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珺[1]2000年在《传教士与晚清女学》文中研究指明西方国家与近代中国的关系,主要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西方传教士的活动也在这一大氛围下具体展开。如何正确认识传教士与晚清女学的关系,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中国学习西方、从传统迈向近代的历程。 本文分四个部分论述传教士与晚清女学的关系。第一部分主要论述传教士创办晚清最早的女学即教会女学以及开创最早的女子留学事业,指出传教士宣传女学和创办教会女学打开了中国封建教育体制的一个缺口,迎来了近代的气息,这一文化活动也与时代潮流相吻合。第二部分从阐述知识分子女学思想及其实践中,展示传教士穿梭于其间的活动,指出知识分子的女学思想的产生及晚清出现中国人自办女学,传教士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第三部分论述晚清女学发展的新阶段,即女学合法地位的确立和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子大学,阐明国人自办女学与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学二者相互促进之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传教士创办教会女子大学对完善中国近代教育体制所起的作用。第四部分是评价晚清女学的出现的历史意义及局限性,揭示传教士及教会女学社会效应的二重性。
端木敏静[2]2014年在《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在华的西方基督教传教士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的现象。通过研究这些传教士在中国传教、文化与教育的活动以及他们与中国社会文化的互动,首先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细节和研究的新视域,有助我们更加精准地把握中国跨时代变迁中的晚清中国和西方视野下中国形象的演变进程,也为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冲突、为实现有效的文化交流和会通提供借鉴和启示。本论文以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1935)为研究个案,在收集和整理伦敦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等所提供的苏慧廉第一手档案材料和中英文原始材料的基础上,立足于充分的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融合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和跨文化交际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以及这些学科理论所提供的视角和解释框架,重构苏慧廉在中国活动的历史图景,多角度、全方位地阐述和分析苏慧廉及其传教团队的在晚清温州的传教、教育和医疗事业,探讨了他们在晚清温州的近代化进程中和中西文化交流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和意义。本论文还对苏慧廉的东学西传的汉学学者生涯和作品进行系统介绍,并通过对苏慧廉汉学代表作的分析来阐述苏慧廉的学术思想,在此基础上整理评价他在欧洲汉学研究做出的贡献。苏慧廉1883年初来到浙江温州传教,1907年离开温州前往太原担任山西大学堂校长。传教期间创办西式学校和西医医院,推动了晚清温州的基督教、文化、医学发展的近代化进程。1911年回英国担任牛津大学汉学终身教授,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和传授。苏慧廉在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交流方面有着丰富的经历和实践,他的人生历程就是一个特殊时代的跨文化交流的具象化的过程,对他的研究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学术意义在于关于苏慧廉的全方位学术研究还是空白的状态;就其实践意义而言,在当今各国民众的文化交流和碰撞更频繁的时代里,关于苏慧廉的研究能为当下的跨文化交流带来启示和提供必要的经验教训。本论文首先以史为线,阐述苏慧廉初到中国的文化体验以及在传教过程中为适应中国文化和温州当地文化做出的处境化努力,来呈现西方传教士初遇异质文化的普遍现象和特殊现象,藉此探讨跨文化传递、跨文化互动中出现的必然现象。其次,苏慧廉在温州活动时期正值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本论文详细叙述了苏慧廉为应时代之需而开创的西学东渐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深入讨论了西方传教士在传教、办教育和医疗等事业中所透射出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层内涵。苏慧廉对晚清温州乃至晚清中国的文化观察,是当代学者研究晚清中国城市、民俗民风等珍贵历史材料之一。苏慧廉夫妇在晚清温州生活二十五年,深入温州各层人群、各个地方,接触到温州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场观察、亲身体验中国文化,亲眼目睹中国传统社会进入世界近代化潮流体系中的变迁,这些现场材料被苏慧廉夫妇用文字保存下来。