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强国，永垂青史（之一）——“两弹一星”座谈会纪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永垂青史论文,两弹论文,纪要论文,强国论文,座谈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石仲泉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我们党史研究室现在写建国后从1949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这29年党的历史。在写作过程中召开过许多座谈会。以前，针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开的座谈会比较多。对我们写作党史来说，今天邀请科学家开会还是第一次，特别是请到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参加过这一伟大工程设计研制和建设的专家也是第一次。又有这么多年长的80岁以上的老同志参加也是第一次。能请到大科学家、为共和国作出重大贡献的老前辈与会，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这个工程是很伟大的工程。参与这个工程的老同志、老专家、老前辈都很重视这段历史。1999年，江泽民总书记在“两弹一星功勋”表彰大会上表彰了参与工程和作出重大贡献的同志，提出要发扬“两弹一星”精神的问题。我们开这个座谈会，是想请各位老领导、老专家、老前辈给我们谈一谈这段历史概况和你们的体会，进一步了解“两弹一星”对我国科学发展、对共和国50年历史发展的巨大意义，从而把一些非常重要的历史充实到建国以后党的历史中去。这不但是撰写好党史、共和国史的需要，也是总结历史经验、面向未来，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需要。同时，对于我们发扬在座老前辈、老领导、老专家所开创的“两弹一星”精神，搞好党史工作都很有意义的。
一、“两弹一星”的重大决策离不开党中央的深谋远虑和坚强领导
李觉 （原二机部副部长、第七届全国政协科技界委员）：“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如果没有党中央的决策和领导搞不成。当时，刚建国不久，百废待兴，国际上反动力量极力想办法封锁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下这样的决心是不容易的。1962年有人提出原子弹的研制要下马，他们说：常规武器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怎能花那么多钱做这件事？我们就说不能下，下马容易，再搞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啊！于是我们就把意见反映给那时的国防科委、国防工办（即今总装备部）。罗瑞卿派杨成武同志到杭州向毛主席汇报这一情况。毛主席说：原子弹不能下马。要干！下马是不行的！他还说：你是真要还是假要？真要的话，减少党政费用，节省出钱来也要干这个事！这个决心了不得。如果不是党中央，谁还能下这个决心？
程开甲 （中科院院士，理论物理学家、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央搞“两弹一星”的决心下得早，下得坚决，而且新国成立后中国的科学事业一直受到重视。50年代，就有钱三强领导的原子能研究所，陈芳允负责筹建的电子学研究所，还有王大珩领导的长春光学机械研究所等等，各个研究所同时成立起来了。实际上那时整个科学研究是处于打基础的阶段。对“两弹一星”事业来说，这个基础是非常重要的，它体现了党中央决策的深谋远虑。我们从提出搞原子弹到1964年10月16日的第一声“响”的速度之快也正是在这基础上，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创新攻关的结果。再说地下核试验。1963年，周总理找我们大家去，他说：美苏要禁止大气层核试验，就是要阻止我们搞原子弹，为什么不做大气层试验，要做地下的？当时我们正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没想到、也不懂地下核试验，是总理向我们提出来的。我们经过研究、经过实践，证明了最终还是要搞地下核试验的。政治上的原因是美、苏等核大国不让我们搞核武器，而技术上来讲，要发展核武器，地下核试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试验方式。假如不做地下的，那么在大气层禁试后我们就会处于被动，更为重要的是，无法取得充分的数据来加速发展核武器。
