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象论文,地位论文,因素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大学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富二代”是指改革开放以后最早一代民营企业家的子女，他们一般继承着丰厚的家产，拥有过亿的财富(祝建华，2009：22-27)。他们大多出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由于父辈积聚了大量财富和社会资源，将他们推上了金字塔塔尖，成为没有经历过打拼的“社会精英”和“强势群体”(任小琴，2010：26-29)。相对于家庭处于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同龄人而言，“富二代”因为出身优势而在入学、就业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优势。因此，研究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评价及其影响因素是了解两个群体群际关系的重要方式。但是现有研究大多以描述“富二代”群体的人口学特征或社会学特征为主，缺乏实证研究，更少深层次探索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形成对“富二代”群体的印象特征。已有文献在研究社会公众对“富二代”印象的原因时，主要是从“富二代”自身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宫宇，2010：64-65；陈鸿雁、胡倩影，2011：95-97)以及公众的“仇富”心态(石瑞勇，2010)等定性的方面来分析。与此相对，关于对“富二代”印象形成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非常缺乏。因此，本研究将从实证测量的角度来探索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特征，以及影响对“富二代”印象形成的相关因素。
二、公众对“富二代”的印象及影响因素
近几年来，关于“富二代”群体的负面新闻屡见不鲜，例如“吸毒”、“飙车”、“炫富”、“耍酷”等，而且媒体更倾向于报道关于“富二代”纵情挥霍的生活状态和嚣张跋扈的处事风格的内容(谢季康，2012：17-19)。此外，个别“富二代”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无视法律的行为，以及持有“金钱万能论”的极端功利思想和追求冒险性刺激的人生观，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广泛关注，加剧了社会大众对“富二代”群体的消极印象。
已有研究发现，高校大学生对“富二代”思想道德状况总体印象评价“不太好”的占了将近68.6％，仅仅有1.4％的大学生认为“富二代”的思想道德状况“很好”(郑志强，2012：63-65)；85.04％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富二代”会导致社会不公(任小琴，2010：26-29)；与此似乎一致的是，仅有8.7％的“富二代”认为应该对社会负责，只有29.9％的“富二代”认为钱不能摆平一切事情(陈鸿雁、胡倩影，2011：95-97)。“富二代”的社会责任感缺失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令人担忧。同时，有将近76.8％的在校大学生认为“富二代”是不思进取的，并在生活上主要表现为奢侈、腐化堕落等不良行为(任小琴，2010：26-29)。在2009年，新加坡《联合早报》根据一项网上调查发现：超过70％的受访者对“富二代”抱有负面印象，认为“富二代”是“垮掉的一代”、“急需要心灵救赎的一代”。①总之，社会公众和在校大学生对“富二代”群体持有偏见印象的问题普遍存在。
印象形成是指，个体通过协调零星的信息，形成对评价对象的一种广泛的综合性的印象(阿瑟，1996：395)。印象形成的结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评价对象人格的认识；另一个是对评价对象做出是否喜欢的判断(李霞，2002：50-54)。通过对外群体零星信息的组合，在大脑中形成关于外群体的整体印象。在印象形成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群际威胁和对评价对象的启动会显著影响印象形成。
尼尔森(T.D.Nelson，2009：43-44)指出：当群体成员感受到另一群体对本群体利益造成损害时(这种损害不仅包括身体伤害或资源竞争，还包括价值观、信念等的破坏)，群体成员就会经历群际威胁，并产生威胁感。群体成员为了维护内群体的利益，实现内群体满意的结果，就会贬低外群体，进而形成有偏差的印象。
个体已有的信息也会影响印象形成，如希金斯和劳赫尔等人(Higgins and Rholes，1977：141-154)研究发现：先向被试呈现关于评价对象的启动品质词，被试对评价对象的印象描述就会与之前呈现的启动品质词一致。因此，可以推断，在现实生活中，个体先前与目标群体的接触经历会影响个体随后对评价对象的印象。因为当个体与评价对象再次接触时，会首先启动先前与评价对象的接触经历，并根据之前的接触质量来调整当前的情绪准备状态和心理应激水平。
