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从学术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理论论文,角度看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3－0005－07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可从政治层面解读，也可从学术层面分析。本文试从学术层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给予分析，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科学方法、解决中国问题、形成中国道路、促进中国成功的我们自己的中国理论。
一、中国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立论基础
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要把握它立论的基础。这一基础，就是中国国情：准确判定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深刻把握这一历史方位中的社会主要矛盾；及时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
（一）历史方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应当如何正确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为我们提供了指南。马克思恩格斯曾从多个角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按照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把社会分为五种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按照人的发展状况，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认为个人独立性形成的过程会经历“人的依赖”、“物的依赖”、“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此相对应的是人类从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到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最后到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演进过程。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划分为初级和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指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马克思在分析俄国农村公社土地公有制问题时指出，它可以吸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通过正确引导，从而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的出发点”[1]，马克思恩格斯上述对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分析虽然角度不同，但根本依据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因此，即便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但是却无法跨越生产力水平的局限。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虽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通过政治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跨越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卡夫丁峡谷”，但却没有充分汲取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肯定成果，只能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生产力仍不发达，民主法制不健全，公民社会不成熟，封建残余未肃清，人的依赖和物的依赖现象并存，等等。由此，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由前现代走向现代的征途中。确定当今中国社会的历史方位意义重大，它是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基点。
（二）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经过30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巨大进步，主要矛盾是否发生了变化？答案是否定的。首先，虽然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现阶段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只要做个“除法”，都会变得微不足道，进一步提高生产力水平仍然是当务之急。其次，在“蛋糕做大”的过程中，存在着“蛋糕分配”不好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外，进一步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依然是关键。第三，长期形成的结构性矛盾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尚未根本转变，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第四，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存在，通过深化体制改革促使人的创造潜能释放、进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空间依然很大。上述问题是“发展”和“发展不足”问题。因此，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当今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三）人民群众的期待：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蕴涵着人民群众的期待：在经济层面是富强；文化层面是文明；当物质文化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人民群众会日益增长出政治层面的民主需要、社会层面的和谐需要。这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与人民群众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事业，是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实现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的社会主义。
上述是中国在现阶段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
二、中国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解决的问题
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人民期待都会通过“问题”表现出来。马克思说，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时代只能提出它所能解决的任务[2]。正是在分析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当代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解决三大根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由此分别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大理论成果。三大根本问题在实践中的历史展开，决定了三大理论成果之间在理论上创新的逻辑进程。这三大根本问题不是从书本和伟人言论中引出的，而是来自我们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主要矛盾”和“人民期待”的把握，是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且在解决根本问题的过程中提升出来的。
（一）“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问题与邓小平理论
受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影响，过去我们在看待社会主义问题上的一个主要教训及其思想根源，就是以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看待社会主义，注重生产关系领域的革命，没有把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社会主义的首要根本任务，结果还是一个“不够格”的社会主义。由此，搞清楚“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成为改革开放初期首先必须关注的根本问题。邓小平理论首先就是通过解决“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确立起来的。
在邓小平看来，要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首先必须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这是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要从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从认识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地把握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政治意义在于，冲破“两个凡是”，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改变了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出发点——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教条出发。由此，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根本任务就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是利用市场经济体制；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基于上述认识，邓小平提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观。这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首要根本任务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论”——“三个有利于标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构成邓小平理论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六个基本内容，而通过改变过去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来寻求发展生产力的有效方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起点。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逻辑线索，是以思想解放来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观的束缚，进而从制度层面推动人性解放，其实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所集中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问题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在利用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利益主体由单一转向多元，各种社会阶层都在为创造社会财富发挥作用，我国社会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态势和多种利益诉求。“市场经济”、“社会多样化”和“各种诉求”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方位、执政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到我国上层建筑、尤其是党的执政问题上来，就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如何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一时代课题的政治表述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着重回答了这一问题。首先是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使党能够成为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为此提出，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能够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次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包括提高“五种能力”和“改革、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等等。这些基本内容最终提升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重要思想包括“党的执政方位论”——“党的建设历史课题论”——“党的先进性建设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论”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内容。
