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论戴季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 —9639（2001）01—0057—11
戴季陶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很重要、又很复杂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早年，他跟随孙中山左右，任秘书兼日语翻译，直至孙中山逝世，前后长达13年之久。他曾经有过一段“热心革命、正义与改革”（注：《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76页。）的革命历史。但是，孙中山逝世后，他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成为反共先锋，辅助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统治大权，并在南京国民政府里任考试院院长等职务长达20年。对于戴季陶反共的一面，大家是比较熟悉的，但他坚持民族主义，主张国家独立和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的情况却鲜为人知，本文拟对此方面作一些探讨，希望有助于进一步全面了解戴季陶其人及思想。
一、青少年时期的民族思想
戴季陶生于1891年，此时正是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时期。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采用了一切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压迫手段，使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半殖民地。另一方面，多民族的旧中国内部也包含着民族问题。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奉行着民族压迫政策，因而它体现了双重压迫——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呈现为纵横交错的状况，外国侵略者与国内统治者互相矛盾又互相利用，因为外国侵略者总是力求以国内统治者作为实现殖民主义的社会支柱，而国内统治者则依附外国统治者来维持现有秩序。所以，中国人民自近代起便展开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与反抗清朝政府反动腐败统治的激烈斗争。戴季陶正是在这种历史环境下成长的。
戴季陶尚在少年时期，民族主义的思想已开始萌发。他出生在四川，很小的时候，他便受到四川人民排洋仇教运动和反清斗争的影响。四川人民的排洋仇教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著名的。1863年，重庆人民首先掀起了反教斗争（即所谓第一次“重庆教案”）。1868年，酉阳人民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教会侵略势力的斗争，伤亡达千人以上，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所谓“酉阳教案”。其后斗争仍时起时伏。至1890年，便爆发了著名的余栋臣起义。余栋臣是四川大足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年轻时气力过人，好打抱不平，人称“余蛮子”。在1890年8 月的一次灵官会上，因教会无理捕人，引起了群众公愤，他便率众起事。后来，他虽被官兵捉住，但起义群众却把他从监狱中救了出来，并趁势抓了一个法国教士。从此，起义更加扩大，不但屡次打败了清朝军队的围攻，而且一再击破了敌人诱降的诡计。起义军到处受到人民的欢迎，川东南数十县乃至湖北边境也受到了它的影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至1899年初，起义军不幸被清朝军队击败，余栋臣也被生擒。余被捕后在成都就义。他就义之年，戴季陶已9岁。余栋臣事件深深地感动了他， 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数十年后，他仍记得余栋臣就义前，“乡民无论男女老少，头顶黄钱，背负冤状，手执线香，匍匐于省城门外，求赦余蛮子之死者，陆续不绝，盖无人不以此为爱国之士也。凡说评话唱金钱板者，均取为最好之题材，绘形绘影，赞德歌功。乡间儿童，试问其长大，将作何人，不曰余大爷，则曰蒋三哥（排教仇洋运动之首领）”（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 第545页。）。 反帝反清的民族英雄余栋臣和蒋三哥无疑成为了少年戴季陶的崇拜偶象。戴季陶11岁在成都东游预备学校求学时，接受了当时成都的新学领袖徐炯的民族主义启蒙。徐炯是东游预备学校的创办人，此校专为有志去日本留学的人提供学习方便，受业者常达数百人，戴季陶也随长兄拜徐为师。徐炯的民族思想对戴季陶影响很大。他曾回忆说，当年徐炯“大开讲筵之时，每随兄往听，是时先生大倡革命之论，常以嘉定扬州故事，为唤醒人民之资，余虽幼稚，然每闻先生之讲演，则热血沸起”（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 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544页。 ）。 徐炯所讲的扬州故事， 即1645年清军南下，明朝史可法坚守扬州，与全城军民进行抵抗，后城被攻破，清兵在城内大肆屠杀十日的故事，这些故事是宣扬反满思想的。当时，戴季陶喜读战史。有次，他读完一本关于非、美战史的书籍，十分激动，禁不住举笔题词，直抒情怀：“不闻从军劳且苦，但愿热血溅黄土。只手拨开奴隶云，双腕击起革命鼓。”（注：天仇：《天仇丛话》，《民权素笔记荟萃》，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28 。）稍后，戴季陶在客籍学堂读书时，就与3位同学结为兄弟，誓倒满清。 正是当时的反帝反清的群众斗争和时代思潮，引发了少年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思想，使他逐渐走上了寻求新学，立志救国救民的道路。
由于受到清末赴日留学风潮的影响，戴季陶在少年时期就立下了赴日留学寻求民族自救的门径的志向。他从11岁起，就开始在江南会馆的东游学校学习日文，同时又随东文学堂的日本教师学习。前后约花了两年时间，他就初步掌握了日语，并曾在川北中学为日籍教师担任翻译。后来，由于一件意外的事件，使得戴季陶提早走上了赴日留学的行程。事情是这样的：戴季陶在成都客籍学堂学习时，该学堂监督为奉承当年在川政界的权势者，将其子侄的学习名次排列在一些学习优异的学生之前。戴季陶不满学堂监督所为，于是在朔望祀孔的礼堂匾额上，写上“某某宗祠”四字，以示讽刺，从而引起一场学堂风波。他本是一位成绩优异的学生，但事发之后，立即被客籍学堂开除出校。四川政府还通令全省各学校不得收录他入校。后来，他改名转入教会所办的华英学堂，仅3个月又被政府查知，逼令学校使其退学。年仅13岁的戴季陶， 两度被反动政府逼离学校，处于无地可容的困境，在14岁那年，只好提前启程赴日留学。
戴季陶在日本留学了4年多，据他回忆：“当时我们最大的希望， 我们最出劲干的，就是要想把欧洲的文化全部运输到中国来，改革我们的中国。”（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2卷， 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501页。）他很爱读书， 经常手不释卷，嗜书如命，在东京常跑图书馆。他又很聪明，看书很快，偶尔与同学竞赛看书，总是他先看完，还马上能加以评论。后来因为留学经费不足，戴季陶只好提前回国。此时，年仅18岁的戴季陶，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脑子装着不少欧洲和日本的政治文化思想，决心为振兴中华民族做一番事业。
回国初期，戴季陶在政治上还很幼稚。他从日本归国后，初时投奔江苏巡抚满洲人瑞澄门下，在苏州的一所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任教官。此时他一度倾向立宪派的观点，曾认为与民主制相比较，君主立宪制是“四肢运动最完全之国体”。反映出此时他对清朝政府尚抱有一些幻想，希望通过温和的社会改革，使贫弱的中国由富而强。他这种妥协的态度与当时孙中山所倡导的用革命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首的清朝政府，力求避免为帝国主义“共管”或“瓜分”的厄运，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的国家”的民族主义尚有很大的距离。也反映出戴季陶在青少年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是不稳定的，不时会左右摇摆，表现出其政治上还比较幼稚的特点。
二、“天仇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
“天仇时代”是戴季陶一生中最为激进的时代，此时期是从辛亥革命前夕起至五四运动后期（即20年代初期）。经过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法运动、五四运动等革命实践的磨炼，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思想从幼稚逐渐变得比较成熟。
戴季陶从改良转向革命，曾经经历了一个“逼上梁山”的过程。正当他在自治研究所做着“君主立宪”的改良美梦的时候，巡抚瑞澄调离江苏。瑞澄一调走，戴季陶就因其锋芒毕露、大胆的言论及不羁的个性“不容于当道”，很快就被暂管抚印的官员逼离自治研究所。经历了此事，他终于明白与清朝政府是无法合作下去的，立宪救国的幻想也逐渐破灭，从此逐步倾向革命。戴季陶“天仇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以下3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10年2月至1910年8月，即他被迫离开自治研究所后的一段时间及在《中外日报》担任记者期间。此时期，对内，他主张以和平的手段，即通过振兴自治及实业团体，扩大人民的势力，与政府对抗，逐步争取完美的政治。此时，他自称与在苏州任教时的主张“大相出入”。他在《中外日报》开始以“天仇”的笔名发表文章，表示与清朝政府有不共戴天之仇。他已认识到清朝政府预备立宪的真意不在治国安民，而在搪塞国民，防国民反抗。他在《立宪救国乎立宪亡国乎》一文中断言，国不立宪固必亡，而今日政府之所谓立宪仍必亡。清朝政府即使表面上允许立宪，其实仍专横悖道，蹂躏人权。所以他反对立宪派组织人民向反动政府磕头请愿要求立宪，而希望通过提高人民的自治水平和发展壮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对抗清朝政府的倒行逆施，由下而上依靠人民的力量实现立宪。