本研究将主要关注以下两个问题：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特征；低经济地位大学生与“富二代”的接触经验(积极经历、消极经历以及从来没有接触)、群际威胁感等因素是否会影响对“富二代”的印象评价。
三、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特征
(一)研究对象
根据陆学艺的社会阶层筛选问卷(陆学艺，2002：8)，筛选出142名低经济地位在校大学生(包括西南大学66名、烟台工商学院27名、鲁东大学16名、其他院校33名)，并对他们进行开放式调查。探索低经济地位在校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特征，其中有85名女生、57名男生；文科生78名、理科生64名，平均年龄为21±1岁。
(二)研究工具与程序
采用社会阶层筛选问卷(陆学艺，2002：8)，筛选处于低经济地位家庭的在校大学生。
使用相同的指导语，采用个别施测和团体施测相结合的方法，要求大学生用5-10个词来描述对“富二代”的印象。最终由两位评分者分别对被试描写的印象词进行词性评定，评定维度包括积极、消极和中性。并将数据录入SPSS19.0进行统计分析。
(三)结果
1.“富二代”第一印象词的词性分布
分析被试对“富二代”描述的第一个印象词的词性，其中，大方、豪爽、自信等积极印象词共有38个，占第一位置总印象词的26.8％；挥霍、浪费、炫富等消极印象词共有84个，占第一位置总印象词的59.2％；有钱、富有等中性印象词共有20个，占第一位置总印象词的14％。
依照各个词性的数量，对第一个印象词的词性进行
检验，结果显示：消极印象词的数量显著多于积极印象词，(1，N=122)＝17.34，p＜0.001；消极印象词的数量显著多于中性印象词，(1，N=104)=39.39，p＜0.001；积极印象词的数量显著多于中性印象词，(1，N=58)=5.59，p＜0.05。说明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启动印象是比较消极的。
2.消极、积极和中性印象词的数量分布
分别计算两位评分者对“富二代”的积极印象词总数、消极印象词总数和中性印象词总数，并将两位评分者的评定结果进行平均，以分别计算对“富二代”积极印象词总数、消极印象词总数和中性印象词总数，统计结果显示：消极印象词共有373.5个，占印象词总数的60.14％；积极印象词共计171.5个，占印象词总数的27.62％；中性印象词共有76个，占印象词总数的12.23％。如图1所示。
分别对消极印象词和积极印象词进行－1和+1的加权。考虑到两位评分者对“富二代”评价的积极印象词总数量的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较高(r=0.76，p＜0.001)；同样对两位评分者的“富二代”消极印象词总数量的评定分数进行皮尔逊积差相关，结果发现，两位评分者评定对“富二代”的消极印象词总数量呈现显著正相关(r=0.78，p＜0.001)。因此，分别将两位评分者对“富二代”积极印象词总数和消极印象词总数求平均数。进行相关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消极印象词总数(M=－0.60，SD＝0.32)显著多于积极印象词(M=0.25，SD=0.28)，t(140)=－30.36，p＜0.001；积极印象词总数(M=0.25，SD=0.28)显著多于中性印象词(M=0.12，SD=0.16)，t(141)=3.76，p＜0.001。
图1 对“富二代”描述的总印象词的词性分布情况
从以上的数据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有显著的消极印象；从印象词出现的频率来看，挥霍、浪费、炫富、奢侈、嚣张、傲慢、啃老族、攀比、没有社会责任感等消极印象词出现的频率较高。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将以此调查的研究结果为基础，探索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消极印象的影响因素。
四、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形成对“富二代"印象的影响因素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低经济地位在校大学生，随机向西南大学的学生发放问卷200份，回收197份，回收率为98.5％。其中，有48名被试(父母中任何一方)处于中或高经济地位阶层，视为无效问卷。共计149名被试的数据进入了最终的统计分析。这149名低经济地位大学生中女生87名，男生56名，6名未知；97名为农村籍，34名城市籍，18名未知；理科生92名，文科生39名，18名未知；汉族133名，少数民族14名，2名未知；大一学生32名，大二学生71名，大三学生26名，大四学生2名，研究生2名，16名未知。平均年龄为20±1岁。
(二)研究工具
在本研究中，测量工具主要包括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社会阶层筛选问卷，根据汝信、陆学艺等人(2002)在《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上的对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探讨，特将被试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人均年收入以及父母各自的职业类型进行量化计分，最终分别将父母双方各项目的得分求和，分数越高，代表其所属的经济地位阶层越高。与之前调查所用的阶层筛选问卷相比，计分方式更方便、可行。
