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晚期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邓小平理论论文,晚期论文,思想论文,张闻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1)12-0054-03
张闻天曾是我党一个较长时期的重要领导人，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晚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理论观点，即张闻天晚期思想。张闻天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是他晚期思想的起点。我认为他的晚期思想与邓小平理论有一种内在的联系，可以说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逐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本文拟就张闻天晚期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作一简要比较。
一、张闻天晚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
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社会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苏联经验教训为鉴戒，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取得了大量理论成果。遗憾的是从1957年反右斗争起，党开始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继而又轻率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张闻天对此忧心如焚，尽管此时他主要精力用于外交工作，但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况一直在冷静思考。在一些外交场合，他多次讲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存在的缺点。如1957年5月，他在巡视巴基斯坦使馆时，曾就我国经济问题说过：经济建设追求先进指标，忘记了我们还很落后。同年6月，他在视察印尼使馆时，指出国内建设的缺点是要求太高，太急、太大，要适当放慢，要平衡。这些思想实际上是张闻天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的思想前奏。1959年，张闻天年近60岁，进入晚年，从此，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1959年庐山会议起，张闻天晚年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探索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年7月至1960年11月。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主要体现在庐山会议发言上。1959年7月下旬，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对彭德怀意见书的批评与责难逐步升级的情形下，不计个人得失，慷慨陈词，犯颜直谏，毅然决然地坚持在会上作了长达三小时的发言。他发言的中心意思是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主张要按经济规律办事和要发扬民主。然而，张闻天的中肯之言却使他蒙受“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罪名而遭到无情打击。
第二阶段：1960年11月至1969年10月。庐山会议后张闻天被撤销外交部的领导职务，下派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任“特约研究员”。离开政治舞台后的张闻天没有以“赋闲”的态度对待他的“学者”生涯，而是忍辱自强，孜孜不倦地探索社会经济建设规律。他重新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并开展了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1961年夏“青岛笔记”和1962年夏苏沪浙湘“南方调查”中。在这一系列的研究笔记和调查报告中，他着重探讨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我国社会当前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集市贸易、阶级斗争等一系列理论问题。
第三阶段：1969年10月至1976年7月。年近七旬的张闻天被遣送到广东肇庆，随着林彪集团的折戟沉沙，张闻天决定把自己深思熟虑的理论诉诸笔墨。这一时期，张闻天写下了大批文稿，史称“肇庆文稿”。在这批文稿中，他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等问题。
二、张闻天晚期思想的贡献与邓小平理论
1959年后，张闻天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实际上都是针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特别是他晚年所写的“肇庆文稿”就是直接针对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而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特别是在1975年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亲自抓的全面整顿工作，实际上也就是要纠正长时间形成的“左”倾错误和变相否定毛泽东亲自发起的“文化大革命”。为此，张闻天、邓小平所关注和思考的许多问题都是共同的。1975年，邓小平理论处于萌芽状态。萌芽状态中的邓小平理论与张闻天晚期思想完全是相通的。从时间上看，张闻天晚年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思想要早于萌芽状态中的邓小平理论。张闻天晚年的思想对形成中的邓小平理论有启示作用。1976年，张闻天病逝，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从此划上了句号。同年，邓小平再次被打倒。次年，邓小平再次复出后，中国社会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比以往更深刻，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理论有了大发展。因此，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看，邓小平理论都大大超越了张闻天晚期思想。
张闻天、邓小平所思考的共同性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他们都积极主张化解党内矛盾，正确处理党群关系，把党建设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内仍然存在诸多矛盾。张闻天认为党内矛盾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内部矛盾在党内的反映，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仅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革命同志之间的矛盾”（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6页。）。这些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从社会根源来看，“党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党员的成份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95页。）。党员成份的复杂和旧社会地主、资本家、官僚政客的旧思想、旧作风的影响，使党内矛盾更加复杂。从认识根源上看，张闻天认为许多思想上的矛盾产生于认识上的差别，而这种认识上的差别是普遍存在的，“党内思想斗争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党的团结”（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604页。）。因此，张闻天十分重视党内思想斗争的方法，强调党内思想斗争要采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要实事求是，以理服人，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张闻天特别强调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他指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形式”（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00页。）。究竟如何开创民主风气，他认为关键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主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7页。）。否则，就谈不上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因此，他建议要加强党的建设：一是党的中央机构，要有广泛的权力处理各种问题，但须明确，这种权力是党员群众赋予的；二是党组织的所有重要决议，必须得到党员群众或其代表的批准，对之负责，受之监督；三是领导组织要定期改选，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
邓小平1975年复出后，面对“文革”中党组织的涣散、党内派性斗争的严重，明确提出并着手开展整顿。他强调：“整顿的核心是党的整顿，只要抓住整党这个中心环节，各个方面的整顿就不难。”“整党主要放在整顿各级领导班子上。”（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他提出首先要建立一个“有威信、敢字当头，能很好地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能很好工作”的领导班子，彻底改变领导班子的软、懒、散问题。其次，要整顿党的作风。邓小平对“文革”中那些搞分裂、搞阴谋诡计、搞个人崇拜的现象进行了有力批判。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党的建设，尤其强调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张闻天、邓小平当时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使用的表述也各异，但二人的基本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发展了他和张闻天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例如，邓小平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加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防止权力过分集中、搞个人领导的家长制作风，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认真实行党委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制度，确立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等等。