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战略迁移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８日，蛰伏秦巴山区３０年的东风汽车总部将正式迁往武汉。迁都动议几度搁浅，如今终于尘埃落定！事实上，进入２１世纪，中国企业在机遇与挑战中寻找“奶酪”，在生死抉择中选择变革。它们已经走到了需要通过生存空间的转移，来完成其战略性升级目标。于是选择了艰难的企业迁移（包括
将企业总部、生产基地迁往他乡）。这种迁移是一道看上去很美的风景！一些企业为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花费昂贵的代价及经历，将企业迁往他乡。还有一些企业面临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未能形成迁移事实，甚至迫于阻力而违心地面对媒体否认搬迁一说。
有关专家指出，谋划战略性转移的中国企业，面临的不仅是迁移过程中产生于企业内外部的诸多矛盾；更重要的是能否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扎根、汲养！迁移原由种种
从企业发展的战略需求考虑，要想让企业立足更高，做大做强，地域优势尤为重要。以东风汽车为例。早在１９６４年国家筹建二汽（东风汽车的前身）时，选择厂址过多考虑的是备战因素。因此，２４个专业厂分布在武当山北麓２０多个山沟里，且厂区之间相隔２～５公里。去汽车城十堰，必须先飞武汉，再乘火车或汽车数小时才能达到。与一汽、上汽相比，东风汽车所欠缺的主要是地域优势。由于被困大山之中，公司整体对外能力大大减弱，已经严重影响到东风汽车的经营和发展。如果东风汽车搬迁到武汉，其区位优势将比一汽、上汽更加明显。毕竟武汉立足中原，往东西南北的扩张更加方便。最终，东风汽车可以真正与一汽、上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
事实上，早在上个世纪９０年代初，东风汽车就提出走出大山的“三级跳”战略构想：第一跳，跳到湖北襄樊；第二跳，跳到武汉；第三跳，跳到广东。于是，东风汽车新发展的轻型汽车基地和发动机生产基地均放在襄樊，而轿车生产基地放在武汉，轿车发动机生产基地设在广州，基本上完成了第一、二、三跳。现在看来，武汉将是东风汽车最终的“乐土”。
时下，在中国企业界已形成一道迁移风景！联想集团搬迁上海，看中的也是
区域优势。联想集团笔记本事业部总经理夏Ｄ表示，上海及其周边地区业已成型的半导体产业链可使我们的运作更高效。而联想生产基地所处的金桥加工区，物料周转最快、客户交付时间最短，且出口十分便利。这些对联想的诱惑是无法抵挡的。联想的目标是１０年内要成为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并率先进入世界５００强，而且近１／３收入来自国际市场。联想需要借助上海这一跳板来实现自己的梦想！
据权威人士分析，一些地方企业能在短期内迅速发展壮大，必然有其很强的植根性，与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一旦企业成为当地领头羊时，也成为地方政府在纳税和解决就业问题的支柱力量。它们的很多行为或重大决策会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关注及牵制。但这种过于亲密的关系也让很多企业不太自在，特别是中国加入ＷＴＯ，政府职能开始转变，政企之间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企业刻意与政府保持距离，甚至摆脱政府那种过去无处不在的全能形象，于是会产生一些矛盾。一些企业在处理这种矛盾时，往往采取“一走了之”的方式，这也是企业萌发搬迁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广东健力宝每年上缴税收占总部所在地三水市财政收入４５％左右。政府也希望健力宝高速成长带动地方经济，但是近几年健力宝业绩让政府失望。在中国饮料业大举扩张之际，为摆脱地处小城的不利环境，健力宝斥资十几亿元在广州闹市建起一座３８层的健力宝大厦，并将总部迁往广州。对此，广东三水市政府秘书长周永基表示，健力宝在广州建大厦，我们政府根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吗？这足见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矛盾很深。
