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空间分化与社区交往——基于南京市东山新区个案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山论文,南京市论文,个案论文,化与论文,新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对城市居住空间分化的研究主要集中探讨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居住格局及其形成机制等方面，而从空间角度切入分析居住空间分化对居民交往活动影响的成果相对较少。本研究将空间—社会视为辩证统一过程，在讨论当前我国城市居住空间分化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对居住社区交往的作用。为了深入了解与认识这一现象，本研究在南京市东山新区进行了调查。
2001年南京原江宁县撤县建区，成为南京市城区的一部分，东山镇（原县政府所在地）也随之成为南京的一个新市区。2002年9月，江宁区成立规划编制领导小组，由江宁区规划局委托有关规划编制单位共同开展东山新市区的规划编制工作。2004年7月，新的2003-2010年东山新区规划通过了南京市规划局和江宁区政府的共同评审，并于2004年9月被确立为东山市区新的规划编制。新规划中的东山市区范围在原来东山镇范围上进行了扩展，扩展后的新区空间范围为：北起绕城公路，东到环城东路，南端到绕城二环路，西至三山（将军山、翠屏山和韩府山）的西沿。
东山新区是南京市江宁区发展最快速、最成熟并最有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区域内居住产业的发展速度很快，目前江宁区已经售完入住或在建的房地产项目主要集中在该区域，因此它是江宁区的人居中心地带，其中的人口密度、产业集中度、空间开发程度以及居住形态的成熟度都是江宁区其他区域无法比拟的，具有很强的典型意义。
本研究对东山新区127个建筑面积在1万平方米以上的围合式住宅区进行了调查。然后选取四个划分标准，包括：住宅价格（分为单位均价与单套住宅总价）、居住区性质（分为商品房与非商品房两大类）、居住区内部设施及服务（主要从容积率、绿化率、内部配套设施及物业管理水平等方面进行考察）、自然资源的可及性（主要指社区对周边原生山水资源，也包括经过一定程度开发改造的山水景观的接近程度）。根据上述标准将所调查的住宅区划分为高档、中高档、中档、中低档与低档五个层次。
本研究采取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结合的方法，首先将东山新区居住区划分为五个层次，然后在各个层次的居住区中采用随机抽样的办法抽取子样本，构成调查的总体样本。调查过程中有效回收文卷242份。
一、“门禁社区”与社区围合
目前对于“门禁社区”(gated community)尚无明确定义。弗兰纳根对美国郊区的“门禁社区”的特征进行了描述：它是居住联合体(residential association)的一种类型，它在通往社区的道路上设置大门；限制进入口数量；社区四周建起围墙和篱笆；雇佣私有的保安，使用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等。①结合中国居住社区现状，“门禁社区”概念具有更强的弹性，其基本特征是围合与门禁，前者是指社区四周有自然障碍物或人工障碍物围合起来；后者是指社区入口处设有大门，并设置门卫②。按照这种标准来看，弗氏所描述的就是一种严格的或高级的“门禁社区”。正如“门禁社区”这个名称所表明的，它通过围合(walled)与门禁(gated)等方式达到对居住社区的空间可及性的控制，并进而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排斥的有效形式。③
目前东山新区的居住社区绝大多数都是“门禁社区”。根据对东山新区居住社区分化层次的划分，我们采取分层抽样的方法，分别抽取6个高档居住社区，10个中高档居住社区，10个中档居住社区，4个中低档居住社区，5个低档居住社区，共 35个社区。通过对外来者及我们进出这些居住社区的难易程度④进行观察以及笔者与门卫（社区门口执勤人员）和保安（社区内巡逻执勤人员）等的访谈，发现东山新区不同档次居住社区的空间可及性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表一 东山新区居住社区可及性差异状况
门禁控制高档社区中高档社区(%)(%)100
100
(%)
100 100 0 20
有门卫
100 60
3010080
严格盘问 100 40
80 0 20
无事可进入⑤ 0 80
40 低档社区
有保安巡逻
100
中档社区 中低档社区(%) (%)
