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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积极财政政策初见成效
应当确立这样的指导思想，即出口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贡献率，终究是很有限的。1992年至1997年的6年间，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对我国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分别为44.3%、39.9%和15.8%。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从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持因素也从供给扩张转向需求拉动，由此决定扩大需求特别是扩大内需，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而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和民间投资支出与居民消费支出，是支持经济增长的两大国内需求力量。在民间投资需求不足和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支出，可以更加直接、更加有效地提升需求水平，促进经济增长。
在经济处于不景气、财政收入又不敷支出的情况下，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只能依靠增发国债。我国国债发行额1994年为1028.27亿元，1995年为1510.85亿元，1996年为1848.50亿元，1997年为2411.79亿元，1998年为3808.77亿元，1999年为4015.03亿元。当前发行国债对国民经济发展整体上是有利的。我国储蓄率较高（40%左右），近几年来金融机构出现较大幅度的“存差”（即存款大于贷款）。1995年以后各年的“存差”数额分别为：1995年3324.2亿元；1996年7418.4亿元；1997年7476.2亿元；1998年9173.8亿元；1999年15044.7亿元；2000年上半年为22595.4亿元。大量资金滞留于银行贷不出去，将会影响金融机构的经营效益，而继续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发行国债，第一，可以充分利用社会潜在的资金、资源，有效发挥银行资金的作用，支持经济发展，带动就业和消费。第二，当前银行利率降到20年来的最低点，国债发行成本较低，土地、劳力等生产要素价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发行国债、扩大投资，投入少、效益高、时机较好。第三，国内重要生产资料、粮食和外汇储备比较充裕，原材料、一般设备等投资类产品的生产能力较大，不会由此而引发通货膨胀。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最明显的表现，是1998年下半年增发10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及1999年初在预算安排500亿国债资金基础上又增发600亿元国债。两年通过财政向银行发行2100亿元长期国债，带动4200多亿元银行贷款和自筹资金，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共建设5100多个项目，建设总规模达2.2万亿元。据统计，1998年和1999年新增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1.5个百分点和2个百分点。
二、缺乏消费需求支撑的政府投资是没有生命力的
目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主要是靠中央增发国债支撑的，投资力度一减弱，经济增长率就受影响。例如，1998年第一季度我国GDP增长率为7.2%，第二季度为6.8%。为扭转GDP增长率下降，1998年下半年，政府增发1000亿元国债和国有商业银行增加1000亿元配套贷款，用于扩大固定资产投资，使1998年第四季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达9%，全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7.8%。由于1998年下半年追加政府公共投资的滞后效应，和1999年年初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得1999年第一季度的国民经济增长率达8.3%。但4月份以后国民经济增长率已呈下滑态势，迫使下半年又增发600亿国债，它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由于相当部分资金使用没有到位，投资和经济增长率并没有发挥出来，全年的国民经济增长率仅为7.1%。2000年年初，又增发1000亿元国债，使得上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8.2%，扭转了1992年以来经济增长率持续下滑的态势。但是，7月份以后经济增长率又开始下降，迫使政府于8月份，再增发500亿元长期国债，用于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固定资产投入，增发500亿元国债全部纳入中央预算，中央财政赤字便由年初预算的2298亿元扩大到2798亿元。这种靠国债投资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作法显然是不能持久的。
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不含集体、个体投资）同比增长12.5%，比1999年同期增幅还低2.6个百分点，其中基建投资只增长6%左右。国有大中型企业投资不足的主要原因，不是缺乏资金，而是找不到好的投资项目。这集中表现在企业的存款已从1998年12月份的32486.6亿元，增加到2000年上半年的40739.8亿元，即增长25.4%，高于同期[,M]增长率。由于2000年第三季度1000亿元国债投资将基本安排到位，如果没有新的国债资金注入，第四季度投资增长速度将会下降，全年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0%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于是，中央决定于8月份增发500亿元国债，投入基本建设。
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撑，投资就很难发挥效应，经济增长也难以持久。从根本上说，投资是为消费服务的，没有消费的增长，投资就不可能无限制地循环下去。虽然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投资有一定作用，但也要认识到其对经济总量影响的有限性。一般情况下，在总需求的总量和增量中，固定资产投资约占1/3的份额，而消费则占50-60%，投资增加一个百分点，远不如消费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影响大。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的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新起点。从一定意义上说，投资需求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其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说是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性质的推动，在短时间内有利于阻止经济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的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则必须有消费需求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只有通过消费需求的活跃来带动投资，始能为整个社会投资，包括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集体和个人的投资提供应有的空间和市场导向，因而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产业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减少银行的呆帐、坏帐。只有由消费到投资、到生产都活跃起来，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才能增加财政收入，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地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的增长中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三、把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消费需求结合起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增长诸因素中，消费需求的贡献率呈下滑的态势。在1990年至1993年的经济启动和回升阶段，最终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5%以上。其中1990年为70.06%、1991年为68.9%、1992年为64.84%，1993年为56.66%。但1994年以后，消费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明显下降趋势，1997年为35.88%、1998年为33%。