由此看出，从依靠清朝政府转变为依靠人民，此时戴季陶的思想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对外，他主张从经济、政治方面扩张实力，发展自己的实业，并对在国内的外国势力及经营的实业实行限制主义和收买主义，以抵御帝国主义的势力。在《九哭》等文章中，他以激愤的心情，既痛斥了清朝政府中的奸民国贼狐假虎威，媚外虐民的行径，又谴责了帝国主义者入我内地，以残横无理的手段，荼毒我民胞的罪行。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戴季陶认为，我国当时的政府既没有能力进行武力反抗，也没有能以手段战胜对方的敏捷外交家，只能从经济、政治方面扩张实力，以发展自己的实业等手段，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二阶段是从1910年9月至二次革命时期。1910年9月，戴季陶因不满《中外日报》的改良色彩，在该社呆了约1个月， 就转入具有革命倾向的《天铎报》。此时期，他以极犀利的词锋，写极激越的革命言论，很快就成为名满海内的革命激进派。对内，他主张以武力推翻清朝恶政府及后来当政的封建军阀政府，仿效欧美的民主制度，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共和国。对外，他力主“武力救国论”。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他认为，欲救危亡非重武力不可，国家“实力不强，自取死也”。所以，他提出以发展本国经济实力和发展国民的武力（即整顿陆军和海军）为抵御之方。此时期，戴季陶大张“民权”旗帜，竭力宣扬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自由的思想，他将这些思想作为反对民族压迫和实现民族独立的理论武器。它们是戴季陶民族主义的主要来源和内容。
第三阶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此时期，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因素。当时，由于受到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戴季陶一度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在一战结束后举行的巴黎和会上，美、英、法、意、日等战胜国把此会变成一次帝国主义宰割战败国、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分赃会议。他们无视中国多项会议提案，和会最后通过了《凡尔赛和约》，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全部让给日本。1919年10月美国国会否决了关于中国山东问题的正确提案。而此时苏联政府关于抛弃前俄国对中国的侵略政策，废除一切秘密条约、取消庚子赔款和归还中东铁路等内容的对华宣言已陆续传入中国。巴黎和会与美国国会的决议粉碎了戴季陶对欧美帝国主义国家的美丽幻想。他深深地感受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对资本主义制度感到极大的失望。同时，他对苏联政府、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也有了新的变化。他热心地研究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经济学理论， 并试图运用其中一些观点来分析帝国主义问题。 1920年7月17日，他在《资本主义下面的中日关系》一文中指出， 阻碍中日两国人民亲善的是造成近代种种罪恶的资本主义。凡是人与人之间一切真挚感情，都被这一个制度改变了，成为互相压迫、互相残杀的横暴性。最后，他的结论是：“我们所反对的是军国主义，是作军国主义帝国主义骨子的资本主义。要反对这个主义，才是合理的，才有路走。不然，走来走去只是一个走不通。”在这里，他将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在五四时期，当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的初候，他对帝国主义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是比较深刻的。戴季陶此时提出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是他在五四时期提出的最激进的观点。戴季陶和胡汉民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当时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以及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大张旗鼓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正如蔡和森所讲：“我们与戴季陶合作这一短时期是有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宣传很快的，因为他们都有社会地位”，“他们以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旧礼教、旧制度、旧思想，作为攻击旧文化和提倡新文化的工具，是有相当意义的。”