门卫是居住社区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安全控制措施。由表一可见，本研究抽取的各个档次居住社区都设有门卫，设置门卫已经成为东山新区居住社区的普遍做法，这既是出于保护社区居民安全的需要，也可能是为了满足其它功能需求，如有的社区门卫兼作传达室，负责收发信件、社区消息和通知的发送，另外也有的负责社区住宅维修管理等等。在调查中发现，中低档和低档居住社区的门卫大多数只设1人，且多为年龄较大的老年人，基本都是坐在门房里，工作态度也比较散漫。与此形成明显反差的是，绝大多数中档以上的居住社区门卫都是年轻人，穿着比较正规的制服，配有对讲机等设备。中高档和高档居住社区的门卫往往是两人同时上岗，一人在门房里主要负责来客登记等事务，另一人则在大门处站岗。⑥从目前东山新区居住形态来看，尽管不同档次居住社区的门禁形式与职能存在较大差别，但总体上门禁社区已经取代原来的非门禁居住聚落⑦而成为主流。门禁社区一方面从物质空间形态上通过围合、入口控制等形式强化社区内部整体性和统一性，另一方面也增加对外来者的空间排斥，或隐或显地将（部分）外来者当作不受欢迎的人。
中高档居住区“21世纪现代城”保安换岗时的情景。（陈俊峰摄）
对外来者进入严格盘问主要是对于外来者的身份、来意、是否与区内居民联系等进行问询或登记。从表一可以看出，不同档次居住社区门卫在执行此项职能时存在很大区别。外来者进入高档社区都需要通过门卫的盘问和登记，东山新区有些高档社区的门卫会具体查问外来者联系的是哪一家业主，通过电话业主进行确认后才放行。反观中低档和低档社区门卫对外来者基本不作查询，进入自由。
从外来者进入社区的目的看，大致分为有事和无事两种，前者主要是为社区居民提供服务或居民的戚友。后者进入社区，既未与社区居民联系，也无其它明确目的，从积极方面看，允许这种性质的外来者进入可能促进人们对该社区的了解，增进交流与互动，是社区对外开放性的表现。调查发现，高档社区基本不允许这种性质外来者进入，表现出极强的封闭性特征。这从以下访谈内容中也可以得到佐证：
被访者1（“中国人家”门卫）：
我们这个小区门卫管得很严，一般外来的人不能随便进，除非是业主的亲戚朋友或者事先已经跟业主联系好的。像这样的小区，不论是业主还是我们物管都对安全特别重视，如果有外人随便进去，甚至出了问题，那就要追究我们的责任。
被访者2（“太平花园”居民）：
高档小区的门卫管得要严多了。有一次，我和朋友听说百家湖印象威尼斯很不错，就打算去看看。在水秀苑酒店那里有一个门岗，没拦我们。但我们再想上印象威尼斯的那个岛，门卫根本就不让进，连商量的余地都没有。
中低档和低档社区由于大多数情况下，门卫基本不对外来者进行查问，因此无论是有事还是无事的外来者从大门进出都是比较自由的。这两类社区对外开放程度比较高，尽管这种开放并不一定是居民自愿的，甚至会带来很多问题。
被访者3（“外港新村”居民）：
我们这个小区人员复杂，小区里面也和大街似的，各种人都有。门卫对行人基本不管，也管不了。小区里有个菜市场、修理部、小吃部，很多小区外面的人来买菜啊、修东西啊，门卫不好管，管多了也影响那些人的生意，会造成矛盾。
设立保安巡逻制度是东山新区很多新建商品住宅社区物业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也是东山新区居住社区专业化物业管理的一个新形式。尽管保安巡逻并非严格的门禁控制，但由于巡逻保安的职责之一是外来者进行“监控”⑧，因此可以看作是门卫职能的补充和延伸。
被访者4（“明月港湾”保安）：
我们这个公司（明月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在南京这里都是有名的，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巡逻搞得好。这个小区分成几个巡逻的片区，每个片区都设有打卡器，每隔半小时左右巡逻人员要去登记打卡，为了防止偷懒误工，像我专门负责三栋楼的巡逻，对不熟悉的外来人我就会上去询问，如果是无所事事或者是有制造问题的嫌疑，就请他离开。
从外来者的角度来看保安巡逻，或许可以更加贴近被排斥者的心态。
被访者5（东山新区“太平花园”居民）：
今年3月份，我去瑞景·文华玩，正好顺着坡路上去到北门，当时那个门还没修好，也没门卫，我就进去了。没一会，一个巡逻的保安直接就奔我来了，问我干嘛的。我说来玩的。他就问我从哪个门进来的，登记没有。听说我是溜进来的，他用对讲机叫了另一个保安过来把我带到保卫处，说了我一顿，把我“撵”出来了。当然，我不能说他们这样做不对，但我也不觉得我不对，我就是听讲那里面挺漂亮的，想进去看看，有什么错呢。
