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理论呼唤高等教育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等教育论文,史研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高等教育史作为教育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早已有所研究。每部中国或外国教育史专著，都有高等教育的专门章节（主要是制度史）；单篇文章，也早已屡见于报刊。至于外国高等教育史，公开出版的主要是国别高等教育史研究。遗憾的是，在我国一直没有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外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专著出现（20世纪80年代出版蔡克勇的《高等教育简史》，中西合编，但其内容和资料相对简略）。过去10余年间，学术界曾经多次呼吁重视和加强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因为开展高等教育史的学习与研究，不仅能深化高等教育理论，还能为高等教育改革的现实服务，并进一步促使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完善和成熟。但是多年来，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仍是个相对薄弱的领域。黄福涛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11月）和贺国庆等著的《外国高等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的出版，确实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惟其难得，更显可贵。这两部著作的出现，是近年来我国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必将有利于我国高等教育学科的成熟。
一、两本《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的基本特点
（一）视野开阔，贯通古今
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此前已经有系列断代史和国别史著作出版，如《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贺国庆著）、《英国高等教育历史·现状》（张泰金著）、《美国高等教育史》（王廷芳编著）、《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陈学飞著）。在国别高等教育研究基础上，一些学者还对近代大学的源头——欧洲高等教育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对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即欧洲近代高等教育向现代高等教育转型这一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如黄福涛的博士论文《欧洲高等教育近代化——法、英、德近代高等教育制度比较》。另外，20世纪高等教育最发达的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对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贺国庆的《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则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源流做了深入的剖析。这些著作的出版，不仅深化了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更为撰写一部具有通史特色的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奠定了基础。教育史研究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一定时期的断代和国别教育史研究为进行教育通史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学术积累，反过来说，一定水平的通史类著作，可以为更深入地进行断代和专题研究提供学术视野。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彼此促进的。
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的时间上限都指向了古代的巴比伦、印度、埃及和希伯来等文明古国，其下限则直接贯通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时间跨度大，涉及国家和问题多，体现了编著者广阔的视野和取精用宏的匠心。尤其是对古代东方“高等教育”和古代西方“高等教育”的介绍，体现了两部著作的作者对高等教育的起源问题的认识，两部著作通过比较详实的论证，较好地回答了高等教育史上一个长期争论而又悬而未决的问题，即古代东西方的高等教育机构虽然很难称之为严格意义上的“大学”，与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存在极大差异，但是，随着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频繁，东方代表着当时最高层次的学术研究中心，曾经对西方欧洲中世纪，乃至于世界近现代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古代东方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既可以使外国高等教育通史的体例更加完整，同时也可使研究者从理论上对近代大学的产生其文化源流有更清晰的认识。在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中，黄福涛主编的一部更注重高等教育制度的演变，准确把握高等教育发展变化与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之间存在的直接的因果关系。在描述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高等教育发展变化之前，作者总是先分析特定的社会发展背景与高等教育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尤其是高等教育政策与高等教育发展现实之间的相互关联。除了从政策和体制等方面宏观地描述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之外，作者还深入到高等教育机构内部，从课程设置和教学活动以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入手，通过整理和分析具体史料，揭示高等教育的内在本质。此外，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国家高等教育的历史发展和变化进行量的分析是该书又一新的尝试。贺国庆等著的一部则将高等教育制度和高等教育思想结合起来，同时注重对一般外国教育史上较少关注但对高等教育发展史相对重要的事件和人物的高等教育思想加以关照（如对20世纪美国高等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克尔的现代大学观），这些不仅丰富了外国高等教育的研究内容，同时也有益于后续者的研究。
（二）探微索隐，稽奥钩沉
