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之初步考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巴西论文,华工论文,移民论文,康有为论文,计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分类号］K252；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01—18
一 问题的提出
康有为在《我史》（即《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三年（1897）中，有两段记录：
中国人满久矣，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又乱离迫至，遍考大地可以殖吾民者，惟巴西，经纬度与吾近，地域数千里，亚马孙河贯之，肥饶衍沃，人民仅八百万，若吾迁民往，可以为新中国。当乙未，吾欲办此未成。与次亮别曰：“君维持旧国，吾开辟新国。”时经割台后，一切不变，压制更甚，心虑必亡，故欲开巴西以存吾种。乙未之归，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来至香港而东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数月，东事益剧，知不谐，乃归。吾港澳商成乐任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于是拟入京举此。
与李合肥言巴西事，许办之，惟巴西使来求乃可行。
康有为在《我史》光绪十五年（1889）中，又称：
……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大发浮海居夷之叹，欲行教于美，又欲经营殖民地于巴西，以为新中国，既皆限于力，又有老母未能远游，遂还粤，将以教授著书以终焉。①
这些记载说明了康有为曾有经营巴西殖民地的思想，而光绪二十三年秋天康进京，原本是为了办理此事。
然于1897年，康有为仅是工部的候补主事，并未到任；② 他本人在广州主持万木草堂，并讲学于广西桂林；他虽“筑室花埭”，纳妾梁氏，但还看不出又有多大的财力；更为关键的是，他当时仅去过北京、上海、香港、澳门等地，未曾去过南洋、东洋与西洋，更没有去过巴西，他为何能够提出如此大胆的计划？
当时的中国人口严重过剩，美国于1882年起开始排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亦排华；若能推动较好的移民计划，对于缓解人口稠密的两广、福建的经济压力，也甚为有利。为何该计划不能实行？其原因又是如何？清朝政府在此中所起的作用为何？
近年来我为康有为《我史》作注，对于康有为移民巴西的计划，自当特别关注。虽用了较长时间来搜集其计划的直接史料，但至今所获无多；而关于巴西招募华工的背景史料却是越搜越多。从这一背景中，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轮廓渐渐地清晰起来。由此，本文主要从清朝政府档案着手，试图首先考察巴西招募华工的背景，然后由此背景再考察康有为的计划。虽说本文对巴西招募华工一事有了大体完备的描述，可补先前尚无研究之不足；但对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还不能得出直接且可靠的结论，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但愿该推论能对此问题的真解决，作一初步的铺垫工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本文在关键材料上得到了暨南大学教授汤开建先生、北京大学巴西留学生伊利克（Eric Vanden Bussche）先生的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二 巴西输入华工的设想与清朝的对策
巴西招募华工之事，由来已久，此与各种植园缺乏劳动力、奴隶解放运动有关。当时的巴西也有一些实际行动，以吸纳中国劳工。但是，这类劳工的前景看起来并不妙，与先前中国前往古巴、秘鲁“苦力”的命运大体相同。罗伯特·康奈德（Robert Conrad）于1975年曾有论文叙述此事，③ 可知当时巴西种植园主及政府的态度：
在殖民时代，至少有些亚洲人已经抵达了巴西，并且一些人看上去像是奴隶。但是在19世纪以前，将华工作为解决劳力问题途径的真正兴趣似乎并没有什么发展。1807年，巴意安州（Bahian）一位经济学家曾建议输入中国和东印度的劳工，不久之后，随着世界奴隶贸易已经受到英国政策的威胁，葡萄牙驻里约热内卢的外交公使曾考虑过输入两百万华工，但最后实际上只有四五百人真正抵达了巴西。非洲的奴隶贸易当然填补了直到1850年的巴西劳力需求，但是随着这条交通线受到抑制，新的对华工的兴趣开始形成。④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本土的巴西人已经将亚洲视为可以提供未来奴隶工人的明显资源。那时见多识广的人都知道，在古巴，中国契约劳工正在和奴隶一起工作，以减轻那里的劳力短缺问题；在秘鲁，中国移民正在蔗糖种植园里做事，或者在忙于收集鱼肥料；英国虽然干涉巴西贸易，试图终止非洲奴隶交通线，却正在其热带殖民地使用东印度和中国工人。实际上，亚洲已被视为是拥有能够最好地代替黑人奴隶的合适民族的大陆：只要不是欧洲人，一旦抵达巴西就很难指望获得本国政府的保护，一个苦干的、穷困的、政治上不成熟的奴隶民族，他们已经适应了社会底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乐于为最微薄的薪水而卖命。
输入中国劳工的主意在1854年的巴西国民大会的两院进行了讨论，随后在这一年的晚些时候，巴西驻伦敦的公使被命令安排输入6000名华工到巴西去。1856年之前，360名中国人实际上已经随同一艘美国船抵达了里约热内卢，但是美国政府代表宣布禁止此后将美国船只用于此项用途，随后输入中国劳工的问题就因此而搁浅了。然而，对华工的兴趣却依然存在，在1859和1866年从新加坡抵达巴西的华工总数目已经到了612名。
在反奴隶制度运动开始走向史无前例的炽热的19世纪60年代后期，一种真正对于中国劳工的兴趣开始发展，与此相关的小册子和书也开始出现。为了配合这种呼声，1870年7月，帝国政府谕令成立Sociedade Importadora de Trabalhadores Asiaticos，专门负责雇佣中国工人以长期合同的形式在巴西的种植园工作。
然而，时代却非为可将所谓的苦力贸易扩展到新世界的吉利之时。因为运输途中巨大生命损失，国际苦力贸易已经变得声名狼藉，而且英国和中国政府看来都决心要终止它。⑤ 巴西的公司曾希望在香港、澳门和广州沿海招收中国工人，就像那些自1840年以来就在做的其他热带国家的供应商一样，但是1873年，正在这项工作付诸实施的时候，英国禁止从香港移民（除了她自己的殖民地之外），并且在次年说服了葡萄牙禁止从澳门移民。同时，中国自身已意识到其国民在古巴和秘鲁所遭受的苛刻对待，开始禁止一切移民，只有志愿移民除外，而这种移民也只对同中国有双边商业条约的国家生效。尽管存在这些措施，巴西公司依然设法于1874年向巴西运送了1000名中国人，大部分是为了培植茶叶。大约在1875年，巴西又试图从广州甚至加利福尼亚招募华工，但是再次被中国所打断。毫无希望之下，1877年，巴西公司正式恳请巴西政府同中国谈判，签订一个商业条约，以允许其直接将中国工人运到巴西去。
1879年（光绪五年），巴西总理派使喀拉多（Eduardo Callado）来华，其目的在于招募华工。清朝驻英（兼驻法）公使曾纪泽，将此消息通报给总理衙门与北洋大臣李鸿章。已经签订《续订招工章程》、《古巴华工条款》、《中秘通商条约》及《会议专条》、《会订古巴华工条款》⑥ 的总理衙门与李鸿章，对此十分警惕，他们与曾纪泽商定了与巴西谈判的原则，即拒绝巴西招募华工。⑦ 1880年7月7日，喀拉多到达天津，与李鸿章进行会谈，会谈的内容涉及到华工，而双方于10月3日签订《和好通商条约》却未涉及到招募华工。⑧ 1881年喀拉多奉本国指示，要求删改条约，最后达成新条款，也未涉及招募华工。⑨ 由于巴西无招工之权，此后并未派出常驻公使前来北京⑩，仅于1882年，派其驻巴拉圭总领事马尔丹（Joao Antonio Rodrigues Martins）前往上海，任驻华总领事。马尔丹于1884年1月20日到达上海。(11) 到了1886年，该总领事馆被撤销。(12)
1883年（光绪九年），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为开拓海外轮船航线，前往欧洲与美洲。他来到了巴西，并商谈用招商局船运送华工问题：
溯查巴西一国，自从前与中国订立通商和约以来，因贾公使屡请本局放船到彼国通商，希冀鼓舞华工，前往彼国，自愿津贴巨款。廷枢因念南洋生意，历年未能得手，极欲将‘致远’、‘图南’、‘美富’等船，改走西洋。故定出洋游历之行，特践贾公使之约。于九年三月间亲诣该国，面谈商务，连住两月，明查暗访，知彼国黑奴之例未删，疑待华人，不甚周妥，不敢承揽。(13)
唐廷枢未能达成协议，很可能与巴西政府拒绝每年10万美元补助金有关。(14)
1887年（光绪十三年），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被清朝派为游历使，前往日本与美洲。在游历了日本、美国、古巴、秘鲁后，傅云龙于1889年3月7日至4月5日在巴西考察近一个月，著述甚丰。(15) 他在巴西时致函总理衙门报告称：
巴西矿与土多未开辟，是以招工意切。据华人言，其待华工尚宽，非古巴、秘鲁比。其茶种与制皆藉华人力居多，初有千余，余不及三之一，然闻近日又于香港、新嘉坡潜招三船矣。(16)
由此可见，傅云龙的看法与清朝先前的态度，已经有了不小的变化。原因在于他的实地考察。
然而到了1892年（光绪十八年），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美国通过排华法案，其他各国纷纷效仿，中国海外移民境遇日艰，而广东等地过剩人口将造成社会危机。1892年10月10日，前驻美公使郑藻如向北洋大臣李鸿章递交条陈，要求清朝主动派出使节前往巴西，谈判招工办法，以使广东每年能向巴西移民数万人。
郑藻如，广东香山人，曾为李鸿章的幕僚，任天津海关道。1881年至1885年为驻美公使，后以病免回籍。此时他在乡而上书前上司李鸿章，是亲身感受到了人口危机，“中国人满为患，粤东更甚，现今劫案频闻，乱阶隐兆”。在该条陈中，郑藻如还附呈《查订巴西工商各务事宜》二十条，详细开明了移民中须注意的事项。(17)
李鸿章接到上书后，即与已升任北洋机器局总办、候补道傅云龙商议。傅云龙恐口说有所忽略，事后又于10月31日上书李鸿章，称“许招工之议难可暂缓”，“数十万之衣食系于一时转移者”，赞成与巴西谈判招工事。于是，李鸿章于11月7日将郑藻如条陈、傅云龙条陈抄送总理衙门，并称：
