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地方宗教与政治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史论文,美国论文,宗教论文,政治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的宋史研究领域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起来。在此期间，约有二十位年轻的历史学者撰写了宋代历史方面的博士论文，随后将论文修订为学术专著，其中多人开始在一些培养本科生及研究生的重要研究中心任教。20年后，这些研究者及其研究依然影响着美国宋史领域的发展。在这篇文章里，我概述了1990年至2006年间出版的宋代历史学术论著中体现的两种新趋向：其一为社会历史学家对地方宗教的关注，其二为政治史的复兴。但对最近出版的著作的考察表明，迄今为止，学术界仍然固守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社会史研究范式。本文旨在对涉及的著作进行描述性述评，不做深度的评论。
以下先简要叙述上世纪80年代学术研究的特色，从而为考察近年来宋史研究的最新动向提供必要的背景。80年代宋史研究中最热门的领域是社会史研究，思想史研究远居其次，而对社会史研究的关注，直接来自郝若贝（Robert Hartwell）的研究及执教的影响。按照传统的标准，郝若贝的宋史研究成果并不算最为丰硕，学术论著数量不多，但他的几篇论文，特别是《750—1550年中国人口、政治与社会变迁》（Demographic,Political,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750—1550）一文，深刻地改变了宋史研究领域。
郝若贝在这篇文章里根据大量人口和传记资料，认为人口的变化（尤其是人口向中国东南方的迁徙），以及政府行政机构的重构（最低层的行政单位县的权限得到强化，监督权集中于少数新设立的区域官司，以控制监督远超其数的州府），是和中华帝国社会政治领导权的转变同步进行的。他的结论是，在11世纪晚期到12世纪早期，一个由联系密切并排外的家族群体组成并专门从事政府管理的“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阶层，被“地方士绅家族”（local gentry lineage）所取代，后者只把出仕看作是获取并维持社会政治地位的策略之一。这篇文章在1982年发表后，成了研究帝制中国史的美国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郝若贝关于中国历史上唐、明之间人口、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的宏大假说，在他几个学生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详尽阐发，他们曾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追随郝若贝学习。柯胡（Hugh Clark,1990）、韩森（Valerie Hansen,1990）、韩明士（Robert Hymes,1986）、Paul Smith（1991）和万安玲（Linda Walton,1999）分别探讨了从北宋向南宋转变的不同侧面，或是描述特定区域的社会和经济变化，或是将这一转变同教育机制和宗教实践的变化联系起来。这些研究都有助于详尽解释郝若贝的人口、经济与社会转化模式。郝若贝关于精英利益重新界定的命题，以及韩明士将其阐发为一种从中央朝廷到地方精英的重新定位，也启发了美国其他大学初崭头角的历史学者的研究。在对科举考试的社会史研究中（译按，指Chaffee John.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85中译本《宋代科举》，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95年版），贾志扬（John Chaffee,1985、1995）把不断变化的科举成功者的地域分布，同郝若贝的发现相联系。尽管在科举的社会意义方面并不认同郝若贝和韩明士的观点，但贾志扬仍然把科举考试持久的吸引力（虽然及第的机率在降低，及第后进入官僚体系任职的机会也在减少）归之于精英们不断变化的社会地位，以及他们把科举认同为一种社会地位的标志，而非一定要做官。包弼德关于唐宋之际思想史转变的研究（译按，指Peter Bol.“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中译本《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也是以郝若贝和韩明士对精英的社会史研究为前提的。
宗教社会史
20世纪90年代，宋史学家们转向了地方宗教。这方面的研究兴趣并不新鲜，研究中国宗教的学者一直都在撰写关于佛教和道教学说发展的著述，并且已经开始研究宋代广泛流行的地方宗教信仰（例如康豹、祁泰履、彼得·格雷高利，Miriam Levering,Stephen Eskildsen和John McRae，参考文献详见Stephen Clart）。这些学者研究的问题、概念和方法，与本文论及的宋史研究者，以及参考文献中所列的近年来关于宋代宗教史的博士论文，并不相同。大致而言，宋代宗教研究者注重从整体上把握特定的文本和宗派，或者分析一些互不相关的宗教活动，例如溢美性的传记和庆典等。他们将其研究主要置于佛教、道教以及地方宗教的历史背景和人类学背景中。此处讨论的这些研究地方宗教的历史学者，同样关注地方宗教活动的多样性，认为这些实践活动不能简单化为佛教和道教的一般类别。他们进而对精英们在地方宗教传播中所起的作用也深感兴趣，但关于精英阶层的构成，他们的观点并不一致。正如下文所述，他们的研究是建构在更为广阔的历史问题语境，尤其是唐宋变革这一历史背景中。以下讨论的四项研究都是取材于普通史料。被引用最多的洪迈的《夷坚志》一直对社会史家和文化史家有很大影响，尽管学者们对书中轶闻故事的利用和解读迥然相异。
