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穆斯林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
—— 以厦门“西北拉面馆”为中心的人类学考察
杨正军
（云南民族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4）
摘 要： 以在厦门经营拉面馆的回族、撒拉族个体工商户为重点考察对象，探讨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认为城市外来穆斯林的关系网络虽然在功能与作用途径上具有城市外来人口的一般特征，但在整体结构与形成机制方面又表现出鲜明的伊斯兰文化与穆斯林社会的特点。文章指出，受伊斯兰文化的规制和影响，外来穆斯林在城市生活中构建的关系网络大多局限于穆斯林群体内部，这种内聚性的特点虽使他们以群体性的方式较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但因向外扩展不足，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城市融入的深度和广度。
关键词： 外来穆斯林；关系网络；结构；形成机制
社会关系网络常被视为外来人口城市生存适应及发展创业所仰仗的一项重要社会资本。对于背井离乡到城市打拼的外来人口而言，由于离开了熟悉的生存环境，迁出地既有的社会关系很难在新的生存环境中发挥作用，于是就不得不依靠城市生活中重构或再建的关系网络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鉴于关系网络在外来人口城市生存适应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学界以往在对我国城市外来人口的研究中向来把关系网络视为一个重要的分析和考察视角。这其中，有些是以社会资本角度切入，探讨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在促使外来人口迁移流动及城市生存适应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1］有些则将视野聚焦于关系网络的结构，通过分析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等，把握外来人口进城之后行为方式与交往模式的变化。［2］不过，尽管针对外来人口关系网络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早期研究大多集中在受雇于人的农民工群体，且多以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为主要考察对象。21世纪初期以来，沿先期学者的路径，后续研究沿两个方向继续推进：一是将视野扩展到城市少数民族群体，从关系网络建构与利用的角度，把握少数民族迁移流动、城市生存适应乃至族际交往的现状与特点；［3］二是关注已经历阶层分化的二代农民工或城市新移民群体，通过考察关系网络的建立与变动情况，展现其职业分化与城市融入发展的动态过程。［4］
穆斯林是城市外来人口中一个较为特殊的群体。由于信仰伊斯兰教的缘故，他们除要面对生存就业、情感交流互动以及子女入学等一般性问题外，还需解决清真饮食、礼拜功课、土葬及教内婚等其他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问题。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经济相对发达且拥有优美的自然风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的勃兴，这里吸引了大量来自西北地区、并以经营拉面馆为主要生计的回族、撒拉族穆斯林。笔者21世纪初期即已开始关注厦门市的外来穆斯林。得益于自身回族穆斯林的身份，笔者与他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保持着长期稳固的联系。笔者的调查主要围绕社会关系网络展开，在对该群体长时期的追踪调查中发现，与其他群体一样，他们同样是利用了迁出地既有的亲属、地缘等社会关系来城市发展；进城以后，又因日常生活、事业发展及宗教礼拜等需要建立起独具自身特色的社会关系网络。
厦门外来穆斯林的关系网络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通过对该群体的个案调查不难发现，外来穆斯林的关系网络既有城市外来人口的一般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社会文化特点。那么，外来穆斯林在城市生活中通常会构建哪些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各自的形成机制如何？在整体结构上又会呈现出怎样的社会文化特色？毫无疑问，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对了解该群体城市生存适应的一般性策略有所助益，对把握其社会文化特征及城市生存、发展的现状和趋势等也将有所帮助。有鉴于此，本文以在厦门经营拉面馆的穆斯林个体工商户为重点考察对象，从一个动态历时性的角度入手，分析其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窥斑见豹、一叶知秋，希望通过厦门市的个案研究，能使我们对外来穆斯林城市生存适应的普遍性问题和一般性策略有一个更加系统和全面的认识。