本论文整理和研究苏慧廉夫妇对晚清温州的报道作品、未出版的手记信件以及留下的关于晚清温州的老照片,整理其中关于晚清温州的描述,梳理他们对晚清中国的观察和评论,了解特定时期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并以此微观视角了解晚清中国社会真实图景和社会文化语境,为更多相关学者研究提供借鉴。最后本论文以相当大的篇幅阐述苏慧廉的汉学造诣,对他的著作逐一介绍,并进行客观地评价。以苏慧廉的代表作《论语》译本、《儒释道中国三大宗教》和《中国与西方:中西交通史大纲》为研究文本,深入阐述了苏慧廉对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宗教文化和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呈现他是如何向西方世界诠释和解读中国文化。《论语》译本研究将填补国内苏慧廉《论语》译本研究的空白,《儒释道中国三大宗教》是欧洲汉学界关于中国宗教精神的经典力作,《中国与西方》阐述了中国在中西关系发展史里的角色和影响。本论文通过丰富的史料和作品的阐述和分析,以历史人物和历史时代的辩证关系以及苏慧廉对当下跨文化交际的启示为视角,得出以下结论:首先,苏慧廉的历史成就与他所处的历史时代所提供的历史机遇和创新空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英国殖民扩张提供了历史机遇,欧美国家基督教青年海外宣教运动带来时代选择,而晚清中国特殊历史环境帮助他成就人生使命。其次,苏慧廉的跨文化交流体验为当下跨文化交流提供的借鉴和启示:开放心态,认知他者,这是跨文化交流成功的第一要素;调整姿态,学习认同并溶入目标文化,打破文化的疆界,是形成文化间的互惠理解必要途径;最后通过文化间的双向传递,在两种文化之间搭建彼此交流、彼此认知、彼此学习的桥梁,在对话中促进彼此是跨文化交流的最高境界。文化交流关系绝不应是非此即彼、单相输出,互惠对话、多元共存不仅是未来人类文化关系的图景,也是和谐发展的基础。文化可以成为彼此沟通的桥梁,而不是隔断彼此的屏障。
黄良俊[3]2018年在《传教士与晚清厦门女学的兴起》文中认为鸦片战争以前,受传统观念的禁锢,厦门妇女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厦门,为了传教需要而率先兴办女学。虽然,教会女学是西方列强利用宗教施加文化影响的产物,但也推动了国人的自办女学,对厦门女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徐宁[4]2013年在《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1850-1931)》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以近代江南女校生存拓展的历史脉络为基本线索,深入分析江南女校如何在时代契机下获得自身发展,如何通过各类手段来规范和引导以女学生为主的相关人群的思想行为,从而对江南社会的日常生活、伦理道德、经济生产、政治活动等产生深远影响。女学生不仅有可塑性,更具有自主发展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使部分女学生率先突破了女校为其设定好的种种社会角色。觉醒了的女学生进入社会后成为社会变革的活跃分子,从而将近代女校的社会影响力推向了顶峰。随着西方坚船利炮进入中国,基督教在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地区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文化传播。西方传教士为了更好地传播福音,在中国兴办起了学校与医院。近代最早的江南女校即在由西方传教士传播基督教福音的背景下建立。诞生于19世纪50年代的江南教会女校,作为传统中国土地上的一个崭新的文化现象,虽然面临重重阻力,但是仍然不断地将女性接受知识这种观念向外传播。而江南本为人文昌盛之地,随着中西交流的深入,教会女校几经磨砺,终于在19世纪末获得部分知识精英的认可,迎来了出身中上层社会的女学生。江南女校存在的最初40余年,教会女校一家独大,西方文化、西式生活通过女校较为系统地传输给女学生,渗透入她们的家庭,明显地改变了江南社会日常生活的某些方面。西方传教士是近代中国女校的播种者,而女校的推广则主要依托了以维新派为首的救亡心切的爱国人士。为了动员更多力量投入到挽救民族危亡的巨大工程中,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开始在理论和实践层面推动女子的社会化教育,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校——中国女学堂(亦名经正女学堂)因而诞生于1898年的上海。上海是近代江南女子教育的一个中心,女子教育开始在近代蓬勃发展。在朝廷和社会兴废女学的长期争议中,民间办女校之风渐兴,打破了教会女校一家独大的局面。成长中的女校聚合了传教士的宗教热情和国人的救亡激情,它以学校为实践平台,以学会或差会为组织平台,以报刊为舆论平台,将其影响力扩散到社会各个角落,来实现其既定目标。女校学生则是这种影响力发挥的核心力量,她们在学校的多种规训手段下被塑造为各种社会角色,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中。清政府被迫于20世纪初做出变革姿态,实施“新政”,并对女学开禁。此后,官办女校在全国范围内日渐兴盛,而江南女校则始终居于领先地位。从早期的教会女校到国人自行创办的女校,从男性主导近代女校到女性毁家兴女学,从民间办学到官方主导,从女性不入学到女性进女校再到男女同校,均体现了女性地位的提高与女子接受知识这种观念的传播。