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与主力红军的组织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领导机构论文,红军论文,形态论文,主力论文,组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6623/j.cnki.36-1341/c.2016.03.002 一、导论 红四军从1928年4月成立起到1930年6月成立红一军团为止，存在时间并不长，其主要领导人高度稳定。但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变化却比较复杂，而且红四军内部为领导机构的设置在1929年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导致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上落选前委书记。毛泽东当时曾感叹：“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①既然就是那些人和那些事，怎么还会一波三折呢? 红四军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重要的主力部队，红四军九大上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对中共日后的建军方向具有指南针般的意义，因此学界已有众多的相关研究。但目前的研究主要把焦点放在1929年红四军召开七大到九大之间，研究的机构争议问题主要是前委和军委之争。②但现有的这些研究存在着以下不足。首先，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甚为复杂。除前委和军委外，还出现过行动委员会和共同前委的形式，军委还曾被特委所领导，另外还有联席会议这种特别的领导形式。因此，我们需要增加研究点。其次，红四军领导机构中的某些矛盾远非始自1929年，而是从红四军一成立就开始出现了；③也不是随着古田会议的结束而结束，而是一直延伸到了1930年。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矛盾的焦点有所不同，因此，我们需要延伸解释的时间链条。再次，红四军领导机构的争论，并不仅仅是通常所看到的红四军内部的朱毛之争，而且还涉及到红四军与地方党组织之争，湖南与江西地方党组织之争，主力部队与地方部队之争。因此，我们需要增加研究面向。此外，如果我们把红四军与红五军的领导机构作一个对比，就可以看到红四军采用前委这种领导方式的特别性。那么，这种领导形式到底是如何形成的?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机构名称的问题，而需要循名责实，进一步探求名称背后的实质问题。本文通过研究红四军领导机构的演化，想探求的实质问题有两个： 第一，民主集中制在军队内部与在党内的界限。自1927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提出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组织原则以来，民主集中制在革命时期就一直被当作中共组织路线的核心内容。但这个从苏俄布尔什维克引进的组织制度在中国社会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调适过程。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与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分别有不同的实现方式。那么，军队党的组织形态与地方党的组织形态到底有什么不同?军队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军队民主化的伸缩度到底在什么地方? 第二，主力部队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中共革命与苏俄革命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苏俄红军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自上而下成立的，而中共军队是在农民革命斗争中由下而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中共军队的性质被规定为“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军队必须承担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④但在主力部队帮助创造和发展特委以下的地方党组织的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所谓以军治党、以军支配群众的“军事先锋主义”和地方党依赖军队的“尾巴主义”?⑤与此同时，主力部队在接受省委一级地方党组织的领导时，又如何能“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⑥而当省委或特委以横的关系与前委发生关系时，又如何能够保证军队和地方在行动上的协同一致?⑦ 本文按照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历史变迁，分成四个时期来加以研究。 二、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前身 红四军由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组成。因此，我们先看这两支部队在合并前的领导机构。 南昌起义部队最初由1927年7月27日成立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⑧这既是“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第一次出现在中共党史中，也可能是首次出现在中国历史上。在中国旧军队进入作战状态时，前敌总指挥是一种常见的军事设置，如辛亥革命军、北洋军和北伐军都有过这样的设置。但中共创设的前敌委员会与旧军队里的前敌指挥部有两个重要的差异。首先，前敌委员会采取的是合议制，而不像前敌指挥部采取的是一长制。在前敌指挥系统里采用合议制，是中共的民主集中制在军队的一种体现形式。其次，前敌委员会是党的领导机构，因此，其成员有很多都是政治领袖，而不像旧军队的前敌总指挥全系职业军事将领。如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成员是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和彭湃，⑨他们全系政治领导人，而主要的军事领导人贺龙(前委成立时尚未加入中共)、叶挺、朱德等都不是前委委员。不过，前敌委员会这种领导体制随着1927年10月南昌起义部队的严重失利、前委成员的尽数撤离部队而终结。朱德带领的起义军余部并没有采用这种体制。从1927年10月底的大余整编到1928年1月，为了隐蔽，朱德部队采用的一直是国民革命军的番号和领导体制。在1928年1月的湘南暴动中，朱德部队虽然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旗号，但仍然只设置了师长、党代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等职，而没有建立师委或前委这类党组织。⑩所以，朱德在与毛泽东会师后，就发现自己带领的队伍在政治思想工作上比较弱。(11)但朱德队伍也有其突出的优点：朱德的军事指挥经验丰富，部队兵多枪多，战斗力强。(12) 秋收起义部队在1928年3月前一直是由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所领导的。与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相似，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采取的也是合议制；前委书记毛泽东也是政治领袖出身。不过，将前委作为中共领导各地暴动的指挥机构，在当时并非通例。例如，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是广东省委革命军事委员会；多数中等规模的暴动都是由各省委所划分的各暴动区的特委所领导的；有些则是在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中成立了军委(如彭德怀的部队)。即使同为前委，授权机构各不相同，管理权限也有所不同。例如，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是由中共中央直接任命的，统管与起义相关的一切事务。而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则是由湖南省委任命的。湖南省委同时还任命了一个行动委员会，由易礼容任书记。前委负责军事行动；而行动委员会负责整合暴动地区的党组织活动。(13)这说明前委最初在湖南省委的暴动方案中是不负责指导地方党组织的。前委在行委的领导下，行委又在省委的领导下。(14)总之，前委尽管是中共领导军事的一种形式，但在创建红军的初期并未被确立为一种正式的组织制度。前委是在毛泽东手上才逐渐成为得心应手的组织形式，并被中央作为制度通例向全国推广的。毛泽东为什么对前委这种组织形式情有独钟?这是下文要展开研究的问题。不过，在这里需要先说明的是：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时，在中共党内已具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他也是湖南党组织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本人又具有极强的政治意识和动员能力，所以，他所领导的部队自三湾整编以来就表现出很高的政治素质。不过，与朱德领导的部队相较，毛泽东的部队在军事装备和能力上稍逊一筹。 由于两支部队来源不同，其主要领导人的优势劣势各不相同，部队的领导机制也有别，因此，刚会师时就出现了“一些南昌起义的同志和秋收起义的同志存在互相有点看不起的问题”。(15)这就为日后的朱毛之争埋下了伏笔。不过，井冈山时期红四军在领导机制上的主要矛盾却另有线索。 三、从红四军成立到红四军下井冈山：1928年4月-1929年1月 朱毛红军会师前一个多月，即1928年3月上旬，湖南省军委特派员、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到井冈山，传达中央政治局1927年11月扩大会议决议和中央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将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关于开除毛泽东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毛泽东党籍；同时取消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另成立只管军事不管地方的师委，师委书记由何挺颖担任，毛泽东因不再是党员，只担任师长。(16)以往的研究大多突出周鲁作为湘南特委代表的身份，(17)而忽略了周鲁此行代表的是湖南省委。当时，在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实行盲动冒进的暴动政策和惩办主义的组织政策，对毛泽东下令停止攻打长沙极为不满，命令湖南省委派人去宣布对毛泽东的处分，“召集军中同志大会讨论并由大会改造党的组织”。(18)虽然湖南省委因“左”倾盲动错误在1928年1月遭到了严重破坏，省委领导机关陷入瘫痪，但中央2月21日颁布的《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中明确指示，“工农军之调遣属于省军委，但经省军委的托付特委可以调遣。”“各特委军事科主任，同时须为省委军委的特派员。”(19)因此，来到井冈山的周鲁，无论是作为省军委的特派员，还是作为省军委托付湘南特委的代表，代行的都是省委职能，而不仅仅代表湘南特委。尽管毛泽东被开除党籍的误会在3月中旬得到了澄清，(20)但前委被取消后，“顿失中心，各自为政”，(21)由此揭开了毛泽东与湖南省委在井冈山时期不断冲突的序幕。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矛盾演化，也就成为我们理解红四军在井冈山时期组织形态的一个基本线索。 井冈山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按照中央当时的规定，朱毛部队“在江西境内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22)但实际上，井冈山时期朱毛部队主要是受湖南省委领导。这有三个因素。首先，中央在部署湘鄂赣三省暴动时，明确指示以湖南为三省暴动的中心。(23)其次，从历史因素上说，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湖南省委任命的前委领导的，而朱德的部队在湘南暴动中也与湘南特委发生了密切关系。再次，从交通地理因素看，从湖南省委驻地到井冈山比从江西省委驻地到井冈山方便。4月，朱毛部队会师，按照湘南特委的决定，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按中央指示改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24)同时，“在宁冈开第一次全军代表大会选举军委”，(25)毛泽东任军委书记。5月20日，中央巡视员贺昌在湘潭主持了湖南省委的重建工作，6月上旬湖南省委又从湘潭迁往安源，(26)距离井冈山越来越近便。因此，从5月中旬到8月中旬湖南省委再次遭到破坏为止，红四军与湖南省委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两个焦点问题：一是红四军和地方党组织的关系问题；一是红四军的发展战略方向问题。这两个问题既影响了红四军领导机构的变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了朱毛关系。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焦点问题。无论是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还是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尽管其前委书记是由政治领袖担任的，但其担负的都是军事职能，而没有被赋予领导相关地区党组织的职能。毛泽东是做地方党组织工作出身的，十分擅长地方党务和群众动员工作。他在三湾对部队进行内部整编的同时，已经开始意识到军队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27)在部队进驻井冈山后，毛泽东认为由湖南省委任命的负责军事工作的前委并不太适合开展地方工作。于是，1927年12月18日，毛泽东致信湖南省委，提议改组前委，建议前委成员由毛泽东、朱德、陈毅、张子清、宛希先、余贲民、袁文才、朱云卿组成。同时，“如系驻军，则应组织湘赣特别委员会，指挥军事及交界八县党务、农村暴动等”，人员除上述八人外另加上江西的刘真。(28)毛泽东在此信中提议改组前委，是因为原由参加秋收起义的军事负责人所组成的前委委员当时已经所剩无几，而朱德、毛泽东与袁文才这三支军事力量需要被整合进新的前委中。毛泽东建议组织湘赣特委，是为了统一指挥两省交界的八个县的军事与党务。毛泽东1928年1月和3月又两次向湖南省委写信，说明成立边界特委的理由。(29)而湖南省委在此期间一直处于瘫痪状态，无法作出指示。不过，毛泽东并不是一个等靠上级指示来行动的领导人，他从1927年10月起就已经开始以湖南省委前委的名义在湘赣边界开展地方工作。