由上可以看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逻辑线索：首先确定党执政的历史方位和历史性课题，然后与时俱进地从政治上层建筑层面进行自我调整，所集中回答的根本问题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
（三）“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问题与科学发展观
邓小平理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其使命主要是解决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自觉地把发展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与国家强大结合起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科学发展观总结并汲取了以往我国发展的经验教训，继承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针对十几年快速发展所累积下来的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创新的战略思维，力求解决如何“又好又快”这一发展的根本问题，力求进一步丰富、完善和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找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围绕这条道路提出更为完整的总体布局和行动纲领。由此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它是一种更高层次的发展理论（“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是一种达到当代中国实践要求水平的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它是一种指导方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它是一种战略思想（“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的主要内涵概括地讲就是，“第一要义是发展”，回答为什么必须发展的问题；“核心是以人为本”，回答发展依靠谁、发展为了谁的问题；“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回答根据什么要求来发展的问题；“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回答以什么方法来发展的问题。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主要路径就是十七大报告所阐述的，要从两个层面抓贯彻落实：一是实现四个“根本要求”，即始终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二是实践“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这里，“历史起点及其主题论”——“政治地位论”——“科学内涵论”——“贯彻落实论”，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四个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基本内容。最核心的，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一系列问题上的推进，都与提出以人为本相关。科学发展观实际上是要集中回答中国“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根本性问题。
由此可见，三大理论成果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为解决不同阶段的根本问题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显著特点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
三、中国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所需要的思想资源
解决上述根本问题，需要从哲学上总结、提升和汲取一切有利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经验”。这些“中国经验”总的来讲包括以下内容：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用内外因思维解决改革中“自我完善”与“外力推动”有机统一问题；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结合”问题；以和谐思维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问题；用全球开放思维解决一切优秀思想资源的利用问题。这些经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代特色、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开放特色和创新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在总结提升这些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
（一）用功能思维解决思想束缚、意识形态禁锢问题
在以往形成的热衷于分辨和争论事物性质和名分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我们往往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但实际上属于人类共同文明的优秀成果当作“姓资”而加以排斥，结果影响了对人类共同文明成果的吸收。运用功能性思维破除这种“定性思维”，就是既要分辨不同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性质”对立，又要看到在当前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要应对各种挑战并能掌握主动权，就必须注重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强国家的实力，提高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在以改革开放为特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许多事物和对象在性质上处在混合和不确定状态。对此，我们既要追问事物的性质，也要追问事物对我们的发展有什么功用、价值和意义。时代的变化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根本原则的前提下，注重功能思维，二者的有机结合，可以有效帮助我们突破僵化的“定性思维”的禁锢。实际上，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不断运用功能思维来解放思想的过程：我们以“实践标准”来冲破“两个凡是”；以“生产力标准”来冲破传统的社会主义观；以“三个有利于标准”来冲破“姓社姓资”的抽象思维定势，等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用“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这种功能思维来解放思想，以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进而解放人解放生产力。这一经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二）用内外因思维解决改革中“自我完善”与“外力推动”有机统一问题
从一定意义上讲，改革就是要打破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机制，尤其是冲破传统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的阻碍，以便从体制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此，我们十分重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自我完善，这在一定意义上就是“革我们自己的命”。由于阻力巨大，“自我完善”还必须借助外力推动。这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把“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市场经济、公共服务型政府和公民社会所构成的“三维制约”的社会结构；把缺乏制约的“集权型”权力结构，转变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注重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分权型”权力结构；把政府权力至上且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转变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公共权力和民主三者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权力运作方式。这种新型结构无疑是有利于人的解放、生产力的解放的。
（三）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结合”问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注重解决好“基本面的结合”问题至关重要。所谓基本面的结合，就是在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层面的问题处理上注重对立面的统一和结合。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我们党运用辩证思维，在统一中把握对立，在对立中把握统一，把矛盾双方置于一个统一体中，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有利方向发展，从而克服了形而上学，避免了左右摇摆。党的十七大报告总结和提出了10个基本面的结合，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四）用历史态思维正确对待中国文化传统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是从传统中国社会中演化而来的，传统社会承载的文化传统因子已积淀为一种民族的心理结构，体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扎根于中国人的心中，就必须接中国之“地气”，与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相结合，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方法，辩证地对待文化传统，从中“提取”具有时代意义的精华。
传统有其“硬体”与“软体”[3]。硬体是指经济、政治、社会等制度层面，软体是指其文化价值系统。中国传统的硬体已被历史宣告“死亡”，而作为软体的文化价值系统虽几经批判，但依旧心口相传绵延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辩证对待传统文化价值系统，从中离析出在当代依然有生命力的、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益的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系统是一个以儒家为主干，儒释道三家互补的综合系统，这个系统秉持一种整体的关联性思维方式，注重“整体”、“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贵和尚中、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等基本精神为特点的文化价值系统，这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分工与合作使大家成了利益攸关方（stake holder），多元利益主体间存在着共生共赢的关系，因此在遵守共同游戏规则前提下，“利和”、“竞和”取代了自由经济初期的你死我活的对立性竞争。这些变化印证了中国注重整体和谐思想存在的价值。工业文明以来，在工具理性支配下，资本主义以向自然开战的方式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同时也摧残了自然“母体”，给一些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带来了诸多不良影响。而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给予世人深刻启示，发展不能只注重经济GDP，同时还要注意生态GDP；发展也不能只是“唯我”，还要注意“利他”，更要考虑子孙后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批判地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天人合一等价值理念，强调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要在经济上实现“利用厚生”、在政治上实现“政通人和”、在思想文化上实现“兼容并包”、在生态上实现“天人合一”、在社会建设上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和谐之境。