蔡和森同时也指出戴季陶等人“对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争斗的观点是怀疑的”（注：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版，第69、66页。）。 由于受到阶级的局限和历史的局限，戴季陶未能跟随历史的潮流前进，虽然他一时提出反对资本主义的激进口号，但很快他又退回以前的立场去了。在五四时期，他基本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企图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一些可被利用的思想理论为其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服务，希望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长，补资本主义之弊。在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以后，他仍然固守着旧三民主义，逆历史潮流而动，逐渐走向反动。
三、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的对外政策和治边决策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成立。南京政府成立后， 蒋介石非常倚重戴季陶，除了任命他为考试院长外，还让他担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训练部长、政治会议委员等多顶职务。此外，蒋介石还经常请他处理一些外交事务和边疆一些重要、复杂的民族问题，所以，戴季陶得到了施展、实践其民族主义思想的政治舞台。
此时期，戴季陶的民族主义所要面临的，在对外方面，仍然要解决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凌的严峻问题；对内方面，则是如何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共处”，维护各民族的大团结，防止国家分裂。
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对国民党南京政府采取炮舰政策和拉拢收买的两手策略。戴季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可以说是又恨又怕，充分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既有革命性又有软弱性的二重性。最明显的事例就是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戴季陶受命为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长处理对日事宜而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一方面，戴季陶充分认识到：“日本是个时怀侵略大陆的岛国”，“把大陆的霸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是日本的根本政策”（注：戴季陶：《日本之对华政策与其政治组织》，《新亚细亚》（第3卷）1931年第1期。）。他十分痛恨日本的对华侵略政策，也主张抗日，并预见到日本帝国主义害人自害将从此立于失败之地，中国必得最后的胜利；另一方面，他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忽视了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巨大力量，而对英美控制下的国际联盟的调解、制裁能力却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和依赖态度。还由于害怕共产党革命势力在抗战中壮大，便经常对其采取抑制打击的政策。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不愿动员全民抗战，推行错误的片面抗战的路线，主张一切由国府通过外交途径静候国联处理。结果，国民党的外交活动并不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东北迅速沦陷。1935年，戴季陶在辞职报告中承认：“自二十年九月十八以后，外交之失败，乃为事实，而当时负责者即为传贤，朝夕咎心，莫名可状。”（注：陈天锡编辑：《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编纂委员会1967年版，第239页。）