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2月，茶陵县、遂川县和宁冈县在前委直接的领导下先后建立起工农兵政府。(30)但是，3月周鲁代表湖南省军委和湘南特委，取消了前委，使毛泽东无法再用此名义来开展地方工作，只好另寻时机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机很快就因为江西省委与湖南省委的微妙关系而到来了。 因为不是中央部署的军事暴动的重点省份，江西一直向中央抱怨不被重视。(31)而无论是当时的中共中央，还是1927年10-11月间主管湘鄂赣等7省党务的中共中央长江局，都认为“江西党的力量太薄弱”，“江西的党，简直不成话，决根本改造”。(32)中央之所以不断强调“湘鄂赣自成为一互相关联的区域——客观上湖南是一中心”，(33)其中的一个因素正是对江西党组织不满意。不过，在湖南省委遭到严重破坏的那几个月里，江西省委却在正常运转。(34)因此，江西很愿意将毛泽东所部纳入领导范围，以增强江西在中央的政治分量。1928年1月19日，江西省委向中央提出建立赣西南特委，并计划将毛泽东所部编为江西工农革命军第三师。(35)不久，因万安暴动失败，赣西南特委撤消，毛泽东部也于3月应湘南特委要求离开了井冈山。4月15日，江西省委计划将赣西南的党组织分别组建为赣南特委、吉安县委和湘赣边特委，并让毛泽东当湘赣边特委书记。但因为毛泽东部尚未从湘南返回井冈山，特委未能如期建立。4月25日，江西再次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来建立湘赣边特委。(36)5月，毛泽东从吉安县委得到江西省委的指示，“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攸、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廿一、廿二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37)江西对组织湘赣特委的推进正合毛泽东之意。5月20日到22日，湘赣边特委按照江西省委的指示如期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在5月2日给中央的信中曾说关于成立湘赣边特委的事，“间从安源市委来信中偶有湖南省委已核准的话，但并非省委明示”。(38)其实，这个时候湖南省委还没有重建起来，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指示。湖南省委应该是5月下旬以后才可能批准成立特委的。也就是说，是在特委已成既成事实后，湖南方面对江西方面的这一决定作了追认。 毛泽东担任特委书记后，不再兼任红四军军委书记，由陈毅接任军委书记。特委委员共有19人，常委5人：毛泽东、宛希先、刘真、谭震林、谢桂标。(39)特委委员人数较多，不可能经常开会，因此权力集中在常委那里。而5名常委中，来自红四军的2人(毛和宛)，来自永新、宁冈和茶陵的各1人。而红四军军长朱德和军委书记陈毅都不是常委。毛泽东不担任军委书记并不表明他不直接掌握军权。特委成立时很明确要统一领导红四军和边界党组织。“四军军委即为边界特军委。”(40)那么，如何保证特委有效地兼掌军权和党权呢?联席会议就成为实现特委这种全权领导的一种具体方式。其实，在特委成立前，毛泽东用湖南省委前委名义从事地方工作时，就经常采用联席会议的形式。例如，1928年1月中旬，前委与万安、遂川县委就召开过联席会议。(41)不过，那时联席会议还没有制度化。在特委成立后，特委领导军队和地方名正言顺，因此，由特委、军委和县委负责人组成的联席会议遂成为边界议事的最高决策机构。在当时纷繁复杂、瞬息万变的局势下，由特委书记毛泽东主持的这种联席会议具有决策高效的特点。不过，联席会议制度也存在一些隐患。这种制度毕竟不像前委、军委或特委那样是一级正式的组织，而有着较大的随意性。谁参加哪一次联席会议，往往是毛一个人说了算。朱德就曾对时任29团党代表的龚楚抱怨，连有些军事方面的决策也不通知他这个军长参加联席会。(42)在毛泽东本人参与起草的《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承认特委“在上半期是个人专政，书记独裁，完全没有集体领导及民主的精神，如特委只有毛泽东一人，永新县委只有刘真一人，以致客观上群众发生只认识个人不认识党的错误”。(43)而红四军六大决议案也指出，“军事机关也需健全，使真有执行党的革命指挥军事的权力，纠正党部过去直接处理日常事务，和军事机关及士委为虚设的毛病。”(44)该决议案中所说的党部，显然是指军党代表毛泽东，因为陈毅尽管从6月起接任军委书记，但他一直负责的士兵委员会同样有“(被)虚设的毛病”。当然，在井冈山时期，朱毛矛盾还远没有到激化的地步。 湖南省委虽然承认了毛泽东主持的湘赣边特委，也曾一度支持毛泽东发展井冈山根据地的想法，但很快又因战略方向问题而改变了毛泽东的职位安排和红四军的领导机构设置。这是以下分析的第二个焦点问题。 自八七会议以来，湖南一直是中共组织的湘鄂赣三省暴动的重点地区，而湘南地区又是湖南暴动的重点，倍受中央和湖南省委关注。即使在湖南省委被严重破坏的那段时间里，中央也始终没有改变以湖南为暴动重点的战略，始终强调工作的重点要放在“从广东到湖北的湘赣边界”。(45)在湖南省委重建后不久，中央再次明确了“湘鄂总暴的布置上以湖南为中心”，而湖南“斗争发展的形势显然是沿湘粤大道及湘鄂大道”。(46)湖南省委十分满意中央的这种战略安排并作了积极的贯彻。湘南正处在湘粤大道的要冲。湖南省委于6月7日通过了《湘南工作决议案》，决定“准备第二次的暴动浪潮，以造成湘南的割据”。(47)让红四军去湘南，既符合中央和省委的这一战略意图，同时也使湖南省委从江西省委手中夺回了对这支红军主力部队的控制权。所以，让红四军去湘南发展的指令，如湖南省委特派员袁德生所说的那样，“象喝米汤那样容易”。连毛泽东后来给中央写报告时也不无讽刺性地称湖南省委“诚乎其为喝米汤的省委也”。(48)5月中旬，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第一次到达井冈山，带来省委给红四军的指示：“目前应积极的，更加深入赣西、茶陵一带的斗争，造成群众的割据作军事的大本营。”(49)从6月19日到26日，省委先后给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发出三次指示，口气一次比一次强硬：从同意以罗霄山中脉为根据地的计划，“同时须根据省委前次的指导积极向湘南发展，并向萍乡推进，以与湘东相联系”；再到“四军须集中力量向湘南发展，与湘南工农暴动相一致，进而造成湘南割据，实现中央所指示的割据赣边及湘粤大道计划”；最后到“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50)为了保证省委这些指示的落实，省委任命杨开明接替毛泽东的特委书记一职，并要求取消红四军军委，另成立由毛泽东任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51) 在红四军的指挥机构称谓中，与特委和军委相比，毛泽东更喜欢被赋予领导地方党务功能的“前敌委员会”这个机构。因为，前委比军委多出了领导地方党务的职能，而与特委相比又超越了地方性的限制，可以使这种兼管军事和地方的机构随军而流动。但毛泽东关于成立红四军前委的提议，在5月下旬遭到了江西省委的拒绝。(52)现在湖南省委提出建立红四军前委，原本应该是毛泽东所盼望的。但湖南省委要求成立的这个前委，却以红四军去湘南为前提，是用来统管红四军和湘南党务的机构。(53)毛泽东因为坚决反对红四军去湘南，所以对湖南省委的这一组织措施也并不感冒。 毛泽东其实是湘南割据战略最早的提出者，(54)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关系又极其深远，但他为什么在1928年6、7月间坚决反对红四军去湘南、而坚持据守井冈山根据地呢?毛泽东在7月4日给省委的报告中详述了反对省委决议的六条理由。(55)这些理由有些说得非常明确，有些说得比较含混，还有些理由并没有写在这份报告中。这些理由可以整理成为什么不愿去湘南和为什么要留在井冈山这两个侧面。鉴于我们这里讨论的是毛泽东与湖南的组织关系，所以，我们仅分析前一侧面的理由。 首先，毛泽东在1927年8月之所以提出湘南运动大纲，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希望通过湘南与广东革命势力联结在一起。南昌起义部队坚持南下广东，也是想以广东为革命根据地。而毛泽东10月中旬得知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失败的消息后，就已放弃了准备退往湘南的想法。(56)湘粤大道发达的交通条件对已成孤军的红四军的生存来说反成为巨大的障碍。其次，湘南本来从五四时期开始就一直是革命势力非常活跃的地区，毛泽东本人对该地区的革命思潮也有过重要影响。(57)但在1928年1月到4月领导湘南暴动中，湘南特委狂热地推行当时中央的“左倾”政策，“采取‘乱烧乱杀’的政策，不但焚烧资兴、耒阳等重要县份，而且有焚烧湘粤大道附近20里的计划。这种政策的实行，吓退了参加的群众，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我们。郴州县委全体同志在群众大会上被工农杀尽，便死于烧杀政策之下。”(58)可以说湘南特委的这些狂热行径已经将该地的群众基础破坏殆尽。因此，“朱部自2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59)再次，湖南的敌军战斗力强大。毛泽东在报告中对此已有详细分析。(60)此外，毛泽东与湖南省委的渊源固深，但也积累了一些矛盾。毛泽东1926年底、1927年初回湘考察农民运动时，对农民运动的激进性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而在这种肯定中实际上也存在着一些“左”的偏向。当时的中共湖南区委虽然接受了毛泽东的影响，但在大革命失败后对湖南农民运动是否过头已有所反思。(61)这也造成了毛泽东与湖南省委之间比较复杂的关系，一些人对毛泽东持有某些批评意见或怨言。(62)而毛泽东不愿去湘南的一个因素可能与他不愿受到这些历史纠葛和陈见的羁绊有关。 1928年6月30日，毛泽东在永新主持召开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作出了红四军不去湘南的决定，也没有按照省委的指示改变红四军的指挥机构。湖南省委特派员杜修经当时在会上被毛泽东的意见所说服。7月11日，面对湘赣敌军的“会剿”，红四军兵分两路：毛泽东率31团对付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而朱德、陈毅率28、29团直取湖南的酃县，迫使湘军撤军。杜修经随朱德部队同行。(63)7月12日，29团士兵委员会在酃县召开会议，要求部队开往湘南，引发了关于部队行动方向的激烈争执。此后又在沔渡和水口两次会议上发生争执。在此过程中，作为省委特派员的杜修经“导扬其焰”，怂恿29团去湘南，29团党代表龚楚和新任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克敏也支持此举。毛泽东远在永新，无法亲自前来说服阻止，而领军的朱德、陈毅又劝阻不力，最终28团、29团行进到了郴州并强行攻城，随后遭遇重大挫败，29团溃散；而留在永新的31团也被迫退入山区，井冈山根据地政权遭到重大破坏，此被称为“八月失败”。(64)需要说明的是，7月15日红四军在沔渡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时，在最终决定部队开往湘南的同时，也按照湖南省委的要求撤消军委，另组红四军前委，因毛泽东远在永新且坚决反对去湘南，前委书记由陈毅担任。(65) 8月23日，经历兵败的28团与31团重新在桂东汇合，并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会上决定红四军经崇义、上犹重新打回井冈山根据地，并撤消了前委，另成立行动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66)为什么这时红四军的领导机构会改称行动委员会呢?这可能有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前委、军委和特委这时均不合适。经历了“八月失败”，否决了湖南省委要求去湘南和湘东的指示，(67)再沿用湖南省委要求组建的前委，显然已经不合适。军委前已被撤消，且只能领导军队，毛泽东也不愿恢复这个机构。而特委书记又另有人选(杨开明)，毛泽东既没有权力更换，也不愿让红四军听从现在的特委指挥。 其次，行动委员会在当时是一种较常见的领导机构，主要用于在紧急状态下集中武装力量和群众力量攻打城池或保卫根据地。例如，1927年10月江西省委为攻取万安县城成立的指挥机构就叫行动委员会，曾天宇为行动委员会书记。(68)又如，毛泽东7月中旬到8月上旬在永新组织保卫战时，就把31团分为东、北、中三路，每路成立行动委员会负责指挥，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群众组织起来。在8月23日的桂东会议上既然决定了要重回井冈山，行委就是一种指挥军队和群众协同行动的便捷工具。“队伍出发游击组织行动委员会，参加地方党部负责人组成之，同时公开命令指挥当地群众机关，行委成了一又是党又是群众机关的一种权力组织。”(69)1929年6月红四军七大总结井冈山时期的行动委员会制度时，认为该制度能公开领导群众，指挥所到之处的地方党与群众组织，联络群众比较广泛。(70) 当然，行委只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过渡性机构。对毛泽东来说，前委还是最合适的统一领导红四军和所到地方党组织的机构。只不过，他不再希望这个前委仍由湖南省委来授权，而是希望由中央直接授权。 中央在六大前后关于红军主力部队是设置军委还是前委的问题上一直比较犹豫，而在这背后反映了中央此时在党与军、政与军的关系上认识还比较模糊。 先从党与军的关系来说。虽然“八七会议”确立了实行武装暴动的方针，1927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提出了创造城乡总暴动的局面，但是，在六大前后中央强调的都是以城市为中心的群众暴动。过分看重军事力量和军事行动则被视为“暴动中的军事投机主义”。(71)因此，中央更重视的是从省委到特委再到县委这几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而对军事武装并不格外重视。像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由中央直接任命的情况，仅为个例。像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和领导广州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由省委任命的情况，也不多见。更多的暴动武装都是由特委一级的党组织领导的。如海陆丰起义由东江特委领导，湘南起义由湘南特委领导，黄麻起义由黄麻特委领导，湘西北革命由湘西北特委领导。就连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与朱德的部队会师前，也被中央看成是可以由湘东特委与赣西南特委共商调遣的。(72)毛泽东正是觉察到了当时将部队置于特委领导下的趋势，才会力主成立湘赣边特委。与其被动受制于人，不如将特委抓到自己的手上。与此同时，毛泽东仍向上级提出成立前委的建议。就部队本身来说，前委与军委的主要差别在于前委是兼管地方与军队的。如果中央同意红四军只设置军委，就意味着要把红四军交给地方党组织去领导。而如果让红四军设置前委，就意味着要让红四军前委领导特委工作甚至替代特委。周恩来后来在1929年给红四军的一封信中说得非常明白：“假使几县苏维埃政权成立，他们之上可以成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则党的组织‘前委’便须用更大的力量指导这几县的工作与力图苏维埃区域的发展，实质上便是前委变成这一区域的特委，或与原有的特委合并。”(73)因此，前委与军委设置的差别，背后反映的是军队党组织与地方党组织之间由谁来领导谁的问题。 再从政与军的关系来说。