（五）用全球开放思维解决一切优秀思想资源的利用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近代资本主义虽然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但却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全面、平等、和谐为发展代价的，因此他在描述未来社会一般特征时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为原则的社会形式。马克思虽然没有提出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概念，但这些思想原则是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虽然是基于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国情提出的，但它必须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其中提出“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便体现了这一点。
列宁在探索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从“俄国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而小农经济占优势”这一国情出发，认识到俄国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是行不通的。列宁在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中看到了二者的统一，提出可以充分利用资本家的资金、技术、商业经验和经营管理方式等，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从而为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物质基础和人才准备。他提出了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总体构想，发现新经济政策是结合俄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新路。列宁运用一般和特殊的辩证法，认为俄国具有自己的民族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固然不能越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却使俄国走向社会主义有特殊“走法”，等等。列宁对俄国如何建成社会主义所进行的全面反思和取得的成果，对于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国情出发，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初期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且坚持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并“以苏为鉴”，探讨了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十大关系，指出要大力发展生产力，但要注意农、轻、重按比例协调发展，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毛泽东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依然存在，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依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由此，他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则、方法。毛泽东还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4]虽然后来由于毛泽东对形势判断的某种失误，偏离了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正确路线，但他的上述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有益资源，科学发展观强调的“全面协调”与“统筹兼顾”，就是如此。
四、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
立足中国国情、总结中国经验、运用辩证思维、解决中国问题，必然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中国道路”。这一道路可从政治和学理两个层面加以表述，而两种表述所蕴涵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中国道路”的政治表述体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1）一条“基本路线”，侧重于发展路线；（2）一个“总体布局”，即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侧重于行动纲领；（3）一个“发展目标”，即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侧重于发展目的。
“中国道路”的学理表述，我们概括为“一元主导、二基和谐、自主创新”的道路。它包含三层涵义。（1）一元主导。侧重政治原则、根本前提与主体，在中国道路中具主导地位。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政治优势；政府的主导性是中国一个重要国情；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的政治信念影响着我国的发展道路；改革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经济制度、所有制形式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分配制度上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经济体制运行上以市场经济为主体，政党制度上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为主体，国家政体上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为国家权力主体，意识形态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主体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历来强调的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不能动摇，不能忽视。（2）二基和谐。侧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两个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协调、平衡、统筹兼顾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作用。中国道路既注重整体推进、关系协调，注重综合一切积极要素向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聚集，更注重基本面的结合。其最主要的内容就是十七大报告概括的、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详细展开和阐述的“十个结合”。此外，还有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利用人类优秀成果和注重自主创新能力相结合、共创发展成果和共享发展成果相结合、快速发展和关注民生（又好又快）相结合、社会活力和社会和谐相结合、改革的上下联动相结合、循序渐进式和超越式发展相结合等，也都是强调基本面的和谐性结合。（3）自主创新。侧重致思取向，在中国道路中具有动力作用。从邓小平的“走自己的路”，经江泽民的“富于创造性”，再到胡锦涛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国家核心发展战略，都蕴涵着中国共产党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主观能动性，都在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提高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水平。
五、中国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外影响
如何看待在中国实践土壤中产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价值？我们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其对“特殊性和普遍性关系”的合理解决，必将对中国和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我们对自己的理论应充满自信！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中国意义，体现为对“中国特殊性”探索所取得的成就、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对中国走向成功的促进。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并且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汲取了人类文明的共同优秀成果，同时又立足中国国情、反映中国实践发展要求、总结中国经验和解决中国问题。这样的理论接“中国地气”，植根于“中国土壤”，体现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它已经成为团结人民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其次，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取得摆脱贫困、加快现代化进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归根到底就是因为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这个理论体系，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已经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能真正引领当代中国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世界意义体现在其特殊性具有“一般价值”，它解决的问题是世界眼光中的中国问题，因而它将会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社会主义理论思潮，也将会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以及世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贡献。
第一，这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显示出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或“模式”的独立价值，并以雄辩的事实证明社会主义依然充满生机和活力。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发展开辟了道路，增加了信心，提供了精神财富。
第二，这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显示出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落后国家为世界所作的独特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或发展“模式”的形成，破除了世界发展单一道路的迷信，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启示、一个榜样，其他发展中国家应积极依照独特的国情探索自身的发展道路[5]。
第三，这是以“和”为核心文化理念的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表明：“两极对立”的方式能推动社会发展，以“和”的方式也能推动社会发展。
第四，这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国家为世界提供的理论，它既为世界贡献了物质财富，更为世界贡献了精神财富，它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它既拓宽了与世界马克思主义对话的空间，又以从容的理论自信同世界各种有影响力的思潮、流派进行交流，还增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说服力、影响力与话语权；它既在实践上证明了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也在理论上提高了中国意识形态的世界影响力。
［收稿日期］2009－0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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