早在近一个世纪前，齐美尔就曾经对门的社会功能进行了分析，在他看来，门是活的，而墙却是死的。正因为门可以打开，跟不能活动的墙相比关闭门户给人以更强烈的封闭感，似乎跟外界的一切都隔开了。⑨现实层面上的生活同样地在任何时候要么在门内要么在门外，而借助门它把它分离的存在引入世界或者把世界引入它分离的存在。⑩门作为将人类在空间上进行划分的边界点，它在进行分离的同时也意味着连接，不仅将某些人分离出去，也将个人的不同生活世界连接起来，并通过对另一些人的打开而展示出不同群体之间的会聚和区分。
弗兰纳根研究发现，美国郊区住宅区大多都是“门禁社区”，它是不同阶层争夺空间的结果，并成为类似于军事驻地(garrison)的私人居所，除了经过同意的服务人员允许进入，其他穷人一律被排隔(wall off)在外。(11)在江宁这样的郊区，很多中高档和高档居住社区为弗氏的观点提供了生动的示例，一个个高级小区逐渐变成类似于军事驻地的“堡垒”。弗氏进而认为，“门禁社区”泛滥“不仅是企图创造秩序的城市政策失败的象征，也是试图保持经济机会合理分配的市场失败的象征。”弗兰纳根把这种失败称为“体系性”失败(systematic failures)，作为这种失败的表现与结果的不平等的生活机会反映在“门禁社区”上就形成了不同社区图景的并置。(12)虽然“门禁社区”保证了邻里的高度同质化，却将不同阶层的人分隔到不同社区，进一步固化了社会分层对立，并使得居住隔离形式表现得更加突出。
二、社区交往的空间分隔与公共性
居住社区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同时也构成人们进行社会交往行动的基本空间。在这里，人们通过各种互动形式形成交往关系，所谓交往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是个人与各种社会群体在社会交往活动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交往活动的社会形式。(13)任何现实的交往关系都必须依托具体空间才能发生与展开，从这个意义上说，居住社区的“门禁化”、公共空间的切割都直接影响到人们交往行动的形式与内容，也使社区的公共性受到压制。
不同层次居住社区在空间上的分化与隔离的内在原因之一，是对交往空间的防卫性控制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开发商开发产品的过程中就已经被加以考虑。
高档居住区“复地·朗香别墅”，景观和建筑极尽奢华。（陈俊峰 摄）
被访者6（江宁某房地产公司部门经理）：
房地产规划的一个“潜规则”是：一个社区里面也有不同，但差的房子都是放在靠近马路、噪音比较大的一些边角上。有人说：“规划就是鬼话”，没有什么公平可言。
江宁毕竟是郊区，农民复建房多，开发商开发的盘子都尽可能离得远一点。如果离这样的小区近了，都觉得对产品的档次有影响。如果实在离得近，就用高墙隔开。这就好比“脏水理论”讲的那样，一桶干净的水加入了一点脏水，或是一桶脏水加入一部分干净水，终归都是脏水，这对价值的保持和提升总归都是不利的。
被访者7（“天地新城”销售部负责人之一）：
本公司搞的复建房被放到小区外面，中间以墙隔开。就我的了解，不仅我们公司，其他房产公司一般都尽量将两者隔开，如果实在不能隔开，就将安置房集中在一起，放在小区里位置比较差的地方。
在开发商的眼里，像农民和低收入、低层次的人被视为“脏水”，而“干净水”必须和它们分开，分隔的方式主要有“尽可能离得远一点”、“高墙隔开”、“放到边角、位置差的地方”等等，通过这些分隔手段将居住空间处理成为具有防卫性的“领域性”社区，它既是对具体的居住地理空间的分化式区划（这里体现了政府与规划部门的政策以及开发商的利润最大化策略），更是对不同层次群体的空间可及性的控制，通过对居住空间的规划、开发上层层隔离，包括对社区外部公共空间的侵入和瓜分，以实体空间为依托的交往空间也被进一步分隔开来，并加剧了不同档次社区及不同层次的群体之间交往空间的闭合趋势。
被访者8（“天地新城”居民）：
我不是看不起农民，但是和他们一来确实没什么话好说，谈不来。而且他们的素质确实比较低，随地吐痰、乱扔东西、说话比较粗，谁愿意和这样的人住在一块呢？再者，我上班和住家的地方都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根本没接触的机会。我们这个小区里面差不多都是像我这样的人，农民很难住进来，见都见不到，就谈不上来往了，这很现实。
被访者9（“翠屏国际”之“帝景天成”业主）：
现在江宁的小区规划有不少问题，比如别墅区和公寓社区放在一起有问题，因为住在别墅和公寓里的人有不同的要求，别墅业主都是有车的人，可能更希望安静，不被打扰，要求居住环境安静、享受、安全、比较封闭，不希望小区里面太多人流，噪音大，影响居住质量。公寓业主对邻居之间的交往要求相对较多一些。