韩森的《变迁之神》（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1127—1276.译按，指《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是第一部对宋代地方宗教（她用的术语是“大众宗教”popular religion）进行系统性研究的著作。该书以洪迈的《夷坚志》和佛寺碑铭为基础，认为大众宗教中的变化是伴随着11、12世纪的经济、社会以及政治的变迁而出现的。12世纪的中国人面对诸多神灵信仰，他们选择那些最为灵验有征的。佛、道、儒三教大传统的信仰，并不能完全决定世俗信徒的神灵崇拜。
韩森把神性和人神关系的变化同地域转向（the localist turn）及宋代社会的商业化相联系。她指出，许多新的神灵都是当地去世未久的英雄人物。从11世纪晚期开始，由于政府急于想通过封号和赐额，来控制利用这些灵验的神祇的权力，地方神祇便不断被纳入到官方祀典中。官方的认可引起了地方精英之间的竞争，他们竞相把自己支持的神祇纳入到官方祀典中。地方精英们参与神祠的兴建，并竭力使地方神祇得到认可，这就为文学精英们提供了机会，他们已经从“全国性政治”转向发展地域关系网络。
商业化影响神祇的行为。信众们把商业上的睿识归因于神祇，并且在商业活动中祈求赐助。韩森认为，商业化也是神祇需求不断变化的一个因素。神祇们向仪式专家以及信众显灵，他们需要完好的庙宇、精致的碑铭，还有丰盛的供享来换取庇佑。不无争议的是，韩森还认为，在五显神（the Five Manifestations）、梓潼神、妈祖（天后，the Heavenly Consort）、张王神等地方祠神信仰传播的过程中，商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些祠神大多沿着水路，从一个地区向更广阔的地域传播。她指出，当地士人对区域祠神信仰的反对，应当视为他们对地方认同的拒绝，例如，朱熹的学生陈淳因坚定不移地反对大众宗教活动而声名狼藉。然而，商人们似乎并未受到士人这种较为狭隘的地域偏见的影响。
韩森的著作问世十多年后，另外三位宋史学家也转向了地方宗教研究。韩明士的《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Way and Byway:Taoism,Local Religion,and Models of Divinity in Sung and Modern China,2002.译按，中译本《道与庶道：宋代以来的道教、民间信仰和神灵模式》，皮庆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在某些方面拓展了他对早期抚州的精英研究。与《官僚与士绅》（Statesmen and Gentlemen,1986）一样，抚州仍是该书探讨的中心。自唐代以来，抚州华盖山已崇奉三仙。从12世纪开始，三真君信仰已经传播到整个抚州以及江西其他地区。在先前的研究中，韩明士把精英对祠神的支持，阐释为体现南宋精英日益增长的区域意识和地方策略的一整套社会活动。在《道与庶道》中，韩明士对华盖山信仰的分析，是对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贡献。正如下文所示，从对华盖山祠神信仰的个案研究中归结出的中国宗教模式，源于韩明士早期著作中所发展出的区域典范（the localist paradigm）。
关于中国人的神祇象征和人神关系象征，韩明士提出了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官僚模式（bureaucratic model）。这种模式，中国的宗教信徒们很熟悉，它通常是同道教信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一模式中，神祇如同官员，神祇和信众都是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中的一部分。在这个组织机构中，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是由外在的权威所决定，并且人神之间的交流要通过等级分明的网络进行。在第二种模式——个人模式（the personal model）中，神祇是“异人（extraordinary persons）”，神灵和信众之间的关系独立于外在权威，扎根于本地，并且围绕神祇的固有神力而非外在委托的力量建构其模式。
韩明士写道，这些模式并不仅仅是理念类型，它们在宋代被不同的信奉者在不同的背景下系统运用。官僚模式是道教专职人员的活动特点。韩明士以道教天心派为例，该派也宣称华盖山是其教义的发源地。他认为，即便官僚模式早于道教天心派，但只有通过那些道教法师们在日益商品化的经济中的法事活动，它才获得了更多的信奉者。个人模式体现在抚州和江西的精英对华盖三仙的崇拜。据韩明士分析，南宋和元代抚州精英们的三仙崇拜，象征着他们把自我界定为地方精英，而不凭系官僚权力。虽然他由此反对宗教神职人员以及精英们将神灵及人神关系的概念化，但还是拒绝在神职人员和精英这两种神祇模式之间做出明确的区分。他的研究表明，道教专职人员在使自己及其师傅的权威合法化时，以及处理专职人员彼此关系时，倾向于选择个人模式。这样，他的发现回应了韩森的论点，即：在宋代，神祇与信众之间直接的交感变得普通（standard）了。