对内方面，也存在严重的民族问题。近代以来，帝国主义为了达到瓜分中国的目的，在中国边疆地区屡屡制造分裂活动。国内封建军阀则实施大汉族主义的反动民族压迫政策。少数民族仍旧受着歧视和排斥，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加剧了边疆的不安定局势。戴季陶敏锐地意识到边疆民族问题与国家统一、存亡问题息息相关。他曾说：“现在世界风云日急，——侵略之策，争斗之计，日新月异。——倘我中国各民族不一致团结，佛法不切实振兴，则前途之杌隍，实未可以言语形容也。”（注：陈天锡编订：《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卷， 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1212页。）因此，长期以来，他都很注意边疆民族问题，并专心研讨，搜集了丰富的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资料，从辛亥革命时期起，他就撰写了许多有关边疆民族问题的文章。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政府遇有重要的边疆民族问题，必征求戴季陶的意见，他是国民党政府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权威，是国民党制定边疆民族政策的重要决策人之一。他与边疆一些重要首领保持有密切的联系，在沟通边疆与国民党政府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曾对人说：“中央不能没有人与蒙藏人联系，我是佛教徒，我也管着二万里疆土。”戴季陶的主要行政职务是考试院院长，但他认为，在国民党南京政府任职20年来，他最为得意的成就，不是考试院方面的业绩，而是他对于边政事务的贡献。戴季陶关于边政方面的主张和施政主要有：
第一，坚持国家统一，反对分裂。
长期以来，戴季陶都密切关注着边疆动态，警惕帝国主义在我国边疆进行分裂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帝国主义在参与和会宰割中国时，还加紧策划“西藏独立”，图谋将青海、新疆南部、甘肃西部、川西、云南安东以西划入藏界。同时，英国还支持藏军侵入内地。当时我国人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要求日本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交还中国的问题上。戴季陶得知英帝国主义的阴谋后，立即著文对此加以抨击，揭露英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扶植其在西藏的势力，在中国搞分裂，从而达到侵略中国的目的的罪行。他说：“如果英国要主张公道、援助西藏人民的‘民族自决’，就不应该主张由印度英政府干涉西藏的内政。因为世界上‘正义’‘人道’这个东西，是公的不是私的。若是专为扶植英国在西藏的势力计，那就完全是侵略主义了。”他还向国人呼吁：“目前中国的问题，东方固然要顾看，西方也是要顾着的，山东要顾看，四川也是要顾着的。”（注：唐文权、桑兵：《戴季陶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54～955页。）
以后几十年里，戴季陶都特别关注西藏问题。1947年，已经独立的印度发起召开亚洲关系会议，邀请亚洲各国民间代表于3 月前往新德里商讨亚洲共同有关问题。尼赫鲁也邀请戴季陶参加。戴季陶认为召开此会议，促进亚洲团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所以也准备去参加。后来发觉印度竟邀请西藏派代表参加，显然是别有用心。他认为自己不便参加，就建议国民党中央另选代表出席。虽然他自己不去，但他为这件事曾先后两次上书蒋介石，另外向各方面提出了10条意见。代表团团长郑彦棻是戴季陶的学生，临行前，郑往戴季陶处请示意见，他特别就西藏问题作了交待，要求郑彦棻争取把西藏代表列入中国代表团，并要他们妥善应付会议中出现的各种情况。
中国代表团赴印时，刚好和印度所邀的西藏代表团同日同机抵达新德里。中国代表团抵印度后第一件事便是向印度交涉，表明中方要求保持中国领土完整的立场。由于中方义正辞严的态度，印度终于没把西藏列为独立国家，而只是以地方代表列席大会。
在正式开会之前，又发生了一个插曲。当时，代表团团长郑彦棻发现预备会议会场中所悬挂的世界大地图把西藏列在我国国界之外。他立即向尼赫鲁交涉，起初尼氏敷衍推诿，后来答应予以改正。但开会当天上午还末改正，中方代表团便派叶公超找尼氏再度直接交涉，表示如不改正，中国代表团就不参加开幕式。尼氏知道中方立场坚定，才同意由叶公超亲自去将这地图的中国国界改正过来，将西藏包括在中国国界之内。此次会议戴季陶虽然没有参加，但他的预见和指示，对处理此事是具有重要的作用的。
第二，反对大汉族主义，主张以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反对采取西方和日本的殖民主义政策对待国内少数民族，实践尽先为当地土著人民谋利益的方针。
戴季陶在分析边疆地区动乱的缘故时指出，这些动乱同具三因，一是汉官剥削糊涂，心存偏袒；二是兵差骚扰；三是商人与官狼狈为奸，重利盘剥。他极力反对清末以来赵尔丰等人的治边政策。他说：“清末赵尔丰主川滇边政，以极短时间，开地千里，设治数十，欧化政策与汉化政策并用，二十余年来，谈边政者，无不艳称之。然其政策之根本错误，实在专尚霸道。民国以后，尹陈诸子，其失更多，以致将最驯良之康民，造成许多血腥杀伐种子。”（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9，523，527，529、530，530～531页。）他主张， 在处理边疆纠纷时应实行“少举动多化导”的方针。1935年4月新疆发生政变，同年青海又发生军事冲突， 戴季陶均主张和平解决。他曾在致汪精卫的信中，提出关于解决青海问题的意见：“大约边疆之事，既无力兼顾，总宜时时想到息事宁人，以牲畜之乡，人民负担之苦，已可想见，若再加一个大将，一支大兵，则其祸患，恐至殃及牛羊，不只人而已矣。”（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9，523，527，529、530， 530 ～531页。）1933年，西藏达赖逝世， 有人主张国民党政府乘机向西藏进兵，戴季陶坚决反对，并亲自写信致驻守西康的二十四军副军长向育仁，信中说：“外间颇有乘机用兵之说，此种乘危之策，幸灾之想，仁义如兄，必所不取。”