字及控制债务规模的财政分配目标组合下，需要以牺牲公共福利的手段来实现；如果现阶段欧元区一边需要减少税收来刺激经济，一边需要削减赤字及控制债务规模来保持财政可持续，与此同时还想顺应民意保持原有的工作舒适闲暇程度和较高的公共福利水平，这显然是不现实的。有时不现实的东西在政治家那里需要着意淡化或掩饰以抚慰民意，争取选票，但在理论分析这里，不现实就是不现实，因为这对应于我们业已勾画阐明的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原理。
有别于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逻辑，美国独一无二所掌控的世界货币霸权，给予其一定阶段于形式上选择其他逻辑路径的条件，即通过全球全体持有美元资产的主体一并为危机埋单的方式，放松其自身财政分配所受的制约。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选择了一方面减少税收；一方面保持原有公共福利来维持社会稳定性的目标组合，实现路径是既减税，又放宽债务及赤字控制水平，却不下调美国公众的基本公共福利标准，而是通过迄今已有两轮，还在预设、筹划第三轮的“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 Easing)政策将危机产生的风险(通货膨胀压力和金融债务风险等)分散化，以其全球经济中硬通货霸主的地位，“经济地”、实为强制地输送到全球各大经济体系当中，让全世界共同为其埋单。美国已经出台的两轮量化宽松政策和正在酝酿的新一轮的量化宽松政策，正是因此有悖而无恐。回到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逻辑路径上来分析，实质性的奥秘在于：由于美国的财政分配主体得到了实为同一主体的“世界货币霸权”的支撑，有条件在“量化宽松”的方略下制造出美国税收、举债之外的第三项巨额收入，即货币发行收入，而不中断其财政运行的可持续性，所以美国所受财政分配之无悖论制约的空间是比其他任何经济体都大为宽松的。这也是当今世界上其他任何经济体都学不来的。这就是美国案例的特殊性。
但是，美国的“宽松”并不否定三元悖论原理及其揭示的终极制约，因为这种“宽松”也并非为无限的。其客观制约边界，在于以美国“财政悬崖”概念和形式隐含的美元进入“掺水”过程后其“国际性安全资产”地位能保持存在的那个客观临界线。
(三)限定条件与权变逻辑。
前文对财政分配的“不可能三角”与“三元悖论”的相关分析论述建立在若干限定条件基础上，这些限定条件具体包括：第一，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既定。第二，政府行政成本既定。第三，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既定。这些限定条件都是短期难以再现较大改观的“慢变量”，但又是可以变化的。它们的变化，对于财政分配“三元悖论”中的各项目标均会产生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1.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
财政经常性支出主要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公用经费支出及社会保障支出。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与“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逻辑关系如下：第一，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越高，财政支出中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及社会保障支出的资金使用效率越高、资金流失越少，即“少花钱多办事”的能力越强，显然有利于减少税收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第二，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越高，社会保障支出的管理水平就越高，显然有利于增加公共福利。总之，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与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是正相关的关系：管理水平越高，则越有利于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反之，则相反(参见表1)。
2.政府行政成本水平。
政府行政成本主要包括国家管理机关、行政事业单位、公检法系统及各种驻外机构等运行的相关费用，此类费用既不似经济建设类支出那样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也不似社会性支出那样能够直接提高社会公共福利水平，而是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产生的，从性质上可以看做是一种任何运行系统都无法避免的运行成本或“沉没成本”，但这种成本与制度安排、管理机制构建等因素密切相关，又有高低之别。政府行政成本水平的变化与“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逻辑关系如下：第一，政府行政成本水平越高，政府履行职能过程中产生的“自耗”费用就越大，这些费用全部来源于财政收入，那么显然不利于减少税收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第二，政府行政成本水平越高，同等财力水平下，对财政社会性支出的挤出效应就越大，那么显然不利于增加公共福利水平。总之，政府行政成本水平与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是负相关的关系：行政成本水平越高，越不利于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反之，则相反(参见表2)。
3.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
