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套者和套中人——别里科夫式统治与苏共执政地位的丧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套中人论文,科夫论文,地位论文,苏共论文,制套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35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1－0062－07
契科夫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同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影响”。不仅仅是他外表，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更可恶的是他还要求别人也生活在套子里，只有全部装在套子里才觉得安全稳妥。他不仅老是“发表套子式的议论”：“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还不准这样、不准那样，有突破套子的行为和言论，他会去警察厅告密。虽然别里科夫只是个中学教师，无官无职，但是“教师都很怕他，整个中学控制在他手中”，甚至“全城都受他的控制”。别里科夫是个套中人，同时也是一个制套者。
重读这篇小说，突然想到苏联崩溃，想到初衷是为了人民、代表人民的苏联政府、苏共最后竟然完全背离了人民而走上不归之路。这种反差和悖论难道不是因为苏共那种别里科夫式统治的结局？可以说苏共就是别里科夫，它编织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罩的僵化的套子，同时也使自己越来越深受其套，作茧自缚而不能自拔，失去一次次破茧机会，最后连自己的执政地位都丧失殆尽。
一、苏共被套的滥觞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俄共(布)(后称苏共)与其他政党有共同性，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党。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组织，但却明确指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其他政党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是从国家政治体制内，而是从体制外产生出来的，它一开始就把批判和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具有鲜明的反体制特征”的“特殊政党”。[1]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求其必须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2]这个“特殊政党”的根本涵义在于，首先，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而所有的教育、宣传和组织都是进行革命的手段；其次，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经由最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革命思想从外部“灌输”到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使它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最后，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反体制性质，注定它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异物，也注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往往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位，因而需要以内部整齐划一和高度凝聚来抵御外部环境的压力和争取有利的地位，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坚定性，“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对立”；[3]组织上有“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决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显然，在马恩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党已经被赋予了高度内敛的特征，鲜明的立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行动，这些要素作为一个准绳对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而且实践证明其理论也是正确的。
受俄国落后的历史文化和残酷的专制制度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俄国革命传统的影响，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是由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并且只能处于非法的状态下进行地下秘密活动，这是特加乔夫“少数人”“密谋”思想和列宁“从外面灌输”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在俄国，没有一个能够自由地进行广泛的思想传播的活动场所，更谈不上有比较成熟的有规模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现实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更倾向于确立那种严格的自我约束规则即列宁在其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所表明的任何加入革命先锋队的人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思想。这在理智上意味着：党的个体话语与批判必须让位于组织“界限”。就是说，革命先锋队“建立在话语限制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由此被他们的组织工具所改造。”[4]正如雷蒙·阿隆所言：革命知识分子“以要求自由为起点，却最终屈服于国家和政党的严格纪律。”[5]可以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面临这样一个严酷现实的限制。而这样的逻辑演绎和现实展开，很可能与发起创立先锋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等相出入。