“望切劝部属朋友，乃至在边地作事之内地同乡，痛改前人之非，一洗汉族之耻，知佳兵之不祥，养民之有道，以太王居岐之事为法，以赵尔丰之恶因恶果为戒。”（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9，523，527， 529 、530，530～531页。）戴季陶的意见， 在维护西藏和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保证赴藏的官员能执行民族团结和为当地人民谋利益等治边决策，戴季陶认为须严格挑选入藏的官员。一般来说，中央以不轻派人为原则，若不得已而派员，必须选择老成忠厚，不急功利，不骛虚名，识大体重行谊者为良。“总期以行修品端，表率边民，不可以小智小策，使年轻者蹈内地之覆辙，年老者生轻厌之感想。往古苏东坡先生之在琼崖，韩退之先生之在潮州，王阳明先生之在龙场，近代林文忠公在新疆，类皆谪居远放，而皆能为当地造百年福德，留千载去思，其故可长思矣。”总之，他认为派去边地之人，必须为德才兼备，悲智双运，文武并辖之头等人才。“否则无论中央费几许人力财力，而结果恐反召离心之果，——昔在清之盛时，治边收功，全在于此”（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9，523，527，529、530，530～531页。）。戴季陶从历朝治边的经验教训中， 提出的此条意见，确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第三，强调树立中央威信，以加强边胞的向心力。
戴季陶认为，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统一政令，言出必行，行之必果。1942年，戴曾在一份关于边疆问题的文件中说：“倘使中央政令纷歧，莫衷一是，而又言不必行，行不必果，则将启其疑虑，失去信仰，一切工作，无由推动。过去中央各主管边防机关，联系不密，而地方机关，亦各有系统，不相统属，意见参差，各行其是。加以举棋不定，朝令夕改，计划多而事业少，约束繁而履行难。浸使边民由期望而怀疑，由怀疑而怨望，虽百端譬解，亦无实益，影响威信，无过于此。——今后中央主管边务各机关，务须密切配合，一致行动。驻在边地党政军教机关，尤须加强联系，彻底合作，议论不宜过多，而期于实行，事业不宜太泛，而务求收效。”（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9，523，527，529、530，530～531页。）
1931年，蒋介石曾批准拨发无线发电机、收音机、油印机以及各种材料给班禅，但班禅迟迟未领到。为此事，戴季陶亲自去电催蒋介石，落实此事。电文中说：“国家对于远人，一字都不可失信，只此数件，能值几何，恳与林（主席）汪（院长）两公面洽，务必迅即如数拨发。”（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2页。）班禅的公费提出以后，政府一直漫置未付诸实行， 戴季陶便向蒋介石提出：“班禅公费，更非设法补给不可，口惠无实，徒长人之失望，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计，显乎不宜漫置。”（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2页。）
1934年5月，班禅大师率随员从藏赴京。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秘书处就招待问题征询戴季陶的意见，他主张每月拨给费用一万五千元。其意见书上还说：“达赖班禅，世为国师，而其待遇，又实在其他各国师之上。礼之为义，重于情而次于理，重于欢悦而忌于诤论，盖不悦则失乎礼之用也。”他恳求国民党政府要慨然而施，不迟时日，不减数目。而且在支付之时，注意不失敬意，才可以表示出礼轻仁义重的情义，并收到招待的效果。否则，用同样的钱，只会弄得两不欢悦，徒劳无功。他担心国民党政府舍不得花钱招待班禅及随员，还劝导蒋介石等人说，今日为招待远客而及时支出的一些经费，于国无大伤，或有大用。中国“若欲为大国也，乐天之道，断不可失，敬其父兄师长，而事其子弟之义，断不可忘”。（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4～526页。）他还建议，班禅等人离京之时，政府要给他们丰富的赠品，送给各人的亲族邻里，以取得他们的好感。他认为，这区区小数，正是所谓一本万利之资。
戴季陶为在边地人民中树立国民党中央的威信，上至国家治边政策，下至班禅等人回乡赠送亲朋好友的礼物都考虑到了，想得很深远而且细致周密。
第四，选拔培养边疆人才，鼓舞边民的事业心。
戴季陶借鉴中国古代治边用人的经验，对国民党政府的治边用人提出了批评与建议。他说，在汉唐兴盛时期，统治者对于边疆的人才，多能量才使用，如金日殚、哥舒翰、仆固怀恩、浑瑊之辈，入为得力的亲信，出作辅助得力的臣子，都有勋绩，留名后世。今日对边疆人才，任使乏术，罗致则慕其名，而不考其实，引用则予以位，而不授以事。以致国家有才难的忧虑，而边才失发展的机会。敌伪奸党便乘机借此攻击政府，造谣惑众，动摇人心，扰乱地方，边疆多事变，一半由于此原因引起。他建议，今后对于边疆人才，务须留心访察，凡属忠勇才智之士，应随时推荐，引用之后，立即给予具体工作，并按其成绩，予以奖拔，使其在工作中增加经验，从事业中发生兴趣。万不可稍存利用心理，予以特殊待遇，只是提高其物质欲望，使其沾染养尊处优的恶习，丧失了刚劲勤劳的特性。