中共的苏维埃革命毫无疑问地受到苏俄及其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巨大影响。然而，苏俄与中共在政与军的关系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差别。俄国十月革命是由苏维埃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机构组织的，革命后成立的政权也被称为苏维埃政权。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争取苏维埃领导权来实现的。在十月革命的整个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完全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军队，直到革命胜利后，苏俄才开始组建红军。但自南昌起义以来，中共一直是红军的创建者和领导者，各地的苏维埃政权也都主要是依靠红军的力量创造的。因此，如果中央强调遵循苏俄的模式，那么，就会倾向于在军队建立军委，该军委应听命于苏维埃军委。与此同时，军队的政治工作负责人应设置为“政委”，他们所代表的是苏维埃政权。而如果中共中央强调走自己的武装斗争道路，就会比较重视前委这种中共独特的创设，重视军队里党的力量，将“党代表”作为军队政治工作的负责人。因此，前委与军委设置的差别，隐含的又是军队到底是由党组织还是苏维埃政权来领导的问题。 而在这些事关军队领导机制的复杂因素中，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各自的思想认识又有所不同。与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等相比，周恩来是中共军事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对军队力量高度看重，对军队中党组织的作用高度看重，同时他又曾是中共前敌委员会的书记，所以，他对在红军主力部队里设置前委这种领导形式有较自觉的意识。不过，周恩来又是一个组织原则性极强的人，对于直接违反共产国际指令的事情也肯定不会支持。 只有了解这些基本背景，我们才会理解以下这些显得有些矛盾的中央指令。 1928年5月25日，中央颁布第一部《军事工作大纲》。这部大纲几乎全文照搬了4月13日广东省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军事问题决议案。这次会议是在中央与李立三主持的广东省委对广州起义评价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由周恩来在香港主持召开的。周恩来主持通过的这份决议案，是以1月3日中央临时政治局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为基本精神的；而中央临时政治局的这份决议依据的又是参与领导广州起义的共产国际代表纽曼的报告。(74)因此，《军事工作大纲》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影响，自然对苏维埃指挥系统更加垂青，提出“军事问题既因暴动的发展而趋重要，党的军事(委)必须成为健全而有力的组织，军委的书记即由省委或特委的书记或常委兼任。”“红军作战时应于一割据区域之苏维埃军委之下设总指挥部，苏维埃军委为军事最高指挥机关，应由得力同志组织之。同时即为党的军委。”“红军党的组织亦应以团为单位，设立支部，连设支分部”，“政治委员在党内属于师委”。(75)该大纲中对前委只字未提。 6月4日，中央给朱毛并前委发来指示信。(76)这是一封对红四军影响深远的信。我们稍后展开分析。这里需要提到的是，该信虽然是由李维汉主持的留守中央签发的，但很可能在瞿秋白、周恩来出国参加六大前就已讨论过。(77)该信明确提出了红四军应建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 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一次在共产国际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大会，自然受到共产国际的强烈影响。“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78)与此同时，用苏维埃及其政委来领军的模式也被强制要求应用在中共军队中。9月、10月间，六大后产生的新的中央(但此时周恩来尚未回国(79))给红四军发来指示信，要求红四军向湘南发展，成立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袁文才等参加；同时要求“采用苏联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会与政治部制度”；而湘南的党务和群众工作由湘南特委负责，“特委名单由润之与湘省委巡视员杜修经袁德生共同决定，以后报告湘省委批准。此特委与边界特委及四军军委发生密切的关系。”(80)从这封信显然可以看到六大对红军的消极影响。不过，所幸的是，在当时交通条件艰难的情况下，红四军并未收到此信。(81) 尽管毛泽东远在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不可能了解中央的这些犹豫和矛盾，但他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强劲的个人意志，根据革命的实践需要，选择性地处理中央指示，将中央符合他心意的指示放大用足，而对不合他心意的指示则据理力争，坚持己见。因此，当他11月2日收到中央6月4日的指示信时，虽然对中央提出的废除党代表制度和扩大游击区域的指示不予接受，但对中央提出的其它政策都依照执行。尤其是中央要求成立以他为书记的红四军前委，更是让他欣喜若狂。(82)中央来信中关于前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指示是这样的：“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前敌委员会的名单指定如下：毛泽东，朱德，一工人同志，一农民同志，及前委所在地党部的书记等五人组织，而以毛泽东为书记。前委之下组织军事委员会(同时即是最高苏维埃的军事委员会)，以朱德为书记。……前委所管辖的范围当然要由环境决定，暂时可包括：永新宁冈遂川万安茶陵攸县酃县，所有这一区域内的工作完全受前委指挥，如前委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83)这段指示在毛泽东的诠释中具有了以下的含义： 首先，颠覆了特委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在中央的这封指示信中，已经不再像3月10日给湘鄂赣三省委信那样提及特委对红四军的调遣权。相反地，中央指示在红四军割据或游击区域内的一切完全受前委指导，这就意味着前委已经获得了对割据或游击区域的党务与武装的统辖权。而且，因为军队具有流动性，不像特委那样受限于某地，而是走到哪里就可以把这种统辖权带到哪里。正如毛泽东给中央的回复：“特委及军委统辖于前委”，“前委成立，管理各县的地方党”。“特委仍有存在之必要，因为前委有时要行动的。”(84)在毛泽东回这封信前的10月4日，就召开了中共湘赣边界二大，杨开明为书记。11月，因杨开明生病，谭震林为书记。(85)但无论是杨开明任书记，还是谭震林任书记，第二届湘赣边特委的职能都已发生了重要变化，不再像第一届那样具有军权，而只负责地方党务。 其次，弱化了省委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尽管中央明确指示前委同时受江西省委和湖南省委的指导，然而，前委及其书记是由中央指定的，这就意味着前委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越过省委而获得了中央的直接授权。更何况同时受两省省委指导，也给毛泽东利用两省的意见分歧和本位主义倾向而自主行动的空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回复中就明确提出：“同时请中央经过两省委随时直接指挥。”(86) 再次，虚置了苏维埃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尽管中央的指示信中提出“红军由最高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87)但正如陈毅后来在汇报中所说的：“在没有较大的苏维埃割据足以容纳四军时，四军不经常如行(云)流水般活动，不能解决他的许多问题，如避免与敌人冲突及自身给养等，则在此无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时期，红军的指挥，只能直接受命于党，纵然成立一个革委会，实际仍然是党的直接指挥。”(88) 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联席会议，决定将红五军编为红四军第30团。(89)这意味着前委的指挥权进一步扩大。红五军有较浓厚的民主氛围，在平江起义时，从军长到团长，从军委到团党代表，均由士兵委员会选举产生。(90)同时，红五军的“政治工作不十分有成绩，党务工作也不大振作”，部队的内聚力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彭德怀的个人威望。(91)而彭德怀是军事干部出身，对领导地方党务既不擅长也缺乏兴趣。因此，红五军虽然也是一支主力部队，后来又与红四军多次分开行动，但在1930年4月前一直没有单独成立前委。 1929年1月，在宁冈县柏路村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和共青团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边界各县县委联席会议，传达和讨论刚收到的中共六大的决议案，并研究了粉碎湘赣敌军第三次“会剿”的部署。会议决定由彭德怀统一指挥30团和王佐的32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28团、31团及军直属队出击赣南，史称“柏路会议”。(92)从此，红四军就离开了井冈山根据地进入赣南闽西，红四军终结了与湖南省委之间的组织关系，而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却逐渐激化起来。 四、从红四军下井冈山到红四军九大：1929年1月-12月 从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到12月古田会议召开，是红四军领导机构发生重要演化的一年。不过，鉴于此时期的历史叙事及相关研究非常多，我本着详人所略、略人所详的精神，只简略勾勒一下这个时期的基本事件，然后侧重分析一些以往研究中被忽略的问题。 1月，红四军下山后，原有的打破敌人“会剿”的计划未能实现，红四军被迫向赣南艰难突围，一路战斗频频失利。2月3日，毛泽东在寻乌罗福嶂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军委停止办公，前委统一指挥部队行动。(93)2月7日，中央给红四军来信，提出红军应该分散到乡村中去，每支队伍不超过五百人；“朱毛同志有离开部队来中央的需要”。该信只字未提前委，仅提到湘赣边特委，实际上是暗示这些分散后的武装由特委来领导。(94)毛泽东接信后于4月5日回信，对中央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异议，坚持“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方针，坚持以前委作为军队党的领导机关。(95) 5月初，中央特派员刘安恭来到红四军，并担任新设立的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上任后提出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其它事。(96)这种试图限定前委领导权的做法在红四军内部引发了持续几个月的争议。先是在5月底的胡雷前委会议上未能就是否设立军委达成一致意见，而后在6月8日的白砂前委扩大会议上多数人终于同意取消临时军委。但争论的根本问题并未得到解决。6月19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了七大，总结了红四军创建以来的各种重大行动和决策，对党内发生争论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对朱毛同时进行了批评及处分。会上通过选举的方式产生了新的前委，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由陈毅接任前委书记。(97) 7月底，陈毅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争论情况，由朱德代理前委书记。(98)9月下旬，朱德在上杭主持召开了红四军八大，会上没能达成任何决议。9月28日，在与周恩来讨论的基础上，陈毅代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该信对古田会议决议的形成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该信批评了红四军的极端民主化倾向，提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12月，毛泽东在古田主持召开红四军九大，会上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彻底解决了红四军的内部争议问题，并确立了中共建军的一系列基本原则。(99) 以上就是红四军1929年发生党内争议的基本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委从一种非制度化的领导机构最终演化为一种高度制度化的领导机构。这具体涉及到以下问题： 1.前委授权的合法性来源：自上而下 为了对比理解前委授权的合法性来源，我们先来看看与此相关的特委和军委授权的合法性来源。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规定“党部的指导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各级党部最高的机关为：全体党员大会及代表大会”，“全体党员大会及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委员会”。而党的组织系统为：中央组织；省级组织；市或县级组织；区级组织；党支部。(100)也就是说，党章规定各级党组织都应经过选举。不过，这还是在大革命时期制订的党章。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后，中共出现了两种新的组织。 一是特委。1927年12月中央对特委作了如下规定：“特委之组织是临时性质的，即为工作需要的临时组织，如为某几个区域或某几县分的工农联合暴动而组织的指挥机关，其权力当然可以指挥当地整个党的工作，但不是经常的党的系统。”(101)1928年3月中央又在给湘鄂赣三省的指示信中提出：“特委应是有相当的时间性的，他的权限不单是政治上指挥而且在组织上也可以指挥，惟特委所辖各县在组织上属于某省的县委仍应向该省委作经常的报告受该省委的指挥。”(102) 一是红军党组织。在南昌起义部队里，除中共前敌委员会外，在各军设军委，军委下设师委，师委下团有支部和分支部小组。(103)中央1927年12月给朱德部队的指示是：“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你们必须按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104)1928年3月中央又提出：军队团以上设委员会或干事会，接受省委或特委指导，同时与当地区县委书记一人发生关系。(105)而在5月颁布的《军事工作大纲》中，中央只强调了红军中应设置师委或团委。