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后现代主义的挑战看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当代效应——评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后现代论文,使用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20世纪晚期西方后现代思潮的一个突出论题，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同质的东西而一并加以反对，其批判锋芒特别针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经济和生产问题的论见。后现代理论反对马克思的典型手法是，不顾及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具体观点，而集中力量对马克思学说的基础性概念进行破坏性的解读。
按照一般对马克思观点的理解，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是人生存的“需要”，任何商品都包含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其中使用价值就是用来满足这种需要，因为使用价值是具体的、特殊的东西，它体现着人与事物之间最自然的直接照面与使用关系。相对而言，交换价值是抽象的东西，体现着不同使用价值间进行交换的抽象量化关系。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价值被迫屈从于交换价值，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使用价值来满足需要，而是为了获取交换价值即追逐利润。因此，要走出资本主义黑暗时代，就必须把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回归以使用价值满足人的真实需要为目标的生产。使用价值和需要因此成为马克思全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性概念。
上个世纪70年代，鲍德里亚先后发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和《生产之镜》，对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的使用价值和需要概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成为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学说进行解构的著名案例，在西方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美国学者萨林斯于1976年出版《文化与实践理性》一书，从解构马克思的需要概念和生产概念入手，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基础提出质疑。萨林斯是不是后现代理论家可能并无定论，但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却明显受到鲍德里亚的影响。他们的基本看法可以概括如下：
1.鲍德里亚认为，当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对立起来，设计出一个通过使用价值的解放来打破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状态时，他在理论上并未成功。因为马克思把使用价值当作具体的东西，用它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抽象权力，这恰恰没有揭示出，使用价值本身也是一种抽象，即“有用性”的抽象：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使用价值把一切东西都变成有用性，这就像交换价值把一切东西都变成商品一样，显然也是一种抽象的结果，是物化社会关系的一种表现。“使用价值，实际上有用性本身，正是一种物化社会关系，是一个抽象，就如同商品的抽象平等一样”（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MO:Telos Press,1981,p.131.）。鲍德里亚指出，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被交换价值控制并产生扭曲，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正是基于物品的有用性，它才具有了交换价值，因为正是基于有用性，使用价值才成为可相互比较的，从而和交换价值一样进入抽象的平等逻辑。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价值仅仅是交换价值的视域”（注：Jean Baudrillard,The Mirror of Production,St.Louis,MO:Telos Press,1975,p.23.）。使用价值作为有用性才是最正宗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2.鲍德里亚认为，使用价值作为有用性的抽象，归根结底“是需要体系的抽象”（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MO:Telos Press,1981,p.131.）。萨林斯的解读特别强调，马克思假定人有一个基本的需要，此需要要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来满足，在这一观点中包含着将需要自然化的倾向。“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能够回答使用价值的实质，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它没有能够回答把对这些使用价值的‘需要’组织起来的人和对象的文化法则……马克思不得不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生物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注：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192页。）。鲍德里亚进一步认为，正是这种“自然化”使需要概念成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支撑物，因为需要与满足的这种内在自然性，为生产理性提供了最强有力的合法性根据，生产中的社会政治逻辑被遮蔽了。鲍德里亚断言，所谓“自然的”需要以及由此而来的“纯粹的”使用价值，都是以资产阶级权力关系为背景的意识形态建构。“如果需要是唯一的，是主体的具体表达，谈论拜物教就是荒唐的。只有当需要将自身建立在抽象的体系中，被平等原则和普遍的联合所规范时，同样的拜物教才会上演”（注：Jean Baudrillard,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St.Louis,MO:Telos Press,1981,p.135.）。
经过后现代理论的上述解读，使用价值和需要这些概念被剥夺了它们在马克思论说中那种肯定性意义，全都成为政治经济学的深层抽象，成了和交换价值同质的概念。这种抽象不仅不能克服拜物教，反而使拜物教更加强化。因为需要和使用价值使拜物教获得了一种自然性的存在形式：在使用价值中，物的有用性和人的需要，都是日常生活中每天见到的东西，政治经济学因这些东西而获得自然性的地位。于是，需要和使用价值成为政治经济学的理想载体，如果没有它们，政治经济学就无法作为人类学的核心深入人心。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鲍德里亚称：“使用价值是政治经济学的王冠和权杖”（注：Ibid,p.138.）。最后的结论是，当马克思试图将使用价值从交换价值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让使用价值直接满足人的真实需要，来克服资本主义的抽象和物化，他在深层上并未走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陷阱，反而认同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批判，是用一种破坏性解读严重曲解马克思学说。与之相比，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使用价值和需要概念的批判，则显示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关系。