传统时代女性基本上是作为男性的依附者而存在的,在三纲五常的钳制下女性人格扭曲、社会地位低下。近代以来,随着西学的不断传播,男女平等观念逐渐兴起。欲提高女性之地位则首先应从赋予女性受教育的权力始,近代江南女校的发展壮大不仅塑造了新的女性形象,亦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近代江南社会的面貌。民国建立后,社会变革不断,女校和女学生无可避免地卷入历史洪流中,在改写自身命运的同时也创造着历史。经过社会历练后的女学生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群体意识逐渐萌发,部分进步的在校女生和毕业女生不甘于“他者”的身份,开始为“女界”的未来奔走呼号。近代江南女校最初以唤醒女性担当“家国”责任为目的,却使女性意外收获到“自我”这一果实。到20世纪30年代,社会各个领域几乎都能看到知识女性所做的杰出贡献。昔日的女学生超越了女校给她们划定的女性空间,走向了更广阔天地。
张飞飞[5]2004年在《《万国公报》中的妇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晚清来华传教士非常注重利用报刊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看法。本文选取了传教士在华所办的中文报刊中历史最久、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家——《万国公报》作为考察对象,以《万国公报》中关于妇女问题的内容为中心,探讨该报为何关注、如何关注及此种关注的影响。《万国公报》的前身是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于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中国教会新报》,发行至1874年,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停办,1889年复刊,并成为英美基督教组织——广学会的机关报。《万国公报》的创办者及主笔都属于基督教新教中的自由派传教士,自由派的传教属性及其此时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对基督教的渗入使得他们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撰写了大量的文章。内容上可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万国公报》(1874—1883),这个时期传教士一方面介绍欧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另一方面则对中国妇女生活现状中的贞节问题、缠足、女学问题开始进行批评;广学会时期的《万国公报》(1889—1907),这个时期关于妇女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早期,在内容上,对欧美妇女社会地位的介绍更加系统化,对中国妇女现状的批评则主要集中在缠足问题和女子教育这两个方面,并且不仅仅限于言论,还将一些开创性的主张付诸于实践,创办天足会,建立教会女学,动摇了中国传统妇女观中的陈腐观念,起到了一定的启蒙、示范作用。传教士对中国近代妇女问题的看法是通过《万国公报》的发行得以传播扩散,尤其在广学会时期,广学会强大的发行策略使得《万国公报》发行的地域范围日益扩大,而晚清国家危亡的紧迫感也使得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万国公报》非常关注,并从传教士对中国妇女问题的看法和主张中汲取了一定的养分。晚清来华传教士的思想背景是“西方中心”主义和一切以基督教为指归,他们关注中国近代妇女问题以及一切相关活动都是服从于使中国福音化和西方化这个根本目标,其关注行为具有坚定的目的性和强烈的功利性,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李晨[6]2016年在《晚清上海不缠足运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缠足,是中国古代乃至近代的一种习俗,将女子的双足用布帛缠裹,使其变得又小又尖。在整个缠足过程之中,女性的身体和精神都要承受极大的伤残与痛苦。那些亲历缠足并饱受苦痛的中国女性,又将缠足悲剧传给她们的子辈和孙辈,这种人为摧残女性身心健康的恐怖习俗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经久不息,人们的对女性缠足的观念在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中根深蒂固,不可撼动。近代中国,国门洞开,西方文明涌入。随着社会矛盾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西学东渐,国人开始逐渐接受并主动学习西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等社会科学理论,并将之作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提出中国妇女解放主张,由此,中国近代不缠足运动的大幕缓缓拉开。中国新派知识分子向世俗的挑战,西方传教士与外籍女子的不懈努力,制造舆论声势,设立不缠足组织。不缠足运动逐步推进,并首先在中上层社会取得了不俗的成效。直到20世纪初年,清廷最高统治者下达劝禁谕令,不缠足运动终于正式获得了官方的有力支持,视缠小脚为丑陋的新观念逐步植根于国人的思想意识。