《道与庶道》出版两年后，曾以经济史和边疆开发研究获得高度评价的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出版了一本中国宗教文化史著作。该书既被视为是对中国宗教研究的重新思考，同时也是通过调查宋代地方宗教而对地域典范的一个深化。在《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神灵与恶魔》（The Sinister Way:The Divine and the Demonic in Chinese Religious Culture,2004）中，万志英选用“通俗宗教（vernacular religion）”一词取代诸如“大众（popular）宗教”、“民间（secular）宗教”等其他术语，而早期学者们用这些术语来区分世俗信众和那些神职人员的宗教信仰实践。“通俗宗教”一词体现了万志英的观点：“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讲，中国所有的宗教都是地方性的”（第11页）。万志英强调，除了扎根于地方外，通俗宗教同时又从丰富多样和变化多端的宗教意识形态中汲取资源。因此，它并非与道教、佛教或国家宗教的经典祭拜传统截然对立，毋宁说，它是一种不断地与其他宗教话语进行互动的地方性共享语言。
《左道》全书七章，围绕作者的主要观点概述了从商代至明代中国宗教的主要发展过程。其主要观点为：中国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呈现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是佞神和驱邪，另一方面是相信宇宙中道德平衡的作用。他写到，这两种基本倾向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并且两者都受到邪魔力量的侵扰。这种邪魔力量，即是具有邪恶本性的神祇和精灵。《左道》（书名译自汉语“左道”一词，即与“右”或“正统”及“正道”相对）一书着重于中国宗教文化中的邪魔，那些在“命运”之外朝着不良方向引导人类生活的力量。
这两种根本倾向对中国宗教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在这一背景下，万志英探讨了帝制中国宗教史上两个主要转型：首先，在汉代，那种古老的、认为神灵即是令人敬畏的祖先的看法，被一种新的神灵观念所补充甚至取代，神祇们有时被视为是一些悲惨可怜并心存报复的鬼魂。这样，神与魔在流行的神祇象征中相互交融。其次，万志英继承了韩森、韩明士和戴安德（Edward Davis）的观点（见下文），将信众们依赖于与地方神灵进行直接的交流，视为“中国宗教文化之宋代转型”的主要特征（第五章）。万志英将这种发展称为“仪式的通俗化”，并将其与上文所述的“通俗宗教”的定义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强调俗众的信仰、实践与佛教、道教的意识形态以及主持仪式的法师之间的互动。在讨论宋代和晚期帝国宗教文化的章节里，作者重点将五通神作为个案研究，探讨了中国神灵象征的可塑性，以及神灵们的二重性（ambivalence）。他写道，五通神信仰起源于山魅传说，表现了人们对陌生地域的普遍焦虑。五通神后来变成了一位佛教圣徒，它将婺源从疫病中拯救出来。到了晚明，它已经转变为整个江南地区的财神。这又一次展示出一位神灵变化无常的特性，它既可以任意施舍，又可以任意攫取财富。
在《左道》一书中，作者强调在地方和区域祠神信仰传播过程中，仪式主持者的重要性超过了商人。关于商人的重要作用，韩森和姜士彬（David Johnson.原注：David Johnson “The City-God Cults of T'ang and Sung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5.2,1985:363—457）的著作曾予以特别强调。而在《左道》之前，戴安德的《宋代的社会与超自然现象》（Society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Song China,2001）一书也已经对此做过详尽的批评。笔者之所以最后提及这部著作，是因为在关于唐宋变革与宗教史的联系这一问题上，该书的研究方法与上述三部著作有所不同。
韩森、韩明士和万志英对宋代地方宗教的分析，均援引唐宋变革的典范，并与这种研究范式相适应。戴安德却拒绝这一典范，并且在研究12、13世纪的摄魂附体和辟邪驱鬼时提出了一种不同的研究语境。他提醒读者，不要在唐宋变革的范式内看待他的研究。因为在他看来，这种范式体现了一种线性目的论的观点，它把唐宋之际的社会变化预先假定为“儒家精英”追求社会文化支配权的过程（第7页）。相反，他建议我们应当关注社会、政治和宗教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把这些团体沿着一条纵向轴线组织起来：皇帝、朝廷，官僚以及宗教官僚位于顶端；新出现的或正在扩张的民间道教法师群体、密教（esoteric）和尚、医生、仪式专家、尚无官职的学生、举子，位于中层；乡村术士（巫）、佛教侍僧（acolytes）、胥吏（sub-bureaucratic）、当地地主、佃户和仆从位于底端（第7页）。
在这一语境中，戴安德分析了道士、仪式主持人、法师以及巫师之间的关系，强调了这些群体之间共同的利益与纷争。他认为，尽管道士和通灵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宋代才出现，但12世纪社会经济的商业化强化了这种紧张关系。商业化也支持了仪式专家群体的兴起，他们成为道教法式、佛教仪式和地方宗教信仰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戴安德的著作主要对12、13世纪的仪式专家们进行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他认为，在宗教信仰和实践的整合过程中，来自于各个社会阶层的形形色色的仪式专家群体处于关键地位，而这些宗教信仰和实践，传统上是同诸如佛教、道教等互不相关的信仰体系，或与诸如乡村巫师等特殊社会群体联系在一起的。尽管到目前为止，本文所评论的著作都同样强调，在地方宗教中，共享的信仰和实践超越了社会边界和宗教归属；但戴安德仍然强调，大众宗教不应当被设想为与有组织的国家宗教或精英宗教相对立的、无组织的、散漫的宗教整合。他沿袭了丁荷生（Kenneth Dean）的中国宗教研究，并建议应当将南宋的大众宗教当作一个“整合领域（syncretic field）”——一个自发的宗教仪式的文化舞台——来加以分析，在这一舞台上，社会、政治和宗教团体之间，共同的利益和紧张相互交织在一起。
