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部分专家学者近期观点综述_扩大内需论文

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部分专家学者近期观点综述_扩大内需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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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以来,针对国民经济中需求不足这一主要矛盾,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扩大国内需求、促进经济增长的宏观经济政策,如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速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拓宽中小企业信贷渠道、提高出口退税率、降低部分企业的税务负担和放宽投资规模限制等等。许多政策对经济的启动效应已逐步显现,但国内需求不足仍是当前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并且强调指出:扩大国内需求是全党在1999年需要把握好的重大问题。为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经济形势及政策取向,现将近一时期部分专家学者的相关观点作一简要综述,以期能够达成共识,协力奋进。

一、为什么必须把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一般来说,在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出口需求、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三驾马车”来拉动或由外需与内需双轮驱动的。过去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靠的就是“双轮”推动,即国内需求高速增长和净出口的高速增长一起作用,保证了我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但自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国出口日益下滑,加上国际经济的许多不可预见因素,今后一个时期世界贸易增长还将进一步减缓,这对我国出口势必产生较大影响。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形势恶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我们一定要有足够的估计。

面对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仍然需要千方百计扩大出口,稳定引进外资的规模,但同时,我们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扩大内需方面,主要依靠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样才能掌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确保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就国内经济形势来看,我国经济已从供给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即从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需求不足约束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不刺激国内需求、扩大内需,就不可能保证经济的快速发展,因而必须加强扩大内需力度,为经济高速发展提供牢靠的需求基础。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必须是有需求保证的经济,即产品必须有销路,没有需求保证的供给,只能是无效供给,是产品的积压与资源的浪费。因此,在国内市场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把扩大内需作为工作重点是非常正确的。

换个角度来看,我国拥有12亿消费人口的广阔市场,国内需求大,市场潜力更大,回旋余地也很大。我们不宜也不可能走主要依赖外需发展经济的道路,只能走主要依靠内需,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国际市场发展经济的路子。况且,亚洲金融危机至少两三年都过去不了,世界经济形势会不会进一步恶化也很难说,因此,决不能把扩大内需当作权宜之计,而要作为应对外部挑战的战略性措施。

扩大内需是为了使我国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这里就隐含着这样一个问题:即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必须保持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对此,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从四个方面作了分析:首先,只有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才能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缓解目前的就业压力。据统计,我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提供150 万个就业机会。增长速度与就业的这种相关关系,要求我们必须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第二,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更好地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极不合理,需要调整结构。但这种调整必须在经济有一个适度增长的条件下进行,若增长速度太慢,这种调整就难以顺利进行。第三,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实现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是我国的两大战略任务,这两大任务的实现,需要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的支持。第四,只有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发展。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且经济处于体制转轨时期,往往容易发生各种社会矛盾。这些矛盾的协调,需要经济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速度,使社会各阶层都能享有实惠,从而协调各种矛盾,保证社会稳定发展。

当然,这里所谓的速度,是指有效益的速度。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一种预期,如果通过努力而不能实现,也不可勉强,要追求实实在在的、有效益的,并且能够兼顾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速度。

二、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1999重点在哪里?

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据测算,过去10多年里,我国居民消费每增加1个百分点就能拉动经济增长0.6个百分点以上,社会投资每增加一个百分点能拉动经济增长0.4个百分点。

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来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持久的拉动力量。投资需求在一定意义上是消费需求的派生需求,投资需求自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力量。不仅如此,在消费需求没有回升迹象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回升只能反映出行政力量的推动。这种行政推动短期内有利于阻止增长率下滑,刺激经济回升,但经济启动后的正常运行必须有消费增长的配合。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不会持久。据此,国家计委研究所范剑平认为,在当前形势下,要使扩大内需取得成功,必须认真研究居民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调整消费政策,带动民间投资,使扩大消费需求成为扩大内需政策的“第二级火箭”。

我们知道,扩大内需政策在1998年以扩大投资为重点。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为加快结构调整和提高经济效益提供适当的宏观环境,中央及时提出扩大内需的政策主张,在继续运用金融政策手段的同时,果断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动用两个1000亿元大规模地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储备粮库、农村水利、环境保护等公共投资。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看,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已经显现,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明显增强。