凯恩斯乘数理论所指的是一种宏观经济效应，即某一变量的增减所引起的经济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参照乘数效应的定义，我们认为“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可以定义为：政府举债资金的变化所引起的政府融资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与“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逻辑关系如下：第一，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越大，通过政府举债资金融资得到的支持资金总规模就越大，即用较少量的政府举债资金就能够融资得到较多的可用财力；在政府筹集直接举债资金方面的压力就越小，或曰政府举债资金带来的可支配性支出就越多，显然有利于减少税收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第二，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越大，同等政府举债资金数量下，融资得到的可支配资金越多，财政可支配性支出中为非融资事项所腾出的财力也随之增多，财政社会性支出力度便可以加大，显然更利于增加公共福利。总之，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与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中的各项目标是正相关的关系：融资乘数越大，越有利于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反之，则相反(参见表3)。
公式(1)可以作为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一般性公式。该公式所表达的涵义是：财政分配中若以税收水平(T)、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为测算维度，按照“三元悖论”原则，各维度的财政分配目标——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不可能一起实现，而只能实现其中两个，
按照上文中的论述，限定条件与财政分配的“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正负相关性如表4所示。
其中，A(Administration)为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C(Cost)为政府行政成本水平；M(Multiplier)为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
仍然以公式(2)为例，上文中阐述的限定条件直接影响公式中的三项系数，若将该影响通过公式来表示，可得到如下方程组：
其中，a,xc，m为系数，且a＞0，c＞0，m＞0。
将公式(2)和方程组(3)联立，得到公式(4)，各限定条件对各项目标的影响便更为清晰和直观的得到体现：
本文附件对三项限定条件变化的影响给出更为展开的数量分析表达(请参阅附件)。
二、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的特征与调整路径选择
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原则，在不同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阶段，可以呈现出制约特征上的差异，将其内在逻辑与制约特征相结合，有助于引出该经济发展和收入阶段的合理调控路径选择。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发展，目前已位于“中等收入阶段”，具体而言是位于下中等收入至上中等收入阶段的转轨期，且由人均GNI(国民总收入)的增长趋势看，将较快步入中等收入阶段至高收入阶段的转轨期，但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已引起广泛关注。鉴于拉美地区由于实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等原因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前车之鉴，我国应当高度注重中等收入阶段发展战略的正确把握。从本文的视角看，则很有必要剖析中国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制约特征，并结合其内在逻辑做出正确的调控与路径选择。
(一)中等收入阶段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与中等收入陷阱。
居民福利本是发展的出发点与归宿，但其应是随后进经济体的经济赶超阶段的不断升级而逐步提高的。然而，拉美代表性国家上世纪多种因素造成的“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却因其不可持续性而半途夭折，并把国民经济的赶超拖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福利赶超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的劳工保护和社会性支出的盲目扩大。第一，随经济高速增长，拉美国家城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农民工不断由乡村涌向城市致使城市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从而工资不断降低，进而导致收入差距问题日趋严重。在失业率高风险与发达国家福利体制的“榜样效应”的双重作用下，简单照搬美国式“选举”民主政治，民粹主义情愫愈发凸显，多方促成拉美国家盲目设立了高就业保护与高福利保障，成为宏观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第二，拉美国家为迎合民粹主义取向在70年代以后将财政支出主要着力于扩大社会性支出方面，整个拉美地区各个国家从1990年至2000年社会性支出占GDP的比率不断上升，个别国家社会支出占公共支出的比重高达60%～70%，甚至在财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仍然继续盲目扩大赤字来满足社会性支出，从而彻底拖垮了宏观经济。
由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导致经济赶超失败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逻辑规律可以被纳入“民粹主义宏观经济学”(Dornbusch & Edwards,1989)。其逻辑路径大致为：宏观政策初战告捷—经济增长遇到瓶颈—经济发展全面短缺—民粹主义政府破产。