第二部分为群际威胁感量表，包括象征威胁分量表和现实威胁分量表两个部分，该量表改编自斯蒂芬等人(Stephan，et al.，2002：1242-1254)所编制的群际威胁量表，并对其进行双向翻译。其中象征威胁分量表共有9个项目，如，“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比富二代更遵守我国的社会规范和行为规范”、“富二代破坏了公平竞争的社会观念”、“富二代在建立与维持社会关系方面的价值观与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1)；现实威胁分量表共有8个项目，如“富二代不应该得到那么多有权力的工作职位”、“好学校的许多名额都给了富二代，这导致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上不到好学校”、“富二代占了大量工作岗位，导致出身普通家庭的人找工作困难”，同样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该量表也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72)，分数越高，代表被试感受到的威胁感越强烈。
第三部分为对“富二代”印象的测量，该量表改编自斯蒂芬和伊巴拉等人(Stephan and Ybarra，et al.，1997)编制的印象量表，并对该量表进行双向翻译。共有15个项目，如使用“敌意”、“钦佩”(反向计分)、“喜欢”(反向计分)、“高傲”等情绪词和评价词，要求被试分别填写他们对“富二代”的情绪或评价的程度，同样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评分(从1一点也不到7非常)，分数越高，代表被试对“富二代”的消极印象越强。该量表也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80)。
第四部分为群体认同量表，该量表改编自卢赫塔宁和克罗科(Luhtanen and Crocker，1992：302-318)的群体认同量表，共有7个项目，对该量表进行双向翻译，如“总体上说，我来自低收入家庭对我认为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影响很小”(反向计分)、“一般来说，我来自低收入家庭是我自我形象中的重要部分”、“我与自己低收入家庭中的其他成员有密切的关系和感情”，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评分(从1非常不同意到7非常同意)，分数越高，表示被试对自己所属的低经济地位群体的认同感越高。该量表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62)。
第五部分为与“富二代”的接触经历以及与“富二代”接触时对焦虑感的测量，改编自斯蒂芬和斯蒂芬(Stephan and Stephan，1985：157-175)的群际焦虑量表并对其进行双向翻译。该量表由11个项目组成，如“当与富二代接触时，我会感觉轻松”(反向计分)、“当与富二代接触时，我会感觉尴尬”、“当我与富二代接触时，我会感觉没有安全感”，要求被试指出他们对每一个项目的感觉程度，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评分(从1一点也不到7非常)，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α=0.90)，分数越高，代表被试与“富二代”接触时，感受到的焦虑程度越高。另外，被试还要报告与“富二代”的接触频率，主要是从“1”几乎从不到“4”几乎总是，采用利克特4点量表评分。被试报告曾经有过与“富二代”接触经历的，还要详细报告接触经历的效价，采用利克特7点量表计分(从1非常消极到7非常积极)。
(三)研究程序
调查人员为经过专业培训的心理学研究生，使用相同的指导语，采用集体施测与个别施测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查，一般作答时间为10-30分钟。调查问卷填写完后向被试赠送小礼品以表示感谢。
五、研究结果
(一)与“富二代”的接触经历显著影响对“富二代”的印象评估
以接触经历为自变量进行的单因素方差分析表明，接触经历显著影响被试对“富二代”的印象， F(2)=8.39，p＜0.001。随后又进行了事后比较分析，结果显示：有积极接触经历的被试对“富二代”的印象分数(M=56.92，SD=10.11)显著低于有消极接触经历(M=65.76，SD=8.02，p＜0.001)和没有接触经历(M=62.03，SD=9.03，p＜0.05)的被试；与“富二代”有消极接触经历的被试对“富二代”的印象(M=65.76，SD=8.02)和没有与“富二代”接触的被试报告的印象(M=62.03， SD=9.03)之间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p=0.094。如图2所示。这说明有积极接触经历的被试对“富二代”的印象更加积极，而有过消极接触经历的被试对“富二代”的印象与没有接触的则表现出同样程度的消极印象。