锁合随动式限幅机构的工作流程为：(a)初始状态时钢球通过压紧弹簧与钻进机构上的机架固连；(b)钻进机构抵达限幅机构锁合位置，锁定卡榫与钻机导轮支架开始锁定；(c)锁定卡榫与钻机导轮支架锁定后，如果需要进行抬钻作业，钻进机构带动锁定卡榫向上运动，提钻预紧弹簧被压缩，以提供一定的抬钻位移量，同时限幅机构支撑架保持原有状态；(d)当钻进机构提供给限幅机构的进尺力超过了预定的解锁力后，钢球从锁定支座中脱出，限幅机构实现解锁；(e)限幅机构解锁后，它继续随钻进机构向下钻进；(f)限幅机构抵达下限位，钻进过程结束。
杉木主要分布在我国南方山区，随着这些区域造林面积的逐渐增加，杉木纯林越来越多且结构相对单一，使得森林群落的结构稳定性和生产力不断降低，引发了林区土壤肥力降低等问题，无法有效推动区域性林业的健康发展。基于此，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杉木混交林方面的研究。从已获研究成果中可知，杉木和阔叶树形成的混交林具有良好的生态效果，不但能够有效改善环境、提升土壤肥力，而且能够增加森林系统的稳定性［1］。对于人工林来说，林下植物的多样性能够有效促进林地养分的循环，已经成为维持人工林生态系统稳定的重要标准。
具体来讲，本文所关注的厦门外来穆斯林，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厦门经营拉面馆的西北穆斯林。这一群体以青海省海东市化隆回族自治县的穆斯林为主，另外还包括青海循化、民和、西宁以及甘肃临夏等地穆斯林。青海省化隆县穆斯林是这一群体的绝对主体。目前该县穆斯林在厦门开设拉面馆的数量已占本市拉面馆总数的近百分之八十。就来源地分布看，在厦化隆穆斯林几乎覆盖了输出地的各个乡镇，其中尤以谢家滩乡、阿什奴乡、沙连堡乡和德恒隆乡居多；从姓氏构成看，主要包括马姓、韩姓和冶姓；从民族构成看，主要为回族和撒拉族。考虑到化隆县穆斯林最早来厦门创业，而且占据了本市穆斯林个体工商户的绝对多数，因此本文对厦门外来穆斯林的考察主要围绕这一群体展开。
一、迁移流动与既有社会关系的利用
其次，这一群体的关系网络在形成与扩展方面更多地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规制和影响。以往研究表明：“外来人口城市生存适应及关系网络的建构通常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早期，为生存立足他们通常会紧紧依靠基于信任建立起来的、具有实质理性意涵的血缘、地缘等同质性较强的社会关系，以获取就业信息、情感支撑以及日常生活上的帮助；到了后期，为谋求事业发展，除利用既有关系外他们还会有意识地建立和利用具有异质成分和制度因素的社会关系，以谋求事业发展所需的信息、机遇和资源，而正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工具理性在其社会行动中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22］本文无意对外来穆斯林行为方式和交往模式的变化进行深入探讨，但就前文分析看，除自身行为方式的变化，穆斯林城市再建关系的过程明显受到了伊斯兰文化的规制和影响。以前文业缘关系为例，此类关系的建立虽使穆斯林的交往范围向具有异质成分的群体扩展，且其形成也体现出了工具理性的色彩，但就具体过程看，穆斯林“清真饮食习俗”依然是此类关系得以成型的基础。化隆穆斯林与经销商之间围绕“清真食材”所构筑的业缘关系虽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益联结，但范围依旧局限在穆斯林群体内部。应该说，伊斯兰教对穆斯林关系网的建构具有广度上的限制，该群体在城市生活中再建关系网络的过程虽然体现出了行为方式与交往模式的变化，但伊斯兰教的规制和影响依旧明显。
驻厦办事处成立以后，为解决本县穆斯林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在厦门安心创业，开展了大量扎实而有效的工作。比如，为解决化隆穆斯林子女的入学问题，办事处曾多次与厦门市教育局沟通和协商。1996年，经多次沟通交流后，厦门市政府做出了“少数民族外来工子女在厦门就近入学，借读费减半收取”的决定。是年9月，就有15名化隆穆斯林子女顺利在厦门入学；而至2008年，更有多达70多名青海籍穆斯林学生分别在厦门27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入学。［13］再比如，为解决化隆穆斯林因意外事故死亡无法就近安葬的问题，办事处与厦门清真寺和市伊斯兰教协会通力合作，在厦门同安区购买土地并修建了“回民公墓”，解决了在厦穆斯林因突发事故死亡而无法按照伊斯兰教习俗 “速葬和土葬”的问题。［14］整体来看，正是通过以上这些扎实而有效的工作，青海省化隆县驻厦门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逐渐成为了在厦化隆穆斯林的可靠后盾。在此之后，当这些穆斯林在厦门生活创业过程中遇到问题时也多会找办事处工作人员协商解决，这就使他们原来所依靠的同乡地缘关系不仅仅局限在拉面馆老板内部，而开始向政府工作人员方面扩展。
图1 韩录家族的迁移关系网