晚清以来,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过渡转型,上海的社会的急速转型表现得尤为明显,很具有代表性,选作近代中国不缠足的样本地区。晚清上海发起的不缠足运动有着深远的意义,近代上海是中国近代不缠足运动与女性解放运动的先行者,虽有些不足之处,但其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杨璐[7]2016年在《中国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研究(1891-1924)》文中研究指明1891-1924年我国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的创立与发展是其踏入以医学、教育学、心理学为基础的科学发展门槛的重要历程,在我国近代特殊教育发展史中占据浓墨重彩的一笔。将残疾女子培养成“独立、可敬之国民”的办学理念与实践成为该时期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走向的缩影。对这一时期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的发展进行历史研究,从理论上可对1891-1924年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的发展作系统梳理,为以后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史的研究作抛砖引玉之论;从实践上,对解答当前民办特教学校发展困境提供路径,亦能够为现当代公办特殊教育学校的自主发展提供启迪。本研究紧密结合近代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背景,以1891-1924年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的发展脉络为文章主线,在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建立发展的历史条件和教育诉求下,从发展历程和突出成就角度,深入挖掘其发展过程中在课程设置、社会宣传、经费筹措等方面的特色,总结和凝练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建立发展的影响,从而提出一些对当代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有益启示。文章初步分为五个部分进行研究,绪论部分对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已有研究成果等进行简要分析。第一部分:以清末民初我国近代社会的政策走向、教育状况为背景,从发展诉求的视角,剖析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的萌发可能性、需求性,并对影响其发展的客观因素进行整体分析。第二部分:以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为基础,纵向考察我国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演变的历史轨迹及突出特点,即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彰显出的教育性与养护性共生、宗教性与科学性同在、慈善性与营利性并存、自主性与依赖性相争。第三部分:对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破旧迎新的教育实践进行横向梳理;评估残疾女子状况,有的放矢办学等;筹措专门经费,捐助特教女学发展;教育内容中西合璧,教学方法手脑并用;加强对外宣传联络,主动争取社会支持。进而分析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办学主体的办学动因及教育思想,总结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的成功经验。第四部分: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的开创性历史影响:如初创一批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开创残疾女子接受正规教育的先河;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有了专门的师资;新理论、新方法渗入特教女学之中。第五部分:结合私立特殊教育女子学校发展史的启示与经验,从国家政府重视度、特殊学校自主意识等方面对我国现当代特殊教育改革发展提出建设性期望:政府重视是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保障,借鉴西方特教理论需与本土实际相结合;特教学校间的联动有助于提升特教办学水平,自主、自立是特教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关注性别差异可提高特教实效性等。
何大进[8]2005年在《传教士与晚清教会女学》文中提出近代中国教会女学从创办到发展,经历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独立和较为完整的教育体制与办学模式,在中国女子教育史上起了某种开拓性的作用。教会女子学校的创办,其意义不仅在于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同时,也是对中国沿袭了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的挑战。