自美国禁止华工，中国沿海穷民，少一出洋之路，生计日蹙。前出使美国郑大臣，关心时局，曾以巴西安置粤人，详议节略章程见示。兹据该道（傅云龙）禀，前曾游历巴西审察情形，应乘西工未得专利之时，与议招工约条，将来不致为彼排挤。并称该国现已在新加坡暗为招致华人，自须预为筹及，免致华工到彼，无官保护，受其凌辱，又蹈秘鲁、古巴覆辙，所论甚为有见……相应将抄本清折，咨送贵衙门，请烦查照，核酌办理施行。(18)
由此可见，李鸿章、郑藻如、傅云龙的意见是一致的，即同意巴西在商定条件后招募华工。总理衙门后来未将郑藻如的提议，即主动派使去巴西，付诸于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1888年（光绪十四年），巴西帝国废除奴隶制。1889年，帝国政府被推翻。1891年，巴西国会通过宪法，成立巴西合众国。此时的巴西经济以种植园为主，其咖啡产量超过了世界总额的一半以上，急切需要劳动力。而直至此时，到达巴西的华工人数是不多的。(19) 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巴西政府决定派使驻华，谈判招工事项。
三 1893年巴西再派使节来华
1892年10月25日（光绪十八年九月初五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Gabriel de Toledo Piza e Almeida）照会清朝兼任驻法国公使薛福成，称奉到本国外交部电，巴西总统“深愿在京设馆，遣使驻扎，以表悃忱而敦睦谊。”(20) 清朝当时的外交体制是由驻英公使兼任驻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公使，公使薛福成常驻英国伦敦，命庆常为参赞，常驻法国巴黎，以“代理”身份管理馆务。薛福成为此两电李鸿章，并转总理衙门，请示办法，李鸿章却由此看出其来华招工之目的。(21) 他与总理衙门商议后，于是11月12日复电薛福成：
总署电，巴西既遣专使，奉有国书，应照中国现行礼节一例接待。该使是否奉有该国准商招工之事？究何时能来？请将衔名查示云。尊处应将准遣使驻京一节答复，并询其来意，招工切勿先提。(22)
根据总理衙门与李鸿章的指示，薛福成照会巴西驻法公使毕萨：“贵国既愿照约遣使，自应按照中国现行礼节，与友邦使臣一例接待，以敦睦谊。贵国派使何时能到中国，如将所派衔名开示，即可转达总理衙门奏明大皇帝允准照办。”(23)
1892年11月18日，清朝驻巴黎参赞庆常与巴西驻法公使毕萨进行了会谈。庆常将清朝的决定通报给毕萨，毕萨表示了感谢。双方的言论即刻转入招工事项：
庆常云：中国与巴西商务极少，交涉无多，贵国遣使驻京，亦无甚公事。毕云：本国遣使之意，首在通好，次招工，次贸易。此事本国尚无明文，不过所见如此。缘自改立民主以来，励精图治，百废俱兴，尤以兴地利、重商务为要义。巴国幅员之广，亚于美国，土腴物阜，人烟稀少。每岁西洋迁徙者二三十万人，义国居十之六，他国有差。然仍患人少，欲广招徕，若华民能往，彼此有益。庆常云：通工易事，原期两益。但从前华工屡受凌虐，恐难轻意允许。此事成否，不敢妄赞一词。第以私见而论，中国保民若赤，有鉴前车，若无实在可靠之办法，不致流弊，恐难允从。毕云：我所言招工之事，系就议院所论而言，本国并无明文，应详询情形，再为细谈。(24)
根据庆常与毕萨会谈记录，薛福成于1893年1月26日向总理衙门提出外交谈判程序上的建议，对于巴西的招工要求，先以各国虐待为由拒绝，等其再三吁求，再与之商定“专章”，以能保护华工，“彼此获益”。他称：“自美国驱逐华工以后，中国贫民生计日绌，倘能就此为吾民辟一利源，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未必无裨于大局也。”(25) 薛福成的这一想法，与李鸿章、郑藻如、傅云龙等人是一致的。是年2月22日，薛福成再次向总理衙门提出建议，在订立相关条约、明确领事保护权后，允许华工前往巴西。(26)
1893年2月7日，巴西驻法公使毕萨照会薛福成，称其接到外交部电报，巴西总统委派现任驻奥地利公使华兰德（Jose Gurgel do Amaral Valente）、“水师提督”辣达略（Jose da Costa Azevedo，即Barao de Ladrio）两人为“全权大臣”，“俟朝觐等事完毕，辣公使达略启行回国，华公使兰德常驻京师”。由此可见，华兰德是常驻公使，辣达略为谈判专使。该照会正式提出了招工一事：
又因本国财用尽在农田，愿请中朝允准华民前来巴西务农力田，以开利源，应听华官稽查照料，以归委协。并请酌定办法优待保护，使其得获一切权利。(27)
与此同时，毕萨与庆常于2月6日在巴黎就巴西派使一事进行了会谈，其中又谈到了招募华工之事。(28) 薛福成为此向总理衙门报告，再次强调其保护华工的意见。(29)
1893年5月17日，总理衙门收到薛福成电报：“巴西派使来，华兰德、辣达略日内由巴黎启行，非旧使喀拉多也。”(30) 7月1日，总理衙门又得到薛福成报来的消息，华兰德病故，而辣达略刚刚到达巴黎。(31) 然而在此之前，庆常与辣达略已于6月27日、28日在巴黎进行了两次会谈，主题围绕招工问题。庆常强调了招工一事须由华官主持，须先派人去当地查看情况，在巴西设立领事，到达巴西的华工应享有国民待遇或最优惠国民之待遇。辣达略表示愿意就招工一事进行谈判，华工可享有最优惠国民之待遇，同意在巴西设立领事，并主张今后招工由巴西领事会同中国地方官办理。辣达略称言：
按巴西疆域，倍于美国，土产之富，亦倍于美国。现在人口才一千四百万，不敌美国八分之一，已开之地，不及十分之二。必须生聚四五百年，始抵美国现在民数，而土地尚余一倍之多，永无人满之患，如华民肯来，多多益善。
本国迷邦斯省、里约热内卢省、胜宝卢省、巴美亚省，均极富厚，水土和平，于华民最为相宜。大抵招用华工为耕种起见，开矿次之，杂役又次之。如有携眷者尤妙。
本国有官工、民工之分，凡官工处招用之人，一切川资工食，由官供给。其富户业主招工之人，皆为民工，由该富户业主发给川资工食。惟民工所立合同，仍须报官注册，由官稽查。
（招华工）大致办法与招用西国之人无异，拟请在华设立领事，并创设公司轮船载客远货，凡华民愿来巴西者，准赴领事官署报明，如查其人实系良民，方给执照，由公司船行垫给安家治装银两，其川资饮食，亦由公司垫办。俟到巴西，暂住招工公所，视其所操之业，何者为宜，立定合同，或充官工，或充民工，听其自便。如充官工，则公司所垫之安家川资诸费，由官给还。如作民工，即由业主给还。招工办法，大致如此。
由此可见，巴西需要的是大量的种植园劳动力。为表示其与先前臭名昭著的古巴、秘鲁“苦力”贩运有所差别，辣达略在会谈中还保证在航运时给予人道的待遇。(32) 庆常与辣达略的谈判，使薛福成感到满意，在其给总理衙门的报告称：“大端已具，不难议商”。(33) 7月29日，辣达略奉本国之命，径由大西洋前往中国，而不再等待巴西派出的新任驻华公使。辣达略临行前给庆常两道《会谈节略》（即“备忘录”），其中提到：
贵代理曾言巴西招工一事，必须本大臣到华与中国商议妥协，定有章程，方可作为允许之据。
贵代理曾言巴西招工一事，将来必须先行派员查看情形，果于华民无妨，始可商办等语，本国深愿中国特派大员，前往查看。
贵代理曾言招工之事，应由中国官主持稽查，及在中国写立合同，并巴西设中国领事等事。本大臣均已为然。(34)
由此可见，双方已达成了谈判的基础。8月18日，巴西驻法公使毕萨照会清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现在本国伯理玺天德拟派曾经出使阿让丁（阿根廷）之大臣阿喜巴吉（Joaquim Francisco de Assis Brazil）为驻京公使，随同议约大臣辣达略进京，一俟条约定妥，即留阿公使常驻，以重邦交。”(35) 对此，薛福成一面报告总理衙门，一面照复毕萨，“即当报明本国，俾与贵国议约之大臣辣达略一体接待，必蒙国家俞允。”(36) 可以说，到了此时，清朝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与巴西新使辣达略、阿喜巴吉谈判华工之事。李鸿章亦将相关文件交傅云龙，让其有所条陈，有所准备。(37)
总理衙门为接待巴西新使，咨会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通报辣达略、阿喜巴吉即将到达的消息，“希贵大臣于该公使等进口时一体接待，并先期饬行上海、津海关道知照，仍将该公使入境日期咨报本衙门。”江海关道聂缉椝于11月6日奉到两江总督的札谕，即派人在上海调查，为此报告：
辣大臣带有眷属及随员三人于九月二十四日（11月2日）抵申，现寓上海礼查洋行，候旨再行北上。
李鸿章随即将此消息报告总理衙门。(38) 不久后，清朝上海租界会审委员蔡汇沧禀报：
辣大臣及随员等抵沪后，因上海天寒，兼患喉症者多，是以于十月十八日（11月25日）乘法公司船喀勒同尼亚轮船，前赴香港，候该国政府示谕。
李鸿章随即再向总理衙门报告，而总理衙门得知此消息时，已是12月14日。(39) 总理衙门之所以急切想知道辣达略的行踪，是由于当时澳门发生了私运华工去巴西的事件。
而辣达略、阿喜巴吉后来的行踪，我放在第五节中叙述。
四 1893年澳门非法招募华工去巴西
大约1893年（光绪十九年）7月，澳门街头张贴“街招”，宣称已与清朝达成协议，允许巴西招工：
大巴西国总统特谕大巴西国大议院知悉。照得本国属在南花旗之中，泉甘土沃，最宜耕种，惟查万国民人，惟华人最为勤力耐劳，安分守己，可以有为。况大清国与本国于光绪六年八月中，业已立有通商和约，此时可将该条约，次第举行，妥当立章程，请华人到来耕种，并派大臣前去大清国京都驻扎，办理一切事宜，并请大清国大皇帝委派领事等官到来本国，保护华人，俾得均沾利益。钦此。可也。
兹七月初五日，香港华字日报云：现葡京接有巴西国京都电报，道及中国已于西七月七号，批准允肯巴西国请华人前往该国耕种操工。此次请人，情真理确，非别处招摇者可比也。
大巴西国京都大公司，特凑实本银八百万磅（镑），又买得膏腴之地二万余顷，特派卑拿威地士前来澳门请人，议定每人每月工银花旗金钱银十元，一号至三号出粮，伙食每人每日米二磅，或猪肉、或牛肉、或鲜鱼一磅。咖啡、茶叶、糖、住居房屋，一概公司供足。每日工人准期做十点钟工夫为额。每年每人公司均派衫裤四件，帽仔一顶，鞋一对。又先一个月粮银火钱，开身前一日出银五元，俾得应买什物……若公司水脚，去者公司每月扣回银二元，五年为限。
本公司所买之地，水土最好，俱照和约相待，并无苛刻等事。凡勤力之人，做满五年合同，便能回唐……若欲往者，自十八岁至四十岁强壮勤俭者，祈早日到澳门代理人处落名，然后即搭地打杜士轮船前往可也。
光绪十九年六月吉日，大巴西国京都公司代理人谨具。(40)
据李鸿章后来的电报，“大巴西国京都公司”，为Companhia Metropolitana do Rio de Janeiro，经手人“卑拿威地士”，为Julio Benevides，雇佣的德船“地打杜士”，为Tetartos。(41) 从“街招”开出的条件来看，十分优厚，但似不可信，与前期骗招秘鲁、古巴华工的条件是大体相同的。
驻在香山县前山的海防同知魏恒、前山营都司黎中配，闻讯即派人去澳门，抄录“街招”，并发现在澳门最为僻静之水手街，开设了二间工所，名为“华利栈”、“万生栈”，已招四百余名，多为新安县属客民。准备载运华工的“地打杜士”号正往泰国运米，回澳门后“将招聚之人装运出洋”。该海防同知、都司感到情况严重，于9月30日向两广总督李瀚章报告：