穆斯林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群体。对于这一群体而言，无论身处何地、从事何种职业以及具有何种社会地位，除了把谋求自身生存发展作为生活的一个追求外，日常的宗教礼拜也是生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也因此，穆斯林的交往模式实际上具有世俗和宗教两个支点，即作为生存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和作为宗教归属层面上的社会关系，这两种关系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构成了穆斯林关系结构的重要特征。［17］厦门地处我国东南沿海，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及旅游业的勃兴，来自国内外其他地区的穆斯林逐渐汇聚于此，工作、生活、学习或从事各类商贸活动。据笔者调查，截至2017年，厦门外来穆斯林总人数已有大约2000多人；这其中，既有如化隆县这些从事拉面馆经营的西北穆斯林，也有在此工作、生活、学习的国内其他地区穆斯林，另外还包括在此求学、经商的东南亚、非洲及阿拉伯世界的穆斯林。⑫
整体来看，正是通过上述迁出地既有的亲缘、地缘、友缘等社会关系，化隆穆斯林大规模涌入厦门，广泛经营拉面馆。相关资料显示，1995年在厦门经营拉面馆的化隆穆斯林只有26家，从业人数不到200人；至2005年，拉面馆发展到了近110家，从业人数增加到700多人；而截至2017年，在厦门的化隆穆斯林拉面馆总数已接近200家，从业人数也上升到1400多人。［6］不仅仅是化隆县穆斯林，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化隆县周边的循化、民和、省会西宁以及邻近的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等地的穆斯林也陆续来到厦门，经营拉面馆。目前，以厦门为中心，青海穆斯林的拉面馆已开始向福建全境辐射。至笔者调查的2017年，在福建厦门、泉州、福州、南平、三明、莆田等城市落户的青海穆斯林的拉面馆总数已达460家，从业总人数也已高达3550多人。［7］当然，迁移流动只是事业发展的第一步，要想在陌生的城市立足，化隆穆斯林还需要应对很多问题。比如，怎样才能让拉面馆走上正规？如何让身边的子女顺利入学？如何处置城市生活中的意外事故或突发事件？以及如何开展宗教礼拜活动，等等。而正是为了应对城市生活中的这些新课题，化隆穆斯林在持续利用既有社会关系的同时，又依据自身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需要建立起一些新的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
疗效评定：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完全消失，且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完全愈合，被认定为治愈；患者经治疗后，临床症状发生明显改善，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积相比治疗前缩小≥50%，被认定为好转；患者治疗后，临床症状未发生明显改善或病情加重，经胃镜检查可见溃疡面未缩小或增大。
一些我们今天称之为“目击者”的证人，当时也会遭到狱吏的拘押。狱吏从便利自己工作的角度出发，担心那些在邸店或路途中的干证人，因其非本辖区之人，不易追回官府，所以不让他们依法办理保识出狱，直到结案后犯人没有“翻异”即翻供，干证人等才可释放。有时干连人被视为有罪的“重囚”，在追证中干证人死亡的不在少数。如在广东惠州的一个案件中，追逮超过二十九名干连人，有些人就瘐死狱中，其他人在案情真相大白后才最终获释。而县衙为了获得“实情”，对干证人进行诘问、“榜笞”，令人触目惊心。
二、“清真餐饮”与业缘关系的建构
业缘关系，即围绕拉面馆运营所形成的商业交往是化隆穆斯林在厦门创业过程中所建立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关系类型。在厦门创业期间，寻找店面、办理营业执照等多为一次性实践活动，在此过程中并不需要与相关人员建立长期固定的联系；相反，由于经营拉面馆需要长期、固定的原料供应，加之穆斯林饮食习俗的特殊性，因而化隆穆斯林在厦门创业期间围绕拉面馆的“食材供应”建立起一个相对固定的社会联系。化隆穆斯林因拉面馆经营所建立了业缘关系与其“清真”饮食习俗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穆斯林社会，民众饮食除讲究干净卫生外另一个重要标准就是 “清真”。穆斯林清真饮食里的“清真”二字是按中国文化传统意译而来，取其“清洁纯真”之意。实际上这里的“清真食品”应该叫“哈俩里”食品，即按照《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生产、加工的适合穆斯林食用的“合法的”食品。［8］《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法对穆斯林的饮食范围以及食品生产、加工的方式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因而在穆斯林社会也形成了具有鲜明伊斯兰文化特色的“清真”饮食文化。化隆穆斯林开办拉面馆所需“食材”主要包括面粉、油料、蔬菜以及清真牛肉等。面粉、油料和蔬菜等很容易买到，但厦门传统上是一个汉族聚居地区，市场上很少有专门的清真肉食品供应，因此化隆穆斯林就必须依靠自身力量来解决清真肉食品的问题。
据笔者调查，化隆穆斯林经营拉面馆所需清真牛肉经历了一个由联合屠宰到职业化供应的发展历程。在早期，来厦门创业的穆斯林并不多，为了获得拉面馆所必需的清真牛肉，这些穆斯林就在当地汉族市场买牛，然后按穆斯林习俗自己屠宰。当然这样做较不方便，不仅是因为会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更因为一整头牛的肉量相对较大，如果仅供一两家面馆使用，多出来的牛肉也不方便储存。后来，随着拉面馆数量的增多，相互认识的一些拉面馆老板就联合起来，由一家或几家买牛，之后雇请专职的穆斯林屠宰。［9］这样，以清真牛肉为纽带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关系圈。以在厦门会展中心附近开设拉面馆的韩姓穆斯林为例，与他联合在一起共同宰牛分肉的就有他的堂兄弟、姑父和妻弟等。有的“牛肉共享圈”规模相对较大，不仅是亲属关系，同乡和朋友也被纳入进来。如前述提到的韩录，20世纪90年代与他联合在一起宰牛分肉的拉面馆就有七八家之多，除了他的父亲和“连襟”外，其余还包括他的老乡和朋友，这些人中有的是在老家就熟识，有的则是到厦门后才强化了联系（见图2）。［10］