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真研究扩大投资政策实施后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范剑平分析认为:从影响内需的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两大因素走势看,扩大政府投资的政策对经济启动的效果没有预期大。其一,民间投资大幅度下降, 特别是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1998 年仅为7180亿元,比上年下降30%以上,形成政府投资孤军深入的局面。其二,居民储蓄增幅大大高于消费增幅,在一年三次大幅度降低银行存款利率的背景下,17.1%的居民储蓄增幅是消费品市场零售额增幅6.8 %的2.5倍,为近7年来之最高。按照经济学原理,投资乘数的大小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相关;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越高,投资乘数越大;居民边际储蓄倾向越高,投资乘数越小。而在1998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继续下降,边际储蓄倾向在一年三次降息的情况下却仍不断提高,这样一来,投资乘数作用的减小,使政府扩大投资的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据此,专家指出,要确保扩大内需政策成功启动中国经济,必须改变目前政府投资孤军作战局面,在启动民间投资和激活消费需求方面加大政策力度。改革开放20年我国国民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也揭示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即:经济政策与居民最终消费结合最紧密的时候,就是经济增长最快的时候。70年代末农业家庭经营的制度创新解决了“吃”的问题,80年代初的轻工业“六优先”发展政策解决了“穿”的问题,80年代中期加快家电普及解决了“用”的问题。随着“吃——穿——用”各项消费需求的逐一满足,在实现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过程中,我国经济也实现了自身的高速增长。可见,从长期来看,真正决定经济运行方向和速度的是居民消费需求的变动方向和速度。特别是当我们考虑到1999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国外需求将会进一步减弱;国有单位投资在1999年因受财政规模和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理想的影响,保持更快增长的难度较大,而集体和个人仍然缺乏投资动力,缓慢增长的势头将持续一个时期。因此,大力开拓城乡市场,激活居民消费需求,将居民潜在的消费需求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应当成为1999年扩大内需政策的“重头戏”。

那么,消费需求特别是占总消费80%左右的居民消费需求能否挑起1999年促进经济增长的大梁呢?李晓超分析认为,由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人均GDP仅700美元有余,由于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拥有率还不高,居民服务消费还比较低,因而,从中长期看,我国居民消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的基础和条件是存在的。但是,目前我国居民消费需求明显不足或消费倾向降低,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下岗职工增多,其收入明显下降,直接导致了消费需求的减小;二是在受到国外、国内的一些不确定因素(亚洲金融危机仍在继续,国内下岗人数在继续增加,住房改革、医疗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等)的影响下,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而预期支出提高,明显减小了即期消费;三是农村消费需求不足。开拓农村市场之所以困难重重,一方面是近几年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如大量民工受沿海地区经济不太景气的影响而不得不重回农村,减少了大量的非农收入;另一方面,消费品配套服务水平低也限制了农村消费市场的扩大,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农村电网设备落后、电价过高等问题使他们使用家用电器极不方便;四是城镇居民一般耐用品消费已趋饱和,而新的更高档的耐用消费品需求扩大还受到很多政策和现实购买力的限制,如住房改革还未全面实施及住房消费信贷的落后制约了住房消费需求的扩大,一些政策上的限制影响了汽车消费需求的扩大等等;五是收入差距的加大,收入较多地集中于高收入阶层,而高收入阶层消费倾向较低,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购买能力则相对下降。

面对居民消费缓慢增长态势,有人持悲观态度,认为缺乏有效的刺激手段和工具。但也有相当部分专家认为,只要着力准确,措施得当,力度到位,宏观调控政策仍然大有可为。

三、如何进一步扩大国内需求,开拓国内市场,启动经济增长?

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货币政策,对扩大国内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项政策在1998年已经取得初步成效,1999年还要继续实施。年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1999年,在扩大投资需求方面要继续加大力度,在增加国家投入的基础上,更加重视和鼓励企业、集体和个人等社会投资。同时,要把促进消费需求的增长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大措施,使投资和消费双向启动。要千方百计地开拓城乡市场,特别是农村市场。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拓宽消费领域,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增加消费支出。