其“街招”所叙合同工银、服食及做工相待各款，与历来诱骗办法，大略相同。但今七月至今，未及两月，被招之人，因受刻薄，闹事多次，现被监禁多人，并有数十名乘间逃逸，而该公司控于洋官，诬累无辜之人。尚未出境，业已如此，将来到彼，以后之害，不问可知。(42)
两广总督李瀚章随后于10月10日，照会澳门辅政司、护理总督罗（Alfredo Lello），称“岂可私自招集华人，类于贩卖猪仔，不特与条约不符，并为万国公法所禁”；要求“查明严禁”，“如该猪仔头等，仍复阳奉阴违，定饬税务司俟船开时扣留查办。”(43)
然而，李瀚章要求拱北税务司贺璧理（Alfred Edward Hippisley）扣留“地打杜士”号的札谕，未能执行。贺璧理称：“本关向无稽征洋轮之责，亦无查验洋轮之权，况该轮泊处，距关厂较远，一切情形，尤难查悉。”由于李瀚章的照会，澳门非法招募华工的行动加快了速度。前山海防同知、前山营都司再次报告称：
嗣于本月初七八等日（10月15、16日），葡人将被诱华人，先后押令落船。该承招头人，不按合同，种种刻扣，不堪其苦，以致众怒，群殴该承招头人钟鉴池、邓阿二及未悉姓名数人，受伤甚重。澳门葡官据报，派兵轮一只，前往弹压。该船原订合同，约定装五百二十名，时未满数，各承招头人迫于时日，分派党伙之素熟此事者，四路招诱，无暇顾忌。澳门葡官恐该船人众滋事，遂限该船二十四打钟内，开行出洋等情。该船即于初八日（10月16日）午后五打钟开行出口。(44)
等到“地打杜士”号开行之后，澳门护理总督罗于10月20日复照，对李瀚章指责完全否认，至于李瀚章声称将命税务司扣船一事，复照执强硬态度：
至来文所言定饬税务司俟船开时扣留查办之语，本护理部堂心甚不悦，迨后细思贵部堂高明练达，谅必办理妥善，必不致失礼于本国，及该船之旗帜也。(45)
“地打杜士”开行后，李瀚章闻讯一个月后澳门将另有船运送华工去巴西，根据税务司贺璧理的提议，札行各地方官严禁；并再次照会澳门护理总督，“禁止巴西商人在澳招工”。
李瀚章为此咨文总理衙门，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提出了建议：一、“巴西国闻将特派使臣来华，会订招工条约，应请贵衙门俟该使到京议约时，与之严订招工章程，其未订章程之前，不准招雇华人前往该国承工”；二、“可否商会商葡国驻澳大臣，嗣后无论何国在澳门招工”，“均须中外各官会同监理”；三、“请照会德国公使，严禁德船嗣后不得与巴西国装载前项华工”。该咨文于11月28日（十月十九日）到达总理衙门。(46)
1893年11月11日，即当李瀚章的咨文尚在路途时，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致函总理衙门，声称澳门有船载运华工四百余前往巴西，拱北税务司只能管理来往华船，对于洋船载运“向无奉行之章”。为此赫德提议：一、“适值巴西变乱，中国并无使臣在彼驻扎，莫若由中国自订暂时不准华人于通商口岸出口，前往巴西为是”；二、“向香港、澳门官宪，述明所订办法，请其自行按照中国定章，禁止华工出洋”；三、“准税司会同该处洋员，查询华工是否情愿前往，抑系出于迫胁等情，分别处理”；四、今后若有邻近香港、澳门之中国应管海面私运华工，“应请由贵衙门先行酌定，或准由税务司将该船拿获，听候核办，或另拟办法，以卫商民”。(47) 赫德关注此事，很可能是听到贺璧理的报告。总理衙门得此函件后，于14日发电两广总督李瀚章，要求查明此事，并告赫德提出的方法，命之“希照所拟各节妥筹酌办，如须税司相助，可就近告之”。(48) 11月15日李瀚章复电，称“先已咨呈钧署”，在简要报告了情况及已经采取的措施后，请求总理衙门“告各国公使，禁止各国轮船不准代澳官及巴西招工载人。”(49)
总理衙门的对策为四项：其一同意赫德提出的建议，“予税务司以办理此事之权，凡船在中国海面非通商口岸地方，亦非香港、澳门管辖之处，遇有私行载运华工者，即准查拿。”(50) 其二是通过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与巴西驻法国公使交涉，要求巴西禁止此事。巴西驻法公使否认政府与此有关系。(51) 其三是与德国驻京公使交涉，要求德国船只不再为巴西运送华工。德国公使推卸此中的相关责任，但同意不再运送。(52) 其四，下令两广总督李瀚章悬赏捉拿参与非法招工的钟鉴池、邓阿二。李瀚章表示，该两犯藏匿港澳两地，难以缉捕。(53)
1894年1月15日，总税务司赫德致函总理衙门：“现闻有一二船欲于澳门载运华工出洋”，“巴西现值叛乱不靖，实非华工应去之处”。(54) 而在前一天，总理衙门得知辣达略已到达香港，为此于16日发电两广总督李瀚章，要求查明辣达略是否参与此事：
总税务司函：澳门现有两三船欲装华人赴巴西，请准供（拱）北税司查拿等语。南洋文称：辣达略现寓香港。此时巴西内乱，岂能允其招工，前次澳门装去一船，尚未查明下落。若如总税务司所云，更应切实查禁；并希密查辣达略有无潜预私招之事。(55)
李瀚章随即于18日回电：“密查巴使有无潜预私招之事，香港英界向不准招工，该使寓港似难私招。”(56) 李瀚章根据港英当局以往的政策回复，并未见到辣达略。由此，总理衙门快速做出决定，于1894年1月21日咨文南洋大臣、北洋大臣、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
前准两广总督咨称，澳门地方不准各国招工，久有明禁。光绪十九年八月内澳门有人张贴街照，称巴西国招人承工，由德国地打杜士轮船装运出口，请饬查禁等语。查巴西招工章程，本衙门未与开议，该国不应遂往澳门私招华工，即各国轮船亦未便遽行装运华工前往华西，当即电告巴西查禁，并照会德国绅大臣请饬各口领事查禁。兹又准总税务司函称，现闻有一二船欲往澳门载运华工出洋等语。除由本衙门知照各国驻京大臣转饬各口领事查禁外，咨请贵大臣转饬各关道查照晓谕民人，须知巴西招工未曾开议，勿为私招遽往。
同日，总理衙门又以相同的内容，分别照会法、美、日斯巴尼亚（西班牙）、日本、比利时、义（意大利）、俄、丹、和（荷兰）、奥、大西洋（葡萄牙）公使。(57)
应该说，到了这时，巴西非法招募华工的路，已经全部挡死了。
五 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释读、相关史料与考证
从巴西招募华工的角度，来观察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路虽然走得很弯曲，但却可填补被康省略的大背景。由此，康有为的计划似乎有了线索可寻。以下将《我史》光绪二十三年中相关的内容，分为三段而释读之，并附以相关史料。
康有为《我史》相关记载的第一段称：
乙未之归，遇葡人及曾游巴西者，知巴西曾来约通商招工。其使来至香港而东事起，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至数月，东事益剧，知不谐，乃归。
乙未，即光绪二十一年（1895），康有为在上海因《强学报》使用孔子纪年等事为张之洞所禁，并为母亲祝寿，回到广东，时约为冬季。康称于此时听说了巴西派使招募华工一事，而《我史》光绪二十一年中对此未有记录。康所说的“巴使”，当为辣达略。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巴西使节的情况。谈判专使辣达略于1893年底从上海赴香港后，一直在等待新任驻华公使阿喜巴吉。然阿喜巴吉到达欧洲后，听说上海发生了流行病，于是便留在欧洲等待。随后得到的消息是他当选了参议员，于是选择了参议员职位，而放弃了公使一职，从欧洲直接返回巴西。阿喜巴吉没有来香港。也就在此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了，辣达略对输入华工的兴趣下降，更有兴趣输入日本劳工。辣达略由此而赴日本，在日本做了一番考察后，直接回到巴西。辣达略后来没有去北京进行华工谈判。1895年11月5日，巴西驻法国公使毕萨与日本驻法国公使曾祢荒助在巴黎签订了《修好通商航海条约》，其中内容涉及到日本向巴西移民，12月16日巴西政府批准了这一条约。(58) 也就是说，当康有为1895年冬天回到广东时，辣达略早已离开香港，离开日本，也离开了东亚；更重要的是，辣达略已改变了主意，主动放弃了与清朝谈判招募华工的使命，巴西后来也未再派使节来华。由此可见，康有为所听到的辣达略来港招募华工的消息，在细节上不很准确。
至于其称“巴使在香港候吾事定”中之“吾”字，对照上下文，尤其是“乙未之归……”一语，似应理解为“中国”，即“巴西使节在香港等待中国战事结束”；而不能理解为“康本人”，即“巴西使节在香港等待康有为商议决定”。此中差别的意义，我在后面还会提到。
康有为《我史》相关记载的第二段称：
吾港澳商成乐任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之事。于是拟入京举此。
招工有着相当大的利润，咸丰、同治至光绪初年的大量秘鲁、古巴华工，使得当时的澳门成了贩运“苦力”的中心。(59) 澳门与香港许多商人从中大发利市。从辣达略与庆常在巴黎会谈的内容来看，此时的巴西招工与当年的秘鲁、古巴贩运“苦力”，似有区别。辣达略在香港期间，也会与“港澳商”有着广泛的接触，宣扬巴西的政策和他个人的主张。“吾港澳商咸乐任此”一语，似也不能认为“港澳商”有意再次进行“猪仔贸易”，而是对招募、运送华工的生意很有兴趣。1893年澳门非法运送475名华工去巴西，澳门方面的经营者是谁，获利究竟多少？我还无法查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澳门经营者从中获得了相当的利润。
康有为此处提到的“何君穗田”，看来是关键人物。(60)
何穗田，名连旺，隶葡萄牙籍名廷光，澳门著名华商，捐纳广西补用道员。(61) 澳门《镜海丛报》曾记：
何连旺，广州顺德人。其隶西洋籍之名曰廷光，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西洋人多以亚旺呼之。应于广众，情态甚谨。其捐选道员之名曰仲殷，字穗田。父曰老桂，咸丰初元，来从海上，因得起家。其后承充‘讳姓’、‘番摊’各饷，积财产至百万。次子即连旺。(62)
由此可知，何廷光的父亲为何桂，又称何老桂，是澳门第一代的“闱姓”（一种赌博）承办商人；并兼理盐业、鸦片业、“白鸽票”和“番摊”（皆为赌博）。何桂于1888年去世，产业由其长子何连胜管理。(63) 何廷光于其父在世时，即已从事商业活动。其创办的公司为“其祥公司”。他从事的行业有卖盐（专营权）、缫丝、炮竹、茶叶加工等。(64) 随着经营规模的扩大，何迁光的政治地位也不断上升。据1884年《澳门政府宪报》：
大西洋国吏部大臣于西历本年六月十九日奉上谕：据大西洋国管理水师事务兼外洋属地部大臣保举，在澳居住入西洋籍华人何连旺，着赏基利斯督宝星（Cavalleiro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o Senhor Jesus Christo）(65)