(106) 总的说来，特委或军委都是1927年8月后新出现的党组织类型。特委具有临时性质，军委或师委一般被置于省委或特委领导下，这些组织在六大出台新党章前都还不是党的纵向层级系统里被党章确认的正式组织。因此，从制度上讲，这些组织并非一定要通过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不过，在多数情况下，特委或军委都还是通过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例如，湘赣边界特委1928年间先后召开了两次代表大会，红四军从1928年4月到5月先后召开了五次党代表大会，(107)特委书记和军委书记均经过这些大会的选举产生。7月通过的六大党章正式将特委列入组织系统，规定由特别区代表会议选举特委，“有必要时得由省委决议成立之。”(108)因此，特委经过代表大会选举在可能的条件下成为一种制度规定。而军队党组织在六大党章中没有专门规定，各地军委一般仍依惯例举行军中党代表大会而产生。如红四军在11月召开了六大，选举朱德为军委书记。 然而，相比而言，前委的成立程序却相当特殊，它主要来自上级党组织的指定。毛泽东在1928年给中央的汇报中谈到了特委和军委的选举情况，惟独没有提到前委也经过选举，只谈及按照中央指定名单的成立情况。(109)而陈毅在1929年9月给中央的汇报中则提到：“由边界特委及军中同时共三十余人开特委扩大会(因是时四军受特委指挥)成立前委，选了九个人成立前委会，同时四军成立前军委。”(110)显然，毛泽东的说法与陈毅的说法有所不同。不过，即使按照陈毅的说法，前委最初是由特委扩大会议选举出来的，那么，随着第二届湘赣边特委不再领导军队，红四军前委通过边界党代会或特委会议民主选举而获得授权的基础也丧失了。 红四军七大的一个重要尝试是第一次由军党代表大会来选举前委。这次选举是在未得到中央或省委授意情况下由红四军党代表按其自由意志选举的。这次选举的焦点是前委书记一职，结果由陈毅取代了毛泽东。关于这个选举动因，萧克曾经讲得很清楚：“大家为什么选陈毅当前委书记?当时在四军上下比较有威信的是毛、朱、陈。朱毛因对一些问题认识不一致，大家认为他们两人都有不对的地方，陈毅受命筹备‘七大’并主持召开会议。因为自四军成立以来，陈毅同朱毛一样也曾担任过军委书记、前委书记，尽管我们也觉得毛陈相比，毛应居先，但陈亦是好领导人之一。所以通过民主选举，陈毅担任了前委书记。”(111)与萧克的立场有所不同的江华(时任前委秘书长)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选举的动因：“那时毛泽东同志对于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对一些营团级负责干部的缺点、错误，他也毫不留情地当面批评、训斥，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112) 对于六大以后的新中央来说，反对极端民主化是党内的工作重心之一。在1928年9月17日关于六大精神的中央通告中即提出“严厉的反对极端民主化的倾向”。(113)在11月11日的中央告全体同志书中更把反对极端民主化倾向作为要纠正的组织观念上的首要错误。(114)随着周恩来在1928年底、1929年先后对顺直省委事件和江苏省委事件的处理，中央对党内克服极端民主化的问题更加重视。(115)在1929年6月召开的六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强调在组织观念上要坚决地肃清极端民主化倾向。(116)在这个背景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央对红四军七大上发生的争执及其选举风波的立场就比较容易理解。在8月21日中央给红四军前委那封未能送达的指示信中已经明确批评红四军争论的各方“都主张扩大军事中的党内民主化”，“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地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117)而在九月来信中，中央更强调“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红军军纪之巩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红四军七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了极端民主化的发展”。来信最后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118)中央对红四军的这些指示，实际上否定了在军队自下而上自由选举前委书记的合法性。 古田会议仍采取了由军党代表大会选举新前委的方式，但是前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这一点已经在会前就作为基本原则而确定了。而且，自此以后，无论是红四军，还是后来的红一军团或红一方面军，都再也没有召开党代表大会的史料记载。前委书记或总前委书记由中央指定或认可，而前委委员则很可能是由前委书记提名的。因此，古田会议实际上是解决了前委授权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即自上而下的授权，由中央指定前委书记人选。在地方党组织往往采取的是党代表大会选举和上级机关批准的双重授权方式，而在主力部队里采取的则是由上级机关指定的单向授权方式。 2.前委的机构权限：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29年红四军内部的争论，表面起于是否设置军委，实质指向的是有关前委的两个问题：前委是否要管一切?前委书记毛泽东的领导是否属于家长制?前一问题涉及的是前委的机构权限，后一问题涉及的是前委的运作机制。本小节先分析前者。 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把红四军军委与前委的争论归结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之争，(119)这是不恰当的。因为红四军军委并不是一个军事机构，而是党在红四军的领导机构。毛泽东本人在红四军最早担任的也是军委书记。不能因为1929年初的军委书记朱德或1929年5月的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是军事将领出身，就否定军委作为一级党组织的性质。前委与军委都是党对军队领导的实现形式。无论是朱德还是刘安恭，都不否认这一点。前委与军委的主要区别在于，前委除军事工作外还兼管地方党组织工作。但红四军在下井冈山的这一年间，采取的是在广阔的赣南闽西地区“打圈子”、“傍着发展”的方式，没有固守在某个根据地，因此，尽管其间经常采取分兵发动群众的策略，但红四军与地方党组织的关系并不十分稳固。在这种情况下，前委的工作更多的还是与军事行动相关。因此，前委与军委并设，确有叠床架屋之感。关于这一点，红四军在白砂会议上就已经取得了较高的共识：此时设立军委是没有必要的。而后来越来越激烈的争论是从军委设置这样的技术性问题发展为另一个更具原则性的问题：党对军队的领导需不需要受到某些限制或“分权主义”(120)影响?这些限制或分权的因素除了军委以外，还有以下因素： 首先是苏维埃。如前所述，前委与军委设置的差别背后反映了军队是由党组织还是由苏维埃政权来领导的问题。这一点上，中央的九月来信与古田会议决议存在着微妙的差异。在九月来信中虽然同意“此时红军由前委指挥，对外用军部政治部号召，目前是可以的”，但又强调，“到了各苏维埃区域扩大时则必须召集各地苏维埃代表会成立几省边境苏维埃政权公开指挥红军，免除党军的毛病”，“党对军队的指挥尽可能实现党团路线，不要直接指挥事[军]队”，“以后成立上层政权则组织党团，经过党团指挥之”。(121)但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只字未提苏维埃，全篇反复强调的是党的组织、教育与领导，只在最后提到“在高级机关政权没建设以前，红军的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在前委的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122)对毛泽东以及在各苏区创建红军的那些领导人来说，他们深知红军与中共之间极其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对用苏俄模式来批评所谓“党军”的说法是不以为然的。即使在日后有条件成立苏维埃政权时，军队也是由中共而非苏维埃来直接领导的。所以，当红六军第一纵队政委李文林被调任赣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兼党团书记后，才会对上级有这样的抱怨：“各级党部大多数是好的同志，终不愿意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纵然分配到政府里去工作，都是受处分的，所以及后派好(原文如此)的同志到政府里工作，就觉得受处分。”(123) 其次是军事首长及司令部。由前委作为红四军的最高领导，这一点在军内其实是没有多大分歧的，像刘安恭那样公然宣称的“前委只管红军行动问题”，只是个别人的看法。所以，白砂会议才会以36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同意撤消临时军委。(124)真正的争议在于前委领导的范围到底要到多大的程度。前委管军队政治与党务是理所当然的，管军事行动方向连刘安恭也是同意的，问题在于“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一些人认为军事装备这样“精密细小的工作”(125)应该归给军事首长或司令部去管理。然而在战争年代，枪支的问题对任何一支军队来说都绝不是“细小的”问题，而是事关军队战斗力甚至生死存亡的问题，也是非常敏感的问题。前委的指挥权恰恰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屡屡碰壁。这里就涉及到红四军内部的“分团主义”问题。红四军由朱德部队与毛泽东部队合并而成，即井冈山时期的28团和31团。朱德作为军长牢牢掌握着28团的武装，而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实际上能够直接调动的往往只是31团的武装。这在红四军分兵时看得最为明显：毛带队的从来就是第三纵队即原31团，而朱带队的从来就是第一、二纵队即原28团。也就是说，两军合并并没有消除两团的基本区隔，这种区隔也构成了前委与司令部的区隔。这种区隔集中表现在对枪支的控制上。朱毛会师时，28团的枪为1100支，而31团仅600余支，(126)仅为前者的一半左右。在井冈山时期，湘赣边特委书记杨开明曾指出：“红军第四军中有一最不好的现象，就是分团主义，二十八团的枪枝与三十一团的枪枝是不平均的，屡次开会议决要平均，可是议决自议决，实际是行不通的。”(127)而红四军到赣南闽西游击后，在长汀将部队正式分成纵队，第一、二纵队主要由朱德部队组成，第三纵队主要由毛泽东部队组成，每支纵队的枪支在每个时期都有所不同，但大约在500-900支不等。(128)也就是说，朱德所指挥的枪一直是毛泽东指挥的枪的两倍左右。正如陈毅所指出的那样：“因四军是由各种自有其本身奋斗的历史部队而组成，混编的办法始终未执行，因此历史的残余尚保留在一般同志的脑中，武昌出发(毛部)南昌出发(朱部)的资格在军队中是有相当的尊重的。”(129)毛泽东自己在划分红四军前委领导分期的时候，很大程度上就是根据党与枪的关系。“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党在这个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能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个时期“建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二时期那样困难了”。(130)也正因为32团人多枪多，虽然在罗福嶂会议决定了红四军分两团行动，但是，“朱部在前面走，毛部跟着来依依不舍，始终没有分开”。(131)从汀州到1929年6月是第三时期，这个时期“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132)然而也正是在毛泽东所划分的第三时期，在前委开始统调长枪短枪的时候，触动了军队最敏感的神经，开启了红四军关于前委指挥权的激烈争论。在毛泽东心中，党领导红四军的状态应该像他所想象的江西红军红二、四团那样，“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133)但对朱德等军事将领来说，军事首长应该有权支配自己的枪枝。其实，即使在朱毛之争中选择了在政治上支持毛泽东的林彪，也始终坚持军事将领对自己部队枪枝的控制。1929年4月在汀州会议上前委要求红四军调一部分枪枝给彭德怀的部队，而林彪却把一部分坏枪拨给彭德怀。(134)毛泽东离开前委书记岗位后，由朱德9月在上杭主持召开的红四军八大上，“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了，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有说些调和话。”“在上杭时天天为调人调枪争论。”(135)这个问题直到古田会议才得到最终解决。单纯军事观点、小团体主义被作为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主要表现形式而遭到批判，“党对军事工作部分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136)自此以后，“一切问题要集体指导”，调人调枪这些事都交由前委等各级党组织讨论决定。(137) 再次是纵队委员会和支队委员会这些下级党组织。在中共的民主集中制中，“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与此同时，“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138)八七会议后，中央一方面强调“现时秘密状态之中，需要最大限度的集权”，另一方面又指出，“但是集权制度不应当变成消灭党内的民权主义”。(139)但是，上级的决策权与下级的讨论权，或者说“集权制度”与“民权主义”在军队中到底应该把握什么样的度呢?红四军一些干部对毛泽东的领导风格不满，认为其有“家长制”作风(我们稍后分析这一点)，因此在七大上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给选下来了。但后来由陈毅和朱德先后主持的前委却又因为过于放手让下级党组织参与讨论而难以决策。前委变成了各纵队联席会，而各纵队总是按照本位主义的立场去表态，使得任何问题都争执不休。最典型的例证是八大。“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无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140)这种状况正是被中央称之为“极端民主化”的典型。如前所述，六大以后的新中央已经将反对极端民主化作为党内的工作重心之一。因此，无论是从实际的效果来说，还是从中央的指示精神来说，前委都不应成为纵队委和支队委这些下级组织的联席会，前委的决策并不直接由下级党组织的讨论而产生。 最后是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曾经是红军早期非常重要的机构，是“破坏中国封建的雇佣军队之重要政策”。(141)彭德怀的红五军在平江举行起义时，其军官甚至都是由士兵委员会选举的。(142)红29团决定不顾红四军军委命令而向湘南突进，就是在士兵委员会的会议上决定的。(143)毛泽东虽然在三湾整编时就在连以上设立了士兵委员会，但他对士兵委员会这种“军队里的民权主义”手段的运用比起同时期的其他领导人来说要谨慎得多。尤其是29团执意冒进湘南导致的“八月失败”，使毛泽东对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更加警惕。