一方面，后现代论者断言马克思毫无保留地把使用价值当作解放的目标和反资本主义的最高理想，这肯定是对马克思的新的曲解；但另一方面，后现代论者对需要和使用价值进行批判的两个主要论题却和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保持了一致，以至于我们可以说，鲍德里亚和萨林斯实际上是在重申马克思已经讲过的内容。这两个论题是：(1)所谓“纯粹的需要”是不存在的，人的需要总是特定社会关系建构的产物；(2)作为有用性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样也是一种抽象，这个有用性本身正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后现代论者的上述论点与马克思观点的一致性不是偶然的，这里需要提请读者注意一个事实，即鲍德里亚关于使用价值拜物教的分析主要出自《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2)一书。按照有的国内学者的研究，此书观点总体上还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尽管此时鲍德里亚已试图超越马克思的问题域和理论逻辑，但他仍认为自己是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结果出现鲍氏经常用(被他加以“发展”的)马克思观点去反对马克思这种奇特的理论景观。这和《生产之镜》(1973)对马克思生产概念的批判不一样，那时鲍德里亚已完全转向后现代立场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注：仰海峰：《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镜到符号之镜》，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下面让我们分别讨论鲍德里亚的两个论题与马克思观点的复杂理论联系。
二
使用价值无疑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的极重要概念。但像鲍德里亚那样不加任何限制地断言，使用价值是马克思设定的最后解放目标和反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高理念，却并不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从理论上讲，使用价值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商品的两个最基本的要素规定，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特征就在于，它不是以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确切地说是以交换价值形式下的剩余价值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使用价值的否定成了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特征。例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反复谈到，在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中，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使用价值，为了人的直接需要（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40页。）。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对立只是就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这一特定问题而言，这仅仅是整个分析的一个方面；而对整个分析来说，马克思从未将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绝对对立起来，从未将使用价值设定为一个否定资本主义的绝对理想。因为，在马克思对概念的规定中，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商品的两个要素。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卷就讲，使用价值构成财富的物质内容：“在我们所要考察的社会形式中，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8页。）。这已经预示了如下看法：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的交换价值正是以使用价值为基础的，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就不仅是对交换价值的批判，同时也必须包括对使用价值本身的批判。鲍德里亚把对使用价值的批判看成是他的一个创意，其实他只是在重复马克思的发现。
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的某种有用性形成使用价值，这一点严格说来并非马克思的发现，而是马克思开始他对商品的分析时首先面对的一个简单常识。马克思认为，这个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只涉及“商品的自然特性”，而非“经济的形式规定”，它只适用于前资本主义的简单商品生产，即双方只是为了单纯使用价值而进行交换的地方。马克思把这种使用价值称为与任何经济关系形式无关的纯“内容”，认为它对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无用的，“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的内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页。）。但萨林斯正是把这种无用的自然内容看成马克思使用价值概念的要义，然后断言马克思将使用价值自然化，用商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这一自然性事实来替换使用价值的社会决定作用。萨林斯的这一指责不仅是简单化的，而且明显有失于文献根据。马克思真正关心的问题要复杂得多，这就是：使用价值的这种自然内容规定在何种条件下会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规定？“这种内容本身不会在一个需要和生产的体系中发展起来吗？使用价值本身不会作为经济形式本身的决定因素，加入形式本身吗？例如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马克思明确要求：“不能像庸俗的萨伊那样，只是把‘有用性’一词郑重其事地当作前提”。他给自己规定的工作目标是：“首先并且必定会表明，使用价值在怎样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和经济的现实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入经济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25页。）。
这样我们便能理解马克思对使用价值的批判。马克思认为，当使用价值直接满足一定个人的物质需要时，这个使用价值的内容尚处于经济关系的形式之外，因此只是“一个无所谓的、偶然的和笼统想象的内容”。当使用价值进入经济关系之内，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真正关系才开始出现，所谓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才正式开始，这种统治马克思称之为“扬弃”。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内，使用价值是为别人生产的，“是别人需要的对象”，而生产的目的则是获取交换价值和货币资本，这种情况马克思称之为：“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值而生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中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6、223、226页。）。此时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表现为：作为关系的一方，与使用价值相对立的交换价值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作为另一方，与交换价值对立的使用价值，也已经不再是普通意义上的有用商品，而是“表现为任何一种一般实体的那种商品”。