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民族 -宗教认同的美国国家文化构造
余冬林
(武汉轻工大学 艺术与传媒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48)
摘 要： 美国的国家文化是基于民族-宗教认同的文化。它由主权领土和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构成，就其本质而言具有“三低”(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长期导向)和“两高”(个人主义、阳刚气质)的特征。这些特征是由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的深远影响、基督教新教的长期熏陶以及独特文化生态的长久形塑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关键词： 美国；国家文化；民族-宗教认同；构造
当前，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世界各国的国家文化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阶段。在不可逆转的“文化转向”趋势下，即使是经济问题也演变成文化问题。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的影响。此外，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口的全球性流动等因素，使得各国国家文化的全球化成为了不可回避的客观事实。
任何一个国家都是由领土、人民、文化和政府四要素组成的。任何国家的人民都兼具自然-社会的双重属性，都是在一个由自然场与社会场相交融的整体环境中创造和发展文化的。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要把握一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历程，必须对构成文化生态的这三个层次进行动态、综合的考察。[1]10-11而文化生态也构成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上可知，任何国家的国家文化都是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的：主权领土和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质言之，前二者反映的就是一个国家的国家文化生态。观念系统就是在这样的文化生态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具有国家特色的有形与无形的观念总体，其中，最核心的部分是居于此国的人民共同拥有的但有别于其他国家人民的深层次的价值观念。
一、美国国家文化的基本构造
在移民构成上，美国最早的移民是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18世纪末期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当时共有390万人口(只限白人)栖息在美国土地上，其中80%是不列颠人及其后裔，98%是信奉新教。因此，这样组成的美国社会无论在宗教信仰和人种上看都具有较高的相似性。[2]66当前，“美国信念”已成为美国国家认同的主要特性。这并不是抛弃了“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这一核心传统，而以极其隐蔽的方式将其内置于“美国信念”之中，以应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诉求。“美国信念”其实是对“盎格鲁-撒克逊新教文化”的提炼与传承。[3]18因此，可以说美国的国家文化是由主权领土和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构成的基于民族-宗教认同的文化。
从主权领土和生态环境系统而言，它横跨北美洲大陆，处于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南连墨西哥湾，北与加拿大接壤。当然，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群岛也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总面积937.3万平方公里，人口3.3亿。美国版图辽阔，风景迷人，气候适宜，自然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本土地形两侧高(阿巴拉契亚山脉、科迪勒拉山系)、中间低(中部大平原)，适合人们生产生活和生存繁衍，不易遭到外来民族的侵扰和破坏。本土处于温带和亚热带的范围之内，气候的地域差异明显。国内河湖密布，水资源丰富。中部平原地区发育了世界最大的水系之一密西西比河水系和世界最大的淡水湖群五大湖。[4]30美国的自然资源极其丰富，美国学者怀特曾经这样写道：“东部的森林与田地出产木材、动物的毛皮及谷物；中西部的平原出产粮食和做衣料的植物纤维；北部湖区的牧场提供奶制品；西部的大草原与牧场提供牛肉、牛奶、猪肉及羊肉；落基山脉的矿床出产铁、铜、铅、锌及金矿。”[5]53美国矿产资源总探明储量高居全球榜首，煤、天然气、石油、铁矿石等矿物储量都居于世界前茅。森林面积约44亿亩，覆盖率高达33%。马克思也曾大加称赞说，“美国拥有任何一个欧洲国家所没有的大量资源和优越条件。”[6]418
从政治系统而言，美国独立后1787年的费城制宪会议，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美国联邦宪法，确立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作为联邦制国家的美国，联邦权力机构由立法、行政、司法三者组成，这三种机构各自独立又互相制衡。美国各州拥有广泛的自主权，除宪法明确规定由联邦政府行使的国家权力外，其他各项权力都由各州政府独立行使。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有着悠久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人民主权的萌芽产生于“五月花公约”；在殖民地时期，建立了自治机构——立法会议，后来又产生了议会制等，这就为此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7]22