1889年中国北方遇灾，澳门总督任何廷光为澳门赈灾会襄理；1891年俄国皇太子来访，任庆礼委员会副主席；1894年澳门发生瘟疫，任华人洁净委员会会长，同时他还是澳门理商局三位华人成员之一。(66) 除了商业活动、社会公务外，何廷光对于政治事务也有兴趣。1892年（光绪十八年），何廷光等人邀请孙中山来澳门行医。(67)
何廷光与康有为的交往，似始于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11、12月间。何廷光邀请康有为、梁启超去澳门。康有为在《我史》中称：
光绪二十二年八月，游香港。十月，至澳门，与何君穗田创办《知新报》。将游南洋，不果。穗田慷慨好义，力任报事。
这是《我史》中第一次出现何穗田的名字。与康有为同行的梁启超，在写给《时务报》总理汪康年的信中，透露出更多的情节。1896年11月17日（十月十三日）梁在信中称：
澳门顷新开一报馆，集款万金，亦欲仿《时务报》之例，十日一出，其处人必欲得弟兼为主笔。弟告以到沪后，看事忙否再定。而澳人必欲弟到澳一行，拟日内出城到澳，亦数日即返。
此即称何廷光邀请其去澳门商谈办报。11月25日（十月二十一日）梁在信中又称：
已定廿四日由龙门火船返沪，顷偷闲到澳门数日。澳报已成，集股万元，而股商必欲得弟为之主笔。弟言到沪后常寄文来，而诸商欲弟到澳一行，是以来此。此间人皆欲依俯《时务报》以自立，顷为取名曰《广时务报》……多载京师各省近事，为《时务报》所不敢言者……至其股东，则皆葡之世爵，澳之议员，拥数十万者也。（有一曹姓者，伯爵也，一何姓者，子爵也，皆华人而兼西籍者。）此事欲以全力助成之，令彼知我实能办事，则它日用之之处尚多也。
此中“伯爵”、“子爵”皆为“赏有宝星，赐有荣衔”而来。梁提到的“曹姓”，似为“曹有”。(68) 而“何姓”，即何廷光。然梁启超为了“全力助成”，并没有及时回上海。12月4日（十月三十日）梁在信中又称：
前在澳门上一书，想达。顷以澳报事，尚须逗留十余日……
12月8日（十一月初四日）梁在信中又称：
……久不归者，澳人苦留，澳报助我张目，弟速行则事虑不成，故也。久无书者，日日欲待报中文字撰成乃寄，而日日无暇晷，日日没字碑……(69)
此中可见康有为、梁启超于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在澳门与何廷光商谈办报一事，“日日无暇晷”。康、梁此次与何廷光的合作是成功的。《广时务报》后改名为《知新报》，于1897年2月出刊，由何廷光、康广仁为总理。(70) 该报后来成为南方重要的维新报刊，一直由康有为一派主持。(71) 而康有为的堂兄康有仪于1904年致信梁鼎芬，称言：
康有为乃返粤后，日事罗掘，以为入都行其故志地步。无如既经各报毁骂，城市不齿，旋之港澳，遍拜各商，欲求介绍之书，以往南洋，而售其骗术。适赌商何连旺（此人汉口有案，别字穗田，前为《知新报》主人，今为伪保皇会管数要员，兼逆党公益商局要员，曾托名开广西全省之矿务，由会内花三十余万以蓄土匪、游勇，此数或其浮开，然曾见其数。汉事败后，旋改用延光之名，以捐道衔，一以示与康逆反对，一为保皇之商局地步，掩人耳目……），偶尔欢迎，遂视为知己。盖何氏旧有富名也，乃借彼赌款。(72)
康有仪是出卖堂弟，言词不可全信，但言及康、何关系之因缘，亦可关注。到了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英人的保护下从上海到香港，何廷光则协助其家人出逃，并予以经济支持。
何廷光是澳门的商人，康有为则称“港澳商”，香港的商人又是谁？
查康有为此期交往的香港商人中，最为密切者为何东。与康有为甚有私交的梁鼎芬，于戊戌政变后作《康有为事实》，称言：
康有为好接交商人，意在得钱。其论广东人才在香港则曰某某，在澳门则曰某某，其人皆是赌匪，曾送康有为数千金者。(73)
澳门的某某指何廷光，香港的某某指何东。何东（1862—1956），原名启东，字晓生。生于香港，曾在香港中央学校学习。长期担任怡行洋行买办，并在东南亚经营糖业、在香港经营房地产，后成香港巨富。他是买办而不是赌商，梁鼎芬的说法有误。戊戌政变后，康有为在英国的保护下从上海前往香港，何东是他在香港最主要的资助人与保护人。(74) 对于何廷光、何东的帮助，康有为在《我史》光绪二十四年中称：“二何君今之侠士，义高海内，何可复得哉！”当然说明了康有为与何东的密切关系，并不能证明何东与巴西招募华工一事有关，我在此处只是提示此中的线索。
辣达略在香港期间是否到过澳门，是否与何廷光有交往？后文所引蒋贵龄一文对此有肯定的答复，但我限于其他史料不足，无法予以完全的证明。何廷光作为澳门的著名商人，社会地位很高，会葡萄牙语。巴西原属葡萄牙，亦使用葡萄牙语，他们两人在语言上是可以交流的。辣达略会英语，他在巴黎与庆常会谈时，双方使用的语言为英语。辣达略与何东在语言上也是可以交流的。
由此再读康有为“于是拟入京举此”一语，关键词为“入京”；而入京的目的，即“举此”，似为撤销总理衙门于1894年1月21日下达给两广总督、闽浙总督、南、北洋大臣禁止运送华工去巴西的命令。由此给我的感觉是，“港澳商”请康有为北上，为此与总理衙门疏通关系。由此查康、梁的行踪：康有为于1897年8月下旬（光绪二十三年八月杪）由广州前往上海，曾往杭州一游，大约于11月9日离开上海北上。在此之前，梁启超在与何廷光谈妥《知新报》一事后，于1896年底到达上海，1897年11月，即康有为北上之前，梁启超由上海前往湖南，主持时务学堂。
也就在这一时期，康有为、梁启超也将移民巴西的计划对外宣传过。谭嗣同为悼念吴樵（字铁樵）而作《吴铁樵传》，其中称言：
……铁樵乃复大言农学。洞庭之南，有新洲焉，铁樵谋悉垦而辟之，以楼吾属同志之士。梁启超曰：巴西亦美洲大国，土满而不治，召我中国之农农焉。苟群而往，将以中国之农塞其国……(75)
梁启超言及于此，约在1897年的春天。总理衙门章京、刑部候补主事张元济很可能是康有为等人的主要活动对象。他在致汪康年的信中，对于移民巴西有着许多记录，由此可见当时的内情。张元济在1897年7月22日（光绪二十三年六月十三日）的信中称：
巴西招工，自是美事，前秘鲁领事许九香为弟言：巴西招工意甚迫，若不允，仍私自招去。所以不允者，恐其虐待民，私招而虐待，反无道以保护之矣。则何如辟此途径乎？此言甚确。惟译署办事总以清静寂灭为主，其奈之何哉。(76)
张元济与汪康年为会试同年（光绪十八年），更兼同乡，颇有交谊。许九香（1857—1915年），名鼎霖，字九香，江苏赣榆县人，1882年中举，1890年充内阁中书，1893年至1896年任驻秘鲁领事。他对南美华工有着直接的接触。后任安徽庐州知府等职。张元济在信中还称：“善、戴二公交来两次手书暨外信十一件，书两包”；由此作复，当是对汪康年“两次手书”的回答，可见是汪康年主动向张元济询问巴西招工事。汪康年的消息来源为何？很可能是梁启超。张元济的态度是赞同此事，然其称“惟译署办事总以清静寂灭为主，其奈之何哉”，似为汪康年有所托付，而张元济表示无力为之。此中的种种细节，因无法读到汪康年原信，而无法予以证实。是年9月13日（八月十七日）张元济信中又称：
前云巴西招工事，现在情形若何？乞示。
看来汪康年一直未对巴西招工一事作复，张元济主动问询此事。是年11月15日（十月二十一日）张元济信中称：
招工事俟晤西平再议，并拟先与子培一商。
此信是对汪康年10月21日（九月二十六日）来信的回复，而此时康有为、梁启超皆在上海。“西平”为何人，尚待细考。(77)“子培”，即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进士，时任总理衙门章京、刑部员外郎，因丁忧而刚出值，尚在北京。他与康有为等人多有交往。由此可见，张元济对于汪康年的请求，提出先与沈曾植一商，然后与“西平”面见后“再议”。是年12月5日（十一月十二日）张元济在信中称：
招工事总为相机。(78)
张元济此信是对汪康年11月29日（十一月初六日）信的回复，其“相机”的处理方法，即不先着急而待时机而动，很可能是与沈曾植、“西平”商定的对策。
康有为《我史》相关记载的第三段称：
与李合肥言巴西事，许办之，惟巴西使来求乃可行。
“李合肥”指李鸿章，时任文华殿大学士、总理衙门大臣。“许办之”，即李鸿章对此表示同意；“惟巴西使来求乃可行”一语，对照先前所述李鸿章的对策，似应解释为“此事须得与巴西使节进行谈判、签订条约后方可进行招募华工之事”。然而，康有为怎样见到李鸿章，又怎样与李鸿章商谈，其中的种种细节并没有说明。
康有为晚年门人蒋贵麟于1984年发表《康南海先生轶事》一文，其中第一节即为《欲移民于巴西建立新中国》，言称：
……康氏门人有新会谭姓者，曾游巴西，谒其国王，国王大喜，告以其国幅员广大，人民太寡，利用吾国民力，为之垦植辟道，拓展利源，愿中国人移往营生，并许谭某以地四百里，沃壤惟听选择。光绪二十一年，巴西国土（王）曾派四使来请通商，四使臣到达香港后，适中日战事起，时康氏在京师，四使留香港，待与康氏面议，居数月，康氏未至，而东事益烈，知一时不谐，即行回归。广西候补道何穗田为澳门之巨商，其于葡萄牙为男爵，熟于葡语，与四使极为熟稔，相与讲求通商之法。何穗田得知康氏早留意于巴西国情，即请筹谋策划，拟结百万殖民公司，先租船四艘，往巴西，每船运二千人，三月一期，每期八千人，岁运三万二千人入巴西，种植甘蔗、咖啡、可可、烟草等物，若得利则岁增其船。巴西四使且许我之取地，以优厚特权。其时港澳商人成乐往，已得数十万矣。何穗田为通商计，欲请准于外部，而苦于无识外部者。时李相鸿章主外部事，康氏乃赴京都，得礼部侍郎于式枚之介，请于李相鸿章，李相对巴西通商事，深表赞同，惟须俟巴西使臣来求可也。(79)
蒋贵麟是康有为晚年所办“天游学院”的学生，在台湾编成《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22册，宏业书局）、《万木草堂遗稿》（1册，成文出版社）、《万木草堂遗稿外编》（2册，成文出版社），劳绩皆伟。他对康有为著述十分熟悉，上引这一番言论，其主要依据是康有为《我史》。文中也有一些史实有误：巴西于此时已改合众国，并无国王；“四使”当指辣达略和他的三位助理，但非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来香港；“待与康氏面议”，即我先前提到的康氏“候吾事定”一语之误读；“外部”指“外务部”，设于1901年，而此时仍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将蒋贵麟此文与康有为《我史》互读，有了四点新内容：其一提到了康氏门人新会谭姓；其二称何廷光（穗田）与巴西“四使极为熟稔，相与讲求通商之法”，即有密切的交往；其三称何因“苦于无识”总理衙门官员，而请康进京疏通；其四称康能结交李鸿章，其中介是于式枚。
于式枚（1853—1916），字晦若，广西贺县人，1880年（光绪六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后以兵部主事用。李鸿章调其至北洋，为其文案。他是李鸿章的主要幕僚之一，随李十余年，奏稿多出其手，曾随李鸿章参加马关谈判和出使欧美等国。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授礼部主事，此时任礼部员外郎(80)，未久迁御史。于式枚后任邮传部、礼部、吏部、学部侍郎，修订法律大臣等职。其任礼部侍郎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至五月。蒋贵麟此中稍有误。