围绕这一问题,究竟如何应对?专家学者们各抒己见,见仁见智。

宏观经济政策要有一定的调整。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副所长邹东涛认为,为保证1999年宏观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立足现实“买方市场”的新特点、新情况,在宏观经济政策思路上实现以下转变:①从过去刺激供给、抑制需求为主转向双重刺激而以刺激需求为主;②从过去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转向以增加就业岗位和机会为主;③从过去重财政政策转向财政货币政策并用而以货币政策为主;④从过去重经济增长数量转向重经济增长质量。适应上述转变,要实施“积极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应单纯提“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作为政府来说,宏观经济调控永远是积极对应经济形势变化的,其基本对应方式是“逆对风向”行事,即经济“热”时政策要“冷”,经济“冷”时政策要“热”。宏观经济政策的“热”与“冷”是由“松”与“紧”的政策手段体现出来的:“松”的经济政策,目的是刺激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其负面影响则经常是通货膨胀;“紧”的经济政策,目的是抑制通货膨胀,其负面影响则经常是经济停滞。而最佳的宏观经济调控及其政策目标是:灵活对应,积极稳健,“松”而不“胀”,“紧”而不“滞”。具体来说,要大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①继续扩大内需,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两个方面。要实施保护国内市场政策,打击走私,提高公职人员工资水平,兑现城镇职工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灾后重建中实行以工代赈,提高农民购买力;②继续扩大政府公共投资政策,一鼓作气地确保启动经济成功;③放松出口许可证的审批制度,尤其是要打破所有制界限,放宽和扩大非国有企业的出口;④加大力度调整经济结构,坚决杜绝重复建设;⑤进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尤其要加快住房金融和住房二级市场方面的改革步伐;⑥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在继续实施大集团战略同时,要以更多的精力加快小企业的改革和发展;⑦实行二元结构双提升政策,在现实城乡利益结构下推进城乡共同发展。小城镇发展是二元结构双提升的结合部,要通过小城镇户籍政策的放开及其它政策的配套,使小城镇的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99下半年财政启动将不再唱主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权威经济学家吴敬莲认为,1998年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是有效的,具体表现为从9月以后宏观态势明显有了好转。 它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将持续到1999年上半年。但是,光靠这一条还不行,要找到新的支撑点。靠政府支持的投资拉动紧急时是可以用的,但年年都用恐怕不行。现在中央财政负债的比重已经很大了。如果没有产品的最终增长,而仅依赖基础设施,会回收放慢,造成新的问题。现成的有效益的项目越来越少了,再用这个办法继续大规模地由国家投资基础设施,会存在无效投资太多的危险。所以,把大规模投资作为1999年下半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恐怕不大可能。第二,1999年下半年应当有新的因素出现。怎样启动消费,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最重要的是启动住房市场。另外,要设法增加农民和城市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收入结构不合理、贫富过分悬殊会影响消费。第三,要想办法让货币供应有所增加。这不能光靠政府的投资,还要靠民间的投资和消费。再次降息会有帮助。我们还要加紧改进银行的工作,应鼓励消费信贷和民间企业投资的信贷。第四,光用凯恩斯主义增加政府投资是不够的,还要用供应学派的政策,大力放手发展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壮大会改善供给,引起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增长,使经济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

在启动经济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政策手段的选择和配合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认为,启动经济要立足于中长期发展格局,注意历史经验。经济过热时要防止“硬着陆”,过冷时要防止“硬起飞”。根据历史经验,我国经济增长率从低谷上升的持续时间平均为2.1年,下降时间平均为2.5年,启动后经济增长率上升没有超过三年的。原因就在于,过去启动太快、幅度太大,“大上”必然导致“大下”。那么,这次启动能否把上升时期延长一些(如4~5年),保持持续平稳增长?总之,启动经济不能只看到当前紧迫需要,而要着眼于较长时期的持续健康发展;关键在于防止盲目大上、重复建设,否则带来物价猛涨,又会出现全力扑灭“通胀”之火的局面。所以我很赞成现在实行扩大内需所持的既积极又谨慎的态度。目前储蓄大于投资,银行资金存大于贷,财政用发债方式向银行借1000亿元,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没有危险的,但社会闲置资源毕竟有限,随着经济扩张的进行,资源瓶颈会一一出现,这时如继续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或滞胀。扩大内需刺激增长的任务不可能由一个财政手段来包揽。那些在较短时间内能够得到直接回报的项目,更适宜用信贷手段来进行。为提高国际竞争力所需的技术改造和为解决就业所需的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的发展,更多地要依靠信贷手段。随着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逐步到位和结构调整问题的逐步突出,货币信贷政策的任务将越发重要。