美国国家文化“三低”(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长期导向)“两高”(个人主义、阳刚气质)的特征，是长期以来多种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从经济系统而言，美国的经济制度是在亚当·斯密《国富论》相关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它以民主和法制为基础，政府不直接干预经济活动。1929-1933年经济危机后，美国政府较为重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但一般情况依然置身于微观经济活动之外。在经济运行中，较为强调自由竞争。与欧洲各国和日本的经济模式相比，美国经济具有更多的自由主义特征。[8]417它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和对外贸易额均居世界首位, 工业、农业与服务业都十分发达，有着较为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体制。[9]86
美国的长期导向指数较低，分值为29，在39个国家中排名第31。主要具有如下特征：人们重视当前的生活和享受，储蓄额较低，投资于共同基金；强调拥有真理；监禁率较高；家庭成员之间不强调长幼次序：重视闲暇时间；注重短期收益和利润；精英主义盛行；等等。
美国的个人主义指数最高，分值为91，在74个国家排名第1位。美国推崇个人主义，独立自主的观念根深蒂固。主要具有以下特征：个人利益高于集体利益；政府在经济体系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每个人都有隐私权，都拥有自己的观点；法律和权力对每个人都一视同仁；个人自由意识优于平等意识；个人的自我实现是最终目标；注重自我与他人的区分；等等。
二、美国国家文化的特征
1)自主开发的ATLAS软件系统与并行服务器硬件系统组成的大规模有限元分析平台能够用来进行反应堆压力容器压力和变形分析。在分析中考虑了壳体法兰之间的接触条件，以及法兰紧固螺栓的螺栓预紧力，为以后进行上亿自由度核电关键设备结构力学分析打下基础。
国家文化之间的深层次差异可以通过一定的维度加以测量。目前，在这一方面较具影响力的是荷兰心理学家吉尔特·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文化维度理论认为，不同国家的国家文化差异可以从权力距离、不确定性规避、个人主义/集体主义、阳刚气质/阴柔气质、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等5个维度来衡量。权力距离是指某一个社会中的人群对权力分配不平等的接纳程度。不确定性规避是指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情况时感到威胁的程度。个人主义强调自我与他人的区别，认为个人时间、自由和挑战是最重要的；集体主义强调内外群体的区分，注重和谐，沟通方式往往是高情境沟通。阳刚气质/阴柔气质是在男女性别原型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阳刚气质注重竞争、外在成就等；阴柔气质注重人际关系、生活质量等。长期导向与短期导向这一维度主要考查对长远利益和短期利益的价值观。长期导向，意味着培育和鼓励以追求未来回报为导向的品德，如坚韧和节俭；而短期导向，意味着鼓励和培养关于当前和过去的品德，如尊重传统、维护面子。[12]224依据霍夫斯泰德《文化与组织：心理软件的力量》书中相关数据制表如下对美国的国家文化进行分析，可见明显呈现出“三低”(权力距离、不确定规避、长期导向)和“两高”(个人主义、阳刚气质)。
表1 美国和其它国家国家文化5个维度指数比较表
美国的国家文化美国的权力距离指数较低，分值为40，在74个国家中排名为第57-59位，在美国，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主要具有以下特征：权力的使用应该合法化，并应遵循善恶标准；技能、财富、权力和地位不必同时拥有；拥有大量的中产阶层；政界中有一个实力强大的中间派，社会贫富差距小；改变政治制度的方式是改变规则(渐进式)；国内政治更多采用对话方式；对腐败的容忍度低；等等。
(3) 当3炉2机中的任一汽机遮断时,汽机侧按原联锁保护动作,联动预选的锅炉触发RB,锅炉主控以100%/min的速率降至50%负荷,同时联开主蒸汽母管至热管网减温减压电动调门至负荷对应开度,投入自动,抑制主汽压力飞升,避免汽包水位突降等导致炉侧MFT,并直接通过新蒸汽补偿汽机遮断导致排汽中断而造成的热管网蒸汽的损失,在保证机组负荷平稳下降的同时维持热网供汽稳定。
国家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指一国全体成员共有的深层次价值观，由一系列共同的准则、价值理念、优先事物构成，是全体成员的生活方式设计(霍夫斯泰德，1990)。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国家的国家文化是完全一样的，这种文化差异清晰地体现在经济政治体制、教育体系以及其他制度安排上。
美国的阳刚气质指数较高，分值为62，在74个国家排名第19。美国人喜欢竞争，渴望成功，关注工作成就。主要具有以下特征：绩效社会理念；对待移民持同化观念；对抗性的政治博弈；经济应该持续增长等。当然，随着人口的老龄化，美国有可能向阴柔气质的价值观移动。而贫困国家和地区只要依旧贫困，就不太可能向更加阴柔气质的价值观转变。
从思想文化上来说，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建立在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的基础上的。今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句口号不仅始终发挥着思想解放的作用，而且已经在不同程度上融入了我们的精神之中，成为我们各项社会实践的指南。如果我们把它与西方历史上所曾经发生的启蒙运动加以比较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它不仅破除了偶像崇拜，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原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飞速发展。今天，从启蒙的背景上来思考这样一场伟大的变革是完全必要的。
美国的不确定性规避指数较低，分值46，在74个国家排名第62。美国人的风险规避程度较低，较为包容，有着较强的尝试意愿。弱不确定性、较高的阳刚气质，使得美国的尊重需要凌驾于归属需要之上。在其他方面都相同的条件下，美国最重要的动机因素是成就与尊重的需要。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法律或不成文规则较少，且更加模糊；诉诸法律时能较快获得结果；公民素质普遍较高；百姓的抗议行为是可以接受的，百姓对政治感兴趣，他们相信政客、公务员和司法系统；自由主义；参加志愿者团体和活动的人较多；容忍度较高；等等。
