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储蓄结构与收入分配——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问题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收入分配论文,经济增长论文,格局论文,国民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1）01－0014－06
一、引言
发展一国经济需要解决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如何创造财富，二是如何分配财富。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将目光由如何创造财富转向如何分配财富，国民收入分配问题因而也成为当前经济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
本文所讨论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指居民、企业、政府三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关系。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演变趋势的研究，不仅能够促进国民财富分配的公平有序，而且能够指导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经济体制改革，从而有助于解决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如消费需求不足问题、人口红利、消费周期问题等。
居民部门收入占GDP的份额是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的焦点问题。这不仅是因为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是社会最终消费的主要承载者，而且还因为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料，居民部门收入本身又有几种不同的测算方法，而运用不同的测算方法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纵观我国近年来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相关研究可以发现，人们虽然普遍认同近十年来我国政府和企业部门分配份额呈现双增加态势，而居民部门分配份额有所下降的结论，但在居民部门收入比例下降的幅度与合理比例以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上，却存在不同的看法。吕冰洋等（2009）对1995年到2005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分析后认为，分税制改革以来，居民部门的收入份额在最终分配环节下降了7.6个百分点，而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则分别增长了4.0和3.8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指出：“我国劳动者报酬比重逐年下降——2003年以前一直在50％以上，到2006年降至40.6％；与此对应的企业利润则在上升，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由以前的20％左右上升到30.6％。”而根据白重恩等（2009a）的研究，我国的统计口径在2004年发生的两个重大变化（一是个体经济业主收入从劳动收入变为营业盈余；二是对农业不再计营业盈余）对劳动份额即居民部门收入的影响明显，大约使劳动报酬占比被低估了6.29％。根据他们的测算，在1995年～2004年间，统计方法的调整、结构转型、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59％、29％和12％。这就是说，剔除统计口径变化因素的影响，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占比下降并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2010）的研究认为，如果在2004年及以后年度的劳动者报酬降幅中扣除上述统计因素，1993年～2007年间，劳动者报酬的实际降幅为3.46个百分点，年平均降幅为0.23％。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劳动报酬高于“金砖四国”中的其他三国10～23个百分点，并不存在比发展中大国更低的劳动报酬占比。而华生（2010）则认为，按国际同比口径，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远超发展中国家，在“金砖四国”和中等发达国家中也位居前列；与自己纵比也不是下降，而是在持续上升。
前期计算居民部门收入的方法是否受测算方法本身、统计方法等因素的影响呢？改革开放以来，居民部门收入占GDP比重变化的趋势及产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应通过何种途径调节国民经济的总体分配格局？为进一步分析这些问题，本文在余下部分从四个方面进行研究。第一部分分析前期国内应用比较多的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以及国民收入核算的收入法两类方法在计算各部门收入时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的人口数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数据，按不变口径计算1978年～2009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第二部分应用新剑桥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卡尔多的“新剑桥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型”，从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角度研究了1978年～2009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的原因；第三部分从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方面分析近年来我国企业储蓄高增长的原因；最后，对本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小结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对1978年～2009年间居民收入份额的测算与比较分析
从前期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研究看，大部分学者是通过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以及国民收入核算的收入法两类方法来获取数据并计算分析的。由于我国统计部门在2004年对个体经济、农业等统计口径进行调整，加之部分收入项不能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直接得到，而必须通过假设推导获得，因而这两种方法的精确度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有的学者直接采用《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数据分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而国家统计局在编制资金流量表时，虽然经济普查年份直接取自普查数据，但非普查年份的部分数据却是通过估算得到，并且在估算过程中假设劳动者报酬的增长率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率相同（实际两者的增长率在很多年份是不同的）。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下，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报酬占比、生产税净额占比以及企业收入占比均有较大幅度的波动，因而无法得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确切比例关系与演进趋势（白重恩等，2009b）。此外，也应看到，《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政府收入只包括预算内和预算外收入，没有包括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各种非预算收入，即所谓的“预算外的预算外”收入，如2007年前的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以及农村非税收入——是指以乡镇统筹、自筹（包括原村集体提留）等形式向农民征收的财政性资金等。这些收入的存在，使政府实际可支配的收入要比《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反映的政府收入多。