通过于式枚而结交李鸿章，是一条捷径。康有为在《明夷阁诗集》中，有《戊戌元旦朝贺，是日日食，上避正殿。散朝遇于晦若礼部，同游诸殿，口占》一首，诗云：“记得曾携于晦若，中和殿上望西山。”由此可见此期他与于式枚的交往。(81)
仔细地阅读蒋贵龄之文，虽然强调了康有为的主导作用，但也使人感到何廷光将以其雄厚财力而在此事中扮演主角；而且这一计划不似“移民计划”，而是“运民计划”，其对巴西当地的土地权、移民最初的生活，没有进行实地考察与预先安排，却设计了每船2000人（以当时的船只，条件将会非常恶劣），每年32000人；最为重要的是，当时的巴西政府已不可能提供大批免费的土地，去巴西的华人将进入各种植园充当劳工，这与殖民、“新中国”的计划似不相干。
六 推导出的结论
由此曲折且繁琐的考证，似可推导出这样的结论：
一、巴西种植园缺乏劳动力，有意招募华工填充之。清朝的政策先后有所变化，至1892年后，准备与巴西商定条约后再允其招工。
二、康有为、梁启超于1896年底在澳门与何廷光商办《知新报》时，可能从何廷光处得知了巴西派使来华招募华工之事；在此之前，康、梁也有可能听闻此事。
三、何廷光等港澳商人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但因1893年巴西非法招募华工而引出的总理衙门禁令，又苦于无识相关的官员，便请康有为北上疏通。
四、康有为可能通过于式枚之介，而得以与李鸿章商谈，李鸿章表示由巴西派使谈判后方可允之。
五、在此期间，康有为及其党人也进行了相关的活动，汪康年与张元济之间联络可能是其中的一环。
毫无疑问，以上的推论，后面四点并没有能够坐实，还不能算是最后的确论。这需要进一步地补充相关的史料，尤其是何廷光本人的材料，尽管目前看来会很困难。
然而，从以上的叙述中又可以看出，巴西是招募华工，并非是帮助殖民；参与巴西招募华工计划，与康有为所称的“开辟新国”，有着极大的差距。其中的关键在于，康有为并无相应的财力，以能在巴西购买或租用土地，并自雇轮船，实行其“移民”计划，即“欲开巴西以存吾种”；康也未亲往或派人至巴西进行实地考察，以能事先做出种种安排。由此而仓猝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不管康本人持有多么美好的愿望，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只能沦为巴西种植园主的工具。(82) 至于康所称“吾港澳商咸乐于此，何君穗田擘画甚详，任雇船招工事”，更使人感到此中的商业操作与巨大利润。
历史由此而发生了一大变局。1897年11月康有为北上入京，虽未能就巴西招工一事取得任何进展，但却唱出了他人生的最高音，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时局的变动与康有为的鼓动，交互作用，最后形成了戊戌变法的大波。
注释：
① 该段文字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第4册，第137、123页。（以下简称《丛刊·戊戌变法》）后一段文字误作光绪十四年。相关的考证见拙文：《“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又，据《我史》的手稿本，“美及澳洲皆禁吾民往”为添加；“吾欲办此”删后又复原。
② 康有为于光绪二十一年中二甲四十六名进士，然朝考时仅中二等第102名。（一等共60名、二等共108名、三等共125名），未能入翰林院，分发工部学习，然康有为并未到部任事。
③ 《种植园主阶层和华人输入巴西之争（1850—1893）》，见《国际移民评论》（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r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1893,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9,No.1,Spring,1975,pp.41—55）作者罗伯特·康奈德博士时任伊利诺斯大学Chicago Circle分校的副教授。该论文由伊利克提供，并由王元崇译为中文。本段引文的注释为史料出处者，被我省略，只保留了两条有实际内容者，以为省文。
④ 1843年，希望终止以巴西为目的地的奴隶贸易的英国政府，曾经建议输入6万名中国劳工到巴西，但是这个建议没有被巴西国民议会所采纳。参见1879年10月5日的《里约新闻》（The Rio News）。
⑤ 华工贸易也许比非洲奴隶贸易所遭受的人力损失更为惨重。Herbert S.Klein曾经估计，在1795年到1811年被从非洲运送到里约热内卢的17万奴隶中，死亡率是95‰。参见《从非洲到里约热内卢的奴隶贸易（1795—1811）：对死亡率和航运方式的估计》（The Trade in African Slaves to Rio de Janeiro,1795—1811:Estimates of Mortality and Patterns of Voyages），《非洲历史杂志》（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第十卷，1969年第4期，第533—549页。相比之下，Watt Stewart曾经估计，1860—1863年间从中国运到秘鲁的苦力贸易死亡率是30.44％。1856年一份禁止苦力贸易的秘鲁法令声称，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华工因为过度拥挤和食品缺乏而死去了。参见《秘鲁的中国奴仆》（Chinese Bondage in Peru,Durham,North Carolina,1951），第21—22页、62页。
⑥ 《续订招工章程》，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訢与英、法公使于1866年（同治五年）在北京签订，详细规定的招工细节，该约英法两国未能批准；《古巴华工条款》，总理衙门与西班牙公使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所订，中国可以派员前往古巴调查华工情况，并请英、美、法、俄、德五国公使“公平定断”；《中秘通商条约》及《会议专条》，北洋大臣李鸿章与秘鲁使节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在天津所订，规定了华人在秘的最惠国待遇并禁止诱骗华工、保证华工回国；《会订古巴华工条款》，总理衙门与西班牙公使于1877年（光绪三年）在北京所订，充清朝派出领事至古巴保护华工等项。（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册，第242—246、337、338—342、353—357页）
⑦ 李鸿章：《复曾颉刚星使》光绪五年九月初五日，《李鸿章全集》，海南出版社影印本1997年版，第5册，第2749页；曾纪泽：《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8页。
⑧ 李鸿章：《巴西遣使议约折》光绪六年六月初六日，《巴西议约竣事折》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呈巴西喀使晤谈节略》光绪六年六月初六日，《论巴西定约》光绪六年七月二十七日，《述巴约删节数语》光绪六年八月初一日。李鸿章在与喀拉多提到了华工问题，“问：曾闻贵国虐待华工视同奴仆有乎？答云：没有。华人先后到巴约两千人，皆是出于自愿者，本国亦待之甚好，且贵国人有在本国成亲者。此次本大臣来华，兵船上亦有华人三名，皆愿回本国。盖本国待华人与待英、法人无别。”李鸿章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称：“招工一节，应自坚拒。将来果若提及，必为设法杜绝。”（《李鸿章全集》，第2册，第1166—1167页；第3册，第1177—1180页；第6册，第3171—3173页，第3181—3183页）。《中巴和好通商条约》，见《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94—397页。
⑨ 李鸿章：《巴西增删条约折》光绪七年闰七月初八日，《论巴西改约》光绪七年七月初三日，见《李鸿章全集》，第3册，第1280—1282页；第6册，第3199—3200页。
⑩ 游历使、兵部候补郎中傅云龙于光绪十五年在巴西见到喀拉多，“畅所欲言，知其光绪七年之使，名沿互市，实主招工，招工之议未定，是以通商之使未来。”（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辑，第3册，第1202页）此处所称的“通商之使”，为“常驻公使”之意。
(11) 《总理衙门致南洋大臣左宗棠文》光绪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光绪十年二月初三日接准咨称，巴西国总领事马尔丹奉本国简放中国总领事官，并随员副领事彭德思，于光绪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到沪，将正副领事文凭咨送办理示复……”（《总理衙门清档·巴西领事（一）》，01—15/47—1，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又，本文所引《总理衙门清档》皆为该所档案馆所藏，以后不再一一注明）
(12) 《总理衙门收总税务司赫德函》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二日：“兹据信局递到致贵衙门之巴西总领事官洋官（信）一件，专此送呈查收。”《总理衙门收巴西总领事照会》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二日：“本总领事官现奉本国上谕，简调大意总领事之职，彭副领事亦征回国，不日启行。所有与贵国通商事务暂为停办俟。将来有商务来华及一切公务，再行设署办理。”（《总理衙门清档·巴西领事（二）》，01—15/47—2）该照会日期是收到日期。马尔丹改调驻意大利总领事，副领事彭德思回国。又，据伊利克提供《巴西外交关系》，巴西于1885年便撤销总领事。可能是该总领事收到命令时间为1886年。
(13) 《光绪十年轮船招商局第十一年办理情形节略》，《沪报》1885年12月1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贾公使”可能是指前来谈判条约的巴西使节喀拉多，他曾多次去上海。