戴季陶因痛感缺少边疆人才，所以极为重视这方面的选拔培养工作。他一方面主张积极罗致各部族优秀分子，积极扶掖边疆民族子弟及蒙藏宗教领袖。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戴季陶曾建议提边疆领袖为中央委员，国府委员。会后，戴季陶曾对马洪焕说：“我原籍一县，即有中央委员七人，未免过份，我宁愿自己放弃，亦必提边疆领袖们为中央委员为国府委员。世人多只知眼光向内，而忽略边疆，如果我不为他们在中央主张扶植提携，则我中央国府，将不成为全国一致之中枢了。所以尽管有少数人不明白此中道理，怪我多事，但我是完全为公而非为私。”（注：陈天锡编辑：《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篡委员会1971年版，第194页。 ）二方面是建立专门学校培养边地青年。1928年，戴季陶在中山大学任校长时，就曾经筹划组设东方民族院，并同时托驻西康的川总司令刘成勋，代招康藏愿赴内地求学的学生赴粤。学生的食宿杂费，全由政府负担。后因北伐胜利，南京政府成立，戴季陶选任考试院长，不能离京常驻中大，东方民族院未能办成，而刘成勋所招的第一期学生于1928年冬便到达南京，戴季陶遂变更计划，建议中央，在党务学校附设特班，收之入学，这是边地学生就学中央之始。其后，边疆有志青年闻风而起，负芨来京者，络绎不绝。1929年，党务学校改名中央政治学校，为便利边地学生就学升学，附设补习班。1930年，改附设补习班为蒙藏学校，又较补习班为正规。其后又在内蒙的包头、甘肃的酒泉、青海的西宁、西康的康定、云南的大理，分设蒙藏学校边疆分校，边地学生不必远到南京，而能就地或就近受蒙藏学校的同样教育。不久，南京的蒙藏学校，亦改名为边疆学校。这些学校，都是由戴季陶建议或支持而建立的。自1928年以后，蒙藏番回子弟来京就学于蒙藏学校人数逐渐增加。新疆有的少数民族青年来京，每人都费二千元之巨。其中有些学生已入土耳其学校而退学来京。
第五，推进边疆各项建设事业。
戴季陶认为，发展边疆建设事业，最重要的是运用宗教势力，根据地方环境，适应边民心理，逐渐进行三民主义薰陶和科学训练，使边民自觉自愿乐于参加各项建设工作。他总结元朝的统治经验时说，往昔元朝善于运用宗教势力，其政权所以能在任何宗教任何民族之间建立、巩固，而其民族本身，亦遂能在各处安全发展。他还指出，宗教在边疆，仍不失为维系人心、安定地方的主要力量。今后一切边疆工作，如能善于运用宗教势力，与之切实配合，当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指示说，边疆学校所用教材，与边疆党员训练材料，亦应适应边民心理与地方需要，对边疆文化及民族问题叙述，尤须审慎将事，更不宜轻易批评宗教思想风俗习惯之是非，举凡文字语言态度，不可稍损各民族自尊自爱之心。
戴季陶非常重视边疆的文化建设事业。1930年他还创立新亚细亚学会。他为该会亲自制订了《新亚细亚学会纲领》，此纲领规定，该学会的任务一是研究亚洲各民族的文化、政治、经济等，并发行定期、不定期刊物。二是为发展国内各民族的文化，经营特殊教育事业、经济事业、社会事业，并为来内地求学的学生谋各种便利，以求达到中国民族文化的融洽统一，巩固民国基础。该会办有月刊1种，自1932年4月开始（以前为不定期刊）至抗战爆发，绵延不断持续出版了5年多，共出60 多期。发行丛书也不下三四十种。
他也很重视边疆经济建设，主张对于边疆各地的经济建设，应取保育政策，对于原有的产业与技能，应尽量设法使之逐渐改良，使人民能直接获益。
为了培养边地经济建设人材，1932年，戴季陶与于佑任、焦易堂、张继倡议发起创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意欲造就大量农林人才，振兴农林事业，改变西北“天老地荒”、“飞砂走石”的现状，发展西北经济建设。
从以上5个方面来看，戴季陶的治边决策包括了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等多个方面。他在给驻守西康的二十四军副军长向育仁的信中曾述叙了自己的治边主张和理想：“切实整顿军队，使成仁义之师，整顿吏治，俾行仁义之政。以宗教与教育合为一体，宗教为道、科学教育为器。俾成仁义之化。爱抚汉番之民，视同一体，勿轻言拓殖，勿轻事废土设治，须认真就庶富教三事，切实工作，俾成仁义之民。如是行之二十年，若不能令西康为名符其实之康乐土者，吾不信也。”（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的生平》，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1968年版，第527 页。）国民党政府统治大陆三十多年间，并未将边疆建成康乐土，戴季陶的理想未能实现，但其维护祖国统一、主张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等思想及其为建设边疆所做的有益的工作是值得肯定的。
在多年的边政事务工作中，戴季陶与边疆各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戴季陶曾作为蒋介石的边疆大使，经常赴边疆考察边情，拜访各宗教领袖。由于他对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持平等、友好的态度，与边疆人民及宗教领袖结下深厚感情。曾跟随戴季陶赴西康的卢毓骏回忆说，康藏人士听到戴季陶西来，结队飞马，不远千里，前来迎接。蒙藏新疆来京人士，必先拜访戴季陶，报告边情，戴季陶也无不尽力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并时常自己出资招待这些过往京沪的王公喇嘛伯克、来京求学的边疆青年。