回归政治史
20世纪80年代撰写博士论文和出版学术专著的研究者数量象征着美国宋史研究的一个突破期，这些论文和专著随即成为研究帝制中国史的经典。在领域新生代宋史学家中，社会史、经济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最为流行，极少有人从事政治史研究（原注：柳立言是个例外。译按，此指柳立言的博士论文《宋孝宗的专制统治》，见参考文献）。政治史在新生代历史学家中缺乏吸引力，并不意味着80年代里无人撰写此类历史。刘子健（James T.C.Liu）的著作《中国转向内在：12世纪早期的思想和政治转变》（China Turning Inward: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1988。译按，中译本《中国转向内在：12世纪早期的思想和政治转变》，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讨论了11、12世纪的党派政治以及道学的兴起对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巨大影响。
到了20世纪90年代，政治史研究相对冷清的局面结束了，关于宋代政治史和政治文化研究的各类著作开始相继问世。下面，我将简略概述1990年至2006年间出版的著述中所体现出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并同时探讨回归政治史这一研究趋向的原因。
这一新动向的推动力之一是《剑桥中国史》第五卷的编撰。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其他多卷本历史系列相似，《剑桥中国史》旨在对整个中国史作一细致全面的综合研究。这一研究项目始于20世纪60年代，从1978年至今，已经出版了12本（其中不包括与此相关却单独出版的剑桥中国古代史卷）。该书其他卷本的编纂体例为，第一部分按年代对政治史作一概述，第二部分按主题对社会史、经济史、思想史或宗教史的主要动向进行评述。根据这一编纂体例，《五代及宋代》卷按计划应出两本。这种体例安排突出了编者对政治史的重视。准备工作已有十余年，但第五卷的第一本仍未面世。尽管酝酿期很长，但《剑桥中国史》宋代卷的编撰已经在影响着宋史研究。
《剑桥中国史》的编撰引导了20世纪80年代一些杰出历史学家的研究计划，这方面最好的例证是戴仁柱（Richard Davis）的著作《山下有风：13世纪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危机》（Wind Against the Mountain:The Crisis of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Thirteenth-Century China,1996。译按，中译本《山下有风：13世纪中国政治与文化危机》，刘晓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也是《剑桥中国史》潜在的学术重要性和学术价值的标志。这部著作叙述了宋王朝统治的最后岁月，是作者对南宋末年研究的成果，也是为《剑桥中国史》相关三章撰写的初稿，采用了与《剑桥中国史》的典型政治叙述截然不同的视角。在这部著作中，戴仁柱将宋代的忠义事迹描述为文化焦虑的表达，以此把政治史与文化史联系起来。通过对具体的忠义之士和殉难者的研究，他揭示出宋代男性对物质和文化生活的焦虑，以及对男女气质的平衡（或感知到的不平衡）、对文武之间的焦虑。该书在政治史的分析中结合文化史研究，表明文化史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影响更为广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将此书同下述戴仁柱的早期著作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从宋代政治的社会史分析到政治文化分析的微妙转变。在最近十年的新生代宋史学者的博士论文中，这种转变尤其明显。
（一）社会政治史。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社会史问题与方法，也延伸到宋代政治研究中。以下讨论的三部著作，同样都注重政治精英的社会史研究。尽管在这方面他们与郝若贝、韩明士所撰的宋代精英社会史有重复之处，但他们主要关注处于宋代政治等级顶端的家族，并引发了对80年代社会史的核心区域典范的批评。戴仁柱的《宋代的朝廷与家族：明州史氏仕途成功与家族命运》（Court and Family in Sung China,960—1279:Bureaucratic Success and Kinship Fortunes for the Shih of Ming-chou,1986）是早期从社会史方向研究政治的一个例子（原注：贾志扬的著作同样可视为对科举考试的社会史研究。80年代的著作一般不属本文论述范围，而我之所以在此讨论戴仁柱的研究，是因为他的著作同这部分要讨论的其他著作密切相关）。它考察了明州（宁波）史氏一族在仕途上非凡的成功。在整个南宋时期，这个家族出了包括三位宰相在内的一共200余位官员。戴仁柱承认史氏家族的成功是不同寻常的（此外只有一个家族曾连续三代诞生过宰相），但认为其入仕的主要途径——科举考试——也决定了同时代人的政治机遇，并且由此使他们成为时代的代表。
