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思想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学习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两种论文,列宁论文,民族文化论文,先进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三个代表不是凭空提出来的，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三个代表”之一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也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这里，我们想谈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思想对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
江泽民同志在《在中国文联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积极倡导先进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广大文艺工作者应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歌颂美善、反对丑恶，崇尚科学、反对愚昧，坚持创新、反对守旧，成为先进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1]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段论述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江泽民同志提出了有三种文化，即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对三种文化要采取三种不同的态度。其二，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歌颂美善、反对丑恶，崇尚科学、反对愚昧，坚持创新、反对守旧，才能成为先进文化发展的骨干力量。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大力发展先进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2]那么江泽民同志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和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关系是什么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先了解一下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
1913年，列宁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文中，列宁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鼓吹的“民族主义”的谬论，对民族文化问题作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20世纪初，民族问题成为西欧和俄国阶级斗争的焦点之一，“已经上升到显著地位”，解决民族问题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当务之急。从俄国民族斗争的实际出发，确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理论、原则和政策，澄清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在民族问题上散布的谬论和制造的混乱，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面临的重要课题。列宁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的学说是当时国内外、党内外阶级斗争尖锐化的产物。
国内外政治战线上的斗争必然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中来；党外的斗争也必然反映到党内来。与政治上鼓吹大国沙文主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反动理论相适应，资产阶级在思想文化领域提出“民族文化”的反动口号。党内的机会主义代表人物崩得分子与之呼应，时而鼓吹“统一的民族文化”，以此掩盖民族文化的阶级内容，用抽象的“民族文化”消融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时而宣扬“民族文化自治”，从思想上筑起隔离各族工人的藩蓠，用狭隘的民族意识禁锢工人阶级的头脑，使之成为屈服于“分而治之”的顺民。可见，阐明马克思主义对民族文化问题的原则立场，对无产阶级来说，已经成为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十分迫切的课题。
为了给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列宁撰写了《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民族文化”这一反动口号。
列宁在批判“民族文化”口号的欺骗性和反动性的同时，提出了“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列宁指出：“在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不仅有体现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民族文化，而且也“都有一些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即使是不发达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都有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3](P335-336)这两种民族文化，前者是反动文化（反动文化也是腐朽文化），后者是先进文化。列宁指出，俄罗斯民族中的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和司徒卢威之流的大俄罗斯文化是反动文化；而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名字为代表的大俄罗斯文化是先进文化。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为当时俄国黑帮和教权派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体现着地主、神父、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则与之相反。他们的著作和作品充满着“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体现着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位在反对农奴制及其残余的激烈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战士。他通过《现代人》杂志，无情揭露农奴制的黑暗和罪恶，愤怒抨击沙皇官场的腐败和丑恶，为促进社会变革而进行战斗的呐喊。他的长篇小说《怎么办？》通过塑造他理想中的“新人”拉赫美托夫、薇拉等艺术形象，回答了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呼吁对社会进行革命改造，表达了广大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作品以乐观主义的笔调，传达出革命高潮即将来临的时代气息，预示了俄国革命的光明的未来。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罗斯文化思想史上的伟大人物，马克思称他为“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4l(P17)，恩格斯称他为“伟大的思想家”。[5](P497)列宁评价车尔尼雪夫斯基时说：“就在那时，俄国已经出现了站在农民方面的革命家，他们十分了解臭名远扬的‘农民改革’的狭隘贫乏，它的农奴制性质。当时这些为数极少的革命家是以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为首的。”[6](P175)
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大俄罗斯文化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那么普列汉诺夫的大俄罗斯文化则具有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性质。普列汉诺夫于1882年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883年，他在日内瓦创立并领导了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这个组织以翻译和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为主，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1900年12月，他和列宁合作开始编辑出版《火星报》，为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做了思想上的准备。普列汉诺夫也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1903年后，普列汉诺夫逐渐蜕变为孟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的大俄罗斯文化（包括文艺学、美学思想）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先进文化。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大师，他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在俄国承上启下的开拓者。
列宁所提出的“两种民族文化”，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因此，无产阶级要建设自己的先进文化，必须正确对待两种不同民族文化遗产。一方面要继承历史上一切先进的文化遗产，另方面要扬弃历史上一切反动的文化遗产。
“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继承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首先表现在继承了列宁的反对“统一的”“抽象”的民族文化的思想，承认不同文化存在着差别和对立，坚持文化是可分的。其次是反对认为文化都是正面的、积极的、肯定的观点。一些人认为，文化是人类生产的财富，物质文化就是物质财富，精神文化就是精神财富，是人类创造的结晶。而列宁和江泽民同志认为，反动腐朽文化，不是文化财富，而是文化垃圾。再次，江泽民同志继承了列宁倡导先进文化、反对反动文化的思想。这三点本身是相互联系、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的。