第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民粹主义社会基础所支持的政府在经济赶超中实施福利赶超，经济产出水平和实际工资水平在一开始得到普遍提高，同时由于出台了劳工立法，能够保持合意就业率，并迎合民众意愿提高社会保障水平，经济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景象。但由于第一阶段属于纯消耗阶段，没有什么积累，所以进一步的发展就遇到了瓶颈制约。第二阶段使第一阶段存在的隐性问题显性化。一方面，以扩大财政赤字为主的财政支出规模增加造成对国内商品的巨大需求，而这种巨大需求与生产供给不足严重对立，因此，更多的商品要依赖运用外汇购买进口。与此同时，已经非常吃力的财政还要维持“高福利”，简单机械照搬欧美福利制度并要赶超欧美，更为财政雪上加霜。另一方面，由于大笔外汇用于进口，导致外汇越来越短缺，致使所需要的更多商品，没有更多的外汇再去支持进口来满足需求。这种典型的供给矛盾在第三阶段上导致政府控制物价的行为无法继续，只能施行价格调整、本币贬值、外汇管制、产业保护。这一阶段，民众的工资增长很快，但是通货膨胀增长更快，导致实际购买力开始下降。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发展后，前一任民粹主义社会基础所支持的政府在种种矛盾激化局面下必然破产倒台，新一任政府出面主持大局，不得不实施正统宏观政策下的稳定计划，或借助IMF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以求继续维持本国经济发展。此时，国内民众实际工资已出现大幅下降，低于民粹主义政府当政之前的水平，并将在很长时期内处于这样的低水平，经济增长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即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样的民粹主义基础上实施福利赶超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使拉美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经济赶超落空，福利赶超也成为画饼充饥，黄粱一梦。可知福利赶超虽然是归宿，但是若没有强有力的经济赶超作为可持续的支撑手段，则无法最终达到所追求的福利目标。
(二)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制约特征与路径选择。
“拉美化”问题作为前车之鉴表明，位于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体，应当着力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以及由其引致的社会矛盾激化后果。按照本文所提出的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原则，拉美地区在中等收入阶段的财政分配进程中显然选择了“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福利”这一目标组合，按照“三元悖论”揭示的逻辑，该目标组合需要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实现。从拉美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导致其经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实践来看，该地区确实是通过扩大债务及提高财政赤字水平的方法来试图实现其对减税和增加公共福利的追求，却最终拖垮了国民经济而落入陷阱。对于同样处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在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中如何掌握“可持续”上的权衡和缓解制约，是非常值得深入思考的。一般而言，“中等收入阶段”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制约的特征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三元悖论”反映的制约关系通常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
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实证考察可以表明，一国收入水平进入中等阶段，通常带来民众关于收入提高、福利改善预期的更高水平，这种预期极易超前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可达速率和政府改善公共服务提高公众福利水平的供给能力，于是便有了“老百姓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不满和与之相互激发的种种“矛盾凸显”。以“民众永远有理”为内在逻辑的民粹主义倾向在此阶段极易抬头乃至大行其道成为潮流。尤其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与福利体制的横向比较下，这种民粹主义情愫更易迅速升温，更倾向于对福利的追逐与渴求。我国近年已普遍存在并逐步升温的民粹主义情愫，如果对应于财政分配“三元悖论”中的逻辑路径，倾向上显然就是拉美地区已作出过的选择：对减少税收和增加公共福利的强烈追求。然而，这种诉求需要以扩大债务、提高财政赤字水平来实现，并且绝非是无边界的。民粹主义情愫催化下，很容易导致福利赶超超前于经济赶超，债务规模过度扩大。而当有人强调“三元悖论”所内含的制约关系而发出理性声音时，便会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而遭遇“群起而攻之”的压力，两方力量的悬殊又很容易导致福利赶超继续高歌猛进，债务和赤字规模走向失控，最终可能将国民经济拖入陷阱，福利赶超愿景从高空跌落尘埃，而一起跌下来的，还有经济赶超的可能性与整个国家发展的后劲。因此在中等收入阶段，正是经济赶超发力的时期，应当坚定、合理地贯彻经济赶超战略，同时稳步匹配国民的福利赶超，而不能让其与民粹主义情愫相互激发、升温形成只侧重眼前利益却伤害长远利益的失衡，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隐患。因此，有理由认为在中等收入阶段，在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下，选择适当“减少税收”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的目标组合是更为科学的。但这一目标组合需要以控制公共福利增量为代价来实现，因而在民意层面是“不讨好”的。为了在中等收入阶段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而最终实现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赶超战略，决策层需要有远见、有定力、有策略地在与民意的互动中既充分顺应民意，又积极引导理性思维发挥充分的影响，协调好短期利益与长期、根本利益的权衡、衔接。
