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已经启动难点似未突破——来自上海国企改革试点企业的调查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难点论文,调查报告论文,上海论文,试点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年，先行一步的上海部分企业，在改革的新形势下遇到了不少老问题。这些问题不仅令试点企业感到困惑，也令上海工业主管部门感到棘手。
为尽快理清思路，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本刊现特发表一组文章。这组文章以记者吴复民、陈继明的《改革已经启动 难点尚未突破——来自上海部分改革试点企业的调查报告》为主线，组织专家学者撰文讨论。希望能引起读者关注。
记者在调查上海国有企业改革试点中听到这样的反映：随着国有资产管理改革的深化，在企业多年改革中始终没有得到解决的三个难点问题，在新的条件下正以新的形式显现出来，企业和主管部门对这三个难点的认识差异很大，各执一词，产生不少磨擦。
政企关系——政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
政企分开，让企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这是我国企业改革孜孜以求所要达到的目标，而这恰恰也是迄今尚未得到切实解决的难题。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上海部分改革试点企业反映，原先代表政府管理企业的“婆婆”，还可能变成“婆婆加老板”；原有“政企不分”的弊病，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演变成“政资不分”。
上海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1994年对纺织、仪表两个工业局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管理，组建了纺织、仪表国有资产总公司。这两个国资公司都认真制订了资产存量结构调整的总体框架。为了调整结构，帮助优势企业实现扩张，两家国资公司全力调整、盘活困难企业的资产存量，把其存量中的有用部分清理出来，重新加以优化组合，以形成新的生产力。在对下属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造时，国资公司都委派了相应级别的干部作为国有资产的代表，去下属公司担任董事长。
国资总公司着眼于改变整个行业的面貌，进行结构调整，以国有资产的代表身份委派董事长进行资产运作，本无可厚非。但是目前上海有部分企业对这种硬性推动的资产重组感觉并不好，甚至可说是颇为反感。
记者听到不少处于中等经营状态企业的经营者反映：过去，我们这些企业还有这样那样的自主权，现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上级由“婆婆”变成了“婆婆”加国有资产代表的“老板”。“婆婆兼老板”在国有资产运作中，要你搬就搬，要你拆就拆，要你并就并，要你加入哪个集团就得加入哪个集团，简直没有商量的余地，企业的自主权似乎变得更少了。有人因而怀疑：这“是不是把现代企业制度这本好经念歪了”。
一批被要求他们出来“挑头”组建企业集团的好企业，也感到有些“发怵”。
一家优秀企业根据上级指示，连续兼并了同行业中4家亏损企业，再联合其他企业组建起了一个企业集团。该经营者要求“凉水泡茶慢慢浓”——在自己实力允许范围内，稳扎稳打地一个个“吃”亏损企业，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硬要“背”多少亏损企业，则不但不能实现“优势扩张”的目的，反而可能把好企业也拖垮。
一名优秀经营者苦干三年把一个困难企业变成了“富户”，小日子过得挺好。上级却要他出来挑担子，任某一行业集团的总经理。他发现，这个行业里的几家好厂已经独立出来单独组建集团，留下的困难企业大大多于好企业，风险大于机遇，前途实在难测。但不去“捧”这个“刺猬”，显然又不行。他苦恼得很。
有几家好企业，从自己企业的经营利益出发，不想参加上级指定的企业集团，想自己慢慢壮大，因上级不同意，只好勉强加入，怨气很大。
这些企业因此发牢骚说：“旧社会是劫富济贫，现在是逼富扶贫。”
记者在跟这些企业经营者探讨时提出：现在亏损企业不少，设身处地想想，政府在一定条件下也只能用这样的“硬推动”来帮助企业扭亏解困，如果只是“软推动”，组建大集团的速度也太慢。