分隔的交往空间在住宅开发的过程中就已经被着意打造，然而，这经常是开发商针对业主们防卫性的和反应性的交往心理的一种回应，他们只管自己空间及邻近环境的极端保存，例如在美国，有所谓的“不要在我的后院就好”(NIMBY,not in my back yard)的态度。(14)这是一种防卫性的交往关系，时常表现为集体的个体主义。现实交往空间的存在是人们展开交往的重要前提（实际上，虚拟交往也被层级化与社区化，这在下面将会谈到），当实体的居住空间被有效地“纯化”后，人们的交往空间就被限制和规定。现实层面的互动首先要有现实的“遭遇”，但正如被访谈者说的“见都见不到”，交往自然就无法进行。其次，在“遭遇”之后，要“谈得来”。“谈得来”不仅是表明“谈话”行动发生，更意味着一定深度的沟通，而人们之所以能够交往，主要是“每一个人都拥有，而且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共同拥有，一组庞大而‘并不明确的’(nonexplicit)背景资料和知识作为沟通的指引”。(15)哈贝马斯把这些背景资料称为“生活世界”，“交往者属于生活世界，而且生活世界是交往参与者理解过程的背景。”(16)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在整体上日益多元化，并呈现“断裂”特征，对于江宁这样的郊区而言，存在着大量的失地农民和失业或低度就业的弱势群体，“断裂”在郊区以最为集中和强烈的方式表现出来，不同阶层的人实际上已经成为生活在不同时代的社会成分，他们共存在同一个时空之中，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同社会成分的诉求共存在一时，而这些诉求本来是应当居于不同的时代。在一个断裂的社会中，社会中不同部分的要求的差异，有时会达到一种无法互相理解的程度。(17)不同阶层的“生活世界”断裂了，那么，出现“没什么话好说，谈不来”的现象就是必然的。
被访者10（“成山公寓”居民）：
百家湖那里当然不错啦，人家条件好。但那里的物管费我受不起，我住进去不能生活，我更愿意和现在的穷朋友一起。说到底，还是要看什么身份讲什么话，什么人靠什么人，没办法比。人家小车开着，你怎么办？我们这里小三轮、自行车照骑，那里就不是这样。我就不太愿意和百家湖那里的人多来往，谈不来。
被访者11（“明月新寓”居民，某纯净水公司送水工）：
我在这里送水快两年了，也认识一些好的小区里面的业主，但就是送了几次水，不面生了。其他交往谈不上，也不太可能哪。一是人家比较忙，再说他们认识我也没什么好处。平时不干活就和我们那个小区里比较熟的人联系，大家都差不多，在一块玩得也自在。
被访者12（“成山公寓”居民，清洁工）：
哪个不想认识几个有钱有势的呢，关键是人家不可能跟你多废话。像“天元城”那样的小区想进去都不容易。刚拆迁那会儿，我和老婆商量到别的小区买房子。有一次，我们转到“市政天元城”售楼处，那里的售楼小姐看我们穿着，态度就不是很客气，估计感觉我们买不起那里的房子吧。
前面已经分析过东山新区中低档与低档社区的居民在居住空间上往往处于被动地位，并有被逐渐边缘化的趋向，在居住空间上他们被高档和中高档社区阻挡和排挤，即使由于某种原因被允许进入，实质性的交往也很难进行。当与较高层次社区的交往被隔断后，他们的反应往往是“自我隔离(self-segregation)”，这个概念本来是美国学者对种族歧视环境中少数民族群体面对社会排斥的社会与心理反应，是指某群体自愿与主流社会相分离的过程，群体成员找不到满意的方式与其他群体相处，他们就通过这一过程努力限制与群体外成员的接触。(18)在东山新区的中低档及低档社区中，人们的交往关系具有明显的“自我隔离”倾向，不同的是，隔离并非完全来自于自愿，它往往是人们处于居住空间分化结构中的劣势地位而采取的维持交往的策略性反应。这种反应既可能来自对他人态度的认知（“人家不可能跟你多废话”），也可能来自对自身现实状况的“自知之明” （“他们认识我也没什么好处”）。在“说到底，还是要看什么身份讲什么话”的话语背后，是对自身身份地位的明晰确认，甚至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存在于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的交往鸿沟的自觉意识。当与纵向层面的交往空间被切断后（不论是现实的，或是意识到的），人们转而向内，开始在本社区内部的同质群体之中构建属于自己的交往领域，而这种交往空间的“内卷”常常显得并非完全是“迫不得已”，在某种意义上，它体现为“一种被排除者对于排除他的人们所进行的排除。”(19)也就是说，社区居民社区交往的需求是存在的，只是现在被压抑了。