2.“经济的政治化”压力上升与“缓冲”社会矛盾的弹性空间收窄。
鉴于“三元悖论”反映的制约关系在中等收入阶段通常会更强烈地与民意取向相抵触，所以在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下，选择和坚持统筹兼顾、瞻前顾后、既顺应民意又引导民意的科学发展路径是根本性的、首要的选择。无可否认，民粹主义情愫对政府的政策选择会产生显著的影响，政府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是需更加注重经常地处理好相关的复杂问题。步入中等收入阶段后，一系列敏感的经济问题如物价、税收、公用事业供给等等，很容易与收入分配、政府管理等方面的矛盾凸显形成密切的关联，使“经济问题政治化”的临界点降低，社会问题引起的“维稳”压力上升，为了缓解压力平息不满作出妥协和调停的可用“缓冲”弹性空间收窄。
按照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关系，减少税收、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与增进公共福利的目标组合逻辑既然决定了三者不能同时兼得，“缓冲的弹性空间”实质上是要在顺应社会心态而最集中、最便捷地尽可能减税和增加公共福利供给的同时，利用那种相对不直观的以逐渐扩大公共债务规模的方式提升这些即期利益总水平所对应的安全操作空间。以财政分配“不可能三角”中的逻辑来看，所提升的公共福利的程度加上所减少的税收水平和控制债务及赤字的水平成反比，决策层必须特别关注为缓解社会矛盾而扩大公共负债规模的安全区问题，一系列局部防止“经济的政治化”的操作，通常会归结为放松公共债务控制，而连年赤字、债务不断积累，一旦越过了已收窄的弹性缓冲空间的边界，便可能形成隐性问题显性化的矛盾爆发冲击波和危机局面，甚至造成全局发展态势的改观、“黄金发展”过程的中断。
三、缓解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的可能途径：四个方面的机制创新
如上文所述，财政分配的“三元悖论”制约是在一定限定条件下即既定的财政支出管理水平、政府行政成本水平和政府举债资金乘数效应之下的一般认识，且存在正负相关性：财政支出管理水平越高，行政成本水平越低，融资乘数越大，则越有利于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鉴于此，加入对政府职能转型、机制创新、深化改革的思考角度，缓解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制约的可能途径主要可从以下四方面考虑。
(一)切实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少花钱，多办事”。
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要求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互动的全面改革，为真正实现“少花钱，多办事”，需分别从这三方面着手，并加强三方改革互动：第一，制度方面应特别注重财政体制深化改革和以其为制度依托的资金绩效考评监督体系的建设；第二，支出管理方面应继续推行科学化精细化管理，建立健全财政支出全程监控体系。相关的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可考虑引入平衡计分卡(表)等方法趋于细致、全面；第三，相关技术方面应考虑在“金财”、“金税”等政府“金”字号工程的基础上，继续全面推进和落实适用最先进信息处理技术的系统工程及升级政府财务管理体系。在落实2002年提出的“十二金”工程的基础上，继续提升电子政务的先进性、安全性和综合性，提高信息获取、信息处理、信息传达的便捷性和准确性，将制度信息化、电子化与绩效管理方法系统化融合落实，从而全面提升财政支出管理水平，少花钱、多办事，放松“三元悖论”制约。
(二)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用好钱，办实事”。
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的关键是推进经济、行政、政治全方位配套改革，其重点内容包括：第一，施行行政体制改革，在各级政府职能、事权(支出责任)合理化基础上精简机构和人员，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在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同时，降低行政管理的机构、人员成本。第二，继续落实预算信息公开制度，强化监督。预算、决算信息公开是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也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向社会公布中央、地方政府“三公”经费等预算信息，表明了政府履行承诺、接受公众监督的决心，也为推动各级政府进一步公开各项行政经费，在公众监督下厉行节约、深化改革、降低政府运行成本奠定了基础。第三，进一步改革政府行政经费相关的管理制度。例如：推进公车改革；严格审批因公出国，减少出境团组数和人数；严格控制公务出差、公务接待经费标准；严禁赠送礼品等等。第四，大力完善财政资金监督考评与问责体系，促使“纳税人的钱”每一分都花到实处，发挥出最大效益，从而能够将节省出的财政资金投入到民生最需要的方面。
(三)扩大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少借钱，多办事”。
如前所述，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是指政府举债变化所引起的政府实际融资总量变化的连锁反应程度。融资乘数越大，越有利于减少税收、增加公共福利和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提高政府国债或地方债的融资乘数必然要求一系列的管理和机制创新，特别是与政策性融资体系机制相关的全面配套改革，具体实施的关键点之一是要在财政、政策性金融机构、企业、商业银行和信用担保等机构之间，搭建一种风险共担机制(而非财政“无底洞式”的兜底机制)以及规范的支持对象遴选机制(而非弊病丛生的少数人“内定”机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用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机制，追求资金的“信贷式放大”即“四两拨千斤”地拉动社会资金、民间资本跟进，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