陈能宽 （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兼职副主任、中科院院士、金属物理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央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也是非常及时的。假如不是党中央作出这个重大决策，我们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单独靠哪一个科学家、哪一个行政领导都不可能成功，因为这个大的决策涉及面太宽了。花这么多钱研制原子弹，必然要占用搞经济建设的资金。因此当时有这样一种看法：搞原子弹虽然不会把国家的钱都花光，但至少要花掉一大部分，人民的生活会受影响！10年以前我在写一篇回忆文章时也曾提到这个问题。我认为，研制原子弹这个决心不仅是中央下的，而且是全国人民都拥护的。我接触的人不多，在科学家中，比如王淦昌在核物理上是很有成就的，郭永怀在力学方面是与钱学森齐名的，彭桓武从英国回来，也很了不起。只要跟他们谈起这件事，他们也有这种认识。我们过去搞小科学，写了文章马上就可以发表，突然从事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既不能马上出名，更谈不上利啦！我们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国家的任务出发，当时我们确实拥护中央的决策！在这个问题上当时有一些争议，但是大家从全局上都是拥护党中央的决策的。争论在哪里呢？我们在前期准备的基础上，曾设想两年搞出原子弹，有人就说：你在吹牛，自欺欺人，欺骗中央。我们认为中央的决策正确，是因为大家都了解当时的国际形势，也知道我国的经济很困难，科技水平很低。我们中国人，过去被日本人、西方人瞧不起，但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出发，我们认为中国人也是人，也有那么悠久光荣的历史，为什么就不行呢！所以，为国家、为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我们决心做这件事。
樊洪业 （中国科学院院史研究室研究员）：如果在党史上写“两弹一星”，我建议划分几个历史时期。1955年以前，中央基本上没有直接抓这项工作，但并不能说没有这方面的积累。没有前一阶段的积累，也不可能有后面的高速度。1955年1月15日， 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决定，中国要发展原子能，研制原子弹。这是很正确的决定。3月， 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了这个决定。6月，成立了由陈云、 薄一波、李先念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力量研制原子弹。当时在航天、航空方面是研制导弹还是研制远程轰炸机，钱学森提出了他的见解。1956年5月26 日中央军委作出发展导弹的决定。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决策，只有战略决策确定了，其他各个方面才可能规划、发展。为什么中央能够在50年代中期作出这样的决定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虽然我们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但是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在武器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美国。而且，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自始至终在对我们进行核讹诈，无论是麦克阿瑟的叫嚣，还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具体制定的方案，都提出要用原子弹毁灭中国后方一切重要的国防设施。美国还同败退台湾的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提出假如台湾海峡安全受到威胁，他们有使用原子弹的权力。这种情况使得中央下决心研制核武器。这种决策，首先是对核讹诈的一个回应。
毛泽东在一开始决策时曾经说过：我们有人，有原料……只要能够加强领导，10年把原子弹搞出来，我看是可以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是作了调查研究，听了科学家意见的。原料方面，1954年我们就发现广西有铀矿；人才方面，在建国后成立的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聚集着核物理研究方面的人才，像钱三强、赵忠尧、彭桓武、王淦昌、邓稼先等科学家。我们在核科学方面是有基础的。
王德禄 （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政治的变革，其背后往往蕴藏着科技的创新。历史的发展也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自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每当其政策与科技的发展方向一致的时候，中国的建设就能取得成功；反之，则对中国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50年代中后期，中共中央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与原子弹研究的决策，是中国共产党向科学进军的重要成果。这一重大决策的遗产至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李觉： 对于原子弹的研制，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很重要的。当时有些外国人认为：你们的经济不发达，科学技术落后，在短时期内研制不出原子弹。所以我们能够在困难时期把原子弹搞出来是不容易的，确实反映了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党中央决策之后，各个地方、中央各部委等各方面都像毛主席所说的“大力协同”，毫无条件地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