人们共同居住在一个社区中客观上总会面临一些公共性问题，即对大家都会产生影响的问题。居民们住在一起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联系，会产生一些与大家都有关的事务，如治安、环境等方面的事务。但这些公共性问题的存在只是产生社区交往行动的一个必要基础，而并不是一个充分的条件。因为人们可以在不通过社区公共行动而靠自己个人去应付。比如说如果社区治安不好的话，居民通常会通过安装防盗门去应付；如果公共环境卫生不好的话，就把自家卫生做好。也就是说，在缺乏公共意识的情况下，他们便采取搞好自身状况的措施来减缓由于公共事务的糟糕而对个人产生的影响。因此，靠天然的地域关系形成不了社区，也谈不上社区居民公共性。公共性是指社区的居民去共同决定和处理社区中的公共事务。但没有共同的交往，就形成不了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公共事务。过去在旧的城市四合院中，大家住在一起，知根知底，互相交往频繁，并且有共同利益，在长期的社会互动中形成了很强的共同体意识。而现今的城市生活中，居民们虽然住在同一区域中，但周围的人并不熟悉，再加上居住空间的分隔，难以形成交往和联络，因而形成了现在这种有共同的地域空间却没有社区联系的格局。
三、社区交往行动的差异与社区分化
交往行动是发生在各交往主体之间的实践活动，它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交往建构和体现着人的社会关系。(20)在现实层面上的交往行动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居住社区以及被称为“第三空间”的其他场所（包括旅游、购物、休闲等活动发生的场所），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人们在工作场所和“第三空间”的交往行动日益增加，甚至成为人们交往行动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居住社区交往行动问题不仅是个从未停止过讨论的“老问题”，如今在中国城市化进程和住宅产业的迅猛发展及快速分化的背景下，这一问题又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
邻里关系是在持续的社区交往活动中不断地建立起来，是社区交往行动的结果。从总体上看，东山新区社区邻里关系相对较为熟悉，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准首属关系”(quasi-primary contact)特征，这是由美国学者H·甘斯提出的概念，认为生活在郊区或外城的居民之间的互动比次属交往(secondary contact)更为紧密，但比首属交往(primary contact)要更具有防卫性。因此，城市化引起的大规模社会变迁既没有造成社区的衰败，更不会使社区趋于消失。(21)(22)然而，甘斯对美国郊区社区生活方式的描述是以美国特有的社会与文化背景展开的，所以在讨论东山新区社区交往问题时，就有必要将研究放到中国社会，尤其是社会急遽分化的现实中来考察。
就现实层面的交往行动而言，东山新区各个层次的居住社区交往行动可以分为非白发性活动与自发性活动。前者是由社区或街道发起的，大多为主题式活动。如东山新区“太平社区”2003年上半年文化工作总结：
半年来，我社区利用社区内各种宣传栏、板报、宣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社区成员的整体素质，积极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造就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的社区文化氛围，充分利用社区文化设施，组织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有意义的文化，体育，科普，教育，娱乐等活动，例如：组织翠屏小学学雷锋义务活动；“三·八”露天歌舞，植树活动；大型“六·一”汇演；“五好家庭”表彰会；“中国你好”主题会；拔河比赛；我为夕阳送温暖等活动；这些活动得到了居民的赞誉，赢得了社会的肯定。
组织发起这些社区活动是东山新区社区工作的重要内容，但到底有没有收到相应的效果？
被访者13（“太平花园”居民）：
依我看，有些活动就是在搞“花架子”，好像在刮“阵风”一样，搞一下就歇的了。给我的感觉特别像是在“演戏”，组织的人费劲，参加的人费劲，我们看着的人也费劲。
目前，东山新区大多数小区的非自发性活动主要由街道办和居委会发起，这些活动往往都是被作为社区工作来开展，尽管在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上力求创新，但对于社区居民的交往而言，仅仅得到“居民的赞誉”毕竟不够，更何况这种所谓的“赞誉”往往只是组织者的自我评价，在居民看来，这些“阵风式”的活动却是“花架子”，难以深入人心。此外，由于这类活动大多带有很强的指向性，如针对老人的“老年文艺演出”、针对弱势群体的“送温暖”行动等，在东山新区的中高档居住区中并未开展起来。