发掘这方面的潜力，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具有可行性与必要性，有利于缓解财政“三元悖论”制约，“少借钱”而“多办事”，即以提高乘数效应来更大规模地引致、调划社会资金形成更可观的合力。
(四)实质转变政府职能类型——“扩财源，优事权”。
我国在市场经济发展健全的进程中，政府职能的合理化调整势在必行，国家政治权力履行治理职能的实施方式将主要体现为社会公共事务管理、宏观经济间接调控和维护规则公正，行政管制型政府要完成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型。财政作为“以政控财，以财行政”的分配体系，必须服务于这一历史性转型并进行自身相应的转变，即健全公共财政。实质性地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体制、机构和社会管理多方面的改革，例如：政府体制方面，必须逐步清晰、合理界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职能，由粗到细形成事权明细单，并在预算中建立和运用完整、透明、科学合理的现代政府收支分类体系，为履行政府职能提供基础性的管理条件；政府社会管理方面，应在继续建立和完善覆盖全民的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和基本住房保障制度等的基础上，强调政府向服务型转变；鼓励和引导构建各类面向市场、面向公益的非政府主体和中介组织机构，完善公私合作的种种机构和制度。公共工程、准公共产品供给方面的PPP(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应是政府转变职能过程中特别值得重视与发展的模式，其中至少包含设计建造(DB)，运营与维护(O&M)，设计、建造、融资及经营(DBFO)，建造、拥有、运营(BOO)，建造、运营、移交(BOT)，购买、建造及运营(BBO)，建造、租赁、运营及移交(BLOT)等多种公私合同种类，并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更加广泛的应用和优化，从而促进民间主体和非政府财力为政府职能转变与优化注入新的活力，为公共福利水平提升打开新的财力来源与资源潜力空间，有效地缓解政府债务和赤字压力。
四、结语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所揭示的是减少税收、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增加公共福利职能三者中只能至多同时实现两项的“不可能三角”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具有广泛存在的共性，并在我国中等收入阶段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与矛盾凸显过程相伴随而愈显其不容忽视。为长远计，欲尽可能以较平稳、社会代价较小的方式和过程实现造福于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中华民族“三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决策上便须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特别注重避免民粹主义基础上的福利赶超倾向，防止增加公共福利水平时造成税收过量减少与债务及赤字水平一味提高的过度状态，规避经济社会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现阶段，我国应当在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精心、审慎、合理地权衡把握财政政策目标组合，沿合理逻辑路径处理财政分配服务于可持续发展的一系列棘手问题，既正视财政分配“三元悖论”的限定条件制约，又积极、能动地通过提高财政支出管理水平、有效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扩大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实质性转变政府职能类型和优化社会管理，以全面综合改革和创新中的活力与潜力释放，来缓解“三元悖论”制约关系，坚定而有序地走向现代化国家。
附件：
财政分配“三元悖论”假设(限定)条件变化的影响分析
1.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对“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影响分析。
上文中通过逻辑分析的方法阐述了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的变动与“不可能三角”三要素的正负相关性，在此基础上，笔者将利用公式(4)通过公式推导法和图形法来继续阐述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的变动，并将推导结果的正负相关性与逻辑分析相比较，从而也达到验证公式(4)逻辑准确性的目的。
第一，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考察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对税收水平(T)的影响。
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公式(2)可变为如下形式：
通过公式推导和图形解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提高有利于减少税收，与上文中逻辑分析相吻合。
第二，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考察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对公共福利水平(W)的影响。
假设税收水平(T)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公式②可变为如下形式：