从观念系统而言，美国是“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结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磨合，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汇合，阶级文化与种族文化的组合，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弥合，外交文化与内政文化的配合，个人主义文化与民族主义文化的联合，熔炉文化与多元文化的整合。”[10]13质言之，美国国家文化精神实质在于个人主义、个人自由、美国式民主、平等意识、自由竞争、爱国主义、勤奋工作和讲求实际。[7]36这些正是盎格鲁-萨克逊新教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当前，美国文化在全球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其原因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国际影响力模式。文化国际影响力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四个相互联系的维度：价值观影响力、大众传媒影响力、文化市场影响力以及文化政策与文化活动的影响力。美国虽不是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其在前三个维度上均列世界第一。换言之，“价值观影响力+大众传媒影响力+文化市场影响力”就构成美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模式。需要指出的是，此三者之间是彼此交织渗透，协同作用，这种协同作用使得美国文化国际影响力模式具有一种自发的有机性。[11]4
三、美国国家文化特征的成因分析
综上，本研究结果显示CIPN与糖尿病之间关系密切，糖尿病可以增加CIPN的发生风险，提示在临床上为患有糖尿病的肿瘤患者选择化疗方案时应仔细权衡利弊，调整最佳的治疗方案，并积极预防CIPN，以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鉴于目前缺乏针对CIPN发生风险与糖尿病相关性的大规模的临床研究，今后仍需要进行更多的前瞻性、大样本临床研究，以进一步论证CIPN发生风险与糖尿病的相关性。
各地开展试点工作，应包括自然文明、用水文明、管理文明以及文化文明四个方面的建设内容；其指标体系应以地区自然、人文、经济社会禀赋条件为基础进行设计，并开展水生态文明评价。结合未来区域发展目标，提出符合区域特性的水生态文明建设原则，设计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总体方案，以关键技术作为支撑开展区域水生态文明建设工作。
第一，美国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的深远影响。自1607年以来的100多年，北美的13个英属殖民地之间交往日益密切。在统一的国内市场、共同的语言与文化等基础上，美利坚民族开始形成，民族意识和民主观念日益增强。为了反抗英国的剥削和暴政，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奋起反抗。最终于1776年7月4日发表《独立宣言》，宣告13 个殖民地脱离英帝国而独立。人们的认同对象不再是大英帝国，而是各自所属的殖民地。当时的美国民众，许多人出于对生存和自由的集体渴望愿意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国家作出努力和牺牲。也就是说，“当时美国民众所向往的、所憎恨的、所害怕的，便构成了美国国家文化重要的现实动力与初始基础”。[13]87《独立宣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国家的名义宣告人民的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并将人民主权真正贯彻到民族国家建构的实践中去。《独立宣言》宣称，“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当时尚未建立起民族国家，直到1787年宪法的颁布，才“制造”了美利坚国家。[14]1271865年，国会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这标志着美国现代形态的民族国家正式形成。需要指出的是，美国人民在赢得独立建立自己的国家时，只需要在政治上割断与宗主国英国的联系，而继续保持原统治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其原因在于殖民地 80% 的居民是英国移民及其后裔。可见，独立战争、《独立宣言》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是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追求平等的产物和体现。美国由于没有经过封建社会阶段，等级观念淡薄，这种文化基因影响深远，体现在国家文化维度上就是低权力距离。从《独立宣言》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国家和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国家需要建立政府，但须被统治者同意并授权，国家和政府是一种基于信任和责任的委托—代理关系，这是美国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的体制的深层次根源。
第二，基督教新教的长期熏陶。早期移民横渡大西洋、抵达美洲后，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来获取生活资料。为了成为“上帝的选民”，新教徒们祟尚勤奋工作。北美殖民地时期的清教牧师马瑟在一次布道中讲到，勤奋劳动直接关系着能否得到上帝的拯救；如果他们不用勤勉、奋斗、劳动去获得恩典和拯救，他们必将毁灭。[15]271620年9月10 日乘“五月花”号船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的102位殖民者及其后来者，如威廉·布鲁斯持和威廉·布雷福德，他们都是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信奉者。他们提倡信仰自由，认为与上帝的沟通要靠自己虔诚的信奉，凡是信奉耶酥的人都有权传播基督教。[7]105相较而言，殖民地人们享有比母国英国更多的宗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后成为美洲独特性意识的核心因素。甚至在新英格兰逐渐流行“殖民地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的观点，新英格兰是上帝的“应许之地”。