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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宏观调控
从新加坡教育部各个署的设置来看，教育部的机构是比较健全的。除少量带有机关性质的部门外，大多数部门都是干实事的，其职能主要有两项：一是决策，二是服务。为了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新加坡教育部不断推出教育改革的计划、方案。在计划的实施过程中，教育部所属各部门不是在上面指手画脚，也不是制定几十条实施细则发给学校了事，而是站在学校的角度，与校长、教师一起，全力以赴地为推进教育改革而努力，从资金、设备到进度，全方位周到安排、尽心服务。
1997年，新加坡教育部颁布了《资讯科技在教育上的应用总蓝图》。这份完备的实施方案涉及组建相应的机构、改革的进度、为学校配备相关的硬件、开发学习资源、修订课程方案、分级培训教师、成果分享形式等各方面的内容，一揽子解决了经费、人员、设备、教材等至关重要的问题。在贯彻计划的过程中，学校不用因为缺钱而犯难发愁，也不用为应付验收而投机造假，因为剔除了功利性的东西，工作变得实在、有效。
视学官中观指导
与我国教育行政机构的垂直管理体制不同，新加坡教育部下面没有类似我国厅、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视学官成为连接政府与学校的桥梁。
在新加坡，视学官在教育管理中发挥着相当关键的作用。(1)视学官代表教育部对学校施行管理，使教育部和学校“形散而神不散”；(2)校群的分割是以地域为基本标准的，每个校群都包含各种类型（政府学校、辅助学校、自治学校、自主学校）的中小学，校长们每月聚会一次，这种聚会兼具交流、沟通、切磋、互学等多种功能。
在通常情况下，一位视学官管理一个校群（含9～10所学校）。有些视学官不在教育部办公，而是把办公室设在某一所学校里。平时，视学官通过E-mail与各校校长保持联系，有时传达政令，有时指导工作，有时交办任务。隔一段时间，视学官就要到学校进行实地督察。那天，我们在道南学校参观，校长陈毓灵先生告诉我，第二天视学官要到学校来了解情况，与校长交谈，还要听课。因为道南学校是推行“资讯科技计划”的试点学校，教育部对此项工作很重视，所以，这次视学官将围绕这个主题展开督察工作。每个月，视学官都要召集一次校长例会，各位校长分别介绍学校的工作情况。我接触的几位校长普遍认为这样做很好，大家可以相互学习、相互启发。校长们告诉我，他们对每一次例会都很重视，不仅准时出席，而且还会特意穿上一套十分端庄的服装，以体现自己学校的风貌。
一般情况下，视学官只与校长接触，但有时，他们也会找教师直接谈话，时间往往是在年终。得到这种“待遇”的是表现不佳的教师（或体罚学生，或教学效果不好）。教师被警告后，如果第二年年终情况依旧，那么，视学官还会给他一次改正的机会。但事不过三，被警告者如果依然我行我素，那么，到第三年年终，他们就会被除名。
新加坡教育部没有制定统一的、适用于学校的评估细则，所以，视学官主要是从国家的教育制度、培养方向等宏观的方面出发，来看校长如何化粗为细，将学校办出风格、办出特色的。在全面督导的基础上，视学官要按照才能高低、业绩大小给校长“排队”，并将“排队”的结果报告给教育部，作为校长升职的依据。
校长微观自治
教育部将权力下放了，校长就有了较大的办学自主权，他可以根据本校的实际制定各项规章制度，适时调整办学定位，按照学校发展的需要建设教师队伍。每到年终，校长都要完成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配合视学官对教师予以评鉴。这项工作的难度很大。首先，要把级部主任依次“排队”，然后，再和级部主任一起给全体教师“排队”。名列前茅的主任和教师将获得晋升和加薪的机会。由于这种“排队”关系到教师的切身利益，所以要求校长以高度负责、公正无私的态度举贤荐能，这对校长的人格和能力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当学校的评鉴结果得到教育部的认可、人才脱颖而出时，校长们都会为自己卓越的表现而深感自豪。在我们所接触的新加坡中小学校长身上，我看到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主人神态”。校长们开口闭口大都以“我”为主语，谈到学校工作时，没有无奈，只有自信。
校长自主管理学校是天经地义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校长可以“一言堂”，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在新加坡，每个学校都有董事会或顾问委员会，集体管理学校资源，对事关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校长在其中扮演“主角”，具有其他成员所没有的权利与义务。
通过考察我们感到，中新两国中小学校长的职能有很大差别。以招生为例：我们每年招生时，虽然市教委都要发一个文件，但其中只是一些原则，在具体操作时，面对复杂的情况，校长有权作出处理。而新加坡的“小一”招生直接由教育部管，学生服务署专门向家长印发《小学一年级招生登记》的小册子，用英文、华文、马来文、淡米尔文把招生的期数、对象、条件等公布于众，最后还规定，“在任何一个登记期里，报读人数一旦超过既定学额，校方将根据以下优先权的次序进行抽签，以分配学额：(1)住家距离学校在一公里以内的儿童，(2)住家距离学校在两公里以内的儿童，(3)住家距离学校在两公里以外的儿童。”如此周密的招生程序，既能反映新加坡政府对国民受教育权利的重视，也能说明其法律的健全——它没有给校长留下使用权力的缝隙。
那么，在招生问题上，校长能做些什么呢？当需要通过抽签来决定取舍时，校长可以指定由谁来抽签。孺廊小学的李校长说，教育部没有规定抽签者的身份，但各学校已约定俗成，无外乎是董事会成员、顾问委员会成员、社会中的知名人士或家长代表等，当然校长本人也可充当此角色。对于抽签结果，校长只有一种态度：承认。对任何企图“开后门”的家长，校长也只有一种态度：两手一摊，肩膀一耸——爱莫能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