有的学者为避免《中国统计年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存在的这类问题，采用省际GDP收入核算法的相关数据，但目前我国各省（市、区）在计算GDP时，实行分级核算、分级负责，其计算口径、核算范围、核算方法、核算依据尚不够规范和统一，因而各地相加后，一般不等于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一般来讲，在统计学上常用的GDP的核算方法主要有三种：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国家统计局可以同时采用三种方法进行核算，三种结果相互验证，多次校正。但是，地方政府由于缺乏详细的地区间商品流通统计数据，加之跨地区经营容易造成增加值重复计算，难以真正采用三种方法相互验证和修正，当各地区核算出来的GDP数据出现偏差时，难以发现和校正。因此，采用省际GDP收入核算法来计算的各收入部门的相关数据，同样存在可比口径与统计精确度的问题。如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历年“地区生产总值收入法构成项目”数据，多数省份劳动报酬占GDP比重或是跳跃式变化，或是大幅下降。如天津1994年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为45.3％，1998年上升到53.0％，2000年下降到46.7％；又如吉林，2003年劳动报酬占GDP的64.5％，2005年则仅为44.7％。即使是数据口径调整，也不可能出现短期内剧烈变化近20个百分点的情况（卓勇良，2010）。
那么，能否通过其他核算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统计口径变化、省际GDP收入核算法难以相互验证等因素的影响，对居民部门收入份额占比作大致测算呢？本文拟采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城乡居民人数、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数据来测算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GDP的比重。此方法虽然也受到统计抽样等因素的影响，不能做到完全精确，但由于数据来源直接，不需要进行进一步的估算与调整，因而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变化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每年按年度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居民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农村居民数”四项原始数据，通过下述公式计算出城乡居民总收入，即
城乡居民总收入＝城镇居民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最后计算城乡居民总收入占当年GDP的百分比，结果如表1所示。
通过表内计算结果，我们可以得出1978年～2009年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比重的趋势，如图1所示。
图1 1978年～2009年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总额比重的趋势
如图1所示，我国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78年～2009年间总体呈先升后降趋势。1978年～1990年间大幅上升约12个百分点，但在1990年达到高点55.36％后，却在1991年、1992年间出现大幅下降，下降约10个百分点；随后的10年间均保持稳定状态，变化幅度未超过2个百分点；而在2002年后，又呈加速下滑状态，7年间从48.44％下降到42.80％。这种急剧下滑趋势，是我国近年来内需不振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为此，本文在以下部分将进行如下尝试：为研究我国的居民收入份额提供一个理论参照系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的长期变动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出初步分析。
三、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基于“卡尔多模型”的分析
（一）理论回顾
在西方经济学的经典文献中，把经济增长同收入分配关系紧密结合在一起，着重考察随着经济增长分配结构如何变化，同时研究决定这种变动趋势的基本因素的理论主要是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理论。作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主要继承者，琼·罗宾逊（John Robinson）和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Nicholas Kaldor）是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理论的奠基者。1956年，Kaldor在《可选择的分配理论》中提出了自己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型。
卡尔多模型的基本假设有：（1）资本—产量比率保持不变，即常数；（2）均衡条件为I＝S；（3）社会成员分为工资收入者（劳动者）和利润收入者（资本），两者的储蓄率都是固定的，而且利润收入者的储蓄率大于工资收入者。
假设经济中只有两种要素：资本和劳动，因此全部的国民收入Y只划分为工资W（劳动者收入）与利润P（资本收入）两部分
Y＝W＋P （1）
劳动与资本各自有不同的储蓄率sw（劳动者收入总额中储蓄所占的比例）与sp（利润总额中储蓄所占的比例）。设S为储蓄总额，则
S＝sp*P＋sw*W （2）
根据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原理，在均衡增长条件下，储蓄等于投资I，再将（1）变形为W＝=Y－P，代入（2），则有
S＝sp*P＋sw*（Y－P）＝I （3）
将（3）移项整理后，可写成下列形式，即卡尔多的经济增长模型
P/Y＝（I/Y）/（sp－sw）－w/（sp－sw） （4）
卡尔多的经济增长模型表明，经济增长速度和收入分配是具有内在联系的。当sp和sw既定时，资本积累率（I/Y）直接影响着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P/Y）；也可以说，投资量直接决定着利润量的大小。他认为，既然社会的收入是在各个阶级（要素）之间分配的，其中每一个阶级（要素）都有自己固定不变的储蓄倾向，那么，收入分配中利润和工资的比例关系就直接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储蓄水平，从而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另一方面，要达到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就要有一定的积累率，从而也要有相应的收入分配的比例关系。因此，经济增长速度和积累率也是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在分析长期经济增长因素时，收入分配和资本积累也是直接相关的。在（4）中，如果sw和sp既定（同时资本产出系数也既定），积累率的任何上升（也就意味着收入增长率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反之亦然。卡尔多将式中含有的1/（sp－sw）这一系数叫做“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因为它表明了积累率的变化对利润在收入中所占比重的影响。sp－sw之间的差额越大，积累率变化对利润份额的影响就越小；sp－sw的差额越小，这种影响就越大。
（二）“卡尔多模型”对我国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启示
第一，“卡尔多模型”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国近年来出现的在经济高增长的状态下，劳动报酬与资本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状：高储蓄带来高投资，高投资带来高增长，高增长导致各收入分配主体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又带来更高的储蓄率。我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是由投资量的高增长决定的。资本积累率（I/Y）的上升，必然要求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增大，利润量的大小及其在GDP中的份额主要是由投资量决定的。我国1994年～2009年间经济增长过程表明，投资量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积累率和经济增长速度，从而使利润在收入中的份额增大。