专职从事清真肉食品供应的西北穆斯林经销商大约也是在21世纪初期以后进入厦门市场，经过多年优胜劣汰式的发展之后，目前厦门已有三家规模较大且较为固定的西北穆斯林清真牛肉供应商。马军峰是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广河县人。他于21世纪初期进入厦门清真肉食品销售市场，起初其清真牛肉主要是从西北穆斯林聚居地区用火车托运过来。后来，基于成本、保鲜等方面的考虑，他又在泉州设立了专门的屠宰点就近供应厦门西北拉面馆所用的清真牛肉。目前，马军峰已成为厦门西北拉面馆最大的牛肉供应商，由其负责配送的西北拉面馆已经占到厦门市拉面馆总数的一半左右。⑧赵是马军峰的同乡，同样来自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他本人早期是与马军峰合作经销清真肉食品，2007年以后开始自立门户，成为独立运营的清真肉食品经销商。据厦门西北拉面馆老板介绍，赵的清真牛肉主要是从西北地区托运而来，由于保鲜、价格及运营时间较短等诸方面原因，他目前所占厦门清真肉食品的市场份额还相对较小。⑨马尔龙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回族穆斯林。他本人除在厦门从事新疆风味的清真餐饮业外还携带从事与之相关的清真肉食品的批发和零售。与前两位不同，马尔龙的清真肉食品除专门配送外还采用固定店面零售的形式，在他于厦门清真寺一楼商铺开设的“清真超市”里，除牛羊肉外，还出售冷冻水饺、方便面、零食和调味料等其他清真食品。⑩
图2 牛肉共享圈
再到后来，随着拉面馆数量的持续增多，清真牛肉的需求量也持续增大。此时，为获取牛肉销售所带来的高额利润，职业化的牛肉经销商就开始陆续出现。据笔者调查，厦门专职从事清真牛肉屠宰、销售的职业商人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从拉面馆老板中分化出来的穆斯林个体工商户，另一部分是进入厦门市场的西北穆斯林专职经销商。化隆穆斯林经销商自21世纪初期开始出现。当时，在厦门经营拉面馆的化隆穆斯林已有很多，在看到销售清真牛肉能带来不错收益后，个别拉面馆老板就从之前联合宰牛分肉的圈子中独立出来，专职从事清真牛肉的屠宰和销售。以来自化隆县德恒伦乡的回族穆斯林马易卜拉为例。2005年初到厦门时，他先是在思明区江头经营拉面馆。起初，他也是与同乡、亲戚和朋友联合在一起共同买牛，请人屠宰和分肉。2012年，在看到销售清真牛肉可以带来较多回报后，他便与来自北京的一个回族穆斯林合作，在与厦门毗邻的泉州开设了一个清真牛肉屠宰点，专职屠宰和销售清真牛肉。目前，他已是厦门西北拉面馆清真肉食品的一个主要供应商，由其负责配送的西北拉面馆已多达七八十家。⑦
在塘河地区，以前无蚕豆种植，主要种植青稞和白菜型油菜。2015年青稞—蚕豆混播的试验成功，说明高海拔地区能够种植早熟的蚕豆品种。另外，青稞是藏区人民的主粮，青稞种植在塘河地区占据绝对的优势，为了防治长期连作，种植户主要以油菜轮作或种植两年青稞撂荒一年的模式，极大影响粮食产量和种植户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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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此，官渡区工商联2015年、2018年被评为云南省“五好”县级工商联；2015年、2016年被评为全国“五好”县级工商联。
三、办事处推动与地缘关系的扩展
除围绕“清真餐饮”所构筑的业缘关系，化隆穆斯林在厦门创业过程中所建构的另一个关系类型就是在既有关系基础上拓展开来的地缘关系。地缘关系是化隆穆斯林迁移流动及城市生存适应过程中最常利用的一种社会关系。如前所述，化隆穆斯林能够大规模来厦门发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充分利用了迁出地既有的地缘关系。迁移到厦门后，除在平日的交流互动中继续维持这一既有关系外，他们又因日常生活实践以及地方政府的参与带动强化并扩展了这种联系。
卧式加工是主轴轴线与工作台平行设置来加工零部件，主要适用于加工箱体类工件。组成卧式加工中心的重要组成铸件有床身（底座）、立柱、回转工作台、主轴箱等。对卧式加工中心中最大、最重的基础部件床身（底座）铸件来讲，影响到加工精度主要体现在铸件的刚度、强度、水平度、表面粗糙度等方面。