比如搞爆轰物理是需要火药的，这一套火工系统总得搞啊！可是在北京市区里不能搞碉堡、放火药啊！在哪里搞呢？我们一想，在解放军靶场里头可以。我就去找陈士榘，我对他说：我想在你的靶场里头做件事情。他说，非常欢迎！至于试验所需要的火药，我找到五机部提出要求，他们很支持，从仓库里找出火药给我们。搞原子能， 总得有铀—235吧！我们就到那时的地质部仓库里去拿；在冶金方面到冶金系统找王鹤寿。我说：王部长，谢谢你们的支持。他说：不！得谢谢你们，冶金方面的任务让我们做，对我们是促进。
后来，我们九院和五院联合搞东风二号，这个导弹是很成功的。开始我和钱学森等人研究导弹的发射问题，中央对我们提出要求说：“七机部不能让它掉下来”；对二机部要求中有一条：“掉下来也不能是核炸弹”！因为地面上都是老百姓啊！万一导弹掉下来了，我们得想办法让它自毁，不能掉到老百姓头上。党中央特别是周总理、聂帅都非常重视这些工作。由部队方面组织了许多火车、汽车，把老百姓疏散开。这些工作都是中央亲自抓的。从这一系列情况来看，如果不是有一个好的制度，不是各方面大力协同，干不成！
陈能宽： 我们研制原子弹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呢？除了中央的决策正确，还有组织领导集中，这证明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李觉部长他们这些人，虽然过去只打过仗，没搞过科学研究，包括聂帅自己也是这样讲的（他留过学，但也是很短的时间）。但我觉得他们有很大的特点和优势，就是在过去大的战争中，对战略问题，对敌我形势的分析，各个方面都得心应手，知道怎么样知己知彼。我们不可能像美国在搞第一颗原子弹时，把世界上许多国家一流的专家集中起来。我们当中许多人都是半路出家的。从事这项工作是需要有点勇气的，但没有上级领导的组织是不行的。
樊洪业： 在决策后，中央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个是规划，具体体现在1956年的十二年科学规划中，规划里面有很多项，其中单独提出的有六大项急需实施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原子弹和导弹；其他几项是半导体、计算机、自动化和电子学，这四项实际上是围绕那两项转的。我们制定的规划是切实可行的，而且在实践中的的确确是依靠专家，很有特色。
另一项工作就是组织。如果没有高度集权的组织，大力协同是做不到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部门所有制，哪能说协同就协同呢？有时精神因素会起作用，但关键还是我们社会主义制度中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保证了各方面能协同起来。比如说，要研究与原子弹相关的东西，国家先设置了三机部，后来改为二机部，并把钱三强派去任二机部副部长；要研制导弹了，就成立导弹管理局、导弹研究院，并把钱学森调去任导弹研究院的院长。整个进程都是按照中央的部署一步一步进行的，不管怎么组织、怎么变化，中央一直在抓这项工作。直到苏联全面撕毁协议之后，出现“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时， 最后毛主席决定还是要做。1962年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1965年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各方面的领导都集中到委员会里来。哪一部分出现了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他各方面都要为它开绿灯。所以说大力协同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一开始15人专门委员会是专门研究原子弹的，后来扩展到导弹，又扩展到卫星。从另一个角度讲，全国抓科学事业，也是高度集中的。1958年成立了科学小组，直接对政治局和书记处负责，聂荣臻是科学小组组长，协调国防科委、国家科委、中国科学院和整个“科字口”的工作。这些都是中央抓的组织方面的工作。
三、“两弹一星”研制中摸索出走自力更生道路的丰富经验