二、苏共制套笼罩一切
如果说上述这种限制如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愿的自我约束”，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强制实行的限制，[6]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尽管有自相矛盾的现象(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多多少少都有所限制)，但不会像后来那样走向自我封闭、自我僵化的绝路，相反，它将因这种开放的“自我约束”而不断吐故纳新、完善自己。但是，严峻环境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做到这点，党被理论和现实规制所限，同时党又以这些去限制每一个组织成员。而夺取政权不久就发生的内战及外国武装干涉又“迫使这个革命的政党为了挽救革命的根本逐渐放弃了某些抱负、愿望和理想。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本身，它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变化。”[7]一方面，英雄主义时代党与人民的那种密切关系似乎越来越萎谢，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却无法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另一方面，职业革命家为了不使刚得到的政权落到随时觊觎这个权力的反革命手中，又不得不建立强大而又集中的权力机构。而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强，“他们逐渐将他们的理想——无产阶级民主、弱小民族的权利、最后还有他们自己的自由——都一点点地交给了这个权力机构。”[8]而问题是坚信理想者自己也已经越来越不再想打碎那种权力机构，而是将自己等同于权力，以致这批革命家几乎全被融入进直接行使权力的党组织并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就此，这个建立了如此伟大功勋的党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完全“制度化”了和“神化”了的组织，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至善之物”。[9]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维埃政权被苏共覆盖得形同虚设，几乎丧失了自己的作用。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确立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列宁对此赞赏有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10]但当“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付诸实践时，却受到现实政治的诸多变数——制度设计方的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水平、公众政治参与的能力特别是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方式、国内外的政治环境等的影响和牵制。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机构的各个系统的代表、干部及人民团体机构的干部等不得不由党的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委派。政治局、特别是书记处(斯大林任书记处总书记)几乎决定着党和国家的所有组织工作和干部人事调动、提拔、任命和审查等，还向地方组织委派“负责的特派员”并负责在各部门设立政治部。这种做法，使得这个中央机构(也是任命的)拥有极大的权力，控制和操纵了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先进阶层”——俄共(布)执政党最高领导层的作用，党对政权机构的影响是绝对的。虽然从法理上说，苏维埃是苏俄(苏联)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党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党的决议，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却是最高的律令，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并要求无条件地得到执行。在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和后来俄共(布)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这种关系：党应该领导一切，党必须掌管一切。对此，列宁解释道：“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11]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作者按：这个“我们”当时指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委员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2]列宁对“党即苏维埃国家”的观点作了反复强调，从而为党国同构(即党国一体、以党代政)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这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营构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斯大林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化需要，更强化了以党代政独揽一切权力资源的体制。