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近几年来，消费市场疲软，产品销售不畅，企业效益下滑，下岗职工人数增加，城镇居民收入增幅有所下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率，1993年为10.2%，1994年为8.8%，1995年为4.9%，1996年为3.3%，1997年为3.0%，1998年为3.2%。我国近几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居民收入预期下降，支出预期上升，但其深层原因，则在于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分配制度改革的滞后，即收入分配关系没有及时调整。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居民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都是由政府或单位提供保障的，而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化，医疗、养老、保险以及住房和教育等由个人负担的部分将不断增加，这意味着人们在当前或未来，将会有较大数额的支出，因而不得不加大储蓄的力度。实践向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新问题，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原有体制内居民消费的实物化、集团化和福利化程度持续下降，但货币化、工资化程度则没有相应提高。原有体制内居民的工资结构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致使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的增长，除个别年份外，总是持续滞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客观上要求必须通过改革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工资制度，在逐步取消工资中的福利成分的同时，努力提高工资化、货币化水平，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刺激消费需求的增长，进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增长。
当前城镇居民消费不足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出现“消费断层”。这是因为目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升级时期，即由吃穿用向住行方向发展，但由于住行产品价格高，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工资结构，又不包括这方面消费，这就难免会出现“消费断层”。居民购房已经越来越成为商品住宅的主要销售对象。个人购买占新建商品住宅面积：1996年为53%，1997年为64%，1998年为68%，1999年为70%。目前我国住宅价格，总的说来仍然偏高。按目前全国商品住宅价格每平方米1900元和城镇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1.8万元计算，房价收入比在8倍以上，超过国际公认的3倍至6倍的正常房价收入比。经过1998、1999两年努力，中国终于破除城镇住房实物分配制，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破旧不等于立新。建立住房分配货币化不比破除实物分配容易。为了促使住房实物分配向货币分配转化，首先必须因势利导地理顺收入分配体制，较大幅度地增加职工工资中的住房消费含量，让广大中低收入家庭买得起住房。与此相联系，还应全面推行并不断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完善并扩大个人购房贷款业务，提高居民购买能力，以解决住宅商品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现在全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降至50%以下，说明有一部分居民有可能将更多的收入用于住房消费方面，具备进入市场的能力；住房公积金的全面建立，为发展政策性住房按揭提供了长期的、稳定的资金来源。除此之外，还应重视流通的作用，放开二级市场并降低交易费用，允许职工已购公房进入市场，活跃住宅消费，使住宅成为新的主导消费品，成为消费热点甚至投资热点。
在解决住的问题的同时，行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列入居民支出的计划中来。随着汽车工业的不断发展，经济型轿车品种的不断增多，以及价格的下降，家用轿车的销售将逐步进入黄金时代。这一消费热点的启动，将会极大地推动相关消费需求的产生。据“城市居民生活观”的全国性调查表明，在北京、大连、广州、成都、西安等14个城市中，私人意向购买汽车数量为近百万辆，许多家庭的投资首选为汽车。据“全国汽车消费市场现状网上调查”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268份答卷中，87%的消费者认为国内汽车价格太高，等待着价格的更大幅度下降。作为传统产业的汽车业，还有很大的降价空间，消费者愈来愈关注汽车的价格。一旦中国加入WTO，汽车价格还会更大幅度下降。由于消费者对轿车降价预期增强，导致汽车市场较为冷清。
改革开放21年来，我们城乡居民收入差别不仅没有缩小，还有所扩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为农村居民的2.37倍，1999年扩大到2.57倍。如果把城镇居民享受各种补贴计算进去，其差别可能达3倍多。如果我国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不能较大幅度地提高，就很难设想我国国民经济可以保持长盛不衰的快速增长势头。内需不足已成为制约目前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首要因素。而内需不足，最主要的是农民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如果说，最终消费需求是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关键，那么，增加农民收入和消费需求则是保证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随着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消费水平差距的不断拉大，农村消费品市场与城市消费品市场的等级也不断拉大，乃至于拉大到两个市场“断裂”的程度。即在城镇市场上已经趋于饱和的高档耐用消费品无法向缺乏有效需求的农村市场转移。这就使得以新兴耐用消费品为主要对象的需求量，不仅在时间上变得十分集中，而且在规模上变得十分狭小，从而缩短了产品从供不应求到突然过剩的过程。应当这样看，即我国上述耐用消费品的过剩，只是在狭小的城镇市场里发生，相对于具有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这类产品远远没有满足需要。问题在实质在于，城镇市场与农村市场的落差太大，巨大的、潜在的农村市场无法吸纳在城镇市场上已经趋于饱和的产品。由此造成了这种特殊的两个市场“断裂”的现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改革和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应该看到，目前我国农村的总体消费水平仍然较低，1998年其恩格尔系数为53.4%，这仅相当于城镇居民80年代初期的水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上升空间较大，但是农村市场这种巨大的需求潜力在目前尚难表现为现实的购买力。其所面临的问题：一是农产品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农产品价格持续30多个月出现负增长，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调整农业生产结构，进行农产品的深加工来解决。二是乡镇企业和整个工业一样，面临生产过剩和销售困难，经济增长速度趋缓，近两年乡镇企业减少300万个，从业人员减少近2000万人。初始阶段那种低水平的规模扩张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而要通过结构的调整提高水平。三是随着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装备水平的提高，单位资本所吸纳的劳动力数量减少，以及城市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的增加，使得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相对减少，况且乡镇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也在提高。这对于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中国农村是个严重的问题。因此，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的下降，是难以避免的。即从1996年的9%下降至1997年的4.6%、1998年的4.3%、1999年的3.8%和2000年上半年的1.5%，这就需要我们必须把着力点放在如何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