扩大内需之本在于启动市场。牛仁亮认为,扩大内需主要方面在于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需求。这次启动市场、扩大内需,只能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和市场手段,需要有积极的货币政策。世界经济史表明,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作用方式确有差别,货币政策在启动经济时有一个较长的滞后期。但是这两种政策的相互配套,从来都是各工业国家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尤其是我国当前财政政策虽然仍应继续扩张,但其作用空间并非没有边界。因此,应及时配合推出力度适当的货币政策,如适度放松银根,增加货币供应量;实行灵活的利率政策;把防止通货膨胀与反通货紧缩结合起来,当前更为重要的是反通货紧缩。而相机调整真实利率,则是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的主要方面,因为它是用市场的方法改变居民和企业经济预期,从根本上扩大内需的长效剂。

必须进一步加强扩大内需政策的力度。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袁刚明博士认为,在出口困难加大,经济增长几乎完全依赖内需的情况下,要保持1999年经济增长率不下降,必须进一步加强扩大内需政策的力度。为刺激经济,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①应当实行大胆的货币扩张政策及与之相关的收入增长政策;②重视解决国有银行不良债权问题,阻止逃废银行债务的不良行为,为银行创造贷款安全性高、债权有保障的法制环境,使银行放贷风险降低,从而使银行的信贷谨慎收缩转变为信贷有信心扩张;③清理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投资企业的金融坏债,以便实行安全的、可控制的扩张性货币信贷政策;④进一步降低利率,加大鼓励消费和刺激投资的力度;⑤放松收入控制,修改通货膨胀时代制订的不合时宜的收入控制制度,提高普通工薪者工资,居民当前收入的提高,对未来收入预期将产生积极影响,从而使当前消费支出意愿提高。

综合刺激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魏杰认为,扩大内需一是刺激消费需求,二是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刺激消费需求要调整人们的收入预期,要更新人们的消费观念,在城市要坚决地推进商品房需求,把商品房需求作为突破口,加大贷款买房力度,真正解决福利分房问题;在农村则要不断扩大农民的消费领域,带动农村消费市场。刺激基础设施的投资需求,下一步实施财政政策的关键是要把增加的建设资金投向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和确保项目建设质量。从中长期来看,仍然要坚持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逐步实现财政收支基本平衡,防止出现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防止经济大起大落。他还指出,扩大投资除了国债之外,项目融资也是一个重要财政政策资金来源,这样可以调动社会资金投入到基础设施建设中去。

魏杰认为我国扩大内需不应采用单纯的需求刺激政策,而应采取综合的需求刺激政策,即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优化供给。因为我国现在的相对过剩供给中,存在大量的无效供给和低效供给,仅靠刺激需求显然无法调节供给相对过剩的问题。必须在刺激需求的同时,优化供给。所谓优化供给,即指按规定技术水平、规模经济、竞争能力的标准,将那些达不到应有技术水平,不符合规模经济要求,缺乏竞争能力的供给,淘汰出供给体系。不关闭这些提供无效或低效供给的企业,不可能实现供求大体平衡,也难以需求带动高效供给。

进行体制改革和宏观政策的及时调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基金会秘书长樊纲认为,中国出现总需求不足,有两方面原因:一是1996年实现“软着陆”后,没能及时调整宏观政策,继续对投资、信贷等采取控制较紧的模式,另一个则是中国特殊的体制原因,国有企业债台高筑、银行坏帐日益严重,被迫采取防范风险的措施,普遍“惜贷”,从而造成通货紧缩。它本身说明再用货币政策很难见效了,无论利率如何下调,对坏帐没什么作用,何况利率降了,如果市场上没有预期的投资回报,大家也不愿贷。结果只好更多地采取财政政策。这是一次经验教训。

政府财政支出难免存在种种问题,如效率低下、腐败严重等。但要首先想清一个道理:作为扩张性宏观政策的财政支出,主要目的是“花钱”,把宏观经济稳定搞上去,在当前是最大的效率。

有一个重要问题是,这轮政府投资、国家投资能否带动私人投资、市场投资,是否有了乘数效应。目前这方面有了一定效果,但还不太明显。从政策实施到在增长率上见效至少得6~9个月的时间。在一定意义上说,现在只是到了消化存货的阶段,价格还没有回升,非国有经济部门的投资还没上涨。讨了消化存货这个阶段,乘数效应才能显示出来,这是经济学的一般规律。因此,在下一阶段,政府还要保持一定财政扩张的态势,至少要持续到1999年上半年。特别要鼓励非国有部门、私人投资,促使经济恢复增长。