(14) 罗伯特·康奈德的论文有详细叙述，称言：“1883年2月里约热内卢华人移民商业公司（Companhia de Comercio e Imigracao Chinesa in Rio de Janeiro）开业，以便和一家中国公司协商3年内运送21000名华工来巴西。从报纸报道来看，这项运送亚洲人的大行动，却定以一种难以置信的价格，即每名华工35个米尔里亚斯（不足20美元）。有同情心的观察者认为，这一价格远不能维系华工的健康和舒适。然而，这家新公司在1883年7月之前已与中国轮船招商局总办唐景星签订了合同，且同年10月，随着这位中国总办抵达巴西，输入华工的前景似乎变得更为乐观了。唐景星参观了咖啡产区省份，同当地种植园主建立了友好关系，表示他将签订一个长达5年的运送华工来巴西的合同。但在正式协议达成前，这位总办突然神秘地离开巴西，去了伦敦。很难说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唐景星的倏然离开。当时的国际形势，即英国的不悦以及巴西媒体和公众的敌视，更重要的一点可能是巴西政府突然决定拒绝中国公司所提出的每年十万美元补助金，这些因素加到一起使得唐景星离开了巴西。尽管一些私人的巴西组织保证筹措到这笔补助金，但唐景星抵达伦敦之后明确地宣布他将坚决拒绝向巴西运送强迫性中国劳工，甚至拒绝让他麾下招商局的船只前往巴西港口。因此，1883年11月，这家移民公司就解散了。”（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1893,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9,No.1,pp.46—47）“景星”为唐廷枢的字。而曾任驻美公使的郑藻如对此称道：“昔年唐道廷枢，闻其国每年拟助招商局船费十万元，运载华人前往。唐道曾亲至其国察看情形，嗣因水道纡折，须由香港西北行，越苏尔士河，复南经大西洋，而到巴西水马头，计程约四万里。每华工一名，至少水脚之费一百元，而其国又绝无回头之货，实不合算。唐道旋因上海倒帐赶回，事竟中止。”（《郑玉轩条陈巴西招工节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03—1204页）
(15) 傅云龙著有《游历巴西图经》（十卷）、《游历巴西图经余记》（一卷），前一种北京大学图书馆有收藏，后一种收录于傅训成编《傅云龙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08—224页。他是当时中国最了解巴西情况的人。
(16) 傅云龙：《致译署》，光绪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傅云龙日记》，第382—383页。
(17) 《郑玉轩条陈巴西招工节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03—1208页。
(18) 《北洋大臣李鸿章函送总署郑藻如、傅云龙调查巴西情形条陈》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八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01—1203页。《上合肥中堂议巴西招工书》光绪十八年九月十一日，见《傅云龙日记》，第387—388页。
(19) 1810年约500名，1856年360名，1859年和1866年1000名，1874年1000名。（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 1850—1893,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Vol.9,No.1,p.42）
(20) 《巴西驻法公使毕萨照会清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上，01—15/47—6。
(21) 李鸿章致总理衙门电（光绪十八年九月十六日）：“薛星使咸电，巴西驻法使照会，欲照津约遣使驻京，如何答复，请商总署电示云。津约系鸿与订，原准遣使驻京，现正咨商巴西招工，彼有使来，藉可面议，祈核发复。”李鸿章致薛福成电（九月十八日）：“总署电复，巴西遣使为久为暂，为专为兼？国书用何项文字？巴西改民主后，友国如何接待？巴西乱定，政教如何？均请明白查示，始能复核。”李鸿章致总理衙门（九月二十日）：“薛使复电，巴西改民主后各国待以友邦，大势已定。遣使系久驻专任，国书似用法文云。鸿查原约，系以法文为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01页）
(22) 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发出，《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02页。
(23) 《清兼任驻法公使照会巴西驻法公使毕萨》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上，01—15/47—6。
(24) 《照录巴西国驻法公使问答节略》，《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上，01—15/47—6。庆常与毕萨还谈到了两国通商事务，称巴西可出口咖啡、糖到中国，庆常对贸易前景表示了怀疑。
(25) 《出使大臣薛福成夹单》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九日，《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上，01—15/47—6。
(26) 《使英薛福成为巴西招工事致总署文》光绪十九年正月初六日：“巴西遣使驻京一事，前函已陈梗概，顷复加探访，知该国政府用意，实系专驻招工。窃查从前美洲各国在华招工之弊，如古巴、秘鲁等处，皆有洋人集资，在中国招雇华工，与立合同，给发船费，运送该处，转鬻于种植田园实需雇工之人，视为奇货。迨合同期满，又被一再转鬻，终身沦于异域，役使无异牛马……惟赴美国之华工，人人有自主之权，获利较丰，称为乐土。迩来该国又有驱逐之政，而华民之生计稍绌。今欲为吾民广浚利源，莫如准赴异域佣工，而保其自主之权，杜其驱逐之渐，则必待彼再三吁恳，与之订立专章，添设领事，方可操纵由我……窃谓此事枢纽，在许华工自往，不宜允其来招。”（《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08页）
(27) 《巴西驻法公使照会清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该照会称，华兰德“曾经出使美、波等国”；辣达略“曾任海部大臣”。伊利克告我，辣达略是圣保罗的商人，有咖啡种植园，也有外交官的头衔。
(28) 毕萨称“至招工一事，贵代理有何意见？庆常云：此事未奉薛大臣谕条，不敢妄对，且总署权衡，自在外间尤难臆度。惟就私见而论，华工在外往往受人凌虐，前车有鉴，视为畏途，恐未必遽能允许。若事事由总署主裁，妥定办法，毫无流弊，或者允许酌核。若不由中国自主，不听中国自便，则必无成功。毕云：现在美国禁绝华工，英国各属部亦相率效尤，实于华民生计有碍。如中国允许华民赴巴西力田，是别开生面，大有益处。想总署当已鉴及。”（《巴西国驻法公使毕萨与驻法参赞庆常问答节略》，《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
(29) 薛福成称：“查各国遣使通款，向派公使一员，此次巴西国拟派遣二员，自系商议招工起见”；“巴西地阔人稀，不能不以招工力田为急务，然准与不准操纵由我。似应与之议明，预防流弊，并设立领事，酌定章程，妥国保护。”《出使大臣薛福成致总理衙门》光绪十九年二月十六日收到，《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此时薛福成也电告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光绪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薛使有电，巴西使来文，该国派使二员，曰华兰征久驻，曰辣达略暂驻，言明议招工事，候电允行接待启行，请转署。”《李鸿章致薛福成》十二月二十八日：“总署电复，巴西使来华，如奉有国书，应照中国现行礼节接待，已于九月漾电达知尊处矣。”（《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26—527页）
(30) 《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2，光绪十九年四月初二日。
(31) 总理衙门收到北洋大臣李鸿章电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八日：“薛使宥电，请转署，巴西使辣达略甫到巴黎，据称华兰德在奥国病故，已电本国，俟补派人来，然后同行云。”（《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3；又见《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587页）
(32) 《驻法参赞庆常与巴西国使臣辣达略问答节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09—1216页。有关航运条件，辣达略称：“我国定法甚严，凡公司船载远工人，须有领事执照，本人当面画押，情愿来巴，方准入船。又定船舱格式，舱位额数，不许多载，并设医官药房，以防疾病。凡每年运送工人满万，照料周到，无苛待情事者，由官赏银十万佛郎。”
(33) 《使英薛福成咨呈总署驻法参赞庆常与巴西公使为招工等事问答节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09页。
(34) 《照译巴西驻京公使辣达略节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17—1219页。该《节略》还称：“上年本国国会集议，因华民、倭民勤朴耐劳，拟表国家设法招徕，是此举上下一心，舆论佥同，亦可概见。将来开办以后，华民随时往来，借可推广商务，同获利益。并抑创设公司轮船，按期来往，不经欧罗巴商人之手，则中国与巴西更可独擅其利矣。”由此可见，招募华工是经过巴西国会同意的，在招募华工的同时，巴西还有意于招募日本工人。
(35) 《巴西驻法公使照会清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
(36) 《清兼任驻法公使薛福成照会巴西驻法公使毕萨》光绪十九年七月十二日，《出使大臣薛福成致总理衙门呈》光绪十九年八月二十八日收到，《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薛福成致总理衙门电：“巴西驻法公使照会称，前派使臣华兰德病故，今本国拟派阿喜巴吉为驻京公使，随同议约使臣辣达略进京，请为转报。”光绪十九年七月二十八日收到。（《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4）