这些经营者很体谅政府的困难和苦心，但也尖锐指出，问题在于，这些决策是上级以“婆婆加老板”的身份作出的，这终究不符合政企分开这一改革的基本要求；而且原先的“婆婆”现在又是“老板”，这些决策的收益归上面，风险却要下面承担，上下的权利与义务关系并不对应。
上海纺机纺器行业企业组建的太平洋（机电）集团公司，为设计今后的发展策略，曾专门邀请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进行“会诊”。在“会诊”的研讨会上，企业家与学者都认为，最困难、最没有办法解决、也最具经营风险的就是：企业与政府之间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
太平洋集团公司眼下同过去行政性的公司一样，承担了完成产值、利润指标的任务。由于企业是国有独资的（除了两家股份制企业以外，国家是唯一出资人），日后的所有经营收益都要完全上交国资公司，企业的投资乃至分配等重大决策，也都要由国资公司这位“老板”为其把脉，但经营风险却落在经营者身上。由于目前纺机、纺器市场不景气，实际经营起来难度不小。
上海的工业主管部门对纺织、仪表这两家国资公司通过资产重组实现结构调整、国资保值增值和为亏损企业扭亏解困，无疑感到欣慰；但对企业所反映的上述问题则感到有些棘手，对有些做法的是是非非，也有些“拿不准”。
有些干部还生出一种新的担心：以工业局为单位进行国有资产授权管理以后，一个行业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意识是大大增强了，但这是否有可能导致行业之间的分割和资产封锁，是否会影响打破行业界限的更加宏观的结构调整和改组改造。
许多人认为，现在有必要结合前一阶段的实践，坐下来进一步认真学习研究现代企业制度的有关精神和操作规范，分清哪些是“婆婆”的职能，哪些是“老板”的职能，在新形势下企业的自主权到底该怎样落实？有些事确定是老板应该做和有权做的，企业要更新观念，心平气和地接受和支持；有些事是“老板”不应做而应由企业经营者自己决策的，“老板”也应该明智，不要越俎代庖。
莫非好人做不得？债务重整，究竟该如何进行？
1994年，上海有两家经营状况截然不同的毛纺企业，在清产核资中的试点中遭遇到如下“判决”：
一家是上海第二毛纺织厂。“二毛”经济效益连续十年雄居同行业之冠，经不断积累，固定资产已从10年前的1.6千万元增加到6千万元。这些年来，“二毛”厂为使自己的生产发展有后劲，不惜把可用于发奖金、搞福利的部分利润也截流下来，投入企业滚动，因此，10年间该厂不仅固定资产增加4倍，还拥有了1个多亿的自有资金。在清产核资中，这些资产被理所当然地被“核”进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基数”。
“基数”大，今后“爬坡”再前进当然就难。
另一家是上海第十二毛纺厂。“十二毛”连年亏空，其固定资产这些年非但没有增值，反而被“吃掉”一大块。但该厂“因祸得福”，在清产核资中，“十二毛”的“基数”定得低，不仅今后保值、增值的文章好做，职工也可以多得些“实惠”。
结论有些令人哭笑不得：经营越好，清产核资后越倒霉；蚀本越多，清产核资后越开心。上海“二毛”有职工因此说：我们好比木匠做枷，自做自戴，辛苦多，倒霉也多。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旨在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因此盘清家底，清产核资无疑是必要的，然而“二毛”和“十二毛”的困惑向我们提出的是这样一个普遍存在的尖锐问题，即：当优秀企业家率领广大职工千方百计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利益苦心经营、顽强拼搏时，他们莫非只能面临“好人难做”的尴尬局面？
尴尬的问题并未到此结束，清产核资的目的之一是要重组债务，使亏损企业轻装上阵，因此，盈利企业纷纷奉命兼并亏损企业。但新的问题紧跟着就来了：上海市包括“二毛”在内的一些著名的好企业在兼并过程中可谓“尽心尽力，多做好事”，但结果却让人产生“好人做不得”的结论。
如前所述，上海第十二毛纺织厂长期亏损，国有资产一点点吃光，企业积欠的七千万元债务虽然写在账上，但那是“千年能赖，万年不还”的，在它被第二毛纺厂兼并之前，没有人指望能讨回这些债务，其主要债权人——银行也奈何它不得。
1994年，上海第二毛纺厂兼并了“十二毛”，利用分立、破产、资产重组的有关政策，在“十二毛”中分立出“春明粗纺厂”，安排了绝大多数工人，并为“十二毛”承担二千余万元债务，而让“十二毛”原厂带着近5千万元债务进入破产程序。
许多人认为，这是救活企业、养活职工、从而为国家增创税利的好事，因为春明厂很快就能创利创税。然而，银行部门则认为，“二毛”既然还了二千万元，“十二毛”另外的五千万也应由“二毛”归还。银行的意见是：兼并者代被兼并者偿还债务，理所应当。