李觉： 我们住在花园路的时候，苏联人提出疑问：我们提供给你们的教学模型和资料，放在那里呢？我说，没有地方，只有在这个地方建个仓库。但对外不能叫仓库啊！就叫北京九所。我们组织一批研究人员到那儿查资料搞研究，开始就是这样考虑的。后来苏联人不给我们提供资料和模型了。1958年10月、11月我们两次找苏联人说：按协议你们该给我们资料了。苏联人就是迟迟不给，说，你们没有准备好，条件不具备。我说你们要什么条件啊？无非是铁丝网、高围墙那一套啦。需要什么条件我搞嘛！但他们还是不给。我们就有点警觉，就自己想办法干。我们系统的那个苏联专家是“哑巴和尚”（“远来的和尚会念经”嘛。可他不念“经”），问他什么事情，他都不说。后来他倒问起我了：你调这么多人，到这儿干什么？我说：学马列、毛泽东思想啊！他没话可说。他又说：你为什么盖那样一个楼啊？我说：我是局长，我们没地方办公。当时我觉得我们得自力更生自己动手研究。1959年6月， 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来了，明确说两年以后再考虑给我们提供原子弹的模型和图纸。这怎么办呢？宋任穷和刘杰就到庐山向中央汇报。当时周恩来听完汇报后就说：“从头摸起，自己搞！”宋任穷、刘杰认为，是不是对“596”回个信，指出苏联不讲信用，撕毁协议。 周总理说：“不理他那一套！自己动手，从头摸起。”我们就想，自己从头摸起，从哪里摸呀？我们决定就在北京，利用原有的条件继续做。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中央，得到中央的指示，得到各部委的支持，事情就好办了。
这项工作在北京搞到1961年时，工程方案基本上已经有了，可以动手搞工程。但工程不能在北京搞。北戴河会议以后，刘杰同志回来，我们想打听一下中央有什么精神，什么要求。我和吴际霖两人到他的家里，一见面他就问：“怎么样啦？”我心想：嘿！这个部长有意思，首先问我怎么样，我还没问你怎么样，北戴河会议是什么精神？我就说：“已经到了该搞工程的时候了。”刘杰说：“你可是硬任务、硬条件啊！可是要立军令状啊！”因为我们确定了两年规划。我说：“硬任务可是得有硬条件啊！221基地什么也没有，一片草原，到那儿怎么办？ ”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国防工办，再去调集各方面的队伍到青海去施工。青海现场原来有些人，加上后去的总共有2万到3万人，抢建这个基地。根据工程的发展、研究工作的情况，一步一步先搞爆轰物理、火药系统，然后再搞工程机械系统，最后保证了试验的成功，保证在两年规划的时间内完成了任务。我是1964年8月6日拿到铀—235的部件，10 月做的临界试验，10月16日在新疆做的试验。
我们研制原子弹花的钱是比较少的，试验次数有限，就几十次，不像有的国家搞了近千次。原来规划也就是花费四十几个亿，从现在来看，当时花的钱不多。所以我们的经验是“次数少、进步快、成功率高、花钱少”。
梁守槃 （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中科院院士、导弹专家）：我有一个想法，是不是要提到认识问题的争论，当时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有些认识问题不统一。一开始就有这个问题，有人提出，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能不能研制导弹？
苏联本来答应援助我们，可是等到1956年9 月我们开始组织实施时，跟苏联要援助，他们说要运来两发P—2导弹给我们，同时又说：我们答应给你们援助是“到此为止”。这就发生问题了，有些同志认为在没有苏联援助的情况下，即使我们研制导弹，也不会成功。聂帅就召集我们开会，问：“假定没有苏联援助，你们搞不搞？”那时还不是绝对没有援助，我们内部就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我们要搞；反对意见说，不是我们不要搞，恐怕没有条件搞成。什么理由呢？有人说你见都没见过导弹，就说能搞，这不是好高鹜远吗？我说：搞新型武器要是没见过之前不能搞，那么世界上就搞不成导弹和原子弹，因为德国没搞之前世界上没有导弹；美国人没搞原子弹之前，世界上没有原子弹。为什么德国和美国能搞，一到中国来就搞不了？到1957年夏天苏联又答应援助我们了。一时大家都有信心了，说有了苏联援助，这件事情不成问题，我们仿制一定会成功。
开始我们主要是仿制。因为有些人认为中国技术比外国先进国家落后几十年（后来说是20年），所以我们必须尽量仿制，仿制一个型号后，再仿制第二个型号。他们还说这是我们成功的经验。但是聂帅不同意，说：“我让你们引进，为的是摸底，作为自己独立设计的台阶，不是叫你们仿制再仿制。”聂帅拍板定下来，只仿制一个型号，以后就自己设计，并且写报告给中央，提出导弹试验要“自力更生、力争外援、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成果”。要力争外援，是因为当时苏联还没答应援助我们。外援争到以后，有人说应站在外援的基础上。聂帅说：不对，还是要自力更生。你们不但要仿制出东西，还要从理论上吃透为什么这样做。因此，我们除了仿制外，当时还进行了一项工作，我们把这项工作称为“反设计”。“反设计”，是在已经有了这个产品，重量、尺寸、射程等指标都确定的前提下，把苏联的图纸盖起来，假如要搞同样规格的设计，根据理论我能设计什么产品，设计出来后跟苏联的图纸比较。苏联的是已经定型的图纸，是肯定成功的；我们是纸上谈兵，如果“谈”的跟苏联的不一样，就要检查到底哪个环节错了，一直要做到理论设计的结果跟苏联图纸一样。