江泽民同志对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就在于，在“两种民族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文化。上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先进文化”、“落后文化”、“健康有益文化和腐朽文化”四种文化。这四种文化的提出，既是关于文化存在状态的描述，也是关于处理文化问题的政策性依据。对上述四种文化，江泽民同志提出我们应采取的四种态度：对先进文化、健康有益文化，要大力发展和支持；对落后文化，要“努力改造”；对腐朽文化，要“坚决抵制”。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大力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就会使先进文化和健康有益文化更加发展；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就会使落后文化转变为先进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就会缩小腐朽文化的消极影响并最终战胜它。
就文艺领域而言，我们主张“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就是要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大力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建国初期，我们改造旧戏曲，就取得了改造落后文化的成功经验。对于古代的和外国的反动、黄色的文艺作品的取缔就是坚决抵制腐朽文化。我们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就是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大力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和坚决抵制腐朽文化的正确方向和方针。
江泽民同志对列宁“两种民族文化”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还表现在，他把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歌颂善美、反对丑恶，崇尚科学、反对愚昧，坚持创新、反对守旧联系起来。这里既论述了对创造文化的主体要求，也论述了创造先进文化的条件。文化可以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人口文化等，它是人类创造的产品。从事各种文化生产，都要遵循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这四方面的“坚持”。人类生产的产品，有精美产品、有益的普通产品，也有废品、毒品。做到四个方面的“坚持”才能生产出有益的普通产品、精美产品，否则只能生产废品、毒品；做到四方面的“坚持”才能生产文化财富，否则只能生产文化垃圾。
上面所提的理论、政策、口号和实践是我党第一、二代领导人的理论遗产；“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是对其继承、发展和创新，是对在上述理论指导下，人民群众创造经验的总结。例如，建国初期，我们党提出改造旧戏曲的理论和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都作了精辟的理论阐述，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旧戏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造，成为改造落后文化的范例。而“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是我国文艺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造，也是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创作实践的总结。“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则是对这些新鲜的来自群众的生动的理论创造和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
“努力改造落后文化”是对建国初期我党第一代领导人“改造旧文艺”的理论和实践的继承和创新。建国初期，毛泽东为改造旧文艺作了批示，提出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其目的在于鼓励剧种自由发展、相互竞赛，并在批判继承传统戏曲遗产的基础上，繁荣和发展为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戏曲。由于这一原则的提出，我国在上世纪50年代，戏曲界创作和整理了大批优秀剧目，如评剧《九尾狐》、京剧《将相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昆曲《十五贯》等等，戏曲艺术空前繁荣。
改造旧文艺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几十万艺人和几千万观众、听众、读者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还没有面临这一问题。新中国建立后，这一问题就十分迫切地提出来了。周恩来强调要重视旧文艺的改造。他提出：“这种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内容的改造，但是伴随内容的改造而来的，对于旧形式也必须有适当的与逐步的改造，然后才能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和谐与统一。”[7](P353)
周恩来指出，旧社会对于旧文艺的态度是又爱好又侮辱。有些人爱好旧内容旧形式的艺术，但是他们又瞧不起旧艺人，总是侮辱他们。他说：“现在是新社会新时代了，我们应该尊重一切受群众爱好的旧艺人。”他认为，我们要尊重他们，才能做到改造工作。他主张“一定和全国一切愿意改造的旧艺人团结在一起，组织他们，领导他们，普遍地进行大规模的旧文艺改造”。[7](P353)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受经济基础的制约，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文艺必然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文艺并不完全随着经济基础的消亡而消亡，它还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历史继承性。这是一切意识形态包括文艺的历史发展规律，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根据这一客观规律，我们对一切文艺遗产，对一切现存的旧文艺，必须采取批判地继承和改造的方针；对一切从事旧文艺的创作或演出的艺术家包括旧艺人，必须采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方针。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提出的对待旧文艺、旧艺人的正确方针，一方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一方面也符合文艺发展的客观规律。
周恩来指出，旧文艺是会消灭的又是有前途的。“旧文艺里的一切坏的部分、一切不适合于人民利益人民要求的部分一定就会消灭，比如宣传封建思想和其他反革命思想的东西，就应该加以消灭；另外有一些合理的、可以发展的东西就会慢慢地提高、进步，逐渐变为新文艺的组成部分，这一部分就是有前途的，而不是被消灭的了。”列宁曾经提出过“两种民族文化”的理论，毛泽东曾经提出把文学遗产区分为精华和糟粕的理论，周恩来运用这些理论来分析旧文艺，来确定对待旧文艺的态度，这在当时的文艺实践中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他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理论，从当时文艺界的实际情况出发，既反对了那种认为旧文艺一切都好的复古主义主张，又反对了那种认为旧文艺什么都不好的民族虚无主义主张，认为对待旧文艺，应该采取积极、慎重的态度加以改革，而不应该采取消级的态度，让它自生自灭。应该说，这是建国初期对待文艺遗产包括旧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针。
新中国建立以后，我们党和政府，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出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的指示》，并根据这个指示，开展了大规模的戏曲改革运动，成功地改造了旧文艺，使我们的文化艺术活动适应了新时代政治、经济的改革，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顺利地实现了对旧艺人的团结、教育、改造工作，使之逐渐成为社会主义文艺大军的一个重要方面军。
对于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者来说，要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要认真写出观点正确、有理论深度的论著，要反对错误观点和错误主张。在我们的论著中要坚持歌颂美善、反对丑恶，这一点一定要旗帜鲜明。要坚持崇尚科学、反对愚昧，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文化和艺术。我们反对反科学或伪科学的态度，反对愚昧的态度，反对不问科学是非，只为名利的恶性炒作。我们要坚持创新、反对守旧，要勇于提出新问题、新观点，不要因循守旧、固步自封、人云亦云。我们不能总是重复前人的观点，要在前人的观点上有所前进。就文艺创作实践而言，需要理论来总结，来指导；就文艺学而言，坚持创新、反对守旧，才能发展，才能前进。我们的党，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者，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者应该努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重温列宁的“两种民族文化”理论，学习江泽民同志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思想，坚定我们与时俱进、理论创新的信心。相信我们的文艺学研究者，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者会不断有新的成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