图2 1994年～2009年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与GDP增长率趋势图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第二，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企业部门的储蓄率上升幅度远超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上升幅度（如图3所示），使居民部门的储蓄率与企业部门的储蓄率的差距不断缩小，客观上造成我国“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不断缩小，按照卡尔多模型“P/Y＝（I/Y）/（sp－sw）－w/（sp－sw）”的表述，利润即企业部门所得占总收入的份额必然不断扩大。
图3 中国储蓄率的构成变化
资料来源：周小川：《希望剩余储蓄流向发展中国家》（2009b）（在2009年由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主办的首次“全球智库峰会”上的讲话）。
如图3所示，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实际上相当稳定。1992年为20.3％，2007年为20％，期间有些波动，低的时候到17％，但基本保持在20％上下；企业储蓄占比1992年为11.3％，2007年达22.9％，涨了一倍；同期，政府亦即公共部门储蓄占比从1992年的4.4％提高到2007年的8.1％，也上升了近一倍（周小川，2009a）。比较而言，政府储蓄基数相对较小，而企业储蓄大幅增长的作用更大。企业储蓄的大幅增长，是推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企业储蓄大幅增长是造成我国收入分配格局呈结构性变化的主要原因。企业储蓄的高增长造成“收入分配的灵敏度系数1/（sp－sw）”不断缩小，使利润占总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工资占比不断下降。
四、我国企业储蓄高增长的制度性因素分析
通过本文第三部分可以看出，在高投资主导下的经济高增长中，企业储蓄增速过快是导致国民经济分配格局变化的重要原因。那么，我国企业储蓄增速过快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我国逐步形成了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收入主体的税制结构。在这种税制结构下，政府、企业收入均最大化的受益于投资的增长，加之政府以GDP为主要业绩考核指标，投资高速增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图4 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
如图4所示，2002年后，伴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开始高速增长。与此相对应，在2001年～2008年的6年间，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6.46％，企业所得税年均增长21.75％，增值税年均增长17.13％，而同期通过居民可支配收入计算的城镇居民收入年均增长14.08％，企业和政府成为投资高增长的最大获益者。
2.2002年以来，我国逐步进入“重工业化”阶段，资本密集型产业迅速增长，在资源、政策、金融等领域占有绝对优势的国有企业效益大幅改善。同时，通过重组以及将社会责任转移给政府等，企业大幅提高了利润率，企业留存收益储蓄占GDP的比重大幅上升。然而，国有企业不向国家交纳红利的旧有体制却未得到有效改观，直到2005年，国有企业才开始向国家交纳红利，但仅为红利总额的5％～9％，绝大部分利润仍然成为企业的“超额储蓄”。
3.中小企业为投资而增加储蓄。我国步入“重工业化”阶段后。企业越来越依赖高投入获得高产出，因而对银行贷款等融资渠道的依赖性大大加强。由于国内以国有资本为主导的金融体制并未随着经济进入重化阶段而改变，金融资源过度向大型国有企业倾斜，中小企业基本无法获得充足的贷款资源，因而它们被迫“为投资而储蓄”，从而大大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储蓄率。
五、小结
本文应用1978年～2009年我国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不变口径的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计算分析了我国居民部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发现该比重呈先升后降的趋势，首先由1978年的43.91％上升到1990年的53.37％，随后又由1990年的53.37％下降到2009年的42.80％；其中在2002年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重呈加速下滑状态，7年间从48.44％下降到42.80％。这种急剧下滑趋势，是我国近年来消费不足、内需不振的重要影响因素。应用卡尔多“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模型”，本文得出以下结论。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增长基本符合新剑桥学派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理论：高储蓄支持高投资，高投资带来高增长，高增长导致各收入分配主体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而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带来更高的储蓄率。
2.近10年来，我国居民部门储蓄基本保持平稳水平，高储蓄主要是企业储蓄高增长以及政府储蓄增长的结果，而企业储蓄、政府储蓄的高增长又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的以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落后的金融体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鉴于我国近年来出现的投资高增长而居民部门收入水平持续下降、消费增长乏力、内需不足的状况，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仅仅只从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本身着手，而应站在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逐步改革影响经济均衡增长的主要制度性因素，包括财税体制、金融体制、投融资体制等，通过制度性因素本身的激励与约束机制，逐步改变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具体可考虑以下四方面的措施：一是站在国民收入分配均衡的高度研究现有财税体制的转型问题，逐步改变现有的以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为主体的财税体制，使政府收入逐步摆脱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的局面。二是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逐步改变我国目前形成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例不协调、大企业与小企业金融资源分配比例不协调的局面，改变这种由于金融资源分配不均衡造成的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贷款资源过剩而中小企业由于贷款难不得不靠自身积累进行投资的局面。三是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居民储蓄的转化机制与企业储蓄的消化机制。四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重点强化国有企业资本金预算制度与绩效考核制度，提高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行业与大型国企的分红规模与比例。
收稿日期：2010－09－26
标签：收入分配论文; 国民收入论文; 国民收入分配论文; 中国统计年鉴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投资结构论文; 企业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利润论文; 企业利润论文; 储蓄率论文; 经济学论文; 投资论文; sw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