王璐[9]2017年在《魏晋至隋唐与晚清女子教育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在当今中国,女性在地位方面与古代早已天差地别,男女之间的平等也早已经普及。但在中国古代的封建时期,女子地位低下,是没有资格进入学堂接受正统学校教育的。在这样的环境中,女子教育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出路,其内容、形式发展缓慢。本文就是基于这样的情况,对两千年封建社会中突出的两次女学,研究其发展的背景、原因、成果和影响。并将两次复兴进行对比,找到对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以及对现代教育和社会观带来的影响和启示。本文一共分为四个部分: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相关研究及文献综述、文章的研究方法和创新之处。正文第一部分重点说明魏晋至隋唐这一段历史中女学状况的研究。在魏晋玄学思想和世家大族的影响下,在隋唐鼎盛国力和开明统治中,女性地位和女学内容产生很大变化,出现了以家族为范围专供女子学习的学堂。从这一时期起,女性教育中“妇容”被提到很高地位,女子在家庭教育中也开始涉及经史子集,并且一直延续至封建社会结束时期,大大提高了女性的文化素养,对后世女子教育产生了极大影响。正文第二部分研究晚晴时期的女子教育。晚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和魏晋隋唐大不相同,却衍生更加声势浩大、生机勃勃的女学发展。在内忧外患的国情中,教育内容形式及担负的责任被赋予全新意义。女性地位在外国思想的渗透和支离的封建礼教中也水涨船高。女子教育经历了萌芽、抵制、抗争、到繁荣发展的艰难历程。教学内容从基础小学到高等教育再到职业教育,逐渐成为女性和社会接轨的重要途径,并且在课程设置、学习内容和其他方面进行深入探索,至今仍对当今教育规划设定具有重要影响。正文第三部分是对两次女学发展进行比较。通过背景环境、政治经济水平、文化、教育形式等方面的探索,深入解析其相似之处和不同之处。并通过对影响女学发展的不同因素,深入挖掘,重点揭示社会文化观念对教育和女子教育的重要影响、女性自主意识的重要意义,以及教育的不平衡性对教育的影响。针对这些方面提出启示和建议,希望能够通过对女子教育发展的研究,使更多人关注这一领域,并追本溯源,总结经验教训服务现代教育。
李期耀[10]2014年在《差传教会与中西互动—美北浸礼会华南差传教会研究(1858~1903)》文中指出从1858年到1903年,美北浸礼会在与粤东社会的互动中逐步建立起介于中西两个世界之间的差传教会事物。差传教会既属于中国社会,也属于西方世界,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具有非常鲜明的中间性。这种中间性使其成为研究中西关系的重要标本之一。在中国基督宗教史研究中,差传教会一般被称为“差会”或“教会”。这两种称呼都无法正确反映这一事物的实际形态。在近代中国,除了极少的自立教会,绝大部分基督宗教组织都是以差会加教会的形态存在。本研究引入欧美宣教学中的“差传教会”(mission church)概念,采用互动视角,通过探讨粤东美北浸礼会差传教会来观察19世纪下半叶西强东弱时期中西关系的种种面相。本文以原始教会档案、外交档案、传教士家庭文件为核心资料,运用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方法考察了五对互动关系。这五对互动关系分别是:传教士与美国社会的互动;美北浸礼会总部与传教士的互动;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的互动;传教士与粤东社会的互动;差传教会与粤东社会的互动。传教士与美国社会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性别、政治、经济方面。性别方面,传教圈女单身传教士、女医生的失范现象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性别框架下重新得到规范。这种变动构成了美国社会女性规范变动的一部分。女传教士在粤东培训的女医生、女传道也为美国国内女性规范的转变提供了中国影像。政治方面,不断发生的民教冲突让传教士通过总部对美国政府相关外交人员的任命施加影响。经济方面,为了募集传教资金,总部鼓励传教士通过各种方式宣传自己的传教活动,传教士也有意识地利用文字和演讲等途径筹集传教资金。传教士因此向美国国内传播了大量粤东风土人情信息。美北浸礼会总部与传教士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总部组织运作、传教士规则、传教士招募标准、差传教会组织四个方面。伴随着传教经验的累积,美北浸礼会总部通过下放部分权力给各差传教会来加强对传教士活动的控制,同时不断调整传教士规则和招募标准。1901年,总部调整粤东浸礼会的组织框架,将以礐石堂为中心的垂直组织框架改变为华南差会全体传教士大会下的多中心、多委员会框架。新框架避免了传教站各自为政,将需要统一协作的事务由各委员会和传教士大会处理。传教士与本土基督徒的互动主要在教会管理、科教文卫事业、礼仪方面。传教士采用全体信徒定期聚会制度讨论整个差传教会的事务,藉此训练本土传教人员,加强信徒的共同体想象。信徒管理方面,传教士主要以基督教中的“十诫”规范信徒的宗教和世俗生活,同时根据粤东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诸如不得赌博和吸食鸦片的规定。对于缠足、祭祖、婚礼、葬礼、饮酒等俗事则采用引导方式,没有作强制要求。粤东浸礼会兴办了大量科教文卫事业。