(37) 傅云龙：《致李鸿章》等三篇，《李鸿章为巴西招工事给傅云龙札文及抄文》，《傅云龙日记》，第388—393页。
(38) 《北洋大臣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咨文》光绪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收到，《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然江海关道将阿喜巴吉的身份弄错了，称：“兹据洋务翻译委员徐丞黼升禀称，探得巴西所派驻京公使阿喜巴吉已于西历六月底在奥京唯衣哪都城病逝，现由辣大臣禀报政府，另派大员来华。”此人当为华兰德。看来辣达略此时还不知巴西新派阿喜巴吉为驻华公使的消息。
(39) 《北洋大臣李鸿章致总理衙门咨文》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七日收到，《总理衙门清档·巴西国派使驻京》下，01—15/47—7。又，两广总督十月二十一日的咨文称：“闻该钦使华历八月初旬已至日本，九月初旬已至上海，行将前赴北京会议详订。”（《粤督为巴西私在澳门招工情形事致总署咨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1页）
(40) 《照录洋人招贴》，《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5—1226页。
(41) 《李鸿章致薛福成电》光绪十九年十一月初八日，“译署电：巴西招工公司姓名洋文系Compania Metropolitana of Ric Faneiro，其经手人姓洋名系Tuliv Benavides，雇佣德国船洋文名Tetartos，于九月初八由澳出洋，绕阿非利加好望角驶往巴西，未知何处登岸。希转薛云。”（《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29页）伊利克告我，李鸿章电文中原文拼写有误，公司名应为Companhia Metropolitana do Rio de Janeiro，经手人名为Julio Benevides。
(42) 《照录前山同知、前山营都司会禀》，《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4—1225页。
(43) 《照录照会驻澳西洋罗大臣稿》，《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7页。
(44) 《粤督为巴西私在澳门招工查禁情形事致总署咨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0—1221页。
(45) 《照录驻澳西洋罗大臣来文》光绪十九年九月十二日到，《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7—1228页。该照会称：澳门并无招工的“街招”；华人聚集出洋处所，“该屋果属宽敞，又当通衙之处，至其人等，亦任意出入，毫无拦阻，因无碍于律例”；“查德国地打杜士之轮船，装搭客出洋，其华人均须赴本澳政国厅，逐一询问，及临下船时，又再行细诘。其言甘心愿去者，方准其前往，其不愿者，必不准其出洋，悉照章程而行，毫无或违。”
(46) 《粤督为巴西私在澳门招工查禁情形事致总署咨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0—1224页，又该件上注明“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当为收到日期。
(47) 《总税务司赫德以巴国不靖宜由中国定章不准华人前往致总署函》，《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19页。
(48) 《总理衙门致两广总督电》光绪十九年十月初七日，《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28—1。
(49) 《总理衙门收粤督电》，光绪十九年十月初八日，《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5。
(50) 《赫德以查禁巴西私运华工须予税司权致总署函》（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总署为查禁华工办法已电粤督听候知照遵办事致赫德函》（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五日），《粤督李瀚章许各口税司查拿赴巴西华工致总署函》（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五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29—1230页、第1234页。
(51) 一、1893年12月5日总理衙门通过北洋大臣李鸿章发电驻英公使薛福成：“巴西使未到，招工约未议，该国辄赴澳私招数百人，迹近拐贩。请电薛使，迅告驻法巴使，电致本国查禁云。”二、12月7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薛使电复：巴西内乱，该使无权，又恐奸商影射，请电海口暨日本驻使，严查截禁。新嘉坡电已去。巴使计到，可责之支。鸿查，与日本无涉，自不必电。”三、12月11日，李鸿章电总理衙门：“薛大臣江电：巴使称，招工事必有假冒，请示船名，何日开行，往巴何口，报本国速查云。”四、初八日，李鸿章电薛福成：“译署电：巴西招工公司姓名洋文系Compania Metropolitana of Ric Faneiro，其经手人姓洋名系Tuliv Benavides，雇佣德国船洋文名Tetartos，于九月初八由澳出洋，绕阿非利加好望角驶往巴西，未知何处登岸。希转薛云。”（《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627—629页；《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5；又，第一电、第三电总理衙门原电见《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28—1）又，伊利克提供的《巴西外交关系》1893年中有着这样的记载：“Companhia Metropolitana雇了475名华工，这些华工乘着德国蒸汽船Tetartos从澳门到巴西。北京政府通过其在巴黎的使团，对该次航行提出抱怨，要求不允许移民下船，但若已下船，则要将移民遣送回国。我们驻巴黎的公使已经向中国公使声明巴西政府并不知道Tetartos航行一事，并表示航行不是地下活动。”
(52) 一、总理衙门于1893年12月8日照会德国公使：“……贵国地打杜士轮船为巴西公司装运华工出洋，该船主恐未深知底细，现经本衙门电告巴西查禁，以后遇有巴西在中国各海口招工事，本衙门未经议准以前，贵国船只勿再承运，庶符约章。”该照会还要求查明运送华工人数、航路、目的地、雇船公司、水脚等项。二、德国公使12月13日复照称：“已经通饬各口德国领事，中国地方官不愿华工前往巴西，不准德国船只装运。”又称，据英国公使消息：“招华工巴西公司姓名，系根巴尼阿梅投捋坡里他那得里约热内卢。其经手人姓，系北那韦得司，托香港华商在澳门一带张贴街招……该公司允香港华商，每工人给洋银二十一元……”三、总理衙门于1894年4月26日照会德国公使：“……上海日报内载，德国火轮船名地打杜士者，于去冬由澳门载中国人五百名，前往巴西国。兹接巴西来信，悉此船于十月二十八日，行抵巴西京城，所载之人，内有四百七十五名，经巴西国家雇往麦加希省燕卑泰巴埠，充当工作云。”要求查明德船从何处所雇。四、德国公使5月16日复照，再次说明德船在澳门受雇。（《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30—1231页、第1234—1236页）
(53) 《粤督李鸿章咨报查缉拐匪情形目下并无续来招工之事致总署函》光绪二十年正月初五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33—1234页。
(54) 《赫德为现闻有船欲在澳门载运华工出洋仍请予税务司查禁之权致总署函》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九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32页。
(55) 《总理衙门发粤督电》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初十日，《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28—1。
(56) 《总理衙门收两广总督电》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二日，《总理衙门清档·收发电》，01—38/6—5。
(57) 《总署为禁澳门外轮载运华工出洋致粤督李瀚章咨文》（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总督为外轮欲在澳载华工去巴西已知照各使查禁请转饬关道晓谕事致北洋大臣李鸿章等咨文》（光绪十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3册，第1232页。值得注意的是，总理衙门并未照会英国公使，而当时大西洋国（葡萄牙）公使尚未驻北京，仍是由澳门总督兼任。又，《万国公报》第63号（光绪二十年三月）刊出《总署为禁澳门外轮载运华工出洋致南洋大臣咨文》（华文书局影印本，第22册，第14349页），康有为此时似有读《万国公报》之习惯，不知他是否见过此一则消息。
(58) 此处的事略，据伊利克为我提供的《巴西外交关系》之摘要，部分内容是他口头告诉我的。
(59) 值得注意的是，澳门于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苦力”贸易的中心，大约有20万人从此处被贩运到南美、东南亚等地。1873年（同治十二年）是澳门贩运“苦力”的高峰期，有葡萄牙、秘鲁、西班牙人“所开的招工局，计有三百余所”，“靠招工吃饭的三四万人”。（《驻澳门美国人致住香港美国人信》，《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1辑，第1册，第251—252页）1874年，根据葡萄牙国王的命令，澳门停止“苦力”贩运。
(60) 本文关于何穗田及家世的材料，主要依据暨南大学汤开建教授的论文：《晚清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家族事迹考述》（未刊稿）、《从〈澳门宪报〉看澳门近代华商》（未刊稿）；赵利峰教授的论文：《闱姓传人澳门及其初期的发展》，《澳门研究》第17辑，澳门大学澳门研究所中心编，澳门基金会2003年出版。此外，汤先生还惠赠《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等史料书多种，对我多有助益。