社区的自发活动又可以分为日常交往活动与自发组织活动。前者是非组织的、自然发生的各种交往行为与活动，它是日常化的，分散发生的。后者则是由个人或群体、非正式组织等发起的交往活动，它往往是主题式的，集中进行的。从调查的结果来看，东山新区社区的日常交往活动在总体上呈现两个特征。其一是日常交往活动的频率比较低、活动的内容比较单一。其二是日常交往“老龄化”，大多数社区的老年人日常交往相对较多，而且往往较为熟识。社区内很多公共空间常常只能看到老年人和孩童的身影。
被访者14（“成山公寓”居民）：
中低档居住区“成山公寓”的入口处，从居民混用各种交通工具自由进出的情形可以看出门禁相对较弱。（陈俊峰 摄）
小区里面也没什么有意思的活动，下班没事了就偶尔到这里（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看下棋、打牌。其他活动组织的少，而且参加了经常也觉得意思不大。
被访者15（“章村新寓”居民）：
这里有活动室，可以打麻将、打牌。但没什么人去玩，小区活动也少。很多人都只是面熟，不怎么来往，都在各忙各的生活。
被访者16（“经纬城市花园”居民）：
有活动室，老年人去玩的多，交往还比较多，一般打打招呼，但熟人不是很多。
被访者17（“中国人家”业主）：
交往较少，大多时候只有一些业主在会所吃便餐。现在邻居之间交往不多，并不是因为现在住的人不多，关键是大家都很忙，而且互相之间面对面接触的机会也少。
可以看出，东山新区各个层次的社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面对面的直接交往都比较少。范·克林格里用一个公式来表示交往活动的自我强化的结果：“一加一至少等于三。”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存在截然不同的正负效应，即有活动发生是由于有活动发生，而没有活动发生是由于没有活动发生。在许多住宅区，由于人及其活动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过于分散，单项活动都没有机会相互交汇，以形成更大、更有意义和更富于激情的一系列活动。(23)人际交往活动在空间上的分散表现为在居住区交往空间（公共空间）内活动的人数过少，而时间上的分散则是指人们的逗留时间不够长久。由于居住社区的分化，人们的交往空间也按照社区等级的纹路而被分化和隔离，但中低档及低档居住区的社区居民迫于生计，往往无暇顾及社区的人际来往；而高档和中高档居住区的社区居民具有很强的时间和效率观念，即使有与他人沟通的愿望，但对于日常化的、琐碎的交往却有心无力，因此当我们在东山新区社区调查时，就经常发现社区内人们往往都自闭家门，难以交往。
东山新区的中档以上层次居住区在自发组织活动方面开展得较为丰富，效果往往也较好。例如“江南青年城”在2004年2月举办元宵焰火晚会、“翠屏国际”在2005年举办的新年焰火晚会、“经纬城市花园”小区多次组织“一日游”活动等。
被访者18（“翠屏国际”业主，网名“大漠风云”）：
由我和另一个业主发起组织的“第一届翠屏国际城业主迎新春焰火晚会”在2005年2月9号隆重举行。头一天我就收到三十多位邻居的祝福短信。当晚一共有二百多位“翠屏国际”的邻居来到维也纳音乐广场观看焰火晚会，有很多邻居专门从城里赶过来，场面非常壮观，充分感觉到“翠屏国际城”的邻里之情和文化底蕴。
与中高档以上居住区比较，东山新区的中低档和低档居住区自发组织的活动相对较少，不仅文化活动比较贫乏，更重要的是在社区的共同利益行动上也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典型的例子是在东山新区的各档次居住区中都存在诸多问题，如社区管理、治安、房屋质量等等，中低档以下的社区居民往往都采取漠视和消极对待，除非问题直接与自己有牵连，才与相关负责者进行联系处理。他们很难形成统一的认识和集体行动，面对问题和责任人他们往往以单个人而不是联结成一个整体来改变现状。与此明显不同的是，在中高档以上的居住区中，业主总体上具有较强的维权意识，他们愿意也能够通过多种渠道（如社区网络）联合起来形成可以与开发商或物管对抗的力量，共同行动，形成合力。
案例：2002年4月，百家湖花园的十五位业主入住后发现，开发商承诺的“公园绿地”即将变成住宅楼，“家中见湖水”的期盼成为泡影。15位业主向开发商讨景观权赔偿，多次交涉无果后，汪先生联合其他意欲索赔的业主，以景观权遭到侵犯为由，一起将开发商告上了东山新区法院。二审后，法院判决开发商赔偿业主每人7万元。
在东山新区高档和中高档居住区中，业主的自发组织的集体维权行动不仅普遍，不仅有力维护了自身的权益，更在行动中强化了邻里交往和沟通，这种社区交往正在成为中高档以上社区业主交往行动的重要形式。