此种意义上的使用价值已变成一种彻头彻尾的抽象，这就是马克思的著名论断：“使用价值是资本的实体”。也就是说，资本“以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作为资本不是与使用价值相对立，而正是只存在于货币以外的各种使用价值之中。因此，资本的这种实体本身现在都是暂时的实体，它们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交换价值……从这方面来看，资本的对立面本身不可能是某种特殊的商品；特殊的商品本身不构成资本的对立面，因为资本的实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资本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任何一种商品”。这也正是鲍德里亚自诩为重要发现的那个结论：在资本主义社会，使用价值已不再是具体性，而是和交换价值同等的一种抽象，即有用性。这种抽象所具有的意识形态涵义被马克思规定如下：“对资本来说，任何一个对象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增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29、227页。）。
《资本论》开篇就讲：“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8页。）。但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有用性决不意味着具体的自然属性，而是一种最彻底的抽象，是资本主义物化社会关系最集中的表现。马克思早就指责过资本主义社会中“需要的利己主义性质”和“自然界的赤裸裸的有用性”（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8页。）。资本主义除去一切神性的和更高的价值，把世界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变成使用价值，纳入普遍的有用性体系。有用性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最高价值。从经济形式上看，资本主义把一切以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都改造成以交换价值为最终目的的生产。但从哲学层面上来看，这种为交换价值的生产又以有用性作为其更深层的价值底蕴。这正是韦伯所谓现代社会价值观念的除魅过程，也是为什么鲍德里亚认为：有用是最大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这个经济变革背后的价值变革过程有一个特别深刻的分析，他说：“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普遍的产业劳动，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在这个分析中，资本主义所特有的抽象价值对具体价值的统治现身为有用性的统治。于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辩证法以一种更深刻的方式被揭示为：一方面，交换价值取代使用价值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充当交换价值实体与本质的东西却是使用价值中的有用性，有用性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本体和基础。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马克思按照其历史辩证法的一贯思路，认为资产阶级社会把有用性变成其普遍价值这件事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表现了“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他说：“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90页。）
可见，在马克思的分析中，使用价值这一商品的自然属性一旦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形式之中，便成为更深层的资产阶级价值和意识形态。一百多年以后，鲍德里亚从后现代立场对资本主义实施的批判中，重申了马克思的上述发现，结果我们看到，在鲍德里亚正确的地方，他总是和马克思相一致。但非常不幸的是，鲍德里亚把这些发现错当成他自己的发现，而把相反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经过上面对马克思文本的回顾，可知马克思从未主张过使用价值具有绝对独立的反资本主义的解放意义，从未提出使用价值可以成为反对交换价值抽象权力的绝对独立的具体性。从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生产这一发现，可以推知马克思设想未来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的生产体系是为使用价值而生产，但这应该是经济关系的总体性变革，这种变革赋予使用价值以全新的“经济形式规定”。反之，如果使用价值处于现存经济关系的“形式规定”之中，它就只代表资产阶级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笔者认为，阿尔都塞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更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他指出，正是西方政治经济学往往更倾向于把经济事实归结为人的主体的需要(即“有用”)，从而归结为使用价值。这种把主体的需要和有用性看成现实中经济事实的基础的观点，阿尔都塞称之为“人本学”。在他看来，认为生产的目的就是用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一观点绝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7～188页。）。从文本的根据来看，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这个解读比后现代理论的解读更可信。
三
需要与使用价值直接有关，是马克思经济学分析中的另一个重要论题。鲍德里亚和萨林斯都认为马克思有这样的基本观点，即人类有一种基本的生存需要，这一需要必须通过使用价值的生产来满足；他们指责在这一观点中，需要被马克思自然化了。鲍德里亚更尖锐地提出，马克思赋予需要与满足的这种内在自然性，为资产阶级的生产理性提供了最强有力的人类学根据，因而使“需要”概念成为最坚固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在这一问题上，让我们再次关注阿尔都塞的看法。阿尔都塞在《读〈资本论〉》中提到，关于人的“需要”的概念绝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人本学的观点，马克思对需要的分析恰恰动摇了人本学的理论要求（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1～192页。）。从马克思本人的论述来看，阿尔都塞的理解基本正确。马克思分析的主要之点有两个：