斯大林说：“党要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13]卡冈诺维奇在谈到党中央机关作用时，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的观点。他说：“中央委员会不仅花时间来指导国际政策问题、国防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而且还同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课本、图书馆、文学、剧院、电影院；处理那样一些问题，诸如：唱片的生产，肥皂的质量等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也就在这里，就是说，要分出主要战线，全力以赴，同时又要注意到整个战场，任何一个地段都要观察到。”[14]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苏共对政的领导和控制的统领性、全面性、细微性和深入性及党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性。难怪有人批评道，“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15]苏维埃代表像是“婚礼上的闲人”。[16]
其次，是党完全宰制了国家强力部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后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1930年代大清洗以及强制性的民族迁移，都是通过国家强力部门的实施展开的，甚至要求保持思想领域的高度的一致性也同样出动了强力部门。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思想和要求自由的人士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等，受到监视、迫害甚至生命威胁。而且，这一切始终是在党和人民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名义下。斯大林去世后，无论是内务部长的贝利亚还是后来国防部长朱可夫为首的军队都曾经试图摆脱党的全权控制，但“都没有逃脱被苏共中央机关一一收拾的厄运。”这进一步明确表明苏共是“国家政权的真正主人”，“是无所不能的”。[17]
再次是社会经济生活陷于“套中人”境地。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不但“科学”地规定了经济领域的发展顺序(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资源、资金和人员等生产要素的配置额度，规定了企业和集体农庄必须怎样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还“科学”地规定了人员构成、劳动工资定额甚至规定了产品的价格等等。不可否认，这种制度安排在短暂的特定的非常时期确实发挥过高效率，而且这种战略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严峻的现实考量，当然还有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一般理解。[18]然而，在和平时期，应该改革经济的发展。作为经营者主体的企业则在这种所谓的科学的计划经济下彻底失去了自由甚至自主性。所有企业(包括集体农庄)都在党国的计划安排和控制下，它们根本没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空间。俄罗斯著名学者安·米格拉尼扬对此揭示道，“对财产机械地重新分配破坏了在社会机制中形成的所有有利于社会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这种所有制在制造公正、平等的幻觉所带来的“短暂的兴奋之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便陷于长时期的萧条和瘫痪状态。[19]这种完全排斥市场、靠强制的行政手段运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资源、资本、人力和时间等投入上的高成本和收益上的低效率。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与国家形成一种奇特的暗暗的“抬杠”心理，根本不愿意为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积极性、采用新技术、注重产品质量和增强竞争力等方面下功夫。同时，企业又高度依赖政府提供的经营安全保障，企业不用担心会破产倒闭，“软预算约束”将企业与国家(即党)捆绑一起。[20]既没有了生产的动力和积极性，更丧失了创新和活力。
最后，是通过一系列高度集中的制度安排，苏联国民及国民的思想都被裹挟在套子里。伴随着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人民也“国有化”了，所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及其学生、孩子都被强制纳入这个体制，其生活资源和生存形式通过学校教育、工作安排、住房分配、社会保障机制和户籍制甚至“定居区”的划分等被完全格式化、制度化了。所谓充分的就业制度就是人人都成了“套中人”——“单位人”或“集体农庄人”，而不是独立的社会个体，离开单位或集体，他所拥有的一切生活资源和生活保障都将无从落实。甚至所有的社会组织和协会也都是在党中央的相应机构领导下，如各个青年团组织都是归团中央领导。尽管法律规定，群众组织都享有自主权，但各个组织的领导成员，都是由党来决定其候选人，其具体活动也由党安排和规定。与此同时，苏联社会能够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除了高压控制和强行规制，实际上还有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且，苏共对意识形态的建设是极其重视和投入的。A.马雷什金在《关于我》一文中这样写道：“三十年代就是这样载入史册的，假如随便翻阅一下当年任何一种报刊、任何一部受欢迎的小说——你都会受到战斗的劳动热情和创作灵感的气息的激励。一种投身到全国——从天南到海北——伟大的改天换地的行动中去的激情，占据着作家的心灵。”[21]诚然，《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造就了一批“保尔·柯察金”，斯达汉诺夫运动激发起全社会高昂的劳动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无私奉献精神。苏共迫切要求每个党员成为“圣剑骑士”——绝对服从最高旨意，要求每个国民都是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往哪里拧。