(二)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与对“富二代”的印象有关
群际威胁包括现实威胁和象征威胁，其中现实威胁是指对一个群体的权力、资源以及公共福利的损害；麦凯和史密斯(D.Mackie and E.R.Smith，2002：191-208)认为象征威胁是指对一个群体的宗教、价值观、信念、意识形态以及道德准则的破坏。谢里夫和谢里夫(Sherif and Sherif，1969)提出现实群体冲突理论，该理论指出：在资源紧张的情况下，群体为获取生存资源而相互竞争，进而导致群体之间相互诋毁、排斥，群体成员对外群体表现出偏见印象和歧视行为。卡茨和泰勒(P.A.Katz and D.A.Taylor，1988：53-84)的象征威胁理论指出：群体之间的偏见主要是由于个体感知到内群体的价值观遭到外群体的破坏。
图2 不同接触经历对“富二代”偏见印象的差异性影响
麦凯和汉密尔顿(D.M.Mackie and D.L.Hamilton，1993：137-166)以及俄塞克斯和霍德森(Esses and Hodson，2003：507-536)研究都发现：感知到外群体对内群体价值观的威胁会增加对该群体的消极态度。在本研究中为了探究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印象是否也与群际威胁有关，以印象为因变量，以现实威胁、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为自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表1)，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都能够显著预测对“富二代”的印象(p＜0.001)。并且，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这两个自变量对“富二代”印象的联合解释变异量为34.4％(其中，象征威胁对“富二代”印象的解释变异量为24.4％，群际焦虑对“富二代”印象的解释变异量为10％)，方差膨胀系数(VIF)＜1.71。因此，进入回归方程式的自变量间不存在多元共线性。
(三)内群体认同对形成“富二代”印象没有显著的影响
将认同分数按降序排列对被试进行群体认同分组，前27％的样本为高认同组，共40人；后27％的样本为低认同组，共41人。且高认同组(M=35.26，SD=3.54)与低认同组(M=19.62，SD=2.92)之间的认同分数具有显著性差异，t(76)=-21.31，p＜0.001，说明高低认同的分组是有效的。
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高认同组的印象分数(M=63.15，SD=11.56)与低认同组的印象分数(M=61.02，SD=9.20)没有达到显著性差异，t(78)=－0.914，p=0.364，这说明对“富二代”印象的形成不受内群体认同的影响。
六、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有明显的消极印象，而且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对形成“富二代”印象有显著预测作用；此外，那些没有接触经历或者曾经与“富二代”有消极接触经历的被试比之前有积极接触经历的被试对“富二代”的消极印象更明显，对他们持更高程度的消极态度；低经济地位大学生的内群体认同对“富二代”的印象形成无关。
(一)群际威胁可以有效预测对“富二代”的印象
根据整合威胁理论，斯蒂芬等人(Stephan，et al.，1998：559-576)认为，对外群体的消极态度与现实威胁、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存在显著正相关。本研究发现对“富二代”的印象与象征威胁和群际焦虑有显著相关。
麦克拉伦(McLaren，2003：909-936)研究发现，与现实威胁相比，移民对美国价值观的破坏所产生的象征威胁对移民消极态度的预测能力更强。本研究的研究结果与上述研究结果一致：低经济地位大学生所感受到的象征威胁比现实威胁对“富二代”印象的预测作用更强。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是“富二代”群体的特征破坏了来自低经济地位大学生的价值观，进而破坏了他们对未来的期望。低经济地位的群体由于拥有很少的社会资源或权力，所以他们从小就接受了通过奋斗来获得外部资源的价值观。因此他们吃苦耐劳、学习更加努力，并期望以此来弥补占有较少现实资源的先天不足。“富二代”依赖父辈的社会地位和资源，坐享其成，这无疑既挑战了来自低经济地位家庭大学生艰苦奋斗的价值观，又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其对未来获得更多资源的期望。
沃奇和赫斯顿(Voci and Hewstone，2003：37-54)研究已经揭示了群际焦虑对外群体态度和偏好的评估有强有力的预测作用，而且哈山(Hassan，1978：150-154)研究发现高焦虑的个体往往表现出对外群体更高水平的偏见。根据奥斯坎普和斯图亚特(Oskamp and Stuart，2000：353)的观点：担忧和外群体成员的接触与不喜欢外群体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在当前的研究中，群际焦虑也对“富二代”的偏见印象起有效的预测作用。从统计结果来看，本研究的结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缺少与“富二代”的接触容易形成对“富二代”的消极印象