化隆穆斯林地缘关系的扩展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化隆县驻厦门办事处的影响。1994年以前，化隆穆斯林到厦门创业基本上是一种民间自发行为，当地政府并没有直接参与。1994年，青海省电视台播出了《拉面飘香——纪青海人在厦门》的专题纪录片，宣传介绍化隆穆斯林在厦门的创业事迹。该纪录片播放之后，引起了全省民众的强烈反响，同时也使化隆县政府认识到“拉面经济”对本县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⑪化隆回族自治县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这里干旱少雨，年降雨量仅13毫米，且全年有三分之一为雾霜期，不适宜农作物生长，生活在境内山区里的人们，1994年时的年人均收入还不足400元。［11］化隆县政府决定积极推动本县“拉面经济”的发展，主要是看到了拉面馆的成功给本县经济发展带来的契机。如果政府部门能够合理引导并大力扶持，不仅能给本县带来大批回流资金，支持家乡经济建设，而且还能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高农民收入。正是基于这种考虑，1995年经审议通过，化隆县政府决定在厦门市设立“青海省化隆县驻厦门办事处”，专门负责处理与厦门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关系，协调解决化隆穆斯林在厦门生活创业中遇到的问题；同时，搜集和掌握厦门乃至东南沿海地区的用人信息，及时反馈，以便使更多化隆人走出家乡务工和创业，以此带动本县经济的发展。［12］
亲属关系，包括姻亲和血亲，是化隆穆斯林得以大规模迁移流入厦门所最常利用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早期，大部分化隆穆斯林基本上都是利用迁出地既有的亲属关系来厦门创业。以最早到厦门的韩录为例，1989年初来乍到时先是在厦门火车站附近开设拉面馆；是年年底，在其带动下他的父亲韩成良也跟随而至，并在厦门老清真寺附近开办了一家西北拉面馆；1992年，以韩录为纽带，他的姐夫马成祥一家也来到厦门，并在湖里区区政府对面开设拉面馆。②韩录的妻子姓马，经名索菲亚，家有六姊妹，本人排行老二。1989年以后，以她为纽带，其余五姊妹也先后携家迁移到厦门。其中，大姐萨菲尔一家1992年到厦门，在湖里区江头松柏小区开设拉面馆；大妹海菲泽一家1998年到厦门，在湖里区金尚小区开办拉面馆；二妹若给亚一家2003年到厦门，在思明区前埔开设拉面馆；三妹泽依乃拜一家2000年到厦门，在火车站附近开办拉面馆；四妹哈蒂耶2003到厦门，在思明区中山路美食街经营拉面馆，也就是说以韩录夫妻为纽带，至少就有8家化隆穆斯林迁移进入厦门创业（见图1）。③
实际上，办事处从事的“后勤服务工作”仅仅是个开始，化隆穆斯林以同乡为纽带的地缘关系拓展是在类似制度化的定期活动开展之后才得以广泛展开。驻厦办事处成立以后，为凝聚同乡，支持和鼓励本县穆斯林在厦门生活和创业，定期、不定期地举办了一系列交流座谈会，并以工会组织形式开展了一系列业余文化活动。交流座谈会主要针对的是在厦门创业的拉面馆老板，就其举办初衷来看，有些是为传达化隆县及厦门市政府的相关精神，促使拉面馆老板获取相关政策信息，以便更好地从事拉面馆经营；有些则是针对城市生活中遇到的各种棘手和难以解决的问题，有计划地开展一些座谈和交流活动，让大家交流思想、相互沟通，以起到群策群力和增强个体户经营信心的目的。［15］从办事处角度看，座谈会的召开无疑具有上传下达和凝聚群体的作用，而对于经营拉面馆的穆斯林来说，参加这些交流座谈会无疑也可以增进同乡友情、扩大社会交往范围，而且在厦门生活、创业过程中遇到突发事件或困难问题时也更方便、更容易找同乡协商和解决。“青海化隆在厦个体私营企业工会委员会”成立于1998年9月，当时是在厦门总工会的要求下由化隆县驻厦办事处牵头建立。该工会成立后，化隆驻厦办事处组织在厦门创业的化隆县乃至整个来自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个体户和打工人员参加了很多业余文化活动，比较典型的如2004年“厦门市凤凰花节南湖公园美食节”活动，以及2005年五一劳动节期间由厦门市总工会、体育局和工人文化宫联合举办的拔河比赛等。［16］总体来看，正是通过以上这些活动，化隆乃至整个西北地区的穆斯林以共同的地域为纽带，逐渐打破了各自既有的同乡关系圈，其地缘关系也逐步向更大的地域范围扩展。
四、礼拜功课与教缘关系的形成
发展至迁移流动的中后期，越来越多化隆穆斯林则是通过迁出地既有的地缘关系来厦门发展。韩家瑶是化隆县谢家滩乡一个穆斯林聚居村落。该村位于化隆县中部，拥有50多户韩姓撒拉族村民。2003年，该村村民韩福祥来到厦门并于火车站附近开办了一家“西北拉面馆”。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该村村民陆续走出山村，到厦门及上海、深圳、广州、苏州等沿海城市经营拉面馆。截至2016年，该村已有30多户近60%的村民走出家乡，到全国各地创业。这些村民中，来厦门创业的大约有10家，现地处厦门湖里区中医院附近和思明区龙山中路段的两家拉面馆就是由韩家瑶村的韩氏两兄弟所创，而他们正是受韩福祥影响，通过同村地缘关系来厦门创业。④另一个通过地缘关系流动的典型个案是沙连堡乡沙连一堡村。该村地处化隆县南部，拥有近100户约500多回族和撒拉族村民。20世纪90年代中期，马德胜、马玉祥、韩尔撒等村民来厦门打工创业，在他们的影响带动下，同村有近50户村民来厦门打拼，另有40多户分散在广州、西安和北京，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面村”。⑤朋友关系也是化隆穆斯林来厦门创业所经常利用的一种纽带关系。据笔者调查，化隆穆斯林原有的朋友关系和地缘关系有很大的重合，他们中很多人既是儿时玩伴也是同村邻里乡亲。如前所讲的马德胜，他于1994年来到厦门并在前述韩录开办的拉面馆里打工。从1995年起，与他一起长大的同村好友马玉祥、马祥、韩尔萨、韩尤素福等人经他带动也来到厦门，先是在别人的拉面馆里打工，等学到拉面手艺并累积了一定资金后又开始自立门户。⑥