这些全权的制度安排，其正当性来自于“党”、“人民”这些整体性称谓及其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诸如“无产阶级的纯洁性”(代表历史必然性)、“自绝于人民”(“人民”拥有绝对的价值正当性和巨大的道义迫害力量)等等。这样，任何独立的，有别于这套话语体系的都会被认为是反动的、邪恶的、行将灭亡的。为了这种纯洁性，苏共对书报、新闻、文献信息进行严格的监督，实施全面的掌控。在先后出台的报刊法令中，对“有违背”无产阶级思想的，“有唯心主义倾向的”，“有赞扬陈旧生活方式、带有资产阶级道德的”，甚至连没有什么思想性的书报作品，都要加以查禁。[22]而且，这类检查机构的队伍是越来越庞大，1938年，这一年共有15个不同类别的审查处，而从事事前检查和事后检查的两个处，就有525个审查官，到1940年，仅俄罗斯联邦的审查官就将近5000人。[23]战后苏联特别是60年代以后很多著名的作品都是通过地下甚至辗转国外途径流传开来，而一旦被当局发现，作者的人身自由和安全即刻受到威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萨赫罗夫等人的遭遇都是典型的案例。苏共垄断了所有的话语权，苏共那套意识形态实际上“成为一种社会存在”，[24]于是，思想的“国有化”即将思想装进苏共意识形态的套子里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三、全面制套的辩证法
实事求是地说，马克思恩格斯处于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矛盾对立尖锐时期，他们的政党思想充分体现了、适应了那个时代特征的要求，况且，他们完全没有遇及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如何处理与国家机器的关系问题。而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在当时显然秉承了马恩的政党思想，执政后也没有及时深入而全面地研究执政党和国家机器的关系，无法对它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和政治体制中以恰如其分的定位，尤其低估了国家体制形式的独立性(实际上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也无法作出全面深入的研究、定位和正确的判断)。因为，“国家权力机构的运作具有惊人的不受控制的力量。对它是否控制得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体制的形式。这使得国家体制形式变得非常重要。人民群众直接掌权已经不可能，但至少应当有相应的体制和机制体现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的控制。探索和打造这种体制和机制，是掌了权的共产党面临的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25]俄共(布)(即后来的苏共)根本没有对此引起重视，俨然以工人阶级的全权代表，把自己与国家政权完全连在一起。党成了整个国家机器的核心和主宰者，国家政府机关，社会各级团体都必须以上下级的关系服从党的领导。当然，如果党完全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成为当时苏联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成为苏联先进文化的代表，那是可以的。但这时的苏联共产党，已经脱离人民，逐渐丧失它的合法性。
苏联的权力架构，使已经具有“自我合法性”论证倾向的苏共进一步走向绝对化和神圣化。[26]托洛茨基即使在被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指控犯罪时还是坚定地认为：“党永远是正确的，因为党是无产阶级解决其根本问题的唯一历史性的工具……任何人只能和党在一起，并且通过党，才能做出正确的事情，因为历史没有创造出实现正确事物的其他道路。”[27]同样，在布尔什维克眼里，党“永远是用大写的字母写成的”，党永远是“统一的、唯一的、神圣的、绝对正确的”，“一旦党批准枪决那些过去党的领导人，党认为他们是间谍和杀人犯，那么，他们当然确实是间谍和杀人犯了。”[28]曾任苏联科学院国际经济和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的亚·齐普科博士由此感慨地说，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就在这里，[29]此观点意味深长。
而一个脱离了人民、被神化了的党，它赖以支撑的意识形态自然是绝对正确的、全能的和垄断一切话语的。它与广大工人群众的关系自然是灌输与被灌输的关系。因为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是由极少数革命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组成的，换句话说，俄国无产者因苦于资本主义的严重不发达，它并没有也不可能形成马克思所言的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它有的只是自发的本能、暂时的领悟和一时的激情，它的阶级意识只能靠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无产阶级政党来表达并在先锋队的不懈灌输教化下提高。而这极易造成一种自上而下的不平等的关系，最后可能导致表达的话语与人民的现实需要和根本利益脱节甚至背离，导致个体话语失缺甚至连自己的生命和整个党都可能被淹没在人民的唾沫中。脱离人民群众的党，当然不能代表人民。
不幸的是，这种可能后来却变成了现实。这就是制套和被套的辩证法。当党越来越成为至高无上的神物，越来越脱离人民群众，不为人民利益出发，事实上也就越来越被挟持和被套住。当一个党(政府)，不管“出于何种高尚的动机”，觉得自己能够集权，不搞改革开放脱离人民，搞全能党、全能政府，那么，它已经走上“致命的自负”途中，也是它走向反面的开始。
首先，历史和现实已经一再证明“理性建构主义”的失败，从雅各宾“恐怖的美德”到苏联、中国过去搞的“不合格的”(邓小平语)社会主义实践。其次，在资源短缺智力必有差异的现实社会中，由一个全能党全能政府来人为地安排人类生产、分配、消费和交往的方式，必然走向“通往奴役之路”。再者，民众的需求和希望值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渐高涨，在温饱没解决的时候只要有面包就很满足了，而当填饱肚子不存在问题的时候，用什么填和怎么填的问题就出现了，继而人的各方面的要求和欲望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追求就会涌现。不管哪个党(政府)如何伟大也是绝对不可能满足所有的千差万别的偏好、倾向和要求的，即使暂时满足，又会有新的要求和欲望喷发。最后，其实没有最后，因为我们根本不知会有多少未知事物，不知会发生多少不可规划不可预测的现象。