材料丰富、言之有据，是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所谓材料丰富，就体现为对教育史料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历史研究常讲“论从史出”，从方法论角度说是理论和观点从史学、史实中产生，但以研究者进行研究来说，更体现为观点、理论从史料中发现和提炼。史料的发掘和更新对推动教育史研究有重要的影响，缺乏系统的史料，难以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近年来，教育界广泛关注“教育史学科的危机”，尤其是外国教育史学科危机问题。固然，影响一个学科发展的因素很多，但就教育史而言，缺乏比较系统的史料，则是目前突出的问题。正如贺国庆在《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一文中所讲：“多年来，史料建设一直是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它也是制约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障碍之一。解决了史料问题，外国教育史研究才可能生存发展。”认为外国教育史学科由于“没有新资料，没有新方法，固步自封，数十年甚至百年不变，外国教育史学科不陷入危机才怪呢”。（注：贺国庆.外国教育史学科发展的世纪回顾与断想[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科版），2001,(3).）但是，教育史料的发掘工作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基础性工作，特别是在当前比较浮躁和功利的学术环境下，教育史学科本身尚且受到冷遇，更遑论在这样一个冷门学科中从事寂寞的史料发掘。从这个角度上说，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的出现，尤其是其对外国高等教育史料搜集所做的扎实工作，值得肯定。正如黄福涛所说的，“从一开始，我们全体编写人员就约定，在参考和借鉴国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利用第一手资料，描述高等教育历史的真实面目”。（注：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读者们可以从各章节英文、法文、俄文、德文和日文等大量注释中看出，该书作者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黄福涛在日本留学期间，积极利用广岛大学丰富的各国教育档案资料，搜集各国在17～20世纪期间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的第一手资料。总的来看，在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撰写过程中，著者为在海内外广为搜集丰富的高等教育史料，下了很大的工夫，动用了大量可以利用的资源。广泛地吸收海内外已有的外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尽量多地直接应用国外的新材料，是两部著作的共同特点。尽管在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证上，仍然存在一些史料相对单薄的问题，但较之过去，进展还是明显的。
（三）群策群力，协同作战
外国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时间跨度大，涉及国别多，单靠个人力量，无论是在资料搜集还是具体写作上都有较大的难度，因此，这两部著作最终都是集体协作完成的。集体协作，也有比较明显的好处，因为此前已经有一些学者进行了部分专题和国别高等教育史研究，集体协作，既能够组织一支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的研究团队，也有利于吸收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两部书的主要作者，先前已经进行过比较深入的外国高等教育史专题和国别研究。所以，作者良好的学术背景和研究基础成为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最终得以完成的有力保障。譬如，黄福涛博士早年师从外国教育史学家戴本博教授，在教育理论上有相当造诣，对西方教育史已有研究成果。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潜心研究欧洲高等教育从中世纪大学到近代大学的嬗变过程，理顺了近代大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脉络。贺国庆博士师从外国教育史名家滕大春教授，他此前出版的《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和《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等外国高等教育著作，在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上都是鲜有研究而又极具价值的。此外，两部著作的其他参与者，也都是教育史的专家或崭露头角的教育史研究者，应该说这两个学术团队都是比较精干的。因此，这两部专著都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当然，或许也正是由于是多人撰稿，难免存在文风各异、详略不均、体例不统一等问题。
（四）和而不同，特色鲜明
外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是客观已然的，后来的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和史观出发，对其发展道路的归纳及其本质的揭示却可以是多元的。这是两部风格和特征都比较鲜明的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以黄福涛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来说，该书除了上述史料充实的特点外，还进一步厘清了历史源流。譬如，该书将近代六个高等教育发达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法、英、德，另一类是俄、美、日。这种独特的分类所根据的是历史上的源与流：近代高等教育发源于欧洲，在这个意义上说，法、英、德是“早发内生型”的源，而俄、美、日是“后发外生型”的流。虽然美国的高等教育，在市场经济与实用主义思想制约下，早已远离欧洲传统教育模式，但在殖民地时期以及独立初期，还是分别按照英国、德国的模式办学的。而俄罗斯的高等教育更是扎根于欧洲大陆的传统教育模式。厘清源流，能够更好地把握世界高等教育的走向。此外，该书重视课程演变。一般说，高等教育制度史易写，而高等教育课程史则比较难写。因为制度史是外显的，有许多规章条例可依据；课程史，则必须深入到专业设置、教学计划以及教材内容、教学手段中。但课程是教育活动的核心，只有课程能直接反映科学技术的发展，间接反映生产力的提高。我们说近代大学之所以是“近代”的，最根本的动力和标志就是，科学技术以知识的形态转化为课程进入大学，成为大学内部的核心，推动大学自身方方面面的变化和发展。因此，中世纪大学嬗变为近代大学，它的核心是课程的改变——科学技术进入大学课程之中。所以，黄福涛对课程演变问题的挖掘，其深度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该书也存在一些不足，譬如，该书后半部只写了六个发达国家的历史，对于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未涉及。发达国家发展的历程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无疑有启发意义；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在一定意义上说，更有借鉴价值。
相对来说，贺国庆等著的《外国高等教育史》，在结构上更加完整，体例也更为严密。从古代到近现代外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演变都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并且，该书作者还专章介绍了印度、巴西和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等教育发展的轨迹，这样的安排，有助于避免外国高等教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此外，该书在系统介绍外国高等教育历史的同时，对一些比较重要的高等教育家及其思想进行了介绍。例如，该书既有对德国柏林大学的办学和新人文主义者纽曼大学理想的介绍，也设专门篇幅介绍克拉克·克尔有关多元化巨型大学，以及这一新型现代大学在目的、社会责任和学术道德建设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传统大学之处的理论。同时，该书还对马丁·特罗有关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做了比较细致的介绍。这些在现代高等教育研究中已经耳熟能详，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人物和理论，却在较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教育史学界足够的重视。相信通过该书的推介，有助于更新人们的认识。因此，该书作为一部外国高等教育史教材，结构比较完整，内容也比较丰富，对外国高等教育史的归纳也比较全面。稍显遗憾之处在于，该书的体例，一定程度因循了传统教育史的框架，平实而较少表达研究者的史观。当然，这或许是我们一种求全的苛责了。