神学教育方面,根据学员的神学素养,传教士以圣经为培训教材,教授简单易懂的主要教义。在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中,中国传统和地域文化对传教士也产生深刻的影响。世俗教育方面,围绕家务活、缠足、婚姻、教学方法、英语教育等问题,传教士与本地信徒发生直接的关联互动。教会文字事业方面,有大量本土基督徒或语言教师参与其中,在翻译过程中,传教士负责英文意思和罗马化问题,本土基督徒负责其中的潮州话和汉字部分。如果说明末清初时期传教士常常接受中国的“文化指令”,则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其文化征服心态则显露无疑,企图“全面”指导中国。不过,在对潮汕浸礼会基督徒婚礼、丧葬礼仪进行细致分析后发现,传教士的“指导”虽然是基于基督教的基本立场,但就功能和作用看只能是部分纠正和有限改造,中国社会背景仍是本土基督徒思考问题的主要参照物。本土基督徒的礼仪并非简单的中西杂糅,含糊不清,而是来源清晰,过程有序。本地原有仪式有些保留、有些删去、有些被基督教元素替代、有些保留原有观念代之以新的形式。基督教元素以嵌入的方式进入,大部分集中于仪式的某个阶段,在此阶段保留了基督教礼仪的核心部分。传教士与粤东社会的互动包含多个方面。美北浸礼会传教士进入粤东后,建造福音船、开发避暑地、编译方言学习教材和圣经、划分传教区域。以往研究常将传教士与地方社会的关系描述为对抗关系。实际上,除了对抗之外,还可在教会文献和新视角教案研究中找到大量中外合作的例子。地方士绅将西学知识进行分类,对实用性部分积极引入自己的模式加以利用。在与地方普通民众的互动中,通常的看法是传教士能够主导这种关系,事实上却有很多传教士掉入当地人陷阱的例子。传教士的私人经济活动是学界甚少关注的一个问题。华南差会传教士在粤东参与了抽纱、止痛药、花旗参、钟表等商品的进出口贸易。传教士的介入让原有商业网络发生很大的变化,他们可以利用自身深入中国人生活的优势,进入外国商人不太擅长的本地人关系圈,通过庞大的、跨区域的教会网络将商品直接转卖给有基督教背景的次一级地方商人,或者造就一批基督徒商人。还有一种情况是,地方商人利用传教士的资源从国外进口商品,但销售渠道仍然是利用原有的商业网络。耶士摩的浔洄渔场案展示了传教士在中国购产的复杂面相,不仅传教士和基督徒参与进来,而且外交人员和胥吏也卷入这宗交易。从涉及的问题来看,既有外交上的通商口岸范围争论、传教士购产问题,又有内政中的地方管辖权界线问题。耶士摩在购买汕头土地和填海过程中与当地具有“市政厅”功能的万年丰会馆的矛盾,引发了大量的外交交涉。该土地不断填海扩展的进程与汕头城市的发展相同步。浸礼会在粤东的传播分为区域间传播和社区空间传播。区域间传播以磐石堂为中心,形成网状结构。在社区空间范围,基督教通过已有的宗族、家庭、女性等网络得到传播。教会网络在不断扩展的进程中被赋予新的内容,挑战了地方社会原有的组织框架。有些平信徒利用自己的血缘、地缘等本土关系网络,以教会为平台,成功将基督宗教嵌入到社区结构中。差传教会事业作为一种实体形态更是直接与粤东社会发生关联互动。教会房地产买卖涉及到中外条约的地方实践问题,迫使中外政府做出不少变通。尽管如此,传教士大多数时候还是绕过这些规定,通过基督徒或其他中间人按粤东民间方式购买房地产。差传教会事业一方面增加了本地原有职业的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引入或强化了一些西方职业,对粤东社会职业结构和性别观念产生很大冲击。地方社会当然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官办学校根据“癸卯学制”引入西学课程,与教会学校展开竞争,让原本松散的粤东浸礼会教会教育事业实现了统一管理,积极而系统地引入西方知识教育体系。至此,西学才循着这两套教育系统在当地获得了传播的最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 传教士与晚清女学[D]. 陈珺. 河北大学. 2000
[2]. 融通中西,守望记忆—英国传教士、汉学家苏慧廉研究[D]. 端木敏静. 浙江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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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女校与近代江南社会的变迁(1850-1931)[D]. 徐宁. 上海师范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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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晚清上海不缠足运动研究[D]. 李晨. 渤海大学.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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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传教士与晚清教会女学[J]. 何大进. 历史教学. 2005
[9]. 魏晋至隋唐与晚清女子教育比较研究[D]. 王璐. 河北师范大学. 2017
[10]. 差传教会与中西互动—美北浸礼会华南差传教会研究(1858~1903)[D]. 李期耀. 山东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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