在这种背景下，民众对党(政府)的信任度满意度不但不会提升反而会逐渐下降，其追随的脚步也会渐渐慢下来，甚至停止最后朝向反方。
苏共之所以能够实行70年统治并一度强大成为超级大国，是因为当时还存在不少合法性因素(如为绝大多数的劳苦大众奔向幸福未来的意识形态鼓动和诱惑、贫富等级社会被颠覆——尽管后来形成另一种官僚等级制、原社会的负面阴影反照和举国体制下一度体现出来的巨大成就等等)，还因为当时很多人根本不了解也无从了解真相，当然也是因为全权的高压的全面的控制。但这些合法性因素没有得到党内民主、人民的政治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再生产再扩大和再强化，反而渐渐淡出、枯萎，尽管可以说党会不断与时俱进，但一个拥有全权的和自认为全能的或已经习惯于全面管制制套的党，在没有或缺乏监督的背景下其与时俱进的动力与其说来自于社会和民众的不断提高的要求和愿望刺激，不如说源于自身权力多寡消长变化的驱动，是感受到危机的一种表态而已。1970年代以后不断的经济下滑，粮食短缺已是战略性挑战，石油价格连连下跌，特别是日趋加剧的民族问题以及其他不断产生的棘手问题使“全能的”苏共日渐捉襟见肘。意识形态僵化在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的简单化、庸俗化和绝对化后，在1956年苏共20大以后开始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直至1980年代后期已经完全失去效力，被斥为“挂羊头卖狗肉”的一派胡言、谎言。与此同时，罢工，散发传单、粘贴标语等事件日渐增多，据统计，“1987年发现制造传单、信件和标语的作者有1312人，其中33人扬言要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恐怖主义行为，67人威胁要对地方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代表及负责人实行肉体惩罚。”其中，“对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发出恐怖主义言论有44起；威胁要对地方党和苏维埃积极分子代表及负责人员实行肉体惩罚的有108起；民族主义的、主要是反俄罗斯言论的有309起；不同意在国内对苏联社会实行改革措施的有46起。”[30]“1989年7月，西伯利亚克麦罗沃州1.2万名矿工举行罢工，抗议商品短缺，要求改善生活条件。7月10日，西伯利亚库兹巴斯梅日杜列钦斯克煤矿工人11万人宣布罢工，至14日，罢工蔓延至这一矿区9个城市，并得到乌克兰煤矿工人的响应。乌克兰顿巴斯120个煤矿有70个矿区举行罢工。”[31]“1990年2月4日，在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据多种资料显示，参加这次群众集会的人数为20—50万……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对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猛烈批评不绝于耳。2月25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又有好几十万人要求苏共下台”，紧接着，“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喀山、伊尔库兹克、哈巴罗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许多其他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32]在人们的示威游行时，不仅喊出了“打倒利加乔夫”、打倒“戈尔巴乔夫”的口号，还要“打倒整个苏共”以及克格勃，甚至要打倒一切，以使政权化为灰烬。[33]
如果说很多民众只是在精神和思想上与苏共分道扬镳，那么，还有不少则以行动来表现，即用脚投票，移民国外。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世纪80年代末，移民国外的人数呈持续上升的趋势。1987年，苏联公民出国定居的人数约为4万人，1988年增加到10.7万人，1989年上升到23.54万人，1990年则猛增到40万人(其中，20万人为苏联犹太人)。[34]苏联的移民在这几年里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不仅引起当局惊慌不安，甚至使欧美各国都感到应接不暇和紧张。
民众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期待、失望，再期待、再失望的几度循环中走向不再期待不再相信甚至选择离开之路。苏共掌握了全部的权力资源，丝毫没有还社会、公民于权利空间，但正因为包管天下的党(政府)拥有无所不在的权力，天下的一切问题当然都将归咎于苏联的党(政府)，什么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教育的甚至交通安全、食品安全、社会风气和道德素养等等问题，其责任者只有一个——苏共不改革！所以，可以说，僵化的体制本身就是个套子，它套住了苏共、绑架了苏共，权力必须代表人民利益，权力必须与时俱进，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而发展。苏共编织的覆盖一切的套子将自己也窒息了，苏共的神话破灭了。
这场悲剧不能不引起执政高度集权的共产党(政府)的警觉和反思。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必须时刻依靠人民群众，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方向，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以科学发展观来指导中国社会的发展，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
苏共倒台、苏联解体20多年了，但个中缘由纷繁复杂，远未挖掘开来和探索清晰。而曾经万花筒一般的中东欧在二战后成为铁板一块的苏联体制的延伸物，半个世纪后又在大裂变中“碎片化”。尽管被纳入北约和欧盟东扩势力，然而，“他者”的属性依然挥之不去。中东欧曲折迂回及其原因，同样是最值得总结的20世纪社会主义的教训之一。无论是苏联东欧已经走过的历程和失败的原因的探究，还是现状的分析以及当下所处的境遇，都是应该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问题。毕竟，我们与他们有过太多的相同的教训。这实质上已经成为影响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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