本研究发现，从来没有与“富二代”接触的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和有消极接触经历的大学生之间报告对“富二代”的印象特征没有显著性差异，这表明个体对外群体的印象可以不通过直接接触而形成。杰夫瑞和兰斯福德(Jeffries and Ransford，1969：312-324)通过调查中产阶级的白人对洛杉矶瓦茨种族暴乱事件的反应，发现：从没有跨种族接触经验的被试比之前有跨种族接触经验的被试报告更多的对黑人的恐惧感；同样凯法特(Kephart，1957：209)也发现，从没有与黑人警察接触的白人警察比有与黑人警察接触的白人警察，会更大程度的反对黑人与他们共事，而且更不愿意支持他们的黑人上司。这些结果都说明消极印象形成并不一定需要实际接触经验的支撑，当个体处于评价外群体印象的情境时，个体往往会快速搜寻大脑中通过非直接经验所获取的关于外群体的零星信息。因此，先前获得的关于外群体的信息对印象形成具有重要的作用。当先前获得的信息偏于积极，个体在缺少实际接触的情况下，往往也会做出偏于积极的印象评估，反之，则会做出消极的印象评估。在本研究中，低经济地位大学生由于先前从媒体上获得了很多关于“富二代”的负面信息，这些信息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对“富二代”的印象评价。
笔者认为，新闻媒体对“富二代”群体的消极报道是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形成对“富二代”印象特征的重要信息源。近几年来，“富二代”的负面形象被新闻媒体的夸大报道，很快就进入了社会公众的视野，更加剧了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消极印象。由于给“富二代”群体贴上了负面标签，媒体倾向于报道“富二代”的负面社会行为。例如，关于“富二代”群体飙车事件、炫富、挥霍浪费和“校园选妃”的新闻层出不穷，这也同时使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消极印象增强。在本研究中，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偏见印象主要表现在，认为“富二代”是挥霍浪费的、炫富、奢侈、嚣张跋扈、高傲、认为钱可以摆平一切、炫耀、缺乏社会责任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新闻媒体对“富二代”的报道内容与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描述之间存在着相对一致性。
(三)对“富二代”印象的形成不受内群体认同的影响
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通过创造或者利用与外群体的优势比较，去维持一个积极的社会认同的价值观。沃切尔和奥斯丁(S.Worchel and W.Austin，1986：7-24)指出：为了实现内群体与外群体的积极区别，导致个体在行为和态度两个方面表现出对内群体的偏爱，对外群体表现出敌对态度和歧视行为。斯蒂芬等人(Stephan，et al.，2002：1242-1254)研究已发现，内群体的认同程度与对外群体的偏见态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然而，在本研究中，高认同者与低认同者之间对“富二代”的偏见印象程度没有显著差别，这一研究结果与前人的结果是不一致的。这一问题可能是由于所选取的被试样本造成，选取低经济地位大学生这一群体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跻身于中等阶层甚至是高等社会地位的行列。因此，其“未来群体”可能不再是低经济地位群体，也许正是这种对“未来群体”归属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对现在所属群体的认同感。在未来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应该进一步尝试选取不同类型的群体，并进一步细化低经济地位大学生的群体认同状况，以更好地探索对内群体认同的程度是否真的会影响对“富二代”的印象。
总之，关于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印象，不仅要从个体心理层面来研究，更要立足于社会，从社会现状出发，寻找可行性的解决方法，为低经济地位大学生与“富二代”的积极接触搭建交流平台；从制度和法律上保障所有社会公民的起点公平，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保障公民人格平等，增强公民的社会公正信任感，从而降低“富二代”与低经济地位大学生之间的群际威胁感，进而减少低经济地位大学生对“富二代”的偏见印象，促进和谐社会的形成。
注释：
①参见《“富二代”炫富层出不穷心理需要成熟》，2009，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n/hb/news/2009/07-29/1795232.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