消费政策要作大的调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淮认为,1999年增长看内需,内需看消费,消费看政策。其中要特别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首先,要有科学的消费者假定。消费政策一定要搞明白,消费者究竟是怎样决定自己的消费取向的?其次,要找准消费政策的定位。消费市场上有三个当事人:厂商、消费者和政府。在厂商和消费者的竞争中,消费者是弱者,政府的作用首先是帮助消费者,任何情况下的消费政策首先应当是保护消费者的政策,政府不能跑到厂商那里去充当说服消费者购买东西的“托儿”。第三,消费政策要有明确的引导目标。消费政策通常只能调节两个平衡关系:一是消费者与投资之间的关系,二是即期消费与远期消费的关系。但我们现在的消费政策是,既要让老百姓购买消费品,又要让他们在资本市场上为国企筹资;既要让人们加大即期消费,又在不断推出医疗制度改革、就业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教育制度改革等诱导人们对自己的远期消费负责的政策。这种“东西南北一块放行”的政策只能使人们无所适从。第四,要对规范消费者行为的政策取向进行调整。消费政策不是设法说服消费者打开钱包的政策。当前,我国消费行为中应当由政策引导和规范的最主要问题不是能否舍得花钱,而是对“假冒伪劣”的容忍甚至是认同!

促进结构转换的供给政策将是长策。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杨目认为,为启动经济增长,发挥最大的乘数效应,短期内可对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同时着力,而不应对立。但二者可能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却都无法最终解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将近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相结合。从中长期来看,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将不是需求管理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而是促进结构转换的供给政策。中国存在可持续性高速增长的三大空间,应是中长期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着力方面。即城乡结构转换空间,所有制结构调整空间和区域结构转换空间。

财政基建投资与贷款支持企业应该双轮启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培新认为,这一轮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是非常必要的,重工业销售市场有所好转,但消费品市场效果不显著,还需采取一定的措施。单靠投资不灵,靠减员增效、下岗分流也不是根本办法。应当借鉴80年代的成功做法,考虑改变从紧的货币政策,广泛吸收存款,贷款支持各类企业,投资有销路的产品。对国企职工要恢复工资、奖金与经济效益挂钩,调动工人积极性,鼓励企业扭亏增盈。对乡镇企业贷款帮助其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恢复销路。乡镇企业增产以后可增加农民的现金收入,提高其有效需求,拓展农村市场。对私企消除贷款歧视,有利于增加就业。总之,财政基建投资与贷款支持企业应双轮启动。

扩大内需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王一鸣认为,扩大国内需求,其着力点应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管齐下,短期内以适度扩大投资需求为主。同时,要从最终需求入手,通过扩大消费需求带动生产和投资增长。要围绕积极开拓农村市场,培育城市住宅需求,积极发展旅游业等方面,适度刺激消费需求并合理引导消费,进一步改善消费结构。具体操作时应注意:①增加投资要与结构调整相结合。这次结构调整的核心是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和支撑;②增加投资要与技术进步相结合。技术进步既包括传统产业的设备更新、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也包括高新技术产业,提高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③增加投资要突出重点。在生产领域,重点支持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提高这些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提高生产的集中度;在建设领域,主要应投向对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有重要意义同时又能拉动当前经济增长的领域,主要是农村水利建设、能源、交通、通信和环保等基础设施建设,普通居民住宅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投入等;④开发生产适合农村需要的消费品,积极开拓农村市场,为此,一要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解决农副产品的销售问题,使农民在增加生产的同时能增加收入,从而从整体上增加农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二是工业企业要重视开发生产适合农民需要的产品;三是要发挥舆论引导作用,积极引导农村消费,减少婚丧嫁娶的铺张浪费,引导农民提高消费质量;四是大力发展农村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使用耐用消费品创造条件;⑤加快住房改革,积极培育城市住宅需求,要通过加快房改、取消福利分房,降低房价、推进住房信贷,以及改善售后服务、开放二级市场等方面配套联动,积极促进住宅需求;⑥适应人们闲暇需求的增长,大力发展旅游业,以促进经济增长,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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