为引入著名企业，各地纷纷出台优惠政策。这对于想完成战略性升级目标的企业来说，无疑是具有吸引力的，也是其盟发搬迁之心的原始动力。如近年来为争夺全球半导体制造巨头来本土投资设厂，京沪深打得异常火热。北京市政府甚至出台了“Ｓ＋Ｉ”政策，即上海有什么优惠政策，北京比上海更优惠。更有意思的是，深圳提出“Ｂ＋Ｉ”政策，这里的“Ｂ”代表北京，做法如出一辙：你有优惠政策，我的政策更优惠。如北京提出建厂用地３０年不要钱，还提供占股权１５％的资金，这部分持股不分红。深圳提出对集成电路芯片项目提供生产性用电、用水价格补贴，供配电贴费政府补贴，提供２４小时海关优质服务，可谓体贴入微。
当然，一些企业选择搬迁至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地区，看中的是这些地区
的人才优势。这些地方为全国人才聚集地，科研院所林立、科技人才品质及数量很高。特别是近年来大批内地高素质人才及海外留学人员均涌向这些地区，为众多企业选择各类人才提供了方便。
迁移阻力重重
业内人士认为，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不畅，对企业和正常运营会造成负面影响。于是，企业渴望到中心城市赢得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就像小鱼儿从池塘进入河塘、大海，顿觉海阔天空。然而，自从企业做出战略性转移决定的一刻起，一场来自企业内外部的阻力和挑战也就拉开序幕。
东风汽车早在９０年代初即开始酝酿走出大山。可是，在渐进的迁移过程依然造成恐慌。而当东风汽车要把总部的名份真正撤走的时候，压抑的恐慌被激发成各种阻力纷至沓来，让东风汽车的决策者们无暇应对。当地政府置问：东风汽车搬出十堰，十堰经济如何发展？东风迁都给当地群众带来的心理冲击不亚于地震。人们甚至用“绝望”来形容自己的心情。在全国１８２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首次评选“中国城市综合实力五十强”中，十堰市名列第２２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列第６位，被誉为“东方底特律”。东风汽车迁出十堰，对十堰人民意味着什么？
心理上的冲击很容易引出不稳定因素。目前东风汽车的支柱———中重型货车生产基地还在十堰，而东风中重型货车面临来自全国的竞争压力很大。如果十堰民心不稳，中重型车的生产受到影响怎么办？为此，东风汽车负责人曾出面否认迁址事件。
来自地方政府的阻力，也许是东风公司迟迟未能搬迁的主要原因。而且这种阻力在其他拟搬迁的企业中普遍存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上海媒体披露“招商银行迁往上海正在全面论证中”，此消息一出，立即在全国引起“地震”。招商银行总行行长马蔚华表示：“此消息的见报，使我们很被动，现在连深圳市领导都来找我了。这１５年来，招商银行在深圳的成长得到特区政府的大力支持，公司对深圳有着较深厚感情，而搬迁一事仅是传说罢了！”
其实，招商银行出面辟谣值得玩味。在此之前，全国各地曾发生过多次相同版本的故事：首先是媒体披露相关企业拟搬迁的想法；随后媒体大哗，争相报道；最终，有关企业负责人迫于地方政府
压力出面否认搬迁事件。联想迁沪、东风迁都、福建兴业银行迁上海、深圳平安北移等无不例外。值得提及的是，联想、深圳平安及东风汽车迁移行动正在实施，其中一些核心部门已经完成迁移工作，仅有福建兴业银行正在论证中。
分析人士认为，福建兴业银行将总部迁往上海，至少目前不太现实。尤其是一个地方性大型企业的搬迁，不仅对企业是大事，对企业所在地政府来说也不是小事，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地方成长，突然间要拔走，其所带动的土地面积是巨大的。况且，福建兴业银行作为一家政府控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其重大决策还是要取决于政府的意志。对这种搬总部的“添乱行为”，政府是绝对制止的。尽管说要办世界级的大企业，就必须以世界级的城市为依托，但是，现实是严峻的！
企业搬迁能否实现，取决于地方政府及银行。有的企业因搬迁问题与地方政府和银行伤了和气，甚至因无法摆脱种种有形或无形的阻力而最终放弃搬迁。其实，地方政府最担心的是跑了纳税大户，而银行则担心自己的“优质客户”逃债。于是，一些企业在没有转移注册地，将企业职能部门拆分，制造中心留守，使地方政府依然能得到大块税收，银行也不用担心贷款流失。这无疑能缓解与地方政府及银行在迁址问题上的矛盾。