出于宗教礼拜需要，以上来自不同地域、操持不同语言、从事不同职业的穆斯林通常都会聚集于清真寺礼拜。而在礼拜之余，他们时常也会互致问候、联络感情，久而久之，清真寺自然就成为来自不同地域的穆斯林情感交流互动和社会交往的一个关系平台。厦门清真寺始建于清道光三年，为当时浙江提督杨帅倡导，回民集资兴建。同治年间，在厦门都防司马倡导下，穆斯林在原有基础上将清真寺扩建为具有前厅、中厅和大殿的“三进古建筑”。民国时期，由于年久失修，清真寺已逐渐衰败。1924年，时任厦门海关监督的回民唐柯三见该寺“寺宇腐朽，教道衰微”，遂推举马立贤、常福锦和马良基等回民远赴江南和南洋等地募集资金，重新修葺了厦门清真寺。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但因年代日久，清真寺已经不能满足现实发展的需要。1993年，在地方政府及穆斯林群众的推动下，厦门市开始重建清真寺。新建的厦门清真寺于2003年完成，是一座仿阿拉伯式的六层楼建筑，总建筑面积达到2365平方米，可容纳近千人同时礼拜。［18］
虽然清真寺的重建为外来穆斯林提供了共同礼拜和相互交往的平台，但就厦门穆斯林教缘关系的形成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与壮大的过程。复建之初，厦门外来穆斯林多是三五成群地分散在各自的临时礼拜点，抑或就近在自己的住所礼拜，较少到清真寺聚礼。清真寺重建以后，在寺内阿訇推动下，之前分散于各处的穆斯林逐渐汇集于清真寺，从而逐步壮大了清真寺礼拜人数的规模。调查期间，厦门清真寺教长——薛路军阿訇就告诉了笔者两个典型事例。一是讲2005年时，一些外来穆斯林集中在湖里区江头一个临时礼拜点礼拜，得知情况后他就找到这些人，在询问了相关情况后，从伊斯兰教义教法及穆斯林聚礼需要阿訇“领拜”等不同角度对这些穆斯林进行了说服教育；在此之后，这些分散于江头的穆斯林才逐渐汇集到清真寺参加集体性的礼拜活动。⑬另一个是讲21世纪初期，厦门市常有外来穆斯林摆摊设点、售卖烤肉或地方特产的现象出现。某次，执法人员在制止一位穆斯林违规摆摊时因方式不当而与其发生了冲突，引起了该群体很多穆斯林的不满，险些将事态恶化；幸好，薛阿訇受邀赶到，从中进行了调解。此事平息以后，因处事公允、方法得当，薛阿訇获得了这部分穆斯林的普遍认可，而自此之后一些原本不常到清真寺的穆斯林也开始到清真寺礼拜。⑭
总之，正是通过清真寺这一平台并得益于阿訇的努力，到厦门清真寺礼拜的外来穆斯林逐渐增多。据清真寺阿訇介绍：复建之初，在厦门清真寺礼拜的穆斯林仅有十几人，主麻日“聚礼”最多也不过100多人；而至笔者调查时的2017年，平日里到清真寺礼拜的就有几十人，主麻日更是达到了300多人。⑮礼拜人数的增多直接扩展了穆斯林的交往范围，通过到清真寺礼拜，厦门外来穆斯林结识了更多的穆斯林朋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个以伊斯兰教信仰为纽带，涵盖不同地域、不同职业外来穆斯林的教缘关系也逐渐形成。
教缘关系形成后，对身处其中的化隆穆斯林不仅具有宗教认同和情感支持的作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也会得到其他穆斯林的帮助。如调查期间笔者就了解到，一些拉面馆老板经常去清真寺礼拜，由此认识了许多在厦门留学或经商的沙特穆斯林。他们提到：“这些来自沙特的穆斯林在宗教信仰方面非常虔诚，对穆斯林也有较强的认同感，在和他们熟识之后，经常会到拉面馆里吃饭，而且还送给他们不少特产。”［19］另外，一位来自德恒隆乡的化隆穆斯林还告诉笔者：“他的一位同乡曾在朋友的拉面馆里打工，原想自己出来开店，但因资金不足一直未能如愿；后来，他因经常去清真寺礼拜而结识了不少来自沙特阿拉伯的穆斯林，而当这些来自国外的穆斯林朋友得知他的想法和困境后，就找人凑钱帮他把拉面馆开了起来。”［20］
五、结论与讨论
②韩录的外甥马良目前在厦门环岛南路软件园附件经营拉面馆，2017年调查时笔者就韩录家族在厦门的创业经历对其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尽管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发挥的作用相似，但城市外来穆斯林的关系网络又表现出自身群体的一些特点。首先，这一群体的关系网络在整体结构上具有鲜明的穆斯林社会的特征。如前所述，化隆穆斯林在厦门创业期间除地缘、业缘关系外还因宗教生活构建了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教缘关系。化隆穆斯林这种基于宗教信仰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充分体现了穆斯林交往模式的特点。在乡土聚居地区，穆斯林通常都是“围寺而居”，清真寺既是宗教生活的中心同时也是社区民众交流互动与信息传播的中心。出于宗教生活需要，穆斯林在聚居地区通常会以清真寺为中心并在血缘、地缘关系基础上构筑起一个个自称为“寺坊”的有形宗教社区。我们发现，迁入厦门后，化隆穆斯林与其他穆斯林因宗教礼拜同样构建起了基于共同宗教信仰的教缘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像聚居区一样形成一个有形的宗教社区，但不能否认，伊斯兰教在整合、凝聚穆斯林个体中所发挥的纽带作用并没有改变。这里，有形的宗教社区虽然不复存在，但以伊斯兰教为纽带的整合与联接机制依然发挥着作用。可以说，穆斯林关系网络在整体结构上的这种特点，很大程度上依然能够反映聚居地区穆斯林交往模式和社会结构的特点。