第一，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的需要是历史的，而不是绝对的既定存在，这些需要并不是由一般的人的本质来决定，而是由特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马克思说：“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8页。）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作了更深刻的论述：“需要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一起发展起来的”。生产不仅生产一定的消费资料(即使用价值)，而且生产人的消费方式，甚至生产对这些产品的欲望。在这里，马克思对“必要的需要”和“奢侈的需要”之间转换过程的分析特别深刻和重要。按照马克思的规定，所谓“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也称“自然必要性”，“奢侈”则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马克思指出：“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使一定的社会标准确立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随着这种发展，“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马克思特别强调，资本主义有一个基本趋势，就是把奢侈的需要变成必要的需要：“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于是，过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到处要求扩大消费，不断生产和创造出新的需要，不断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不断生产和打造出具有更高需要和享受能力的人，按照马克思的看法，这一切构成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617、525、388～389页。）。考虑到马克思对桑巴特的重大影响，我们可以断言，马克思对于需要的经典分析决定性地启迪和预示了桑巴特的下述著名观点：“奢侈，它本身是非法情爱的一个嫡出的孩子，是它生出了资本主义”（注：桑巴特：《奢侈与资本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5页。）。
第二，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只有在“有支付能力”的前提下，才能作为经济的需要得到承认，只有在经济上能够得到满足的需要，才是对生活有意义的需要。这种需要决不由人的自然本质来决定，而是由支付能力即个人收入的分配状况来决定。“有支付能力的需要”和“无支付能力的需要”是马克思使用过的两个重要概念（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04、384页。）。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个人的需要都表现为“社会需要”，而社会需要“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相互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的”；资本统治下群众“无支付能力的需要”乃是造成一切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注：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03、548页。）。这一切可以证明，鲍德里亚和萨林斯所计较的“需要与满足的自然性观点”根本不在马克思的论题之内；按照阿尔都塞的分析，这种自然化的“人的需要”乃是资产阶级“经济人”的意识形态规定，马克思关心的问题则是：“个人消费本身表面上虽然把使用价值和需要联系起来，但它一方面使我们注意到了生产的技术能力(生产力水平)，另一方面注意到了决定收入的分配(剩余价值和工资的分配形式)的生产的社会关系。这第二个方面又使我们看到人分成社会各个阶级，而这些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就成了生产过程的‘真正主体’”（注：阿尔都塞：《读〈资本论〉》，第192页。）。
现在，再来看鲍德里亚关于需要和消费的理论，可知它构不成对马克思的反驳，反而只是马克思关于需要的经典分析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理论效应而已。鲍德里亚的观点是，所谓“纯粹”的需要及其满足(即消费)是不存在的，需要和消费都是社会权力关系建构的产物，在今天，需要和消费成了最坚固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他提出，“需求体系是生产体系的产物”（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4～65页。），这实际上重申了马克思的命题。鲍德里亚说：“人们只能再一次同意加尔布雷思的观点，承认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只是个骗局。这种把个体满足和选择维护得严严实实的神秘主义，就是工业体系的意识本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生产层面，企业在生产某种财富或提供某种服务的同时，也发明了诱使人们接受这些财富和服务的方法，因而实际上也就把相应的需要“生产”出来了。其次，在价值层面，鲍德里亚通过描述原始社会内丰盛与匮乏的辩证法，来揭示现代人需要结构的价值本质。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根本不知道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生产理性观念的情况下，这个社会特有的集体性的浪费和贫困反而标志着真正的丰盛，因为丰盛与贫困并不在财富的多少和目的与手段之间的最大化关系，而是一种人际关系，在原始社会的赠与和象征交换型经济中，“少而精的财富足以创造一种普遍的丰盛，因为它不断地从一些人手里传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丰盛不是建立在财富之中，而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具体交流之中”。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中，这种存在于具体关系中的需求与满足的辩证法被彻底颠倒，在这里，“每个社会关系都增添着个体的不足，因为任何拥有的东西都在与他人比较的时候被相对化了”（注：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4、56～57页。）。这也就是舍勒指认的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以攀比作为价值判断的惟一方式（注：参见《舍勒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9～413页。），鲍德里亚据此证明需要和消费在这个社会已经被彻底体制化了。而在我看来，所有这些批判性的主题，都是从马克思关于需要在资本主义社会由自然必要性转换为奢侈的辩证法中发展出来的。
鲍德里亚进一步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基本问题已不再是“利润最大化”与“生产理性化”之间的矛盾，而是潜在的无限生产能力与销售产品的必要性之间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和消费成为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一个策略，需要本身已变成生产力，所谓“基本生存需要”已无法真正确定下来。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鲍德里亚指出，早期资本主义为榨取更大剩余价值而压缩个人消费，这种生产模式蕴含着生产过剩和破产的内在可能性。有鉴于此，当代资本主义不再将工人变成生产奴隶，而是建构为消费者，于是需要的满足不是作为目的而是作为手段即当作生产力本身被加以界定的。这样一来，需要完全被纳入生产的意识形态，当代社会已变成一个消费社会。但这种情况并未落在马克思分析的视域之外，鲍德里亚只是在当代资本主义权力更加强大更加体制化的新背景下，以一种更强的方式重申马克思关于“需要被生产决定”的经典观点。
一般来说，后现代理论将马克思学说视为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同质的东西，而一并反对并加以抛弃，由此制造了一系列理论误区。但后现代理论对需要概念和使用价值概念的批判与马克思本人的观点之间则呈现了更为复杂的思想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马克思批判理论的一种当代效应。这种情况的出现有着复杂的原因。按照马克思对方法的说明，从概念所属复杂关系的角度看，他的一切重要概念和观点都需要不断深化和重大修改，如果没有这种修订，这些概念就可能成为片面的抽象。“所有这些观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加进一些新的关系，那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05页。）。马克思的这个说明特别适用于他对使用价值和需要的论述，也有助于我们辨析后现代理论对马克思观点所作解读的意味和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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