戴仁柱追溯了史氏成员从11世纪的下层官吏直至12、13世纪的政治权力顶端的崛起历程，描述了他们与政治精英之间的交往互动，解释了他们在南宋朝政中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史氏成员的经历同郝若贝和韩明士著作中所描述的精英们相当不同。首先，戴仁柱强调，史氏是通过科举的成功而达到权力等级的顶峰，并获得社会地位。由此，他反驳了韩明士的看法，即科举成功仅仅确立了社会地位，随即通常与地方望族联姻。其次，他声称，南宋时期史氏家族对科举成功和仕宦的依赖，是对郝若贝观点的质疑——郝若贝认为，北宋时期专重官僚服务的职业精英，到了南宋被地方家族所取代，他们转变了寻求成功的策略，投身于地方事务。在某些方面，史氏成员继续从事着与郝若贝所说的职业精英们类似的事业。
戴仁柱注重一个名门望族政治上的成功，而柏文莉（Beverly Bossler）则广泛考察了北宋至南宋一共133位宰相的社会史。在《权力关系：宋代中国的亲族、地位与国家》一书中，她把那些初仕于开封、临安（杭州）的宰相与婺州地区精英的社会背景、婚姻状况及职业生涯作了对比。柏文莉的资料主要取自墓志铭。她断定，郝若贝和韩明士著作中提出的两宋精英间的区别，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事实上差别并不显著。南宋时期，显宦家族继续同地方关系网络之外的家族进行联姻，而北宋的低级官位也是由类似于南宋地方精英的士人来担任。柏文莉认为，早期研究所认同的两宋间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是史料编纂发展的结果。科举应试的人数增加了，文学精英随之增多起来，他们留下了更多的地方性记载。她还认为，道学的兴起，以及道学对南宋和元代精英们参与本地社区建设的认可，使得这种参与活动得到赞赏，也使颂扬这类活动的记载得以更好地保存。
然而，柏文莉提醒人们注意甄别两宋史料记载的不同，并不等于拒绝区域范式。她指出，从北宋向南宋的转变是以若干意义重大的社会、政治变化为标志的，这些变化使州县地区的生活逐渐改观。北宋时期，上层政治精英都定居于开封，然而迁都临安之后，他们却散居于几个较大的城市，并且再也不曾作为一个专业的官僚阶层返回都城临安定居。这种散居方式意味着机遇的关系网络向其他地方精英扩展。最终，柏文莉不同意将这种地域转向视为仅仅转向地方。她的结论是，南宋的地方精英之所以变得重要，是由于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具有显而易见的政治性。即“地方精英之所以在宋代变得具有历史重要性，恰恰是因为——吊诡的是——他们同本地区以外的关系网络融为不可分割的一体”（第208页）。这一点在她所揭示的婚姻模式中得到了阐发。这一婚姻模式表明，官员的职位越高，其家庭的婚配距离则越远，两者有相关性。在柏文莉看来，宋代的这些模式解释了为什么在中华帝国晚期，经典教育和出仕入宦依然是社会地位最显著的标志。
柏文莉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又一部关于“亲族、地位、政权”关系的研究问世了。贾志扬（John Chaffee）的《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Branches of Heaven:A History of the Imperial Clan of Sung China,1999。译按，中译本《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考察了宋朝开国之君赵匡胤后裔的生平经历。尽管此书概述的宗室成员活动涉及社会、政治和文化等方方面面，但侧重的是政府对这些帝室后代的管理方式。贾志扬不是在讲述帝室成员生活经历的故事，而是将他们视为皇权的延伸。
帝位的继承者来自这些皇族成员，即位者亦因祖先和后代的地位显赫而使其统治合法化。与此同时，宗室成员作为潜在的竞争者，也威胁在位君主统治。考虑到维系帝室后裔可能带来的政治影响和财政支出，宋代的君主和政治家们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来界定宗室成员的资格，以及规范他们的行为。与唐代不同，宋代的君主们最终选择了宽泛地界定宗室资格，它包括所有后代，而不限代系。在贾志扬看来，这种宽泛的界定突出了宋王朝前所未有地把宗室看做一个政治机构，也影响了此后明清两代帝国宗室史。
贾志扬对宗室史的描述强化了区域研究典范，甚至同时也为柏文莉修订此典范提供了帮助。在北宋大部分时期，宗室后裔并没有在常规官僚体系中担任要职。大多数宗室成员居住在京城开封特别指定的居所，以及其他两个地点。1120年女真的入侵随之扰乱了这一制度，后来宗室成员获准到整个南方定居。贾志扬写到，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像他们所居之地的地方精英了：他们成了当地的地主，同当地的精英家庭相互联姻，参与当地的福利建设，参加科举考试，并成为当地的地方官。
尽管有此类相似性，但宗室成员与普通民众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显著差别。他们的婚姻模式是与区域内外的家族均可联姻，因此看起来更像柏文莉考察过的那些高级官员。另外，他们可以参加特殊的科举考试，并更乐意凭恩荫特权获得官职。由于政治上的重要性，赵氏宗族的成员也受到不公正的区别对待，事实上，他们不能担任宰执和其他高层官职。贾志扬断定，帝室是主要出于政治考虑而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机构。宋代的君主和政治家们不停地创立一些制度机构，来掌握宗室成员的扩展情况，监管他们的成长、婚姻和生活。贾志扬认为，宋王朝之所以能够相当成功地避免传统皇室的宫廷阴谋，其原因在于他们把帝室理解为皇权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