戴季陶与班禅大师感情尤深。当年两人一见如故，非常契合。1931年，两人订为金兰法侣。1933年戴季陶又曾从班禅受药师法。班禅大师与民国政府的联系、沟通，多是通过戴季陶这个桥梁。1937年12月，班禅大师逝世，戴季陶奉命前往甘孜致祭。1938年5月29日由成都起程，至9月26日回抵成都，往返费时近4个月。赴甘孜途中，道路艰险，气候恶劣，随行人员中病者众多，因患病在往返途中身故者就有4人。 戴季陶在途中被马踢伤足踝，流血甚多，缠绵五十多日才伤愈。他带伤骑马赶路，兼之不服水土，饮食甚少，身体亏耗厉害，但他仍坚持完成了致祭任务。班禅大师有一匹骑过的西口名马，被他视为珍宝。大师临终遗嘱赠与戴季陶。戴季陶驻甘孜时，此宝马由大师行辕交来，归途至雅安，马疲劳生病，不久竟死了，时年10岁。戴季陶念宝马为大师所赠，将它埋在雅安城西，立碑纪念，并亲自题字“乌骓”。以后，此地就被称为乌骓。戴季陶与班禅大师的这段友谊，成为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五四以后，戴季陶政治上逐渐转向反动，作为一名逐渐落伍的资产阶级右翼政治家、思想家，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表现出中国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在对外方面，缺乏鲜明的反帝纲领，具有软弱性与妥协性的倾向；对内则坚持反共、反对工农的立场，主张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实行残酷的专制统治和阶级镇压。如九一八事件发生之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方面，他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入侵，保护本阶级、本民族利益与权利的革命要求；另一方面，戴季陶又考虑到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灾民数以百万计，加之内战不断，国民党正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等情况，他担心南京政府此时无力与日本抗衡，所以害怕与日本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引发全面战争，导致国民党更大的损失。由于种种顾虑，他就消极地主张静候国联出面调停处理，希望通过不流血的和平外交方式促使日本撤兵。他和蒋介石都是“不抵抗主义”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另外，他还残留有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其表现为“汉族中心论”，他谈到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时，不能以客观、平等的态度承认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独特性和它们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贡献，也未能制订出贯彻着真正民族平等精神的政策。如他认为：“东方文化，以汉族为代表。——汉民族之文化，优于蒙古民族，而中国建国之基本，为汉民族之文化。故今后汉民族应努力以其文化化蒙古民族，而蒙古民族应努力接受汉民族之文化，以复于上古同族同宗之本源，而造成真正统一之中华民国——藏回诸族，其理亦同。”（注：陈天锡：《戴季陶先生文存》第1卷， 中国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1959年版，第286页。 ）此观点不仅不能真正体现民族平等的精神，而且“对于汉族祖先的光荣传统的宣传也太简单了，没有批判、反对那些长时期统治中国的汉族的封建主义，这就又放过了一个内部的大敌人”（注：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73年重印，第16页。）。
从戴季陶的民族主义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完成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的革命任务。中国革命第一步所要解决的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凌，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内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共处，建立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的任务，最终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的。然而，我们也要看到戴季陶也具有中国资产阶级所具有的两重性，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仍具有民族主义，也主张民族团结，一直坚持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对中华民族做过一些有益的事，他始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收稿日期：200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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