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解放的旗帜下呐喊奋进——片谈抗战时期作家与文学的战斗风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旗帜论文,作家论文,风采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鸦片战争之后，曾经以汉唐气魄傲然雄视世界的中华民族日益陷入苦难的深渊，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民族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无数仁人志士、英雄豪杰满怀“甘洒一腔报国血，重铸千古民族魂”的壮志，奔走战叫，流血牺牲，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谱写下为民族谋生存、求解放的辉煌篇章。而其中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无疑最为悲壮惨烈，惊心动魄。五十年弹指一挥间，虽然抗战的烽火硝烟早已成为历史，但它蕴含的伟大意义却永远指向未来。作家应该是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民族最纯正的良心；文学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最直接、最动人的窗口。今天重提抗战时期作家与文学的战斗风采，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意义显然远不限于在当今商潮冲击下风蚀骨销的文学界，对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金钱万能、享乐至上的颓风邪气也不啻是一块醒脑的巨石。
一
1937年的“七·七”事变，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成了压倒一切的神圣任务。特定的严峻历史氛围和民族生存危机必须赋予绝大多数作家空前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使命感，而“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其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进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①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火烧红了中国的大半个天空，同时也点燃了中华民族争取生存与解放的神圣炮火，共同的历史处境和民族使命使中国现代作家这一特殊的、敏感的社会群体的原有“精神结构”发生极其剧烈的变化，以适应历史演进过程的必然要求。那些曾经沉醉于自我狭窄的情感世界的诗人作家们也把目光投向了火热无边的生活原野，忧郁细腻的心灵渐渐高扬粗犷起来；那些文艺界所习见的个人恩怨、门户之见、派别纷争统统被搁置脑后，让位于民族解放这一共同的旗帜。1938年3月27日宣告正式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就是大团结的象征。它的“发起旨趣”清楚地表明：“除了甘心媚敌出卖民族的汉奸，已无一不为亲密的战友，无一不为民族的力量。我们应该把分散的各个战友的力量，团结起来，象前线将士用他们的枪一样，用我们的笔，来发动民众，捍卫祖国，粉碎寇敌，争取胜利。”②“这种伟大的团结，不仅仅是在最近，则在中国历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团结，也是少有的！这是值得向全世界骄傲的！”③
然而，更值得骄傲的是作家们那种以笔为枪、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英勇无畏的战斗姿态，他们有的甚至血洒疆场，以身殉国，谱写出人间最为悲壮动人的辉煌诗篇。抗战伊始，作家们积极参加抗敌宣传队、抗敌演出队和战地服务团等组织，奔赴战地参与抗日实际工作，大力开展抗日文艺活动。一时间，爱国热潮汹涌澎湃，全民精神为之大振！象远在日本生活十年之久的郭沫若在“七·七”事变后，毅然别妇抛雏，怀着“欣将残骨埋诸夏”的爱国热忱，于七月二十七日回到祖国，旋即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老舍也抛别妻子儿女，离开济南，先后去武汉、重庆等地，工作、战斗在为民族求解放的队伍里。他说得好：“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进来，把我的那点珍宝劫夺了去。”④正是这一身最可宝贵的民族正气，使他的反帝反封建思想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得到更加突出的表现。再如丁玲曾亲率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到内地的城市与乡村，辗转于战场和游击区域，发动民众，慰问将士，鼓舞士气，以其艰苦切实的工作而颇有影响。中国现代作家这种以身许国，沛然无比的民族正气和英勇无畏、昂扬奋进的战斗姿态，为历史（包括文学史）平添了多么熠熠动人的光彩啊！
这里我们还不能不特意提到在抗战时期一直坚韧勤勉地“工作在战争怒火里”而颇富盛名的“七月派”作家们，这个崛起于抗战烽火之中的文学流派既有鲜明独到的富于战斗精神的理论倡导，更不乏突进火热生活、献身民族解放战争的战斗实践。这个流派的知名小说家彭柏山抗战前夕就因参加革命而身系牢狱；抗战爆发后，他一出狱就在上海做抗日地下工作，又任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刊物《斗争》的编辑。1938年初夏，彭柏山调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民运科长，后任新四军第四纵队政治部主任、苏北抗日联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既是革命作家，更是民族战士，这是“七月派”许多作家的共同特点。这个特点在抗战时期曾在颇有影响的作家丘东平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早在1927年，丘东平就参加过彭湃所领导的海陆丰起义，以后加入十九路军，亲自经历了上海一·二八抗战和热河的抗战。在上海，他成为“左联”举办的工农兵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参加者。不久，他在《文学月报》上发表处女作《通讯员》，“用着质朴而遒劲的风格单刀直入地写出了在激烈的土地革命战争中农民意识底变化和悲剧”，⑤开始受人注意。1938年春，丘东平参加了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他曾在《向敌人的腹背进军》一文中这样描述自己作为民族战士的生活和心情。