此前，我们与苏联专家合作，他们给予我们不少的帮助，比较突出的一件事就是端正思想。比如我们争取到一个生产飞机的工厂，于是有的工程师就说，我们这儿也有苏联的经验，是苏联飞机的经验，你们做的有些事情跟我们的经验不一致，值得考虑。但是苏联专家谈得很简单：“我们今天跟你们谈的是导弹而不是飞机，你说的苏联飞机的经验是真的，但我跟你说的是苏联导弹的经验，你不要拿苏联飞机的经验反驳苏联导弹经验。”这件事情也得到聂帅的支持。他说，对于导弹的研制，我们一定要吃透，不要觉得自己怎么样。我们就按照聂帅的指示做。还有，我们在苏联援助之前已经开始试车台的独立设计工作，有了苏联援助，这项工作又被说成“轻举妄动的反面教员”，要停下来作为教训来批判。苏联火箭发动机专家发表意见说：这个试车台可以用嘛！为什么要说不行！有些同志就回答说这不是苏联设计的。他说：为什么一定要用苏联专家设计的呢？你们自己设计的做出来也可以用嘛！这个试车台又起死回生了。
另一方面，我们感到苏联专家比较保守，有些事情不是不知道，就是不愿意跟我们讲。比如导弹要打得更远，直径需要做得比较大。苏联来的导弹是按照已经有的最宽的铝板作为箱底，箱底是一整块铝板，不可能把铝板的尺寸增加，只能把两块铝板焊在一起来增大箱底。在讨论时有个苏联专家说，可以这样那样，但他讲到一半时，苏联的首席专家来了，说“不许讲！”他赶紧收起来，再也不讲了。我就问他（因为首席专家是与我相对应的，我是总设计师）：为什么不能谈？他说：“我们到中国来，只有一个很小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同志按照我们已经给的图纸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我们政府没交给我们更多的任务，我们不能讲啊！”
有些事情干脆就更糟了。当时导弹是用液氧做氧化剂，燃料是酒精，我们就叫车间自己生产。按照苏联的规格我们生产的液氧完全合格，但正要用的时候，苏联专家说：“中国的液氧恐怕靠不住，还是向苏联订液氧，用漕车运来。”苏联专家的话一言九鼎，我们就准备这样做。但是赫鲁晓夫撕毁了合同，结果他们又不卖给我们液氧了。还有，由于液氧酒精发热量比较低，根据钱学森的意见，准备用液氧煤油替代酒精。苏联的首席专家帕夫罗夫（跟钱学森对应的）就说：“不要搞，我们苏联没有搞这个。”我们就停下来了。现在我们知道实际上当时苏联搞了，但他硬是告诉我们“不要搞”，等于绊我们的腿，不让我们向前走。这就更证明一件事情：不自力更生，完全靠别人是靠不住的。在技术上他们可以说一些假话，在实物上他可以不卖给你。如果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永远也不能实现国防现代化。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管它叫好心人危言耸听，其目的是好的，但他怕失败，总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其实如果怀疑某一论点，就必须靠理论联系实际来解决。离开这一点，仅凭个人想象是没办法解决问题的。可是，到今天有的部门还有这种说法。什么理由呢？还是说中国技术落后，所以我们必须引进，通过引进得到一个高起点，然后再研制。对于这种事情，恐怕是我们需要认真澄清的。这种思想是说中国只能跟踪，所谓赶超现在很少有人提了，一提就说是好高鹜远，中国就是落后20年。我认为要是不断引进的话，我们只能永远落后20年。为什么呢？别人卖给我们的东西，不是最先进的，就像英国一个公司卖给中国的发动机，英国工业界也说，为什么卖给中国？这个公司答复很简单：我们卖给中国的不是英国最先进的。中国人拿去以后，消化、试制，最后得到成功，还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那就说我们永远落后。我觉得这些话值得我们深思：去引进一个自认为高起点、实际上并不是当时世界上一流的产品，先消化花上几年，然后再组织生产线试制，生产出来，一共得十几年的时间。最后结果还是落后20年。
我们自力更生搞出来的东西，别人是很重视的。例如我国的导弹，美国起名叫“蚕式导弹”，美国一方面在报纸上宣传说中国的导弹不行，另一方面又在研究对策。这就证明我们的产品是达到了国际上导弹的水准的，要不何必这样呢？现在美国有时把“蚕式导弹”作为中国导弹的一个代名词。有个美国人写了一本书，按内容应该叫《钱学森传》，但书的名字却叫《“蚕式导弹”的线索》。这说明只要我们努力，认真来做，是可以做成的。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不要总觉得中国落后，不可能赶上外国。只要有支持，我们是可以赶上的，而且花的钱也不比外国多。所以思想问题不解决，恐怕中国国防现代化要实现还需要走更长的路。
程开甲： 一纸命令调我不知要做什么，直到到了9 所方知要搞原子弹。当时国家的经济非常困难，但国家对“两弹一星”的工作大力支持。我们的武器研究发展得这么快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在试验基地，全体科研人员都自觉地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大力协同、一切通过实践、走自己的路。我们发展和试验核武器的方式与别人的不同，所以我们跑得比别人快十倍、百倍，别国做了上千次试验，我们仅做了几十次就赶了上去。
通过核武器的研制和试验，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只有坚持自力更生、走自己的路，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快速发展。