但照此办理，势必挫伤今后好企业“仗义救人”的积极性，让人觉得不如当初不要去救“十二毛”，连二千万元都不用还，省心省力。“二毛”厂的职工困惑地说：“如果让亏损企业继续亏损下去，由它去破产，最后还不是要国家去解决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社会问题”。
上海“三枪”集团公司也为沉重的历史债务所苦恼。“三枪”债务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因政府行为给企业带来不可抗拒的因素造成的。这个集团所属企业，由于80年代实行外贸代理制，累计代理亏损了1.2亿元，现在虽已归还了4500多万元，还有7千多万元亏损。照理应用外贸上交的补亏基金冲抵一部分，使历史债务得以了结，但是，这笔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债务，却要正在按市场机制运行的企业背下来。
尽管如此，“三枪”集团仍想凭借企业发展的良好势头，咬咬牙准备尽最大努力还掉这笔本不该全由它来还的债，只是提了一个要求：请银行停息一二年，让企业缓一口气，然后花两三年时间连本带息地予以归还。平心而论，这样做对银行也有利，但银行却表示“不行”。
银行也并非有意和“三枪”集团过不去，它只是因为未得到受权，只好仍照旧的章程办事。如此这般地“好人做不到”，实在让企业十分寒心。
“三枪”集团的母体企业上海针织九厂，这些年兼并了多家亏损企业，为那些“不相干”的亏损企业承担了亏损和债务，因此资金十分紧张。该集团董事长说：“我们这样去解救亏损企业，犹如跳下去救火，只希望政府往火场里多泼点水，而不要把门窗关死。”
搞好国有企业的关键在哪里？
一要有好产品，二要有大市场，但九九归一，要靠有作为的经营者来苦心经营。记者长期从事工业采访，深感高素质的经营者是搞好企业的首要关键。在同一行业中，好的与坏的企业两极分化严重，根本原因是经营者的素质有高有低。
记者认为，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中国工业企业正呼唤建立一个特殊的劳务市场——企业家劳务市场。那些在长期经营中把国有资产盘活盘大的优秀经营者，应该对所经营的资产拥有充分的发言权；如果他得不到这种充分的经营权，则可以自由地流动。然而实际情况并不尽然。目前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地位仍然很低，往往被上级部门颐指气使地“呼来唤去”，只能服从，不得抗拒。
前不久，上海一个工业局把本行业最有实力的“四大金刚”找去，请他们考虑帮助本行业一家亏损大户摆脱困境。这四家企业觉得有难处，未敢轻易表态，但是，他们虽然内心不安，却只能口中唯唯。在记者问及此事时，“四大金刚”企业的经营者都表示有苦难言。
照理，兼并企业是“企业行为”，企业必然有理由按照企业利益来作出决策，对来自上面的“指导意见”，应是可以商榷而不是非照办不可。但现在，这些优秀企业的经营者顾忌违背上级意志后会带来一系列麻烦，因为考核经营者的实绩仍然不是用最硬的经济指标来说话，而是要由上级部门根据方方面面的情况来决定。
不少经营者对记者谈到，目前对经营者的评价、监督、奖惩都不规范，有很大的随意性。实际上，经营实绩并不是经营者可以得到“优秀”、“称职”之类评价乃至连任、留任、升任的最终依据，上级部门仍然用传统的“干部任命”办法来裁决企业经营者的去留。即使经营者的业绩很好，但如果领导对其不满意，那就很可能无法留任。
经营者的收益也没有按“明文规定”去落实，还是要由领导出面“重奖”。另外，在调配经营者时，仍然按局级、处级、科级等来“论资排辈”。有人提出疑问：“传统管理干部的一套方法，是否与现代企业制度有悖？”上海有关领导部门也觉得，“经营者由市场产生”与“党管干部”这两者如何统一，值得研究。
企业经营者也象国家公务员那样，到60岁即退休，这也令人困扰。上海有一家国有企业，其经营者领导有方，率企业打进国际市场，但他与上级公司领导的关系却怎么也“热络”不起来，于是60岁一到，公司马上要他走人。这位经营者要走的信息一经传出，企业订单立即大批跌落。有些外商公开表示，他们就是冲着这位经营者来做生意的。无奈，上级领导只好让这位经营者连任下去，不出几个月，企业果然转危为安。
明眼人一看即知，这家企业产品的客户都在经营者手里把着呢。
中国的企业改革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呼唤企业家的“职业化”——呼唤“经营者市场”这一特殊劳务市场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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