……我现在成为了怎样的一个人呢？我用着最高的喜悦告达我所有远隔在异地的同志、朋友，我非常光荣地充当了新四军先遣支队的一员，身上和全军所有的同志一样非常摩登地用绿色的树枝作着防空的伪装，有时候我象小孩子似的唱着歌，有时候却为严肃、凛然的气氛所笼罩，使我坚实地敛束着身躯，由于一种坚不可破的自信心和自尊心所激发，我深深地体会到自己对于祖国的忠诚和虔敬，在这个时候，我独自个儿沉默下来了，在这献身于战斗的神圣的大道上，我微笑着，偷偷独自个昂头挺胸的走起了规规矩矩的正步……。
丘东平就是怀抱着“对于祖国的忠诚和虔敬”，壮烈献身于为民族而战的神圣战斗中。1941年6月，为抗击日本侵略者对苏北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丘东平率领鲁艺二队的文艺战士也英勇参战，眼看着一批战友和学生在敌人枪林弹雨中倒下，他自己突围出来时也负了伤；一种无法抑止的愤激痛苦的感情燃烧着他，使他终于也象《通讯员》中的主人公那样，当场举枪自杀，⑥以鲜血和生命壮烈殉国。
血染的风采最动人心。在烽火连天、血泪遍地的国难时期，绝大多数作家没有超脱于社会政治之外做天马行空式的逍遥之游，而是与广大的人民共患难，同战斗，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无愧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在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的战士诗人陈辉烈士生前写过这样美丽动人的诗句：“祖国啊／在埋着我的尸骨的黄土上／也将会有爱情的花儿生长”。当和平年代的后人们在美好的生活里畅饮爱情的甘浆时，是不应也不会忘记前辈们的艰难奋战与巨大牺牲的。还有比这更崇高、更永恒的纪念吗？
二
战斗的作家必然创造出战斗的文学。这种战斗的文学不仅凝结着民族的斑斑血泪，回响着勇士们的呐喊战叫，更体现出一个伟大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坚韧精神。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从受难走向解放的战斗史。胡风曾颇有见地地指出：“中国的革命文学是和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五四运动）一同产生，一同受难，一同成长的。斗争养育了文学，从这斗争里面成长的文学又反转来养育了这个斗争。”⑦这一论断不仅十分恰切地道出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密切关系，而且高度肯定了它在民族解放道路上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伟大作用。
检视抗战时期文学的战斗风貌，我们不难发现，反映抗日救亡的沸腾生活，表现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成为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的主题。即便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特别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以后，国内的阶级矛盾也日益尖锐，文学也要暴露国民党腐败统治的黑暗内幕，抨击蒋介石反动集团反共投降的卖国活动，那也是服务于抗日救亡的总主题的。
抗战初期，由于作家们经受战火洗礼意识到人民群众对文学战斗作用的急切需求，也由于时代的惊风密雨使作家们失去从容不迫构思长篇巨制的安静心境，所以涌现出大量的迅速反映抗日斗争现实，为人民大众乐于接受的小型作品。最先勃兴而起的是富有战斗鼓动性的街头剧、活报剧与短诗、朗诵诗。据统计从抗战初始到1939年初，仅独幕剧本即达150种；短诗创作占抗战初期诗歌的主要地位，如有影响的刊物《时调》、《新时代》、《五月》、《七月》等都发表过大量的短诗。著名的街头剧“好一计鞭子”（系《三江好》、《最后一计》、《放下你的鞭子》的合称》）在抗战之初影响极为广泛，演出十分普遍，产生了很大的宣传教育作用。而柯仲平、高兰、冯乃超、锡金等诗人创作的朗诵诗也引起非常热烈的反响，他们的诗歌或激昂热烈地表达誓死抗战、收复山河的豪情壮志；或悲愤忧郁地诉说日寇铁蹄下人民的深重苦难；或满怀深情地追念故土的温暖生活与美好风物。特别是高兰的《我们的祭礼》、《我的家在黑龙江》、《哭亡女苏菲》等朗诵诗，把自家悲惨的生活经历、个人伤恸的情感体验与国土沦陷、故乡遭难的国耻乡愁融为一体，每每催人泪下，感人至深。被誉为“时代的鼓手”的诗人田间所创作的铿锵有力的诗篇，好象“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⑧请读他那最有代表性的短章：“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诗写的既是主观假想，也是客观现实。短短六行五十多字，好似形象化的鼓动标语和精彩的诗的宣传画，道出了一个简单而又深刻的哲理，激励人们不能不立即作出坚定正确的抉择：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到底！