二、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与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完善
与两本《外国高等教育史》相联系，我们认为有一些基本问题需要思考：比如说应如何看待教育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史的学科地位与价值；如何看待高等教育史，尤其是外国高等教育史的发展中的“危机”；怎样在高等教育史的撰写中突破传统教育史的体例，揭示高等教育的本质与特征等问题。
教育理论的源泉有三条：第一条是教育史研究，第二条是比较教育研究，第三条是现实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提高。这三条源泉在实质上是一致的。从理论上论证教育史研究与教育理论的关系比较容易。但是在现实中，教育史研究的价值还是没有得到充分的注意。这恐怕和以下两个认识上的误区有关：一是对历史研究与当前教育改革实践的关系的认识，二是对教育史研究和教育理论关系的认识。第一个问题往往是以为既然教育史研究是以历史上的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则其必然和当前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相当的距离。有历史价值就不应求其现实价值。从一定程度上说，看不到教育史的现实价值，实质就是将教育的历史与教育的现实对立或者割裂开来，或者说将人类社会的历史与现实割裂开来。关于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李大钊曾用“社会”与“历史”二者是“同质而异观”来阐释：“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抽象。一切史的知识，都依他为事实，一切史学的研究，都以他为对象，一切史的记录，都为他所占领。他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故纸，不是陈编，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对于此种历史的解释或概念，即此之所谓历史观，亦可云为一种的社会观”。（注：李大钊.李大钊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290-291.）因此，历史和现实的区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历史与现实之间是互相依存、渗透的。在历史—现在—未来的长链中，现在是历史与未来的结合点，与历史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增广贤文》中“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这句话说得很精炼，很有道理。历史与现实是不可能割断的，要解决当前教育改革的问题，差不多都要了解其历史渊源、历史经验与教训，综观历史发展的趋势，即所谓“观今宜鉴古”。而高等教育发展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教育规律，积极借鉴历史经验进行高教改革，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即所谓“无古不成今”。
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历史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它体现着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原则。历史的发展过程是第一性的，逻辑的理论概括是第二性的；逻辑的东西是从历史的东西概括抽象出来的。“史与论”的关系，也可以简明地表述为“论从史出”。从这个意义上说，研究教育理论应有一定的教育史知识，才能了解高等教育理论的内在联系，研究才能有深度、有远见。缺乏历史的分析，往往只能就事论事，浮于表面。对高等教育发展史理解得越深，则对高等教育理论的掌握也就越透。总体来说，高等教育史是高等教育学科领域的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学的分支学科，更准确地说，是高等教育学与历史学的交叉学科。高等教育研究理应包括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但更深的含义是：高等教育理论建设有赖于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支持，而高等教育史研究也需要以高等教育理论为指导。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总要接触到许多高等教育的理论。例如，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高等教育的运行机制、高等教育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人才观、质量观等等一系列理论或原则。至于对历史上高等教育思想和思想家的评论，就更需要高等教育理论作为依据，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以论论史”。所以，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史研究之间，是相互支持的。
最后，从体例上来说，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能否突破传统教育史的框架，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如何更好地体现高等教育的特征和本质，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外国高等教育史的体例”这样一个问题的两个向度。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会发现其体例有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贺国庆等著的《外国高等教育史》遵循了外国教育史的撰写惯例，认为外国高等教育史是外国教育史中的一个断面，可以将之从外国教育史中抽取出来，重新聚焦并通过材料的丰富和问题的具体化使之变得饱满，单独形成外国高等教育史著作。黄福涛主编的《外国高等教育史》试图摆脱上述体例，争取用高等教育学科的视角去把握外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脉络。从学术争鸣的角度来说，不同的风格和体例，可以相互借鉴，为读者提供广域的视角。这也提示我们思考，有没有更加适宜的体例，具体来说，哪一种体例能够更好地揭示和反映高等教育的基本特征和本质。数年前，笔者曾经提出编写高等教育史就要写成“高等教育”史，突出高等教育，而不是大量转抄一般教育史资料。这是在开始时，由于高等教育史料不足，研究工作刚刚展开，高等教育特点不突出，大量资料是从一般教育史摘抄来的，势所难免。随着高等教育史研究的逐步深入，相信这个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三、结语
历史总有很多巧合，商务印书馆在1936年同时出版陈青之的《中国教育史》(1936.4)和陈东原的《中国教育史》(1936.7)，这两本专著书名相同，体例各异，各有特点，学术水平都很高，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通史研究的代表作，并与其他教育史著作一道形成了20世纪教育史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于2003年底出版的两部《外国高等教育史》能不能像上个世纪的两部《中国教育史》的出现一样，掀起一个外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新高潮，促进高等教育学科体系的进一步成熟和完善，则是我们非常关注和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