对于高档和中高档居住区业主来说，他们人际交往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被转移到工作空间，所以，他们的交往不限于某个地方，交往的地方性减少了，但交往得多的还是住在比较近距离的人。(24)因此，尽管他们的日常交往活动并不频繁，但其自发组织的活动相对较多，而其交往方式也具有较强的组织性，层次较高，这无疑对业主的人文素质和经济承受水平都有较高的要求，如参加“第一届翠屏国际城业主迎新春焰火晚会”的业主都必须交纳100～200元的费用，仅此就是大多数中低档和低档社区居民不愿也难以承受的。中低档和低档居住区社区居民之间交往则更为分散化而较少组织性，在他们的交往空间被压缩而自身又不得不为生存劳碌的状况下，就连日常交往也往往简化为点头之交。这不仅反映了社区居民的交往行动差异，更是社区基础分化状况的折射。
四、结语：居住空间的优化与社区和谐
社区概念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按照通常的理解，是指具有共同地域，有较深入的社会交往关系和具有一定共同体意识的居民共同体。如果不能形成有效的社区交往行动，就形成不了共同的利益，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没有公共事务，居民对社区的参与度就会很低，人们自然不会去关注社区的事情，也就不会有社区建设的愿望，社区的基础也处于分离之中，社区和谐更是无从谈起。
居住空间的分化不仅是阶层分化的一个缩影，更是“断裂社会”的一个象征。作为阶层分化的结果必然涉及到既有居住资源如何合理分配的问题，因而居住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可以转化为社区资源合理配置问题。居住社区的发展应在公正与效率兼顾之中权衡更为合理的运作方式。从追求效率角度看，富人选择高档居住区，穷人选择低档居住区无疑有利于资源最优化配置。但当这种选择模式损害了社区其他居住成员利益时，就是不公正的和有失长远效率的。尤其是通过“门禁”和“围合”的方式形成居住区空间上隔离和交往行动上隔绝，由此导致的潜在性冲突所要付出的社会成本可能使其效率为零甚至是负数。因为处于同一地域空间中却又因享有不同价值理念和利益诉求而被隔离和隔绝的群体之间爆发冲突的几率很高。
因此，城市居住空间的优化是构建和谐社区过程中一个回避不了的问题。
正如K·林奇指出的，一个好的社区应该是一个开放的聚落，是可及的、分权的、多样的、有适应力的，并且对待各种尝试保持宽容的态度。(25)结合前面对东山新区居住空间分化的现状，并按照林奇给我们的提示，可以将居住社区空间优化的目标具体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可及性。一个社区居民接触其他的人、其他的活动、资源、服务、信息或其他地方的能力，并包括能够接触到的元素的数量和多样化的程度。这尤其针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区居民而言，因为东山新区居住空间分化的最直接后果是降低他们对某些资源和场所及活动的可及性。
其二，适宜性。—个社区是否有适宜性，是指其空间及其肌理是否与其居民的行为习惯相符，是指在行为空间和行为轨迹中活动和形式的相符程度。(26)社区中的各种设施，特别是公共、半公共空间不仅承载而且限制人们的交往活动。适宜性既关乎交往的场所，同时也表示社区居民各种活动的形式及内容的协调程度。
其三，可控性。这有两层含义，一是对社区空间安全性的控制；二是指社区居民使用和接近场所和活动的程度，以及对这些地方的创造、整理和修改是否是由那些居住其中的人来管理与控制的。这里主要指社区居民应该能够平等参与控制和管理社区的公共事务（只要这种参与不至于对别人造成损害）。
其四，可感知性。这一方面是指居住空间能够被人们感受和认知的品质（易辨性的高低），另一方面也指人们（首先是居住者）对该空间的认同和接受程度。从社区住宅的风格、社区内配建设施、社区边界到社区区位、周边环境以及社区居民都构成社区空间可感知性的标识，并可能进一步被符号化而进入人们的印象之中。但这种空间感知及其符号化必须获得人们，尤其是大多数居住其中的人的认同才可能是良性的并成为空间优化的目标。
或许正如K·林奇所言，我们和公正世界的距离要用光年来计算。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将和谐的社区交往环境作为追求的目标，并通过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手段不断地接近目标，这也是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
注释：
①W.Flanagan,Urban Sociology:Images and Structure,Allyn and Bacon,4[th]ed.2000,p.361.