报告文学从来就是文学中的轻骑兵，以其反映现实生活的迅捷及时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巨大的事实说服力而在广大群众中有着特殊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中报告文学的兴起和发展，是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武装侵略的伟大斗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恰如何其芳所指出的：“报告文学在中国，却是有过轰轰热热的时候的。它随抗日救亡之狂潮而兴起，到抗战爆发而达到顶点。”⑨当众多作家纷纷走上前线或深入内地，在生活视野空前扩展而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状况下，报告文学这一短小轻捷的文学形式就必然成为作家们有效地服务于抗战的有力武器。许多作家通过自己的战斗经历和精神体验，将所闻所见的动荡多变的社会生活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尽快地反映出来，成为文艺战线上鼓动全民抗战的嘹亮号角。列宁在谈到革命作家与战争时代的关系时说过：“在我们这个法定性的时代，当我们进入了战争和革命的漫长时期，一个真正的作家的唯一职责，就是撰写‘来自战场的战斗报告’，他的艺术力量则应该使这些‘战斗报告’起到震撼人心的作用。”⑩中国现代作家们完全尽到了“真正的作家”的神圣职责，及时真实地撰写出许多来自不同战场的“战斗报告”，并以其特有的热烈悲壮、沉郁愤慨的艺术力量大大震撼着民心，激励着士气。象刘白羽的《逃出北平》、《游击中间》，沙汀的《随军散记》，杨朔的《西战场上》，碧野的《太行山边》等作品，都是这样的难得的佳作。而象丘东平的著名报告文学作品《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我认识了这样的敌人》等，更是值得特别一提，它们记录了作者丰富的战斗生活感受，洋溢着极其浓烈的战斗激情，可说是革命战士的鲜血凝成的不朽篇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文学的战斗风貌也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主要表现在小型作品锐减，大型作品陡增，思想内容上也由主要反映伟大的抗日战争转向主要暴露、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卖国投降的罪恶行径，而且出现了一些堪称优秀的坚实之作，有力地表现出中国现代文学在历史风雨中奋勇突进的可贵姿态和斗争精神。
最富有战斗力的是如异军突起的历史剧。在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没有民主自由的特殊政治气候条件下，可以借古讽今的历史剧自然倍受作家们重视，容易呈现繁荣局面，而且也产生了许多既有思想力度，又具艺术魅力的脍灸人口的优秀之作。象阳翰笙的《天国春秋》、阿英的《洪宣娇》、郭沫若的《屈原》、《虎符》、《孔雀胆》等剧作，都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好作品。郭沫若是当时史剧创作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史剧创作大多取材于战国时代或民族矛盾尖锐时刻的史事，焕发出摄人心魄的思想艺术光彩，大大发挥了文学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巨大战斗作用。特别是他的剧作《屈原》在爱国与卖国的尖锐戏剧冲突中，表现出神圣的爱憎，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说，它是作者“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或者说：“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11)当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反共卖国的反动步伐时，能够喊出“这时代的愤怒”的文学不就是最有力量、最有意义的文学吗？
与借古讽今的历史剧相呼应，暴露黑暗、针砭现实的小说创作也呈繁荣之势。如果说，抗战初期张天翼创作的意在讽刺批判国民党官僚阶级阻碍新生抗战力量发展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还使善良的人们有所担忧，以致引发了“暴露与讽剌”问题的论争；那么，当茅盾和沙汀分别创作出他们暴露黑暗的长篇力作《腐蚀》与《淘金记》时，人们就“只嫌其少，不嫌其多”了。《腐蚀》写了一个误入狐鬼群中而不甘堕落的女特务赵惠明，她参与了人间充满血腥的勾当，而自责与忏悔之心却使她的灵魂获得复归。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现实角度，作品的鞭笞无疑是直指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同于暴露战时城市生活黑暗面的《腐蚀》，沙订的《淘金记》是侧重于暴露战时乡镇生活黑暗面的力作。基于对战时大后方生活腐败的无法抑制的愤怒和对国民党政权在抗战中的倒行逆施行为的反动实质与必然失败结局的清醒认识。《淘金记》以缜密的笔墨严苛冷峻地展示了国民党反动政权与地方流氓势力沆瀣一气、大发国难财的丑恶现象，有力地“表现出了旧的社会制度的丑恶本质和它的日益腐烂”，(12)因而曾被誉为“抗战以来所出版的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13)
限于学力和篇幅，本文自然不可能将抗战时期作家与文学的战斗风采详尽完整地描述出来，但仅仅通过以上“片谈”，也足以表明，中国现代作家在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胜利完成了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尽到了真正的作家的崇高职责。
注释：
① 吕西安·戈德曼：《文学社会学方法论》第46页。
② 原载1938年4月1日《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9期。
③ 周恩来：《全国文艺界空前大团结》。
④ 老舍：《八方风雨》。
⑤ 胡风：《忆东平》。
⑥ 关于东平之死，有两种不同说法：一为牺牲在日寇枪弹之下，一为自杀。请参阅严家炎《论辩必须忠于事实》一文，载于《文艺报》1988年第2期。
⑦ 见《胡风杂文集》第308页。
⑧ 闻一多：《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
⑨ 何其芳：《报告文学纵横谈》。
⑩） 转引自《卢那察尔斯基论文学》第553页。
(11) 郭沫若：《序史剧〈屈原〉的俄文译本》。
(12) 见《沙汀短篇小说集·后记》。
(13) 卞之琳：《沙汀的〈淘金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