《甘肃科学学报》1989年创刊，为双月刊，是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源期刊、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源期刊、甘肃省优秀期刊，属自然科学综合性学术刊物，由甘肃省科学院主办，在甘肃省内外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学报按学科主要划分为基础科学、工程技术、物理、生物、医学等栏目。虽然经过这些年的整合归口，形成了具有本刊特色的大学科分类，但是在甘肃省出版的各种科技期刊中，期刊的品牌知名度并不是十分突出，许多学术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具体栏目。《甘肃科学学报》的品牌要想被大范围的接受认可并闻名遐迩，期刊品牌建设和品牌的传播是不可或缺的环节。
化隆穆斯林在厦门创业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1989年，韩录、韩东、马易卜拉等穆斯林怀揣创业致富的梦想来到厦门，开办了本地首批“西北拉面馆”。①创业早期，有人因忍受不了当地湿热的气候和生活环境而迁往它地，有些则不惧困难坚持了下来。1992年，印尼雅加达国际食品博览会如期开幕。当时，已站稳脚跟的韩录和马易卜拉因机缘巧合参加了这次食品盛会。在博览会面食展上，两人联手献艺，其高超的面食制作技艺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并一举获得展览会面食制作技艺金奖。博览会上的成功极大地提高了“西北拉面”的知名度，同时也提振了拉面馆老板的士气。自此以后，在韩录、韩东、马易卜拉等人的影响带动下，化隆县其他穆斯林也陆续来到厦门，广泛从事拉面馆生意，从而迅速壮大了这一群体的规模。［5］
第三，这一群体的关系网络在形成与建构上还表现出不同主体互动的特点。诚如前述，无论是生存适应阶段还是事业发展阶段，以往关于城市外来人口关系网络形成与建构的研究大多强调的是研究对象的主观能动性。这些研究不论是从实质理性出发还是从工具理性着眼，出发点都集中在某一单一主体方面。实际上，作为一个由不同行为主体构成的复杂社会，任何群体或个人所建构的关系网都不能只是单方面努力的结果。在一个由不同主体交织构成的网络社会，个人或群体在建构自身关系网的同时其他群体或个人亦是如此。从前述化隆穆斯林业缘、地缘、教缘等网络关系的形成看，他们在建构这些社会关系时，西北穆斯林经销商、办事处工作人员、清真寺阿訇以及在厦门工作、生活和学习的其他穆斯林同样在建立各自的网络关系。在此，与其说上述关系的形成是化隆穆斯林主观能动性的产物，还不如说是不同穆斯林交互作用与共同努力的结果。因此，就城市外来穆斯林各类社会关系的形成看，除关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不同主体间的互动也应该被充分考虑。诚然，这一点并非穆斯林群体所独有，但正因其在外来人口关系网的形成与建构中具有普遍性，因此今后在探讨相关问题时，也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射手座，喜欢自由，崇尚自然，追求民主.不张扬，不高调，不轻狂，不阴谋，不乖巧，不爱哭，不合群，不安静，不勤快，最重要的是，不寂寞。
总之，通过厦门穆斯林的个案分析，不难看出城市外来穆斯林的关系网络既有城市外来人口的一般特征同时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通过建立和利用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外来穆斯林应该说是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一般认为，建立、利用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是外来人口城市生存适应所采用的一个重要策略；在城市生活中，再建关系网络的规模越大、异质性越强，外来人口生存适应及事业发展所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大、融入城市的机会也就越多。［23］不过，就厦门外来穆斯林的个案考察看，受伊斯兰文化的规制和影响，外来穆斯林在城市生活中所建构的关系网络的范围大多局限于穆斯林群体内部，这种内聚性的特点虽使他们以群体性的方式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但因向外扩展不足，也影响了他们城市融入的深度和广度。
注释：
①出于人类学伦理考虑，本文所涉及到的众多被访者姓名大多作了匿名技术处理。
本文以在厦门经营拉面馆的穆斯林个体工商户为考察对象，探讨了城市外来穆斯林关系网络的类型、结构与形成机制。从前文内容不难看出，作为外来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穆斯林群体的关系网络在功能与作用途径方面与城市其他外来群体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即他们同样是依靠迁出地既有的亲属、地缘等社会关系来城市发展；到城市以后，又主要依靠重构或新建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支持自身生存和发展。关系网络可被视为穆斯林社会流动及城市生存适应所利用的一项重要社会资本。以往研究表明：“促成农村人口社会流动及支持他们城市生存适应的主导因素既不是政府也不是市场，而是农村人口自身的社会关系网络。”［21］我们发现，穆斯林在厦门创业过程中虽然得到了化隆县驻厦办事处的帮助，但整体而言已是创业发展的后期，此时他们已在厦门站稳脚跟，办事处的参与虽使他们更好地适应了城市生活，但其作用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而非是一种主导力量。因此，就关系网络的功能与作用途径看，穆斯林与城市其他外来群体相比应该说并无二致。