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影响下，美国人相信，英国的自由理念在殖民地的自治传统和政治体制的支撑下才能落地生根。殖民地人民最初反抗英国高压政策的目的就是捍卫他们从英国那里继承的自由。但是，当他们决定独立的时候,他们捍卫的自由演变为普世的、全人类的自由。[14]130美国的个人主义自有其根渊。美国哲学家杜威在谈到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源时曾经这样说过：“个人主义精神的根基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信仰中。它阐明了个人灵魂的本质，使生活的起伏围绕着个人命运旋转。”总体看来，美国的个人主义脱胎于宗教信仰，先后经历了独立战争、西进运动以及工业化、后工业化等不同的历史时期。美国的国家文化则是个人与国家利益的动态平衡与融合并立。平衡与融合的前提是：国家以律法、军队、制度等多种形式全力保随个人利益。受到保护的个人，作为对国家护卫的自觉回报，当个人与国家利益冲突时，会考虑牺牲个人利益来维护国家利益。[13]86
第三，独特文化生态的长久形塑。开放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美国文化特征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培育了乐观进取的精神、民主观和个人主义。北美社会的经济总体上是朝着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其中封建成分的作用是十分微弱的。[16]150正如黄仁字所指出，“美洲殖民地的组织，自始就与资本本义精神相合。”[17]306在这种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中，滋生了资本主义民主精神，如殖民地时期较为民主的议会、经济生活的民主、不存在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以及盛行地方自治等。美国的政治制度对其国家文化特征的形成也具有重要影响。孙国栋、施国光指出：“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家、政治人格、政治道德与政治心理，同样，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造就什么样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18]30平等、自由的价值观，不仅限于为制定国家的方针、政策提供理论根据，它也同样是人们生活中评判是非的标准。美国政治制度一方面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制约及文化传统、民族特性等的影响，另一方面美国政治制度又对国家文化特征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总之，基于民族-宗教认同的美国国家文化，是由主权领土和生态环境系统、政治经济系统和观念系统构成的。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美国权力距离指数低、不确定规避指数低以及个人主义指数高。不过，与贫富程度无关的阳刚气质指数较高，长期导向指数较低。这些特征是由独立战争和《独立宣言》的深远影响、基督教新教的长期熏陶以及独特文化生态的长久形塑等因素交互作用而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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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merican National Cultural Structure Based on National -religious Identification
YU Dong-lin
(Arts and Media College, 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48)
Abstract ：The national culture of the United States is based on the national-religious identifiation. It is composed of sovereign territor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ystem,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and conceptual system. In essence,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ree low levels (power distance, uncertainty avoidance, long-term orientation) and two high levels (individualism, masculinity).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form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e far-reaching influence of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long-term influence of Protestantism and the long-term shaping of unique cultural ecology.
Key words ：America; national culture;national-religious ideutification;structure
中图分类号： G1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638(2019)06-0034-04
收稿日期： 2019-04-16
作者简介： 余冬林(1972-)，男，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文化服务与中国文化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服务价值与文化传播评估理论与技术(2017YFB1400400)
(责任编辑 董翔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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