（二）语言与政治。除了推动对上层官员的社会史研究之外，区域典范也引发了学界对精英国家观、国家社会关系观的研究。1986年，大约20位历史学家参加了在亚利桑那州Scottsdale召开的“宋代思想与行动的治国之术”（Sung Dynasty Statecraft in Thought and Action）学术研讨会。会议提交的论文中有10篇后来发表在论文集《燮理天下：宋代中国的国家与社会》（Ordering the World:Approaches to State and Society in Song Dynasty China,1993）中。在序言中，谢康伦（Conrad Schirokauer）和韩明士两位主编解释说，他们要求与会者去思考，宋代国家的当权者和批评者们是怎样对待那些影响宋代社会的重大社会政治变化的。他们所指的变化为：1）帝国决定不随人口的增长而扩大官僚系统，由此必然伴随着国家权力的下降；2）唐宋转型的标志是以经济的增长、人口的南迁，以及士族门阀的衰落为标志的唐宋转型；3）以序言中概述的那些精英们的社会变化为特征的南北宋之间的转型。
编者综合了一些论文的新发现，提出在南宋出现了一个“中间阶层”或“中间领域”，其中，地方精英们积极投身于公共事务，诸如书院和社仓建设之类。这超出了对家族的关注，脱离了政府的直接控制。这一中间领域，为明清时代把此类活动界定为“公”奠定了基础。在宋代，这些活动通常与地方社区以及社区义举相关。《燮理天下》是对精英社会变迁研究的延续：它解释了宋代精英对国家和社会概念的重新界定，这从属于他们转变中的社会策略；书中隐约认为，在中华帝国的最后一千年期间，南宋政府和精英形成一种新的关系，造成了国家权力的萎缩，这也是历史选择的结果。
《燮理天下》也是对之前社会史和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新超越。编者不仅将其置于宋代历史（区域典范）或晚期帝国史（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辩的语境中，并且呼吁对宋代文学精英们的政治语言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编者在这里指的是John Pocock的著作，他在近代欧洲精英的政治语言方面撰述颇丰。编者认为，精英们策略性地运用不同的政治语言，来阐述自身关于中央或地方政治事件特殊主题的立场。文集中，韩明士关于黄震和董煟的文章，对此作了详尽的阐释。政治语言也受到重大历史变革的影响。在一系列研究权术和13世纪道学代表人物（真德秀，魏了翁和李心传）论文的基础上，编者指出，到了13世纪，道学的政治语言已经经历了自朱熹以来的一次重大变化。“道学”一词开始指向一个更为宽泛的群体，道学语言在范围更加宽广的利益群体里被使用，这些利益群体也包括那些关注中央政府和政府机构的人。
编者呼吁召开一次类似的会议来探讨治国之术，这一呼吁尚待回应；编者期望借《燮理天下》一书对中华帝国的政治语言进行更为系统的分析，这一意图也未完全实现。循此研究思路尝试探索的是李瑞（Ari Levine）《黑暗之屋：北宋后期史学政治与政治语言》对北宋党争话语的分析。在其博士论文中，李瑞评论了与北宋党争语言以及后期党争表述相关的多组资料，包括朋党论、北宋实录编纂方面的史料、《宋史·奸臣传》，以及部分取材于野史、代表政治实践中的北宋党争话语的文本资料。
李瑞开篇即阐释“道”，这些文本共有的伦理基调均体现为二元对立（比如，“君子”与“小人”），并为对立的党争双方所利用，以分辨政治实践者的合法性与否。官方史料，特别是《宋史》，也采用此类二元对立语言。这就提醒研究者，这类史料不能当作原始资料，而应视为二手史料来看待和检验。通过对经过纂改的宋代传记和其原始文本的对比分析，李瑞揭示了官方史传中使用党争语言的特征。李瑞断定，尽管两者有别，北宋政治家们却共用一种党派主义语言，它最终否定了党争的合法性。他推测，20世纪80年代社会史研究所揭橥的两宋间的转变，也可能象征着一种语言学转型。在这种转型中，地方精英，尤其是那些同道学联系密切的精英们，把他们自己而非其对手们认同为一个派别。
艺术史家已经开始特别关注绘画和书法艺术风格中的政治寓意（原注：除了下文将讨论的两篇文章外，还可参见参考文献中两篇关于艺术史的博士论文，Cheng2003和Hammers2002）。在《秉笔直书：颜真卿的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The Upright Brush: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1998）一书中，Amy McNair写道，欧阳修和蔡襄发掘了唐代书法家颜真卿富于政治与文化内涵的艺术语言，推崇其艺术风格超过了誉满天下的南朝艺术家王羲之。他们用诸如“强劲”和“刚正”之类词汇描述颜真卿的艺术风格，这些词汇隐含着政治上的忠贞和气节，而这是他们在接受、评论颜真卿的人品及其书法风格时预先设定的。
与此相似，姜斐德《宋诗与宋画：艺术中的隐微异见》也揭示出《潇湘八景图》及其题画诗中隐含的党派异议话语。在《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Poetry and Paintings in Song China:The Subtle Art of Dissent,2002。译者按，中文本《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中华书局2009年版）一书中，她描述了通常被视为宇宙和谐之象征的11世纪的山水画，是以怎样的艺术方式寄寓了视觉和文学暗码，文人骚客可以将其解读为对北宋后期党派政治的批评以及失意沮丧的表白。姜斐德还提出，正由于文人画能够隐秘地表达文人们的政治批评和抑郁的心态，才吸引了11世纪之后的文学精英。