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1959年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就批评了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肤浅认识：“现在有些人把供给制、公共食堂等同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怕取消供给制就不够进步，退出食堂就不是社会主义。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是两个不同的范畴。社会主义并不一定要采取供给制、公共食堂这种办法。”（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0页。）。1961年，他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31页。）。“社会主义发展本身就有不同的小的阶段”（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页。）。针对当时急于改变生产关系，轻视社会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左”倾倾向，张闻天针锋相对地指出：要看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社会主义有一个从不成熟发展为成熟，从初级阶段发展为高级阶段的过程。张闻天提出“初级阶段”问题与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我党第一次提出我国正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整整相融了20年时间。80年代初期，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2页。）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则进一步明确指出这一初级阶段至少要有一百年的时间。两位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艰辛探索的基本思想是相同的，张闻天阐述行更早，邓小平阐述得更深入、全面、系统。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张闻天认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基本规律、根本任务在本质上应是一个东西，即“不断发展的生产与不断提高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的统一”（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他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91-592页。）邓小平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文中更加明确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其基本思想与张闻天是完全一致的。不过，邓小平在解决这些矛盾时，更突出强调要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甚至把是否发展生产力作为衡量我们工作是非成败的一条根本标准。晚年邓小平更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就极大地拓展、丰富和演化了张闻天的晚期思想。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张闻天认真反思了“大跃进”的错误，认为“左”倾思想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忽视经济规律。他指出：“有的人根本看不起经济规律，认为只要政治挂帅就行。有的人公然违反客观经济规律，说是不用算经济帐，只要算政治帐。这是不行的。我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受经济规律约束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光凭主观愿望，光凭政治上的要求。”他强调，我们“总结经验，应该着重从经济规律上进行探讨，今年提任务，也不能单从政治任务的角度考虑，而是一定要合乎经济规律的要求。”（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93页。）张闻天还特别强调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对此邓小平有相同的认识和更明确的态度。他说：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是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他反复告诫全党，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按价值规律办事，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要从我国国情出发，既要积极奋斗，又要量力而行，要重视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的经济效益。要统筹兼顾，正确处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和各方面利益关系。运用经济、法律和科技手段管理经济，培养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张闻天、邓小平都主张要发展商品经济。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认识窠臼，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发展了张闻天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此外，张闻天与邓小平都认为阶级斗争虽依然存在，但不是主要矛盾，要坚决反对阶级斗争扩大化；都认为党政要分开，党不能包办代替一切；都主张要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都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规律仍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都认为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社会要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要正确处理眼前与长远、局部和整体利益关系，提倡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张闻天、邓小平都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都是毛泽东思想的坚强捍卫者，又都是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的反叛者，并且都为之付出过巨大的代价。邓小平曾是张闻天的下级、战友，更是张闻天思想的继承者、实践者和发展者，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人思想在时间和逻辑上存在着承继关系。可以说，张闻天晚年丰富的思想宝库是邓小平理论萌芽、产生、形成和发展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
三、张闻天晚年理论贡献的原因探析
晚年张闻天生活坎坷，处境艰辛，为什么能为邓小平理论提供如此丰富的思想资源呢？应该说这是与他独具的个人特质分不开的。首先，张闻天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他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不仅开阔了眼界，而且系统学习和讲授了马列主义著作。他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央宣传部长、马列学院院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务，曾多次研读《资本论》和《列宁全集》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论述，在晚年写下了8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高度的理论修养曾使他有“红色教授”之美称，并曾使他与毛泽东、刘少奇一齐被誉为中共“理论三杰”。好读书、勤读书、常思索、重实践是他晚年深思熟虑、厚积薄发的思想源泉。第二，张闻天具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务实作风。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深入陕北、晋西调查，写下了著名的《出发归来记》；在解放战争期间，张闻天在东北，特别是担任合江省委书记期间曾与佳木斯市委一道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得出佳木斯市存在五种经济成分的认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张闻天更是注重调查研究，1959年庐山会议发言，1962年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都是调查研究的产物。丰富的社会实践，使他充分了解了民情和国情，促使他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进行了深入的思索。第三，特殊坎坷的经历、忠言直谏的个性、竭忠尽责的情怀、不计得失的人格是他晚年思想喷薄而发的内在动力。他说过，“左”的手病他犯过，那是盲动主义的路线错误。正是由于过去犯过“左”的错误，所以对“左”的倾向特别敏感，容易反“左”。他以自己的切身经验深知“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铭记“在肩膀上长着自己的脑袋”的信条，以儒者的风范践行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古训。第四，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对马克思主义无比忠诚，坚信“历史最公正，一切是非、忠奸，历史终将作出判断”的思想是张闻天晚年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独到见解的精神动力。正是因为他对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忠贞不二，相信历史的公正判决，他才对个人被监管、被流放的人生处境毫不介意，敢于逆流冲浪，忠言直谏。
张闻天晚年不懈探索的思想结晶，从根本意义上讲，实际上是我党较早地对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理论与实践的全面反思与反叛，他这种为真理不屈不挠、为人民竭忠尽责，为事业不断求索的精神不仅体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更主要的是，他的这一系列探索，为1975年以后邓小平开始酝酿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思想资源。可以说，张闻天的晚期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先导和来源之一。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张闻天晚期思想的继承、实践和发展，是张闻天晚年思想的升华和系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