在红四军的争论开始时，毛泽东并不承认用党组织替代了士兵委员会，而提出要讨论湘南之失败问题，也隐含了对士兵委员会的检讨。(144)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微妙的差别。在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中用专门的篇幅谈到了士兵委员会制度的运作，但在古田会议决议里只有几处零星提到了士兵委员会，并明确了“大队士兵会不设党团，工作由支委指导。纵队士兵会要设党团，此党团受纵队委指导。”(145)也就是说，在此决议里明确了党对士兵委员会的领导。虽然士兵委员会制度是到1932年因为遭到了共产国际的反对而最后被取消，(146)但士兵委员会的功能自古田会议后就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士兵委员会对军政问题只有建议权，而不能挑战党组织的权威。(147) 总的说来，朱毛真正的分歧不是不要党对军队的领导，而是党对军队的领导是否要达到绝对的地步。在中央的支持下，红四军最后在古田会议上取得了共识：前委作为党在军队的领导具有绝对权威的性质，无论是苏维埃还是军事首长，无论是下级党组织还是士兵委员会，都必须接受前委的领导。 3.前委的运作机制：以书记为核心的合议制 在红四军的内部争论中，以朱德为代表的一些人批评毛泽东的领导属于家长制作风，这些批评意见是导致毛泽东落选前委书记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无论是毛泽东本人，还是周恩来所代表的中央，都对这种批评给予了坚决的否认。关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表现及其对中共领导层的影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本文不在此展开。我们这里仅就毛泽东给家长制下的定义来作一点分析。毛泽东认为：“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148)关于上级委派与群众选举的问题，在前文已有所讨论。这里要讨论的是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 如前所述，中共前敌委员会从1927年8月诞生起就具有了与传统军队中的军事首长一长制截然不同的特点：它一般是由政治领袖挂帅的合议制机构。那么，前委与苏俄军队的政委一长制又有何差别呢?前文也已经提到，苏俄是在苏维埃革命已经成功、布尔什维克已经掌握了国家政权之后，才开始建设红军的。因此，不是由布尔什维克一手缔造了苏俄红军，而是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白军改造为红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苏俄从1918年到1924年在军队建立了由苏维埃政权派出的政治委员制，政治委员有权监督指挥员的行动，任何命令未经政委签署均不得执行。这种制度名义上是政治委员和指挥员的双首长制，实际上由政治委员担负着更大的决定权。1925后苏联红军为保证集中领导，逐渐开始实行军事一长制。(149)但共产国际在指导1927年后的中国红军建设时，并没有采用当时苏联红军自身已经开始实行的军事一长制，而是强调苏俄红军初建时的政治委员制度，甚至提出“政治委员是一把指向指挥员太阳穴的手枪”。(150)有研究者认为古田会议决议给军队指挥体系带来的一个影响是政委权力的上升。(151)这种看法混淆了毛泽东所坚持的前委及党代表制度与中央因为受到共产国际影响而强调的政治委员制度。(152)这种差别的关键就在于前委是一种合议制，而中央规定的政治委员却是在军中掌握着监督军事指挥员的个人负责制。虽然在中央的重压下红四军九大最后接受了政治委员的名称，但其实坚持的仍是党代表制度的内核。(153)总之，毛泽东坚持的前委领导制度，的确称不上是毛泽东所定义的家长制，因为这种党组织的合议体制既断然否定了军事首长一长制，同时也抵制了政治首长一长制的实质内容。 不过，毛泽东领导的前委这种合议制又与一般的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运行的合议制有所不同，它有着强烈的个人风格，即前委是紧紧围绕前委书记这个核心来运作的。按照毛自己的说法，他实行的不是家长制，而是书记制。所谓“书记制”，傅柏翠回忆起来的说法是：“精密工作，严格督促”；(154)陈毅回忆起来的说法是：“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155)两种说法大同小异。也就是说，这种合议制的运作有两个关键环节——会前的精心部署；会后的监督执行，都是由作为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来专责的。经过毛在会前的精密工作，他自己已经对决策事项基本上有了主张，而后在会上加以引导，将个人意志转化为集体意志，会后又密切关注事态走向，保证自己已经过集体同意的重大决策得到严格的执行，而在执行中的技术性问题及临时性、紧急性问题都是由他变通或权宜决定的。所以，毛的决策并不是个人直接的决策，而是经过合议转化成了集体的决策。正如毛自己所说的：“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156) 那么，在前委会上能否就重大的问题进行公开的、激烈的辩论呢?古田会议前的红四军一直处在这样的辩论中。萧克回忆说：“那时候，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在他看来，“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他甚至认为，“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157)当然，这种辩论也可能造成议决上的困难：或者可能像红四军七大那样按照各打五十大板的“调和主义”来结束辩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改选领导人；或者可能像红四军八大那样议而不决，争吵三天毫无结论。毛泽东将陈毅主持的这种“调和主义”称之为“陈毅主义”，他决绝地表示：不打倒“陈毅主义”，他就决不回到红四军中来。(158)而当时在中央竭力批评极端民主化的背景下，红四军七大、八大的做法都被定性为“极端民主化”。周恩来在八月来信中明确指出：“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在比较集权制之下，绝不会妨碍党内民主化，许多政治问题斗争策略还是要提到支部中去讨论，不过讨论时要更有集中的指导、敏捷的结论，使其不妨碍于战斗的行动，而一切组织的事务处理，要更集中于指导机关，以统军权。”“自然在一个委员会中，既有一个书记，他在会议席上、在处理日常事务上，必然要比别人多负点责任。尤其在军队中，在作战的军队中，党的书记当然要更多负些处理日常事务与临时紧急处置的责任——这是书记的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159)而在九月来信中，中央更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动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前委在前次党的争论问题，即表示这个弱点，这是一个损失。”(160)由此可见，中央非常明确地支持了前委的书记制，否决了“陈毅主义”的调和做法和朱德的议而不决做法。如果说1928年中央对蔡和森在顺直省委问题上的“大众性党内民主主义”的否定终结了在党内交由下级公开辩论党的基本方略的合法性，(161)那么，1929年中央的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决议则终结了在军内交由下级公开辩论红军基本方略的合法性。 4.前委的组织层级：超地方性及其与地方红军的关系 如前所述，毛泽东在1928年按照中央指示组建前委时已经颠覆了特委对红四军的指挥权，弱化了省委对红四军的指挥权。1929年中央九月来信提出：“在几省边界工作可以联系，能够指挥时，是可以成立特委。目前则尚不需要。如今后工作发展，前委即可负责特委的责任”。(162)这就正式确认了特委无权领导前委，在某些情况下前委倒是可以领导特委。而九月来信也不再像1928年六月来信那样明确前委受省委领导。这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默认了毛泽东1929年4月5日给中央来信中所提出的：主力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163)当然，红四军前委是否有权指挥省委或决定省委特派员的任免，当时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另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是红四军与地方红军的关系。红四军自1929年2月在东固与江西红军红二、四团会师以来，毛泽东对红二、四团非常欣赏，一是认为政治工作者在红二、四团的地位甚高，二是因为红二、四团战斗力较强。因此，毛泽东不仅曾将该武装纳入红四军的指挥行列，而且还有意正式收编该武装。李文林领着该部队追随红四军已经到了闽赣边境。但该武装毕竟归属赣西特委。时任特委书记冯任强令李文林将红二、四团带回到赣西地区。(16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1929年红四军虽然逐渐摆脱了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但在收编地方党组织所组建和领导的地方武装时还是遇到了阻力。不过，红四军与地方党组织及其武装的矛盾是到1930年后才开始激化起来的。 五、从红四军九大到红一方面军的组建：1929年12月-1930年8月 古田会议后，红四军内部的矛盾得到了彻底的解决。但随着红四军在赣西南的发展，红四军开始卷入了赣西南地方党组织的内部矛盾。关于赣西特委书记刘士奇与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红二、四团领导人李文林之间的矛盾，中央特派员彭清泉与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之间的分歧，我已另文作过研究。(165)本文要分析的是红四军前委如何卷入了这些矛盾并在组织形态上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1930年2月初，毛泽东在永丰县藤田分兵时，得到刘士奇派人送来的报告，说是赣西党组织的内部分歧导致“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毛泽东遂提出召开红四军前委与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及红五军、红六军军委联席会。2月7日联席会在吉安陂头召开，史称“二七会议”或“陂头会议”。这次会议是赣西南根据地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对根据地土地分配、政权建设和武装发展都具有复杂而深远的影响。(166)二七会议在组织上作了三个重要的决策：建立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的共同前委，由共同前委统一领导三支主力部队，红四军另行成立军委；将赣西特委、湘赣边特委和赣南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批评了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的路线错误并在会后将他开除出党。(167)下面就从组织形态的角度对二七会议的这些决策分别作些研究。 首先来看共同前委这个机构的成立。红五军与红四军的关系一直比较特殊。1928年12月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一部分主力上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后，曾被编为红四军第30团，接受红四军前委指挥。守卫井冈山失利后，彭德怀带着余部一路突围，于1929年4月与红四军在瑞金再次会合。而后红五军又重返井冈山。红五军在1930年4月前一直没有单独成立前委，与红四军会合时即受红四军前委领导，单独在湘赣边行动时，先是受湘赣边特委指挥，后来直接受湖南省委领导。(168)所以，二七会议上决定红五军与红四军统一指挥是没有争议的。引起争议的是红六军的成立。红六军是1930年1月18日，在中央特派员彭清泉的支持下，由红五军军委、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特委在江西遂川县雩田召开联席会议(史称“雩田会议”)决定成立的。但此举遭到了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的反对。张怀万提出反对意见的原因颇为复杂，此不赘论。(169)值得注意的是：他摆在台面上的反对理由是“编红军要经过中央省委批准”。这条反对理由后来被红四军前委列为张怀万的罪状之一。(170)然而，张怀万提出的组织程序恰恰是正确的。中央在第四十九号通告中提出了“加紧建立并扩大红军”的号召。(171)而要将地方武装编成一支有正规番号的主力军则是需要经过省委和中央批准的。尽管1929年11月底到1930年3月间江西省委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停止了运转，但中央与江西的联系并没有中断。当然，中央特派员彭清泉是力主成立红六军的。不过，成立一支主力部队这样的大事仍是应该直接报请中央批准的。所以，当时成立红六军的组织程序是有缺失的。但二七会议支持了雩田会议的做法，并从红五军手上接手了对红六军的领导。这样才有了产生三军共同前委的动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共同前委与湖南省委前委及红四军前委不同的地方在于，她在成立当初并没有获得上级党组织的批准。她的成立公告上是这样写的：“联席会议为指导广大的武装斗争，指导在这斗争局面下的土地革命的深入，政权的建立和武装组织的扩大，有组织最高的领导机关的迫切需要，以前中央任命的指导四军及随四军所到之处的地方工作的前委，应该扩大其任务，变更其组织，担负这一伟大使命，四军则组织军委指导之。”(172)从这个公告可以看到，共同前委的成立是自我授权的，是从以前由中央任命的红四军前委的合法性推演出来的。1930年3月初，中央计划将全国红军编为十三个军，赣西南地方武装计划编为红三军。(173)张怀万4月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时，中央才知道红四军前委和红五军军委已将赣西南地方武装自行编为红六军。中央专门发出了通知，强调正式红军的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红六军应改为红三军。不过，中央也认可了红四军对红三军的指挥，也就是追认了共同前委的合法性。(174) 再来看赣西南特委的设立。如前所述，中央在1929年9月以后就已经确立了主力红军对特委一级党组织的建立和领导权。不过，1930年2月成立赣西南特委时却有一个特殊情况：江西省委已经遭到了严重破坏，因此，这个新成立的特委具有省委的某些功能，而直接受中央领导。也就是说，赣西南特委既受共同前委领导，又受中央直接领导。那么，当共同前委的意见与中央的意见有所冲突时，特委应该服从谁呢?由于二七会议上赣西南党组织领导人刘士奇(支持刘士奇的是红四军前委书记毛泽东)与李文林(支持李文林的是省委巡视员张怀万)之间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因此特委在组织属性上的矛盾从一开始就已经暴露出现了，只不过在前委的重压下出现了一面倒的局面：张怀万(又名江汉波)被开除党籍，李文林被不点名批评。但这种局面是不稳定的，因为李文林他们对这种处理并不服气。 最后来看二七会议上对省委巡视员张怀万的批评和处理。前委将张怀万开除党籍的决定是4月4日公布的，但作出这种处分的调子显然是在二七会议上就已经定下来了。