（三）经学与政治。中国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学者一官员的本质特征是具备经典知识，并能够在社会政治的变动中通经致用。然而，极少有人敢于去考察宋代经学是怎样与时代政治进行互动的。近十年内出版的两项研究成果表明，宋代经学和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存在进一步研究的必要和潜力。
在《限制王权：从宋代新儒家到政治权力学说》（Limits to Autocracy:From Sung Neo-Confucianism t0 a Doctrine of Political Rights,1995）一书中，艾兰·伍德（Alan Wood）把北宋三种《春秋》注解同士人们对王权和政府的理解相联系。他把北宋的《春秋》注解史划分为两个阶段，认为北宋对《春秋》的注解方法从孙复对“礼”的道德和普遍意义的分析，演进为程颐、胡安国对“理”的形而上学的应用与阐述。在艾兰·伍德看来，这些注疏者呼吁“尊王攘夷”，并非在表达一种意欲加强皇权的政治哲学，而是表达一种既支持皇权也支持士权的哲学。艾兰·伍德比较了新儒家的“天理”学说和西方的自然法理念，认为宋代学者天理哲学的表述，正如自然法哲学一样，用来限制帝权。
韩子奇（Hon Tze-Ki）《（易经）和中国政治：北宋经典注疏与士人入世主义》（The Yijing and Chinese Politics:Classical Commentary and Literati Activism in the Northern Song Period,960—1127，2005）一书，作为研究宋代《周易》注解的专著，同样也把经典注解视为申张士权的一个工具。艾兰·伍德是把不同时段所撰的注解作一比较，而韩子奇则选择了“共时比较”。他把北宋分为三个阶段（前期960—1022，中期1023—1085，后期1086—1127），然后选择各个时期的注疏，并在当时的政治和思想语境中予以解读。他论证道，胡瑗的《周易口义》，以及欧阳修和李觏的《周易》注解，表达了北宋前期士人参与官僚政治的热情。至于张载的《横渠易说》，以及司马光和邵雍的注解，他则阐释成道德形而上学的纲领性宣言，它将士人入世主义的范围从参与朝政拓展到干预更广泛的社会管理事务中，其中包括了积极参与塑造社会行为。最后，他把程颐和苏轼的《周易》注释同北宋后期的党派政治联系在一起，将其解读为困境中的政治家对历史和政治的思考反省。甚至书中所考察的宋代解经者释经的风格和重点各不相同，尽管如张载和程颐等通常被归入道学前驱的解经者之间也有所区别，韩子奇仍然察觉到有一条主线贯穿于北宋的《周易》诠释中。他认为，一种积极的政治入世精神，即士人们相信并渴望与君主共治天下，使得北宋的经典注疏独具特色，这一精神也是宋王朝推动社会政治发生重大变迁的反映。
（四）忠义精神。忠义指的是对统治王朝怀有的排他性的忠诚感。过去的学术研究认为，这种政治品格最早在11世纪宋朝史家的著述中得以表述，随后体现在宋元鼎革之际殉难者和隐遁者的行动中（原注：王赓武《冯道：论儒家的忠诚》，载芮沃寿主编《儒教与中华文明》，New York:Atheneum,1965，第188—210页。牟复礼《元代的儒家隐士》，载芮沃寿主编《儒家与中华文明》，第252—290页）。近年有三篇论著致力于探讨宋初宋末“忠义行为”和“忠义精神”的内涵和表现。
谢惠贤（Jennifer Jay）的《鼎革之际：13世纪中国的忠义精神》（A Change in Dynasties:Loyalism in Thirteenth Century China,1991）研究了1273—1300年间对忠义精神各不相同的表述。谢强调，只有少数宋朝臣民成为忠义之士，而就此词的严格意义而言——在新王朝的统治下宁死不屈以及为宋朝殉节，堪称忠义的人则更少。除了殉难者外，她还研究了另外两类忠义之士，包括那些拒绝出仕新朝的士人，还有那些起初拒绝出仕，但不久在下层任职的士人。在讨论忠义传记的章节里，她对《宋史·忠义传》在编撰中所运用的材料和观点颇有微词，并且断言，从13世纪直至20世纪，“造神”构成了宋代忠义的历史编纂的基本特征。
宋代忠义之士的典型形象是一个不妥协的、抗击外敌的帝国事业捍卫者，与此相比，谢惠贤描绘了另外一些人物，他们忠诚的对象不同，尽忠的方式相互矛盾，并且臣服于更迭的当地政权。像文天祥和张世杰等著名的忠义之士，他们的“忠”是针对宋王朝的，而非仅仅是在位的君主，其他很多人的殉节和忠贞则是下级军官对上级、妻对夫、子对父等个体的忠诚行为。尽管当时在中国南方，忠义事迹十分普遍，但最终南人还是效仿北人效忠归顺了元朝。谢惠贤认为，明末遗民和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对南宋遗民的忠义传说进行刻意选择、凸显，使13世纪南方的排外情绪被高估了。
戴仁柱撰写的《山下有风：13世纪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危机》是一部宋代忠义文化史，本文前述政治史部分对该书的讨论更为详尽。戴仁柱考虑了谢惠贤著作中提及的几种情况，但他把忠义阐释为一种旨在解决普遍笼罩晚期宋代社会紧张与焦虑的文化现象。
“忠义问题”也是Naomi Standen的博士论文《穿越宋辽边界》（Frontier Crossings from North China to Liao,c.900—1005）讨论的中心。该论文修改后以《忠义无界：穿越辽国边境》（Unbounded Loyalty: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为题，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于2007出版。Standen按年代顺序概述了历朝历代对“忠义”内涵的争议，然后选取了从宋朝逃往辽国的越界史实进行深层的个案研究。对于这一研究对象，当时的传记和后来的记载是有所变化的，她也和谢惠贤一样，分析了这种史传编撰的变化。与谢惠贤不同的是，她认为，随着边界划定得越来越明确，形成宋辽两朝对峙的局面，直至1005年宋辽订立澶渊之盟，“忠义”越来越含有民族的（ethnic）含义。