变动后的公式系数大于原公式系数，在图形上表现为更加平缓(如图4所示)。在同样的D值下，原曲线(D)所对应的值为W，而变化后的曲线(D')所对应的值为W'。总之，若A增大，那么将导致t增大，则-t一项减小，进而导致原曲线(D)更加平缓；在同样的D值下，原曲线(D)所对应的W值(W)小于变化后的曲线(D')所对应的W值(W')。
通过公式推导和图形解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公共福利水平(W)，与上文中逻辑分析相吻合。
第三，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既定，考察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对债务及赤字水平(S)的影响。
图4 t变化导致的曲线变化及W的变化
假设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既定，公式(2)可变为如下形式：
其公式推导原理及图形解析与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对税收水平影响的相关分析相似，在此不再赘述。通过此轮的分析也可同样证明其与逻辑分析结果相吻合，即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提高有利于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
2.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对“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影响分析。
与以上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影响分析类似，笔者将利用公式(4)通过公式推导法和图形法来继续阐述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影响。
第一，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考察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对税收水平(T)的影响。
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公式(2)可变为公式(5)。
通过公式推导和图形解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提高要求提高税收水平，与上文中逻辑分析相吻合。
第二，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可以考察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对公共福利水平(W)的影响。假设税收水平(T)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公式(2)可变为公式(6)。而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既定，同样可以考察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对债务及赤字水平(S)的影响。假设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既定，公式②可变为公式(7)。两者的最终考察结果均与逻辑分析结论相吻合。具体考察的方法见上文，在此不再逐一赘述。
3.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变动对“不可能三角”中各项目标的影响分析。
与以上对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和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影响分析类似，笔者将利用公式(4)通过公式推导法和图形法来继续阐述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变动影响。按照上文中所采用的公式推导及图形解析方法，可以考察以下三项内容：(1)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考察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变动对税收水平(T)的影响。(2)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债务及赤字水平(S)既定，考察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变动对公共福利水平(W)的影响。(3)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既定，考察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变动对债务及赤字水平(S)的影响。上文的论述中已经介绍了详细的公式推导和图形解析方法，在对财政经常性支出管理水平(A)的变动影响中分析了其对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的影响；在对政府行政成本水平(C)的变动影响中分析了其对税收水平(T)的影响。鉴于此，笔者选择在本小节中以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变动对债务及赤字水平(S)的影响为例进行具体分析。
假设税收水平(T)和公共福利水平(W)既定，公式(2)可变为公式(7)。
变动后的公式系数大于原公式系数，在图形上表现为更加陡峭(如图8所示)。在同样的D值下，原曲线(D)所对应的值为T，而变化后的曲线(D')所对应的值为T'。总之，若A增大，那么将导致α[，1]增大，进而导致原曲线(D)更加倾斜；在同样的D值下，原曲线(D)所对应的S值(S)大于变化后的曲线(D')所对应的S值(S')。
通过公式推导和图形解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保证财政分配目标的前提下，假设公共福利水平(W)和税收水平(T)既定，政府举债资金融资乘数(M)的提高有利于控制债务及赤字水平(S)，与正文中逻辑分析相吻合。
注释：
①贾康：《关于我国国债适度规模的认识》，《财政研究》1996年第10期；贾康、赵全厚：《国债适度规模与我国国债的现实规模》，《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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