二七会议召开时，江西省委虽然已经陷入了瘫痪，但被破坏前派往各地的省委巡视员仍在代表省委工作。张怀万就是省委派往赣西的巡视员。关于张怀万在土地分配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与刘士奇之间的尖锐冲突，本文不在此涉及。我们要注意的是，共同前委虽然在开除张怀万党籍的决定上也说明了这个决定“请求中央及省委批准执行”，(175)但这个决定依然属于先斩后奏，不由得中央不批准。更为重要的是，共同前委是否有权罢免省委巡视员的职务并开除他党籍呢?1930年3月，中央提出“前委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故边特与省委只能以横的关系供给前委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指挥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边委与省委的支配。”(176)中央所谓“横的关系”，是指前委与省委之间是平行关系，省委固然不能指挥前委，但前委也不能支配省委。而共同前委对张怀万党籍的开除，意味着共同前委已经居于领导省委的地位。 赣西南特委虽然是在二七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它实际的成立还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召开了党代表大会。3月22日，赣西南一大在吉安县富田召开。这次会上强调了二七会议上所指出的赣西南党内的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机会主义存在党内的危险。”(177)这里所指的赣西南党内机会主义的代表并不是特委书记刘士奇，而是特委常委李文林。然而，李文林很快找到了“咸鱼翻身”的机会。6月，李文林和曾山去上海出席了第一次全国苏区代表大会。在会上李立三代表中央批评赣西南政治路线错误，农民意识特别浓厚，保守观念严重，确立以江西而不是以武汉为中心的工作路线是错误的。由此李文林终于捕捉到了来自中央和来自共同前委的不同声音。8月5日赣西南特委召开第二次全体委员会，由李文林传达苏区会议精神。会上解除了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甚至提出要开除刘士奇的党籍。(178)这时的红四军已于6月在汀州会议上按照中央的指令，与红六军、红十二军整编为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称红一军团)，原来的共同前委改为红一路军(红一军团)总前委，毛泽东为书记。而赣西南二全会议未经红一军团总前委的同意就解除了与毛泽东关系密切的刘士奇的特委书记职务，并将批评的矛头直指毛泽东所代表的所谓保守的政治路线。这无异于宣告特委脱离总前委的领导。这大大惹恼了作为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毛也因此更加认定赣西南党组织已经被AB团分子所控制。8月，按照中央的指示，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毛泽东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兼总政委。10月25日，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会上提出“赣西南的党内团内充满着富农反革命分子”，必须“严厉的镇压AB团，处决AB团中一切活动分子”。(179)由此揭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赣西南肃AB团的高潮，并最终激变了“富田事变”。(180) 六、小结 红四军在经历了井冈山时期、古田会议前后、二七会议前后这三个时期不同矛盾焦点的碰撞和磨合后，在经历了与省委、特委关系的复杂演化后，在尝试了军委、行委等各种指挥机构后，最终确立起由中央指定的前敌委员会来统一领导红四军和割据地区党组织的模式。可以分别从军队内外两个方面来分析前委这种模式的基本特点。 首先，从军队内部关系来看。前委采取合议制，这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里的一种基本体现形式。这种合议制既明确否定了传统的军事一长制，实际上也抵制了共产国际在中共军队中所推行的政委一长制。不过，民主集中制在中共军队内部体现出一些与地方党组织非常不同的特点。前委合法性的授权是自上而下的；前委对军队的领导具有绝对权威的性质，无论是苏维埃政权还是军事首长，无论是下级党组织还是士兵委员会，都不得妨碍这种领导；前委的运作是以前委书记为核心的，前委会议上不倡导公开辩论红军基本方略，前委书记在会前会后具有很强的机断专责性质。 其次，从军队与地方关系来说。在中共实行武装暴动的初期，在“反军事投机主义”的指导思想下，地方党组织对于武装力量本来居主导地位。但是在异常残酷的战争年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前委所领导的军队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红四军的指挥权逐渐上移，从最初受特委领导，到受省委领导，最后由中央直接领导。不仅如此，红四军前委与特委和省委所谓“横的关系”，事实上反转为前委对特委乃至省委的领导关系。在争取一省或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指导思想下，地方武装不断被整编为主力部队并接受前委的领导。 前委最初只是中共领导军队的一种非制度化模式，“前委工作机构的设置和职权范围因地而异”。(181)但随着红四军队伍的壮大，红四军的前委领导模式逐步在主力部队里推广开来。1930年3月中央给红七军和红一军的指示里都明确提到了采用红四军前委的领导模式。(182)4月，红五军也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前委。(183)前委领导模式的确立对于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保证军队在战争年代的高效灵活决策、保证军队与地方的协同联动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过，前委的领导模式在军队内部以及军队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也存在着一些缺陷与失衡。红一方面军在黄陂开展的内部肃反、在富田对红二十军开展的肃反及其带来的严重恶果，固然有诸多复杂的因素，但与前委领导模式中的这些缺陷与失衡是不无关系的。 随着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的建立，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撤消。1931年11月在赣南会议上通过的《红军问题决议案》提出“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党的一切组织都应该在政治部管理之下”，(184)前委的领导模式被政治委员一长制所取代。直到1945年中共七大才正式决定恢复军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制度。 注释： ①《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1页。 ②此类研究成果相当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蒋伯英：《1929年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7页；余伯流：《红四军党的“七大”纷争与古田会议》，《党史研究与教学》2010年第1期，第4-10页；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第34-54页。此外，萧克所著的《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4页)超越了一般的回忆录性质，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 ③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4-68页。 ④《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胡乔木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13-314页。 ⑤《江西省委致湘赣边特委工作(综合)指示》(1929年9月6日)、《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协作小组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274页。 ⑥《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第679页。 ⑦中共中央是直到1930年3月才开始明确规定：“前委与边特的关系是横的关系，前委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故边特及省委只能以横的关系供给前委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指挥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边特与省委的支配，意见有不同时，直接决之于中央，在未受到中央指示时，前委有自己处决的权力。”《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422页。但实际上，红四军前委在1929年就已经与省委和特委形成这种横的关系了。 ⑧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版，第122页。 ⑨《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8月4日)，南昌八一纪念馆编：《南昌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21页。 ⑩1927年11月，朱德和陈毅曾秘密在他们暂时栖身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建立中共军委，陈毅任书记。但该军委存在时间很短，未发挥太大作用。中央曾于12月21日致信朱德，要求成立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委，朱德为书记。但该信未能送达朱德部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新编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96-99页。 (11)《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12页。 (12)据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当时的报告，朱毛会师时，朱德旧部所在的28团有1100支枪，成分多流氓无产阶级，在各团中战斗力最好；而毛泽东旧部所在的32团只有枪支600多，成分多小资产阶级分子。《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64页。 (13)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11-212页。 (14)《秋收暴动之始末——潘心源1929年7月2日向中共中央的报告》、罗章龙：《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的回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1927年9月8日)，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19、142、64-65页。 (15)《朱德年谱(新编本)》，第112页。 (16)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78页。 (17)这可能受到毛泽东当年在一封信中对周鲁身份的说明的影响。《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补卷》第2集，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302页。 (18)《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年12月3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64页。 (19)《湖南政治任务与工作方针决议案》(1928年2月2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74、80页。 (20)《毛泽东传1893-1949》上，第172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34页。 (21)《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毛泽东集补卷》第2集，第302页。 (22)《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257页。 (23)《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59页。 (24)《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毛泽东集补卷》第2集，第301页 (25)《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2集，东京苍苍社1983年版，第42页。 (26)中共湖南省组织史资料编纂领导小组编：《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组织史资料》第1册，1993年内部版，第81页。 (27)《熊寿祺关于秋收起义的几次回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第153页。 (2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25页。 (29)桂玉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各地联系情况》，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各地的联系》，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20-1949)》，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94页。 (30)《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24-225、230、233页。谭震林：《回顾井冈山斗争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10-19页。 (31)《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7年11月30日)，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编：《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1986年内部版，第77页。