10世纪早期相对频繁的越境行为中，相当盛行实用主义。平民和军人们可以在众多混战的割据政权中随意选择，而这些政权都不占绝对优势。到了10世纪下半叶，只有少数政权还继续存在，他们开始将镇守边境的将帅手中的权力收回到京城的政治中心。后周和宋代的皇帝，都不约而同地更加关注边境上的越界行为，并视其为非法行为。这些政权要求臣民们忠诚，并控制得越来越严格，从而使10世纪的最后十年里，越境的人数减少了，而那些投往辽国境内的宋人，不仅被指责为叛民，而且也被当成民族团结的威胁。Standen的著作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政治边界的限定如何影响对忠诚和民族意识的阐释。
（五）政治传记。作为研究个人政治思想的典型形式，政治传记一直都是宋代政治史研究领域的一个类别，只是所占比重不大。这一方面始于对朱熹（谢康伦Schirokauer,1960）、司马光（Sariti,1970）、叶适（Lo,1974）和陈亮（田浩Tillman,1988）政治思想的研究，最近又有对真德秀（Chu,1988）和司马光（Ji,2005）的研究。这种对个人生平和思想的系统性分析，是重构宋代政治史极其重要的基础。学术界对宋代皇帝的关注稍嫌不足（原注：已经有一些博士论文研究宋代的皇帝，但最近还没有专著。可参见柳立言和徐永辉的博士论文），《徽宗皇帝与晚期北宋中徽宗与北宋后期：文化政治和政治文化》（Emperor Huizong and Later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的出版会对此有所改变。该书由伊沛霞（Patricia Ebrey）和Maggie Bickford主编，将由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出版。鉴于写作本文时，我还未见到此书，这里将重点讨论冀小斌（Ji Xiao-bin）最近出版的司马光的政治传记《北宋的政治与保守主义：司马光的生平和思想》。
与中国或日本常见的司马光传记不同，冀小斌重点探讨了司马光在英宗、神宗和高太后三朝的仕宦生涯。作者细致分析了司马光在朝政中的角色及其政治观点，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北宋皇帝的统治，尤其是皇帝与明争暗斗的官僚党派之间的关系。他证明了宋代的君主，是如何与诸如高层官员、宰辅、皇太子或其他可能的继位者等进行权力的博弈争夺。据冀小斌的分析，司马光始终不渝地支持帝制皇权，是同一种保守的家族、帝制政治观密切联系的，其目的在于保护稀有资源，维持体制现状，反对制度性变革，以及维护对社会下层的等级秩序控制。
他解释道，司马光之所以能够在相当不同的朝廷中立足，并且情愿为自己深所憎恶的皇帝效忠，是因为他相信帝国的权力不容亵渎，他有责任去维护它。同时，也是因为皇帝在管理高层官僚时，需要一套监督和平衡的系统。即使是宋神宗，在司马光猛烈抨击自己全力支持王安石变法时，也仍然把司马光留在朝中，以此来不断地提醒改革派们手中权力的来源和依赖性。
（六）前瞻：政治文化。尽管近些年来，已经出版了一些很值得关注的宋代法律史、军事史和外交史论著（见参考文献），其中一些甚至与政治史颇有关联，但在这篇文献述评里，限于文章篇幅，我并没有涉及。最后，我简单地谈谈美国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前景。
如果最近的博士论文可资借鉴的话，那么将来涉及宋代政治史方面的论著将会涵盖比以往更为广泛的主题。Zhang Cong关于宋代旅游方面的博士论文《宋代的旅行文化》（The Culture of Travel in Song China,960—1276），讨论了宋代官员们的旅行，以及政府为了方便旅行而设立的种种制度和网络。T.J.Hinrichs的博士论文《宋代中国医疗管理的变迁和南方习俗》讨论了宋朝政府试图通过编撰、印刷、发行医疗书籍，以及设立医疗培训、保健等政府机构，来变革医疗实践。在这些论著以及上文讨论过的相关著作中，如李瑞，所采用的论题、视角和方法证明了文化史对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巨大影响。我本人的著作《科举规范的构成：道学和南宋科举文化》将由哈佛亚洲中心出版，题为《文化则仕：南宋科举规范之争》（Competition over Content:Negotiating Standards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in Imperial China,1127—1276），也以相似的研究思路把科举考试当作一个有界的文化场域（cultural space），在这个场域里，政府代表和多才多艺的士人们就科举应试标准争执不休。该书吸取了早先科举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对科举应试进行了思想史分析，开拓了新的路径来审视宋代这种通常与帝国集权相关的制度。最近的这些研究将会以何种面貌出版，它们对宋史领域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有待于将来的述评予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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