③海菲泽的女婿韩永龙目前在厦门湖里区金尚路经营拉面馆，2017年调查时笔者就海菲泽一家迁移流动至厦门的经过对其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④来自韩家瑶的韩姓穆斯林目前在厦门思明区龙山中路段经营拉面馆，2016年调查时，通过对该穆斯林的深入访谈，笔者了解到了韩家瑶村村民外出经营拉面馆的情况，以上资料正是来源于对韩姓穆斯林的访谈记录。
⑤⑥ 来自沙连堡乡的马德胜目前仍在厦门思明区经营拉面馆；2017年调查时笔者对其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⑦2016年调查时，笔者就马易卜拉在厦门生活和创业的经历对其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⑧2017年调查期间，笔者就马军峰在厦门经销“清真肉食品”的经历和具体情况对其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⑨⑩2017年调查期间，笔者就马军峰、赵及马尔龙等西北穆斯林“清真肉食品”经销商的大体情况对在厦门思明区经营拉面馆的回族穆斯林马德胜进行了深入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⑪马成祥于1995年调入厦门工作并担任青海省化隆县驻厦门办事处主任，以上资料源于2005年调查时笔者对马成祥主任的访谈。
⑫由于缺乏具体可靠的统计资料，目前厦门市外来穆斯林的具体人数尚难以确定；本文所述厦门外来穆斯林的大致人数是调查期间笔者通过对厦门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厦门市伊斯兰教协会、厦门清真寺以及青海省海东地区驻厦门办事处相关人员的调查走访所给出的一个预估数字。
⑬⑭2005年调查期间，笔者于厦门清真寺对薛陆军阿訇的访谈。
⑮2005年及2017年调查期间，笔者曾就外来穆斯林在厦门清真寺的礼拜情况分别对该寺教长薛阿訇和刘阿訇进行了访谈，以上资料即源于调查时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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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pes,Structure and Forming Mechanism of the Relation Network for Urban Migrant Muslim Network--A Case Study of the"Northwest Ramen(hand pulled-noodles)Restaurant"in Xiamen
YANG Zheng-jun
Abstract: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individual Muslim businesses of Ramen (hand pulled-noodles)Restaurants in Xiamen and explores the types,structures and formation mechanisms of the migrant Muslim relation networks in the city.Although obtaining the common features of urban migrant population,the network of Migrant Muslims in urban areas shows distinctive Islamic cultur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slim society in terms of overall structure and formation mechanism.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under the regulation and influence of Islamic culture,the network of relationships that migrant Muslims construct in urban life are mostly confined to the Muslim communities.Although this cohesive characteristic makes them adapt to urban life better in a group manner,to some extent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their integration to urban life are affected due to lack of outward connection.
Keywords: Migrant Muslims； Relation Network；Structure；Formation Mechanism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19）03-0116-08
收稿日期 ：2019-02-02
作者简介： 杨正军（1978-），男，回族，宁夏灵武人，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讲师 人类学博士，主要从事宗教人类学、都市人类学研究。
[责任编辑 贾 伟]
[责任校对 陈慧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