陈能宽： 自力更生不仅仅是口号，它是我们走过的成功之路。现在有时看到一些盲目引进，我们心里也很难受。花了国家的很多钱，今年引进、明年引进、后年引进；今年落后20年、明年落后20年、后年还要落后20年。有些媒体还自我感觉很好，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党史方面写“两弹一星”精神主要从这方面来写，要使人有自信，要突出我们所走过的自力更生之路。实际上我们自力更生也不是关着门的。当年参加这项工作，我们大都分别会英语、俄语、德语，只要有一点点有关信息，都抓住不放，并且大家在一起研究，所以自力更生并不是傻干。现在很多引进的东西，怎么样才能实现周总理讲的“引进、消化、提高，创立自己的品牌”的目标，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条件下要有所创新，这是很重要的，很值得研究。
刘敏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梁院士说有人主张仿造，而我们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自己的路。我认为假如不是中央反复从政治上考虑，我们的原子弹还可能提前爆炸。我们的基础工作做得很扎实，每个研究室的不同工作，都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搞的。我们刚开始搞的是铝、铜、铁、炭化硼的状态方程。而美国或苏联杂志上发表的状态方程好多都是错误的，按他们的方法做下去，就会把我们的研究工作引向歧途。我们靠自己硬是把理论计算给做好、做准确了。
刘嘉树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研究员）：我国核武器的制造走的是专家和群众相结合的路线，还有就是走理论联系实际、联系实验的路。我学的是基本粒子，1961年我来到九所后，遇到的全部都是陌生的东西。当时一室有三个组：状态方程组、中子物理组和力学组。1962年底，从这三个组抽出人员成立了实验理论小组，当时组长是现在的胡思德院士，副组长是孙廷德，我就从状态方程组转到这个小组。邓稼先和周光召给我们上课，讲原子弹从头到尾爆炸成功的物理过程，分的题目比较细。这些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主要是在一室工作的群众即新毕业大学生在工作中得到一些认识的基础上，经过专家提炼、总结出来的。从这点明显说明，没有广大的具有很高思想境界的大学生在工作中形成的基础的理论研究成果，专家也很难提炼出更深层次的理论；但没有专家也不能把零散的东西上升到理论高度。所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扎实的，走的是自力更生的道路。苏联专家撤走以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我们都是自己从书本上、从国外的文献中学来的，但是这些研究题目都是经过专家讨论定下来的。当时我们的专家队伍还是比较雄厚的，有邓稼先、周光召、黄祖洽、于敏，还有后来的何泽慧、程开甲。1962年底，我们对原子弹的研制基本上有了一个初步的、完整的认识，因此才成立这个组。目的是要把理论设计的模型，先是按1∶2的比例缩小，经过实验逐步地检验，看理论认识是不是得到实验的验证，验证以后才能够进行真的试验。所以我们走了一条理论联系实验的道路。
我们组里最早有三位同志在1963年跟大批人去基地，我和胡思德是11月份去的。关于这个试验，我们当时考虑有几个阶梯，1963年底我们认为理论基本上没问题了，1964年10月16日进行了原子弹的爆炸。我们去的目的是完成1∶2缩比模型。去之前，规定半年完成任务就回来，但是到青海的221厂以后，就规定等爆炸以后再走， 而实际上我们回来是在1967年7月，在上海武斗之前的头一天出来的， 晚一点我们也出不来。按照彭桓武在总结我们事业成功经验时所说，就是要“集体、集体、集集体”。我们这个事业特别是理论设计是多学科的，任何一个聪明的专家、科学家也不可能独立完成。即使集中了一批科学家，没有广大任劳任怨的技术人员一步一步地计算也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我们所用的计算工具非常简单，我们刚到基地时还是用个手摇计算器，后来是个半自动的。而且苏联专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数据，他所提供的有一个界面的关键数据是400万大气压。在专家的领导下， 我们反复地计算（计算了9次），都达不到这个数， 我们就怀疑这个数是错的，但是当时我们从理论上还没有认识到。周光召来了以后，我们把计算结果向他反映，他反复研究，提出一个最大功率原理，证明了苏联专家的数据是错的。所以，从我们的教训看来，不能总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走。
氢弹这条路探索出来直到成功，也可以说，没有专家不行，没有群众也不行。当时的话叫“技术民主”。群众做工作有好多亮点，作为专家就要善于把亮点集中起来，加以提高，形成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我们氢弹原理的成功虽然不靠哪一个人，但不能抹杀专家的作用，因为专家有雄厚的理论基础，比一般人的经历、见识多，可以把一些东西提炼出来，把研制的时间缩短。而且我们也没有闭关自守，当时我们找来可以看到的国外资料，特别是苏联在这方面的资料作为参考，一步步地完善我们的设计。我们走的是中国自己的一条路，不是国外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