《江西省委报告》(1927年12月12日)、《江西省委报告(三)》(1928年2月8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5-116、209页。 (32)《江西工作计划》(1927年12月1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第111页；《党的策略应当是发展游击战争》(1927年10月17日)，《罗亦农文集》，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 (33)《中央致江西省委信》(1928年2月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14-115页。 (34)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江西省组织史资料》第1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1页。 (35)《中共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8年1月19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168页。 (36)《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8年4月15日)、《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4月2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第223、229页。 (37)转引自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页。 (38)《给江西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8年5月2日)，《毛泽东集补卷》第2集，第302页。 (39)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70页。 (40)《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2页。 (41)许大权等：《遂万县委联席会议前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282-285页。 (42)《龚楚回忆录》上，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第171页。 (43)《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0月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87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52页。 (44)《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年11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01页。 (45)《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2页。 (46)《中央对湖南全省暴动和对平江工作的决议》(1928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84页。 (47)《湘南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7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23页。 (48)杜修经：《四上井冈山》，《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424-425页。 (49)《湖南省委来信》(1928年5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04页。 (50)《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委的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19日)、《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及红四军军委信》(1928年6月19日)、《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36、139、142页。 (51)《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42-144页。 (52)《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8年5月23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97页。 (53)《湖南省委关于军事工作给湘赣特委及红四军军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44页。 (54)《湘南运动大纲》(1927年8月)，《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55)《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48-150页。 (56)《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22页。 (57)参见中共衡阳市委党史办等编：《湘南学联资料汇编》，1990年内部编印，第1-50页。 (58)《湘南工作决议案》(1928年6月7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24页。 (59)《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49页。 (60)《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49页。 (61)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版，第74-78页。 (62)《龚楚回忆录》上，第174-175页。 (6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46-247页；杜修经：《八月失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下，第523-524页。 (64)《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53-256页；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231-248页。 (65)《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31页。 (66)《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31页。 (67)湖南省委7月20日又指示湘赣边特委，要求红四军向湘东发展。该指示在毛泽东8月中旬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上遭到了抵制。《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49页。 (68)应星、李夏：《中共早期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社会——以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年第5期，第22-30页。 (69)《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2页。 (70)参见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95页。 (71)《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9-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60页。 (72)《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2页。 (73)《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74)中央档案馆编：《广州起义》，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226页；《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42页。 (75)《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4-236页。 (76)《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9-257页。 (7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92页。 (78)《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4页。 (79)《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49页。 (80)《中央给润之、湘赣边特委及四军军长的指示》(1928年9、10月间)，《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675、679页。 (81)毛泽东在1929年3月给中央的信中说：“两年以来因交通隔绝，仅得中央来件二次。一次是去年六月四日的长信，十一月间在井冈山接到的；一是六次大会决议案(政治，军事，土地，政权，农民，大会……结六件)，今年一月在永新接到的。”《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第56页。 (82)《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25-26页。 (83)《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6-257页。 (84)《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58页。 (85)《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52页。 (86)《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26页。 (87)《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的信》(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54页。 (88)《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3页。 (89)《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57页。 (90)《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101页。 (91)《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40页。 (9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59页。 (93)《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1971年10月)，转引自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页。 (94)《中央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35-37页。 (95)《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6、60-61页。 (96)《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88页。 (97)参见《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88-93页；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88-102页；张国琦：《毛泽东与朱德在一九二九年》，龙岩市博物馆编：《龙岩革命史资料》1995年总第5期，第20-43页；《关于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若干情况》，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300-314页。 (98)8月，在陈毅尚未到上海时，周恩来曾代表中央给红四军去信，明确了前委对军委和特委的领导关系，并同意此时红四军不必设立军委。《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86页。但红四军并未收到此信。参见陈伙成：《〈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主要部分的发现及其意义》，《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43页。 (99)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86-489页；《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00-834页。 (100)《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1927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144页。 (101)《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39页。 (102)《中央致湘鄂赣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3页。 (103)《周逸群报告》(1927年10月30日)，《南昌起义》，第126页。 (104)《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1927年12月21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58-59页。 (105)《中央复湖北省委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军队中的组织问题》(1928年3月2日)，中央组织部等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176页。 (106)《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6页。 (107)余伯流、陈钢：《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全史》，第173-183页。 (108)《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71页。 (109)《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58页。 (110)《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2页。 (111)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100页。 (112)《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94页。 (113)《中央通告第二号》(192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586页。 (114)《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704页。 (115)金冲及：《六大以后两年间中共中央的历史作用》，《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18页。 (116)《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6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4页。 (117)《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86页。 (118)《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84、486-489页。 (119)《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5页。 (120)《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4页。 (121)《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83、486页。 (122)《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33页。 (123)《赣西南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7-248页。 (124)《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88页；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90页。 (125)《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68页。 (126)《杜修经向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年7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64页。 (127)《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6页。 (128)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8页；《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66页；《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69页。 (129)《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76页。 (130)《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6页。 (131)《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第262页；《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82页。 (132)《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6-67页。 (133)《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67页。 (134)《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第77页。 (135)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136)《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01-803、808页。 (137)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138)《中国共产党党章》(1928年7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470、480页。 (139)《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1927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305页。 (140)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141)《井冈山前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2集，第41页。 (142)《彭德怀自述》，第92页。 (143)《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53页。 (144)《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1、65页。 (145)《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758-759页；《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816页。 (146)王建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第43-45页。 (147)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69页。 (148)《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3页。 (149)《苏联武装力量的党政工作》，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10-114页。 (150)《马马耶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30年4月15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9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16页。 (151)张永：《1929年朱毛之争与红军的权力结构演变》，《近代史研究》2013年第5期，第50-53页。 (152)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的这种影响在1930年后越来越突出。如1930年中央颁布的《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规定：“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而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政治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但必须立刻将争持的详细情形报告上级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602-603页。 (153)王建强：《红军由党代表制度到政治委员制度的变化》，《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6期，第71页。 (154)《傅柏翠忆红四军二度入闽的一些情况》，《龙岩革命史资料》1995年总第5期，第5页。 (155)《陈毅同志“九·一三”以后的讲话》，转引自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第69页。 (156)《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73页。 (157)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98页。 (158)蒋伯英：《1929年朱毛红军与古田会议》，第206页。 (159)《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第81-89页。 (160)《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86页。 (161)参见江田宪治：《中共党内矛盾与党内民主主义——蔡和森的尝试及被解除职务留下的启示》，森时彦编：《二十世纪的中国社会》上，袁广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4-271页。 (162)《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87页。 (163)《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6、60-61页。 (164)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66页。 (165)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68-69页。 (166)罗惠兰：《评“二七会议”的功过是非》，《江西苏区若干历史问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80-194页；戴向青：《论“二七会议”》，《江西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第44-52页；王才友：《土地革命的地方因应：以东固根据地分田运动为中心》，《开放时代》2011年第8期，第5-35页。 (167)《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72-174页；《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年4月5日)、《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1930年2月28日)、《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99-200、571-576、576-578页。 (168)《邓乾元关于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对中央的报告》(1929年8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340页；《中央给江西省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第630-631页。 (169)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形态——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年第6期，第69页。 (170)《刘士奇同志给曾觉非同志信》(1930年2月28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573页。 (171)《中央通告第四十九号》(192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468页。 (172)《前委通告第一号》(1930年2月1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74页。 (173)《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184页；《中央通知第一O三号》(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5页。 (174)《中央通知第一O三号》(1930年4月3日)、《中央关于红军的当前任务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55-56、59页。《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431-432页。 (175)《前委开除江汉波党籍决议》(1930年4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578页。 (176)《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422页。 (177)《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一号》(1930年4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188页。 (178)《赣西南特委二全会议决议案之二》(1930年8月2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47-250页；吉安地委党史办等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史》，1993年内部版，第132-138页。 (179)《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1930年10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第263-264页。 (180)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92页。 (18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综述》，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7页。 (182)《中共中央关于广西红军今后工作给红七军前委的指示》(193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第1册，第414-423页。 (183)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沿革·单位沿革》，第57页。 (184)《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第489页。标签：井冈山会师论文; 江西井冈山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毛泽东论文; 地方领导论文; 朱德论文; 中央机构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