(61) 1913年康广仁移葬时，何廷光送挽联，署衔为“前清广西补用道”。（《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17册，《哀烈录》，第71页）
(62) 《镜海丛报》第二年第十号（1894年9月26日）《声告》，汤开建等主编《鸦片战争后澳门社会生活记实：近代报刊澳门资料选粹》，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401页。该《声告》亦称：“旺犹交通官府，营求请托，晨夕弗遑，惟颇畏清议。光绪二十年七月，因以匿书吓禁日报，为所控，八月十四日讯定拘禁监牢，以西洋厘士二十万暂保听辨。”该报此号对何连旺此次威吓“施离华报”被控案，有较多的记载，其中一篇为《来稿照登》：“燕地便颠地报主并西文主笔大人钧鉴：来字求赐方寸，登此十分要紧之新闻，我想用唐字印出此新闻，使我等华人大众皆知。见得今日之事，我等众人心中莫当作著名阔佬何连旺系大体面、大威势、大对象。澳内华人可知其事，澳外各省各埠华人亦知其事。知得已定何连旺有罪，系因日前满街白帖，叫人放火，移害‘施离华’状师及法人主教并澳中丛报印务局之事。因此已定实为有罪，发差拿入监牢，具限以现银作保，暂释在外，静候定案拘解。系华历八月十四日十分。多谢贵报刊登。签名人系华商某。此段‘施离华报’已用汉文刊就，一方附于楮尾，遍派华人矣。”（同上书，第400—405页）该报第二年第四十六号（1895年6月12日）以《狂人可怜》为题刊文：“十五晚，有西洋黑人某满身沾血，直登宜安公司楼上，指寻何连旺、卢九两人，声称被其两人用财买凶拦路殴击，以至于此……次日西民政厅左庚韶传讯，询以何凭疑其买殴，某竟茫然，弗能置答……”（同上书，第511页）
(63) 详见汤开建：《晚清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家族事迹考述》（未刊稿）。“闱姓”是广东的一种赌博，其在广东被禁后，光绪初年转入澳门。该论文对此考析甚详，称副将彭玉与澳商陈六、何桂为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澳门政府以陈六、何桂对澳门博彩业的贡献而特颁勋章：1881年“6月2日，大西洋君主赏给陈六御赐耶稣降生宝星（Cavalheiros da ordem militar de Nosso Senhor Jesus Christo）。陈六系澳门居住商人，大清国民人，因大君主查知陈六事迹，且大君主厚惠博施，故特赏赐；同日，所赐澳门居住商人，照上一体赏赐。”（汤开建等主编：《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澳门基金会，2002年，第50页）该论文又称：何桂在澳门的主体公司为“何善庆堂”，另有“时和摊馆”、“时和银号”等；据1880年《澳门宪报》澳门公钞会成员七人，六人为葡人，另一人为何桂。（同上书，第33页。又，“公钞”为一税种。）
(64) 详见汤开建：《晚清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家族事迹考述》（未刊稿）。汤开建认为，何廷光与其父在经营理念上有所不同，更注重于工商业。
(65)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119页。
(66) 《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l》，第172页、第188页、第233页、第236页。
(67) 孙逸仙博士医学院筹备委员会编：《总理开始学医与革命运动五十周年纪念史略》（1935年岭南大学刊印）称：“当先生在香港学医时，偶一返乡，道经澳门，澳绅曹子基、何穗田家人，久病不愈，延之诊治，一药便廖，惊为神奇，乃先生毕业，曹、何与港绅陈庚虞资助先生们澳门组织中西医局，挂牌行医。”（转引自汤开建：《晚清澳门华人巨商何廷光家族事迹考述》未刊稿）
(68) 曹有，澳门著名华商。1880年《澳门政府宪报》有其消息：“六月十七日，经大西洋大君主赏给曹有御赐圣母金星。曹有，澳门居住商人，原系中国人，今入大西洋籍，兹经管理水师并外洋属地事务部保举。以曹有自购水车一架，并所有水车应用什物，具备送出澳门、地扪大宪等情，且大西洋大君主厚惠博施，故特赏赐。”（《澳门宪报中文资料辑录1850—1911》，第36页）
(69)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845—1848页。又，康广仁于是年十月二十六日致函汪康年称：“经在澳门成一报馆（拟粤则五日一次，外省两次一寄），旧如在此稍有勾留，部署略定，便即放行。”邹代钧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函汪康年称：“卓如在澳门大有阴谋。何穗田，虬髯之流亚也，可佩可佩。澳门一隅，不特为奏人之桃源、管宁之辽东，并可为海外之扶余。君等如有意于澳门，幸为我留一席，愿策杖从游也……公所思得之法都难行，不过作此想耳，若能联络何穗田，或可行。”（同上书，第2册，1669—1670页；第3册，第2703页）
(70) 从《知新报》最初的经历来看，似不很顺利，资金并不足。梁启超回到上海后，致函康广仁、徐勤称：“昨得书，言股不足，欲由上海拨款云云，闻之大惊，岂潘、黄皆不愿附耶。（旁注：世叔（指康广仁）不欲收潘股，超谓收之便）惟超在港，不闻潘有它言。黄与超言，固云月杪交一半，来信时不过十八日，消息亦似未定，或君勉过虑耳。上海顷似自造房屋，置机器，存款数实不足挹注，穰卿亦不愿。顷似在此拟一招股章程，试往招之，冀有应者，今录呈上。澳报久开，而不闻有集股章程，又无股份簿，此太无条理，宜速为之。即以股份簿十本寄我，望或有成也……穗田书已买一二，俟买齐寄上。”（《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第545—546页）
(71) 《知新报》第一册刊出人员名单为：“总理：顺德何廷光穗田，南海康广仁幼博；撰述：三水何树龄易一，番愚韩文举树园，新会梁启超卓如，三水徐勤君勉，顺德吴恒炜介石，顺德刘桢龄考实，番愚王觉任镜如，南海陈继俨仪侃；翻译：英文，周灵生，葡文，宋次生，德文，沙士，法文，罗渣，英文，甘若云，日文，唐振超。”此中人士多为康门弟子。
(72) 《致节公先生函》光绪三十年九月二十九日，转引自孔祥吉：《晚清史探微》，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220—221页。文中“汉口有案”、“汉事败后”指自立军起事。
(73) 《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东京：日本国际连合协会，1954年，第731页。
(74) 康有为在《我史》光绪二十四年称：“十四夕，到香港，何晓生即同英港督所派之辅政司波君、总巡捕梅君来迎，盖璧领事先有电告之也。”即康有为于9月29日从上海到达香港时，何东前往迎接。康最初住在香港中环警署内。又称：“吾二十一日移居何晓生家。港澳赁屋、薪水，皆何穗田供给，周入隐微。何晓生复赠金数千，以安羁旅，藉以济宗族及供游赀焉。”即康在香港中环警署住了7天后，于10月6日移居何东家。由此至19日（九月五日）离开香港前往日本，在何东家住了13天。就在康移住何东家的当日，接待了香港《德臣报》记者，发表了长篇言论，何东是他的翻译。
(75)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58页。
(76)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699页。
(77) 张元济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廿三日致函汪康年称：“子培款未交，因西平早已赴陕。”又，叶尔璟，字西平，浙江仁和人，监生。他是叶尔恺的堂弟。叶尔恺，字悌臣，光绪十五年进士，入翰林院，散馆为编修。光绪二十三年授陕西学政。若“西平”即为叶尔璟的话，可能是随其堂兄赴陕。可巴西招工一事，张元济为何与叶尔璟商议？或“西平”另有其人，不能确认。
(78) 《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709页、第1715页、第1717页。
(79) 蒋贵麟：《康南海先生轶事》，香港《大成》杂志，第133期（1984年12月），转引自夏晓虹编《追忆康有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页。
(80) 军机处《上谕档》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初四日记：“会试同考官单内告假人员名单：内阁中书雷在夏，礼部员外郎于式枚。”
(81)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编《康有为遗稿·万木草堂诗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9页。又，康有为《我史》光绪二十四年中称：“时八股士骤失业，恨我甚，直隶士人至欲行刺。于晦若至，属吾养壮士，住深室，简出游以避之。吾笑而不避也。”（《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第148页）此说虽难证实，但似可证康、于之交往。
(82) 《论语·公冶长》记：“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子罕》记：“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而康有为在《我史》中称：“既审中国之亡，救之不得，大发浮海居夷之叹”。言词上有相似之处。然而，康有为究竟是移民巴西，还是运民巴西，其真实内心今已很难猜测。若从行动而言，结果必不妙。伊利克告诉我：“日本在签订条约后，于1908年才有第一批日本移民来到巴西，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其移民数量达于高潮。日本移民的特点是全家一起移民，日本公司（其中一部分有日本政府背景）先行购买土地，租给移民家庭。移民几年后用其所获来购买所租土地。这些公司对于移民也有生产与生活上的指导。在条件较差的亚马孙地区，当地政府为吸纳日本移民，也将土地有条件地转让日本公司先行使用，几年后根据合同再支付相关的费用。而中国移民多为单身男性，也无公司支持，往往是单独进入各大种植园、矿山等处，生活上难免处于较差的境遇。”由此可见，康有为的做法很难达到其宣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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