迁移挑战多多
发生在全国各地企业迁移事件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新时期的政企关系。某知名企业高层表示，信息、交通、资源等都有可能制约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政府部门而言，要转变观念，切实为企业做好实事。要进一步削减各种行政审批事项，政府真正地放弃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权，让资源在市场中更自由地流动和配置。同时，政府部门在制定当地发展规划时，要考虑到当地优势企业的发展。比如当初企业是全市名企，但今后可能要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全球名企。而随着企业不断壮大，有关部门需要提供的条件也要相应有所不同。这就要求当地有关部门创造宽松条件的同时，还要做好吸引高级人才过来等相关措施，以提高地方核心竞争力，从而留住知名企业。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杨杜教授指出，对当地而言，“缸里养不了大鱼”，如果没有技术、人才规模，不一定非要留住知名企业而应该过多地关注中小企业。对企业而言，应该意识到规则的变化，找回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本性，争取在一个更广阔的国际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而企业迁移是企业在发展成长过程中对环境的选择。企业在逐步壮大过程中，要懂得选择环境而不是改变环境。当其实力未能达到改变当地环境的时候，就只能去选择一个更适合企业发展的环境。
一些企业花费巨大精力和昂贵代价迁往异地，等待它们的是严峻的挑战。生存空间变了，企业管理理念及固有文化必须改变。而一个企业选择进入与其从事的行业或计划进军的产业关联最为紧密的城市，无疑可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更重要的是可以减少企业进入新的竞争环境后再次本地化的成本。这种再次本地化包括人才、企业文化的管理制度等多个方面，这也是企业搬迁之后遇到的最大挑战。因为，再度本地化能否顺利最终决定企业未来命运。
专家认为，一家企业进入新的产业领域搭建平台，全部采用新人会加快企业文化本地化进程。但是员工更新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应该注意化解引进人才与企业原有文化的冲突，这种冲突也会给企业带来震荡。如一家企业迁往北京之后，在一年时间内原有总部人员调整４０％进京，并根据自身发展需要，在当地引入大批专业人才。很多员工进京之后，在工作、生活上极不适应；在与新进员工的磨合不当，出现人才流失现象，极大影响到公司正常运转。
与企业文化的重新植入同样麻烦的是，在企业的职能与部门被拆分后，如何保证总部制定的企业发展规划与战略在不同地域的各个机构间有效执行，以及领导团队的有效沟通。这种沟通如果不顺畅，最终可能导致对全局的难以驾御乃至失控。如浪潮集团总部设在济南，而浪潮信息中心迁往北京。浪潮信息中心在短期内适应了北京的水土，但同总部在观念、文化上有些差异。浪潮信息中心负责人表示，这就要求我们与集团总部
保持政策上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这样做有些难度；但是如果能处理好，就可以综合两地文化上的优势。
在信息流方面，企业要选择资讯发达、距离商业界前沿的阵地；更为重要的是，在人力资源方面，知识与人有关，并不只是简单的搬运文件，随着企业成长为全国乃至全球知名企业，需要更多的专家型人才，因此企业要往专业型人才集中的地方迁移。近来跨国公司纷纷在中国设研发中心也是看中这一点。
杨杜教授表示，对于一个知名企业而言，并不一定非要“总部搬迁”，也可考虑在他乡设立“第二总部”。如在深圳土生土长的平安集团在保留平安深圳总部的同时，平安金融大厦落址上海陆家嘴，被视为继平安几大寿险业务部门和投资管理中心北迁之后，平安“第二总部”渐成气候的一个标志事件。杨教授认为，“总部搬迁”是一个企业对现有资源进行整合后，围绕最核心资源走出的战略步子。问题的关键是，企业迁移他乡之后，将面对各种挑战。能否在新的生存环境中站稳脚跟，并扎入这片新的土壤，把根留住，并健康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