②按照Flanagan的界定，江宁区很多高档居住社区设有周界报警系统、巡更管理系统、小区闭路电视监控系统等现代化职能安防设施，也属于门禁范围。
③门禁社区与社区门禁是两个不同概念。社区门禁是保证社区业主的安全和私密的各类防护性设置。实际上，现在的很多社区都设立了多重的社区门禁，例如从社区的大门到住宅楼下面的安全门再到业主户室的防盗门等，层层防卫门禁往往让住宅更像囚笼。这无疑是现在的人际关系疏远的一个原因和生动写照。由于本文主要讨论不同档次居住社区之间的空间分异，对社区内部的门禁问题不作详细分析。
④我们主要通过观察外来行人进出的难易程度来分析特定社区对非本社区人员的空间排斥程度。通过对所观察社区门卫和保安的访谈发现，通常他们与本社区绝大多数居民都面熟，这就基本可以肯定被他们盘问的是外来者。另外，由于车辆出入等与本研究关系不明显，则不作考虑。
⑤是指外来者以游览、闲逛为目的而进入某社区的可能性，与此不同的是，有些外来者是为业主服务的，如送水工、搬运工、修理工、回收垃圾者等，这些人出入某社区不能反映社区的可及程度。
⑥在江宁区“中国人家”、“上海明珠花园”等档次较高的社区，可以从门卫的执勤上发现许多有趣的现象。从外部可以观察到的门卫的制服、配备以及门卫执勤行为上都带有类“军事化”的痕迹，如站岗的门卫必须仪容肃整，姿势挺拔。换岗时，两个门卫相互敬礼、模仿士兵踏步动作等都无不直观地向他人告示着社区所具有的较高层次。
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江宁区（五大板块）带有门禁居住社区较少，以一些单位的宿舍区为主，而较多的是松散分布、缺少围合的居住聚落与村落。
⑧江宁区很多居住社区都设立保安巡逻制度，对两类外来者的进行监控，一是对擅自进入社区的外来者进行询问盘查；二是对经过门卫允许进入社区的外来者的监控，方式是门卫通过对讲系统通知区内巡逻保安对外来者暗中观察和注意。
⑨G·齐美尔：《桥与门——齐美尔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页。
⑩G·齐美尔：《时尚的哲学》，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223页。
(11)W.Flanagan,Urban Sociology:Images and Structure,p.361-362.
(12)W.Flanagan,Urban Sociology:Images and Structure,p.362.
(13)王武召：《社会交往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14)M·卡斯特尔：《认同的力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71页。
(15)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3页。
(16)J·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371页。
(17)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18)D·波普诺：《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19)M·卡斯特尔：《认同的力量》，第6页。
(20)姚纪纲：《交往的世界：当代交往理论探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21)与此观点相反的是美国城市学家L·沃斯在其经典文献《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性》中提出，由于城市具有人口数量多、居住密度大与异质性高的特征，导致城市社区中原来的首属关系逐渐被非人格化、物质性的次属关系所取代，邻里关系消失，生活整合的传统基础被破坏。沃斯对城市社区发展持悲观态度，是“社区消失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22)江赛清：“论我国城市社区文化的兴起及建设思路”，《求实》2002年第7期。
(23)杨·盖尔：《交往与空间》，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24)蔡禾、张应祥：《城市社会学：理论与视野》，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9页。
(25)K·林奇：《城市形态》，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26)K·林奇：《城市形态》，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